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研究者们经过多年辛勤耕耘，最近推出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谱》）。这部编年体的史学著作，不仅规模宏大，上、中、下三册总计156万字，而且资料翔实可信，生动而真实地展现了建国后周恩来的业绩、思想、风范。它的出版，必将对人们历史地、全面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周恩来，对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各类专史的研究，起到巨大作用。
周恩来伟大业绩的真实记录
《年谱》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主要依据第一手资料，如周恩来手稿、工作台历，有关文件和会议记录，当事人的回忆、访谈记录等，同时参阅其他大量国内外资料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全面、真实地记载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1月这26年周恩来的伟大业绩。
《年谱》近万个条目，涉及到周恩来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统战、民族、宗教、侨务、科技、文教、体育、卫生、计划生育等各个领域。从组建政府机构到干部培养教育；从高层决策到各项决议、方针政策的组织实施；从主持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到具体解决普通老百姓衣食住行问题；从具体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和朝鲜停战谈判到历次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从多次出国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到数以千次会见外宾；从起草、批阅文件到外出视察；从与高层民主人士的真诚交往到对宗教界人士的关怀与尊重；从与科学家、艺术家们的促膝谈心到动乱年代对广大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从关心各个剧种和艺术流派的存留发展到具体指导文艺创作实践；从飞临黄河特大洪峰上空观察水势到亲临地震灾区领导群众抗震救灾；从对“文化大革命”认识的表白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艰难历程；从繁忙的国事到赡养亲属和夫妻情深，等等，所有这些生动而真实的记述，构成了周恩来伟大业绩的画面。
值得一提的是，《年谱》既照顾到了全面和系统，又突出了重点。从横向说，由周恩来主管的工作的一些主要方面，如经济建设、尖端技术、外交、统战等；从纵向说，那些关系共和国历史全局的重大事件，如经济恢复、抗美援朝、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扭转“大跃进”局面和国民经济调整、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等，书中都重笔加以记述，并尽量记载周恩来的思想和言论，不做日常具体活动的赘述。
《年谱》首次公布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比如，1953年公布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但当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之时，党中央为什么没有宣布过渡时期的结束？学术界对此问题曾有过讨论。《年谱》披露的1956年2月6日周恩来在政协常委会上的讲话，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讲话说：过渡时期有两个“过渡”，一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较过去的设想大大提前完成，但也不是完全完成了；一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虽然可以加快，但不等于提前完成，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不能说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现在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
再如，关于我国原子弹、氢弹爆炸和人造卫星上天的情况，《年谱》用近百个条目，对周恩来从1955年初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共同做出“一一五”战略决策，到1974年4月最后一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20年的辛劳，尽量记录在案。《年谱》表明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为我国原子能和航天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又如，《年谱》根据档案资料，详细记述了1970年间围绕修改宪法和改变国家体制问题政治局内讨论、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彼此争吵攻击等情况以及庐山会议的整个过程。这些材料的披露，可以使人们进一步了解这段历史的全貌。
《年谱》是在大量的史料考证工作基础上写成的，一方面匡正了不少出版物中存在的错讹之处，另一方面对学术界认为难点、疑点或有争议的问题，做了辨析。例如：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曾经秘密访苏，当时究竟带着怎样的意见去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的？学术界有带着中国不出兵的意见和带着中国决定出兵援朝的意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年谱》作者经过采访、查证和研究，记述如下：10月11日周恩来向斯大林介绍了有关情况后，“指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军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的作战”。几天后，斯大林又要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10月18日周恩来返抵北京并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会议，“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十九日入朝作战”。
任何伟大人物都有其历史的局限，周恩来也不例外。作为一部信史，《年谱》没有把周恩来写成一贯正确，尤其没有回避周恩来对许多事物的认识都曾有过发展变化的过程。
首先，是如何写“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年谱》没有把周恩来写成处处与“文化大革命”对着干，而是在充分肯定他在维系国家与社会运转、领导经济与科技、开创外交新格局、同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及他们所代表的极左思潮作斗争、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设法减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等方面的贡献的同时，也记述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记述了他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的一面。
如何写1958年“大跃进”中的周恩来，是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年谱》如实记载了周恩来在1956年反冒进和1958年后为扭转经济过热局面所做的努力，同时也如实地反映了他对“大跃进”问题的认识程度。从《年谱》中可以看到，当时全党普遍头脑发热，周恩来处在领导经济工作的第一线又经过“反反冒进”的多次冲击，他不可能不对“大跃进”表示拥护，不可能没有过热的话，甚至1958年后在纠正“大跃进”错误做法的同时，也还不时有坚持“大跃进”的言论。《年谱》有这样一条记载：1962年1月20日，周恩来在修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时建议写入以下内容：“应该说中国农业生产在目前条件下每年递增百分之五就是大跃进了，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同志在人大常委会议上所说的农业每年要增加百分之十至二十才算大跃进是不可能的、是错误的。”这条材料说明了周恩来对农业发展速度问题的认识过程，表明了周恩来勇于承认错误的胸怀。当然也说明他还没有放弃所谓“大跃进”的提法。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过去有些提法不再正确，或必须加以改变，但记述历史，却应保持原貌，《年谱》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是恰当的，保留了历史的痕迹。
周恩来建国思想的全面反映
在《年谱》近万个条目中，约有一半以上记载的是周恩来的言论，包括报告、文章、讲话、谈话、电报、批示、题词、书信、主持制定或亲自起草的文件等，其中多数为第一次披露。这些材料所体现的周恩来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思想，涉及到各个方面，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周恩来在探索新中国建设道路中形成的思想观点。
首先，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从《年谱》的记载可以看到，周恩来对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论述，不仅是大量的，而且是系统的，有许多独到之处。周恩来强调，中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但“社会主义是依社会发展必然的规律实现的”，逼是“逼不出社会主义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经过新民主主义就不能达到社会主义”。“在今天只有巩固与开展新民主主义，才能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决不可躐等而进”。周恩来比其他领导人更加重视《共同纲领》在新民主主义建设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作用，指出：“共同纲领是毛主席所提倡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是大家一致同意的“新中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只要将共同纲领一条一条不折不扣地加以实施，中国必然会由新民主主义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当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周恩来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一样，很快统一到毛泽东的新的思路上来，但他仍保持有自己认识上的特点。周恩来没有把搞新民主主义与向社会主义过渡对立起来，而是把两者统一起来。他说：“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过渡时期总路线实际上“就是把《共同纲领》的路线明确起来了”，更加“具体化”了，他强调要“经过联合资产阶级来消灭资产阶级”，要把资产阶级“积极的一面利用到最后”，通过赎买政策，最终做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三大改造高潮掀起后，如前面引用的材料所表明的，他仍然认为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好。
其次，是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思想。《年谱》系统地说明了周恩来在我们党确立四个现代化目标过程中的贡献。周恩来在1954年9月就提出了要在我国“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问题。1956年9月提出工业化的要求是“基本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1957年7月提出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1958年7月重提四个现代化，并不再提“交通运输现代化”，而把四个现代化界定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现代国防”。1963年1月，把“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并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64年12月正式向全国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并提出本世纪内两步走的设想：首先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然后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1975年1月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年谱》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这个过程，并提供了不少新的史料。
再次，是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年谱》记载，周恩来曾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我们需要摸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以后的20年中，我国在如何处理各个经济部类的关系、建立怎样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利益分配关系、如何调动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等许多方面，超越了苏联经验的局限。即使在所有制问题上，也曾有过某些新的思考，如《年谱》记载的1957年4月周恩来主张：“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1961年9月，周恩来在同外宾谈话时又说，社会主义除了全民和集体这两种主要的所有制外，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有第三种补充性质的个人所有制，如小商小贩或手工业者，或单独的个人中医诊所。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期，周恩来仍坚持：地方上有些小煤矿、小铁矿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允许私人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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