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下半叶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邓小平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他提出的“改革开放”宏伟战略和他倡导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世界的进程。经过长期的思索和实践，邓小平形成了他独特的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范。他提出一系列关于中美关系的精辟论述和指导中美关系的重大实践，以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进一步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合作的方向发展，中美关系也出现新的改善势头。在当前形势下，学习邓小平关于中美关系的论述和实践，对掌握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和发展中美关系，更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文革后，邓小平遵循毛泽东、周恩来的遗愿，推动中美两国建交，实现中美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2月28日，双方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宣告结束两国长达23年的对抗，揭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上海公报》发表后，两国互设联络处，双边关系有了一定的进展。毛泽东和周恩来有意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然而，事与愿违。中美关系正常化步履艰难。除了台湾问题仍留有“尾巴”，未有新的突破之外，还受到两国国内因素的严重制约。美国方面，尼克松在第二任期遇到麻烦，1974年由于水门事件被迫下台，美方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连续性受到影响；中国方面，正处文革后期，“四人帮”的破坏活动打乱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美战略部署。毛泽东在病重时感叹地说：看来，我是看不到中美建交的那一天了。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逝世。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文革后，中美建交的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邓小平再次复出以后，在制定改革开放宏伟蓝图的同时，十分关心对美工作，以巨大的热情和坚定的态度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6年11月，卡特当选美国总统。第二年，他认准了应像前任尼克松一样，借助中国的力量，以图在战略上与苏联抗衡。1977年5月22日，卡特在圣母大学讲话时强调中美关系是“美国全球政策的核心因素”。8月22日，卡特派国务卿万斯到中国作“试探性访问”。当时正值十一大闭幕，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接见万斯时，直截了当，快人快语：“如果要解决问题，干干脆脆就是三条：断交、撤军、废约。为了照顾现实，我们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中国的统一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扰。”[1]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条件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势如破竹，迫使卡特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卡特于是下了决心，接受了三个条件。1978年5月20日，他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行前，卡特亲授机宜：“我派你去中国有两个目的：1.继续就《上海公报》所规定的内容进行协商；2.向中国方面再次保证，本届政府是认真寻求关系正常化的。……重申美国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条件，并重申美国的五点[2]。你应该说明，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3]5月21日，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会见布热津斯基，就中美建交问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邓小平给布热津斯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随后，中美建交谈判曾在三个条件和出售武器问题上出现僵局。美国一方面表示接受三个条件，但另一方面仍要求保留向台湾售武的权利。如果我方坚持三个条件，并在售武问题上与美僵持，就可能会失去建交的历史机遇；如果为了建交，放弃在售武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则不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对中美关系也不利。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2月14日和15日两次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邓小平严正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伍德科克迅速向卡特报告了邓小平的意见，谈判的僵局得以打破。这样，按邓小平的思路，美国接受三个条件，先建交，售武问题作为遗留问题在建交后通过协商解决。建交的最后障碍被排除了。
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于同一天分别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布中美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
1979年元旦，中美共庆建交。从此，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邓小平高兴地出席了中美建交招待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联系两国的纽带的恢复，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也有利于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
在中美建交后，邓小平继续以极大的热情和决心，克服各种困难，促进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
早在1978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有一段发自肺腑的感人话语：“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中美关系正常化了，我可以访美。完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件事，我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了。”
应卡特总统的邀请，邓小平选择了1979年1月28日（农历羊年正月初一）对美进行正式访问。邓小平访美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极大地推动建交后的中美关系的发展。
邓小平在卡特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高瞻远瞩地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的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和平，无疑地将是一个重要因素。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进行了三次会谈。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一时间，邓小平成了新闻媒介追逐报道的焦点，每晚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都变为“邓小平时间”，在美国掀起了“邓旋风”。据报道，采访邓小平访美的记者达1100人，相当于一场奥运会的规模。邓小平这次访美所受到的隆重接待是20多年来美国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
邓小平访美期间，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定，内容包括互设领事馆、互派留学生、能源开发、高能物理研究、空间技术开发和农业发展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邓小平强调这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
邓小平访美后，在他的推动下，仅随后两年里两国就签订了35个协议，在高层互访、经贸合作、文教科技交流和民间交往等方面均出现了可喜的局面。随着中美建交，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里，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主流，但同时也存在不少困难，特别是台湾问题。1979年1月26日，卡特政府向国会提出调整美台关系的综合法案。参议院外委会通过此修正案，经辩论后改名为《台湾授权法案》。与此同时，众议院也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法案《美国－台湾关系法》。接着参众两院推举代表进行协商，推出《与台湾关系法》，两院分别于3月28日和29日予以通过。卡特于4月10日签署该法，使之成为美国一项国内专门法律并生效。很明显，这是违背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严重事件。对此，我方作出明确坚定的反对态度。4月19日，邓小平会见丘奇率领的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代表团时，开门见山地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表示要保护台湾，说这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一旦台湾有事，美国还要干预。因此，这个法案损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4月28日，我国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
然而，美方仍我行我素，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不断制造麻烦，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这在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据美国国防部统计，1979年和1980年，美售台武器分别为5.44亿美元和5.268亿美元。里根上台后，从1981年起，美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提高。美方还变换手法，用租赁的方式向台湾提供战斗机、军舰和潜艇等军事设备。
面对美国售台武器的严峻形势，我国政府多次声明，反对《与台湾关系法》，强烈要求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邓小平在接待外宾时也反复阐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1981年6月14日，邓小平对来访的美国国务卿黑格说，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一个敏感问题。如果美国走得太远，中美关系就可能倒退，甚至会走进另一个极端，这样对美国丝毫没有好处。1982年5月5日，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布什谐携夫人访华。5月8日，邓小平会见布什夫妇，他说：“希望通过你这次到北京来，能够把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阴影云雾一扫而光。”[4]他还提到，他的儿子正在美国上学，这说明他对两国关系是有信心的。邓在会见结束时对布什说：现在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时机已到，不应再耽搁了。[5]与此同时，邓小平十分关心两国关于售台武器谈判的情况。7月13日，邓小平接见了美驻华大使恒安石。恒安石向邓小平转交里根的一封信，表示美国不谋求一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长期政策。这样，经过10个月的艰苦谈判，两国终于在8月15日达成协议，8月17日发表了《联合公报》，即著名的《八·一七公报》。双方重申建交公报中确认的各项原则，在武售问题上，美国许诺在数量和质量上不超过中美建交以来几年的水准，今后逐步减少，经过一段时间做到最后停售。
《八·一七公报》的发表，为解决中美建交时遗留下来的售台武器问题跨出重要的一步，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这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又一胜利。在围绕《与台湾关系法》和售台武器问题上的这场较量中，邓小平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鲜明果断的立场，既坚持原则、捍卫主权，又注意斗争的策略和方式，在中美关系史上谱写了重要的一页。
三
在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危机时，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泰然处之。力挽狂澜，拯救了濒于破裂的中美关系。
1989年2月25日，布什刚刚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一个月就再次访华。邓小平于2月27日会见了他，双方都表示，希望中美关系能在新形势下继续得到发展。然而，由于国内外局势风云突变，中美关系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调整对美政策，美苏开始建立新战略伙伴关系，结束全球对抗。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也在加快。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两国关系正常化。这表明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美关系赖以发展的战略基础中对付苏联威胁开始动摇。中美关系战略基础的这一“脆弱性”和“六·四”事件的发生，对两国关系形成巨大的冲击。美国利用“尊重人权”和“关心民主”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单方面采取一系列制裁中国的措施，如中止两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所有高层接触，中止两国军事领导人的互访，暂停政府之间的一切武器销售，实施各种经济制裁，暂停两国之间的科技和教育的交流项目，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关于延长逗留期的请求。美国还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给予方励之夫妇以“政治避难”，公开支持中国境内外“民运人士”的政治活动。接着，美方以人权、军售、经贸与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为手段，向中国施加压力，使中美关系陷入严重困难。
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中美上空乌云密布。
此时，邓小平以他特有的智慧、胆略和影响力，驾轻就熟地处理危机中的中美关系，使之化险为夷，出现转机。10月28日，尼克松第六次访华。邓小平于10月31日接见了他。邓小平说：“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还请尼克松转告布什，“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6]11月8日，基辛格访华。同一天，邓小平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他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11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基辛格时亲切地说：“我已退了下来。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言谈中，双方对中美关系充满信心。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也会见了基辛格，希望尽快结束中美之间的不愉快纠葛。基辛格表示，美中双方共同采取行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12月9日，布什派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访华。尽管邓小平已经宣布过今后不再代表党和国家会见客人，但为了帮助中美关系摆脱危机，他还是决定第二天会见斯考克罗夫特。邓小平指出：“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7]在谈话结束时，邓小平令人感动地“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8]邓小平与斯考克罗夫特的特殊会见是他最后一次正式会见美国客人，他发表的“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谈话，深刻地阐述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对中美关系摆脱危机、得到改善起了关键的作用。
四
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邓小平提出一系列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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