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一段时期。在这一时期，五四新文化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需要而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化选择。理解和分析这一时期的文化过程及其特点，需要首先对五四新文化的现象及其背景作进一步的描述。不论从现代性还是所谓后现代性的立场对五四文化进行何种评价，这都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五四新文化，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指中国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的文化现象。所谓新的文化现象通常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得到理解：一是新的文化要素的出现和积聚；二是新的文化要素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结构性特征。前者是一种质的“新”，后者是一种结构的“新”。本文认为，五四新文化主要是一种结构的“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以某种价值观为核心，形成了一种新的价值结构。这种结构当然又是以文化新质的出现和积聚为其历史基础的，因而它的形成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本文即是对这一历史建构的一种说明。
（一）
新文化的历史建构需要从新的文化要素的出现说起。近代中国新的文化要素由历史条件所决定，主要表现为泊来品。如果以近代自然科学为例，撇开传教士来华活动引起西学东渐不谈，它至少在19世纪中叶就被引入中国。
鸦片战争的背景，使得引入西方自然科学的必要性得以确立。一些与洋务运动有关的思想家们纷纷论证了这种必要性。冯桂芬说，应当“采西学，制洋器”，因为西方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①]。薛福成认为需要“取西人器数之学”[②]。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也提出一些引入西方自然科学的纲领。如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③]。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主张，试图在器用的范围内引入西方自然科学[④]。曾国藩则提出“师夷智”[⑤]，并把这一主张付诸于洋务运动的实践。
在这一背景下，近代自然科学作为新的文化要素陆续被引入中国文化之中。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以机械力学为主要内容的自然科学；第二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自19世纪60年代起，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成规模地在中国出现。京师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等单位翻译介绍了大量的科学著作，内容包括数学、理化、天文、气象、地理等。据统计，自1853年至1911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类及杂著44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天文地理70部[⑥]。从19世纪70年代起，达尔文学说也传入中国。1873年的《申报》和由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地学浅释》都介绍了达尔文其人及学说。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则在中国文化领域产生了震动性影响，它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重要方法论进入了中国。
作为新的文化要素的民主思想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与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首先把西方民主思想引入中国。19世纪70年代，王韬等人感到“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康有为在甲午海战后也认识到“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他强调：“国之所立，以为民也”，指出了“近者各国行宪法”[⑦]的趋势。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也强调要“抑君权、兴民权”[⑧]。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指出“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要“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主义”，“建立中华共和国”。1904年孙中山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中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大主义”[⑨]。这样，西方的民主思想逐渐为一些中国人所接受，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的文化要素的出现不仅以上述软件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也以硬件的形式表现出来。以教育机构为例，19世纪下半叶，先有同文馆出现，该馆教授的内容包括物理、化学、天文等近代课程；继之，西式工业技术学校--福建船政学堂也建立起来。不久，算学列为科举考试项目。19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宣布成立，各省、府、州、县等大学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20世纪初，宣布废除八股取士，连续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这样，新的教育机构、教育内容和教育体制渗入或引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因素。相类似的，还有学会、报馆等机构。
新文化要素的出现除了西学东渐这一主要来源外，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源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新文化倾向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新文化要素的要素；另一类是有利于新文化要素形成的因素。关于第一类因素，费正清曾指出：“顾颉刚和胡适两人的确都能满意地找到中国思想中有现代性倾向的组成部分。这里有据认为是清代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中国古代思想中的论理学的起源；以及对胡适来说，历代生动的白话文学作品”[⑩]。这里大致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日后成为新文化要素的那些因素。胡适本人后期对这些因素也有进一步的描述。他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口号，以“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努力分清“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通过清理他认为：“古典中国的理智遗产共有三方面，它的人文主义，它的合理主义，以及自由精神。”[（11）]这是能够成为新文化要素的一类因素，或者如胡适所希望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发展为现代文化的“正宗”因素。
另一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利于新的文化要素出现的一类要素。譬如爱国主义，由于家国同构一体，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种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可以对新文化要素的出现起不同的作用。不过，总的来说，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危机的大背景决定爱国主义在特定的一些时期对于接纳新的文化要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论是“师夷以制夷”的方针还是“三民主义”的学说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影响。
新的文化要素的出现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独特历史地位在于，它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始，而且也是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前提，成为五四新文化建构的历史基础。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新的文化要素从文化形态学或一般文化学的角度看，它们也存在历史的局限或不足。这些局限或不足，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够发生的内在原因。
新的文化要素在中国文化系统中首先的一个局限是它们没有上升到价值核心的地位，发展为一种文化精神。文化精神包含着一个文化系统的价值观，是它的核心内容的提炼，是文化系统发展的主导性因素。但是，不论是科学还是民主抑或其它新文化要素，基本上都限于“中体西用”的历史框架之中，主要在器用的层面发挥作用，尚没有达到它应有的地位。因而，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局限是，新的文化要素尚未形成某种结构，甚至没有取得某种独立的文化地位。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被植入中国文化系统是作为经世致用的要素而发挥作用。至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学、民主与整个社会主体文化的联系并未建立起来，缺少某种内在的结构性关系。还有一种不能忽视的局限是，与新的文化要素生长息息相关的新的文化主体尚未成长起来。整个地看，代表新的文化要素的知识分子仍属个别现象。虽然随着科举制的结束，知识阶层与官僚阶层的纽带被割断，但新的独立的知识群体尚未形成。基于以上原因，这些新文化要素的出现不可能立即产生根本性的文化变革，并在更大程度上伴有心理的、社会的变革。它产生的文化张力是有限的，达不到文化革命的程度。
所以，撇开其它因素不说，新文化要素的历史积累和历史局限已经从文化方面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任务。新文化的建构，是这种文化发展逻辑的历史结果。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掀起的以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为宗旨的思想文化运动。它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为起点，在1919年五四青年爱国运动前后达到高潮。它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化系统中新的文化要素的总爆发，是这些要素在新的文化精神指引下实现的一次新组合，因而也就是五四新文化的一种现实建构。所以，如果说新的文化要素的出现和积累是五四新文化建构的历史基础，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五四新文化建构的现实基础和实现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是五四新文化建构的现实基础和实现过程，首要原因是，它使一直处于历史积累中的新文化要素上升为一种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精神并力图使这种新的价值精神取代中国文化系统中原有价值理想的地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赛先生”不再仅仅是某种科学知识，也不仅仅是某种科学方法论（如进化论），而是一种价值理想和文化精神。陈独秀在《青年》发刊词中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12）]这里的科学已经上升为一种哲学，提升为一种科学精神，即尊重客观规律的精神，理性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按照新文化提倡者的理解应当成为人们的价值理想，因为“宇宙间之法则有二：一曰自然法；二曰人为法。”自然法是普遍的、永久的；人为法是部分的、一时的。科学的发展将能“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13）]所以，“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象，都应该破坏。”[（14）]这显然是欲以科学的价值理想取代以往的价值理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德先生”也不仅仅是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一种理想模式。人们应当用这种最高的伦理精神代替原有文化体系中的纲常精神，也即以所谓的新道德代替原来的旧道德，以此摆脱“蒙昧时代。”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科学与民权并重”的文化精神，出现了“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两位表现为虚拟人格形式的价值理想对原有价值精神的人格化--孔圣人的挑战。这是中国文化体系核心部分进行的一种变革，是新的文化要素在中国文化中开始生根并能够结构化的前提条件。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化的一种建构过程，它在文化现象上一方面表现为与原有主体文化的“断裂”，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以新的文化要素为基础的新文化结构的生成上。
对原有主体文化的某种拒绝或者与这种文化的某种“断裂”，是新文化建构的常见情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种“断裂”有多方面的表现。价值观的颠倒是首要的表现。“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说到底并不是对孔子学说或儒家学说的全面评价，其真正的意义是以激烈的形式对其价值理想予以否定，推倒其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最高统治地位。它也表现在以新的价值理想为指导对原有主体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全面批判上，这种批判显示出新文化试图摆脱原有主体文化，争取自身独立的努力。这也是新的文化结构生成的前提条件。它还表现在旧的主体文化载体的衰亡与新的文化载体的出现上，下面要论及的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即此情形。
当然，这种“断裂”并不是所谓的与中国文化的彻底断裂，也不是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我们将在新文化的建构中看到，不管人们提出什么口号或对此口号有何种不同的理解，新文化在实际进程中都是既有与原有文化断裂的一面，也有连续的一面；对文化传统既有拒绝的一面，也有继承的一面。这是需要具体分析的。
作为五四新文化建构的结果，五四新文化形成了它特有的结构形式。五四新文化在中国现代发展中所以有很大的后遗影响，思想文化界所以倾向于把五四时期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分期的起点，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因。
新的文化结构大体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
其一：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内容。新文化具有明确的足以界定自身的文化新质。这些新质作为文化内容不仅是一种知识或器用性的概念，而且已经上升为一种价值理想，并以此为核心建构自身，使自己具备了独立的主体地位，不再依附于以往传统文化的某种形式。这主要指科学与民主，即所谓的赛先生和德先生。
其二：文化载体和形式。新文化内容已经具有与自己相适应的新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新文化的形式。这主要指白话文和以白话文为样式而创造的新的文学形式。
其三：文化理论。新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自身具备了文化理论的支持。这是新文化的深层存在和发育成熟的一个标志。新文化结构的这一方面主要由文化本位和文化选择理论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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