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北京市中学生写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运用毛泽东讲话中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概念解释和分析“文化大革命”，可以看作新思潮的一篇代表性文章。见《四三战报》1967年6月11日。
⑩、在北京，首都516红卫兵团被作为极左的反革命组织予以镇压。目前笔者尚缺乏该组织的原始文献，其核心观点似乎只是反对周恩来，而没有提出其他社会政治问题。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以清查这个组织的名义，进行了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也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假案。在上海，上海中学学生写的《一切为了九大》，被批判为极左思潮。在长沙，长沙一中“省无联”派的学生杨曦光所写的《中国向何处去？》，是极左思潮集大成者。在武汉，有“北、决、杨”派的极左思潮和活动，参见：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11]、《中国向何处去？》（1967年1月6日），见：广州《广印红旗》，1968年3月，康生1968年1月24日批判该文的讲话刊载于广州八五公社《八五》编辑部编：《八五》，1968年2月。
[12]、杨曦光在1986年以笔名“习广”撰文肯定了极左派是“形左实右”这一判断，见：习广：《“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冲击》，《知识分子》杂志，1986年春季写。该文把造反派与极左派混为一谈，似不够准确。
[13]、周恩来1968年1月24日讲话（摘要），见北京市红卫兵1968年3月10日编印的一份油印批判资料（编辑单位不明）。
[14]、参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二十一世纪》杂志，1996年8月号。
[15]、关于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比较，参见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二十一世纪》杂志，1992年10月号。转载于：于辉编：《红卫兵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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