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相关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8:11:14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 张绪山 参加讨论
| 在欧美史学界，“拜占庭学”已是枝繁叶茂的成熟学科；在我国，这门学科尚处于筚路蓝缕的初创阶段。不过，在“拜占庭学”的一个特殊方面，即拜占庭帝国和中国关系史的研究上，我国学者已有独立的贡献。几十年来中国境内发现的数十枚拜占庭金币，既是我国考古学上的重大收获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学者研究中国—拜占庭帝国关系的一个独特的视角。拜占庭金币在中国境内的不断发现和我国学者对这些金币的研究，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1]；从这个角度展示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交流，业已获得中外拜占庭学研究者的肯定。本文概述拜占庭金币在中国境内的发现，并对其所反映的问题加以探讨。疏漏、不切当之处，如蒙博闻卓识君子补正，实为殊幸。 一、拜占庭金币在我国的历次发现 拜占庭金币最初在我国境内的发现，是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对我国领土的觊觎和渗透日甚一日，其中“西域”尤为其重要目标。西方各国形形色色的冒险家，特别是以学者名义伪装的探险家纷至沓来，不约而同地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这一地区，瞄准了这一地区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文化遗产；他们对地上地下的文物以疯狂、野蛮的手段进行发掘和掠夺，将大量举世无双的珍宝和文物珍品裹挟而去，其中就有作为中国-拜占庭帝国物质、文化交流见证的拜占庭金币。解放前的发现计有： 1，1897年，新疆和田发现君士坦丁五世（741-775）金币一枚[2]。 2，1905年，新疆和田发现金币三枚，其中一枚可能为查士丁尼（527-565）金币仿制品，其他两枚年代不清。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掠走[3]。 3，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新疆西部的叶儿羌（古莎车国旧址）南20英里的叶城县购得两枚拜占庭金币，一为君士坦丁二世（337-340）时所铸，一为君士坦斯（337-350）时所铸[4]。 4，1915年新疆阿斯塔那发现三枚拜占庭金币，一枚为查士丁尼一世（527-565）金币，其他两枚为查士丁尼一世金币仿制品。均含在死者口中。被斯坦因掠走[5]。 5，1931年，河南洛阳发现拜占庭金币仿制品一枚，为托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获得[6]。 6，1945年，甘肃武威康阿达墓出土拜占庭金币一枚，年代不清[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考古事业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展开，拜占庭金币的发现在范围上已大大超出了狭义上的“西域”地区；拜占庭金币的频繁发现，令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考古学界和史学界为之兴奋不已。迄今为止，拜占庭金币在我国的发现已达二十余起，计有： 7，1953年，陕西咸阳底张湾独孤罗（534-599）墓出土查士丁二世（565-578）金币一枚，直径2·1厘米，重4·4克。入葬时间距铸造时间约为35-22年[8]。 8，1956年，陕西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一枚希拉克略一世（610-641）金币仿制品一枚，直径2·15厘米，重4·1克。铸造于7世纪中叶的中亚地区，入葬于唐高宗或武后时期，即7世纪后半叶[9]。距入葬时间约为几十年。 9，1959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西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发现列奥一世（457-474）金币一枚，直径1·4厘米，重4克。与众不同的是，这枚金币不是掘自墓中，而是在修建水库工程时随一具尸体掘出，尸体旁还有其他遗物：头部有金饰片一件，金戒指二件，上嵌宝石，还有牙签、刀鞘、铜环等。尸体旁没有棺椁等葬具，可能是一个商人死于途中[10]。 10，1966-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四次发掘，发现拜占庭金币二枚，其一为仿制品。均含于死者口中。发掘者未做鉴定，由于没有相应的文字说明，很难确定为何时所铸[11]。有人认为其中1枚为毛里斯（582-602）金币复制品[12]。 11，1966年，陕西西安南郊西何家村出土一枚金币。现藏西安市文物库房，编号为130，未作鉴定。据铭文、图像判断，这枚金币当为阿那斯塔修斯一世（491-518）所铸[13]。 12，1969年，陕西西安何家村唐窖藏出土金币一枚，为希拉克略一世（610-641）时所铸，大约在756年埋于地下[14]。 13，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发现拜占庭金币一枚，铸造年代不详，下葬时间为715年，含于死者口中。死者为昭武校尉沙州子亭镇将张公夫人麴娘（麴仙妃）[15]。显为西域人。 14，1975年，新疆吐鲁番以西雅尔和屯发现拜占庭金币仿制品一枚，残损严重，无法鉴定[16]。 15，1975-1976年，河北赞皇县李希宗（501-540）墓出土三枚金币，一枚为狄奥多西二世（408-450）时所铸，直径2·1厘米，重3·6克；另外两枚为查士丁与查士丁尼叔侄共治时（518-527）所铸，直径分别为1·68、1·7厘米，重分别为2·49、2·6克。其中两枚可能含在死者口中或握在手中。李希宗夫人崔氏葬于576年，这三枚金币可能在此时下葬，距铸造时间应为168-126年、58-49年[17]。 16，1978年河北磁县东魏闾氏墓出土查士丁尼叔侄共治时金币一枚[18]。 17，1978-1979年，河北磁县东魏邻和公主（538-550）墓出土金币二枚，一为阿那斯塔修斯一世时所铸，直径1·6厘米，重2·7克；另一枚为查士丁一士（518-527）时所铸，直径1·8厘米，重3·2克。邻和公主为柔然人，嫁于东魏高湛时仅5岁，武定八年（550）死时，年仅13岁。以此计，金币入葬距铸造约为30-20年。金币可能含在死者口中或握在手中[19]。 18，1979年，西安市西郊出土拜占庭金币一枚，现藏西安市文物库房，编号为168，未做鉴定。据铭文、图像判断，这枚金币为阿那斯塔修斯一世所铸[20]。 19，1979年12月，有人在西安市东郊金属回收公司发现金币一枚，现存西安市文物库房，编号为30号。据描述，这枚金币与1966年西安南郊西何家村出土的130号，以及同年西安市西郊发现的168号外形相似，其铭文、图像也极为相似。我认为这枚金币也是阿那斯塔修斯一世所铸[21]。 20，1981年，洛阳龙门唐定运将军安菩墓（709年夫妇合葬）出土福卡斯（602-610）金币一枚，直径2·2厘米，重4·3克。握于死者右手中。周边不甚整齐，正面为一戴王冠、留长须的半身男像，两边有十字架，左边缘铭文为‘FOCAS’，背面是有翅膀的胜利女神像。按：史道德为唐给事郎兰池正监，死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据其墓志，史道德“先祖建康飞桥人事。……远祖因宦来徙平高”，知其为西域史国人[22]。 21，1982年，宁夏固原南郊王涝灞村唐史道德墓中发现金币一枚，直径2厘米，重4克。圆形，上边有一穿空，正面图案为一戴冠头像，边缘文字已磨损不清；背面图案似一祭坛。含在死者口中。除金币外，死者头骨上还盖有丝织物覆面，额头、眉、眼、鼻、耳、嘴及左侧太阳穴等处都有金属饰片。似为拜占庭金币仿制品[23]。 22，1984年，内蒙古武川县发现列奥一世（457-473）时所金币一枚[24]。 23，1985年，宁夏固原南郊史索岩墓出土金币一枚，直径1·9厘米，重0·8克。据描述，金币“边缘有剪痕，单面打押图案，上下均有一圆形穿孔，虽有铭文，但均不清晰，制造粗糙，属于拜占庭金币仿制品[25]。可能含在死者口中或握在手中。史索岩死于唐麟德元年（664）。 24，1986年，宁夏固原南郊唐史诃耽夫妇墓地出土一枚金币，直径2·3厘米，重2克。可能为拜占庭金币仿制品。含在死者口中。据墓志记载，史诃耽为唐游击将军、虢州刺史、直中书省，乃西域史国之后，死于总章二年（667），其夫人死于咸亨元年（670）[26]。 25，1986年，固原南郊史铁棒墓出土拜占庭金币仿制品一枚，直径2·5厘米，重7克[27]。据墓志记载，史铁棒为唐司驭寺右十七监，“曾祖多思，京师摩诃萨宝、酒泉县令。祖槃陀，皇朝左领军、骠骑将军。”可知史铁棒也是西域粟特人。金币可能含在死者口中或握在手中。 26，1988年，陕西咸阳机场贺若厥墓出土查士丁二世（565-578）金币一枚，直径2厘米，重4·1克。贺若氏葬于唐武德四年（621）。金币含于死者口中[28]。 27，1989年，西安东郊唐墓出土拜占庭金是币仿制品一枚，7世纪中叶下葬[29]。 28，1992年，甘肃天水发现福卡斯（602-610）时所铸金币一枚[30]。 29，1995年，宁夏固原县城南郊唐史道洛墓出土拜占庭金币一枚。尚未鉴定[31]。 30，1996年5月，宁夏固原县城西郊北周田弘墓出土四枚拜占庭金币，其一为列奥一世时所铸，其一为查士丁与查士丁尼共治时所铸，其他两枚不详[32]。 以上是我目力所及而注意到的历次对拜占庭金币的发现，凡30起，共计42枚。其中年代不可辨认者8枚，仿制品12枚，真品22枚。可以肯定，实际发现必定多于这一统计[33]；将来会发现多少，亦未可预料。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外国钱币中，拜占庭金币在数量上仅次于波斯萨珊朝银币，这一事实已足以证明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在整个中西关系中的地位。 二、拜占庭金币传入中国的路线 公元三世纪，称雄于地中海沿岸、版图横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帝国已经由盛转衰，风光不再；以罗马为政治中心的帝国西部，在内部社会矛盾和外部蛮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已经不可挽回地走上了穷途末路。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帝国首都迁往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希腊旧城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帝国统治中心东移。五世纪后半叶，帝国西部政权被入侵的蛮族所颠覆，帝国正统中断。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部，即拜占庭帝国，经过几代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到六世纪上半叶形成为一个版图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强大帝国。七世纪中叶以后，新兴的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夺取了拜占庭帝国在地中海东岸和北非的领土，拜占庭帝国元气大伤。十三世纪初又受到十字军东侵的沉重打击，国力更为削弱。1453年这个延续千年之久的帝国被后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罗马帝国，特别是它统治下的东部地区即地中海东岸，被称为“大秦”；而拜占庭帝国则更多地被称为“拂菻”。不过，有时仍继续沿用旧称“大秦”。“拂菻”这个名称可能起源于“罗马”（Róm或Rüm）一词：波斯语中将Róm或Rüm读作Hróm，而中亚民族转作Fróm，汉语则将Fróm转读为“拂菻”[34]。 汉、唐时期中国与西方，特别是与大秦和拂菻交往的道路，在两方面的文献中都有记载。《汉书·西域传》称：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 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西展的两道中，南道出大月氏和安息后，继续向西延伸，到达罗马帝国的东部领土——地中海东岸；北道经疏勒越葱岭后，或经大月氏和安息到达地中海东岸，或经咸海、里海北岸到达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黑海沿岸。经大月氏和安息延伸到西方的道路，即狭义上的“丝绸之路”；经咸海、里海北岸到达黑海沿岸地区的道路则是欧亚草原之路的西段。 从罗马帝国方面，公元一世纪一位出生在埃及、周航过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希腊人有一部《厄里特里亚航海记》，使我们知道丝绸之路跨越葱岭后还有一条不经波斯，而转向印度西海岸的一条道路： “在秦国（Θίνος）的内陆北部某处，有一称为秦奈的大城，生丝、生线和其他丝织品由彼处陆运，过巴克特里亚抵婆卢羯车，另一方面又从恒河水道运至利穆里。”[35] 秦国指中国，这个称号是与印度对中国的称呼Cina、Cinastan相对应的，相当于中国西南部（云南）和缅甸北部的交接地区，而秦奈的大城则为东汉的都城洛阳[36]。自秦奈大城经巴克特里亚（即大夏）抵婆卢羯车的道路，具体走势为：从塔里木盆地两缘，过帕米尔高原，抵巴克特里亚后不再向西前进，而转经兴都库什山口，到达塔克西拉（Taxila），沿印度河到印度西海岸的巴巴里贡(Barbaricon)或坎贝湾的婆卢羯车(Barygaza)；这条道路的形成主要是得益于贵霜帝国的兴起及其对西北印度广大地区的统治。一至三世纪贵霜帝国统治时期，这条交通线上的丝绸贸易是非常繁荣的。 三世纪初，由于匈奴的西迁，中国又开通了一条由天山北麓经乌孙、康居，沿咸海、里海北岸到达黑海沿岸和罗马帝国的道路，史称“北新道”。《魏略·西戎传》记载： “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恒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 统属于车师后部王的东、西且弥等六国，分布在现今乌鲁木齐以北的东、西地区，乌孙位于伊犁河地区，康居统治区在楚河流域。“北新道”和汉代的北路在康居境内相合，自康居以西至里海、黑海沿岸一段并无差异。 隋代国运短暂，但于开拓西域，厥功甚伟。隋炀帝经略西域，裴矩掌其事，撰成《西域图记》三卷，记载中国通西方的三条道路： “自敦煌至于西海，凡有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鏺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曹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道，南北交通。”（《隋书》卷67《裴矩传》） 上述三道所通达的“西海”并非同一地点，北道西端的西海是地中海，中道西端的西海为波斯湾，而南道指向的西海乃是印度西海岸的印度洋。比较隋代所记中西交通三道和汉代中国、罗马作家所述东西交通三道，可知数世纪中东西交通路线大致走向无大异。 中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从发现的地点看，均分布于中国北部，毫无例外地集中于丝绸之路沿线各省，即新疆（13枚，其中和田4枚、阿斯塔那6枚、雅尔和屯1枚、叶城县2枚）、甘肃（2枚，其中武威1枚、天水1枚）、宁夏（9枚，全部位于固原附近）、内蒙古（2枚，其中毕克齐镇1枚、武川县1枚）、陕西（8枚，其中咸阳底张湾2枚、西安附近地区6枚）、河北（6枚，其中赞皇县3枚、磁县3枚）和河南（2枚，全部位于洛阳附近）诸省，长江以南地区迄今尚未有发现。 这一事实大致可以由这一时期东西交通形势加以说明。我们知道，四世纪以后拜占庭帝国取代西罗马帝国，成为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及其与东方交流的主角。君士坦丁堡成为新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使横贯波斯的丝绸之路在东西交通中的作用得到加强，波斯萨珊朝的贸易中介地位愈显重要。早在公元初的三个世纪中，波斯安息朝就充分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牢固地控制了东西方的丝绸贸易。《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其（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为了从波斯人手中得到中国丝绸，298年罗马帝国与波斯达成协议，将尼西比（Nisibis）开辟为两国丝绸贸易口岸；408-409年，拜占庭帝国为扩大贸易规模，又与波斯商定，增加幼发拉底河左岸的拜占庭城市卡里尼库姆（Kallinicum）和波斯-亚美尼亚地区的波斯城市阿尔达沙特（Artashat）作为通商口岸。西方两大帝国通过这三个通商口岸进行丝绸贸易大约两个世纪[37]。 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科斯马斯（Cosmas），曾在印度洋游历、经商，到过锡兰（今斯里兰卡），晚年（六世纪40-50年代）写过一本《基督教风土志》（Universal Christian Topography）。他在书中记载了在锡兰所做的观察:“秦尼扎国（Tzinitza，即中国——引者）向左方偏斜相当严重，所以丝绸商队从陆地上经过各国辗转到达波斯所需要的时间较短，而由海路到达波斯，其距离却大得多。……所以，经陆路从秦尼扎到波斯的人就会大大缩短其旅程。这可以解释波斯何以总是积储大量丝绸。” [38]六世纪上半叶，波斯-亚美尼亚地区的第温（Dvin）成为两国通商的重要地点。这一时期的拜占庭作家普罗可比写道：“人们习惯上用来制作衣服的衣料是丝绸，先前希腊人称之为‘米底布’（μηδικήν εσθήτα），现时称之为赛里斯布（σηρικήν）。”[39]可见波斯西北境的米底亚（Media）曾长期向拜占庭帝国供应丝绸。 这一时期，在丝绸贸易中介于波斯和中国间的嚈哒人发挥着重要作用。1964年河北定县北魏塔墓中发现波斯伊斯提泽德二世（438-457）银币4枚，卑路斯（459-484）银币37枚，其中1枚伊斯提泽德铸币边缘上压印一行“大夏语”文字的铭文[40]。阿富汗哈达（Hadda）地区发现拜占庭皇帝狄奥多西（408-450）、马尔西安（450-457）和列奥一世（457-474）时期铸造的几枚拜占庭金币，打有嚈哒戳记和大夏铭文[41]。很显然，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随着商贸活动在嚈哒统治区进入流通领域，与当地货币一起充当交换媒介；有一些则会继续东流，输入中国境内。几十年来波斯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境内的大量发现及其与拜占庭金币在发现地点上的重合，说明二者东流的路线和媒介大致相似。 经黑海、里海和咸海北岸到达中亚的道路，也是拜占庭金币输入中国的通道。六世纪初突厥崛起，成为中亚的新霸主。先前处于嚈哒人（Ephthalites）治下的粟特人转归突厥人。粟特人是精明的商人，《旧唐书·西域传》称他们“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于年二十即远之傍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突厥人成为中亚的新主人后，粟特人想依靠新主子的威势挤进波斯人控制的丝绸市场，极尽努力，仍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于568年远涉南俄草原，跨高加索山亲往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谋求将丝绸直接售给拜占庭人；为共同对付波斯，拜占庭帝国与突厥保持友好关系近十年（568-576）之久。此后，拜占庭帝国和西突厥的关系仍在继续[42]。沿着这条道路，拜占庭金币既可由粟特商人传入中国，也可有拜占庭商人直接带入中国。 公元初期的三个世纪中罗马帝国曾开辟由海路到达中国南部的路线。1944年，法国考古队在越南南部金瓯角古海港奥克·艾奥（Oc-eo）遗址发掘出152年和 161-180年铸造的罗马金币[43]。中国史籍中也有罗马商人到达中国的记载[44]。拜占庭帝国初期，通过红海、印度洋与东方的海上交流在规模上虽不及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但与印度和锡兰的间接交流仍然是频繁的。六世纪上半叶锡兰发展成为重要的丝绸市场，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不堪忍受波斯对丝绸贸易的垄断，于531年利诱拜占庭帝国在红海地区的盟友埃塞俄比亚人和希米亚提人（Himyarites）前往购买丝绸，然后转卖给罗马人，称“这样做可以赚取很多钱，而罗马人也可以在一个方面受益，即不再把钱送给它的敌人波斯”。埃塞俄比亚人和希米亚提人接受了请求，却没有实现诺言。拜占庭史家普罗可比解释失败的原因：“波斯人总是占据印度（锡兰）船开进的每一个港口（因为他们是邻国），通常收购了所有货物，埃塞俄比亚人不能进港购得丝绸；而希米亚提人则无法渡过如此广阔的沙漠，与如此好战的民族（波斯）对抗。”[45]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人与波斯人已在东方贸易上达成默契，即埃塞俄比亚人垄断香料贸易，而波斯垄断丝绸贸易，不愿为拜占庭卷入两败俱伤的竞争；抑或锡兰人不愿损坏已与波斯建立起来商业关系[46]。毫无疑问，拜占庭帝国通过中介者与锡兰和印度保持着联系。 印度和锡兰出土的大量的四、五世纪的拜占庭金币，表明拜占庭金币在这一地区作为通货使用[47]。前面提到的希腊人科斯马斯在《基督教风土志》讲到一段故事：一位名叫索巴特鲁斯（Sopatrus）的希腊人经商到达锡兰岛，遇见一位波斯人。锡兰国王垂问这二人，波斯国王和罗马（拜占庭）皇帝哪个更伟大？波斯人回答说波斯国王更伟大，因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一切；索巴特鲁斯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找来两枚钱币——一枚拜占庭金币，一枚波斯银币——让国王自己比较。金币自然好于银币，结论是罗马（拜占庭）皇帝更伟大。可见拜占庭金币在锡兰是很多的。 有意思的是，科斯马斯提到锡兰与中国南部的联系： “该岛（锡兰岛）地处中心位置，从印度、波斯和埃塞俄比亚各地很多船只经常访问该岛，同样它自己的很多船只也远航他方。从遥远的地区——我指的是秦尼斯达（Tzinista）和其他输出地——它接受的是丝绸、沉香、丁香、檀香和其他产品。这些产品又从该岛运往这一边的其他市场，如没来、卡利安那、信德（Sindu, 即印度河口的Diul Sindh）、波斯、希米雅提(即也门)和阿杜里（红海非洲之滨的Zula）。没来出产胡椒；卡利安那出口黄铜、胡麻木和布匹，亦为一大贸易市场；信德出产麝香、海狸皮及甘松香。该岛也输入上述各地的物产，转而输往更遥远的港市；同时该岛向两个方面输出自己的物产。” [48] 中国方面也有相应的证据。五世纪初法显由海路自锡兰乘商船返回中国，说明从印度、锡兰到中国的海上航线是畅通的；就文献论，《宋书》卷97：“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役，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玉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虚心，故舟船继路，商使交属。”《隋书·食货志》提到南梁时说：“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元稹《长庆集·钱货议状》说：“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这里的金银之货是否包括拜占庭金币，不得而知，但考古学上没有发现拜占庭金币，毕竟是事实。未来是否会发现，不敢断言，但可以肯定，即使有所发现，也不会很多。怎样解释这一现象？ 我们知道，拜占庭商人在海路上的活动范围大致以印度和锡兰为限，所以拜占庭商人将金币带到远东的可能性不大。此其一。更重要的是，拜占庭金币到达印度和锡兰后，会加入当地通货流通中，因其数量较当地钱币为少，且价值高于其他钱币，可能在流通一段时间后，被当地上流社会的一些人收藏，退出流通领域。如此，用于与“昆仑人”（泛指马来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交易的拜占庭钱币会更少；而且印支半岛和南海地区为金产量丰富的地区，东流的拜占庭金币也可能会被熔铸于当地金货中。此其二。其三，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中心位于长江以北，此前中国和印度的交流主要以西域交通线为主，流入印度的拜占庭金币也有可能通过印度北部流入中国北部，即经大夏，越葱岭，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中国内地，换言之，即沿裴矩《西域图志》中的南道做逆向流动。四世纪末叶以后中印关系的繁荣，可能使拜占庭金币不经海路东传，而是经新疆流入中国北部。总之，中国南部未发现拜占庭金币这一事实可以由多种因素加以说明。 三、拜占庭帝国与中国的交往 中国史籍提到拂菻与中国的最早的交往，发生在四世纪初。《太平御览》卷758引《前凉书》： “张轨时（公元313年），西胡致金胡缾，皆拂菻（原注：力禁切）作，奇状，并人高，二枚。” “西胡”可能为粟特人。拜占庭（拂菻）制造的“金缾”能够经粟特人传入中国，则其他物产，包括与物产交流息息相关的钱币自然可以传入中国。考古发现证明，同一时期的印度的南部和北部存在大量拜占庭金币，狄奥多西二世、列奥一世、芝诺、阿那斯塔修斯一世、查士丁一世各朝的金币都有；而阿卡迪乌斯（395-408）及其前后任皇帝的铸币则大量存在于锡兰。这说明拜占庭帝国对东方的贸易是连续、全面展开的。 又，《太平御览》卷787引《晋起居注》记公元363年拂菻国通中国： “兴宁元年闰月，蒲林王国新开通，前所奉表诣先帝，今遣到其国慰谕。” 蒲林即拂菻。兴宁是晋哀帝（司马丕）的年号，兴宁元年为公元363年。先帝即晋穆帝聃。晋朝派出的时节是否到达东罗马帝国，不得而知，但称“新开通”，似有初次建立邦交的意思。 北魏末年（六世纪初），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 “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这里的“大秦”指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叙利亚。又同书卷四“永明寺”条记载： “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 如前所述，“大秦”是我国对罗马帝国的称呼，但在拜占庭时期我国有的文献也以此称拜占庭帝国，尤其是它的东部（叙利亚）地区。有学者认为，来自大秦的“沙门”应即混迹于洛阳佛寺的拜占庭（叙利亚）景教徒[49]。此说有道理。635年景教徒在长安受到唐王朝的承认，显然是在景教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事。景教徒在向东方迁徙的过程中虽以宗教活动为其使命，但为生计也不能排除商业活动[50]。可以认为，六世纪初统一于北魏政权之下的中国北方与拜占庭帝国的东部的联系由于景教徒的活动而得到加强。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希腊人科斯马斯在锡兰游历时就注意到，从波斯到中国的距离较锡兰到中国为近；希腊-罗马世界的人为了获得利润，不愿万里前往中国（秦尼斯达）购买丝绸[51]；同时他还提到，“罗马帝国（这里指拜占庭帝国—笔者）还有许多安全保障：它是最强大的国家，它最早皈依基督教，在各个方面都为基督教各国的经济提供服务。上帝赋予罗马人特权的另一标志是，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所有国家都用他们的货币进行商贸交易，所有人都以羡慕之情接受这一事实，因为他们国家没有类似的货币。”[52]《周书·异域传》载：“高昌……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北史·西域传》同）《隋书·食货志》提到，后周（557-580）之初“河西诸郡，或用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夏鼐先生认为西域所用金钱即拜占庭金币，银钱则是波斯萨珊朝银币[53]。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流入中国，可能都与景教徒的活动大有关系。 隋、唐两代经略西域，在规模上逾越以往各代，与包括拜占庭帝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的交往，自然盛于以往。裴矩受炀帝之命经营西域，诱令至中国境内的胡商言其国俗及山川险易，撰成《西域图记》，记载三道之一的北道是“从伊吾，经蒲类、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这些知识应来自东来的拜占庭商人。《旧唐书》卷221《西域传·天竺国》：“隋炀帝时，遣裴矩通西域诸国，独天竺拂菻不至，为恨。” 隋炀帝欲通使拜占庭也可能与拜占庭商人东来有关。又，同书载，裴矩“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译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载，隋大臣杨素藏有拂菻人物器样两卷。杨素所存拂菻人物画像很可能即裴矩依据到达中国境内的拜占庭商人仪容所作。杨素为隋文帝创基功臣，于文帝死后拥立杨广践祚，权势遮天，极有可能得此宝物。因此，隋代拜占庭商人到达中国境内，似无可疑。 643年，即隋炀帝通拂菻的计划失败后的三十余年，拂菻使者到达唐朝廷。《旧唐书》卷198对此有明确记载：“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这次拜占庭外交活动与阿拉伯势力的兴起和压迫有关，即向唐朝求援以抗击阿拉伯人的征服[54]。“波多力”一名可能来自希腊文Βασιλεύς（国王）[55]，确切地说，可能是拜占庭历史上的一代名主希拉克略（Heraclius，610-641）；643年到达中国的使节可能是他在641年2月死前不久派出[56]。由于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已经占领波斯全境，封锁了丝绸之路的交通，拜占庭使节只能从欧亚草原之路东行，即跨越里海、咸海北岸、天山南麓、哈密（即裴矩《西域图记》中的北路）到达长安。由于路途艰难，使者费时两年才到达中国。 中国史籍还记载拂菻国的其他几次通使。《旧唐书》卷198《拂菻国传》：“乾封二年（667），遣使献底也伽。大足元年（701）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719）正月，其主教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 《册府元龟》卷970：“景云二年（711）十二月，拂菻国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971：“天宝元年（742）五月，拂菻国遣大德僧来朝。” 以上总计六次遣使，即667年、701年、711年、719年（两次）和742年。这一时期正是阿拉伯势力围攻拜占庭帝国方酣之时，因此，从动机上，这几次遣使大致与643年相同，即联合中国抗击阿拉伯伊斯兰势力。不过，后来的这几次遣使似乎并非来自拜占庭本土，而是中亚地区，如开元七年（719）年的两次遣使，中国记载明言为吐火罗大首领所为。如此，则可能与中亚的景教徒有关。 从铸币年代看，中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最早的铸于君士坦丁二世（337-340）和君士坦斯二世（337-350）时代，即四世纪上半叶，最晚的铸造于君士坦丁五世（741-775）时期，即八世纪中叶。从可辨认出的金币看，四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铸造的钱币表现出很大的连续性，即：君士坦丁二世（337-340）1枚、君士坦斯（337-350）1枚、狄奥多西二世（408-450）1枚、列奥一世（457-474）3枚、阿那斯塔修斯一世（491-518）5枚、查士丁一世（518-527）5枚、查士丁尼（527-565）4枚（其中仿制品3枚）、查士丁二世（565-578）2枚、毛利斯（582-602）1枚（仿制品）、福卡斯（602-610）2枚、希拉克略一世（610-641）2枚（其中仿制品1枚）。七世纪中叶以后的金币只有君士坦丁五世（741-775）时期所铸一枚，与其他金币在时间上没有连续性。这种情况说明，随着七世纪中叶伊斯兰阿拉伯势力的兴起，对拜占庭帝国地中海东岸和北非领土的占领，及其对波斯萨珊朝的征服，拜占庭帝国通过中亚和西亚与中国保持的经济联系被切断了。1964年1月西安西窑头村一座唐墓中出土三枚阿拉伯文金币，均在铭文中标明“第纳尔”，分别为702、718-719、746-747年所铸[57]。阿拉伯金币在中国的出现和拜占庭金币在中国境内的消失在时间上大致吻合，颇能证明这种形势的变化。不过，北方的欧亚草原交通线在唐太宗击败西突厥，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亚咸海一带以后仍然是畅通的，这种形势在高仙芝塔拉斯之战（751年）失败，中国势力退出西域时仍未改变。1967年，在北高加索山区库班河上游支流巴勒卡的莫谢瓦亚及其东部的墓葬区，出土了二百余件丝织品残片，据研究，属于八至九世纪的产品，其中60%产于中亚（布哈拉），中国和拜占庭的产品各占20%[58]。这说明中国最优质的丝绸一直在向西传输，但随着拜占庭丝织业的发展，在输入中国优质丝的同时，也开始输出自己的生丝。拜占庭输入中国优质一直到元代仍在进行[59]。君士坦丁五世时期的铸币流入中国，可能是通过欧亚草原之路。 四、拜占庭金币中的仿制品问题 在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42枚拜占庭金币中，其中的12枚为仿制品，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多。这些仿制品多数制造粗糙，工艺欠佳，发现时损坏严重，致使人们难以确知其形制特征。这种情况很类似于我国境内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仿制品。 夏鼐先生在谈到中世纪早期流行于亚洲内陆的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时说： “在阿拉伯帝国兴起以前，西亚的国际货币，金币是用东罗马的，银币是用伊朗（即波斯萨珊朝）的。萨珊朝各帝，大量铸造银币，但很少铸造金币。所以阿拉伯帝国的新铸币，初期（第7世纪）是依照民间的习惯，金币采用拜占庭（东罗马）式的（Arab-Byzantine），银币采用萨珊朝式的（Arab-Sassanian），铜币兼采二式。但是拜占庭式阿拉伯铸币没有银质的，而萨珊朝式的阿拉伯铸币没有金币的。当时在中亚的国际货币，大概也是这样的。”[60] 这段论述基本上回答了阿拉伯势力兴起以后一个时期内阿拉伯征服地区所流行的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这两种国际货币仿制品的属性问题。七世纪末（696-697）倭马亚王朝进行铸币改革，废止拜占庭式和萨珊式钱币所采用的人物或动物像，铭文改用阿拉伯文，阿拉伯征服地区不再使用拜占庭式金币和萨珊式银币。那么，在阿拉伯势力兴起以前，流行在西亚和中亚的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仿制品是何人所为？ 以理度之，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仿制品的铸造，不外乎出于两种情况：一是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所为；一是中间商人铸造。在这两种钱币作为国际性货币通行于丝绸之路各国的情况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就拜占庭金币论，我们知道，540-670年间拜占庭帝国为了同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进行贸易，同时为了节省帝国的黄金储存，曾经铸造过一种“轻型索里达”（Light-weight solidi）钱币,这种钱币在欧洲大陆范围内已有不少发现[61]。限于条件，对于这种“轻型索里达”钱币的形制，我们还不了解，是否同样用于同东方的贸易，不得而知。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可以辨认的12枚拜占庭金币仿制品中，我们仅知道两枚重量较轻，一枚出自宁夏固原南郊唐史诃耽夫妇墓中，直径2·3厘米，重仅2克，比一般真品4·5克少一倍多；另一枚出自宁夏固原南郊唐史索岩墓中，直径1·9厘米，重仅0·8克，这枚金币边缘已被剪掉，其体积和重量均受损失，估计真实形制与前一枚金币相同。这些金币是否可以归于此一时期拜占庭帝国铸造的“轻型索里达”，目前还不敢断言。 就商业利益论，波斯萨珊朝不无可能，但波斯银币也是国际通用货币，波斯人没有必要仿铸他国货币，更无必要仿铸价值比银币更高的金币。历史上波斯萨珊朝只铸造银币，所铸少量金币只具有纪念意义，并不用于流通[62]。事实上，萨珊朝银币仿制品在中国境内的发现，在数量上比拜占庭金币仿制品多得多[63]，因此，波斯仿造拜占庭金币的可能性应该排除。我们认为，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仿制者应是在中国、波斯和拜占庭之间的贸易活动中最为活跃、其经济利益与东西商贸活动最为密切的民族，换言之，其铸造者应是中亚的商业民族。 中亚地区在中国与西方的商贸交流中居于枢纽地位，中西商贸活动对中亚地区各国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中亚民族仿造当时国际贸易活动中流行的货币，似乎属于情理中的事。事实上，中亚地区向来确有仿造钱币的传统。公元前二世纪末大月氏人进入阿姆河以北地区之后，就开始仿造邻国钱币，如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布哈拉等地区分别仿造大夏诸王的钱币，而撒马耳罕则仿造塞琉古王国的钱币[64]。公元一世纪大月氏南渡阿姆河建立贵霜帝国以后，强盛国势持续到三纪，成为中亚地区强权，与罗马、安息和东汉王朝并称欧亚大陆当时的四大帝国，所铸钱币形成自己的风格，称为贵霜钱币，这一时期各地区多仿造贵霜钱币。 五世纪初叶嚈哒征服大夏地区后开始模仿波斯萨珊朝铸造银币，只是铸币上的王像有所不同，铭文采用当地的“大夏文”；同时又利用流入其境的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就地取材，在钱币上打上“大夏文”戳印后，使之进入流通领域。阿富汗哈达（Hadda）地区发现拜占庭皇帝狄奥多西、马尔西安和列奥一世时期铸造的几枚拜占庭金币，打有嚈哒戳记和大夏铭文。1964年河北定县北魏塔墓中发现41枚波斯银币，其中1枚伊斯提泽德铸币边缘上压印一行“大夏文”的铭文[65]。1956年陕西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一枚拜占庭式金币（即前文所列第8号），其制式与拜占庭式金币相同，但背面周缘铭文不是希腊文或拉丁文。夏鼐先生研究后断定为希拉克略型拜占庭金币仿制品，“年代大概是七世纪的中叶。至于铸造地点，还不能确定，大概是在中亚细亚的国家所仿造的。”七至八世纪是唐代经略西域大获成功的时期，中西贸易规模达到空前规模，中国货币成为中亚商业民族仿造的对象，如，撒马尔罕城东68公里的片治肯特古城遗址中，曾发现一枚北周时所铸造的“布泉”钱，还有大批康国七至八世纪的铜钱，钱上有粟特铭文和徽号，但与中亚古代钱币无孔的传统铸造法不同，钱型模仿中国内地的方孔铜钱[66]。可见，中亚地区商业民族已经形成仿造不同时期国际贸易主要货币的传统。因此，在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帝国与中国贸易的繁荣时期仿造拜占庭金币和萨珊朝银币，显然不足为怪。如果要进一步追寻哪个民族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那么我们不能不注意粟特人的活动，因为这一时期正是具有悠久经商传统的粟特人借助嚈哒人和西突厥人威势在欧亚大陆交流中纵横捭阖、大显身手的时期[67]，货币的铸造和流通状况显然与这个 “善商贾，争分铢之利。……利之所在，无所不到”的精明的商业民族关涉最大。 五、拜占庭金币所反映的葬俗来源问题 数年前有学者在研究我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时注意到，出自吐鲁番墓葬中的金币，多含在死者口中[68]。以我们现在的统计结果看，死者口含或手握金币的现象，不仅仅限于吐鲁番一地，也不仅仅限于新疆地区，新疆地区之外的陕西、河北、河南等省区发现的金币也多有口含或手握的现象。在这42枚金币中，可以较为确定的有17枚。其他金币因不是出自发掘现场，情形不可知，但可以推断，其中一定有相当部分属于同一范畴。在我国境内发现的萨珊朝银币也多有这类情形[69]。 死者口中含币或手中握币的现象在中亚地区似乎也很多。据介绍，1969-1979年前苏联、阿富汗联合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席尔巴甘东北五公里处的Tilly-Tehe 发掘出著名的“大夏黄金宝藏”遗址，一墓葬中死者脚下有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金币，手中握有波斯安息朝银币；另一墓葬中死者胸部有佉卢文金币；而另一墓葬死者口中含有安息银币左手握有安息银币。1948-1949年塔吉克共和国首都杜尚别西北的杜普哈纳（Tup-Khona）墓葬中，死者口中含有两枚银币，身上还有两枚。1960、1961和1971年同一地点的146座小型墓葬中，发现八枚钱币含在死者口中，四枚放在胸部，两枚在骨盆处。1955-1959年卡非尔尼河西侧的吐尔哈尔墓葬中，发现死者口含金币二例，头部上方有金币的一例，身体上发现钱币一例。1972年，该河下游死者头骨上发现十二枚钱币。在乌兹别克共和国苏尔汗河流比特泰培墓地，几乎所有死者口中都有钱币[70]。据研究，“大夏黄金宝藏”墓地的年代为贵霜时期[71]。可见，在中亚地区死者口含或手握钱币的习惯可能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葬俗。 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将这种习惯与古希腊的葬俗联系起来。1915年他在新疆阿斯塔那一古墓中发现三枚拜占庭金币和仿制品及一枚萨珊朝银币时，认为“这一事实自然可以使我们将这一仪习惯同古希腊的风俗联系起来，古希腊人将一枚钱币放在死者口中作为付给冥王哈德斯（Hades）的摆渡人彻龙（Charon）的费用。”斯坦因这里提到的古希腊风俗在西方是极为著名的。根据古希腊宗教传说，人死后的灵魂归宿是冥国，灵魂离开人的身体后便由亡灵引导者赫尔墨斯领到冥国大门口，再由艄公彻龙用渡船将灵魂运过斯提克斯河。彻龙摆渡亡灵要收取摆渡费，所以古希腊人的丧礼中，要在死者的口中放一枚小钱，作为付给彻龙的摆渡钱。这就是所谓“彻龙的小钱”。斯坦因还提到，1916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向他指出，汉译佛经Tripitaka中有一佛教故事，说明这种丧葬习俗也见于远东地区。斯坦因认为，探讨这类习俗与东、西方葬俗之间的关系，必须留待其他掌握更丰富文献资料的人去做。实际上，他本人对于这种习俗的西方起源并不十分肯定，但西方有些学者却把这种观点当成了肯定性的结论[72]。 我们知道，公元前328年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东征军到达中亚地区，并在大夏（Bactria）建立起希腊殖民地，从此开始了希腊文化东传的过程。希腊殖民地所带来的希腊文化对中亚地区有着重大影响，这已经被考古发现中越来越多的艺术品所证明。但是我们不能说中亚所有文化风俗包括丧葬风俗必然来源于希腊文化的影响。作为各族交汇的历史舞台，游牧民族如塞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嚈哒人）和突厥人等，定居民族如印度、波斯和中国都对这一地区的文化风俗有着重要影响。在对东方各种文化尚未有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只考虑希腊罗马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显然是不合适的。尤其是我国中原腹地所出现的墓葬死者口含或手握钱币的风习，必须考虑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对于把这种丧葬习惯归于西方起源的观点我国学术界多不赞同[73]，其中以夏鼐先生对它的批判最具代表性，早在1974年他就明确指出： “实际上它是受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流毒的影响，事实上证明它是错误的。我国在殷周时代便已有死者口中含贝的风俗，考古学上和文献上都有很多证据。当时贝是作为货币的。秦汉时代，贝被铜钱所取代。将铜钱和饭及珠玉一起含于死者口中，成了秦汉及以后的习俗。广州和辽阳汉墓中都发现过死者口中含一至二枚五铢钱。年代相当于高昌墓地的河南安阳隋唐墓中，据发掘者说，也往往发现死者口中含一两枚铜钱。这种风俗，一直到数十年前在我国有些地区仍旧流行。……高昌这种死者口中含钱的习俗当溯源于我国的内地。”[74] 1980年8月他出席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作题为《中世纪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的发言，涉及到中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又对此加以强调： “正像波斯萨珊朝银币和中国钱币一样，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中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发现时是放在死者的口中的。这种风俗使我们想起了古代希腊人的做法，就是把一枚小银币放在死者口中作为他付给阴间的摆渡神彻龙（Charon）的费用；这在文献中是确有记载的。这种“彻龙的小钱币”的传说，可能使人想起中国的这一风俗可能起源于希腊。但是，这种说法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中世纪的希腊人或伊朗人仍是这种做法。另一方面，在中世纪的中国，这种葬俗即便是在中原也很盛行，而且这种风俗可以追溯到商殷和西周时期（公元前2000年末和1000年初），只不过当时还没有金属铸币，死者口中所含的是当时作为货币的子安贝罢了。”[75] 夏鼐先生的观点无疑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我们知道，中国境内死者口中含物的习惯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考古资料表明，在新石期时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有的死者口中就含有石质或陶质小球。殷商时代以后含玉、含贝的葬俗已很盛行——这大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并且这种习俗可能与“饭含”——即在死者口中放入粟米、饭食之类——习俗结合在一起了。《周礼·春官·典瑞》：“大丧共饭玉、含玉、赠玉。”郑玄注：“饭玉，碎玉以杂米也。”《荀子·礼记》：“饭以生稻，唅以皜贝。”秦汉以后中国铸币逐渐发达，死者口含钱币的习俗逐渐兴盛。《汉书》卷59《张汤传》：“会有人盗发孝文圆瘗钱。”如淳曰：“瘗，埋也。埋钱于圆陵以送死也。”《晋书》卷51《皇甫谧传》称，谧自作《笃终》，曰；“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唅之物，一皆绝之。”这里的“殡唅之物”可能包含珠宝金钱之类。《唐书·王屿传》：“汉以来丧葬皆有瘗钱。”司马光《书仪》中说：“古者饭含用贝，今用钱，犹古用贝也。”不管死者口中所含为何物，其内在的含义，都是要死者在冥界吃喝无虞，或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周礼·地官·舍人》：“丧纪，共饭米。”郑玄注：“饭所以实口，不忍虚也。”这与古希腊习俗中的“彻龙的小钱币”在意义上是不同的。 有论者认为中国传统葬俗中含玉、握玉习俗与相信玉器具有神秘灵性有关，和作为贸易媒介钱币的功能不同。这两种随葬品在汉唐墓葬中同时并存，所以口中含币的习俗应是另外思想背景的产物，换言之，应与古希腊习俗有关[76]。实际上，这种见解可能是没有考虑到中国等级制度对丧葬习俗的影响。《后汉书·礼仪志下》：“饭唅珠玉如礼。”刘昭注引《礼稽命征》：“天子饭以珠，唅以玉；诸侯饭以珠，唅以璧；卿大夫、士饭以珠，唅以贝。”对于没有珠、玉、璧等稀有宝物的社会下层民众，钱币既可归于“宝贝”之列，又不难获得，自然是与其身份地位最相宜的随葬“口含”之物。 《太平广记》卷402引《独异志》“李灌”条记载，有一位名叫李灌的人，在洪州建昌县遇到一位重病的波斯人，怜其病重悲凉，加以照拂，波斯人临终前感激李灌怜悯之情，告诉李灌自己卧下的地毡中有一珠，愿死后相赠，但李灌未私取之，将珠子置于波斯死者口中葬之。《太平广记》还记载其他类似事例。有学者认为李灌 “这样做的原因，似乎只能有这样的解释，即他比较熟悉西域胡人的埋葬习俗。具体地说，他知道胡人死后埋葬时口中当含有珠宝之类的物品。”中亚人这种口含珠宝或钱币的习俗可能与中亚地区流行的某一宗教，或与拜火教信仰有一定联系[77]。这种见解大可置疑。首先，如上所述，死者含玉、珠乃中原内地的葬俗，其历史源远流长；其次，中原人在处理西域胡人丧葬问题上固然有遵循胡人风俗的可能，但更有可能是依当地风俗行事。西域胡人死者口含或手握钱币、珠宝，不能排除胡人久居中原，认同中原文化，以此表示归化之意[78]。至于这种葬俗是否与拜火教之类中亚宗教有关系，在目前缺乏研究的情况下，还不敢遽下断论。我认为，中原内地死者口含或手握钱币的风俗受中原地区葬俗影响的可能性较大，未可轻易归于西方（希腊）的直接影响。 [1]梯叶里、莫里森：“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钱币”（F. Thierry et C. Morrisson, Sur les Monnaies Byzantines Trouvées en Chine, Revue Numismatique，1994，6’ série, XXXVI），第109-145页。 [2]蔡马尔：“10世纪以前丝绸之路上的东突厥斯坦”（E. Zeimal, Eastern(Chinese) Turkestan on the Silk Road, First Millenium AD: Numismatic Evidence,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Kamakura] , II, 1991/92），第169页；梯叶里、莫里森，前引文，第110页。 [3]孟特尔：“斯文赫定和阗考古收获” （G. Montell, Sven Hedin’s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from Khota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X [1938]），图版7，第7、8、5。 [4]斯坦因：《西域考古记》（A.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 China, Oxford 1921），第3卷，第1340、1349页，图版CXL, 12，CXL 13；怀履光：“中国的拜占庭金币”（W. C. White, Byzantine Coins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of Archaeology, X [1931]），第9页。 [5]斯坦因：《亚洲腹地》（A. Stein, Innermost Asia, Oxford 1928），第2卷，第46-47、649、994、 648、994页；怀履光，前引文，第9页；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见《夏鼐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下卷，第87页。 [6]怀履光，前引文，第9页。 [7]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677页；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见《夏鼐文集》，下卷，第89页。 [8]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夏鼐文集》，下卷），第82-89页；陈志强：《拜占庭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328-335页对夏鼐考证中的一些讹误做了修正。 [9]夏鼐：“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考古》，1961年第8期），第446-447页。 [10]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呼和浩特附近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古》1975年第3期），第182-185页。 [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第8-21页；夏鼐：“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考古》1977年第6期），第403-406页；宿白，前引书，第677页。 [12]梯叶里、莫里森，前引文，第111页，第115页。 [13]王长启、高曼：“西安新发现的东罗马金币”（《文博》1991年第1期），第38-39页；古达克：《拜占庭帝国铸币手册》（H. Goodacre, A Handbook of the Coinag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London 1965），第59-62页。 [14]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第36页；夏鼐：“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考古》1977年第6期），第403页，图21，图版14；宿白，前引书，第677页。 [15]李征：“新疆阿斯塔那三座唐墓出土珍贵绢画及文件等文物”（《考古》1975年第10期），第89-90页；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第107页。 [16]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第1-14页；《新疆考古三十年》，第118页。 [17]石家庄文化局：“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第382-390页；夏鼐：“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考古》1977年第6期），第403-406页。 [18]宿白，前引书，第677页。 [19]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第1-9页。 [20]王长启、高曼，前引文，第38页。 [21]王长启、高曼，前引文，第38-39页；参见古达克，前引文，第59-62页。 [2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第21-26页；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附记”（《夏鼐文集》，下卷），第91页；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第92页。 [23]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第21-30页；杨继贤、冯国富：“宁夏固原出土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中国钱币》1990年第2期），第72/36页；罗丰，前引书，第92页。 [24]内蒙古文物局：“呼和浩特市—草原丝路的中转站”（《内蒙古金融》1987年第8期），第58-60页。 [25]杨继贤、冯国富，上引文，第72/36页；罗丰，上引书，第37， 151页。 [26]罗丰，上引书，第59， 151-152页 [27]杨继贤、冯国富，上引文，第72/36页；罗丰，上引书，第82页称其为萨珊金币仿制品，但同书第152页又将它归于拜占庭金币仿制品。不知是何道理。 [28]员志安：“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与咸阳飞机场出土大量隋唐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6期）；罗丰，上引书，第162页。 [29]张全民、王自力：“西安东郊清理的两座唐墓”（《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第56，57页。 [30]梯叶里、莫里森，前引文，第112页。 [31]《光明日报》1996年4月8日。 [32]《光明日报》1996年8月28日。 [33]据称，1873年英国人道格拉斯·福塞斯（Douglas Forsyth）在和阗获得一些钱币，其中的拜占庭金币。见彼得·霍普科夫：《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杨汉章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第32页。因原始材料未曾寓目，而转述文字又极为简略，故本文不将其列入。又据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外国钱币》（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第628页，上海博物馆收有希拉克略钱币一枚，铜制，重5·2克。想必为仿制品。因发现地点和时间均未有报道，也不将其列入。 [34]参见伯希和：“拂菻名称之起源”（P. Pelliot, Sur l’origine du nom de Fu-lin, Journal Asiatique, XIII [1912]）, 第497-500页；白鸟库吉：“拂菻问题新探”（K. Shiratori, A New Attempt at Solution of the Fu-lin Problem, Memoir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15, Tokyo 1956），第186-195页。我们还可以为此说提供另一证据：719年突厥可汗为了庆祝拜占庭帝国对阿拉伯人战争的胜利，给其子命名为Fromo Kesaro，意即“罗马皇帝”。可知中亚语言中Rom或Rum确读若From。见哈马塔：“西安出土的中世纪波斯文-汉文双语碑及中国与波斯的交往（J. Harmatta, The Middle Persian-Chinese 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Sassanian Relations,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sul Tema: La Persia nel Medioevo, Roma 31 Marzo – 5 Aprile 1970, Roma 1971），第376页。但劳费尔认为，其转化过程应为：Rum 或Rom先转为Rim，进入中亚语言后转为Frim或Frīm，进入汉语即“拂菻”。见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262-263页。关于其他学说，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一册，第79-82页。 [35]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18页。 [36]戈岱司，上揭书，第17-18页，第23页。 [37]琼斯：《晚期罗马帝国》(A.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Oxford 1964)，第2卷，第827页。 [38]科斯马斯：《基督教风土志》（Cosmas Indicopleustes, Christian Topography, trans. by J. W. McCrindle, London: The Hukluyt Society, 1897），第365-366页。 [39]普罗可比：《战争史》(Пροκόπις, Opera Omnia, I, J. Haury, Lipsiae 1962-64)，第109页。 [40]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1年第5期)，见《夏鼐文集》，下册，第46-50页。夏鼐认为铸币边缘上的文字为“嚈哒文”，近据林梅村介绍，1960年英国著名语言学家亨宁（W. B. Henning）对这种文字加以考订，定名为“大夏语”，是一种用草体希腊语拼写的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早在嚈哒人入侵中亚之前数百年已为大夏人使用，嚈哒亡国后，仍在当地广为流行，直到九世纪全面伊斯兰化后绝迹。见林梅村：”北魏太和五年舍利石函所出嚈哒钱币考”，载《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第133页。 [41]阿尔琴、哈门德编：《阿富汗考古》（F. R. Alchin and N. Hammend ed., The Archaeology of Afghanistan, London，1978），第25页。 [42]参见张绪山：“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待刊）。 [43]布尔诺瓦：《丝绸之路》（L. Boulnois, The Silk Road, Trans. by D. Chamberlin, London, 1966），第71页。 [44]《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即缅甸）国王雍由调向东汉朝庭遣使贡献掸国乐器和幻人。这些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同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梁书·诸夷传》记载：“其（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同时又记载罗马帝国商人与东吴的一次交往：“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日：‘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乃经还本国也。”又，《晋书·四夷传》有简短的记载：“武帝太康中，其（大秦）王遣使贡献。”此次遣使可能发生在太康五年（284年）。关于罗马帝国与中国的交流，参见张绪山：“罗马帝国沿海路向东方的探索”（《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第87-92页。 [45]普罗可比：《战争史》，I, xx, 9-12。 [46]赫德森：《欧洲和中国》（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1931），第157页；侯拉尼：《阿拉伯航海》（G. F. Hourani,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1951），第44页。 [47]瓦明顿：《罗马帝国和印度的贸易》（E. Warmington,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 London l974），第122-123页, 第140页; 瓦尔特：《印度尼西亚的早期贸易》（O. Walters, Early Indonesian Commerce，New York l967），第80页。 [48]科斯马斯，前揭书，第365-366页；夏德、柔克义，前揭书，第3页。 [49]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165-166页；林梅村：“中国基督教史的黎明时期”，载《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第451页。 [50]参见朱谦之：《中国景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第58-63页。 [51]科斯马斯，前揭书，第47-50页。 [52]科斯马斯，前揭书，第72-73页；琼斯：前揭书，第825页。 [53]夏鼐：“咸阳低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第67-74页。 [54]裕尔：《东域纪程录丛》（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15）第1卷，第54-55页；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第130页。 [55]科尔多西斯：《中世纪拂菻（拜占庭）和中国的外交》（Μ. Κορδώσης, Πρεσβείες μεταξύ Βυζάντιο καί Κίνας κατά τή διάρκεια του Μεσαίωνα，Δωδώνη, τόμος ΚΓ’, Ιωαννίνων, 1995），第182-183页：“可以肯定，中国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因为它出现在希拉克略时代且作为拂菻王的唯一名称。” [56]比资雷：《近代地理学史》（C. R. Beazley, The Dawn of Modern Geography, London 1897），页474：“我们认为（这次遣使）乃由希拉克略所为，为的是争取中国的帮助来抗击阿拉伯人”。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第15-16页。 [57]夏鼐“西安唐墓出土的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年第8期），见《夏鼐文集》下册，第102-107页。 [58]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见《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285-286页。 [59]洛佩斯：“元代欧洲的中国丝绸”（R. Lopez, China Silk in Europe in the Yuan Perio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XXII [1952]），第72-76页。 [60]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见《夏鼐文集》，下卷，第87页。 [61]刘易斯：“拜占庭轻型索里达与北海、波罗的海贸易”（A. Lewis, Byzantine Light-weight Solidi and Trade to the North Sea and Baltic, in E. Bagby Atwood and Archibald A. Hill ed., Studies i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the Middle Ages and Later,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9），第131-155页。 [62]费烈：《古代伊朗史》（R. Frye,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 München 1984），第303页。 [63]夏鼐：“综合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见《夏鼐文集》下册，第51-70页。 [64]张广达、陈俊谋：“中亚古代和中世纪的钱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722-723页。 [65]见注40。 [66] 夏鼐：“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考古》1961年第8期），见《夏鼐文集》下册，第93页。 [67]刘南强：《罗马帝国晚期与中国中世纪的摩尼教》（S. N. C. Lieu, 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186-187页。 [68]宿白，前引文，第676页。 [69]夏鼐：“综合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见《夏鼐文集》下册，第51-53页。 [70]小谷仲男：“有关死者口中含币的习俗——汉唐墓葬中的西方要素”，《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第13卷，1988年；转引自罗丰，前引书，第159-160页。 [71]林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及其对大月氏考古研究的意义”（《文物天地》1991年第6期、1992年第1期），见《西域文明》，第267-278页。 [72]怀履光，前引文，第10页；比瓦尔：“库米斯出土的萨珊朝银币” (A. D. H. Bivar, The Sassanian Coins from Qūmi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XXXIII [1970])，第157-158页。 [73]如有学者说：“晋和十六国时期吐鲁番地区的葬俗，如……死者口中含钱，等等，已与内地葬俗无大区别。”见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见《新疆考古三十年》，第208页。 [74]夏鼐：“综合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夏鼐文集》下册，第69页。 [75]夏鼐：“中世纪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世界历史》1980年第4期），见《夏鼐文集》下册，第100页。 [76]小谷仲男：“有关死者口中含币的习俗——汉唐墓葬中的西方要素”；转引自罗丰，前引书，第159-160页。 [77]罗丰，前引书，第161-163页。 [78]此经余太山先生提示，谨致谢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