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红四军“七大”前后，是陈毅在中央苏区最闪光、最有特色的时期。他主持的红四军党的“七大”，使毛泽东初失兵权受屈；他实事求是的态度，又使毛泽东出山主政。自我批评是那么坦率诚恳，迎请毛泽东是那样恳切真情。短短几个月，处处显示了他一生立党为公、坦荡无私、高风亮节的大将风度。
1.1929年6月9日晨，鸡叫了头遍。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爬起来，拿起桌上卷好的喇叭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似乎睡意全消。这尼古丁真厉害。可尼古丁再厉害也不能驱散他阴沉郁闷的心情。昨天的前委会（即白砂会议）上，毛泽东将辞职报告郑重地不容置疑地摆在桌上：
“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斠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脸色沉悒地说：“这就是我的请求。”
陈毅愣了。朱德愣了。谁也没料到毛泽东会来这一手。
还是在4、5月间，刘安恭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后，就作出一条决定：要求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军队的工作由军队管，并要求成立正式军党委。这条决定，引出了党和军队关系的争论。这一争论关系到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即：反对党管一切（党管太多了，权力过分集中于前委）；反对一切归支部（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自由。分歧的实质是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纪律性斗争的问题。对这一争论，前委机关意见不统一。对此，毛泽东指出：前委成员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工作完全做不起来。由此，他提出了辞职请求。
前委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辞职申请，并以35票对5票的多数，撤销了临时军委。但由于对一些带原则性的问题，会前党内未能得到统一，会上也表现出不尽一致，加上林彪乘机作祟和被撤职的刘安恭从中挑拨，会后的争论则更加激烈了，毛泽东因而也未放弃他的辞职要求。
红四军内外，议论纷纷。陈毅深感担忧，这种状况如何能对付即将开始的国民党“三省”会剿。红四军的前途、命运，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就在这危及红四军内部团结的关键时刻，经过深思熟虑的陈毅站出来，提出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力求解决党内争执，加强红四军中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承担起主持“七大”大会并作工作报告。
为写好工作报告，陈毅陷入了进退维谷，说不清的感情纠葛之中，他征求过毛泽东、朱德的意见，力争使大会开得圆满些。好几回，他对着《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后面“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三个并列的名字感慨不已--能够一直如此亲密无间有多好。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跟朱德一同历尽艰险，度过绝望甚至倾覆的边缘，患难与共的那份情比金子贵重。他很熟悉朱德那种宽厚可亲坚韧不拔视名利为浮云的淡泊，临危不惧的大气度让人异常敬重，善战英勇，运筹帷幄，谁跟他站在一起，都感到踏实可亲。而毛泽东则不同，他让人陌生，无法完完全全地让人了解和理解，时而可望可及，时而可望而不可及。宁冈会师后的仅一年又两个月里，多少次地领略了他过人的英气、信念、胆略和智慧，不由你不深深钦佩。侃侃而谈新鲜生动而又深刻实际地创建革命根据地理论，使你听得豁然开朗，受益匪浅。不可否认，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四军也离不开他。不过，脾气大，使人难以接受。而眼下，陈毅夹在两位长兄般的战友之间，束手无策，他们绝非一般的强者。
此时，蒋介石的三省“会剿”已经开始，红四军若是背负这场争论仓促上阵迎敌，后果不堪设想。费尽心机，苦苦思索着的陈毅，把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写给林彪的两封信在第三期《前委通讯》发表，仔细研读，一遍又一遍，那浓浓的油墨清香在嗅觉里变得极淡极淡，他脸上没有一丝笑意，静默中透出难以言喻的坚执和庄重。
2.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内召开。小学内外到处站着卫兵。所有的四军指战员都极为关注这次大会。
这次大会的议程是：总结红四军建立一年来的工作；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若干原则问题作结论；通过大会决议案；选举新的前委会。第二项议程为主要内容。
陈毅在工作报告中，既吸收了毛泽东的意见，也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领导是正确的，红四军中党的工作是好的，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同时也指出了缺点。报告号召全军全党加强团结，用无产阶级意识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大会开展了批评，指出了林彪、刘安恭的错误。对于设不设军委问题，陈毅耐心地做了说服教育工作，根据实际情况没有成立军委，而是充实了前委委员，加强了前委的领导。
大会最后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了，陈毅接替了他的红四军前委书记之职。
毛泽东本来就是带病参加会议的，会后，病情更加严重，只好暂时离开红四军，与贺子珍去到闽西蛟洋，一面养病，一面指导闽西特委开展工作。
选举结果，陈毅大感意外。他的当选没有给他带来兴奋和激动。会议结束后，代表们都走了，他还坐在空荡荡的会场内沉思，好一会才手攥着一顶军帽，缓缓走出。这位新当选前委书记那对短短的浓眉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细长眼睛里分明布上了一片挹郁……
红四军“七大”只开了一天，匆匆召开匆匆结束，虽有许多不足之处，但经过陈毅的努力，基本上达到了团结一致的预期目的，党内的争论也基本上暂告一段落。但，陈毅自我感觉不好，没有如愿以偿，没有找到一种最好的结束和一种最好的开始。毛泽东的落选，总使他感到难受和不安。这并非他的本意。然而，大敌当前，陈毅别无选择。
红四军党的“七大”之后，陈毅立即陷入进退维谷之中。好多天来，他独自彷徨。正好，中央来了通知，要四军派个代表去参加中央军事会议。陈毅异常高兴，不谋而合，他正想去向中央报告四军的现状。顿时，他又犹豫了，毛泽东已离开四军，自己再走，只剩朱德一人，恐怕担子过重难以应付。即刻，他又想到了毛泽东。对！应该把毛泽东请回来，并说服他同意去打广东。陈毅一直觉得这时候的红四军尤其不能没有毛泽东。他不假思索，骑马直奔蛟洋，去找毛泽东了。
毛泽东看到陈毅，心里十分高兴，病像好了大半，他想说服战友不要去冒险，作无谓的牺牲。他说：“广东去不得，那里的敌人比我们强大。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消除部队内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统一认识，把根据地建设好……”
“你不要过高的估计敌人的力量，红军多打一些地方，多扩大影响，加上广东比较富裕，可以筹到更多的款子，这有什么不好？”陈毅激动地说。
……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声音越说越大，情绪越说越激动。陈毅发火了。脸红脖子粗的大声说道：“这不是我们哪个人的意见，这是中央的决议！我是执行中央的决议！”说罢，重重地拍了几下桌子。
毛泽东的脸色一下子变白了。他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慢慢地重新躺下，不再说话，好一会儿，才冷静而坚决地说：“你们要打，你们去吧，我不去！”
陈毅望着战友那坚毅的神情，只好缓缓地说：“那好吧。中央最近召开军事会议，要我们去个人汇报，我准备去一下，把这些情况直接向中央汇报，请示中央如何解决。你看怎样，可以不可以？”
毛泽东脸上没有一丝笑意，沉吟一下，答道：“你可以去，我没有意见。你把四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这有好处。”
不善于察颜观色的陈毅见毛泽东口气有些松动，依然是领袖气度以为有望，即刻爽朗地笑笑说：“润芝（毛泽东的字）兄，你是不是赶快回前委呀，主持前委工作。”
毛泽东一听，立即不客气地拒绝：“不！我不回去。你们‘七次大会’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回去。再者，我患病在身，难以同行。”
陈毅苦苦相劝，毛泽东主意已定，毫无商量余地，无可奈何的陈毅再一次发现自己对毛泽东有多么的不了解。是的，36岁的毛泽东的执著和整个深邃的内心世界不是他28岁的陈毅能够一目了然的。
陈毅失望地走了。
3.1929年7月中旬，炎夏酷暑。陈毅由闽西转经厦门，8月下旬到达上海。繁华闷热的大都市，曾是陈毅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但他无暇故地重游，迫不及待地如实地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周恩来汇报了红四军一年多来的斗争情况，特别是红四军党的“七大”和毛泽东离开军队去闽西养病以及自己临行前与毛泽东的争论等情况，向党中央写出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和《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情况的报告》。前者发表在中央军委出版的《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军委书记周恩来为该文写了编者按，指出：红四军的“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和采用朱毛红军经验，坚决执行红军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战术原则”。这就使红四军的经验得到及时推广。这正是陈毅坚强的党性，实事求是的态度，使党中央真实准确了解四军情况，中央的“九月指示信”就有了坚实客观事实的基础。
早在1月30日中央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表示了解情况不易，要求“朱毛处来人，即速来中央，以便详知一切，决定策略和方法”。此时若陈毅的汇报稍有偏私，情况稍有出入，就可能导致党中央作出脱离实际的指示，使红四军的发展受到损失。
夜，秋雨滴滴嗒嗒。上海新蜀旅馆一间客房内，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热烈地交谈着，苏北淮安口音湖南醴陵口音四川乐至口音在湿润的空气里不断交响碰撞着：
“仲弘（陈毅的字），你们的‘七大’，你以为开得怎样？”周恩来问。
“唉，我没有更好的办法。除了赶快结束这场争论，让全军投入反‘会剿’，还能有怎样的选择呢？”
“当然，你有你的难处。中央收到你们‘七大’决议和个人来信，有些问题尚不清楚，有些问题则是明确的。8月20日，我们给你们前委去了一信，我们认为你们‘七大’主要意图在于解决党内纠纷，这不错。然而，没有针对局势着重研究对敌人的斗争，无疑是个不可忽略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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