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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对与三国地缘格局:“隆中对”硬生生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走向(2)


    在《隆中对》诞生的七年前,东吴重要谋士鲁肃也为孙权提出了一项战略方案——《榻上策》。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鲁肃见到孙权,两人合榻对饮、相谈甚欢。孙权问鲁肃对东吴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怎么看?鲁肃回答说,汉室已经不能复兴,曹操也无法除掉,为您考虑,只有把根基立于江东,才能争夺天下。北方容易出现纷争,正因多纷争,主公您正好可以溯江而上,先剿除黄祖,然后进伐刘表,攻取巴蜀,完全据有上中下游的长江天险,依托长江天险,与曹魏集团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榻上策》为孙权提出的是曹魏VS孙吴的南北朝模式,而诸葛亮的《隆中对》为刘备提出的则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模式。后来的历史发展基本走的是三国鼎立的模式,这是为什么呢?
    换句话说,在曹魏与孙吴两大寡头下,弱小的刘备集团是如何从夹缝中求得生存,赢得“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呢?而这也正是诸葛亮比鲁肃的高明之处。
    这涉及到寡头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模式。德国经济学家斯塔克尔伯格(H.Von Stackelberg)曾提出“斯塔克尔伯格模型”。该模型将寡头细分为“实力雄厚的领导者”与“实力相对较弱的追随者”两种。首先,市场领导者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自己的市场行为,然后,市场的追随者再根据市场领导者的行为决定自己的最优行为。如此循环往复,形成寡头格局下的行为模式。
    具体到《隆中对》,可以把参与主体分为:领导者(曹魏)——追随者(孙权、刘备)的三方博弈模式。在该模式下,由于曹操实力最强,“此诚不可与之争锋”,所以,孙、刘均无法单独与之对抗,必须联合方能图存。这是三方的基本行为模式,具体而言:
    第一种情况:如果曹操攻打刘备,那么孙权一定会救援刘备。“隆中对”之后第二年发生的赤壁之战就是如此,市场的第二名和第三名一定会通过“抱团”取暖。
    第二种情况:如果曹操攻打孙权,由于孙权在业内排行第二、且拥有长江天险,完全可以支撑较长时间,那么刘备就可以按照《隆中对》提出的战略方针,从容地攻取西川(益州)和汉中,建立一方霸业。
    第三种情况:如果孙权攻打刘备,由于面临着来自曹魏的压力,那么孙权只能敲打、而不能吞并刘备。这就是后来在夷陵之战大胜刘备后,为什么孙权并没有乘胜灭蜀了。
    正是在上述三方博弈的行为模式下,刘备集团在短短十二年里(公元207~219年),迅速从寄人篱下发展到“进位汉中王”,成为三分天下中的一员,并顺手“埋葬”了鲁肃的南北朝模式。
    
    《隆中对》与《榻上策》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对终极战略目标的判断上。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认为,实现“天下三分”只是第一阶段,而“图取中原”才是其终极目标!从后来的发展看,“诸葛秉政”之后,曾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为的就是实现一统天下的终极战略目标。
    相比之下,鲁肃虽然也提出过图取天下的目标,但是他的立足点还是“保江东以观成败”这个角度。
    表面上看,两者的差异是由意识形态导致的:刘备作为汉室之胄,心理上自然不会满足于地方割据,本着“王业不偏安”的心态,所以要“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相比之下,孙吴方面则没有这层意识形态的色彩,属于偏安一隅的状态。
    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异,从政治市场结构演化的规律分析,诸葛亮的境界还是要比鲁肃高:诸葛亮看出来了,不管将来是魏蜀吴三分还是魏吴对峙,这样寡头结构都不会长久,总有一天会改变,“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那么,问题就不在于将来是否会统一、而是在于由谁来统一。当然,站在刘备方面考虑,诸葛亮还是希望未来一统天下的能是蜀汉一方,实现“三家归汉”。
    《隆中对》中指出,天下将来会“有变”。那么,曹魏集团内部为什么会“有变”呢?这要源于诸葛亮对曹魏这个市场领导者的深刻洞察:曹操在创业上采用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模式,带来的好处,是曹操可以利用中央政府的名义和官职广纳人才,带来的坏处则是这些人才究竟是谁的搞不清楚。
    曹操阵营庞杂:有原来就在中央政府任职的,有后来被曹操选拔招揽的,还有朝廷官员推荐任命的,更有从敌营中招降纳叛的,并非清一色的都是自己的队伍。
    加之曹操本人人品有误,导致团队整体道德水平低,容易出内乱。朝廷里总会有不服的人存在,后方不稳定,朝廷内外的敌人都要对付,容易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从而影响事业的发展。
    曹操集团内部先后出现了董承“衣带诏”事件、荀彧反对曹操封公建国、孔融、祢衡等人唱反调;赤壁之战后,有人想借赤壁之败扳倒曹操,趁机取而代之。
    赤壁之战后,曹操又进行了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三次战争,每次时间都不超过一年,甚至宁肯半途而废也要返回邺城,究其原因,用法正的话说,这不是曹操考察不周、用兵不足,一定是他内部出了问题,使他感受到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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