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下《七律·有所思》不久，“凭阑听雨”的毛泽东，于1966年7月8日在白云黄鹤的武昌住所给江青写了封信。该信文辞流畅，一气呵成，颇富个人色彩，还引用了不少典故。当时看过这封信的人只有周恩来和江青，后来被烧掉了，只保存下来一个抄件，由此越发让人觉得这封信有其特别之处。
信中格外引人注目的词句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这些议论，是由林彪在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引起的。他在讲话中举了大量古今中外政变的事例，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中国“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然后就鼓吹“天才论”，鼓吹对毛泽东无条件的个人崇拜。显然，前者是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推到了极端，后者是把毛泽东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条件推到了极端。毛泽东在勉强接受了这些提法以后，不觉有些担心起来。于是才有了上面这些自我解剖之语。这大概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的心里活动的真实表达，也可以拿来作为刚刚写就的一首诗中所说的“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的一个注脚。在反思自我的时候，毛泽东想到了30年前就在他心目中树立起了“圣人”地位的鲁迅。在给江青的信中，他还写道：“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的确，“圣人”鲁迅，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似乎始终是一个判别是非的人格化座标，针贬时弊的精神匕首，分析问题的思路切点和表达观点的语言素材。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他常常“搬出”鲁迅，自觉或不自觉地同这位“圣人”及其作品对话，以求默契的心灵交流。
鲁迅毕竟首先是文学家。在鲁迅的作品中，毛泽东最喜欢他的杂文。在鲁迅的小说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他的《阿Q正传》。关于五四以来的新小说，他读得并不多，但《阿Q正传》却是一个例外。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喜欢，读得最熟最透的一部现代小说。
就像后来文学界认为的那样，这是一个不觉悟的农民要求参加革命党而最终被杀害的悲剧，反映出中国农民自身的弱点及其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联系。“阿Q”，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具有深刻社会含义的永恒典型，乃至一种社会精神现象的代名词。
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民特别了解的毛泽东，对阿Q有特别的体会。
有文字记载的毛泽东最早引用的鲁迅作品，就是这篇小说，就是阿Q。那时鲁迅逝世还不到半年。此后，他谈得最多的鲁迅笔下的文学形象，也是阿Q。在回答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时候，他常常拎出这个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个习惯，从延安就开始了。
1939年9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的窑洞里再次见到毛泽东。当斯诺说最近蒋介石的一个谈话显然是否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因此也否认了统一战线，并问毛泽东怎样看蒋介石的这个观点时，他回答说：“在一小部分人中间，他们也许实际上承认了统一战线，而在名义上却是不愿意承认的，……我们从前对于这些人的这样一种态度，称之为阿Q主义，因为在鲁迅先生的小说中描写的那个阿Q，就是天天说自己对、自己胜利，而人家则总是不对、总是失败的。在阿Q主义者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你不信，可以去看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又说：“在中国的若干阿Q主义者中间，我想很有一些可能进步的人，……谁也不能排除，于将来的某年某月某日，他们也能在名义上、实际上都承认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的存在。中国从前有一个圣人，叫做孟子，他曾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句话，形容现在的阿Q主义者，是颇为适当的。”
这里，是借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说明抗战时期国民党内的顽固派自欺欺人的心理现象。
1942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延安文艺界的情况，说：现在许多作品描写的东西是小资产阶级的，对小资产阶级有同情，把自己当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工农及工农干部有恐惧心理。鲁迅的《阿Q正传》是同情工农的，与延安文艺界是不同的。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而创作的。这里，径直谈到了作者鲁迅对笔下阿Q的情感态度。也表明了毛泽东对阿Q的情感态度。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谈到“治病救人”的问题，他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一个好的态度，接着幽默地说：家庭里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再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子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错误的人，我们要团结。”这里，是通过对阿Q性格的分析，来比喻土地革命时期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谈到建国后文化思想界几次“反唯心论的斗争”，又说：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1956年4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十大关系时再次讲：“《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这两段，是借阿Q谈怎样对待建国后在一些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同志。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两次说到《阿Q正传》。
前期，毛泽东曾找各大区书记谈话，说要印发《阿Q正传》，意即启发大家，不要自己的缺点毛病说不得，像阿Q一样，一触即跳。后期开始批判彭德怀等人，毛泽东对阿Q形象的引用角度又发生了变化。他在8月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上说：人总是要给一个出路。我常说阿Q不满意，就是赵太爷不让人家革命……阿Q的缺点是不能自我批评，自己是癞痢头，不许人家讲，人家一讲，就要打架，又打不赢，又告饶说老子打儿子，不打时又说是儿子打老子。这是鲁迅描写中国不觉悟的劳动人民，但是本质很好。现在条件比那时不同，要把这方面强调一下，不要抹杀同志们好的一面，要两点论，要加以分析。他们有革命的一面。这样，对待他们的态度就不同了，过去犯了错误不得了，现在，天无绝人之路，要留有余地，要有保护、关怀、帮助之意，因为他们有两面性。
看得出，毛泽东是针对不同的对象，根据不同的现实需要，从阿Q形象的不同角度来引伸这个文学形象的。一是阿Q自我陶醉以至自我欺骗的精神胜利法；一是与此相关的自负，即不让别人说自己缺点的自以为是，以及看问题主观教条的毛病；一是要求参加革命的进步的愿望，由此，毛泽东对不准他革命的假洋鬼子的印象特别深刻。
对阿Q这个形象的定位，毛泽东说他是不觉悟的农民，并认为鲁迅对阿Q这种人的态度是同情的。
此后，毛泽东便很少谈到阿Q了。鲁迅的旧体诗和杂文更多地成为了这位诗人政治家的语言素材。1957年春天，当毛泽东大力倡导文化界百花齐放，大胆写作，而文艺界却顾虑重重的时候，他常常说起鲁迅，怀想鲁迅。他说，鲁迅如果还活着的话，大概是文联主席，小说可能是写不动了，杂文肯定是会写的。有些作家谈到杂文难写，一是说空气不正常，人们不敢写，一是说杂文均要短小，很难避免片面性。针对这些顾虑，毛泽东在3月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反复说到：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鲁迅是会写杂文的。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没有片面性，因为他学会了辩证法。又说：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如果说，在1957年春天“搬出”鲁迅，旨在贯彻“双百方针”，克服执政党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鼓励文学家们以大无畏的精神，直面现实，针贬时弊的话，那么，这以后反复谈论鲁迅的用意就要宽阔得多了。
1958年12月初，毛泽东在武汉观看了广州粤剧演员红线女的演出后，红线女请他写几个字，他题的便是鲁迅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年底，毛泽东也南下来到了广州，在这里抽空翻阅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一时兴起，便一一批注起来，还写了个借题发挥的“说明”，联想起几十年前鲁迅在广州修改旧作的情景：“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到：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餮蚊遥叹，予在广州。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蚊子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需努力。港台一带，餮蚊尚多，西方世界，餮蚊成阵。”所引鲁迅之语，乃凭记忆而写，略有出入，源出自鲁迅1927年在广州编校《唐宋传奇集》写的文末题记。“餮蚊遥叹，余在广州”却是原话。正是在“餮蚊”二字，引发了毛泽东对现实的联想，不自觉地置换角色，仿佛如鲁迅当年所处身境。接着，又仿效陆游的《七绝·示儿》，作诗明志：“人类今闲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餮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鲁迅以“餮蚊遥叹”之句来蔑视对手，激发起毛泽东“尽扫餮蚊”实现五洲大同的豪情。其时所指“餮蚊”，显然已非当年围剿鲁迅的敌手，而是海外的一切反华势力了。
作为旧体诗人，毛泽东特别喜欢鲁迅的律绝。他读过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对人说还是鲁迅的旧体诗写得好，能够流传。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鲁迅诗集》，收47题54首作品。这本诗集，毛泽东从头到尾细读过，还留有批画。如鲁迅1931年写的《湘灵歌》中有一句“太平成象盈秋门”，毛泽东随即批注释：“从李长吉来”。平时练习书法，也是常常书写鲁迅诗句，还对人说，这样做可以进一步理解鲁迅的作品，理解鲁迅。1959年以后，毛泽东还改写了鲁迅好几首作品。因“餮蚊”之想，仿作《示儿》一年后，他在杭州便依据鲁迅写于1935年的《七律·亥年残秋偶作》，写了一首《改鲁迅》：曾警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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