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59年夏季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反倾向问题，党史学界大多数认为，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前期是纠“左”，后期是“反右倾”。《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所刊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一文，则提出了庐山会议“始终是以反右为主”的观点，即认为庐山会议不仅后期是以“反右倾”为主，前期也是以“反右倾”为主的[1]。对上述两种观点笔者均持异议，现提出自己有别于上述二者的看法，不妥之处，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无论是认为庐山会议前期纠“左”，后期“反右倾”，还是认为会议始终是以“反右倾”为主，在会议后期“反右倾”这一点上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分歧的焦点在于会议的前期。笔者认为，庐山会议前期，既非以纠“左”为主，又非以“反右倾”为主，在主张纠“左”的力量和主张“反右倾”的力量的对立交锋中，二者势均力敌，不分上下，会议前期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这从会议前期的实际情况和毛泽东的态度可以得到明显的验证。
第一，从庐山会议前期的情况看。
自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这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来纠正具体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到庐山会议前夕，纠“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不彻底，党内外和上上下下对“大跃进”和经济形势的认识并不一致。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庐山会议，毛泽东的原意是通过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大家的认识，安排好今后的工作，以便继续鼓劲干下去。但是，由于认识差距较大，互相矛盾甚至严重对立的看法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会议上反映出来。会议开始，7月2日毛泽东先讲了18个问题，7月3日以后按东北、华北、西北、中南、华东和西南6个大区分6个组讨论毛泽东的讲话。讨论中，两种不同的意见出现了：一种意见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但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继续纠“左”，甚至一些同志要求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另一种意见则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护短，不愿多讲缺点，多听批评，甚至认为纠“左”已经过了头，使干部群众泄了气，认为已经出现了右的倾向，要反右。
根据庐山会议的参加者并作了较为详细记录的李锐所提供的材料看，在会议参加者按大区分6个组进行讨论时，“六个大区小组会的讨论，大体上西北、东北和华北三组，较能敞开谈，成绩大讲，缺点也随便讲；但中南、西南和华东三组则有所不同，缺点多讲了一点，就会有人不高兴，甚至打断发言，护短的人还是比较多”[2]。李锐参加了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5省区的中南组的讨论。讨论中，尽管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在发言中倾向于继续纠“左”，但广东的负责人在发言中仍强调“要鼓起干劲”，强调对总路线“不能动摇”，甚至明确表态“我这个人是只左不右的”[3]。河南负责人的发言则对河南严重的困难形势“太轻描淡写”[4]。广西负责人的发言给李锐的印象是“言不及义，……要害都不谈”[5]。李锐在发言中谈了必须继续纠“左”的意见，但“有的人很不以为然”，甚至打断李锐的发言[6]。
7月14日，彭德怀写了给毛泽东的信，谈了自己的继续纠“左”以及从指导思想上根本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7月16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印发了彭德怀所写的给毛泽东的信，此后，这封信就逐渐成为6个小组议论的中心。讨论中，“许多人赞成彭信的观点，东北组几乎全部赞成”[7]。也有许多人不同意彭德怀信中的观点，认为这封信夸大错误，低估了成绩，有埋怨泄气情绪，甚至认为这封信实际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针对毛泽东的[8]。
可以看出，无论是讨论毛泽东7月2日的讲话，还是议论彭德怀的信，在两种不同观点的交锋中，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一边倒的形势，两种力量彼此难分高低，不相上下。
第二，从毛泽东个人的态度看。
庐山会议前期之所以会出现两种意见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局面，倾向性之所以不明显，除了其它原因之外，毛泽东的态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之前，在会议的反倾向问题上，在纠“左”和“反右倾”哪个为主的问题上，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明他本人的态度。
会议开始，在面临着如何正确估计和认识当时国内的困难局面及经济形势的时候，一些人认为应该充分认识困难局面的严重性；另外一些人则不愿意多讲困难和问题，甚至不承认当时的困难形势。毛泽东发表了介于二者之间的看法。他在7月2日的讲话中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倒‘报老爷，大势不好’的程度。是在两者之间”[9]。针对一些人头脑仍然发热，毛泽东在同一讲话中提出：“使大家冷一下，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10]。但他同时又指出：“去年脑子发热，但热情宝贵，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似乎促进派腰杆子不硬了……你说得清就说，说不清就硬着头皮顶着”[11]。从会议开始时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看，他对形势的看法介于两者之间，对两派是各打50板子，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7月10日晚，毛泽东在召开的各组组长参加的会议上再次表明了他同样的态度。他在讲话中指出：“党外右派否定一切……党内天津的科局长对去年有议论，大跃进得不偿失……有人说就是总路线搞坏了，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即否定总路线。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但同时他又说：“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12]。从毛泽东当晚的全篇讲话看，当时他仍坚持“大跃进”还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总的说，问题和成绩不过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但确实是要大家冷静下来，要承认去年确实出现了失误，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待一个一个去解决。
7月16日会议印发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以后，7月17日下午5点到晚10点，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毛泽东的谈话给李锐的印象是：这时毛泽东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13]。事实上，会议印发彭德怀的信以后，毛泽东及中央常委确实对这封信没有明确表明自己或支持或反对的态度。对此，8月2日晚毛泽东的讲话说得很清楚：“23日以前，你们并不晓得中央常委对这封信的评论，我们没有跟你们讲过，混乱了一个星期，各人自己打主张嘛！”[14]
从上述所引7月2日毛泽东的讲话以及7月10日晚和7月17日晚毛泽东的两次谈话可以看出，会议前期毛泽东在纠“左”和“反右倾”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明显，基本上是“左”“右”各打50板子。
正是由于7月23日以前毛泽东在纠“左”和“反右倾”问题上的倾向性不明显，对彭德怀的信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使得参加会议的人不知道他的意图如何，不少人都在摸风向。一些人得知毛泽东曾几次约李锐、周小舟等人谈话，便找李锐、周小舟等打听毛泽东的态度到底是什么[15]。其实，就是李锐等人，尽管与毛泽东几次谈话，直至7月23日上午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之前，他们也不清楚毛泽东的倾向性。7月23日早上通知大家开会听毛泽东讲话，李锐等人还估计，毛泽东讲话可能是“左右”两边各打50板子[16]。因此，在当日上午毛泽东讲话明确表态严厉批评所谓“右”的倾向时，对主张继续纠“左”的李锐等人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闷头一棒”[17]。
在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庐山会议前期在反倾向问题上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有时似乎主张纠“左”，有时又似乎主张“反右倾”，有时又处于两种意见的中间，“左”、“右”各打50板子呢？笔者认为原因有四：一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夕的时期内，毛泽东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领导纠正具体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这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当有人主张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反“右”，而当纠正具体工作中的“左”遇到阻碍时，毛泽东则又表示要纠“左”；二是从庐山会议召开的背景可以看出，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既不是要继续纠“左”，也不是要转向“反右倾”，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大家的认识，安排好今后的工作；三是多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田家英、周小舟、胡乔木、周惠、李锐等人，尤其是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的田家英、周小舟等，数次应约与毛泽东面谈继续纠“左”的问题，毛泽东不能不相信在自己身边工作了十多年的人讲的话，但又得维护那些最忠实地勇敢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的地方负责人的威信，认为他们是身挑重担的人[18]；四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在庐山会议前期仍处在矛盾之中。7月11日晚，毛泽东约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说，他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候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想通了[19]。正是由于上述四点原因，庐山会议前期在反倾向问题上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至于7月23日毛泽东的讲话为什么会明显地转向“反右倾”而且态度非常坚决，则有其主客观因素在起作用，此问题已非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
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经过了1955年合作化运动中的批“小脚女人”，1956年以后的批“反冒进”，1957年的反右斗争，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到了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程度。因此，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的态度如何，确实对会议的倾向性起着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正是由于如此，会议前期毛泽东的这种不明确态度，影响和决定了7月23日以前两种意见的势均力敌和不相上下，决定了会议前期的不明显的倾向性；同样由于如此；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所表明的“反右倾”的坚决态度，则是会议后期批彭德怀进而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最主要原因。
注释：
[1]任全才：《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86页。
[2][3][4][5][6][10][11][12][13][15][16][17][18][19]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66、27、29、27、31、20、21、54～56、23、64和74、128、140、71、64页。
[7][8][9]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206、206、193页。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8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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