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第一中学高中学生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6日），无疑是极左派思潮的代表作和集大成者。文章提出：新中国建立17年以来，百分之九十的高级干部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或者“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引起“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这个“新的官僚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应当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进行社会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在现实政治问题方面，文章攻击周恩来是所谓“红色资本家阶级”的总代表；指责革命委员会是妥协的产物，听命于军队和地方官僚；鼓吹造反派向军内走资派夺权，夺取武装等等。[11]极左派的其它文献资料部分地、或多或少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不难看出，这些文章中称作“极左”的政治观点在一个重要方面与公认的1957年右派观点相似，即对整个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予以否定，就这一点而论，它的本质应当是右，文革时谴责极左派是“形左实右”，倒是有几分道理。[12]“文化大革命”中，“左”和“右”的标签出现了错位。错位的关键是运动的动力和对象的变化，以往运动的领导者--党内“当权派”沦为当时运动的对象，而不受当权派信任的群众成了运动的动力。革命与保守，左派与右派的基准也随之倒置。周恩来严厉地批判了极左思潮代表作《中国向何处去》的主要观点，把它比作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说它“反动到了极点。”[13]极左派还遭到当时几乎所有自称左派的政治势力的批判。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康生，到溃不成军的老红卫兵、地方军区支持的保守派，稳健的或激进的造反派，都纷纷出面谴责，虽然各自的立场并非一致。
海外文革研究中，常常见到把造反派和极左派混同，将极左派的言论，如湖南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当作造反派的典型，这至少在学理上是不准确的。极左派从造反派脱胎而来，与造反派比较接近，但是仍然有明显的区别：极左派认为或者倾向认为几乎整个领导阶层构成了官僚特权阶级，而造反派只提出反对某些特权现象、特权人物，观念上只否定走资派，即领导层的少部分人，虽然事实上他们冲击了一大批；极左派反对周恩来，而造反派尊敬周恩来，虽然不是无条件地崇拜，甚至多少有所非议；极左派抨击革命委员会，而当时造反派正为进入革委会而明争暗斗，甚至打得不可开交；极左派公然不顾中央报刊社论的指导精神，依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去阐发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利用毛泽东的观念阐述自己的观点，而造反派的总体倾向是追随并努力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尽力通过紧跟中央的部署，保持自己的利益。文革领导者的政策也说明极左派与造反派的不同。对极左派，“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批判和镇压，而对造反派，则是支持并努力保持对它的控制。极左派从造反派的极端派别中衍生出来，并且能够得到某些造反派激进分子的同情，但是二者的基本倾向不同。造反派的主流是由蒯大富等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各地红卫兵代表大会所代表的潮流，他们在政治上保持与极左派的距离，并对其持批判态度。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是极左派的代表作，而不是造反派的典型言论，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很清楚，文革研究中也不应混淆。
斗争方向和社会背景的差异
红卫兵都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各类红卫兵对运动的理解、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却不完全相同，这种差异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根源。
老红卫兵的造反活动主要有“教育革命”、“破四旧”运动以及在学生中鼓吹“阶级路线”；老红卫兵的教育革命主要打击教师和学校的领导，“破四旧”主要残害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已经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或者正在接受改造的社会成员，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资本家，以及其他被认为与旧社会的统治阶级关系密切的人。老红卫兵也批判所谓“黑帮”，即被打倒的中共北京市委和文化教育界的领导干部，但是一般地说不是重点。实际上，很多“黑帮”是由党内斗争，经过党的组织被打倒，而不是首先由红卫兵发难的，例如北京市主要领导人。在老红卫兵看来，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主要来自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谓“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一般说来，老红卫兵斗争的方向更多地不是指向党内，而是指向党外。
老红卫兵鼓吹的所谓“阶级路线”，如风靡一时的一幅对联所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一种血统论。它赤裸裸地显示出干部子女的强烈优越感和一股追求政治和社会特权的思潮。
老红卫兵虽然打着“红五类”子女的旗子，但是其领袖和骨干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深受父辈革命信念、英雄业绩的熏陶，也从父辈崇高的政治威望和权力中得到实际的好处，享有比其他社会成员子女优越的待遇。老红卫兵的政治思潮和行为特点与他们的社会存在在直接相关。他们往往具有早熟的政治意识、强烈的社会的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他们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热切地期待“革命”，期待着像长辈一样在疾风暴雨般的革命中建立功业。然而问题在于，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垄断的、排他的，不愿承认一切同龄人都具有同样的机会和权利。无怪乎造反派讥笑他们是不准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老红卫兵强调歧视性的阶级路线，将红卫兵看作“红五类”的阶级队伍，实际上是以青少年的幼稚，不加掩饰地在同代人中追求特权。理想主义的旗帜包藏着小群体的私利。后来，他们从文革的“闯将”变为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抗争者，原因很简单也很现实，这场革命越来越与他们的期待背道而驰，打击到了他们引以为自豪和依靠的父辈--党政领导干部以及他们自己，危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老红卫兵的抗争在反对迫害领导干部的问题上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带着强烈的干部子女情结，很少在领导干部和干部子女以外得到同情。由于老红卫兵曾经伤害过许多人，因此，他们的失势在当时被很多学生看作反对迫害、反对特权的胜利成果。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政治态度，因为切身利益受到损害而从文革的拥护者变为逍遥派或者反对派，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普遍现象。在老红卫兵之后，这一代青年，包括造反派，大多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虽然促使人们转变的具体问题各不相同。
保守派红卫兵以维护党组织的领导为特征，但是也有组织有领导地参与了运动初期的批判以及整人，与老红卫兵一起参加了“红色恐怖”的“破四旧”活动。这些斗争的锋芒基本指向党外，但同样是残酷地伤害了很多群众。
保守派的骨干多为受党委或者工作组器重、信任的学生，通常出身好的比较多，团员党员的比例比其他派别高。保守派也强调阶级路线，他们赞赏或者理解老红卫兵提出血统论的愿望，但是认为那幅“对联”的提法不策略，不利于团结家庭出身一般和出身不好的学生。显然，这些人懂得，能够团结别人才是保持领导地位的良方。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1966年8月关于“对联”的大字报和讲话，即维护工作组又策略地赞赏血统论的精神，在保守派中颇有市场，阶级路线和阶线队伍问题上的既得利益，是老红卫兵与保守派合流的一个重要基础。
造反派红卫兵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党政领导干部。原则上，造反派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远不及老红卫兵和保守派。事实上，造反派红卫兵兴起以后，曾鼓动和支持青年、中年教师起来造反，摆脱运动初期工作组的压抑，并且与教师以及知识界的造反派联成一体。造反派和老红卫兵都宣称“造反有理”，但是他们的造反目标有很大不同，前者主要指向党内，后者主要指向党外。
造反派在获得平反以后，有两个值得一提的倾向。一个是热心于党内斗争。造反派批判工作组，进而追究上级党委，直至中央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热衷于揪“走资派”、“叛徒”，区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所谓修正主义路线，争论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等等。这是造反派中一股主要的倾向，著名的大学红卫兵多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倾向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肯定和支持。
另一些造反派学生首先关心的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带有社会性的家庭出身问题，即对血统论的批判，而不是党内斗争，划分两条路线的问题。他们从批判老红卫兵的血统论、特权思想，进而触及到对官僚特权的批判。这种倾向并不那么受文革领导者的鼓励，却在深受血统论之害的中学生当中基础广泛。与这种经历相关，红卫兵运动退潮以后，一批学历较低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表现出比“老五届”大学毕业生还要强烈的理论兴趣和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
造反派红卫兵强调政治观点而不怎么看重家庭出身，其成员的家庭背景十分广泛，但是以不当权的社会阶层为主，从工农到知识分子，甚至有“剥削阶级”。造反派红卫兵能够响应文革领导者的号召，积极投入批判党政领导干部的活动，不能不说与这样的社会背景有关。
在合法性上，如果说老红卫兵依仗其与领导层的“红色”的血缘关系，保守派红卫兵依赖党政组织，那么造反派则只有依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以最高领导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
在意识形态方面，造反派追随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思想，他们更偏爱其中“大民主”、群众运动、反对党内资产阶级等内容。他们相信，社会的弊病和不公正是因为有些领导干部变质，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主要来自党内，党的领导干部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相信人民群众与党内走资派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文化大革命”和群众性的大民主是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腐化变质和官僚特权的有效武器等等。他们崇拜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路线的胜利。他们的思考很少超越毛泽东的理论框架，他们习惯于从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中找思想，找方向。这后一点是他们与极左派的重要区别。
极左派的批判锋芒对着整个现存制度和领导阶层，同时又运用毛泽东的理论概念表达思想，因此仍然应当视为毛泽东晚年思想影响下的异端思潮。[14]极左派基本上由激进学生的小团体构成，他们的思想大于行动。目前尚缺乏关于这些学生家庭出身的详细资料，从现有材料看，至少一些人的家庭按照当时的标准是有“问题”的，如杨曦光的父亲是1959年因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错误地批判和贬职的领导干部。
红卫兵各种流派的特质不仅具有政治原因，而且具有社会根源，因此通过思想灌输是不容易改变的，即使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也很难用诱导、教育、命令的方法完全改变某一类红卫兵的基本方向，而不得不在对这一派失望后，转而支持另一派。对老红卫兵，夏天把他们捧上天安门，冬天又将其中坚持己见、阻碍运动的分子抛进监狱。这种政策以及其它严酷的事实最终使大部分青年产生了被愚弄被欺骗的感觉，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直至走出文革的错误。
综上所述，在红卫兵的四个主要政治流派当中，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先后充当了红卫兵运动的主导流派。[15]二者尖锐对立，但都具有鲜明的政治个性、突出的思想特征，都对社会造成过剧烈的破坏性冲击。与此相比，依赖基层党政领导的保守派红卫兵色彩平淡，而极左派提出的问题超越了“文化大革命”的范畴，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
注释：
①、造反派，原来指“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的特定派别，是狭义的概念。后来泛指运动中一切群众组织或者一切打破既成领导秩序的人，是广义的概念。本文在狭义上使用“造反派”的概念。
②、清华附中红卫兵：《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7月4日，见《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
③、大约1966年6至7月间，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制定的《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提出：“在运动中学生离开党团组织另外自发建立的一些左派组织，多数在运动初期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长期下去，后果不好，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见《愤怒声讨胡克实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1966年12月28日编印。原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1988年也对笔者谈到这一点。1966年7月14日，刘少奇说：“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这段话大概是“消化红卫兵”的政策遇到困难时，刘少奇对工作组讲的。见北师大一附中六二0北京公社1967年1月编印：《刘少奇镇压北京师大一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指示》，（原文注明了大致的资料出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到：“六七月间，红卫兵刚出现，只有几十个人，被当时提出资产阶级发动路线人污蔑为‘反动组织’，……”
④、据原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1988年对笔者说，“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的政策是邓小平提出，由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领导人胡克实传达的。另有材料说，胡克实指出：“要解散红卫兵，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逐步把红卫兵溶化到团组织中来，不能团外有团”。见《愤怒声讨胡克实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1966年12月28日编印。
⑤、1966年7月底，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⑥、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是率先批判学校领导的学生，因为受到工作组的支持并且维护工作组，也被视为保守派。
⑦、当年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发起人之一，P女士1989年10月对笔者说，在毛泽东支持之前，他们红旗战斗小组得到的信息是，不少上层领导人支持他们。她说，他们受到工作组打击而没有垮，是和这种情况有关系的。曾经被红卫兵冲击的清华附中校长和工作组组长1988年和1989年也曾经对笔者说，他们感到这些干部子女背后有党内更高领导层次某些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
⑧、个别大胆的造反学生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就成立了组织，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成立于8月17日，其前身，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得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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