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雁北地区城堡的职能、选址与归宿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5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孙靖国 参加讨论
防御北方蒙古势力的南犯，是有明一代边防的重中之重。雁北地区“密迩虏巢”，“为京师陵寝右翼”[1]，担负着拱卫北京的重要职能。而且，从地貌而言，雁北地区由雁行的断限山地以及其间桑干河、沧头河及其支流所冲刷而成的河谷盆地组成，地势开阔平坦，利用地形组织防御较难，所以自洪武时期开始，就在此地广设卫所，布置重兵。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明代陆续在雁北地区修筑了诸多城堡，随着时间的推移，州县与卫所治所城市、居中应援城堡、长城边堡与腹里收保之堡等四种类型的城堡成批修筑，因其职能存在显著差异与特征，从而导致其选址的地理环境与规模都有各自的特点，从而体现了城市选址对环境要求的多样性。 1 治所城市的选址特征关于都司卫所的性质，顾诚指出，明代的整个疆土分为六部—承宣布政使司—府—县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守御千户所）—千户所两大系统，卫所同样是明帝国疆域的一种管理制度。而周振鹤则用“军管型政区”来定义中国历史上以军事机构管理地方行政的特殊地方行政区划类型，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类[2]。在前贤的基础上，郭红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中直接将“都司卫所”作为“非正式政区”，与“两京及布政使司政区”、“总督巡抚辖区”并列讨论[3]。 事实上，虽然都司卫所与府州县在职官、管辖人口与赋税体系等方面都有不同[4]，但就其驻地城市来说，基本功能相差不多，儒学、文庙、市场，甚至书院等普通府州县城市具备的设施，实土与准实土卫所城市基本都具备。至于佛寺、道观等宗教建筑，卫所城市中更是比比皆是。从城市的基本功能来看，实土与准实土卫所城市与府州县等普通治所城市大体一致。所以本文将实土、准实土卫所城市与府州县城市都作为治所城市进行研究。 1.1 洪武时期“徙山后民”与桑干河以北元代府州县体系的终结洪武二年（1369），明军攻下大同，次年二月，下朔州等地，雁北地区进入明朝统治范围。在对北元势力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明廷对山后地区的“沙漠遗民”采取了强制迁徙到山前地区的政策。 洪武七年，明太祖正式下令：“其塞外夷民，皆令迁入内地”[5]；“官属送京师，军民居之塞内”[6]。雁北地区也地处燕山以北，属于迁徙地区，洪武初期，曾多次迁徙本地军民，共废掉了天城、白登、金城、定安四县的建制[7]。 除金城县外，其余三县的废罢是与其人民被迁走相一致的[8]。《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六年十月丙子，“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灃[丰]州、云内等府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9]。 正因为洪武初年一举废除了雁北地区，尤其是桑干河以北的大部分州县政区，同时迁徙走了当地居民，才为洪武后期在该地区修筑众多新城，以设置都司卫所提供了空间，使得后来重新移民，对桑干河以北地区进行规划的成本大为减少，新的政区——都司卫所治所的选址也就不必再受原有城镇格局的束缚。 1.2 雁北地区卫所的普遍设立与明初的筑城运动明代初期的洪武、永乐二朝，中央政府逐渐在雁北地区巩固并新设了府州县与卫所等行政区划，与此同时，明政府在雁北地区大举兴筑城郭，可以称为明初的筑城运动。 为方便起见，我们列表对比明初筑城修城情况如下： 表1 明初筑城修城情况表
1.3 明代桑干河流域治所城市的选址特点1.3.1 卫所城市选址的地理特征明洪武、永乐时期在雁北地区广设卫所、府州县，以充实边防。府州县自然属于理民的行政区划，而都司卫所属于疆土管理的非正式政区单位，所以其驻所城市的职能并不等同于纯粹的军事城堡，其选址规律也有其不同于普通府州县城市与军事城堡之处。 都司卫所的职能，在于管辖军士、余丁及家属群体等卫籍人口，组织屯田或其他耕种方式，并承担攻守、巡逻等军事职能。明初之所以在边镇组织军士屯田，其目的就是为了节省从内地转输的消耗，就地补给，以巩固边防，并减轻人民负担。正如明成祖朱棣所言：“若只教那穷乏的百姓供给安生的军士，百姓转见艰难，军士转见骄惰了。倘若百姓供给不全，军士也只得坐受饥饿，两下都不便当。因此上着恁每官军依着定的分数下屯”[10]。正是因为卫所本身是统辖卫籍人口，并组织军士屯种的行政单位，而非单纯的军事单位，所以其驻地城邑并非单纯的军事堡垒，这就决定了卫所城市的选址也必须符合农业经济的需要。 从另一方面来看，都司卫所本身又是明代基本的军事单位，明初在边境地区广设都司卫所，其主要目的，自然是为了进行军事防御，所谓“边卫之设，所以限隔内外，宜谨烽火，远斥堠，控守要害，然后可以警服胡虏，抚辑边氓”[11]。 既然雁北地区都司卫所的主要职能是防御蒙古势力的侵扰，其驻所城邑的选址就带有明显的军事防御的色彩。我们可以注意到，雁北地区的卫所城市不单集中在桑干河以北，而且明显向内蒙古高原南缘山地的冲积扇带靠近，且多位于沟通内蒙古高原与雁北地区的交通要道位置上。在明代史料中屡屡提到“极冲”、“贼路”等词，反映了卫所城市选址的军事着眼点，现列举分析如下： 1.3.1.1 大同右卫城 大同右卫城原本是洪武二十六年设置的定边卫城，永乐七年后迁大同右卫治此[12]。右卫城距离杀虎口边墙直线距离为20.27公里，其设置自然是为扼守沧头河河谷，杨时宁认为：“黑嘴子等口极冲，边外大松树、旧玉林城一带，虏酋哈喇、托托儿、扯布等部落驻牧，本城孤悬西北，密迩虏巢，往岁虏骑不时入犯”[13]，地位相当重要。嘉靖三十六年（1557）九月至次年四月，蒙古重兵围困大同右卫城，情势相当危险。《明实录》用“右卫不守，即大同亦将为虏巢矣”[14]的词语来描述此役的重要性与右卫城的重要战略地位。正因为大同右卫城要担负控扼杀虎口这一重要陉道的职能，所以要选择这样一个靠近陉口的位置建城。同时，右卫城周围是沧头河陉道上比较开阔之处，在今天仍是右玉县重要的农业地区。 1.3.1.2 大同左卫 大同左卫城的情况与大同右卫城相似，洪武二十六年设镇朔卫，建城，永乐七年迁大同左卫治此。关于此城的战略地位，杨时宁评论道：本城“分边沿长一十四里三分，边墩二十四座，火路墩五十二座，内黑龙王墩，水泉儿墩俱极冲。边外威宁海子等处，酋首狗儿哥、耳六等部驻牧。本城东蔽镇城，西控右卫，联络沿边诸堡，实为云西重障”[15]。“边外玉林城，虏酋哈台吉巢穴，势甚强盛。嘉靖间，一由猪儿洼入，一由吴家口入，直掠平阳，取道境内，莫撄其锋”[16]。大同左卫城位于十里河南岸，扼守十里河河谷与沧头河河谷之间的洪涛山系陉口，向西可驰援大同右卫；向东距高山卫城直线距离约13.5公里，共同防守十里河谷地。其北宁虏堡、威虏堡与灭虏堡一带属于低山地带，即使修筑边墙，防御也很困难。更重要的是，蒙古骑兵一旦突破边墙，南抵十里河北岸的猪儿窪一带，便可向南侵扰朔州、马邑，甚至扣阳方口、雁门关进犯太原。 嘉靖时期，由于“俺答封贡”事件，发生了严重的边疆危机，蒙古军队屡次攻破边墙，进入十里河谷地： （嘉靖）二十年（1541）七月，北虏入寇，……由左卫猪儿窊入，掠马邑、朔州，遂入杨武峪，抵太原，复掠灵丘诸处。[17] （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宣府等处巡抚都御史李良谍报，虏酋俺答率众入边，结营东向，历左卫诸城二百里间。[18] （嘉靖）三十一年……虏复引二千骑寇我云中。威虏堡指挥使王恭御于平川墩，战死。参将张腾驻兵助马堡，相去两舍许，闭垒不岀。虏遂由高山城砖窑儿南下，大略怀仁石井村而去。[19]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癸酉，大同总兵岳懋率所部兵巡边，驻灭虏堡。会虏万余骑犯五堡、左卫、威宁等处，懋迎击之。深入至青圪塔，陷虏伏中，我军大溃，懋力战而死。[20] 猪儿窪、平川墩、青圪塔等处，都位于十里河北岸，洪武二十六年在十里河上游筑镇朔卫城与高山卫城，其防守重点也应该在此。高山卫很快就遭到废弃，一直未曾沿用，直到天顺六年筑高山城（在今大同市南郊区），此区域的防务都以大同左卫城为中心，具体态势见下图： 图1 大同左卫城周边防御形势图（自洪武四年至万历二十四年）[21] 1.3.1.3 高山卫 与大同左卫城共同负责防御十里河谷地的，是高山卫城。2008年9月11日，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组织了对高山卫城的考察，现绘制该城的实测图如下： 图2 高山卫城址示意图（骆文绘制） 城址周围地势开阔，以黄土阶地、台地地貌为主，水源也不成问题，适宜农耕。在十里河两岸的谷地中，可供修筑如此规模的卫城的，只有大同左卫周边与此地，这也应该是当时城址选择此地的原因。 高山卫城置于洪武二十六年，但在建文四年（1402），高山卫就被调到保定府屯驻[22]，高山卫城的使用时间非常短暂。就本次实地考察来看，城内除北部区域有后世聚落痕迹外，城内大部分区域并无包括房基在内的使用痕迹，似可证明高山卫并未真正在此驻屯。天顺六年（1462）明廷重新在此区域修筑城堡时，并未沿用现成的卫城，而是在其东6公里的山麓坡地上修筑了周长“四里三分”（1714米）的高山城，这应该是防御体制与军事组织发生了变迁的缘故。 1.3.1.4 天城卫 天城卫城即唐代的天成军城，位于南洋河南岸，距镇宁堡（今榆林口村）处的谷口直线距离为9180米。“分边沿长六里，边墩一十座，火路墩三十一座，内水峪口、寺儿墩极冲，通大虏。边外麻地沟等处，酋首敖卜燕等部落驻牧。本城极冲，嘉靖二十七等年，虏大举，由此入犯，攻掠甚惨”[23]。 1.3.1.5 阳和卫 元代的白登县在今阳高县城南，白登河南岸的大白登村附近，明代将卫城修建在位于冲洪积扇前缘的今县城位置，距离守口堡所在的谷口直线距离为8600米，其目的，应是既要保证能够就近防御该沟谷方向的道路，又要仍位于较宽敞的平川中，以使周围有较多的可耕之地，供军士、余丁及其家属等耕种。阳和城一样要扼守几个重要的南犯路线。当时主持宣大军事的总督翁万达认为：“阳和居宣、大中，其铁裹门、水峪口、鹁鸽峪，非得勇将守之不可”[24]。如果蒙古军队突破此处，就可以南渡白登河，溯吾其河，而此处确有一隘口位于连绵的低山之间，越此隘口即可直通桑干河谷地。如同翁万达所述“今有犯，必阳和志洪、蔚也”。洪即元代的弘州，也就是明代的顺圣川西城，蔚也就是蔚州。所以，把守这一隘口，防止蒙古军队南下，沿桑干河向东侵扰宣府地区，应该也是阳和卫城的重要职能之一。 图3 阳和卫城地理环境示意图[25] 通过上面对大同左卫城、大同右卫城、高山卫城、阳和卫城、天城卫城等明初卫所城的选址与职能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因为都司卫所同时担负军事防御与管辖卫籍人口、组织农耕生产的双重职能，所以其驻地城市都位于一块比较宽敞的可供农业生产的平川谷地中，而且向内蒙古高原南麓的冲洪积扇带靠拢。沿着这一冲洪积扇带，都司卫所城市呈线状分布，构成东西方向的联系，也形成了沿这一地带的交通路线。 正统朝以后，蒙古瓦剌、孛来、毛里孩等诸部相继南下骚扰，由于塞外的东胜诸卫相继内迁，山西行都司的西南防线空虚。为加强这一地带的防御，明朝陆续设置了威远、平虏二卫与井坪守御千户所。由于军事态势的变化，这三个卫所城市的选址着眼点已与明初设置的卫所城市有所不同，为使对比具有针对性，本文在此集中讨论。 1.3.1.6 威远卫城 威远城设置于正统三年（1438）三月，“丙戌，设大同威远卫。先是，行在刑部尚书魏源、总兵官左都督陈怀等言：‘大同净水坪系鞑贼出没要地，宜设军卫’。事下行在兵部议行。……兵部遂请以二所多余军调净水坪立威远卫。从之”[26]。威远卫城位于沧头河的河流谷地中，可以提供起码的农耕条件，但从设置该卫的动机来看，主要还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杨时宁提到了威远城所防御的几个重要隘口：“分边沿长一十五里三分，边墩一十六座，火路墩四十五座，内大羊坡、双山儿、小羊坡俱极冲，通大虏。边外酋首海不窊下部落打喇兔等在泥河儿等处驻牧”[27]。 1.3.1.7 平虏卫城 成化十七年（1481），因“大同地方自威远城历老军营、奶河堡以至老营堡，俱路当要冲”，“设山西平虏卫”[28]。正因为设置的主要背景在于填补这一地带的军事空白，所以城址选择在当地连绵的冈阜之上，地理条件并不好。“本城北面邻山，凭高之势，险与虏共之，东西邻冈，勾杆易及也。地固随在皆冲，而大水口等处更甚，边外汾水河一带，酋首小四台吉等部落驻牧，通板升。嘉靖间岢岚、应、朔之变，俱从此溃入”[29]。顾祖禹引《边防考》评述为：“其地寒苦瘠薄，兵弱戍寡，而寇盗充斥，几无宁岁云”[30]。 图4 平虏卫城地理环境示意图 1.3.1.8 井坪守御千户所 成化二十年七月，“设山西井坪守御千户所。初，总督军务户部尚书余子俊奏：‘偏头关东路地名井坪堡，北到平虏六十里，南道朔州五十里。于此设千户所，不惟于平虏、朔州声势连络，而乃河、老营等堡有急亦可相缓’。事下兵部议，从之”[31]。正是因为该城“内屏雁、代，东障朔、应，为西路之险”[32]的重要军事地位，所以从万历四年（1576）之后，将朔州参将移至井坪城驻扎[33]。 这三座明代中期以后设置的实土卫所，由于军事形势相对紧张，所以在选址时，考虑便于防御甚过周围的农业条件。但既然是实土卫所，周边就一定会有一定数量的卫籍人口耕牧，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云石堡设有市场，“密连市口，转输之资，藉于威远”[34]，可见威远堡周围还是存在一定规模的农耕经济的，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物资。 1.3.2 府州县城市选址的地理特征从本文进行的统计来看，明代在宣大二镇所增筑城邑以卫所以及军堡为主，前代的府州县保留下来的，除马邑县城有微观地理尺度的调整外，大多并未发生迁徙，而得以继续沿用。从其周边的地理环境来看，大多处于宽敞的河流谷地，如山阴城虽然“兵寡土碱，无险可恃，防守不易，耕植颇艰”[35]，但毕竟地处平川，黄水河流经，水源丰富，有发展农业的基础。应州“本城地势平衍，虏马易驰”[36]，城址周边的城关镇、下社镇、南河种镇、镇子梁乡等地今天尚为应县主要产粮区[37]。这些记载都说明由于府州县政区大部分分布于桑干河以南，在防御上属于次边，军事任务并不突出，主要的职责应该还是普通的理民，因此府州县的设置，必须有一块宽敞的农业区域支撑，府州县城的选址也往往在这块区域的中心地带。 1.3.3 治所城市的规模关于雁北地区治所城市的规模，下面主要根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的资料列表比较： 表2 明代雁北地区治所城市规模、建制以及后世沿用比较表[38]
通过上表统计，我们能够发现，明代前期的治所城市按级别不同，在规模上有比较明显的等差顺序。作为山西行都司和代蕃驻地的大同城远迈其他治所城市。与此相对比，卫、州级别的城市周长一般在四里至十里之间，以超过六里为常见。而县与守御千户所这一级别的城市，其周长则不超过五里。这一等级差别似乎也能说明明初的朔州城之所以在元末内缩的城址上，而非基础良好的秦汉、北齐马邑城城址上修筑的原因。 另外，我们能够发现，与治所城市不同，作为统“兵”的参将驻地城堡，规模则无规律可言，大多数非治所城市的参将驻地规模偏小，表明参将驻地并非理民的行政区划，其职能以军事为主，也说明了都司卫所作为准行政区划的职能。 而且，府州县、都司卫所城市经过清代的沿用，在今天大多为市区、县城或建制镇，本表所列的17个府州县与都司卫所城市，在今天为2地级市、9县级单位驻地、4建制镇与2行政村，其比例见下图。可见大多数治所城市在今天都沿用为较高的行政单位，承担着作为区域中心的城镇功能，而非乡村形态。这应该是与府州县、都司卫所城址多选择可供支撑农耕经济的开阔谷地有关。 图5 明代雁北地区治所城市今天使用情况比例比较 而参将驻地则情况不一，单纯的参将驻扎城堡在今天全部成为行政村，也说明了军事城堡的选址，其着眼点并不以经济功能为重。 2 土木之变后居中应援之城的修筑与此类城堡的功能与选址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的“土木之变”是明朝前所未有的大惨败，“六军大溃，死伤数十万”[42]，皇帝被俘，京师被围困，瓦剌“所获盔甲器械金银锦段牛羊骡马等物动数十万，到处搜山，杀掳军民男妇亦数十万”[43]，对于明朝君臣来说，是一次不堪回首的回忆。 但是我们也能发现，虽然明朝打了败仗，但除十一月丙辰攻破紫荆关以外，也先、脱脱不花和阿剌没有在任何一次围城攻坚战中取得胜利。整个战争期间，蒙古军队先围赤城，数犯大同，屡围宣府，都没有攻破城池。虽说也先有欲利用英宗进行讹诈，以致贻误战机的因素，但也能看出坚城的作用。 我们能够看到，在土木之变之后的景泰、天顺时期，明朝陆续修建了一些城堡，兹列于下： 表3 明代中期修建城堡情况表
土木之变后修筑的“居中应援”之城，在宣府镇当属顺圣川西城、东城与保安新城，在大同镇则为高山城与聚乐堡，“是时朝议以镇城孤峙，旁无辅卫，乃东城聚落，西城高山，以为两翼云”[44]。则其控御交通要道，以填补防御体系漏洞的职能非常明确，现分析如下： 聚落堡位于今大同县聚乐乡驻地。关于此城堡修筑的动机及其战略地位，史载为： 本城为大同左辅，与高山城称两翼。且云中云东肩摩毂击，聚落适当其中，险巇见于西北，坦夷见于东南，固屯伏夹应之所也。虏一过此，方轨连营，垂涎四掠不难矣。故缮城设备，此为尤急。且当四通之衢。[45] 古人很准确地点出了聚落堡的重要性。聚落堡坐落于采凉山山前的冲积扇上，正好扼守住南北大路。蒙古军队突破长城防线后，要进犯大同城，聚落城是必经之地。明朝军队要北上抗击蒙古，此地也是重镇之一，明英宗北伐，就曾取道聚落驿[46]。 高山城位于今大同市南郊区高山镇，根据现场考察，城址地势由北向南逐渐升高。城东墙外有由南下来的冲沟，筑城时应该考虑到了山洪的因素，所以将东墙修筑在冲沟一侧。 关于高山堡的修筑，顺治《云中郡志》和《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各有叙述： 高山堡，……周围三里十步，高三丈一尺，门二，设站马戍兵。是时朝议以镇城孤峙，旁无辅卫，乃东城聚落，西城高山，以为两翼云。[47] 本城天顺六年建置，嘉靖十四年改建今城，万历十年砖包。周四里三分，高连女墙四丈二尺……本城密迩镇城……东与聚落为左右两翼，而仓廒积贮视左右诸卫等诚重之也。城滨于河，冲决浸渍渐至倾颓，大为可虑。近筑河堤，颇足捍御……地当孔道。[48] 图6 高山城图[49] 从宏观位置来看，高山城位于南北两座山体夹峙而成的一条陉道的东端，陉道中有十里河（武州川）穿过，经行于高山城的北端。由于河流往往会向南在狭窄的陉道中摆动，所以十里河岸很难形成稳定的交通道路，所以经过此地的交通道路只能选择沿山坡向东延伸，而高山堡也建筑在山坡之上，由南向北倾斜。一方面是势所必然，另一方面也为是扼守这一险要的孔道。 总体来看，土木之变后修筑的这两个城堡规模不小，到今天都是乡镇以上的政区驻地，这也是由于此类居中应援城堡需要控扼交通要道，所以都选址于平川之地的缘故。 3 明朝中期以后长城边堡的普遍修筑及其选址特征3.1 雁北地区长城的继续修筑与完善成化年间，蒙古达延汗崛起，驻牧大同近边，威胁明北疆安全。成化十九年（1483）七月到九月，达延汗大举侵犯大同、山西与宣府。成化二十一年，总督大同宣府军务、兵部尚书余子俊奏：“去岁受命行边，即以曩在延绥曾修边墙事宜，建议闻奏，蒙赐允行，适岁歉而止。今会大同、山西、宣府一带边关内外文武守臣随方经略，躬率士马，遍历边境，登高履险，凡四十余日，度地定基，东自四海冶起，西至黄河止，长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旧有墩一百七十座，内该增筑四百四十座，每座高广俱三丈，宣府二百六十九座，宜甃以石”，“上然之，即敕所司预备器物，俟明年四月即工”[50]。相信此一工程是出于对达延汗势力膨胀的因应。 弘治九年，达延汗又因“赏薄生怨”，犯大同、宣府边境。十一年后年不入贡，双方之间直接的贡市贸易中断，此后右翼蒙古各部频年抢掠明朝宣、大、延绥、固原、甘肃等边境地区。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七月，俺答再次率十万余骑自大同左卫入边，深入太原、平阳、泽、潞一带，“残县道四十，掠杀男女二十万，杂畜二百万，衣幞金钱称是，焚公私庐舍八万区”[51]，甚至连京师亦不得不宣布戒严。二十三年十月，俺答又从宣府附近的万全右卫溃墙而入，大掠蔚州、广昌等地，前锋直抵河北完县，京师再度宣布威严。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明廷着手在大同修筑边墙。嘉靖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翟鹏、詹荣、翁万达先后总督宣、大，挑修边墙千余里。其中以翁万达功绩最大，他先是于嘉靖二十五年修筑大同镇所属阳和开山口一带与宣府镇所属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一带边墙，共202里[52]。次年又修筑“大同西、中、北，宣府中、北、东各三路”边墙“几八百里”[53]。 为配合边墙的防御，嘉靖中期开始，明朝沿边墙修筑了一系列长城边堡。关于边墙与边堡的关系，明代史料中鲜少记载，雍正《山西通志》追溯此事为“初，总督翟鹏议凿长堑。后抚镇渐筑城垣，及增筑靖鲁[虏]五堡、灭狐[胡]九堡、镇羌四堡，大同西北号为重障。（嘉靖）二十五年，总督翁万达集都御史詹荣、总兵周尚文议曰：堑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城长城。长城必有台，利于旁击，台必置屋，以处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城下留数暗门，以便出哨。创新凡三百余里，敌台、暗门称是，增筑保安堡，设兵戍守。又多筑土堡于内，以屯伏兵。后又计李信屯道里，及宣大援兵，节度行之”[54]。这一则史料指出了长城边堡与边墙的关系，所以，与修筑边墙同时，大同镇的长城边堡也普遍修筑起来，其情况见下表： 表4 大同镇长城边堡规模、建制以及后世沿用比较表
3.2长城边堡的选址、形制与功能随着大同镇边墙的修筑，长城边堡与边墙成为严整的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彼此紧密相联。沿边墙，横向分布着几十个长城边堡，成为大同镇官堡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下面就若干边堡进行个案研究，以分析其选址特点与功能。 3.2.1云石堡 云石堡位于右玉县丁家窑乡云石堡村，西到长城直线距离约为1200米。该堡“设自嘉靖三十八年，故土筑也，万历十年因山高无水，离边尚远，不便市场，故改建于王石匠河，砖包焉”[56]。事实上，尽管今天云石堡一带略为低缓，便于取水的地方也不在少数。但推想起来，之所以迁徙到王石匠河的新址，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为了靠近边墙和马市口。即杨时宁所谓“密迩市口，防御抚处虽视旧为便”。 图7 新旧云石堡位置对比图[57] 3.2.2桦门堡 桦门堡位于天镇县新平堡镇红土沟村所在地东侧250米处。地处中低山区，座落于海拔为1735.9米处的梁岇上，三面环山，峰坡汇于红土沟，向北倾斜成一沟涧。西距长城500米。堡城南北长130米，东西宽55米。东墙筑瓮城，南北长45米，东西宽40米。 该堡水利条件极差，仅有堡内水井一口。驻兵一般多到红土沟、黄羊沟汲取泉水。周围并无开发农业的条件，纯粹为防守边墙而设。桦门堡驻兵撤于清初，归属瓦窑口汛。民国初，弃为空堡。[58] 3.2.3杀胡堡 杀胡堡位于今右玉县右卫镇杀虎口村，该堡“设自嘉靖二十三年，万历二年砖包”[59]。由于杀胡堡处于沧头河出边墙之处，北距边墙只有一里，所以位置相当险要。“本堡设在右卫北，当西北之极边”[60]，“相距虏巢最近，免毛河直通塞外，川流平衍，虏易长驱，昔年大举，往往从此入犯”[61]。杀胡堡边墙设有市场，为了便于防御蒙古犯边及洪水等突发事件，万历四十三年（1564），又在其南修筑了平集堡[62]。 通过本节的分析，我们可以大体得出结论，大多数长城边堡规模不大，多在三里以下，相当多的堡城不过周长一里，尤其是明代后期修筑的边堡，多在山间，以方便就近驰援边墙，这样的城堡，只有单纯的军事驻防功能，并不利于居民居住与生产、生活，在今天多已成为远离行政村中心的自然村居民点，甚至有些已经废弃。 4 嘉靖中期城堡防御体系的完成与“收保”之堡的位置与职能嘉靖二十九年（1550），爆发了“庚戌之变”，俺答入大同，进犯京师，“纵横内地八日，诸军不敢发一矢”[63]，撤军时，“诸府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64]。此后的几年，明朝又陆续修筑了十余个城堡，其中以腹里城堡为主，兹列于下： 表5 “庚戌之变”后修筑城堡情况表
这一时期所修筑的城堡，虽然也有铁山堡、云石堡、镇宁堡等长城边堡，也有瓦窑口堡、永嘉堡等沿边的后距应援之城，但多数还是居于腹里，起保障交通、保护居民与军储等作用。下面对云冈堡进行个案研究，从而综合分析这类城堡的功能与形制。 关于云冈堡，文献记载如下： 本堡土筑，自嘉靖三十七年后，以地形卑下，北面受敌，议于本堡北崖创筑一堡，移官军处其内，仍存旧堡以便行旅。新堡亦土筑，女墙砖砌，通高三丈五尺，周一里四分零。……本堡东迩镇城，西通左卫，为云西孔道。未款前，虏骑驰入，道路为梗。新堡既筑，有险可据。且镇城万姓所用煤炭，皆仰给于此，有警据险固守，亦足保障云。[65] 从上面的明代及清初文献记载可知，嘉靖三十七年应该是修筑新云冈堡的年代，旧云冈堡应更久远。就地理环境而言，旧堡北为石崖山体，南为十里河，设置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控制这一山河之间的交通孔道。从上述两条材料都提到“北面受敌”的情况来看，旧堡与山崖之间必然有一段距离，方可使蒙古军队得以在北面展开进攻。 旧堡地处交通孔道上，却无法承受军事压力，最终要迁到水源不便的山崖上去，这一事件非常有利于我们理解明代沿边小型城堡的功能，应该只限于收聚居民、少数驻军和物资，并不能组织防守或遏制敌军吧。 图8 新云冈堡Google Earth卫星图 关于这类“收保”之堡的功能，《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在提到和云西堡同批设立的红土堡时，记载为：“往右卫被围，去左卫仅七十里，声援阻绝。故立各堡以备往来接济”[66]。《三云筹俎考》中载：“云阳堡……此与云西堡为左卫两翼[67]”。嘉靖三十六年（1557），蒙古大军围困大同右卫城达八月之久，次年，兵部侍郎吴嘉会提议修筑这一带的墩堡，原因是：“各屯堡为虏所毁，未能尽复，其最要者若牛心站、黄土坡、单家等堡，皆运道所经、兵马必由之处，宜亟修理”。“屯营久废，军士无所得食。宜谨斥堠、慎收保”[68]。 宣大总督杨博在提请新建云西堡等城堡的上疏中，还提到了城堡对于保障居民安全、财产，维护生产的意义： 臣等议得：左卫以达镇城，官路东西，尽皆膏腴之田。近因虏患频仍，无人耕种。今既议添墩堡，合无令各该官军尽力开垦，所有屯粮，姑免追纳。候年岁丰裕，另行议处。闲暇之日，将原设墩台低薄不堪者逐渐修理。其地方一应人等果有随堡住种者，听从其便。[69] 据记载，大同左卫道辖北西路这一带“未设堡之初，该路原为沙漠，无边可限。助马边外马头山群虏住牧，每乘高窥伺左卫一带，零掠暗劫，行旅不通，耕樵失所。虽有更番按伏之兵，无济防御自拓地置戌。[70]” 而在修堡之后，这一带则逐渐呈现出“茂穑力田”、“商旅云集”、“边氓安业”的局面。可见，这些堡城的设立不仅加强了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守，也带动了边地的农业开发和商业活动。 但是，正如前面对云冈堡功能的分析，此类腹里城堡规制狭小，抗打击能力不强，只是出于临时的战守需要而修筑，当局势发生变化，其意义自然就不复存在。正是如此，这批城堡基本在清初就遭到废弃，不再设置军事或民治机构[71]。 正是由于不同类型的城堡职能不同，其归宿也具有一定规律。实土、准实土卫所城市由于具备“非正式政区”的职能，在清代大多转为府州县城市，到今天也大多为市、县、区等政区单位驻地；居中应援城堡由于处于较优越的位置，在今天也主要是乡镇以上政区的驻地。而后两种城堡由于规模较小，功能单一，主要为特定目的而临时修筑，在今天大多成为乡村。尤其是军事色彩浓厚的长城边堡，由于地理位置不佳，很多在今天成为自然村，甚至遭到废弃。 Functions, Location Selection and End of Official Walled Settlements in North-to-Yanmen Pass Zone during Ming Dynasty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tique maps, field survey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finds four types of official walled settlements: administrative centers of Chou州, Hsien县 and regional military commission(Wei卫 and So所), middle castles that support others, forts that guar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ventral forts containing and protecting people nearby. The paper point out that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lea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and castles into the Qing Dynasty, and even today, has a different path of development. Keywords: Ming Dynasty, North-to-Yanmen Pass Area, Official walled settlements, function, location selection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期 * 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与朔州市的区域内，明代先后设立了大同府、大同都卫（山西行都司）与大同镇三种不同的军政建置，三者几乎同时存在，覆盖范围大体一致，功能与管辖体系相互交织，所以本文采用“雁北地区”这样一个地理概念来指代这一地区。 * “城市”可能是中国近代为引进现代文化所创造的词汇中最失败的一个，它混淆了作为建筑实体的“城”、作为地理景观的“城市”与作为贸易场所的“市”（这个词在2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行政区划名称），造成相当大的理解混乱。中国古代所修筑的“城”，未必都具备近代“城市”的职能，如果一概称之为“城市”，并不适当。在明代文献中，对本区的卫所驻地多称“城”，而对低等级的城堡则称“堡”，其职能与等级的差别一目了然，所以本文统称“城堡”。又：明代雁北地区城堡林立，为追求资料的统一性与完整性，本文仅讨论官方设立建制者，民堡则不在讨论范围内。 *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作者参与的由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组织的于2008年夏对雁北地区古城址的系列考察，特此对组织考察的李孝聪教授，以及参与者岳奇琳、席会东、骆文诸君致以诚挚的谢忱。 [1] [明]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明万历癸卯（1603）刊本，《玄览堂丛书》初辑004，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正中书局印行，1981年，第209页。 [2] 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的中国行政区划史》，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 [3] 周振鹤主编，郭红、靳润成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4] 都司卫所隶属五军都督府管辖，统辖的是卫籍人口，其职官属于武官系统，征收屯田子粒；而府州县则隶属六部——各布政司管辖，统辖的是民籍人口，其职官属于文官系统，征收田赋。 [5] 《明太祖实录》卷88，洪武七年四月辛酉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571页。《明实录》各代版本同。 [6] 《明太祖实录》卷88，洪武七年四月乙巳条，第1569页。 [7] 详见《大明一统志》卷二一，天顺五年御制序刊本，台北：台北统一出版印刷公司影印，1965年。 [8] 金城县是应州的附郭县，省入应州，属于常规的政区调整。 [9] 《明太祖实录》卷85，第1516页。 [10] [明]潘潢：《请复军屯疏》，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198，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49页。 [11] [明]陈建撰，岳元声订：《皇明资治通纪》卷七，洪武壬戌（十五年）十月条，《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12] 永乐七年四月，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曰：“……所奏欲徙前大同左、右二护卫于定边、镇朔备御，可即行之”。（《明太宗实录》卷91，永乐七年四月戊子条，第1196页）。五月，“改大同左、右二护卫为大同左、右二卫”。（《明太宗实录》卷92，永乐七年五月己亥条，第1225页）。 [13]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338页。 [14] 《明世宗实录》卷458，第7750页。 [15]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336页。 [16] [明]王士琦撰：《三云筹俎考》卷3《险隘考》，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明万历刊本，1969年，第45页。 [17] 《三云筹俎考》卷1《安攘考》，第41页。 [18] 《明世宗实录》卷352，嘉靖二十八年九月辛巳条，第6360-6361页。 [19] [明]瞿九思撰：《万历武功录》卷7《三边：俺答列传中》，《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36页下。 [20] 《明世宗实录》卷411，嘉靖三十三年六月条，第7158页。 [21] 据《左云县图》改绘，《山西省地图集》，山西省测绘局，1995年，第63页。 [22] 《明太宗实录》卷12，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巳条，第223页。 [23]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266页。 [24] [明]翁万达撰，朱仲玉、吴奎信点校整理：《纪鹁鸽峪之战》，《翁万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93页。 [25] 据《阳高县图》改绘，《山西省地图集》，第69页。 [26] 《明英宗实录》卷40，正统三年三月丙戌条，第769-770页。 [27]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388页。 [28] 《明宪宗实录》卷213，成化十七年三月戊戌条，第3709页。 [29]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322页。 [30]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44《山西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021页。 [31] 《明宪宗实录》卷254，成化二十年七月乙丑条，第4288页。 [32] 《读史方舆纪要》卷44《山西六》，第2042页。 [33]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298页。 [34] 《读史方舆纪要》卷44《山西六》，第2028页。 [35]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312页。 [36]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308页。 [37] 《应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40页。 [38]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主要论述三镇的军事形势，所以谈到各城堡的设官，以实际行使职能的总兵、道、参将、副将、操守等镇戍制下的职官为主。但因为大多数府州县、都司卫所在筑城时定位为治所城市，故此表只以府州县、卫所作为其级别的比较依据。又参将驻地是当时军事防御的中心，地位相当重要，本表将其驻地城堡一并统计，以比较府州县卫所城市与参将所驻军事城堡之间的区别。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大致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县、市、自治州（辖县）——乡、镇，县、市本不存在统属关系，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设区的市”辖县，代管“不设区的市”，故本表以“设区的市”为“地”级，市辖区、县、“不设区的市”为“县级”，以便比较。 [40] 根据实测而得。 [41] 马邑县于嘉庆元年（1796）废入朔州。 [42]《明史》卷328《瓦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00页。 [43]《明英宗实录》卷182，正统十四年九月壬午条，第3544页。 [44] [清]胡文烨等纂修：《云中郡志》卷7《武备：边堡》，顺治九年（1652）刻本，第56页左。 [45]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222页。 [46] 《明英宗实录》卷180，正统十四年七月丁未条，第3493页。 [47] 《云中郡志》卷7《武备：边堡》，第56页右。 [48]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330页。 [49] 《高山城图说》，《整饬大同左卫兵备道造完所属城堡图说》。 [50] 《明宪宗实录》卷268，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壬戌条，第4530-4531页。 [51] [明]谈迁：《国榷》卷57，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丙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630页。 [52] 《明世宗实录》记载此时为：“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等修筑大同东路之天城、阳和、开山口一带边墙一百三十八里，为堡七，为墩台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路之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堡一带边墙六十四里，为敌台十，斩崖削坡五十里”。《明世宗实录》卷313，嘉靖二十五年七月甲戌条，第5868-5869页。 [53] 《明世宗实录》卷323，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戊寅条，第5998-5999页。 [54] [清]觉罗石麟撰，储大文修：《山西通志》卷11《关隘》，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第9页左-10页右。 [55] 《天镇县村镇简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85页。 [56]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392页。 [57]《云石堡图说》，《整饬大同左卫兵备道造完所属各城堡图说》。 [58] 《天镇县村镇简志》，第2332-2334页。 [59]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344页。 [60] 《杀虎堡图说》，《整饬大同左卫兵备道造完所属各城堡图说》。 [61]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344页。 [62] [清]刘士铭修，王霷纂：雍正《朔平府志》卷4《建置志：城池》，雍正十一年（1733）刻本，第14页右。 [63]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04《丁汝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352页。 [64] [明]冯时可：《俺答前志》，《中华文史丛书》114，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第246页。 [65]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382页。 [66]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第358页。 [67] 《三云筹俎考》卷3《险隘考》“云阳堡”条。 [68] 《明世宗实录》卷457，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己未条，第7728页。 [69] 杨博：《右卫路通乘时以图后效疏》，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275，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03页。 [70] 《三云筹俎考》卷3《险隘考》。 [71] 这一内容，作者将作专文叙述，限于本文字数，又是清初之事，只能做此略述。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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