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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2013年6月，柳传志在小范围座谈时说的一席话，因为互联网的传播而引发了各方争论，成了一场公共事件。
公众对柳传志的态度几乎是泾渭分明的。赞同者认为“在商言商”是现代社会分工使然，企业家当然不该承担额外的政治职责，近代中国很多企业家之所以走向溃败，就是没有专业化的结果；而反对者认为，政治从不缺席商业环境，而以“在商言商”为借口拒绝讨论政治，实际上是掩耳盗铃。比如地产大鳄任志强就在其微博上表示，“‘在商言商’就是一种政治表态。我认为，政治不管你‘言不言’，它都在你身边，与其逃避不如面对。”
毫无疑问，企业家的首要任务是要让企业盈利，在商言商当然不为过。对于企业家而言，管理好一个企业，让企业创造利润，是它的首要职责。企业如何创造利润？从企业内部而言，不外乎企业有一个好的治理结构，然后针对市场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而从企业外部而言，必须存在一个让市场竞争发挥作用的商业环境。只有具备这两个前提条件，企业才能够顺利发展。如果一个企业的外部环境很恶劣——比如公权力机构吃拿卡要、商业链条中灰色利益丛生，那么无论单个企业如何优秀，最终结果估计也只能是折戟商场。
从这个意义而言，很多时候，即使有一个好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企业家也不得不涉及政治，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中更是如此。联想集团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小公司发展成为世界500强，并不只是因为它能够设计出市场需要的产品，更重要的是通过“讲政治”发展出一个良好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从早期的“孙宏斌入狱”到中期的“柳倪之争”，再到后来的“京港联想合并”与“老联想分拆”，正是因为以柳传志为首的管理层把握了政治的脉搏，联想才能顺利地解决制约其发展的产权制度问题，为接下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在中国，很多企业家就是输在产权结构这一个起跑线上，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的悲剧人生为此作了生动注脚。
一个好的商业环境，更是需要企业家带领其企业共同构建达成。什么是好的商业环境？无非是市场竞争能发挥作用，让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最终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如果一个企业有着好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受到外部商业环境的制约，其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对此柳传志在十多年前就曾经表述过，联想和戴尔虽然诞生于同一年，但是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戴尔远胜于联想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商业环境没有美国好。
从人类历史来看，之所以会产生“商会”这样的机构，其本意就是让企业家联合起来共同创造一个好的商业环境，通过行业协会这一组织形式，能够增加商人和政府谈判的话语权，更有利于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毫无疑问，这个功能是单个公司所不具有的。
参与商会，为企业争取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是不是“在商言商”？当然是。但又不仅仅是“言商”，而是某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在任何国家，企业参加各种商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都是参与政治的一种形式，更不要说在当下中国，很多企业家本身就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言政”更是天职。胡润曾对国内1000名富豪进行过统计，发现15%的富豪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而柳传志本人除了在联想任职以外，还兼任多项社会职务，同时还是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多年前，柳传志曾在公开场合表达过这样一个担忧：“中国的企业家，都既是商人，又是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一人身兼三职。”我想此次他说企业家要“在商言商”，实际上应该是希望企业家更为单纯的意思。这当然不为错，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形成一个能让企业家心无旁骛参与企业经营管理而无需为外部环境担忧的商业环境？从过往的经验来看，这需要企业家群体参与政治。换句话说，“在商言商”商业环境的形成，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免费午餐，而是企业家群体不懈争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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