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兩京道教宮觀證補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1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何海燕 参加讨论
記載及考訂唐兩京道教宮觀比較系統的現存歷史資料主要有（唐）韋述《兩京新記》殘卷、（宋）王溥《唐會要》、（宋）宋敏求《長安志》、（元）駱天驤《類編長安志》、《元河南志》、（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及程鴻詔《唐兩京城坊考校補記》等。近人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①]、閻文儒及閻萬均《兩京城坊考補》[②]、李健超《增訂唐兩京城坊考》[③]、楊鴻年《隋唐兩京坊里譜》[④]及有關論文對其都有相當的訂補。本人在進行唐代道教地理研究時，旁求正史、金石、方志、唐人詩文筆記及道教典籍，發現除屬於校勘範圍內的文字歧异之外，有關兩京道教宮觀的地理位置、建置沿革等方面仍存在以訛傳訛以及誤載、漏載等諸多考證不實或言之未盡之處。現逐條臚列如下，希望能對從事唐兩京坊里及道教研究者有所裨益。至於個別宮觀限於目前掌握的資料，於其歧异處無從確考者，亦附錄於後，以期引起有關研究人員的重視。 一、西京長安 （1）歸真觀：《長安志》卷6“西内章”[⑤]、《類編長安志》卷3“館閣樓觀門”之“觀”條[⑥]及《唐兩京城坊考》卷1“西京宮城”條[⑦]均載此觀位於西京太極宮安仁殿北。未述其沿革。（唐）太清觀道士張萬福《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說》卷下云：“竊見金仙、玉真二公主以景雲二年……於大內歸真觀中詣……太清觀主史尊師受道……又以先天元年……復受五法。”[⑧]按史尊師即當時著名道士史崇玄[⑨]。自這兩次盛大法會之後，歸真觀再未見諸史乘。究其原因，與高宗龍朔後諸帝常居大明宮不無關係。 （2）玉晨觀：《長安志》等均失載此觀，程鴻詔《唐兩京城坊考校補記》[⑩]最早引元稹《寄浙西李大夫詩》注補出。位於西京大明宮紫宸殿後。按元稹此詩共四首，從其第四首之“由來鵬化便圖南，浙右雖雄我未甘”一句知元稹時爲浙東觀察使。檢《唐方鎮年表》卷5[11]，元稹於長慶三年至太和三年爲浙東觀察使；此間之浙西觀察使爲李德裕，即詩題中浙西李大夫也。另三首詩均爲元稹追憶與李德裕同爲翰林學士時的舊事，程氏所引即其第三首。詩云：“禁林同直話交情，無夜無曾不到明。最憶西樓人靜後，玉晨鍾磬兩三聲。”[12]據元稹《承旨學士院記》及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記載：元稹於長慶元年二月至十月爲翰林承旨學士[13]。其時德裕亦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14]。故由上詩僅可推知玉晨觀穆宗長慶元年時已存在而已。《唐大明宮玉晨觀故上清大洞三景弟子東岳青帝真人田法師玄室銘幷序》云：“仙師姓田氏，諱元素，字知白，……（元）和己亥歲有詔，召入宮，（憲）宗一見，甚器异之。於玉晨觀特爲修院，居（止）焉。……每一講說，妃嬪已下相率而聽者僅數千人。……以大和三年五月廿九日，終於玉晨觀私院。”[15]據此知玉晨觀初置年代不晚於憲宗元和十四年，且田元素歷憲、穆、敬、文四朝，身居禁中，頗受優寵。另外，此觀還是文、武、懿宗三朝內禁著名的女冠觀、內道場，一直非常興盛。文宗時多次召女道士入居此觀和修功德。如《唐故內玉晨觀上清大洞三景法師賜紫大德仙官銘幷序》云：“仙師姓韓氏，諱自明。……大和初（按原碑“大”下泐兩字，詳見注釋）召入宮玉晨觀，師每進見，上未嘗不居正端拱，整容寂聽，備命服之錫，崇築室之賜。至五年三月，以疾得講，復居京城親仁里咸宜觀舊院，越四月十二日，……言畢而弃世，享年六十八。”[16]《大唐回元觀鐘樓銘幷序》云：“（大和）四年夏，有詔：女道士侯瓊珍等同於大明宮之玉晨觀設壇進籙，遂以鎮信、金帛、刀鏡之直幷中外大僚、外舍信士之所施捨，合七十萬，於因殿之前少東創建層樓。”[17]《册府元龜》卷54“帝王部·尚黃老二”載：“開成二年正月召麻姑山女道士龐德祖自銀（原訛作録。按大明宮只有左右銀臺門，無録臺門，此以形近訛）臺門留止玉晨觀。”[18]另《全唐文》卷728存封敖所制《慶陽節玉晨觀嘆道文》（按武宗誕日名慶陽節）、《憲宗忌日玉晨觀嘆道文》及《立春日玉晨觀嘆道文》三篇；卷802存獨狐霖所制《七月十一日玉晨觀別修功德嘆道文》、《九月一日玉晨觀別修功德嘆道文》及兩通《玉晨觀祈雨嘆道文》[19]。以上嘆文均出自翰林學士之手。據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記載：封敖於會昌二年十二月至會昌五年三月間充翰林學士；獨狐霖咸通三年九月至十年九月充[20]。可見此觀在武、懿宗兩朝香火亦很旺盛。 (3)合煉院：《長安志》等均失載此院。《册府元龜》卷24“帝王部·符瑞三”載：“（天寶）三載三月癸酉興慶宮合煉院芝草生，一本六莖。”《全唐文》卷311孫逖《爲宰相賀合煉院産芝草表》即記此事。文曰：“臣等伏見道士黃河清等奏興慶宮合煉院內産芝草，……神丹入煉而轉精，禎祥應期以如答。……陛下 仁契道，至德通神。煉液飛丹，既啓長年之館，敷華有葉，遽呈三秀之祥。”據此推斷此合煉院乃專爲玄宗燒煉丹藥而設，由供奉道士主持，位於興慶宮內。又《全唐文》卷38玄宗《賜皇帝進燒丹竈誥》云：“吾比年服藥物，比爲金竈，煮煉石英。自經寇戎，失其器用。前日晚際，思欲修營。一昨早朝，遽聞進奉，有同符契。”這件事據《舊唐書》卷10《肅宗紀》知發生在乾元元年夏四月戊辰“上進煉石英金竈於興慶宮”之後。可見安史之亂中，合煉院內器用散失，玄宗自蜀返京後，曾有所恢復。但不久，玄宗於乾元三年七月被迫移入西內，合煉院恐怕就此即湮沒無聞了。 （4）開元觀：《長安志》卷9將開元觀置於道德坊，注文乃移錄《唐會要》卷50“觀·都（當爲開）元觀”條[21]，實際上是不辨《唐會要》卷50所載各觀幷非全在長安，也有位於東都洛陽者[22]，因此誤將東都道德坊開元觀當成西京開元觀，《類編長安志》卷5“宮觀門”及《唐兩京城坊考》卷4踵其誤，以至以訛傳訛。楊鴻年《隋唐兩京坊里譜》之“洛陽道德坊”條及李健超《〈長安志〉糾謬》[23]都曾指出此謬誤，惜未能進一步考訂西京開元觀究竟位於何處。茲據《唐會要》卷50“雜記”條載：“（開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勝觀寺，改以開元爲額。至天寶元年四月八日，開元觀主李昭宗奏：本觀先是清都觀，敕改爲開元觀。屬玄元降符，陛下加號。往年改額，題開元文字。今日崇號，合兼天寶之名，其額望請改爲大唐開元天寶之觀。敕依。其天下諸州開元觀，幷加天寶字。”上文既然未明言李昭宗爲何地之開元觀主，便應視爲是默指西京開元觀，方符合行文習慣。因此，開元觀應即改額後之清都觀。位於永樂坊西南隅廢明堂縣廨東，“隋開皇七年道士孫昂爲文帝所重，常自問道，特爲立觀。本在永興坊，武德初徙於此地，本隋寶勝寺”[24]。《長安志》等均失載改額事，應加上開元二十六年改爲開元觀，天寶元年，改額爲大唐開元天寶之觀爲是。按《唐會要》所載“其天下諸州開元觀，幷加天寶字”確非虛言，今傳世之易州本《大唐真容應見貞石碑》碑陰有題名，額題“大唐大開元天寶觀”即爲明證[25]。另外，唐詩亦爲開元觀即清都觀提供了不少佐證。元稹《答姨兄胡靈之見寄五十韵幷序》云：“醉眠街北廟，閑繞宅南營（自注：予宅在靖安北街，靈之時寓居永樂南街廟中。予宅又南鄰駑營）。……觀松青黛笠，欄藥紫霞英（自注：開元觀古松五株，靖安宅牡丹數本，皆曩時游行之地）。盡日聽僧講，通宵咏月明。”[26]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韵寄微之》云：“舊里非難到，餘歡不可追。樹依興善老，草傍靜安衰（自注：微之宅在靜安坊西，近興善寺）。……北村尋古柏，南宅訪辛夷（自注：開元觀西北院，即隋時龍村佛堂，有古柏一株，至今存焉。微之宅中有辛夷兩樹，常此與微之游息其下）。”[27]由以上兩詩可知元稹宅在靖（或作靜）安坊西北。又據《長安志》卷7記載：靖安坊西接靖善坊，盡一坊之地爲大興善寺。南鄰安善坊，盡一坊之地爲教駑場（即元稹詩中之駑營）。北爲永樂坊，其西南隅廢明堂縣廨東爲清都觀，觀東永壽寺。胡靈之寓居之永樂南街廟，即永壽寺，正當靖安坊北，故有“醉眠街北廟”及“盡日聽僧講”之句。詩中提到的這幾處地方都在元稹宅附近，那么開元觀也應該離此不遠才是，至少不可能遠在朱雀街西、靖安坊西南方向的道德坊。從這兩首詩均將開元觀與元稹宅幷舉以及詩中“北村”、“南宅”之句，可推知開元觀離元稹宅不遠，而且就在其北面，清都觀的位置正與之相當。唐詩中還有資料表明清都觀在改爲開元觀後，其名幷未完全廢而不用。如韋應物於大曆十四年六月辭櫟陽令至建中二年四月除尚書比部員外郎之前，寓居長安西郊善福寺[28]，其《善福精舍答韓司錄清都觀會宴見憶》即作於此時。對照其另一首《開元觀懷舊寄李二韓二裴四兼呈崔郎中嚴家令》所云“宿昔清都燕，分散各西東。……聊披道書暇，還此聽松風”來看，後一首詩分明是他還京後，來到開元觀亦即清都觀，睹物思人，憶起韓司錄等人那次會宴而作。他本人還有《清都觀答幼遐》及《雨夜宿清都觀》兩首詩便是直稱開元觀爲清都觀的[29]。由此，我們也可以很好地解釋元稹爲何在詩中總愛用“清都”來指道觀了，如《蛒蜂》云：“梨笑清都月（自注：京都開元觀，多梨花蜂），蜂游紫殿春”；《清都夜境》及《清都春霽寄胡三吳十一》等[30]。清都固然是道觀的雅稱，就象仙都、玄都一樣，但就元稹的詩而言，其主要原因恐怕還是因爲他與友人時常游覽閑居的開元觀本名清都觀。又《册府元龜》卷54“帝王部·尚黃老二”及《唐會要》卷50“雜記”條均載：天寶三載三月，令兩京及天下諸郡於開元觀、開元寺，以金銅鑄玄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軀[31]。即以玄宗爲模特鑄道、佛尊像。京開元觀鑄聖容時，有慶雲見，宰相上表以賀[32]。元稹猶得見此像[33]。 （5）太平女冠觀：位於西京大業坊。《唐會要》卷50“觀·太平觀”條載“本徐王元禮宅”，而《長安志》卷7爲宋王元禮。茲據《舊唐書》卷64《高祖二十二子傳》知：徐王元禮，初封鄭王，後徙封徐王，未嘗封宋王。故《長安志》誤，《類編長安志》卷5及《唐兩京城坊考》卷2亦踵其誤。當從《唐會要》改正。餘事參考本文西京“昭成觀”條。 （6）嘉猷觀：位於西京平康坊。《長安志》卷8、《類編長安志》卷5及《唐兩京城坊考》卷3均載此觀。茲補幾點《長安志》等載之未詳之處：一、據《資治通鑒》卷216，天寶九載“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爲觀以祝聖壽”[34]。故立觀之年應爲天寶九載。二、據（宋）陳舜俞《廬山記》卷2“叙山南篇第三”及卷4“古人留題篇第六”知李林甫女李騰空曾入廬山學道，李白有《送李女真騰空歸廬山》及《送內尋騰空》詩兩首[35]。林甫或即奏此女爲嘉猷觀主。又據《舊唐書》卷106《李林甫傳》及《資治通鑒》卷二一六，林甫於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卒。天寶十二載二月，追削林甫官爵，諸子並謫嶺表，貲產沒官。故所謂“林甫死後，改道士觀”應在此際。三、《全唐詩》卷300存王建《題應聖觀》詩，題下注云：“觀即李林甫舊宅。”[36]可見此觀一名應聖觀。 （7）咸宜女冠觀：本肅明觀，寶應元年，與安邑坊太真女冠觀換名，幷更爲此名[37]。位於西京親仁坊。《唐會要》卷50、《長安志》卷8、《類編長安志》卷5及《唐兩京城坊考》卷3均載此觀。今訂正兩點：一、《唐會要》及《長安志》均謂：開元初，置昭成、肅明皇后廟，號儀坤。《舊唐書》卷51《后妃傳上》、《新唐書》卷76《后妃傳上》及《舊唐書》卷25《禮儀志五》則爲景雲元年追謚肅明、昭成皇后，幷於京師親仁里立儀坤廟。《舊唐書》卷7《睿宗紀》、《新唐書》卷5《睿宗紀》作景雲二年正月追尊。要之，作“開元初”不確。二、《唐會要》及《長安志》又謂：開元二十一年，肅明亦祔入太廟，遂立爲肅明道士觀。按《舊書·禮儀志五》及《舊唐書》卷8《玄宗紀上》載開元二十一年遷肅明祔於太廟，其中《志》作“仍以儀坤廟爲肅明觀”爲是，《紀》稱“毀儀坤廟”不確。兩《唐書》之《后妃傳上》作開元二十年肅明始祔太廟，但未言如何處置儀坤廟。當據此補。參考本文西京“肅明觀”條。 （8）回元觀：位於西京親仁坊。本安祿山舊宅。《全唐詩》卷567鄭嵎《津陽門詩幷序》之“詔令上路建甲第，樓通走馬如飛翬。大開內府恣供給，玉缶金筐銀簸箕”句下注云：“時於親仁里南陌爲祿山建甲第。……今回（原訛作四）元觀即其故第耳。”《長安志》卷8即本此詩，《類編長安志》卷5及《唐兩京城坊考》卷3承之。茲據《大唐回元觀鐘樓銘幷序》補述其沿革如下：天寶初，玄宗爲安祿山創甲第於此。及祿山叛，至德三年正月（按原碑為“元年”，詳注），肅宗命改作道觀，號回元。乃造太一天尊像，置於正殿。貞元十九年，欲規爲名園，敕遷像於肅明觀。會遷像之際，老君顯靈。德宗駭之，遂詔如舊。而廊廡未立，鼓鍾未鳴。太和初，道門威儀郄玄表上疏，請加崇飾，於是內賜銅鍾一口。四年夏，詔女道士侯瓊珍等同於大明宮玉晨觀設壇進籙，遂以鎮信、金帛、刀鏡之直幷中外施捨，合七十萬，創建層樓以安之。開成元年四月立此碑，令狐楚撰文，柳公權書丹[38]。 （9）龍興觀：位於西京永崇坊。《長安志》等無載，《唐兩京城坊考》卷3據《全唐文》卷780李商隱《爲馬懿公郡夫人王氏黃籙齋文》補出。文曰：“上清大洞三境弟子妾某，……住河南府河南縣正平坊安國觀內。……詣京兆府萬年縣永崇坊龍興觀內，奉謁受上法師東岳先生鄧君。奉依科儀，於三聖會仙堂內，修建黃籙妙齋。”從下文“去元和某年，獲託於故戶部尚書贈左仆射臣馬摠。……及臣摠捐家（據《舊唐書》卷157《馬摠傳》，馬摠卒於長慶三年），妾終喪紀，婚姻粗畢，門戶如初。故東都某觀道士南岳先生符君，哀妾香火之勤，……爰從披度，驟歷年光。……流輩之中，吹噓驟至。謂可以奉三洞之尊法，……遂於某年於某處奉詣大洞師東岳先生鄧君，奉受上法。……於今五年，……况今國家奉玄元之裔，聖上崇清淨之風。……是敢重投靈地，……重請本師”云云，以及同卷爲王氏會昌三年修下元黃籙齋而作之《爲馬懿公郡夫人王氏黃籙齋第二文》可以推知，王氏第一次去上都龍興觀受法當爲文宗開成年間，東岳先生鄧君應即當時名聲頗大的鄧延康。據《全唐文》卷767鄭畋《唐故上都龍興觀三洞經籙賜紫法師鄧先生墓志銘》：先生諱延康，“太和八年秋，又詔至闕下，嘉其道德，籍隸太清宮。暇日游龍興觀，見壇宇蕪圮，怵然曰：‘豈可使勝地堙廢，吾其居而化之。’遂精嚴像法，建濟靜治，洎幢節龍繪之用，約數萬計，不一二歲其功成，皆齋章符醮之贈，固不封殖於民也。……神都威儀與名德道士，半出於門下。法教之盛，近未有也”。大中十三年十一月庚申，“形解於觀之清室”。鄧延康於文宗太和八年重建龍興觀，幷住此宣法。延康卒後，其子道苗又“襲經符”，“以法教之系，駐于龍興”，繼續傳教。至於此龍興觀初置歷史，待考。 （10）興唐觀：位於西京長樂坊。《唐會要》卷50、《長安志》卷8、《類編長安志》卷5及《唐兩京城坊考》卷3均載此觀。皆謂“本司農園地。開元十八年造觀，其時有敕，令速成之”。權德輿《興唐觀新鍾銘幷序》則云：“興唐觀新鍾者，觀主道門威儀太清宮供奉郗尊師彜素之所創也。是觀經構之初與舊鍾俱當開元甲戌，距今七十有七歲。”[39]據此應爲開元二十二年立觀。錄之存疑。茲再補以下有關此觀記載：一、據上文：元和五年，觀主郗彜素造新鍾成。二、《唐會要》卷50“尊崇道教”條及《册府元龜》卷54“帝王部·尚黃老二”：元和九年二月，內出道教神仙圖像經法九輦以賜興唐觀。三、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會昌四年三月，武宗駕幸左街興唐觀，賜絹千匹，特令修造銅鑄聖容，作聖容當莊嚴奇絕[40]。 （11）太清宮：位於西京大寧坊。唐代太清宮制度頗爲繁雜，丁煌《唐代道教太清宮制度考》（上、下）[41]述之頗詳，可備參考。關於其地理位置及沿革，丁氏已指出《長安志》“以宮在進昌坊，殊誤”。茲再訂正一點：《唐兩京城坊考》卷3徐松所加“按其地本臨淄舊邸”實誤。按玄宗西京舊邸在興慶坊，即位後，擴建爲興慶宮。 （12）肅明觀：本太真女冠觀，寶應元年，與肅明觀換名。位於西京安邑坊。《長安志》卷8、《類編長安志》卷5及《唐兩京城坊考》卷3均載此觀，幷以“太真觀”標目，茲據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上篇第二十八節“肅明觀與咸宜女冠觀”改以肅明觀標目。補：《全唐文》卷39玄宗《加應道尊號大赦文》云：“其太真觀雖先度人，住持尚少，宜更度道士七人。”據《舊唐書》卷9《玄宗紀下》，其時爲天寶七載五月壬午。 （13）玄都觀：位於西京崇業坊。《唐會要》卷50、《長安志》卷8、《類編長安志》卷5及《唐兩京城坊考》卷3均載此觀。《會要》云：“本名通道（原訛作達）觀。周大象三年於故城中置，隋開皇二年移至安善坊（應爲崇業坊，見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上篇第十一節“所謂‘安善坊’問題”）。”而《周書》卷5《武帝紀上》載建德三年六月詔立通道觀[42]。故大象三年立不確。 （14）王鉷所捨觀：位於西京安樂坊。《長安志》等均無載。《唐兩京城坊考》卷4據《全唐文》卷346王鉷《請捨宅爲觀表》補王鉷舊宅。按此宅既捨爲觀，似不當再以“王鉷舊宅”標目。表文曰：“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原訛爲聖神文武）應道皇帝陛下，……臣舊宅在城南安化門內道東第一家，……臣於此中選其勝處，减兼官之祿俸，迴累賜之金帛，盡除遺堵，創建遵堂，廊宇既成，功德將畢。伏乞俯矜丹懇，特降皇慈，因誕聖之辰，充報恩之觀，捧迎仙榜，光映蔽廬。……仰望許臣諸處招灼然有行業道士二十七人常修香火。”按王鉷表中所稱玄宗尊號，據《舊唐書》卷9《玄宗紀下》乃天寶八載閏六月丁卯所加，同卷又載王鉷於天寶十一載夏四月被賜自盡。因而此表當在此間所上。表文又有“竊見朝之上宰，是曰大賢。首學真宗，先開道觀。……臣昧於聞道，不敢思齊，瞻言報恩，寧忘竊比”諸言，且《通鑒》卷216曾載天寶九載“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爲觀以祝聖壽”。故所謂“上宰”當指李林甫而言，林甫捨宅事見本文西京“嘉猷觀”條。可見李林甫與王鉷先後上表捨宅爲觀，玄宗皆許之，幷賜額，所憾此觀觀額不明。 （15）金仙女冠觀：位於西京輔興坊。《兩京新記》殘卷3[43]、《唐會要》卷50、《長安志》卷10、《類編長安志》卷5及《唐兩京城坊考》卷4均載此觀。據《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補：會昌四年三月，武宗駕幸右街金仙觀，敕賜絹一千匹，遂宣中官令修造觀，便通內，特造金仙樓。其觀本來破落，令修造嚴麗。 （16）昭成觀：位於西京頒政坊。《兩京新記》殘卷3、《唐會要》卷50、《長安志》卷10，《類編長安志》卷5及《唐兩京城坊考》卷4均載此觀。《會要》云：“咸亨元年九月二十三日，皇后爲母度太平公主爲女冠，因置觀，初名太平觀（原訛爲清），尋移於大業坊。”《長安志》卷10作“咸亨元年，太平公主立爲太平觀，尋移於大業坊，改此觀爲太清觀”。《兩京新記》爲“咸亨中爲太平公主立”。以上記載均不確。《新唐書》卷83《高宗三女·太平公主傳》云：“榮國夫人死（據《舊唐書》卷5《高宗紀下》爲咸亨元年“九月甲申，衛國夫人楊氏薨”），后丐主爲道士，以幸冥福。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不欲弃之夷，乃真築宮，如方士熏戒，以拒和親事。”《通鑒》卷202記作“及吐蕃求和親，請尚太平公主，上乃爲立太平觀，以公主爲觀主以拒之”。《長安志》卷7大業坊“太平女冠觀”條亦曰：“儀鳳二年吐蕃入寇，求太平公主和親，不許，乃立此觀。”而據《舊書·高宗紀下》調露元年冬十月癸亥，“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論塞調傍來告喪，請和親，不許”。按吐蕃於是年正式請和親，在此之前則天皇后及高宗可能已風聞，故提早做了拒親的準備。要之，此觀决非咸亨元年所立至明。 （17）五通觀：位於西京安定坊。《兩京新記》殘卷3、《唐會要》卷50、《長安志》卷10、《類編長安志》卷5及《唐兩京城坊考》卷4均載此觀。乃隋開皇八年爲道士焦子順所立。可見此觀初置爲道士觀。貞觀二十一年，東天竺童子王因西域使李義表奏請譯《老子》爲梵言。太宗“即下敕令玄奘法師與諸道士對共譯出，於時道士蔡晃、成（玄）英二人李宗之望，自餘鋒穎三十餘人，幷集五通觀，日別參議”[44]。看來唐初此觀一仍隋舊。而《大唐五通觀威儀兼觀主馮仙師墓志銘幷序》云：“仙師法號得一，長樂馮氏，……鴻臚卿紹烈之季女。……立志於虛無之表，……是以不奪其志，詔度茲觀。……徒侶見知，衆舉當觀威儀，……交罄竭之餘，處虛薄之後，仙師於是提振綱領，纂緝隳□。數年之間，日新成立，創置精思院一所，再修常住磑一窠，……諸所營建，其功難紀，徒衆賴焉。……享齡七十有一，以元和四年五月廿二日終於五通之玄寺。”[45]據此，女道士馮得一生於開元二十七年，假定她是到及笄之年以後，誓不出嫁，家人“不奪其志”，方入道五通觀的話，那么此觀在天寶末年或已改爲女冠觀。幷且在馮氏出任觀主後，此觀在衰敗之後又逐漸興旺起來。 （18）延唐觀：位於西京休祥坊。《長安志》卷10及《唐兩京城坊考》卷4載此觀，但未述其沿革。茲據《唐會要》卷50“尊崇道教”條載：敬宗寶曆元年正月，上有事於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鄭翦時主役於太清宮御院，忽見一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皇帝過路，汝速實之。翦視之果然，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宏規以事上聞，百官稱賀。遂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韋處厚撰，起居郎柳公權書《聖瑞感應記》，立於實井之上[46]。唐道士杜光庭《歷代崇道記》又續記：其年十二月，公權書碑之際，老君再現。遂以事上聞，詔編事迹入碑中。又敕於兩京造延唐觀[47]。由此可知延唐觀乃敬宗寶曆元年敕造。 （19）東明觀：位於西京普寧坊。《兩京新記》殘卷3、《唐會要》卷50、《長安志》卷10及《唐兩京城坊考》卷4載此觀。《兩京新記》等幷謂此觀：顯慶元年，孝敬升儲後所立。按《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10記此事原委特詳：“顯慶三年正月，駕自東都還西京，法師（即玄奘）亦隨還。秋七月再有敕，法師徙居西明寺，寺以元年秋八月戊子十九日造。先有敕曰：以延康坊濮王故宅爲皇太子分造觀寺各一。命法師案行其處，還奏地窄，不容兩所，於是總用營寺，其觀改就普寧坊。”[48]故《歷代崇道記》所謂高宗“又爲太宗文德皇后造東明觀於京師”，據此乃誤。 二、東都洛陽 （1）玉清玄壇：婁雨亭《元<河南志>“玉真壇”正訛》[49]據杜寶《大業雜記》及《舊唐書》卷192《王遠知傳》，指出元《河南志》卷三“叙隋城闕古迹”所載宮城景運門內道右有“命婦朝堂□□□日法雲二道場，通真、玉真兩壇”，其中“玉真壇”當爲“玉清壇”之訛。據《舊書·王遠知傳》：“煬帝幸涿郡，遣員外郎崔鳳舉就邀之，遠知見於臨朔宮，……敕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江旻撰《唐國師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觀碑》亦載“大業七年，煬帝遣散騎員外郎崔鳳賫敕書迎請，見於涿郡之臨朔宮。……六軍返斾，扈駕洛陽”[50]。茲據《隋書》卷3、4《煬帝紀上、下》，煬帝確於大業七年二月幸涿郡，四月至臨朔宮。八年九月還至東都[51]。又據蔡瑋撰《唐東京道門威儀使聖真玄元兩觀主清虛洞府靈都仙臺貞玄先生張尊師遺烈碑銘》（以下省稱《張探玄碑》）：“（開元）廿一年，詔爲東都道門威儀使，與洞玄先生司馬秀同拜於玉清玄壇。”[52]由上可知玉清玄壇位於東都宮城景運門內，始建於隋大業七、八年，延用至唐。 (2)上清觀：東都有兩處上清觀。一處位於上陽宮。《太平御覽》卷179“居處部七·觀”引韋述《東京雜記》曰：“上陽宮有上清觀。”[53]《河南志》“唐城闕古迹”卷之“上陽宮”條亦載此觀，幷注云：“在宮西北，內女道士所處。”[54]另一處位於東都宮城內，但《河南志》及《唐兩京城坊考》卷5“東京宮城”條均未載屬於什麽性質建築。據《大唐麟趾觀三洞大德張法師墓志》云：“法師名法真，字素娥。……九歲事師，……二十二歲，天恩出家。度後七年，銓道行，召入上清觀供奉。甲寅歲六月廿八日，敕隸此觀，……春秋五十九歲，終於此觀。……開元三年歲次乙卯五月丁巳朔十日庚申時掩殯。”[55]依此逆推，女道士張法真高宗儀鳳三年出家，武則天光宅元年召入上清觀爲供奉道士，歷三十年，玄宗開元二年出隸麟趾觀。按高宗自顯慶二年以後，大部分時間都居於東都，武后革命後又定都於此，號神都。高宗末年常居上陽宮聽政，武則天傳位中宗後亦退居此宮。很可能當時宮城、上陽宮均置上清觀以處女道士，以便供奉。中宗返政後，於神龍二年車駕還京師，不居東都。玄宗即位初年，又勵精圖治，務革前朝濫度僧道、廣建寺觀等諸種奢糜之風，如“先天二年五月十四日，敕王公以下不得輒奏請將莊宅置寺觀”[56]；開元二年正月又依姚崇之言，“檢責天下僧尼，以僞濫還俗者二萬餘人”[57]。東都諸處上清觀內供奉女道士應於開元二年也遭到了裁簡，張法師就是於此時奉敕出隸麟趾觀的。所以，上清觀主要是在武則天當朝時用於安置內供奉女道士的。此後，除玄宗曾行幸東都以及唐末昭宗被朱全忠挾持至洛陽和哀帝立於洛陽之外，唐朝諸帝再未踐足東都，此時上清觀之設，恐怕主要是爲了滿足宮人入道。 （3）清虛院：此院諸書無載，據《全唐詩》卷3玄宗《爲趙法師別造精院過院賦詩幷序》補。序云：“秋九月，……退朝之後，歷西上陽，入清虛院，則法師所居之地也。法師得玄元之法，養浩然之氣。故法此仙家，特建真宇。”同卷玄宗另有一首《送趙法師還蜀因名山奠簡》，詩後注引《唐詩紀事》云：“法師觀宇在今蜀州新津縣也。”按《輿地碑記目》卷4“崇慶府碑記”載有《唐開元皇帝送趙仙甫尊師歸蜀詩碑》，注云：“見在新津縣寶真觀。”[58]《寶刻類編》卷1“帝王三”亦錄有玄宗行書《賜趙仙甫詩》，下注“開元二十三年五月五日，蜀。”[59]故上兩首詩之趙法師即趙仙甫。據《張探玄碑》記載：“（開元）十四年，朝廷增崇大聖祖玄元廟，……擇賢才以時禋潔。天子精選黃褐，親垂紫書，先生與峨眉王仙卿、青城趙仙甫、漢中梁虛舟、齊國田仙寮等，允膺宸鑒。有司備禮，冠蓋紛迎，登邙山，俯河洛，……望者以爲神仙之會也。”[60]看來趙仙甫乃蜀州青城山道士，開元十四年，因增崇位於洛陽北邙山上之玄元廟，自蜀應召入東都，玄宗曾於西上陽宮建清虛院以處之。又（唐）韋述《集賢注記》載：“開元二十年九月左常侍崔沔入院（指東都宮城內集賢殿書院）修撰，與道士王虛正、趙仙甫幷諸學士參議修《老子疏》。”[61]至開元二十三年三月修成[62]。趙仙甫在東都參與了這項爲玄宗御注《道德經》撰修疏義的道教活動，之後，法師還蜀，清虛院自此無聞。 （4）龍興觀：位於東都明教坊。《兩京新記》（《太平御覽》卷180“居處部八·宅”引，曹元忠輯《兩京新記》收錄此條）、《河南志》“京城門坊街隅古迹”卷（以下所引此書，除注明外，均爲此卷）、《唐兩京城坊考》卷5均載之，未及沿革。據《開元聖文神武皇帝注道德經敕》：開元廿一年正月一日，敕：“其《老子》宜令士庶家藏一本，……每年貢舉人，量减《尚書》、《論語》一兩條策，准數加《老子》策”云云。此敕文下附刻“右檢校道門威儀龍興觀道士司馬秀奏，望准（原泐一字，依文意補）兩京及天下應修官齋等州，取尊法物，各於本州一大觀造石立臺，刊勒經注。及天下諸觀幷令開講。敕旨依奏，開元二十三年九月廿三日”[63]。據《張探玄碑》記載：“（開元）廿一年，詔爲東都道門威儀使，與洞玄先生司馬秀同拜於玉清玄壇。”故在開元二十三年，司馬秀時爲東都道門威儀龍興觀道士。《册府元龜》卷53“帝王部·尚黃老一”又載：“（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庚午，都城道士於龍興觀設齋，發揚御書（應爲注）《道德經》。上表請降中夜親王、宰相及朝官行香幷獻蔬食。許之。”據《舊唐書》卷8《玄宗紀上》記載，玄宗於開元二十二年正月至二十四年十月車駕在東都。可見，龍興觀在玄宗此次駐蹕東都時道教活動比較活躍。 （5）弘道觀：《唐會要》卷50、《河南志》及《唐兩京城坊考》卷5均載此觀。《河南志》稱弘道觀位於東都修文坊，後因建觀，改坊名弘道。《唐會要》稱弘道觀所處之坊“本爲修仁坊”。實乃“修文坊”之訛。《長安志》卷10承之，誤收入“四坊別見”條。此點業經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上篇第十三節“《長安志》所在不明四坊”指出，不重述。此外還有兩點記載錯誤或不確之處需指出。一、《唐會要》及《河南志》均謂：舊有隋國子學及麥鐵杖宅，顯慶二年，盡幷一坊爲雍王第。《城坊考》卷5移錄《河南志》，但指出《河南志》於雍王處扞格不通，認爲原注有誤，只可惜沒有進一步指出錯誤所在。茲據《舊唐書》卷86《章懷太子賢傳》：永徽六年，始封潞王。龍朔元年，徙封沛王。咸亨三年，徙封雍王。上元二年，立爲皇太子。調露二年，廢爲庶人。故顯慶二年不得有雍王第，且據下文此觀乃中宗升儲後捨宅立，與章懷太子本無關。據《舊唐書》卷7《中宗紀》知中宗顯慶元年生，明年封周王。儀鳳二年，徙封英王。永隆元年，章懷太子廢，立爲皇太子。故可斷定雍王乃周王之誤。二、《唐會要》稱“王升儲後，永隆元年八月，立爲觀”及《河南志》所謂“王升儲，立爲弘道觀”均不確。據《舊唐書》卷5《高宗紀下》載調露二年八月，廢皇太子賢爲庶人，立英王哲爲皇太子，幷改元永隆。故“永隆元年八月，王升儲”沒錯，若云“立爲觀”則不確。茲據王適撰《唐默仙中岳體元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師碣文幷序》云：“至調露元祀，……天子乃卬運堯心，……會師於嵩陽觀焉。……明年仲春，……致師於洛城配宮。……後年復降師於金闕亭，問三洞之階，……又以功德事咨祈景福，乃於太子甲第建弘道之壇，老君壽宮立玄元之觀。二名禀於師口，雙榜題於帝筆。” [64]由調露元年下推兩年即永隆二年，此時方於太子甲第建弘道觀以祈福，潘師正命觀名，高宗親筆題額。《大唐大弘道觀主故三洞法師侯尊志文》所云“屬和帝永隆二歲，捨其代邸，列以元儲，遂置弘道觀”與之正合 [65]。 （6）安國女道士觀：位於東都正平坊。《河南志》及《唐會要》卷50均載此觀。《長安志》卷10移錄《會要》文，誤收入“四坊別見”條。《唐兩京城坊考》卷5既已據《河南志》隸此觀於東都正平坊，徐松却又在卷4“西京輔興坊玉真女冠觀”條加按語曰：“安國觀爲玉真公主所居，疑輔興即正平改名也。”以致抵牾。此點業經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上篇第十三節“《長安志》所在不明四坊”指出，不重述。今再補兩條爲前人忽略之記載：一、《册府元龜》卷53“帝王部·尚黃老一”載：“睿宗景雲元年十月，制以洛州相（原訛爲襄，據《舊唐書》卷7《睿宗紀》所載“神龍元年，以誅張易之昆弟功，進號安國相王”改）王府宅爲大安國觀。”與《會要》所云“至景雲元年，置道士觀，仍以本銜爲名”合。據此知《歷代崇道記》所謂“睿宗捨東京宅爲景雲觀”誤。二、文、武宗年間，故戶部尚書馬摠夫人王氏住安國觀，出家入道。《全唐文》卷780存李商隱《爲馬懿公郡夫人王氏黃籙齋文》三通，《第二文》乃爲其會昌三年修下元黃籙齋而作。文曰：“况所居觀宇，乃肇於貴主（指玉真公主），創自平時。……自開元厥後，天步攸艱。閬苑融臺，倒遘鬱攸之毒。霓旌絳節，咸罹竊發之灾。而斯觀棟宇無虧，圖書不蠹。綵札如舊，靈文若新。” （7）福唐觀：位於東都崇業坊。《河南志》及《唐兩京城坊考》卷5載此觀，未及其沿革。據《道藏·太平部》之《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前史崇玄所撰《妙門由起序》，玄宗先天中命太清觀主史崇玄（原文避諱爲史崇）爲大使，領諸觀大德及昭文館、崇文館學士編修《一切道經音義》，兼撰《妙門由起》六篇。東都大福唐觀法師侯抱虛、上座張至虛及劉元良曾參與其事[66]。又《全唐文》卷265李邕《唐東京福唐觀鄧天師碣》云：“師諱思瓘，家於臨川，隱於麻姑山，……開元二十三載，皇上下明詔，求方士聞。本郡別乘李行禕以尊師應辟焉。……明年春二月甲子，……敕度爲道士，名曰紫陽，……配東京福唐觀兼本郡龍興觀以寵之。……九月七日，扈從西京，敕安置同德興唐觀。”福唐觀，玄宗先天中已置，開元二十四年，撫州南城縣麻姑山道士鄧紫陽曾住此傳道，將鄧氏一系的影響擴大到了京城，幷由此創立了後世所謂之“北帝派”[67]。 （8）開元觀：位於東都道德坊。《河南志》及《唐會要》卷50“觀”條均載此觀。《長安志》卷9移錄《唐會要》，將此開元觀隸於“西京道德坊”下，《類編長安志》卷5同。徐松撰《唐兩京城坊考》時不審，分別採納《長安志》及《河南志》，以致兩京道德坊均有廢永昌縣廨等相關記載，前後抵牾，益增加疑惑。李健超《〈長安志〉糾謬》業已指出此點。其實據本文“西京清都觀”條知長安開元觀乃開元二十六年永樂坊清都觀改，前人均未注意到此點，以致以訛傳訛。此外再補充兩點：一、據《新唐書》卷83《中宗八女·長寧公主傳》載：“下嫁楊慎交，……東都廢永昌縣，主丐其治爲府。……東都第成，不及居，韋氏敗，斥慎交絳州別駕，主偕往，乃請以東都第爲景雲祠。”《唐會要》記爲“神龍元年，（永昌）縣廢，遂爲長寧公主宅。景雲元年，置道士觀。開元五年，金仙公主居之，改爲女冠觀。十年七月，改爲開（原訛爲都）元觀”。未載初置觀名。《河南志》於道德坊既載廢永昌縣及長寧公主宅，又曰：“景龍女道士觀，南北居半坊之地，金仙公主處焉。”雖未載明本爲長寧公主宅及後來改名開元觀事，但既爲金仙公主所居，景龍女道士觀即開元觀無疑，可知此觀初名景龍。按長寧公主兩京之宅第，在韋氏敗後，均奏爲觀，其中西京崇仁坊宅史明載立爲景龍觀，以中宗年號爲名。東都宅立觀名景龍，亦在情理之中。《新書·長寧公主傳》不確。另外，《唐會要》原作都元觀，據徐嶠撰《大唐故金仙長公主志石銘幷序》[68]，開元二十年金仙公主“薨於洛陽之開元觀”。又《長安志》卷9“道德坊開元觀”條源自《會要》，想必宋敏求所見《會要》尚爲開元觀，後世方傳寫訛誤。應據改。二、據《大燕聖武觀故女道士馬淩虛墓志銘》云：“黃冠之淑女曰淩虛，姓馬氏，扶風人也。……天寶十三祀，隸於開元觀。聖武月正初，歸我獨孤氏。……未盈一旬，不疾而歿。……遂以其月景子，窆於北邙之原。……聖武元年正月廿二日建。”[69]由此可推知：安祿山大燕聖武元年，曾改此觀爲聖武觀。 （9）太微宮：丁煌《唐代道教太清宮制度考》（上）第三章第貳節“唐東京太微宮地理位置”有專節論述，仍多未盡之處。今再考訂如下：初置於東都積善坊。《河南志》及《唐兩京城坊考》卷5均於積善坊載有太微宮，但不知其本爲明皇舊宅，故將二者分記爲兩條，不確。《册府元龜》卷53“帝王部·尚黃老一”：開元二十八年五月玄宗謂宰臣曰：“朕在藩邸，有宅在積善里東南隅，宜於此地置玄元皇帝廟及崇玄學。”《舊唐書》卷9《玄宗紀下》及《舊唐書》卷24《禮儀志四》：開元二十九年正月，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幷置崇玄學[70]。《舊書·禮儀志四》及《唐會要》卷50“尊崇道教”條：天寶元年正月，置玄元皇帝廟於東都積善坊臨淄舊邸，九月改爲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三月，改爲太微宮[71]。故早在開元二十八年五月即有在東都積善坊明皇舊宅建玄元皇帝廟之動議，二十九年正月下詔，天寶元年正月置。又據《唐會要》卷50“尊崇道教”條：會昌五年九月敕取東都弘聖寺[72]改修太微宮。十一月，東都留守李石[73]奏修太微宮畢，宜擇良辰，移玄元真容及玄宗真像等於宮。遂敕有司擇日。六年正月，玄元皇帝、玄宗及肅宗玉聖容已移就位，遣右散騎常侍裴泰章充使往東都薦獻[74]。至唐未，此太微宮已不堪用，又重建於東都清化坊。《河南志》載清化坊有“太微宮，唐之弘道觀，有老君像，明皇、肅宗二像侍立。天佑二年，柳璨奏改曰太清宮，尋改爲太微宮。又云，璨於清化坊舊昭成寺基建太微宮。按寺在其北道光坊，而此通入清化，未詳”云云。《唐兩京城坊考》卷5於清化坊承《河南志》載有關“弘道觀”事，但未載改太清宮等事。按《河南志》此條記載頗不確，一是東都弘道觀位於修文坊，不在清化坊。二是據《舊唐書》卷20下《哀帝紀》，天佑二年六月辛卯，太微宮使柳璨奏：“前使裴樞充宮使日，權奏請玄元觀爲太清宮，又別奏在京弘道觀爲太清宮，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親事南禋，先謁聖祖廟，弘道觀既未修葺，玄元觀又在北山，若車駕出城，禮非便穩。今欲只留北邙山上老君廟一所，其玄元觀請拆入都城，於清化坊內建置太微宮，以備車駕行事。從之。”丙午，（朱）全忠又奏：“得宰相柳璨記事，欲拆北邙山下玄元觀移入都內，於清化坊取舊昭明寺基，建置太微宮，準備十月九日南效行事。緣延資庫鹽鐵幷無物力，令臣商量者。臣已牒判六軍諸衛張全義指揮工作訖。”[75]可見此前裴樞雖曾奏改弘道觀爲太清宮，而事未行。另據《舊書·哀帝紀》，柳璨是於天佑二年四月“奏修上清宮畢，請改爲太清宮”，尋於五月又奏“請復爲太微宮”。此上清宮即爲北邙山老君廟[76]，幷未奏改弘道觀爲太清宮。《河南志》不辨，將裴樞未行之奏與柳璨奏改上清宮爲太清宮事混爲一談，故誤載。《城坊考》又承《河南志》之誤而以爲清化坊有弘道觀。又據《舊書·哀帝紀》及《會要》是取舊昭明寺基建太微宮，幷非昭成寺，也就沒有《河南志》所謂“寺在其北道光坊，而此通入清化，未詳”云云。 （10）大聖真觀：位於東都立行坊。《河南志》及《唐兩京城坊考》卷5均載此觀，惜未及其沿革。（唐）張鷟《朝野僉載》卷1云：“景龍四年，洛州淩空觀失火，萬物幷盡，惟有一真人巋然獨存，乃泥塑爲之，後改爲聖真觀。”[77]《舊唐書》卷37《五行志》及《新唐書》卷34《五行志一》幷記此次火灾，雖未及改觀名事，亦可證《朝野僉載》所言不虛。此淩空觀，據《舊唐書》卷191《葉法善傳》記載：“顯慶中，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求爲道士，因留在內道場，……法善又嘗於東都淩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觀之”云云。故淩空觀，至遲高宗顯慶中已置。 （11）青元觀：位於東都。《河南志》等無載。據《道家金石略》唐042號《岱岳觀碑》（六）補，惜位置不詳，俟考。碑云：“久視二年……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親承聖旨，內賫龍璧、御詞、繒帛及香等物詣此觀中，齋醮功畢”云云。 （三）附待定 （1）望仙臺院：（唐）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上“唐宣宗納諫”條[78]及《唐會要》卷50“雜記”條均載：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會昌中，於大明宮築望仙臺，勢浸天漢。宣宗即位，罷望仙臺。大中八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嘏以下抗疏論其事，立罷修造，以其院爲文思院。其築臺始末，日本僧人圓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述之最詳。據其卷4載：會昌四年九月，道士趙歸真等奏請於內禁築起仙臺，煉身登霞，永保長生之樂。皇帝依奏。敕令兩軍於內裏築仙臺。十月起首，每日使左、右神策軍健三千人，搬土築造。至五年三月三日，築成。仙臺高百五十尺（《類編長安志》卷3引《東觀奏記》爲“一百尺”，今本《東觀奏記》不載），上頭周圓，與七間殿基齊。上起五峰樓，中外之人盡得遙見。孤山高聳，搬終南山磐石作四山崖，龕窟盤道，克飾精妙，便栽松柏奇异之樹。敕令道士七人於臺上飛煉求仙。至於望仙臺在大明宮中的位置，《唐兩京城坊考》卷1“西京大明宮”條據“大典閣本圖”稱位於大明宮清思殿西。又引《雲麓漫抄》云在宣政殿東北。據《唐長安大明宮》所附圖三“大明宮城址及宮殿分布實測圖”[79]，今含元殿村西北角，即宣政殿東北方向，紫宸殿東南繪有一處殿址。吳永江在《唐大明宮遺址》中介紹說這一夯土臺，當地群衆呼爲望仙臺[80]。此與《雲麓漫抄》卷8所謂“武宗於宣政殿東北築臺曰望仙，今人誤以爲蓬萊山”的記載相較[81]，其方位及地理特徵均相合。且由圓仁的記載可知，望仙臺孤山高聳，四面堆叠山石，幷修有盤道，又栽植松柏，儼然一座人工堆築的土山。宋人把它誤作太液池中的蓬萊山，以及千年之後，現在地面上仍有土臺遺存都是有可能的。因此，中華書局點校本《唐兩京城坊考》所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繪“唐大明宮圖”將上述實測圖上這處殿址標爲望仙臺是有道理的。而“永樂大典閣本大明宮圖”將之繪於清思殿西不確。此外，關於望仙臺的歷史記載，尚有以下兩點需要說明：一、史載武宗會昌中所修望仙觀及望仙樓與望仙臺是何關係？如《舊唐書》卷18上、《新唐書》卷8《武宗紀》及《資治通鑒》卷247均載會昌三年五月築望仙觀於禁中。胡三省於望仙觀下注引《會要》云：“是年修望仙樓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間。”按今本《唐會要》卷30“雜記”條及《册府元龜》卷14“帝王部·都邑二”均記爲會昌五年六月。《舊書·武宗紀》亦載會昌五年六月“神策軍奏修望仙樓及廊舍五百三十九間功畢”（按《新書·武宗紀》記作會昌五年六月“作望仙樓於神策軍”，誤）。《類編長安志》卷3“苑囿池臺門”之“望仙臺”條根據《東觀奏記》之望仙臺與《舊書·武宗紀》之望仙樓兩條記載編輯而成。《長安志》卷6“東內大明宮章”附“別見”之“望仙臺”條亦同一作法，唯未注明資料出處而已。茲據《舊唐書》卷165《柳公綽傳》附《子仲郢傳》載：武宗築望仙臺。仲郢累疏切諫，帝召諭之曰：“聊因舊趾增葺，愧卿忠言。”故會昌三年於禁中所築之望仙觀，應該是望仙臺之前身。至於望仙樓問題比較難以說清，因爲大明宮南面五門之一即爲望仙門，據《長安志》卷6“東內大明宮章”載“貞元中修有樓十間”。《唐會要》卷30“雜記”條載之尤詳，“貞元十二年八月六日，戶部尚書裴延齡奉敕修望仙樓。至十三日，令又築望仙樓東夾城”。《舊唐書》卷13《德宗紀下》載此事作“貞元十二年八月庚午，增修望仙門，廣夾城、十王宅、六王宅”。可見望仙門上，貞元十二年修有望仙樓。據《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3載：會昌元年四月九日，迎《仇公紀功德政之碑》。從大安國寺入望仙門，左神策軍裏建之。武宗在望仙樓上觀看。所以武宗會昌五年六月所修望仙樓可能是指望仙門上之門樓。《城坊考》即可能鑒於此在“望仙臺”條下未同《長安志》等採納此條望仙樓記載。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據圓仁所記，望仙臺上造有五峰樓。望仙樓也可能即指此而言，故《長安志》等將望仙臺及望仙樓視爲相關建築。茲存之待考。二、據《舊書·武宗紀》載“會昌五年春正月己酉朔，敕造望仙臺於南郊壇”。《新書·武宗紀》及《資治通鑒》卷248亦載會昌五年正月造望仙臺於南郊。《唐會要》卷30“雜記”條及《册府元龜》卷14“帝王部·都邑二”載“會昌五年正月，造仙臺”。未言具體位置。而據《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記載：會昌四年十一月，出敕云：“緣昭義寇賊已破，朕取來年正月，更拜南郊。仍仰百寮，曉示諸職，早令排比者。”百司准敕，修理橋道，街路不通人馬車牛。城南郊壇，特唐修造，於壇四面，花幕屏帳，樓閣城營，一切取城中內裏之樣。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三日，拜南郊，儀仗威儀，一似元年。築仙臺欲成就，敕令道士飛練仙丹。由此可知，武宗因來年正月要祀昊天上帝，故令百司提早修治道路及南郊壇宇，幷沒有令於南郊築望仙臺。而是大明宮望仙臺此時將築成，《舊書·武宗紀》等恐怕因此而誤載。 （2）靈符應聖院：《長安志》卷6“禁苑、內苑章”及《唐兩京城坊考》卷1“西京三苑”條均載東內苑龍首池東有靈符應聖院，會昌元年造。《舊唐書》卷18上《武宗紀》亦載“會昌元年三月，造靈府應聖院於龍首池”[82]。呂大防《長安城圖》在龍首池東繪有靈符觀[83]，應指此院。靈符應聖院或靈符觀屬於什么性質的建築，史無明載。但大明宮有一個靈符殿，傳世唐代宮殿圖本都沒有記載其位置，徐松疑是靈符應聖院之殿[84]。據《舊唐書》卷9《玄宗紀下》記載，天寶元年正月甲寅，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尹喜之故宅。”玄宗遣使發得之。杜光庭《歷代崇道記》亦載其事，幷稱“帝聞奏大悅。即令京師列十部樂，歌舞鼓吹自通化門入。……帝於丹鳳樓上身披龍袞，手執金爐。六宮嬪婇，競於樓上焚香散花，遙自作禮。……帝令置寶符於靈昌殿”。“又於大內置靈符殿”[85]。《舊唐書》卷24《禮儀志四》稱“獻於含元殿”。含元殿乃大明宮正殿，玄宗於此接受所獻靈符，幷令安置於靈昌殿。後來又於大明宮專門設置靈符殿以處之，這個靈符殿很可能即是靈昌殿改名。《歷代崇道記》又云：“（天寶）五載（應爲八載），帝夢見混元言：‘我有靈應，尋當自至。’遂於太白山獲靈符玉册，及迎到京，置於靈符殿，親自供養。”[86]由此看來，靈符殿最初是玄宗用來放置歷年所獲道教靈符的。其後，武宗曾於此受法籙。據（南宋）陳田夫撰《南岳總勝集》卷下“叙唐宋得道异人高僧”之“劉玄靖”條記載：“會昌三年，武宗奉玄元之教。將除佛寺，徵先生赴闕。……止於太清宮，時召入訪道。……五年秋，武宗微疾，將傳法籙。內臣以趙歸真有私累嗜貨財，推先生清淨可爲帝師。遂召入內君靈符殿（君可能是居字訛），武宗問受籙盟信歃血之事。……及事畢，除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大學士，號廣成先生。別築崇玄館以居之。”[87]《類編長安志》卷3“館閣樓觀門”之“崇玄館”條亦載“武宗以劉玄靜爲崇玄館學士，號廣成先生，入居靈符殿，帝就傳法籙”[88]。如果靈符殿確如徐松所言，乃靈符應聖院之殿，那麽，武宗會昌元年所造之院，其實是由玄宗時的靈符殿擴建而成的，故靈符應聖院或靈符觀也應該是一處內禁修道場所。存以待考。 （3）乾元觀：位於西京長興坊。據《册府元龜》卷54“帝王部·尚黃老二”載：本涇原節度使馬璘之宅，璘將卒，抗表獻之。大曆十三年，遂命爲觀，置道士四十九人，以追遠祈福，上資肅宗也。仍遣道門威儀申甫司其事。《長安志》卷7引《代宗實錄》與此大同，唯缺載以申甫司其事。《類編長安志》卷5及《唐兩京城坊考》卷2襲之。另外，《長安志》又引《德宗實錄》載德宗曾於大曆十四年七月毀馬璘第（按《舊唐書》卷12《德宗紀上》亦載此事），由此認爲《代宗實錄》之言與之相戾。徐松稱未詳孰是。其實代宗立觀在先，德宗毀第在後，幷不相戾。且據《舊唐書》卷152《馬璘傳》載：璘“在京師治第舍，尤爲宏侈。……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他室降等無幾。……德宗在東宮，宿聞其事，及踐祚，……仍詔毀璘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園，進屬官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璘之山池”。由此可知德宗幷未將璘第全毀，至於代宗所立乾元觀名目是否被保存下來，尚難斷定，存以待考。案：《長安志》卷10又載延康坊有“邠寧節度使馬璘池亭”。注云：“璘卒，池亭入官，貞元後，群臣多賜宴於中。”所謂馬璘池亭，應指馬璘宅第中的花園之類，同在興寧坊，不當別在一坊。《長安志》恐誤記，《唐兩京城坊考》卷4沿之亦誤。 （4）玄真觀：位於西京崇仁坊西南隅。《兩京新記》（《太平御覽》卷180“居處部八·宅”引，曹元忠輯《兩京新記》收錄此條）、《唐會要》卷50“觀”之“景龍觀”及“玄真觀”兩條、《長安志》卷8、《類編長安志》卷5及《唐兩京城坊考》卷3均載此觀。其中《兩京新記》未及天寶十三載改額事。另外《新唐書》卷83《中宗八女·長寧公主傳》亦載公主於西京營第及敗後鬻第事，但失載奏請爲景龍觀。茲據《會要》等略述其沿革如下：半以東本申國公高士廉宅，西北隅本左金吾衛。神龍元年，幷爲長寧公主宅。韋氏敗後，公主隨夫爲外官。初欲出賣，官估木石當二千萬（此本《兩京新記》、《長安志》、《類編長安志》及《城坊考》，《會要》爲二十萬，《新書·長寧公主傳》爲二十億），山池仍不爲數。遂奏爲景龍觀，仍以中宗年號爲名。天寶十三載（此本《會要》及《城坊考》，《長安志》及《類編長安志》爲十二載），改爲玄真觀。據《舊唐書》卷7《中宗、睿宗紀》記載：景龍四年六月，中宗韋皇后事敗，睿宗即位。七月，改元景雲元年。故長寧公主宅奏爲景龍觀事應在景雲元年。《新唐書》卷118《韓思復傳》云：“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初弭，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又蕭森《大唐京兆府美原縣永仙觀碑文》載永仙觀主田名德，“年十四，中宗孝和皇帝登極，置景龍觀而度”[89]。據此可知，睿宗初即位，即依長寧公主奏請，因其宅作景龍觀以爲中宗追福。故韓思復有上述諫言。但睿宗親制之《景龍觀鍾銘》則曰：“景龍觀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但名在騫林，而韶停鍾虡。联……命彼鼓延，鑄斯無射。……景雲二年……鑄成。”[90]又《故大洞法師齊國田仙寮》碑云：“有唐開元二十九年六月甲寅故大洞法師齊國田仙寮謝世，春秋五十有九。……門人議曰：先生生十年而從道，自後十五歲而通易象老莊，隸景龍觀，名雄上國。”[91]由此上推，仙寮應是景龍元年，年二十五隸籍景龍觀。《岱岳觀碑》（十二）亦載：“大唐景龍三年，……奉敕令……京景龍觀大德曹正一等三人，於此太山岱岳觀建金籙大齋。”[92]從以上記載來看，景龍觀又似爲中宗所置，觀中初無鍾，景雲二年，睿宗命鑄鍾成幷親制銘。觀既名景龍，想必是以中宗年號爲名，當初置於景龍元年[93]。當然二者也可能幷不矛盾，不妨認爲景龍觀確爲中宗景龍元年所置，只是初置于別處，至景雲元年移置于長寧公主宅，後世記載疏略而已。存以待考。 （5）萬安觀、永穆觀及華封觀：據《長安志》卷8平康坊“萬安觀”條記載：“天寶七載，永穆公主出家，捨宅置觀。其地西南隅本梁國公姚元崇宅，次東即太平公主宅，其後敕賜安西都護郭虔瓘，後悉幷爲觀。”《唐兩京城坊考》卷3承之。《類編長安志》卷5於永穆公主捨宅置觀之後，僅錄“其地本梁國公姚元崇宅”而已，未及其它。《唐會要》卷50“觀”條與《長安志》大同，僅西南隅作西北隅，虔瓘訛作虔曜，但觀號“華封”。《長安志》卷9“興寧坊”條又載“西南隅開府儀同三司姚元崇宅（注：屋宇幷官所造），其東本太平公主宅（注：後賜安西都護郭虔瓘）”。此與平康坊“萬安觀”條完全相同，不當如此巧合，必有訛誤。李健超《〈長安志〉糾謬》一文主要根據《大唐故奉義郎行京兆府涇陽縣主簿王府君墓志銘幷序》所載貞元十九年永穆公主孫王 終於萬年縣興寧里永穆觀之北院，認爲《長安志》平康坊“萬安觀”條有關記載應隸於興寧坊永穆觀爲是，平康坊沒有永穆公主宅等。此說甚是。至於萬安觀與萬安公主入道問題茲補述如下：《資治通鑒》卷211載開元四年六月，“上皇崩於百福殿。以上女萬安公主爲女官，欲以追福”。《唐會要》卷6“公主·雜錄”條載“天寶七載，皇女道士萬安公主出就金仙觀安置，賜實封一千戶，奴婢所司，准公主例給府”。另（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3“兩京寺觀等畫壁”載“萬安觀公主影堂，東北小院南行屋門外北壁，李昭道畫山水”。由此可知，萬安公主開元四年即入道，天寶七載方出就金仙觀安置，史未載爲萬安公主置觀。關于華封觀，《長安志》卷9、《類編長安志》卷5及《唐兩京城坊考》卷3均於興寧坊載有此觀。謂“天寶六載，驃騎將軍高力士捨宅置觀”。而且《舊唐書》卷184《高力士傳》載高力士天寶中“於來庭坊造寶壽佛寺、興寧坊造華封道士觀，寶殿珍臺，侔於國力”。《唐故華封觀主王君志銘》載：“君諱楚玉，……高標師範，天（疑原碑缺“寶”字）八祀而領華封。……時天寶十四載十月十四日歸真也。道門威儀 （《續集》釋爲閾，不似，茲從樊文。）□，驃騎高公咸聞之而出涕。”[94]其中驃騎高公顯然是指高力士而言。據以上諸條記載可確定華封觀在興寧坊，由高力士造，此點無可置疑。李健超因《會要》載平康坊有華封觀，便對此提出疑問，是不對的。而是《會要》所記華封觀同《長安志》之萬安觀一樣都應是興寧坊之永穆觀。另外，以下記載亦可證唐時確有永穆觀，且爲女冠觀。《雲笈七簽》卷121引《道教靈驗記》之《馬敬宣爲妻修黃籙道場驗》載“馬敬宣者，懷州武陟人也。開元六年春，授司農寺丞，移家入京。……敬宣於永穆觀燒香女冠杜子霞，頗有高行，因以此事問之”[95]。《唐故女道士前永穆觀主能師銘志幷序》載“師姓能氏，諱去塵，……歸於鍾離令河南閻君，不幸先歿，……遂於黃籙壇場，投迹從道，以真儀籙法，無不該盡。乃職總觀務，實司紀綱。……以大和四年二月十五日，歸化於絳臺之私宇也”[96]。綜上，永穆觀被稱作萬安觀，肯定與萬安公主有關，萬安公主雖史載令于金仙觀安置，可能她後來又移居永穆觀了，時人即以萬安名永穆。囿於史料限制，尚不敢斷定，存以待考。至于被誤作華封觀，恐怕是因興寧坊先後置華封、永穆兩觀，本易于混淆而致。 英文題目： Corrections and Supplements to the Taoist Temples in Chang’an and Luoyang of the Tang Dynasty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集 [①] 三秦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②]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③] 三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④]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⑤]影印清乾隆四十九年鎮洋畢氏靈岩山館刻《經訓堂叢書》本，《宋元方志叢刊》，中華書局，1990年5月第1版 [⑥] 中華書局點校本，1990年8月第1版 [⑦] 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8月第1版 [⑧] 《正統道藏》第53册，“正一部”，臺灣藝文印書館，1977年影印本 [⑨]張鷟《朝野僉載》卷5（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年10月第1版）及《新唐書》卷83《睿宗十一女·金仙公主傳》（宋·歐陽修、宋祁撰，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2月第1版）皆載金仙、玉真公主以史崇玄爲師。 [⑩]中華書局點校本《唐兩京城坊考》附 [11]吳廷燮著，中華書局，1980年8月第1版 [12]以上引詩見《元稹集》卷22，中華書局點校本，1982年8月第1版 [13]見（宋）洪遵輯《翰苑群書》，《知不足齋叢書》本 [14]《舊唐書》卷174《李德裕傳》，（後晋）劉昫等撰，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5月第1版 [15]載樊光春《陝西新發現的道教金石》，《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2期。亦見《唐代墓志彙編續集》大和019號，周紹良、趙超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樊氏所釋碑文略勝，茲從之。 [16]《唐代墓志彙編續集》大和033號。據碑文，女道士韓自明“父佾，果州刺史。仙師年廿二，適孝廉張則見，既期生子而張氏卒，洎絕晝哭，託孤於父母家，棲心於神仙學。……乃於嚴君理所得同志女謝自然於民間而友之。……數歲，謝乃仙去。師獨布化於代。”據《太平廣記》卷66“謝自然”條（宋·李昉等編，中華書局断句本，1961年9月新1版）記載：“（貞元）六年四月，刺史韓佾到郡。疑其妄，延入州北堂東閣，閉之累月，方率長幼，開鑰出之，膚體宛然，聲氣朗暢。佾即使女自明師事焉”。可見貞元六年時，自明年22歲以上，當生於大曆四年前。按其壽68，故卒年應爲開成元年前。顯然，“大”下所泐應爲“和初”二字。 [17]載樊光春《陝西新發現的道教金石》 [18] （宋）王欽若等編，中華書局影印本，1960年6月第1版 [19] （清）董誥等編，中華書局影印本，1983年11月第1版。《文苑英華》卷472（宋·李昉等編，中華書局影印本，1966年5月第1版）收入“翰林制誥·嘆文”類。 [20] 岑仲勉《補文宗哀帝七朝翰林承旨學士記》（見《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外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第474頁）認爲獨狐霖出院時間爲咸通九年，今本《重修記》訛。 [21]中華書局標點本，1955年6月第1版 [22] 除“開元觀”條外，還有業經辛德勇在《隋唐兩京叢考》上篇第十三節“《長安志》所在不明四坊”中已指出之“弘道觀”條及“安國觀”條。另外“景雲觀”條、“太真觀”條也是記載東都洛陽的，《長安志》於這兩條倒未誤收。 [23] 《歷史地理》第十九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24] 《長安志》卷7及《唐兩京城坊考》卷2訛爲“常自開道”， 此據《類編長安志》卷5改。 [25] 《道家金石略》唐083號“夢真容敕”，陳垣編纂，陳智超等校補，文物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26] 《元稹集》卷11 [27] 《白居易集》卷13，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年10月第1版 [28] 《唐才子傳校箋》（第二册）卷4《韋應物傳》，傅璇琮主編，中華書局，1989年3月第1版 [29] 以上諸詩分別見《韋應物集校注》（陶敏等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卷5、卷2及卷7。按陶敏校注本及孫望編著之《韋應物詩集系年校箋》（中華書局，2002年3月第1版）於以上諸詩提及的開元觀和清都觀之箋注一仍《長安志》等舊說，殊誤。 [30]以上諸詩分別見《元稹集》卷4、卷5及卷16 [31]《舊唐書》卷24《禮儀志四》訛作“玄元等身”。《舊唐書》卷9《玄宗紀下》記作天寶三載夏四月“敕兩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鑄金銅天尊及佛各一軀，送開元觀、開元寺”。據此知不確。 [32] 《全唐文》卷311孫逖《爲宰相賀開元觀鑄聖容慶雲見表》 [33] 《元稹集》卷10《開元觀閑居酬吳士矩侍御三十韵》云：“登壇擁旄節，趨殿禮胡髯（自注：殿有玄宗皇帝真容）。” [34]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中華書局點校本，1956年6月第1版 [35] 載《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1 [36] （清）彭定求等編， 中華書局標點本，1960年4月第1版 [37]按《長安志》等於咸宜女冠觀之名稱變遷記載含混不清，兹据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上篇第二十八節“肅明觀與咸宜女冠觀”加。 [38] 載樊光春《陝西新發現的道教金石》。案：天寶十五載七月，肅宗方于靈武即位，改元至德，何有至德元年正月之謂。且據碑文，“前此天寶初，玄宗皇帝創甲第，寵錫燕戎。無何，貪狼睢盱，豶豕唐突。亦既梟戮，將為汙瀦。肅宗皇帝若曰：其人是惡，其地何罪？改作洞宮，諡曰回元”。按文意，應該是安祿山滅亡、官軍收復西京之後事。據《舊唐書》卷十《肅宗紀》：至德二載九月，收復西京，十月，肅宗入長安。至德三載二月改乾元元年。故所謂“至德元年之正月”應為“至德三年”為是。又檢1987年第5期《文博》封二上發表的該碑拓片確為“至德元年”，樊氏釋文無誤，看來是碑文原誤或上碑時誤刻所致。 [39] 《權載之文集》卷28，清嘉慶十一年朱珪刊本。 [40]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6年8月第1版。參考《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白化文等修訂校注，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41]《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臺灣），1979年第6號及1980年第7號 [42] （唐）令狐德棻等撰，中華書局點校本，1971年11月第1版 [43]《唐代の長安と洛陽》（資料篇）影印尊經閣文庫藏舊抄本，（日）平崗武夫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6年5月。參考《叢書集成初編》本 [83]《唐代の長安と洛陽》（地圖篇），（日）平崗武夫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6年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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