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不仅包括科技和工业等方面的变革，也包括政治上由专制向民主化的变革。而政治的民主化又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观念的传播分不开。20世纪初，“庚款留美”的知识分子在传播民主、法制等现代政治观念过程中所起的先导性作用，值得肯定。
一
自1909年美国决定退还部分“庚款”实行退款办学以后，留美的中国学生人数逐渐增多。这些学生都是经过较为严格的挑选和训练后直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的。按中国与美国的商定，当时庚款留美的学生，80%的人要学习理工农医专业，20%学习社会科学。自西方侵入中国以后，随着中国人对西方了解的深入，许多知识分子也逐渐认识到，中国不但要学习西方的技术，更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庚款留美学生开始学习美国的政治理论和制度。
这些学生在美国学习期间，为寻求救国之术，有的人专攻政治学，直接学习和了解西方的政治理论及政治制度。如胡适在1910年通过了庚款考试，为不辜负家中的期望及节省钱赡养寡母，他进了不收取学费的康乃尔大学农科。然而他的兴趣不在这里，不久就弃农学文。当时国内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的垮台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使在美国的胡适十分兴奋。他多次作有关中国革命和共和政府的公开演讲，向美国听众介绍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他的哥哥胡绍之也给他来信，鼓励他“以文学发挥政治之真理，其功速而大”[1]。转修文学和哲学的胡适，实际上对美国政治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他选修“美国政府和政党”的课程，旁听美国教授们代表民主党和进步党的辩论会，积极参与留美期间的两次美国总统大选及多次政治集会。他对社会政治团体和社会政治活动也十分热衷，参加了由留美中国学生成立的“政治研究会”，当选过康乃尔大学世界学生会会长，作过70多场政治性演说。通过参加各种政治性活动，胡适不仅广泛地了解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加强自我政治训练，熟悉了美国民主政治运作的程序。胡适自认为他已经“对美国的政治相当熟悉”[2]。
更多的庚款留美学生则是因他们较长时间在美国的生活，故能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有比较深入的观察和理解。虽然大多数庚款留美学生以自然科学为主攻科目，但仍然要学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并对美国社会进行多方面的接触。除各门课程的学习外，他们还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社团，如中英语演讲会、辩论会、音乐会以及到各地观光考察等，通过各种方式学习语言，观察美国社会，了解美国的政情、民情。如赵元任在繁重的学习之余，还喜欢参加各种活动，他是数学会社、哲学会社、中国学生会、世界学生会社的积极分子。1926年到美国去的任之恭，先后攻读电机工程和物理学，并于193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后来回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时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持续读了七年书，这使我第一次直接接触西方文化。来自一个有丰富文化遗产而社会和政治结构却极其脆弱的国家，我对西方的哲学和政治制度特别感兴趣。‘五四运动’之后，我在中国听到许多这方面的事情，来美国后，我被实际亲眼看到的关于社会与政治的观念深深地感动了。我钦佩大多数民主理想与制度、司法体制和美国政府的预算平衡结构--这个国家最好地体现了林肯著名的宣言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各个方面。”[3]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抱有好感并认为这些制度可以在中国实行，这是当时留美学生的普遍看法。
庚款留美学生虽身在国外，但对国内的政治仍给予极大的关注。竺可桢是1910年利用庚款赴美留学的。他到美国后的第二年即1911年，中国国内就发生了武昌起义。竺可桢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们虽然课程繁重，但仍注意来自祖国的消息，关心这场革命的前途。竺可桢认为，当时中国应尽快确定共和政体，实现统一，以免列强趁机分裂中国领土[4]。留居美国各地的学生们或联名或以学生会名义向国内发电，要求革命领袖人物尽快建立统一的共和政府。一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们关心国内革命的心才算安定下来。1919年1月中国派出代表，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然而中国代表向会上提出的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取消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及归还由日本强占去的原为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等合理要求竟遭到拒绝。消息传到美国，激起了留学生们极大的愤怒。当时正在专心致志撰写博士论文的庚款留美学生茅以升毅然扔下笔，组织留学生运动，声援国内人民的斗争。茅以升是匹兹堡中国留学生会副会长。在声援运动中，他亲自撰写文章和宣传小册子，编写京剧、话剧，起草“抗议声明”，积极配合国内的“五四”运动。
庚款留美学生正是通过以上不同途径直接和间接地感触到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并对此有着程度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由于他们始终关心着国内的政治形势，希望祖国能够实现民主制度，从此强大起来，所以当他们回国后，面对当时中国北洋军阀、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政治现实时，他们在美国所接受的西方政治理论和观念，就成为批判当时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要求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理论和行动依据。
二
归国的庚款留美学者在反对专制独裁统治、传播民主政治观念以及从事民主运动的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五四”时期到1927年。
首先，在这一时期中，庚款留美学者在批判封建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也曾介绍和宣传过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但这一启蒙运动进行得并不彻底，这成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封建主义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1915年以陈独秀为首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打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对两千多年来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和观念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吸引了大量进步青年包括许多留学生投入这场斗争。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成为这场斗争的先锋。
胡适留美期间，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积极响应国内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著文支持共和，反对封建专制，揭露和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5]。1916年，他写信给陈独秀，首次提出文学革命问题，向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以及束缚人们思想、阻碍新文化传播的文言文发起攻击。1917年1月，他将文学革命的主张以《文学改良刍议》为题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2卷5号上。文中提出了对文学改革的八项主张：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6]。此论一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纷纷著文响应，由此形成了对中国旧文学、旧文化的一场伟大的革命。以后，胡适为实践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在《新青年》杂志上不断发表白话短篇小说和独幕剧等。他的作品被视为新思潮及白话文的范本，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
1917年夏季，胡适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里的学术空气及各种新思潮都极为活跃，这种环境对于胡适来说，如鱼得水。在北大，他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并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干将和实际领导者之一。胡适通过授课、演讲、著述、翻译、办刊物、文艺创作及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全面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斗争中。例如，他在北大开设的“杜威著作选读”课程，介绍和宣传新思潮，吸引了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胡适发挥他的擅长演讲的才能，在新文化运动中所作的一系列演讲，诸如“武力解决与政治解决”、“实验主义介绍”、“少年中国之精神”等，对于传播民主、自由新思想，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胡适先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从1919年1月起，胡适担任了该杂志的责任编辑，并在1919年6月主编《每周评论》。以上两种刊物，在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以批判封建旧道德、封建专制，宣传人的尊严、个性解放等为目标，起到了无以替代的思想启蒙的作用。胡适和陈独秀一样，被当时进步青年奉为“楷模”[7]。当时的毛泽东，主笔《湘江评论》，并领导湖南驱逐张敬尧的学生运动。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过胡适，想取得他的指导和支持。胡适在1919年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文《新刊评介--介绍〈湘江评论〉、〈星期日〉》中称：“《湘江评论》第2、3、4期的《民众大联合》（毛泽东所写--作者注）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意外的喜欢”。胡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对湖南学生运动给予了热情支持。当时这个体现了思想空前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揭露和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势力依然猖獗，北洋军阀政府仍然实行专制独裁的统治。面对这一形势，全国各个阶层和党派都作出不同的反应。庚款留美学者则根据他们的见解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进行了批判。1920年8月1日，胡适和李大钊、张祖训、蒋梦麟等7名教授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认为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而这几年“军阀政客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宣言》指出：“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宣言》号召全国同胞行动起来，力争废止军阀政府种种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条例，要求言论、结社、集会等人身自由，还人民自由平等的社会权利[8]。这个《宣言》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2年5月，胡适与一些支持他的留学朋友认为应该有一个发表他们自己政治言论的阵地，于是创办了《努力周报》，以一种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出现，在该刊上发表了许多抨击北洋军阀推行专制独裁统治的文章。如曹锟收买国会议员贿选总统的事件，胡适等撰文予以揭露，并要求国会彻底清查，严厉指责这样的国会根本不配制宪。这表达了民众有权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民主精神。在这方面，《努力周刊》的第2期发表由胡适与蔡元培、王宠惠、丁文江等16人共同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最具代表性。该文集中体现了胡适等人要求改造北洋政府、建立一个“好政府”的主张。文中对“好政府”的含义进行了阐释。所谓“好政府”是一个“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好政府”起码要有一个机构以监督和防止不法官吏的营私舞弊行为。同时政府要为社会全体谋取充分的福利，要爱护和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这些主张体现了胡适等进步知识分子要求现代民主政治的强烈愿望。
第二时期是自1927年至抗战时期。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蒋介石取代了北洋军阀政府。但是，其专制独裁统治，比起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时期，却有过之而无不及。1928年10月，国民党通过《训政纲领》。这个纲领以“训政”为名，由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取代原来的由选举的议员组成的国民代表大会；将资产阶级历来主张分立的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统统“付托于”国民政府；而国民政府又在国民党的“指导监督”下[9]。这等于将国家的一切权力集中在国民党也就是集中于蒋介石之手。于是，国民党通过了一系列的迫害人民的专制法案，如《制止共产党阴谋法》、《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等。只要是对国民党不满，就可以“共产党”、“反革命”、“危害民国”等罪名“依法”进行逮捕和审判。更有甚者，在1929年3月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代表陈得征向大会提出议案，认为法院在审理共产党等反革命案时，常因取证不足而宽纵“反革命”，他建议只要经过省市党部出具证明为反革命分子的，法院就要定罪处刑。这几乎是要将民国以来在法制上的些微进步都要剥夺殆尽。对于陈得征的主张，胡适曾忍不住写信给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长王宠惠，指出“只凭党部的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的做法，“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那一世纪那一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一办法？”他讽刺说：“国民党有这样的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全世界了。”[10]
国民党的这种倒行逆施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深受西方民主政治熏陶的庚款留美学者的愤慨。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王造时等庚款留美的学者对国民党以“训政”为名实行专制独裁、以保障人权为名行侵犯人权、以党治代法治、以统一思想党化教育为名压制思想自由等反民主的种种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比较深入地阐释了人权与法治、民主与自由、民主制度下民众与政府的关系等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些主张集中发表在梁实秋等人创办的《新月》杂志上。192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一条《保障人权命令》。该令规定：“无论何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严惩不贷。”就在该令发布前后，发生了多起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军队侵犯人权的事件。其中以安徽刘文典事件最为出名。1928年，安徽大学发生学生罢课事件，蒋介石亲自到安庆召见担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令他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严办罢课学生。刘声称他不知谁是共产党员，并当面顶撞蒋介石几句。蒋竟然命令将刘文典捆绑起来，并要枪毙他，后经其家人朋友奔走、蔡元培等人出面力保，才将他释放。对于国民党官员任意侵害人权，而民众却不能去法院控告的情况，胡适认为，《保障人权命令》根本没有提及如何防止这类侵害人权行为的发生，这就无从谈人权保证。就在这一年5月出版的《新月》杂志上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对国民党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抨击。胡适在文中指出：《保障人权命令》中没有对“身体、自由、财产”各项人权作出如何保障的明确规定，没有提及政府及政党侵犯人权后应如何处理，当时国民党既无制定宪法，也无任何约法，请问对侵犯人权行为将依什么法惩办？胡适在该文中要求国民党政府应尽快建立法治，依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并依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人权的，不管是什么官员，“或是国民政府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11]。对于当时气焰嚣张的国民党，胡适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这不能不说明他的勇气。但更为重要的是，胡适明确地阐明人权的保护是以法治的建立为基础。一个没有法治的政府，是不能期望它能够保护人权的。这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所谓保护人权的揭露，无疑是非常深刻的。胡适的《人权和约法》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蔡元培写信给他称此文有“振聩发聋”的作用[12]。清末实业家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当时在病中不能执笔，仍口授学生给胡适写信，信中说：“从前是官国、兵国、匪国，到了现在又加上党国，不知中华几时才有民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政府对老百姓，不仅仅防口，简直是封口了，都是敢怒不敢言”。他认为胡适的文章“说的义正词严”，“有见识有胆量”，让他“一辈子佩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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