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集团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制造了妄图分裂党的严重事态。毛泽东对陈伯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挫败了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
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如此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并不是偶然的。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与林彪在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内，围绕着“接班人”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军队领导权问题、国家主席问题、个人崇拜问题等等，产生了一系列分歧，矛盾日益激化。
本文以九大筹备期间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以毛泽东和林彪对有关的重大事件的态度和处理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比较，概述这一时期内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试图指出形成九届二中全会斗争的原因。
1.关于“接班人”问题。
中共八大时，中共中央就开始采取组织措施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并且曾经形成了比较理想的领导集体。九大是第二次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了。九大党章指出：“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如此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党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八大党章曾经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是因为毛泽东曾向中央建议，他准备到适当的时候不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他说：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九大党章取消了设立名誉主席的规定，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八大所安排的解决“接班人”问题的一些措施和原则，表明只要毛泽东在世，林彪不可能通过毛泽东退居二线的形式直接“接班”了。林彪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林彪年轻时“性格基本上是内向的，平时不大讲话，与他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很困难”[①a]，在战争年代，林彪就注意防备毛泽东。[②a]建国以后，尽管林彪在公开场合竭力吹捧、颂扬毛泽东，但他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林彪被定为“接班人”之后，反而更加不信任毛泽东，他曾经说过：“我这个接班人是不保险的，不可靠的，现在是没有人。刘少奇不也当过接班人吗？”[③a]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并被打倒，林彪起了重要作用，并因此从“老六跳到老二”[④a]。这说明了，领袖与“接班人”、“接班人”与非接班人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永久的，即使成为“接班人”，仍然可能出现变化。这不能不深深地铭刻在林彪心里。
九大党章虽然指定了林彪为“接班人”，但毕竟只是一种规定、一个决议。事实上，毛泽东与林彪在很多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行动也多有不同。就在九大筹备期间，据林彪秘书回忆：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对他说：“主席让我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用事先写成稿子，叫我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我提出，在党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主席同意了，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⑤a]。毛泽东一反由他主持重要会议（如七大和八大）的做法，只要求林彪作口头的政治报告，并且先不决定这个报告是否公开发表。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已经表现出了毛泽东对林彪的特殊考虑。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起草政治报告的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公开分裂，张、姚批评陈伯达按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不能用。毛泽东决定另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报告，报告稿出来后，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林彪却对这个报告稿根本不看，一字不改，陈伯达更置毛泽东肯定张、姚报告稿的态度于不顾，激烈地指责它是“伯恩施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为此严厉地批评陈伯达说：“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脚踏两只船……”[⑥a]毛泽东改组报告起草小组，张春桥等人起草的报告与陈伯达起草的在内容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不仅表明毛泽东很不满意陈伯达，还反映了毛泽东与林彪对当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是党内生活所允许的。但毛泽东严厉指责陈伯达“脚踏两只船”，则蕴涵着复杂的内容，明里是在揭露陈伯达，但其矛头则是指向林彪的[①b]。讨论修改党章时，毛泽东还两次删去了由林彪提出的赞颂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毛泽东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不能不使作为“副统帅”和“接班人”的林彪耿耿于怀。
九大期间，使林彪焦虑和猜疑的问题更多。在推举大会主席时，会场上曾经出现过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幕，毛泽东突然说：“我推荐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毫无准备，但他立即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随即提出了更新的建议，他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②b]虽然毛泽东继续担任了大会主席，但他这一极其特殊的举动，对林彪、也对会议的全体代表产生极其复杂的政治影响。九大期间，毛泽东就“接班人”的问题与林彪谈过话，毛泽东对林彪谈到，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曾提到张春桥的名字。[③b]
毛泽东关于张春桥也可以接班的话，林彪绝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叶群曾经说，九大以后，“在苏州，他转氨酶高，我们俩人都哭了。他哭政治上的，我哭主要是政治上的，加上责任上的”[④b]。林彪虽然在毛泽东面前没有表示对“接班人”的看法，但叶群所说“他哭政治上的”的话，已经相当深刻地表现出了林彪对自己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可能改变而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林彪的身体“和毛主席比，差得很远，拖不过毛主席”，[⑤b]叶群的这句话真正说出了他们认为林彪难以接班的另一点认识。
林彪要实现接班，首先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巩固和提高自己已有的地位，这就成为林彪集团在九大以后的战略目标和一切行动的出发点。
2.关于国际形势问题。
九大以后，毛泽东与林彪在外交、战争等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1969年，苏联在珍宝岛与我边防部队发生流血冲突以后，继续在中苏边境制造紧张局势。毛泽东开始考虑要改变腹背受敌的状况，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他从战争和战略的高度提出：“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①c]毛泽东同意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的建议，认为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苏美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一方面美苏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它们又互相为敌，而现实的威胁是在它们之间；美苏矛盾高于中苏、中美矛盾，中苏矛盾又高于中美矛盾；中国可以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抵制苏联的严重威胁。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调整我国外交战略。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晤，这次会晤促成10月20日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把中苏关系从战争边缘拉了回来。而这时，林彪仍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要与苏坚决对抗的观点。9月27日，林彪指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10月18日，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背着毛泽东向黄永胜下达了调动全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紧急指示”，该指示随即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下达全军执行。由于中国军队大幅度调动，中苏、中蒙边境的苏军也进入了戒备状态，部队频繁调动。驻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也奉命开始全面戒备。全球战备空气紧张。
就在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前夕，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针对世界的战略形势和美国国内的实际矛盾，尼克松将原来针对苏联和中国的打“两个半战争”的军事战略改变为“一个半战争”，即改变为仅仅打一场对付苏联的大战的战略。[②c]他首先考虑了结束越南战争的问题，他说：“我得尽早并尽可能体面地结束战争”。基辛格则直言不讳地说：“向中国开门可能帮助我们结束那场战争的苦难”。[③c]美国全球战略的被迫调整，使得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有所减少。毛泽东在调整对苏战略的同时，深入研究了尼克松竞选中和就职以后企图缓和中美关系的种种迹象，采取了若干有别于从前的措施。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才说：“我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就是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而尼克松则心领神会地回答：“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④c]但是，对于是否允许美国真正从越南脱身，怎样消耗美国的政治、军事力量，林彪则有不同的看法。据林彪秘书回忆：“范文同与武元甲约见林彪的愿望实现了。事后，我看过林彪与他们谈话的记录。林彪所谈的内容，中心是一个”熬“字。林彪对他们说：‘面对强大的美国，你们的办法就是熬，熬就是胜利。’”[①d]林彪叛逃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越南外宾时说：我们过去党内意见也不统一。一派人（指林彪）就是劝你们把美国抓住不放，一个字，叫作‘熬’，就是只能打游击战，不要打大仗。而我是劝你们要集中兵力打大仗。你不打败敌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么舒服的呀！不是这样，你们谈判桌上得不了这样的结果。1970年，美国入侵柬埔寨，在全面分析美国的政策之后，中国的反应是审慎的，声明“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三次会议已不适宜”。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他（指林彪）是讲打的。林彪马上就解释说：讲道理讲不清楚，就只有打。林彪的认识与世界的战略形势存在着距离，也多少不同于毛泽东的战略。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外交政策调整方面与林彪存在分歧，林彪反对中国与美国往来。毛泽东说：“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②d]
3.关于军队领导权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就诬陷罗瑞卿要夺军权而将罗打倒，“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的野心有了极大的发展，他利用毛泽东重用军队、重用军队领导人来支持和控制“文化大革命”的时机，打倒与他意见不一致的军队领导干部，形成和巩固了林彪集团。1969年，林彪对其亲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军队的权力就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不要把权交给别人。九大时，黄、吴、叶、李、邱均进入政治局，并且把持了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在事实上控制了军委的领导权。
10月18日，林彪的“第一号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办公室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送中共中央、毛泽东。毛泽东审读传阅件后异常不满，指示烧掉这个“第一号令”[③d]。由于执行“第一号令”，全国许多大中城市进行防空演习和紧急疏散人口；海军、空军和11个大军区的部队和重型装备、物资紧急疏散，全军共疏散95个师、94万人，疏散4100余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这些重要情况竟被黄永胜扣发封锁和删改。[④d]
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他在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问题上的认识与林彪不一致，但问题的严重性是，林彪不报经毛泽东的批准，擅自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一行动已经从根本上破坏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而且可能给国家以至世界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这就必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几十年领导和指挥军队的经历，使毛泽东对军队问题异常重视。“文化大革命”前夕，他与汪东兴谈话时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军队里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经常有闹事的。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①e]九大期间，他特别指出：军队我不相信就那么太平无事。那么太平吗？太平只能太平一个时候。
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以及黄永胜等人支持和执行林彪违背军队指挥原则的“第一号令”的行动，使毛泽东对党内产生另外的权力中心的危险性更为警惕。九大期间，毛泽东很重视外界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军人权力得到不正常加强、并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反应。4月23日，毛泽东说：“苏联不会写文章，还不如王明哩，他说我们革命委员会搞军事化。”4月28日，毛泽东又说：“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毛泽东公开批驳苏联的攻击，以及他在九大期间提出的“军队要谨慎”的告诫，的确反映和说明党内已经出现了某种不正常的现象。
1970年6月11日、6月19日和6月24日，毛泽东在谈话中又反复谈到此问题。
8月29日，即庐山会议的前夕，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外宾时说：他们说你们还算社会主义，我们不算了。算什么主义呢？托洛茨基主义、教条主义，那还算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军阀官僚专政，这还算社会主义？大概不能算了吧。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些人，又有军阀，又有官僚。
正当毛泽东注目党内有“军阀”“专政”的问题时，1970年7月，在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时，针对“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缔造和指挥的”和“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两种表述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7月2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黄永胜谈话，他明确地指出：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然而，两报一刊在8月1日发表的社论，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军队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实事求是的概括，仍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时，多次谈到1970年的“八一”社论和两种意见的争论，他认为关于军队的缔造者与指挥者的争论，关键在于指挥权的归属。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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