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50年代、60乃至7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暂时不动香港”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秉此处理香港问题的指导思想。对外的公开表述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①a]。
实事求是而论，新中国诞生之际出台“暂时不动香港”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的历史背景，在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78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国际或国内形势仍然紧张、严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始终没有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又拉开。在这种情况下，“暂时不动香港”，“暂时维持现状”，以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关系，保持香港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国际通道”与“窗口、了望台、气象台、桥头堡”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利大于弊，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阻力为助力，变被动为主动的理性选择，是上乘之策。
有鉴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香港问题的态度，始终保持低调，十分冷静、十分慎重，坚持只要“暂时维持现状”对新中国还“有用、有利”，我们就“暂时不动香港”，只要“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就“暂时不去触及它”。1963年，中苏论战正酣，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责难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因此，我们不得不打破沉默，第一次公开对外阐述了中国对于香港问题的战略思考和基本原则：“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要分别按其内容，或者承认，或者废除，或者修改，或者重订。在这方面，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在政策上也是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事实上，历史上的许多条约有的已经失效，有的已经废除，有的则被新的条约所代替。还有一些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以及一切未经双方正式划定的边界问题，就是这样”。“在国际斗争中，我们既反对冒险主义，也反对投降主义。这两顶帽子，无论如何是安不到我们头上来的”。用“中国对香港、澳门的政策”来“证明中国人是胆小鬼”，“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嘲笑我们”，是“愚蠢的”、“可悲的”。“老实说，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我们的勇气和坚定性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领教过的”[①b]。相隔不久，毛泽东在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谈到反帝反殖问题时，再次就中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发表意见：“香港，部分是割让的，部分是租的，租期是99年，还有36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对世界的贸易都不利……香港与红海沿岸的亚丁情况相似，亚丁是个英国的军事基地（周恩来插话：也是个自由港）。”[②b]直到1972年中英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认为改变或放弃“暂时不动香港”、“暂时维持现状”之特殊政策的“适当时机”仍然没有出现。1972年10月，周恩来与来访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路易丝·海伦谈话时指出：“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但现在还不必考虑”。“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③b]。1974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谈到香港问题时也明确表示：“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和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最少在目前如此”[④b]。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有生之年，他们始终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全局出发，坚定不移地维护这一战略决策的严肃性。
二
“暂时不动香港”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就必须保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只有这样，“特殊”政策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才能体现。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认识是十分清醒而深刻的。他们在制定和实施这一战略决策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建设性的新思想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并一一付诸实践。择其要者如下：
（一）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正视”英国在香港之“事实上的治权”的客观存在；不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外交冲突严格控制在外交领域。这一原则立场，我们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即予奉行，并一直以实际行动对外宣示。
解放战争时期，香港曾经缘其“相对自由、民主的环境”而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迎接人民革命在全国的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基地。因此，新中国诞生之际，英国对于香港之“失”的担心，不仅仅来自外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发动的军事进攻”，而且也来自内部--“共党分子和民主人士可能组织的暴动或骚乱”。为了应变，他们除了增派援军，虚张声势地准备打一场想象中的“香港保卫战”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对香港社会内部控制的严厉措施，以削弱和反对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港英当局在1949年前后短短的二三年时间里，匆匆忙忙抛出了诸如《公安条例》、《人民入境统制条例》、《简易程序治罪修正条例》、《违法罢工与罢雇条例》、《社团条例》、《人口登记条例》、《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修订1922年紧急状态法条例》、《紧急（主要）条例》、《人民入境统制（补充）条例》、《边界封锁区命令》等一系列高压立法，封锁边界、限制移民、清肃舆论、镇压工人运动、打击左派爱国进步势力，相继制造了“罗素街事件”、“三·一”事件和《大公报》案等恶性事件。一时间，杯弓蛇影，谈虎色变。然而，事实的发展却出乎英国人的意料：新中国诞生之际，不仅北方边境“无战事”，而且香港内部也没有发生任何暴乱或抗议。“中共既没有从边境武装进攻香港的打算，亦无在香港内部煽动骚乱推翻旧政权的计划”。英国人不得不承认：“英国与中国当局在边界的关系是正常的，符合一般准则”；“中港边界是平静的……关于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他们现在没有做任何不合法律和破坏秩序的事情”[①c]。英国人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过度敏感和紧张”是“庸人自扰”。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际冷静而理智地选择了保持香港边境平静和香港社会稳定的特殊政策，而且，在其后几十年间，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这一基本的策略原则也都得以始终不渝地奉行。
中国政府为使香港“暂时维持现状”，一直避免内地的政治运动波及香港，对香港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一直严格控制内地移民香港（包括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十年动乱时期），防止给港英当局增加不必要的紧张和压力。也有一个很可以说明问题的例证：1958年“金门炮战”，毛泽东注视台湾，却并没有忽略香港，他充分考虑到英国人在香港脆弱的心理承受力，向彭德怀明确指出：“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②c]。当然，说新中国成立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都没有冲击过香港社会稳定，不完全是历史事实。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也一度在香港为“患”，直接引发了“五月风暴”。“那时，英国的管辖软弱无力，混乱一片，不按理性行事，那正是（中国）收回领土的大好时机”[③c]。与香港的“反英斗争”相呼应，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但是，就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毛泽东、周恩来也都没有动摇“暂时不动香港”、“暂时维持现状”的决心，也都没有放弃保持香港边境平静和香港社会稳定的正确政策，他们千方百计地排除极左势力的干扰，将“文化大革命”对香港的消极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在动乱期间，香港政府不断收到来自北京的保证，其中包括当时仍担任总理的周恩来所传来的信息，使他们确信中国政府没有鼓励暴乱分子，北京也没有企图赶走英国人”[④c]。周恩来曾说：“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⑤c]。因此，“‘文革’十年动乱，香港只是有几个月出了麻烦，一九六七年未立即平静下来”[⑥c]。
对于发生在香港事涉中英两国关系的政治敏感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也始终奉行“不直接介入或干预”而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的正确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无论是港英当局镇压工人运动迫害左派爱国进步势力的罪行，如“司马文森事件”（1952年）、“中华中学事件”（1958年）、“人造塑料花厂事件”（1967年）等；还是港英当局侵占新中国在港财产凌犯中国居民在港的传统权益的罪行，如“永灏号事件”（1951年）、“两航事件”（1949-1952年）、“九龙城寨事件”（1962年-1963年）等，包括比较特殊的牵涉台湾方面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九龙及荃湾暴动”事件（1956年），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虽然表示出高度的关切和强烈的义愤，但是这种反应只限于外交途径的严正抗议和舆论上的“口诛笔伐”，而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更没有直接卷入和激化矛盾。
（二）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充分理解“资本主义在香港”“暂时维持现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有利”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同它打交道，要遵守它的“游戏规则”。这一思想认识的深度和高度，以周恩来1957年4月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香港问题》最具代表性。
当时，中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怎样看待“资本主义在香港”？要不要像内地一样进行“三反”、“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不要也社会主义化？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思想认识并不统一，存在着许多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观念。有鉴于此，周恩来从理论到实践全面、透彻地予以澄清，他明确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对其在香港的企业则不要去变动它。”“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①d]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关于这个问题的最精辟表达。此后，中国其他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的“维持香港的自由港、转口港地位不变”、“维持香港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地位不变”等问题，也基本上是循此思路。
（三）为了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用、有利”的资本主义香港“暂时维持现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保障措施，使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资本主义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坚强后盾。
香港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既是弹丸之地，又少出产。因此，资本主义香港的存在和发展，“外资、外贸”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社会主义中国的支援也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背靠祖国大陆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最大优势。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间，无论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是十年动乱期间，内地一直及时稳定地向香港供应大量廉价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原料，从而保证数百万香港同胞的安居乐业。每当香港遇到困难，总是祖国最先向它伸出热情之手。世界能源危机时，内地及时增加对港石油产品的供应；香港缺乏淡水，中央一声令下，汩汩东江水源源不断地流到香港，哪怕是广东大旱之年，对港供水也未见减少。周恩来为此曾多次指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定是一项政治任务”[②d]。香港的副食品历来绝大部分依靠内地供应。据统计，1954-1963年，香港进口的食品43%是由内地提供的，1964-1973年为50%。在价格上，70年代初由中国内地进口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价格便宜五成以上，原料便宜约30%，衣服等消费品便宜25%。这对香港的稳定发展，抑制通货膨胀，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出口货物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起着重要作用[①e]。其中，“东江供水工程”这一内地大力支持香港发展的典型例证最能说明问题：香港开埠以来始终面临水荒危机，虽然一直不断地斥巨资贮雨水，兴建海水淡化厂以制淡水，但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每逢灾情，不得不实行限量供应。1963年，香港遭百年不遇的干旱，存水仅够数十天之用，全港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祖国大陆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周恩来敦促各省政府与香港在经济上合作，这样便导致了广东省与香港达成了一个供水协议”[②e]。这个由广东省和港英当局于1964年4月22日正式签订的“东江供水工程”协议规定：引东江水由东莞至“新界”。主要内容是：1.兴建一座枢纽工程，包括六道大型水坝和加固两个大型水库；2.兴建八座大型电抽水站；3.新挖、拓宽、整理80多公里长的水道；4.铺设80多公里长的高压电线。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六道拦河坝和八座抽水站，将由南至北流入东江的石马河提高水位至46米，然后倒流入雁田水库和深圳水库，再通过3500米的输水钢管到“新界”，工程全长166公里。工程完工后，每年能向香港输水6800万立方米，占香港全年供水量的1／3。1965年工程完工后，其实际年供水量占香港年供水量的一半以上，基本上解决了香港用水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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