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红卫兵运动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认真考察红卫兵运动就会发现，它既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又充满了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青年思想和政治活动异常活跃的时期。整整一代学生青年在真诚地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同时，也带进了他们之间在政治、社会以及思想意识方面形形色色的差异和分歧，从而使运动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
本文着重指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歧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流派有四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①]和极左派，并且尝试指出它们各自的政治特点及社会背景。
老红卫兵；率先打破常规的干部子女“阶级队伍”
“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泽东接见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称自己为“老红卫兵”，意在标榜自己是队伍纯洁的、受到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者，并以此与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特别是家庭出身混杂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区别。今天从学术上来看，这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划分。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自发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组织。不久，北京海淀区的其它一些中学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学生组织，这是第一批红卫兵。红卫兵的成立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些学生批判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不信任学校的共青团组织，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阶级队伍”--红卫兵。
红卫兵最初赢得了左派学生的声誉，却很快因其自主性受到工作组的批判。红卫兵是自发成立的、自主性很强的学生组织。他们宣称：“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②]但是他们不仅抨击学校领导，而且不愿听从工作组的指挥。他们自行决定自己组织的纲领、成员、行动等，换句话说，他们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忠诚和服从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服从科层制的地方和基层的共产党的组织机构。红卫兵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这种自主程度违背了共产党对一切群众组织的基本要求。因而，1966年6至7月，按照常规方式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共中央和基层组织的一些领导人，虽然支持红卫兵对原学校领导的批判，肯定他们是左派学生，却不能容忍红卫兵组织长期存在[③]。
红卫兵最先在群众运动中鼓吹“造反精神”，造反意味着反叛政治权威，在共产党领导下，造谁的反？怎样造反？这是按照常规思路思考问题的工作组和一般学生提出的诘问。此外，红卫兵还提出很多工作组不能接受的非常激进的主张。
对此，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指示工作组采取用共青团“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的政策，即逐步恢复共青团组织，承认红卫兵的左派学生地位，扶植其中愿意服从领导的人成为工作组领导下的学生领袖，同时要求红卫兵解散他们的组织，放弃过激的口号和行动，和其他学生一道，在工作组领导下，通过班级和共青团组织参加运动。[④]但是红卫兵依然我行我素。他们接受了工作组提供的共青团分团委委员、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核心领导小组组员等职务，却坚持自行其是的组织和活动。工作组政策的关键是要求所有的学生服从共产党的组织体系的领导，而红卫兵执意保持自己的阶级队伍，期待以非同寻常的革命举动建功立业，在学生当中树立权威，他们不那么把工作组放在眼里，不愿意按部就班地听从工作组安排，因而与工作组的矛盾和摩擦日益尖锐。
红卫兵的这些违反常规的行为，遭到工作组的批评，却符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这种不受基层党组织控制的左派学生组织，提供了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冲破党政领导阻力的组织形式。而“造反精神”正是来源于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传达了毛泽东鼓动群众冲破常规的组织纪律、规章制度，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进攻的意图。
进一步说，压制红卫兵的方针是刘少奇主持制定的，肯定红卫兵即意味着对刘少奇的否定，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政治需要。毛泽东得知红卫兵的情况并看过红卫兵鼓吹“革命造反精神”的文章后，于1966年8月1日，给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继而于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的代表。
从8月1日毛泽东给红卫兵写信至8月18日新闻媒介公开报道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有半个多月。在此期间，群众中只有少数红卫兵和高级干部子女通过父母的内部信息渠道得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为了紧跟毛泽东，也为了保持左派的地位，北京和个别大城市的一批高干子女在自己所在中学成立了红卫兵。其中某些深受工作组信任的干部子女，也突然翻脸，抢先对工作组进行批判，这曾使一般群众感到莫明其妙[⑤]。这些学生的政治表现与红卫兵发动者存在差距，但是他们在把红卫兵当作“红五类”，实际是干部子女“阶级队伍”的问题上高度认同。直到8月18日以前，红卫兵运动是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老红卫兵的一统天下。
保守派红卫兵：依靠党组织的学生“积极分子”
1966年8月18日公开报道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千千万万学生起而仿效老红卫兵的榜样，进而不可避免地修正、篡改了红卫兵创始者遵循的信条，使红卫兵运动呈现出多样性。
紧跟老红卫兵出场的，是1966年8月，特别是8月18日以后大批出现的所谓“保守派”红卫兵，例如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及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联系的红卫兵、武汉市中学生的“三字兵”等。“保守”在当时是贬义词，他们所以被对立派称为保守派，是因为他们维护“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的基层和地方领导。在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时候，这些学生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组织红卫兵，工作组撤出学校以后，他们大多数是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掌权者。只是因为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他们才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红卫兵，这既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也是为了保住学生领袖的地位。
在红卫兵当中，保守与否的关键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学校和地方的党政领导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以是否保护学校领导划线。在学校党委（或党支部）领导运动，以及党委和工作组一道领导运动的地方，维护校领导的人即是保守派。而在另外一些学校，党委全体或者部分主要成员在运动开始就被打倒或者“靠边站”，工作组领导一切，因而批判本校领导、受到工作组支持并且维护工作组的人也被视为保守派，例如在清华大学。[⑥]保守派一般习惯于依靠地方和基层党的组织体系，不论是党委还是工作组；而“文化大革命”却是一反常规，由党的最高领袖发动和领导，抛开基层党政领导体系，用“大民主”的方法鼓动群众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基层党政领导，向来天经地义的依靠党组织和紧跟伟大领袖两条原则突然变得不那么一致了。这些党委、工作组培养的左派、积极分子在困惑中常常习惯地偏向前者，因而总是被动，总是“保守”。
应当指出的是，保守派红卫兵也不是维护一切原有秩序。他们往往不仅积极地批判所谓“三家村”、“反动学术权威”，而且和老红卫兵一道参与“破四旧”等野蛮暴力活动，其中一些人还批判学校的行政或党委的次要或主要领导人，这些活动在当时是本校或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或者认可的。
保守派红卫兵和老红卫兵的政治态度十分相似，但是仍有如下差异：
（1）保守派红卫兵偏重依靠和维护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包括工作组的领导；而老红卫兵不仅批判学校领导而且不愿接受工作组的管束。
（2）保守派成员的社会色彩与老红卫兵有所不同。保守派往往以党员、团员、党的积极分子为主干，虽然也许不乏干部子女；而老红卫兵则具有引人注目的干部子女色彩。
（3）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而保守派只是老红卫兵的效仿者。
（4）保守派红卫兵普遍存在于全国的大学和中学；而老红卫兵实际上只在北京，并且主要在北京的中学，形成强大的派别。因为首先，只有在北京，才集中了大批党政中央机关和军队高级指挥机关，居住着这样多的高级领导干部，生活着足以构成强大政治势力的众多干部子女；其次，北京市委在红卫兵出世之前已经被中央改组，北京市的地方党政领导体系的权威动摇了；再次，老红卫兵的家庭背景基本上是党政军中央领导机关的领导人，他们并不倾向于依靠地方和基层党委，红卫兵的活动甚至得到了某些高层领导人的理解或赏识。[⑦]这与其他大城市，如沈阳的红卫兵--“红后代”面临的情况不尽相同。在那些地方，1966年8月18日以前成立的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红卫兵，没有形成强大的派别，并且始终处于省市党委的保护下，同时维护省市领导，被作为保守派的一部分。
目前在海内外的文革研究中，很少有人区别保守派和老红卫兵，但是这种区别对于准确把握红卫兵的历史，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支持红卫兵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赞赏老红卫兵，因为他们打破现存秩序的造反精神和违拗工作组的行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如果老红卫兵象保守派学生那样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毛泽东是不会支持他们的。
造反派红卫兵：最高领袖指挥的平民子女造反者
造反派红卫兵最突出的特征是冲击党政领导和批判血统论。造反派红卫兵多出现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⑧]，兴起于同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到1966年底，在大多数城市，造反派已经发展为学生中的多数派，取代老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派别。
造反派红卫兵的领袖和核心人物多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受过打击、排斥或者自认为政治境遇不佳的学生，大致是具有这样两种经历的人。
（1）在运动的最初两个月，被领导运动的党委或工作组批判、冷落，特别是被当作“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的学生。这些学生被批判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后来成为造反派红卫兵著名领袖的，多曾经冒犯党委和工作组的领导权威，他们或者批评学校领导的某些方针政策，或者认为党委、工作组的领导人有政治问题，他们受宣传媒介的影响，常常崇尚群众的自发性，主张比工作组更激进的作法，如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同样被工作组批评，但是他们的处境与老红卫兵迥然不同。老红卫兵被认为是不听指挥的左派。而他们则被认为是“假左派、真右派”、“反党分子”。这些敢于向党委和工作组挑战的学生，一般有“好”的家庭出身背景。此外，也有一些学生因为“白专”、“思想反动”被批判，或者因为“思想落后”、出身问题、表现不积极而受冷落。
（2）另一类学生加入造反派是因为受到血统论的歧视和压抑，或者仅仅因为反对血统论。在北京多数中学，造反派起源于对老红卫兵血统论的反抗。在其他地区，如上海、广州，批判血统论也是中学生造反派的最主要的活动之一。
在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这些学生得到平反，他们组成造反派，攻击那些曾经伤害过他们，压制过他们的党委、工作组、老红卫兵或保守派。在他们的带动下，群众运动的锋芒真正指向了党内当权派。应当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对这些学生的政治打击和歧视是以左的错误为指导的，理应予以推翻；但是对这种左的错误的批判被导向更加左的错误，文革领导者调动群众的不满，以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冲击并残酷无情地整领导干部，导致了全面的动乱和更加深重的民族灾难。
极左派：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
学生中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极左派，出现于1967年至1968年。鉴于学生组织当时被泛称为红卫兵，这里姑且将极左派列入红卫兵运动。造反派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以后，它的最激进的一翼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出现了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号称“新思潮”。[⑨]新思潮逐渐发展，超越了一般的造反派，形成了具有新的思想和政治特征的流派，当时被称为“极左派”。就目前所知，大致相似的观点和活动在北京、上海、长沙和武汉都出现过。这一思潮的基本倾向是在总体上批判和否定中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这样的观点不仅根本违背传统的指导性意识形态，也越出了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的党内极左派划定的思想界限。因此，他们大多没有来得及发展成可观的政治派别，就被镇压了。但是，它在红卫兵运动中有过一定的影响，不可不予以注意。[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