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毛泽东对“反冒进”是持不同意见的。如1956年4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他主张追加基建预算投资20亿元[⑤]。同年6月，在周恩来主持下，根据中央政治局确定的方针，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社论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查，毛泽东批示“不看了”[⑥]以后，又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⑦]。当时毛泽东尽管对反冒进不满意，但还是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主持修改和审定了“八大”的各主要报告。但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保留意见，终为“八大”后不久他对“八大”路线提出批评埋下了伏笔。1957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以所谓右派攻击1956年全面冒进为理由，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认为反冒进为右派提供了口实，要求恢复“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随后，他又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大批“反冒进”。由于对“八大”提出批评的是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由于毛泽东在党内所处的绝对主导和支配地位，再加上当时民主作风遭到破坏难以提出不同意见，同时其他领导人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缺乏经验，因此，中共中央很自然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并全部采纳了他的观点。
（四）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错误判断，是“八大”路线中断的直接原因
当时，国外的重大事件主要有苏共“二十大”及波匈事件；国内的重大事件主要是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八大”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召开的。尽管苏共“二十大”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具体做法上有某些明显的不妥和错误，尽管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借此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风潮并在这股风潮冲击下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动荡，但是，苏共“二十大”的积极作用还是明显的。它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弱点，如社会主义民主不足，肃反扩大化，个人迷信以及经济建设上重工轻农等问题。这些引起了各国共产党人的独立思考，活跃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气氛，我们党也从中受到很大启迪。“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主要是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但随着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和国际反共逆流的猖獗，我党在认识上也出现了误区。主要表现在：毛泽东过分看重了苏共和赫鲁晓夫具体做法上的错误，把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旨在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正确举动，看成是苏共“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看成是赫鲁晓夫“刮台风”、“闹风潮”，看成是一股修正主义潮流；把波兰统一工人党主要领导人哥穆尔卡借苏共“二十大”后的有利时机，主动致力于解放思想和政治民主，制订受到波兰人民衷心拥戴的革新路线，看成是哥穆尔卡借机“反对斯大林”，是“拿把刀子去整苏联”；把匈牙利由于主要领导人拉科西顽固维护斯大林错误，借以维护自己的个人专断、压制民主而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动荡骚乱，看成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反革命没有肃清[⑧]。
正是由于发生了这样严重的误解和偏差，从1957年到1958年，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对后来有重大影响的变化：第一，他放弃了党中央政治局关于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肯定评价，认为个人崇拜本身就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从而对反对个人崇拜产生了明显的疑虑和倒退。60年代初，在毛泽东心目中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判断，即“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最危险的，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又被他赋予一种特定含义，即认为他们是通过反对个人崇拜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和无产阶级专政，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自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后，反对个人崇拜已成为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十分忌讳的问题，成为事实上的禁区。第二，推翻了“八大”决议中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科学论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再说国内，1956年秋冬之交，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社会变动高潮的过早到来，加上经济建设的冒进等原因，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此时国际风潮波及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一些城市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村发生了少数农民闹退社、分社及进京上访等事件。对此，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1957年初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但是，自5月中央开始“开门整风”以后，在人民群众大量的不乏尖锐的善意批评之中，又出现了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由此作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判断，认为全国已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出现了“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危急形势[⑨]。于是，在刚刚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不久，毛泽东便又发动了一场急风暴雨般的反右派斗争。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论进行批判、反击是必要的，但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导致在政治上作出过敏反应，使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了全国错划几十万“右派分子”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被夸大的“敌情”和“严重的阶级斗争”所左右，再加上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还没有真正解决。这就推翻了“八大”认为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的判断。7月，毛泽东又进一步讲，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仍然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⑩]。随后，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1]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是“八大”一系列政治方针的基础。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八大”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而反对个人崇拜，加强民主集中制，是“八大”为保证执政党决策正确所定的根本措施。否定了这三个基本点，“八大”路线就失去了根基。至1958年3月成都会议，“八大”路线中积极的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容，基本上被否定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因此而经历了20多年的曲折。
历史的曲折，必然会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12]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正是对“八大”路线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注释：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页、63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4页。
④⑧⑨⑩[1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5页、313-329页、442页、458页、475页。
⑤⑥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44页。
⑦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993年6月版，第63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4卷，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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