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至辽代桑干河流域城市的发展与分布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3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孙靖国 参加讨论
摘要：本文对唐末至辽代前期桑干河流域内的州县城市的位置逐一进行复原，对其选址的地理要素和分布格局进行了分析，指出：从唐末到辽代，是桑干河流域城镇设置的高峰，这是由这一时期本地区居民结构、农业发展程度以及农牧业之间的交替等因素所导致的。 关键词：唐末 辽代 桑干河流域 城镇 桑干河流域位于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内外明长城之间，在气候上属于农牧交错地带。在地貌上则是由桑干河及其支流——洋河、壶流河等河流的流水作用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冲积、洪积平原，组成了朔州、大同、阳高、蔚县、怀来、宣化等带状分布的间山盆地。在历史上，桑干河流域成为农耕与游牧民族更替经营的区域。唐代前期，桑干河流域设置的治所城市非常稀少，直到开元初年，唐朝在桑干河流域只设置了分布在盆地南缘的鄯阳（朔州治）、怀戎，及孤峙大同盆地中心的云中县（云州）。之后的二百余年间，除了分别置于大同军城和横野军城的马邑、安边（蔚州治）二县外，别无州县设置，呈现荒残的局面。与同样作为统一农耕王朝的西汉相比，落差相当强烈。[①] 盛唐以后，唐王朝在桑干河流域建设了一系列军城，唐末至辽代前期，这一地区的城镇大规模修建起来，今天桑干河流域内部的诸多政区，都是在唐末五代与辽代陆续兴建的。本文拟通过对今天可以确定确切位置的治所城市进行逐一复原，以求得城市发展的时间顺序与微观的地理位置，从而把握这一时代城市与地理环境、政治形势以及农牧业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治所沿革与城市位置的复原1.天成县 《辽史·地理志》记载：西京大同府“天成县，……辽析云中置，在京北一百八十里[②]；《金史·地理志》载：“天成，辽析云中置”[③]。明代于大同府以东筑天成卫城，即清代至今的天镇县城。除元代外，历代皆名为天成，其建制应该是稳定的。《大清一统志》径云：“天成军，今天镇县治”[④]，虽无法判断其根据，但 天成军，《新唐书·兵志》未收，《新唐书·宗室传》记载：德宗时，李说任职河东节度大使，“筑天成军，边备积完”[⑤]，则天成城应筑于德宗时期（780～805），天成军之设置应早于或与筑城同时。《新唐书·沙陀列传》还记载，景福初，“赫连铎众八万攻天成军”[⑥]，可见到唐末，天成军的建制仍在。 关于天成军城的位置，《元和郡县图志》载：云州“东至清塞城一百二十里，又东至天成军六十里”[⑦]；蔚州“北至天成军一百八十里”[⑧]。古人论里程，不必细究，我们能从史料中得到的信息是：天成军城与云州城和蔚州城距离大致相当，且西与云州城隔清塞军城，与清塞军城距离约为清塞军城与云州城距离的一半。 从方位上来看，今天镇县城西南距大同市直线距离约为80公里，南距蔚县城直线距离约74公里，西距今阳高县城约三十公里[⑨]，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大体符合。 而天成县，如前所揭，是辽代在天成军的基础上所设置的，县城应即原天成军城。 2.长青县 《辽史·地理志》载：“本白登台地。冒顿单于纵精骑三十余万围汉高帝于白登七日，即此。辽始置县。……在（西）京东北一百一十里”[⑩]。《金史·地理志》载：“白登，本名长清，大定七年更”[11]。此县废于明初，《云中郡志》载：“白登村在城南二十五里，乃白登县之遗”[12]。《大清一统志·大同府·古迹》云：“白登故城在阳高县南……明洪武二年，李文忠出朔州，败敌于白登，县寻废，《旧志》：今为白登村，在卫南二十五里”[13]。按今阳高县大白登镇所在地大白登村在县城东南9,200米左右，西侧有小白登村，二者应有其一为《大清一统志》所载白登村。《中国历史地图集》将长青县城定在阳高县城东南，白登河南岸，当据此。若《一统志》所言确实，则辽长青县城即在此，位于白登河南岸，吾其河冲积扇前缘的河川地带，周围地势相对狭窄。 3.奉义县 《辽史·地理志》载：“奉义县。本汉陶林县地。后唐武皇与太祖会此。辽析云中置”[14]。《大清一统志》言：“奉义故城在大同县北”[15]，不知何据。按辽太祖阿保机与李克用会面且结为兄弟一事，各史都有记载。《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记载：“天祐二年春，契丹阿保机始盛，武皇召之，阿保机领部族三十万至云州，与武皇会于云州之东”[16]。《新五代史·庄宗本纪》则云：“会契丹阿保机于云中，约为兄弟”[17]。同书《四夷附录》记载：“梁将篡唐，晋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机以兵三十万会克用于云州东城”[18]。《辽史·太祖纪》则曰：“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易袍马，约为兄弟”[19]。《资治通鉴》记载为：“阿保机帅众三十万寇云州，晋王与之连和，面会东城，约为兄弟，延之帐中，纵酒握手尽欢，约以今冬共击梁”。《资治通鉴考异》引《唐太祖纪年录》谓：“太祖以阿保机族党稍盛，召之。天祐二年五月，阿保机领其部族三十万至云州东城，帐中言事，握手甚欢，约为兄弟，旬日而去”[20]。综合以上史料，李克用与阿保机会面当是在云州之东，既然《资治通鉴》提到二人在“帐中”宴会，则应该是在城外。云州治云中县，即北魏平城、北齐至唐初的恒安镇，也就是明清的大同城。北魏平城外郭跨今御河，今御河以东有古城村，系明清时依托北魏外郭城垣建设的村堡[21]。《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东汉、北魏各卷将平城置于御河以东，隋代部分亦将恒安镇至于御河以东，都应是受“古城”之名所惑。而唐代部分则将云州云中县置于今大同市，正确无误，但按前所论，云州城即恒安镇，此处无疑自相矛盾。 《中国历史地图集》辽代部分将长青县置于御河以东，应是考虑到“云州之东”或“云州东城”的记载。北魏平城外郭城垣至唐末是否还完善，不得而知。考虑到阿保机率精骑数万前来，恐怕不会在云州城中相会，应是在城外不远。约于御河以东之地相会，更是便于契丹大军驻扎，所以《资治通鉴》中“云州之东城”，疑为“云州城东”或“云州之东”之讹。《中国历史地图集》此处定位，应是循此逻辑。 但定位长青县城于此处的前提，应是《辽史·地理志》所记正确。按长青县既析自云中县，当在今大同市及大同县范围内，但辽西京大同府本身就有大同、云中二附郭县，长青县城距大同府城如此接近（2500米左右），不得不令人怀疑是辽史本身的舛误。 4.怀仁县 《辽史·地理志》记载：“本汉沙南县。元魏葛荣乱，县废。隋开皇二年移云内于此。大业二年置大利县，属云州，改属定襄郡。隋末陷突厥。李克用败赫连铎，驻兵于此。辽改怀仁。在京南六十里”[22]。《辽史》这段叙述，简直是漏洞百出，《辽史地理志汇释》已经指出了这些错误，此不赘述[23]。自辽历金、元至明，未闻有县城迁徙之事。唯《大清一统志》云：“怀仁故城在今怀仁县治西，辽置县。因阿巴齐与晋王李克用会于东城，有怀想仁人之语，故县取名。金贞祐二年徙今治”[24]。按李克用与阿保机会面，是在云州之东，似不应引契丹数万骑兵深入大同盆地内部。此处的结论明显是循“东城”之逻辑而来，很难取信于人。至于金贞祐二年事，《金史·地理志》记为：“辽析云中置，贞祐二年五月升为云州”[25]，而不言县城迁徙。当然，明清之前地理总志多不叙及城池迁徙，但数百年后孤证无法成立，且今怀仁县城以西又无城址发现，故本文从《中国历史地图集》，定怀仁县于今怀仁县城。 5.怀安县 《辽史·地理志》载：“怀安县。本汉夷舆县地。历魏至隋，为突厥所据。唐克颉利，县遂废为怀荒镇。高勋镇燕，奏分归化州文德县置。初隶奉圣州，后来属”[26]。按高勋任辽南京留守是在应历（951年九月～969年二月）初年的事，那么怀安县的设置时间就应该是辽代。 《读史方舆纪要》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种观点，顾祖禹的依据应该是《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记“新州，领县四：永兴、矾山、龙门、怀安”[27]。据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分析，《新唐书·地理志》中政区沿革当以天祐（904～907）为准。按新州置于光启（885～888）中，后唐同光二年（924）升威塞军[28]，作为燕云十六州之一被割让给契丹，辽太宗升为奉圣州。 《辽史》舛误实多，汉夷舆县城在今延庆旧县古城村，怀安县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其县境范围内。但不能据此否认所有材料，如果《辽史·地理志》所载高勋设县一事确实的话，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新州置于唐光启中，而怀安县则设于辽应历中。抑或唐末设怀安县，辽省废，高勋复置？ 关于怀安县的位置，嘉靖《宣府镇志·城堡考》载：“怀安旧城，在今怀安卫直东二十余里，遗垒尚在”[29]。《嘉庆重修一统志》载：“怀安旧县在今怀安县东。……《旧志》：怀安故城在今怀安县东二十里，明废县为卫，移今治”[30]。乾隆《怀安县志·古迹》记载相同，并明言“怀安故城，县东二十里，相传唐时旧县，遗址犹存”。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辛巳，“置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十卫于大同之东，……皆筑城，置兵屯守”[31]。按《嘉靖宣府镇志》，怀安城“洪武二十五年筑”，可见这一年所筑的怀安卫城，就是今天的怀安城，辽金元的怀安县城已经被废弃。旧怀安村就在怀安城东北十公里左右，辽金元怀安城应该就在旧怀安附近。 笔者2008年8月28日考察旧怀安村时，发现在洪塘河支流的高阶地上，座落着一个正方形的堡城，城墙的形态非常明显，在整个村子的低矮建筑中显得高大突出。除南墙已当然无存外，其它三道城垣都基本完好。东墙夯层厚23厘米，间层为砂石，夯层间极少陶片。今天旧怀安村的村民居住在堡城内，当地老人称这些城墙为“堡墙”。居住区向南扩展，形成倒“凸”字形，则南墙应为后世居住区扩大时拆掉。对照《怀安县志·堡寨》对此城的描述：“治城正东十二里，长方形，周三里，高三丈，厚三尺，有一门，破坏，有一百零五户，土筑”[32]，此城应该是明清时期的村堡。 在此堡城北，由东墙延伸，有一段残留城墙，残高3米左右，夯层厚16～17厘米。城墙压在二级阶地东缘，整个二级阶地上（应为城内）遍布陶片，夯层内夹杂陶片和瓷片。东墙北端残迹位于村北二级阶地向西北转弯处，根据Google Earth测算，长约100米，叠压在汉代城墙残迹上。据对承包遗址农田的村民的走访，东墙还要向北延伸。 图1 辽怀安县城东墙（摄于2008年8月28日） 表 1 宣化唐墓墓主情况表
这六部有明确纪年、归葬地点和出土地点的墓志，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来进行二重证据法的研究。这三座墓葬分别出土于宣化城东1200米、1300米和东南2300米处。既然墓志中都提到下葬地点是在军城东南，我们不难确定这里提到的雄武军城，就在今天的宣化城。根据宿白的研究[64]，今天宣化城是在唐武州城基础上，于明初向西北两方向拓展而成的，东南两道城垣系自原唐武州东南城墙延伸而来。那么，这六部墓志更证明了宿文的正确。 这六位墓主都是雄武军的上层人物，墓葬集中在今宣化城的东边，而且杨釰、苏子衿和王氏墓志都明确记载他们于他处逝世，却都选择葬在雄武军城附近，可见在其归葬年代，雄武军城已经成为这些上层人物的本贯所在地。六位墓主中下葬年代最早的，是大和二年的王氏，既然墓志明确提到葬于“雄武军城东三里平原”，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至迟在该年，雄武军城址已经在落今宣化城。 《辽史·地理志》记载：“本汉下洛县。元魏改文德县。唐升武州，僖宗改毅州。后唐太祖复武州，明宗又为毅州，潞王仍为武州。晋高祖割献于辽，改今名”[65]。根据张建设《唐代雄武军考》和宿白《宣化考古三题——宣化古建筑·宣化城沿革·下八里辽墓群》，此城即今宣化城，即唐雄武军城。 13.儒州（缙山县） 《辽史·地理志》记载：儒州，“唐置。后唐同光二年隶新州。太宗改奉圣州，仍属”。“缙山县。本汉广宁县地。唐天宝中割妫川县置”[66]。《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与《太平寰宇记》皆云妫州辖妫川一县，是天宝年间析自怀戎，《新唐书·地理志》与《太平寰宇记》载该县寻即省废[67]。《大明一统志》载：“唐末析置儒州，辽为儒州、缙阳军，治缙山县。金皇统初州废，以县属德兴府。元至元初省缙山入怀来县，寻复置，属奉圣州。后以仁宗生于此，升为龙庆州。本朝初，州县俱废。永乐十一年，诏复置州，改曰隆庆”[68]。《金史》《元史》中地理志记载与《大明一统志》相同。 从上述史料，可知天宝年间曾析置妫川一县，旋即废罢，唐末重置，并置儒州。历金元，政区几经更替，入明为隆庆州。据《隆庆州志》记载，州城“因元之旧，周围四里零一百三十步”[69]。嘉靖《宣府镇志》补充“金太和[泰和]中城之”[70]。若金元时期州治无迁移，则儒州缙山县治即在今延庆县城的位置上。 14.蔚州定安县 《辽史·地理志》记载：“本汉东安阳县地，久废。后唐太祖伐刘仁恭，次蔚州，晨雾晦冥，占，不利深入，会雷电大作，燕军解去，即此。辽置定安县”[71]。又《大明一统志》言：“定安废县在蔚州东七十里。本汉代郡东安阳县地，唐末置此县。……金升为州，本朝省”[72]。关于县城的位置，嘉靖《宣府镇志》谓“今州城东北六十里”[73]，《大清一统志》言：“在蔚州东北”[74]，可见明清时城址已经不甚了然了。按今蔚县城东北30余公里，四十里坡台地东北，今常宁乡、桃花镇一带，属于河谷地带，地势开阔，定安县之设置，想来是这一区域农业有相当发展，需要，也有能力支撑一个县级单位的结果。 15.蔚州广陵县 《辽史·地理志》记载：“广陵县，……后唐同光初分兴唐县置。石晋割属辽”[75]。《金史·地理志》则谓：广灵，“亦作‘陵’，辽统和三年析灵仙置”[76]，而《辽史·圣宗纪》记：统和十三年正月甲寅，“置广灵县”[77]。前后抵牾，抑或后唐设县，后省废，而辽又复置？ 《大清一统志》记载：广灵县，“唐为兴唐县地，五代后唐同光初析置广陵县，属蔚州，辽因之。金改曰广灵，仍属蔚州，元、明因之。本朝雍正三年，改属大同府”[78]。广灵县城，“后唐时土筑，明万历中甃砖，本朝顺治六年修”[79]。 这样看来，广灵县城应筑于后唐同光（923～926）初年，后省废，辽统和十三年（995）重设县，历金、元、明、清不变，城址即在今广灵县城。 值得注意的是，汉平舒县城址就在今广灵县城西北约5公里的作疃乡平城南堡村[80]，该城址一直沿用至北魏，当在六镇乱后废弃。而后唐重新在壶流河上游谷地设治时却没有沿用旧城址。 16.应州（金城县） 《辽史·地理志》记载：“唐武德中置金城县，后改应州。后唐明宗，州人也。天成元年升彰国军节度，兴唐军、寰州隶焉。辽因之”。“金城县。本汉阴馆县地，汉末废为阴馆城。隋大业末陷突厥。唐始置金城县，辽因之[81]。《大明一统志》金城废县下云：“在应州城内，本汉雁门郡阴馆县，汉末废，唐始置金城县，为州治，辽、金、元因之，本朝省”[82]。《云中郡志》的记载相对更有价值： 应州城，唐天宝初，节度使王忠嗣创建，李克用父子世居之。至乾符间，克用父为大同节度使，因古城废塌，移筑于天王村，距旧城八里余。明洪武八年，知州陈立诚以旧城西北三面多旷地，遂就东南城墙改筑。[83] 《大清一统志》记载与《云中郡志》略同： 应州故城在今应州东。……《旧志》：金城故城在今城东八里，即故州治，唐天宝初，王忠嗣所筑。今治旧为天王村，乾符间，李国昌以故城颓圮，移筑于此，名金凤城。[84] 《大清一统志》的文句比《云中郡志》要通畅得多，问题也得以梳理清楚：明清应州城，也就是今天的应县城，是在唐僖宗乾符年间（875～888），由李国昌于天王村修筑的。而迁徙之前的金城县城，则是在今应县县城以东八里之地，据《云中郡志》与“《旧志》”记载，此城系天宝年间，王忠嗣所筑。对照《旧唐书·王忠嗣传》“（天宝）四载，又兼河东节度采访使。自朔方至云中，缘边数千里，当要害地开拓旧城，或自创制”[85]的记载，颇为相符。只是当时未必在此处设置州县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应县东张寨城址，亦即汉繁畤县故城，恰在今应县城东4公里处。[86]此城在北魏时地位相当重要，于六镇乱后被废弃，距此有二百余年时间，或许王忠嗣于此旧城“开拓”而设治？也颇与乾符年间李国昌嫌旧城“颓圮”之事相符。 17.浑源县 《辽史·地理志》记载：“唐置”[87]。康熙《浑源州志》追溯其沿革时谓：“隋开皇间改平寇县，大业间复为崞县，唐因其旧。后唐徙筑今城，改浑源县，属应州。石晋割弃蓟雁一十六州赂契丹，属辽。金贞祐初升为浑源州，元降为恒阴县，隶西京，后复为浑源州，明因之。……国朝仍旧”[88]。同书《城池志》补充道：“浑郡故城在州西二十里，横山左侧，峡水绕城环流，每值淫雨泛涨为患，浸没城隍，且土性湿卤，民不堪居。迨至后唐，相今形脉从东南来，结为立形如龟。东西高下可奠民居，遂徙筑焉，城肖其形，雉堞屈曲，宛若负书状”[89]。 汉崞县、北魏崞山县故城在今浑源县下韩村乡麻庄与南榆林乡毕村之间宽阔的低洼地，当地称为古城洼[90]，距离今浑源县城约为9公里。康熙《浑源县志》所记在“州西二十里”的“浑郡故城”，就其地势与周围的水系环境的描述来看，与麻庄城址非常接近，应该就是崞县故城。若此说成立，则唐代曾沿用崞县故城，具体时间不详，抑或如应州城，系王忠嗣所“开拓”之“旧城”。 18.河阴县 《辽史·地理志》记载：“本汉阴馆县地。初隶朔州，清宁中来属”[91]。《金史·地理志》记载：“本名河阴，大定七年以与郑州属县同，故更焉。贞祐二年五月升为忠州”[92]。《大清一统志》叙述得更为详细：“山阴故城在今山阴县西南。辽初为河阴县，《金史·地理志》：山阴本名河阴，大定七年以与郑州属县同，故更焉。贞祐二年升为忠州。《元史·地理志》：应州山阴县，至元二年并入金城，后复置。《旧志》：忠州故城在县西南十五里，元复置县时移治”[93]。 今山阴县马营庄乡故驿村东北约0. 5公里处有古城址，建于战国时期。现存残垣残迹。曾发现秦汉时的陶器、铜器、钱币、瓷片等。当地考古工作者认定此城址即为金忠州城[94]。本文作者曾赴故驿村考察，因当地70年代曾修建水利，故“残垣残迹”颇难辨认，但地面上确发现很多辽砖，所以《山阴县志》的推测还是有道理的。而明清山阴县城，即今山阴县古城镇所在地，系元代时所筑，《中国历史地图集》辽金部分则错误地将此县置于此处[95]。 二、唐辽时期桑干河流域治所城市设置的历史背景与选址取向前面 （一）、城市建设的高峰时段根据前面的复原工作，我们可以将桑干河流域治所城市的修筑时段列表比较： 表2 唐至辽代城邑设置建制或修筑时段表
根据上表，我们能得出结论： （二）、桑干河流域治所城市增设的原因从治所城市的设置情况，我们也能看出若干趋势：盛唐时期以及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所设城邑以军城为主。[97]而到了唐末五代所设的治所城市，虽然带着时代的烙印，有军镇的色彩，但已全部为州县城市。而辽代所新设，则都为州县。造成这种变化趋势，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现分析如下： 1．镇兵的土著化与军城的民治化唐初至盛唐时期在桑干河流域所修筑的城邑，以军城为主，其性质，属于完全意义的军事防御工事，居住者由番替的士兵为主，并非本城土著，制度上也不会保障家属在军城及附近地区居住。到了盛唐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 孟彦弘指出：“鉴于战兵的职业化及其在数量和质量上已逐渐成为边地镇军中的主力和中坚，政府便在开元二十五年（737）五月对各地镇兵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令各道节帅确定本道兵力，‘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任边军者’充当镇兵。即将镇兵中的非战兵也按战兵的方式予以召募。同时，为避免往来劳弊，又采取了给田地屋宅、家口听至军州等措施。这使他们在职业化的同时又地著化了”。他又引次年正月的《亲祀东郊德音》中“别遣召募，以实边军，锡其厚赏，便令长住。今诸军所召，人数尚足，在于中夏，自可罢兵。……自今以后，诸军兵健，并宜停遣，其见镇兵，并一切放还”的声明，指出：“从制度上，镇兵已完全都变成了终身的职业兵，即镇兵全部职业化了” [98]。 当然，在执行初期，镇兵未必会完全土著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职业兵制度成为唐代戍边的主要体制，家属随军也会成为常例。镇兵及其家属生于军长于军，其家庭在军城生息繁衍，必然导致军城居民的平民化。前面曾引用六部于雄武军城（宣化城）附近出土的墓志，这六位墓主都是雄武军生人，死后葬于雄武军城附近。值得注意的是，杨釰、苏子矜和王氏分别逝世于平州桃林镇、幽州城和广边军城，但无一例外地归葬于雄武军城附近。也就是说，此六人都以雄武军为自己本贯。可以想见，随着镇兵家庭人口的繁衍，在军城附近势必会开垦农田，形成村落，如《资治通鉴》记后梁乾化三年（913），李嗣源与高行周追元行钦，至广边军，胡三省引宋白注曰：“广边军在妫州北一百三十里。高行周兄弟本贯广边军鵰窠村”[99]。高行周兄弟，就是广边军鵰窠村人。也正因为军城周边农业经济和村落的建设，军城的功能势必要由单纯的军事据点向民治的州县转化。而随着人口的增殖和农业经济的扩展，桑干河流域的控御中心，也必然由御边的军城转为理民的州县。 2．唐代中期以后桑干河流域农牧经济的发展安史之乱之后，今宣化盆地由“河朔割据型”藩镇——幽州镇占据[102]，而大同盆地则由唐直属的河东节度使管辖，唐末才分置代北镇。两地历史进程不同，所以下面分别讨论。 ① 代北地区 大同盆地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隋唐时期由于大量招引归附的游牧民族入居，农牧交错的色彩更加强烈。 从隋代开始，朔州就是中原王朝在桑干河流域的控御中心，这是和其周围地区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水准相符合的。武德年间，高祖问以备边之策，（刘）世让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马邑为其中路耳。如臣所计，请于崞城置一智勇之将，多储金帛，有来降者厚赏赐之，数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践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余，彼当无食，马邑不足图也”[103]。“芟践禾稼，败其生业”会导致“彼当无食”，可见周围农业是足以支撑这样一个重要的据点的。 另一方面，朔州地区存在大量汉族人口，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朔州的农业经济情况。刘武周的经历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刘武周，河间景城人。父匡，徙家马邑。匡尝与妻赵氏夜坐庭中，忽见一物，状如雄鸡，流光烛地，飞入赵氏怀，振衣无所见，因而有娠，遂生武周。骁勇善射，交通豪侠。其兄山伯每诫之曰：“汝不择交游，终当灭吾族也。”数詈辱之。武周因去家入洛，为太仆杨义臣帐内，募征辽东，以军功授建节校尉。还家，为鹰扬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之雄，甚见亲遇，每令率虞候屯于阁下。……见天下已乱，阴怀异计，乃宣言于郡中曰：“今百姓饥饿，死人相枕于野，王府尹闭仓不恤，岂忧百姓之意乎”？以此激怒众人，皆发愤怨。武周知众心摇动，因称疾不起，乡闾豪杰多来候问，遂椎牛纵酒大言曰：“盗贼若此，壮士守志，并死沟壑。今仓内积粟皆烂，谁能与我取之？”诸豪杰皆许诺。与同郡张万岁等十余人候仁恭视事，武周上谒，万岁自后而入，斩仁恭于郡厅，持其首出徇郡中，无敢动者。于是开廪以赈穷乏，驰檄境内，其属城皆归之，得兵万余人。[104] 刘武周的父母住在有庭院的房子里，说明他们过着定居的生活。他的哥哥刘山伯劝诫他的话，完全体现出中原汉族农业价值观，与刘太公对刘邦、朱温长兄对朱温的责备几乎同出一辙。从上述引文中“州里”、“乡闾”等用语来看，当地 《旧唐书》述刘武周死后，苑君璋继其控制隋马邑郡等地，联结突厥与唐对抗，“部将高满政谓君璋曰：‘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105]。参以《资治通鉴》的记载“初，君璋引突厥陷马邑，杀高满政，退保恒安。其众皆中国人，多弃君璋来降[106]。” 可见刘武周的军队主要由汉族组成。 换句话说，隋代中央政府在朔州地区能控制的人口，应该以汉族为主。根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大业三年，马邑郡统县四，户四千六百七十四，若按每户五口计算，当有人口二万余人。但据上文，大业末年刘武周杀太守据马邑郡自立时，“驰檄境内，其属城皆归之，得兵万余人”。即使所有男丁都从军，其总人口也绝对不止二万，当然应该考虑到也许边境地区盛行大家庭，或有大量驻军的因素，但无论如何，《隋书·地理志》的户数难以反映当时大同盆地的人口情况，当地汉族人口绝对不在少数。 唐代虽然在大同盆地内设置大同、天成、静边、横野等军，以及朔州、马邑、蔚州等州县，但仍然招徕众多游牧民族入居，盛唐之前的情况详见拙文《汉唐北疆防御体系的不同对边疆城市分布的影响——以雁北地区为中心》。安史之乱以后，唐廷继续在大同盆地内安置内附的部族，据樊文礼研究，入居大同盆地的，有突厥、吐谷浑、六胡州胡人、契苾、达靼、奚、回鹘、党项、契丹等部族[107]。元和四年（811）六月，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沙陀部族随之进入代北地区[108]。随着这些部族进入大同盆地，游牧经济自然会进一步扩大规模[109]。天复二年（902），耶律阿保机“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110]。可见畜牧经济的规模。 关于唐代后期大同盆地的农耕经济，由于材料限制，所知不多，但仍能看出若干蛛丝马迹。僖宗朝（874～888），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就曾“大开屯田”[111]。后唐明宗时，由于击退契丹的进攻，使得“山北甚安，诸蕃不相侵扰。雁门之北，东西数千里，斗粟不过十钱”[112]。以粟米来衡量民生，以货币来计算价值，可见其农耕经济和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 正因为唐代后期代北经济的缓慢发展，使得该地区人口增殖。辽圣宗统和四年（北宋雍熙三年，986），北宋大举北伐，以图收回燕云十六州。宋将潘美攻下代北的寰、应、朔、云四州，撤退时将四州的居民先迁入河东的并、代二州，后迁入河南，“徙者凡八千二百三十六户，七万八千二百六十二口”[113]。此四州在唐代为朔、云二州，人口峰值是在开元时期，共9229户[114]。潘美徙民，事属仓促，应有相当人口滞留当地，可见即使唐代后期大批游牧部落入居代北地区，当地农业仍在缓慢恢复与发展。 ② 幽州镇所辖妫新儒武诸州地区 从第一代藩帅李怀仙开始，幽州镇就“招合遗孽，治兵缮邑”[115]，着力加以经营。为了维护藩镇的独立地位，也为了抵御奚、契丹等民族的进攻，以节帅为核心的幽州镇集团对居庸关以北的宣化盆地着力经营。张国刚指出，“许多史实表明，割据地区的许多节度使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政治需要，也是注意改善统治手段，注意发展生产和均减赋税的；而残虐刻剥的藩帅则站不住脚。……河朔诸镇从维护自己切身利益出发，一面训兵整武，一面屯田积谷，恢复和发展生产，完全是情理中的事情”[116]。会昌元年（841）九月，幽州镇雄武军使张仲武于雄武军赴幽州平叛[117]，李德裕置疑张仲武事不成，吴仲舒言“幽州军粮并贮在妫州及向北七镇。若万一入未得，却于居庸关守险，绝其粮道，幽州自存立不得”[118]。可见在当时，张仲武凭借武（雄武军）、妫二州即可与幽州抗衡，除了出于抵御契丹、奚的需要，幽州镇军粮囤积于山后地区这一因素外，武、妫等州自身也要有足够的粮食供应能力才是，否则如何能“绝幽州粮道”？ 王义康指出，唐代后期，幽州节度使在其辖区内普遍推行屯田。幽州镇例由州刺史兼军使、营田使。唐前期的缘边军镇虽兼有生产任务，但仍然以防御为主。妫、蓟、涿等边州刺史兼领军使、营田使，出现了军镇防御与生产作用并重的局面[119]。史料中可见曾主持宣化盆地屯田的，有逝世于广明二年（881）的“遥摄檀州刺史知雄武军营田等事” 耿宗倚及其父“幽州节度使押衙、知雄武军营田等事”耿君用[120]，逝世于文德元年（888）的“妫州刺史充清夷军营田等使”刘铨[121]，以及曾于大和七年（833）前，曾“摄妫州刺史”、“知儒等州事”，并“摄广边军使兼营田等使”的高霞寓[122]。在这样的大力推动下，宣化盆地的经济自然发展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屯田者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郑学檬与王义康都指出，唐后期在一些地区以招募民户为劳动者的屯（营）田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发生了变化[123]。正如《新五代史》所记载的，“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关，东临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绝，并海东北，仅通车，其旁地可耕植。唐时置东西狭石、渌畴、米砖、长扬、黄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于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岁给幽州，久之皆有田宅，养子孙，以坚守为己利”[124]。而随着居民性质的转变，管理机构的职能也相应由单纯的主持军事转向理民，那么以军城构建的防御网络也自然最终转向由周边农业经济所支撑的城镇体系。 3．辽代桑干河流域农牧经济的盈缩与治所城市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辽代桑干河流域主要归属西京道管辖，但在经济史料方面，多燕云连称。我们知道，以幽州为中心的山前诸州属于河北平原地区，是传统的农耕地区；而云州、妫州等山后诸州则属于半农半牧地区[125]。幽州地区的情况绝不能与山后地区等同。这就造成可用史料的更加匮乏。同样，目前的研究来看，也多将燕云合并研究。本文此处所采用史料，尽量使用最为直接与准确者，以免混淆。 辽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初，由于唐末五代的连年战乱，包括桑干河流域在内的燕云地区破坏严重，颜亚玉估计“燕云人口丧失不少于二十万”[126]。随着局势的稳定以及辽太宗耶律德光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使得山后地区的经济逐步恢复起来。《辽史·食货志》记载：“应历间，云州进嘉禾，时谓重农所召”[127]，这表明了辽朝政府重视发展农业的取向。为恢复发展农业经济，辽廷采取了若干休养生息的政策，统和十年（984），“免云州租赋”，“给复云州流民”，“朔州流民给复三年” [128]。统和十四年，“蠲三京及诸州税赋”，“诏安集朔州流民”[129]。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能看到传统农耕经济在桑干河流域逐步发展。《嘉靖宣府镇志·贡赋考》在（宋）真宗咸平三年（契丹统和十八年，1000）条下记载：“北地节候颇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正税匹帛、钱、鞋、地、㰌麴钱等，六月二十日起征，十月纳足”[130]。足以证明辽代农业发展的普遍情况，也足以证明桑干河流域农耕经济的规模。随着农业的发展，桑干河流域能提供更多的产品，如开泰六年（1017），“南京路饥，挽云、应、朔、弘等州粟振之”[131]，人口和生产条件都不如河北平原的桑干河流域能够拿出余粮来赈济前者，如果农业经济没有达到起码的程度是不可能的。 可以看出，圣宗朝是辽代发展农业的重要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殖，居住地域的扩展，自然要析置州县，修筑城邑。桑干河流域辽代所设州县，年代可考者为应历中所设的怀安、顺圣二县与统和中所置的弘州永宁县，相信其设置是与经济发展合拍的。 虽然辽代在桑干河流域所筑城邑记载稀少，但在实地考察过程中，也能屡屡发现辽代筑城的信息，比如作者曾在怀安城（明怀安卫城、清怀安县城）的城墙夯土中发现嵌有辽砖。另外在聚乐堡考察时，当地有“西城墙一千年，东城墙五百年”的口传记忆，并有耆老能回忆起旧东城墙的位置。按明聚乐堡筑于弘治十三年（1500）[132]，与“五百年”之说大体相符，而在此之前，英宗亲征瓦剌时就曾取道聚乐驿[133]，说明在此之前此堡就已存在。若当地记忆能反映历史事实的话，则聚乐堡的修筑最早能追溯到辽代，反映了辽金时期桑干河流域城堡型聚落的发展。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Cities from Late Tang to Liao Dynasty in Sanggan Valley Sun Jing-guo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0732)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overs the position of citie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to the Liao Dynasty in Sanggan Valley, and analyses the geographic features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he urban position.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period from late Tang to Liao Dynasty was peak time when cities were set out in Sanggan Valley, which was led to the Resident structur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al level and Alternating between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Keywords: Late Tang, Liao Dynasty, Sanggan Valley, city [①] 孙靖国：《汉唐北疆防御体系的不同对边疆城市分布的影响——以雁北地区为中心》，《历史教学》2008年第22期，第41-45页。关于汉代桑干河流域城镇的分布情况，详见孙靖国：《晋冀北部地区汉代城市分布的地理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99-236页。 [②] [元]脱脱等：《辽史》卷4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06页。 [③] [元]脱脱等：《金史》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5页。 [④]《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146《大同府：古迹》，《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22页。 [⑤]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78，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32页。 [⑥] 《新唐书》卷218，第6161页。 [⑦]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09页。 [⑧] 《元和郡县图志》卷14，第404页。 [⑨] 《大清一统志》谓清塞军城在阳高县南，但并无材料佐证，故本文不予讨论。《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清塞军城置今阳高县城南侧相当接近的位置，不知是否另有所据。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金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⑩] 《辽史》卷4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06-507页。 [11] 《金史》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5页。 [12] [清]胡文烨等纂修：顺治《云中郡志》卷2《方舆志：古迹》，清顺治九年（1652）刻本，第9页。 [13]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46，第20页。 [14] 《辽史》卷41，第507页。按：桃林县不在此处，《辽史地理志考》与《大清一统志》都曾指出，详见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15]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46《大同府：古迹》，第18页。 [16]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26，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60页。 [17] [宋]欧阳修等：《新五代史》卷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8页。 [18] 《新五代史》卷72，第887页。 [19] 《辽史》卷1，第2页。 [20] [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66，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679-8680页。 [21] 参见张畅耕、宁立新、马升、张海啸、辛长青、李白军、高峰：《魏都平城考》，寒声主编：《黄河文化论坛》第九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第18-65页。。 [22] 《辽史》卷41，第507页。 [23] 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1-192页。 [24]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46《大同府：古迹》，第18页。 [25] 《金史》卷24，第565页。 [26] 《辽史》卷41，第507页。 [27] 《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08页。 [28] 《辽史地理志汇释》，第200-201页。 [29] 《嘉靖宣府镇志》，第87页。 [30]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0《宣化府三：古迹》，第5页。 [31] 《明太祖实录》卷225，第3295页。 [32] 《怀安县志》，民国三十三年刊本，民国景佐纲修，张镜渊纂，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49页。 [33] 《辽史》卷41，第507页。 [34] 《金史》卷24，第565页。 [35] [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5《万全都指挥使司》，天顺五年（1461）御制序刊本，台北：台北统一出版印刷公司影印，1965年，第19页。 [36]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0《宣化府：古迹》，第5页。 [37]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0《宣化府三：古迹》，第5页。 [38] 《辽史》卷41，第507页。 [39] 《元史》卷58《地理志一》，第1375页。 [40] [清]张充国纂修：康熙《西宁县志》卷二《城堡》，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本，第七页。 [41] [明]孙世芳修，栾尚约辑：嘉靖《宣府镇志》，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0年，第95页。 [42] 《新唐书》卷39，第1008页。 [43] 《辽史》卷41，第510页。 [44]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8《宣化府一：建置沿革》，第5页。 [45] 《大明一统志》卷5，第15-16页。 [46] [清]梁永祚修，张永曙纂：《保安州志》卷2，第2-第3页。光绪三年（1877）据道光15年（1835）刻版重印。 [47] [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明万历癸卯（1603）刊本，《玄览堂丛书》初辑004，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正中书局印行，1981年，第190页。 [48]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192页。 [49]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0《宣化府三：古迹》，第3页。 [50] [北齐]魏收：《魏书》卷2《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6页；卷3《太宗纪》，第55页。 [51] 《辽史》卷41，第510页。 [52] 《大明一统志》卷5，第20页。 [53] [清]章焞撰修：康熙《龙门县志》卷1《沿革》，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69年，第48页。 [54] 康熙《龙门县志》卷3，第106页。 [55] 《辽史》卷41，第510页。 [56]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第11页。 [57] 《大明一统志》卷5，第20页。 [58] 《赤城县志》，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年，第485页。 [59] 《新唐书》卷50，第1328页。 [60] 《旧唐书》卷200上，第5369页。 [61] 张宁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卷附辽宁卷）第一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94页。 [62]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编：《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8-211页。 [63] 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纪年唐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7期，第23-48页。 [64] 宿白：《宣化考古三题——宣化古建筑·宣化城沿革·下八里辽墓群》，《文物》1998年第1期。 [65] 《辽史》卷41，第510页。 [66] 《辽史》卷41，第511页。 [67] 《旧唐书》卷39，第1519页。《新唐书》卷39，第1022页。[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71，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30页。 [68] 《大明一统志》卷5，第12页。 [69] [明]谢庭桂纂，苏乾续纂：嘉靖《隆庆志》卷2，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8，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81年，第15页。 [70] 嘉靖《宣府镇志》卷11《城堡考》，第88页。 [71] 《辽史》卷41，第512页。 [72] 《大明一统志》卷21，第12-13页。 [73] 嘉靖《宣府镇志》卷11《城堡考》，第87页。 [74]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0《宣化府三：古迹》，第4页。 [75] 《辽史》卷41，第512页。 [76] 《金史》卷24，第569页。 [77] 《辽史》卷13，第146页。 [78]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46《大同府：建置沿革》，第5页。 [79]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46《大同府：城池》，第6页。 [80] 《广灵县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7页。 [81] 《辽史》卷41，第513页。 [82] 《大明一统志》卷21，第13页。 [83] 顺治《云中郡志》卷三《城池》，第5页。 [84]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46《大同府：古迹》，第19页。 [85] 《旧唐书》卷103，第3199页。 [86] 《应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53页。 [87] 《辽史》卷41，第513页。 [88] 康熙《浑源州志》卷1《建置》，康熙元年（1662）刻本。 [89] 康熙《浑源州志》卷1《城池》。 [90] 《浑源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642页。 [91] 《辽史》卷41，第513页。 [92] 《金史》卷24，第568页。 [93]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46《大同府：古迹》，第19页。 [94] 《山阴县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第325页。 [95]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第10、51页。 [96] 参见《晋冀北部地区汉代城市分布的地理特征》。 [97] 参见孙靖国《桑干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98] 孟彦弘：《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唐研究》第一卷，第25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99] 《资治通鉴》卷268，第8769页。 [102] 张国刚指出唐代藩镇存在四种类型：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和东南财源型。详见氏著：《唐代藩镇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 [103] 《旧唐书》卷69《刘世让传》，第2523页。 [104] 《旧唐书》卷55《刘武周传》，第2252-2253页。 [105] 《旧唐书》卷55《刘武周传苑君璋附传》，第2255页。 [106] 《资治通鉴》卷192，第6035页。 [107] 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66-73页。 [108] 《新唐书》卷219《沙陀传》，第6155页。 [109] 关于沙陀部族的经济形态，王义康引后唐明宗事迹，指出后唐时沙陀统治集团仍然以游牧民自居，可见其居代北时期的游牧经济色彩。王义康：《沙陀汉化问题再评价》，《陜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12月，第134页。 [110] 《辽史》卷1《太祖纪》，第2页。 [111] 《新唐书》卷182《卢简方传》，第5369页。 [112] 《旧五代史》卷38《明宗纪四》，第530页。 [11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七月壬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20页。 [114] 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2页。 [115] 《旧唐书》卷143《李怀仙传》，第3895页。 [116] 《唐代藩镇研究》，第125-126页。 [117] 《旧唐书》卷180《张仲武传》，第4677页。 [118] [唐]李德裕：《论幽州事宜状》，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文集卷17，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2页。 [119] 王义康：《唐后期河北道北部地区的屯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3月，第91-97页。 [120] 《耿宗倚墓志》，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264页。 [121] 《刘铨墓志》，《全唐文补遗》第4辑，第268页。 [122] 《高霞寓玄堂铭》，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太和〇六六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143-2144页。 [123] 郑学檬:《试论隋唐的屯田和营田》,《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王义康：《唐后期河北道北部地区的屯田》，第97页。 [124]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第892页。又：这段材料说的是山海关一带，但妫、武等州所在的桑干河流域一样是“地可耕植”，其任务一样是“扼契丹”，情况应该也是类似的。 [125] 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农牧地区的分布》，氏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1-121页。 [126] 颜亚玉：《契丹统治下的燕云农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15页。 [127] 《辽史》卷59《食货志上》，第924页。 [128] 《辽史》卷13《圣宗四》，第142页。 [129] 《辽史》卷13《圣宗四》，第147页。 [130] 嘉靖《宣府镇志》卷14，第127页。 [131] 《辽史》卷15《圣宗六》，第180页。 [132]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222页。 [133] 《明英宗实录》卷180，正统十四年七月丁未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493页。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湖北省江汉堤工图》与相关历史地理问题
- 下一篇：里坊制以及相关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