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及新界）历来是中国领土。19世纪英国通过侵略战争，从中国强割、强租了香港岛、九龙、新界等地方，中国有充分的权利予以收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曾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提出列强归还在华租借地的问题，但是遭到英、法等西方列强的蛮横拒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英围绕香港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当时国民政府的实权人物蒋介石起了关键作用，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以时间为界分两个阶段加以阐述。
（一）
第一阶段，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3年1月中英新约的签订。在这一阶段，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导致远东局势突变，形势利于中国。蒋介石要求“一刀切”，干净彻底地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回九龙，在香港问题上持硬强立场，迫使英国作出让步，允诺“战后同中国商讨九龙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在远东对日妥协，牺牲中国以换取其殖民地的安宁。在日本压力下，英国于1937年关闭了中国与西方联系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致使抗日所需物资不能运到中国，从而激化了中、英矛盾。珍珠港事件后，英军受到日军攻击，一败涂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先后失陷，缅甸岌岌可危。同时，日军的侵略导致了缅甸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为了保住缅甸和印度以作为战后重建英国远东殖民地的基地，英国不仅需要中国军队保卫缅甸和印度，而且希望蒋介石坚持抗日，维持远东局面。因此，英国自珍珠港事件后，开始寻求改善中英关系的途径。而在影响中英关系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最为敏感的是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英国在远东的溃败以及有求于中国的事实，迫使它不得不考虑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问题，1941年6月，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讲时，表示英国准备在战后与中国谈判废除不平等条件。[1]
然而中国政府要求的是立刻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了迫使英国早日放弃在华特权，蒋介石于1942年2月亲抵印度，分别会见了甘地与尼赫鲁，并向印度人民发表讲话，公开支持印度的独立与自由，[2]促使大英帝国殖民体系解体。这种公开向英国挑战的姿态是前所未有的。在蒋介石的推动下，中国新闻界于1942年3月开展了抨击英国帝国主义的运动，要求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运动到5月达到高潮，其标志是宋美龄从4月至5月连续在美国著文攻击英国，指出英国在远东作战不力，而且继续以帝国主义态度对待中国。她要求以抗战的名义到中国的英国大使馆的“大班们”滚回英国去。[3]
在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中国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需要蒋介石在中国战场拖住日本，以配合其太平洋战场，因此主动提出与中国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和签订新约的谈判。美国政府同时给英国施加压力，要求中美、中英废约谈判同时进行。美国此举也在于排挤英国在华势力，达到战后独霸中国的目的，因为此时美国由于经济、军事的强大，已不需要通过不平等条约来控制中国。在各方的压力下，英国外交部于1942年6月发表声明，表示英国打算战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解决有关问题，但仍坚持部分废约，而且要等到军事形势发展到有利于英国时才谈判废约。[4]
英国的这一立场使中国政府怀疑英国在废约问题上的诚意。蒋介石明确表示：“要么一刀切，不留尾巴；要么就不谈”。[5]在他眼中不平等条约已不存在，要紧的是通过谈判收回香港、九龙。他训令驻英大使顾维钧“研究并试探英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向英国提出“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事实上，西方列强在华特权已随中日战争的爆发而消失。一方面是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列强根本无法在沦陷区行使治外法权及各种特权；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本不承认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列强也不可能在这些地方享有特权；在国统区，国民党也对列强的特权加以限制，使不平等条约名存实亡。
1942年英国在欧洲战场的形势恶化，德国不分昼夜地轰炸其本土，在亚洲战场，英国更是一败涂地，希望中国政府出兵保卫缅甸。这种情况迫使其在对华废约问题上采取积极措施。1942年10月，英国政府发表声明，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6]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将英方废约草案送交中国政府，草案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上海、厦门国际租界归还中国管理；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交还中国；保护英国现有在华不动产产权等。[7]但草案中没有蒋介石至为关心的归还香港或新界问题，引起他的不满。在蒋的授意下，以宋子文为首的中方谈判小组修改了英方草案，提出废止1898年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方收回九龙。[8]中方的提议遭到英方的拒绝，英国外交部指示薛穆：坚决抵制中国的要求，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借。[9]
对于英国的这一立场，蒋介石表示“新界必须收回，条约内容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他就不同意签字。”[10]这样中英谈判处于破裂的边缘。在此种情况下，英国表示“同情中国收回九龙的要求，愿在战后收到中方要求时加以考虑。”英国这一态度看似作出让步，但却没有承诺战后一定把九龙归还中国，与蒋介石要求完全收回香港的要求相去甚远，因而再一次遭到拒绝。此招不灵英国便采取软硬兼施的新招，一方面威胁说如果中国坚持要收回九龙，英国将放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打算，不再与中国签约；另一方面由薛穆出面私下向回国述职的顾维钧许若，说英国政府战后一定把香港归还中国，让顾去游说蒋介石在签约问题上作出让步。顾维钧在面见蒋介石时说，“英国有意表示友好，建立缔结新约，这是英国送上门的礼物，我们应当收下这第一份礼，可以在收礼时暗示一下，我们正在等着第二份礼物的到来。”[11]他建议先签订新约，同时公开声明希望战后英国归还九龙。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一定的作用。此时中美废约谈判进行十分顺利，已接近尾声。美国希望中美、中英新约能同时签订，就对中、英双方施加了压力，希望双方早日打破僵局，然而美国并未要求英国把香港归还中国，因此真正受到压力的是国民政府。蒋介石希望在1943年元旦与英美同时签订新约，以作为一个伟大的外交胜利来宣传，以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发生了动摇，他在1942年12月31日的日记及“本月反省录”中表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说“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忍之”。他还写道：“待我签字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12]至此，蒋介石在签约问题上作出了让步。同一天国民政府正式表示，不将新界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签约合并提出，第二天中方在得到英方，“战后同中国商讨九龙问题”的保证下，签订了中英新约。
（二）
第二阶段从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到1945年8月二战结束。这一阶段蒋介石因前线吃紧，加之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反共内战上，对香港问题已经不是很关心，仅将收回香港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幻想通过美国的干涉收回香港。但是，美国却在关键时刻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在英国的步步紧逼之下，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趋向软弱，最终放弃收回香港的要求，使英国得以在香港重新恢复殖民统治。
中英新约签订后墨迹未干，英国就出尔反尔宣布战后不归还香港。其殖民地大臣强调，英国王冠殖民地香港的地位并不因为新约的签订而改变。[13]为了表示不会把香港归还中国的决心，从1943年2月起，英国政府指示其在华公司一律要在香港注册而不能在其他英国殖民地注册。此时英国已经从珍珠港事件后的惊慌中镇定下来，开始考虑战后远东殖民地的重建问题，计划在战争后期以武力收复香港。为此，英国准备用陆海空军及预备部队协同作战，不借一切代价攻占香港，并开始训练接管香港的行政人员，向香港派遣大批间谍以配合军事行动。[14]
与英国重占香港的周密计划相比，蒋介石则在香港问题上呈软弱妥协之势，仅将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干涉上。1943年11月，在开罗举行的中美英首脑会议上，蒋介石提出战后香港的主权应由中国收回。罗斯福表示支持蒋介石的这一要求，他认为“香港的存在，充分显示了英国人早先那套帝国主义的做法不仅已经过时，而且也没有必要了。”[16]建议英国在战后将香港交还中国，使之成为中国控制下的国际自由港。这一建议遭到邱吉尔的极力反对，他嚷道：“请大家注意，香港是英国领土”，并表示“不通过战争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得任何东西”。[17]面对邱吉尔的蛮横，蒋介石则表示：“香港问题会后将通过外交途径获致解决”，[18]致使香港问题没能写入《开罗宣言》，中国失去一次收复香港的良机。
1945年8月15日，经过中国人民和其他反法西斯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受降令：凡在中华民国台湾、越南北纬16°以北地区（满洲除外）之日军，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香港位于北纬16°以北，本来就是中国领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又属于国民党广东战区的作战范围，英、美盟军并未将它划为特别战区，所以驻港日军理应向中国投降。中国方面也表示将尊重英国在香港的“合法利益”，并将予以必要的保护，同时要求英国政府按照受降令的规定，“如果没有特别的许可，英国军队不能在中国战区之内的任何地点登陆”。[19]蒋介石也在一份电报中谈到：“眼下中英双方正处在一个十分友好的时期，如果英国政府采取一些行动，不符合盟国之间的协作精神，或者是与相互之间订立的条约相抵触，那对盟国来说，确实是一件很不幸的事”。[20]想趁此良机收复香港，他命令张发奎负责接收香港事宜，并将13军和新1军集结于宝安地区，作好接收香港的准备。[21]
但是英国却并不理会盟军的命令与国民政府的警告。日本投降的前一天，英国即命令由其太平洋舰队执行重新占领香港的任务，海军少将哈考特奉命于日本投降后立即率舰队开赴香港，实行对香港的重新占领，接受驻港日军的投降并组织以他为首的军政府。[22]8月16日，当驻扎在香港的日军刚刚得到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不久，原港英政府的辅政司卡·金逊便与日军指挥官取得联系，宣称要建立一个在他领导下的临时机构，来作为香港最高官方机构。他要求驻港日军维持好社会秩序，直到英军前来受降。
面对英国人的举动，蒋介石并没有作出强烈反应，而是希望美国人出面干涉。然而美国人在关键时刻却将天秤倾向英国一方。在中英香港归属之争中，英国深知没有美国的支持很难重返香港，日本投降后，英国新任首相艾德札强烈要求美国修改“一号受降令”，让英军前往香港受降。由于此时美、苏争夺欧洲的斗争已趋激烈，美国在欧洲需要英国的支持。杜鲁门权衡再三同意了艾德礼的要求。
美国立场的改变，对蒋介石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使之在香港问题上更加趋向妥协。蒋介石在得知美国立场发生改变后，当即电告杜鲁门，表示：如果确有其事（支持英国重占香港）但还未最终把这一决定通知英国政府的话，那他的态度是“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违反波茨坦公告的行为，也决不接受对受降令中的措辞所做的改动。”[23]倘若美国方面已将其立场告诉了英国，那中国方面的看法是；在未来的受降仪式中，驻港日军应该向中国方面的军事代表投降，美国和英国均可派代表参加这一受降仪式。在授降仪式后英国人将在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授权之下，派遣军事力量在香港登陆。但不论以何种借口，英国人都不得派兵前往中国大陆。[24]作为对蒋介石的答复，杜鲁门告诉他，英国政府已经了解美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美国不反对由一个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不过要以英国和中国方面的充分军事协作为前提。”[25]美国的这种态度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再次妥协，因为当时他正全力准备反共内战，需要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8月23日，他向杜鲁门表示愿意授权给一位英国军官，让他去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同时将派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赴港参加受降仪式。[26]至此，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已完全妥协，剩下来的只是尽量给自己争点面子而已。
英国却并不给蒋介石丝毫面子，他们坚持认为蒋介石无权委派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表示英国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欢迎一名中国方面的代表和一名美国军官一起出席受降仪式，而且只能“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个人代表的身份参加受降，如果有什么文件需要签署的话，他们也只能作为见证人签字，除此之外别无作为。”[27]英国人的这一表示，使蒋介石大为恼火，感到脸上无光，他电告杜鲁门，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他都将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任命哈考特作为他的受降代表，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28]他同时还表示，一方面要尽力避免与英国在香港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也打算以武力来抵制英国人在中国战区之内所采取的行动。[29]蒋介石的态度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使之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早日重返香港英国政府在受降问题上作出了让步，同意哈考特不仅仅只代表英国政府，而且同时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在日本人的投降书上签字。[30]从而给了蒋介石一个台阶，蒋介石也就趁此台阶同意了英国人的建议。1945年8月31日哈考特率英国舰队在香港登陆，恢复殖民统治。蒋介石收回香港的努力和梦想落空。
纵观中英关于香港归属斗争的全过程，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软弱妥协，使得中国先后三次失去收复香港的良机。日本投降后，中国曾在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屯兵两个军，在当时情况下，完全有可能收复香港。但蒋介石却把收回香港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幻想通过“外交途径”收回香港，从而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拱手相让香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蒋介石当时正全力准备反共内战，需要英美的军事援助，不敢在香港问题上同英美搞僵，因此就不惜为了反共而出卖香港。蒋介石放弃收回香港的同时也收到了英国的回报，英国同意蒋介石经香港运兵到反共前线，同时还向蒋赠送了大批军火。
注释：
[1][4][9]《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对外政策》，卢埃林·伍德沃德著，第四卷第510～523页。
[2][3][6][7][8][1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第716～751页。
[5][10]《顾维均回忆录》第五卷，第16、47页。
[12]《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第42页。
[13][14][22][27]《中国·英国与香港》陈刘洁贞著，第306～344页。
[16][19][24][25]《不平等条约1898～1947》，S.W.皮特著，第162～190页。
[17][18][21]《告别港英》，倪健中编，第534～539页。
[20][23][26][28][29][30]《美国对外关系档案》第八卷，第50～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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