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艳红：中世纪法国的空间与边界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6:11:31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佚名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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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世纪中后期法国的空间组织呈现多元化形态。概而言之，宗教空间、封建空间和王国空间都经历了一个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向以地域为基础的组织形式的过渡，教会、领主和王权等权力都有一个类似的地域化过程，其边界意识和空间管理实践也随之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观念意识、历史记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演变、权势者的政治-社会行为，同样是这些空间产生的重要因素；实施或象征权力的特定地点成为上述空间构建的中心，这一极点化现象在不同时代、不同程度上体现在上述空间的地域化进程中。 【关键词】中世纪法国 空间 边界 地域化 【Abstract】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the high and late medieval France presents a pluralist form. Generally speaking, religious, feudal and regnum spaces underwent an essential transformation of principle concerning organization, that is, from the personnel principle to territorial principle. Ecclesiastical, seigneurial and royal powers territorialized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limits, the praxis of management of space resulted from this territorialization. Ideology, imagination, historical memory contributed to the process, whereas we can not neglect the elements such as the socio-political actions of dominators, agricultural expans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settlements. The places of exercising power, or symbolizing power, functioned as centr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spaces. This phenomenon, which is baptized as polarization, appeared in territorialization of respective powers to different extent and with some difference in respect of chronology. 【key words】medieval France Space Limit Territorialization 引言 论者在阐述20世纪初法国新史学兴起的背景时，多强调保罗·维达尔·白朗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的人文地理学对历史学的巨大影响。[1]白朗士的《法国地理学概论》是拉维斯主编的多卷本《法国史》的第一卷，[2]但该著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史学观念。在材料方面，它指出地貌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史料，打破了当时对文献资料的崇拜；在思维方面，它提出了一种极具启发性的看法：长时段和短时段；在研究对象上，它启发人们对特定地理单元的自然和人文现象作历时性的综合考察，进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史学家的研究兴趣。[3]年鉴学派的两位奠基人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都是这种新史学的实践者。[4] 费弗尔等人对人文地理学和历史地理的兴趣，不仅是学术发展的结果，也是那一代历史学家现实关怀的一个体现：我们应该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费弗尔和布洛赫前往斯特拉斯堡任教，这座位于莱茵河畔的城市、阿尔萨斯的首府，此前两个半世纪一直牵动着法德两国的政治和文化神经。[5]因此，费弗尔关于莱茵河和德法边界的研究引起广泛的争议并不意外。[6]在当时的氛围中，边界问题成为学术与政治之间一个敏感的接触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另一位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执教的法国人加斯东·策勒也对莱茵河、特别是法国历史上所谓的“自然疆界”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7]策勒是位和平主义者，激烈反对当时法德两国的军国主义思想，认为“自然疆界”完全是个虚妄的概念，他试图将这种包含着领土诉求的观念从“报章宣传”和“意识形态”中驱逐出去，某种意义上说，费弗尔的研究也具有这种意图。[8] 策勒是较为传统的史学家，他更多地关注政治史。随后有关法国边界的历史研究，费弗尔和策勒所代表的两种潮流都有后继者。罗杰·狄荣的研究时间跨度很长，并关注到边界问题与整体历史运动的联系。他区分了三种边界：原始边界、种族边界、政治边界，它们出现于不同的时代。线性的、人为约定的边界的出现及强化，与现代国家的出现及其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日益深入息息相关。[9]美国学者庞茨则继续策勒的课题，以文本记录为基础，对法国的“自然疆界”观念、尤其是关于莱茵河作为“自然疆界”的概念，作了历时性的追溯。[10]1980年代以来，对边界问题的考察与记忆研究、政治认同等新视角结合在了一起。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中，至少有两个专题涉及空间和边界问题。[11]丹尼尔·诺德曼则着重从空间角度，考察法国近代国家的建构和民族认同的发展。[12]即使是“自然疆界”这一传统课题，新的研究试图超越简单的观念或利益对立，将其纳入法国国家建构的语境文化转换中来审视，甚至与德国和欧洲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建立其勾连。[13]当前，边界问题不仅在法国仍广受关注，美国耶鲁大学也成立了边界问题研究中。[14]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另一个重要的地理概念“空间”日益国际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有学者认为，法国史学界重视地理学的优良传统，对这一新趋向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此前的史学家虽然也关注空间，但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背景和范围，空间与社会和政治形态的塑造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甚至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的经典研究也是如此。关于史学界新的空间研究导向，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总结，其兴趣在于探讨社会如何“塑造”空间，随后，空间（espace）、空间性（spatialité）和空间化（spatialisation）等术语广泛流行。有的学者甚至提出空间转向的说法，认为堪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语言转向相比。[15] 因此空间研究是个非常大的课题，本文只能限于非常有限的范围。就最近二三十年法国中世纪史学界而言，对空间问题的兴趣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16] 1）政治史或制度史中对地域（territoires）或地域性（territorialité）的分析，关注的重点是是关于中世纪最后几个世纪（13-15世纪）。这种研究考察的是某种权威的地域组织形态和地域统治，这类权威包括国王、诸侯、领主，以及城市。这里有一个意大利学者提出的关键概念：领主制时代的权力地域化 （territorializzazione）进程。根据罗马法定义，地域概念指的是一个范围确定、有界限的空间，它一般受某个权威机构的控制。但这种情形在中世纪有一个湮灭和重生的过程，这正是地域和地域化研究关注的中心问题。最近历史学家们强调，中世纪的地域是多元的，如司法区域、领主区域、宗教区域，学界关注它们的演变、叠加和相互作用。 2）第二个空间研究领域，是关于人口居住模式和土地占用的研究。在法国，从1980年代开始，学界重点关注关注中世纪人居模式的断裂：从分散到群居，从相对移动到定居。富西耶（Robert Fossier）等学者还尝试对文本和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跟传统的乡村社会史有较多交叉。 3）关于空间想象（imaginaire）或表象（représentation）的研究，这跟法国中世纪史研究中的心态史传统有直接渊源，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世纪的人们是如何认识或想象空间的。如1970年代勒高夫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荒原-森林”表征、“基督教世界的空间感知”，作为新场域的“炼狱”，等等。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1996年阿兰·盖罗在一篇奠基性文章中提出的“极点化”（polarisation）一说成为众多研究的核心概念。[17]此外，以盖罗为代表的学者还关注中世纪对空间的表达、描述、测量方式等问题。[18] 关于空间、地域——尤其是在政治史和制度史中——等问题的探讨，自然涉及边界问题。不过，中世纪的边界不仅限于政治边界或国家边界，后者只是众多边界中的一种，而且只是到中世纪晚期（或1300年之后）才成为真正重要的边界，而此前的封建边界、宗教边界同样很重要。[19]在关于中世纪空间和边界问题的探讨中，中世纪史家们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念和生活世界，为此他们使用了各种对当代读者来说不易理解的概念。在笔者看来，这种揭示差异和演变的历史主义视角，可以使我们真正理解当代空间-边界（尤其是政治空间和边界）的特征和由来。不过，由于笔者能力所限，加之国内学界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尚待展开，故本文拟从法国学界现有研究出发，结合一些具体例证，对一些重要主题、重要概念作初步的阐发，为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作一点铺垫工作。 一、宗教空间与边界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普遍以为，1789年之前法国的边界都是杂乱无章的。[20]20世纪初阿尔芒·布莱特关于旧制度末期法国的边界和区划的研究就是这种认知的著名代表。[21]这种混乱不仅因为边界不稳定、不明确，还因为各种区划相互叠加和纠缠。1789年的一份小册子这样描绘王国迷宫般的空间区划： 王国有多少种权力和管理体制，就有多少种区划：在宗教方面是主教区，在军事方面是督军辖区（gouvernements），在行政管理方面是财政区（généralités），在司法方面有司法区（bailliages）。[22] 这些空间划分有着不同的源头和发展演变历程，这里给出的译名也只是大致根据它们1789年时的职能。在这些空间划分中，宗教区划（教区和主教区）源头最为古老，而且最为稳定，[23]很长时间内都是法国人生活的基本的空间单位。故本文的叙述从中世纪法国的宗教空间的构建开始。 西方学界曾有一种趋势，即强调并刻意寻找法兰克制度与罗马制度之间的延续性，以致有人笑话说，现在该问问罗马帝国是否真的灭亡了。[24]但现在很多研究倾向对这个说法纠偏。法兰克人的到来给中世纪早期的法国带来了很多新元素、造成了多种断裂，就宗教空间的观念和组织来说，中世纪早期与罗马帝国亦有很大的差别。 一般认为，罗马帝国的地域概念和组织方式，是基于有明确界线的、规则性的、稳定的空间概念之上，百人团土地划分（centuriations）的做法就是明证。虽然中世纪早期沿用了罗马时代的许多涉及地域概念的词汇，但它们是在中世纪特有的空间管理和表象世界中使用的，一些有关管理权限的诉讼表明，中世纪早期[25]没有边界明确、空间稳定的地域观念。[26]西欧的主教区虽然以古代城市为模板，但主教区的本质不是土地，何况土地的范围本身也在变动，而且主教的驻地也不总是稳定的。中世纪最初几个世纪里，西欧的宗教空间经历了一个去地域化（déterritorialisation）的过程。 去地域化首先有其观念上的原因。公元五世纪末，罗马教宗格拉修一世（Gélase I）提出一种不同于领土划分的宗教空间组织模式：他要求在建造礼拜堂前，应调查该地区有多少接受过洗礼、涂过圣油，他的另一封信则更明确地主张：构成主教区的不是土地（territorium non facere diocesim），而是因洗礼和圣油而聚集在一起的信众。7世纪教宗秘书处的一份文件指出：主教区的本质在于主教对一定数量的信众实施的权威。 在这里，属人原则高于属地原则。学者认为，这种原则自5世纪末便开始出现，它反映的是这样一个重大事实：当时的社会组织以不再限定于某个地域，它的基础在于一种人际关系网。我们还可以指出，教会的空间观念，跟法兰克人的政治-社会组织原则颇为接近，后者也是以亲属和忠诚关系、即人际关系为核心的。[27]不过教会的空间理念，更多地与古代晚期和中世纪初期拉丁教父们的学说有关。奥古斯丁等教父们反复申述说，教会不能定义为空间中的物态形象，不是坐落在建筑物的四壁之内，它只能立足于虔诚的信徒中。真正的神殿不是宗教场所，而是信徒。[28] 与此相应的是，中世纪早期不存在紧凑、均匀、同质的成片的地域实体，个人和机构的地产占有经常是“分散的”，各种飞地（例如享有豁免权的教会地产）导致支配权严重分割；同一块土地或同一空间中，各种统治权和权利（droit）相互叠加交错。至少直到10世纪，宪章文书作者或抄写员在指出一块土地甚至一个教堂的位置时，很少提及附近的某些居民点，更不用说明确的边界了：边界实际上是一条移动的边界，或一个变动中的区域。[29] 因此这种空间组织和空间表象，跟罗马时代的空间是不一样的。但是，正如B. 葛奈指出的，即使在中世纪，生活中也不可能没有边界之类的空间概念，[30]只是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既然没有稳定、同质和严格划界的地域，但居民通常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自己所处的统治空间，比如，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属于哪个权威。尤其当两个权威机构（比如宗教机构和世俗领主之间）发生纠纷时，就会有仲裁者到场，后者负责询问当地居民，尤其是年纪最大的，这种调查可能导致某种形式的划界，但这种划界并无一致的标准，有时是线性的：如依据道路、水流和山脊，有时以某个点位界，如一块岩石，一根树木。但论者指出，虽然出现边界的实物化、具象化，但主要是在世俗空间中，而且只有经常在边缘地带活动的人，才可能有较好的边界意识。[31]后面关于封建空间的论述将对此作进一步说明。 不过，中世纪早期的宗教实践开始形成以点为中心的空间组织模式。这种中心点的形成，与当时教会的学说不无关系，后者在去地域化的同时促进了另一种空间组织模式。正如奥古斯丁所言，神殿之优美不在于其华丽，而在于圣洁和虔诚。与此相应的是，人们开始崇拜圣洁的殉道者的遗骨，安放这种圣骨的地点便成了信徒朝圣和礼拜的地方。学者称之为极点化（polarisation）现象。这里涉及一个中世纪早期史上的重大问题，即中世纪村庄的起源。克劳德·戈瓦尔对这个问题的总结是：最新的研究强调当时居住点的流动性，罗马时代的居住点与中世纪早期500年的居住点之间没有系统的延续性，后一个时段的居住模式流动性很强，连绵不断的入侵和经济困难改变了古代的居住模式。[32] 随后的居住模式发生了概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安放圣骨的教堂和祭坛跟墓地结合在一起。在7-8世纪的法国，大型丧葬地都远离居民点，但随后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安放圣骨的祭坛和教堂周围出现了一个叫circuitus的区域，它的中心是信徒的墓地，慢慢聚居在墓地和祭坛周围的居民承担什一税。[33]于是，中世纪早期到处可见的孤立墓地随之消失了，它们紧靠教堂。到11-12世纪时，以教堂和墓地为中心点的空间组织模式在法国各地确立下来。城市也有类似现象。因此J.-C.施密特说，公元千年前后，是“死人把活人凝聚在了一起”并形成了村庄，由此构成一系列的同心圆式的空间：中间是教堂，教堂周围是墓地，墓地周围是世俗人居住和劳作的空间。这种活人和死人比邻而居的格局是西欧前现代乡村史和心态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法国，直到旧制度末期，城市的墓地才开始被清理，尸骨被迁到市郊。[34]因此，作为圣地的教堂和与之连接的墓地成为克服中世纪早期“去地域化”的“极点”。 另一方面，加洛林时代的主教们也已开始修正早期教父们的宗教空间理念，他们也试图把信徒组织在一个以圣地（即教堂）为中心点的空间中，857/858年，兰斯大主教欣克马尔（Hincmar）在给秃头查理的信中第一次明确表达了教区（paroisse）这一具有地域色彩的概念。[35]在新的宗教空间组织中，“极点”同样扮演关键角色：修道院和依附于它的土地构成主教区地域的核心，而在国王的文书和教宗的谕令中，对地域轮廓的表述比前几个世纪更为明确。1140年左右，葛兰西教令宣告了新的教会机构地域性：例如它坚称，信徒的什一税不是交给接待他做圣事的教堂，而是交给其地产所在地的教堂，这是一种属地原则，不同于中世纪早期的属人原则。[36] 教会的基层空间组织是教区，关于它的形成，乔治·杜比在其关于马孔地区的经典研究中揭示的情形，与上文的说法是一致的。在公元千年前后，马孔地区的居民点很稀疏，但这是教区组织已经初露端倪，它的中心是教堂和墓地，这里成为农民的公共场所。第一次十字军时期，教区聚合加速，教区成为农民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空间架构。但杜比强调指出，教区这一精神性的空间纯粹是农民的，骑士的房屋和墓地跟农民是分离的。[37]这是“千年之变”或“封建变革”在社会和空间领域内造成的结果，我们在封建空间和边界中将作进一步阐述。因此，教区空间的形成跟世俗权力的演化息息相关。杜比进一步指出，11世纪自发的教区团结是促进堡主领地（chatellenie，即一种世俗权力空间）分化的重要因素，强制性领主权（ban）的界限，到13世纪逐渐与宗教空间划分重合；与此同时，继承自罗马的术语villa逐渐消失，让位于parrochianus（教区）。[38] 教区的形成和稳固意味着新的地域理解，到13世纪中叶，它不仅成为一种地域概念，而且开始有具体的边界：因为历史学家们发现，12-13世纪的诉讼案中，有很多涉及主教区、教区、修道院等宗教机构之间的边界（limites）和管辖区冲突——当然还有很多宗教空间与世俗权威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导致的划界行为，开始具有一些新特征。 较早的案例发生在公元前年前后，见于11世纪末马赛的圣维克托修道院的文书中：土伦地区开始有人居住，农民来垦荒，每个人都越过地界(terminos)，占据土地，肆意侵占；为保卫修道院地产，圣维克多的院长要求普罗旺斯伯爵前往当地，“在城堡和圣地之间安放界碑”，因为“给土地划界，分配土地是他的权力”。随后，“伯爵听取这个消息后表示同意，并随即上马前去。到达当地之后，他开始询问山峦、深谷、水流和泉水的名字。有人向他汇报了，他就在土地上放置界标。[39]另一个案例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后。1136年，Saint-Trond修道院跟一个叫Gautier的领主发生土地纠纷，于是布拉班公爵被请来巡视并划界。当公爵来到一座城堡脚下，被池塘挡住了道路，这时一个农民身背金十字架跳入水中，他游过的地方就成了边界。[40] 以上两个实例中表明，当宗教机构与俗界发生土地纠纷时，地位较高的封建诸侯（这里是伯爵和公爵）享有裁决权，而且争议者承认并吁请他们的仲裁；其次它表明宗教机构的划界行为具有神圣色彩和仪式的意味；再次，它反映出一种意愿，即为某种地域确定比较明确的界限，一开始是以自然标记为界线，后来还有人为的划界行为，这跟中世纪早期不同。 还必须指出一个没有引起中世纪空间研究者足够重视的问题：经济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现象及其在当时的空间组织造成的影响。这个现象就是大垦荒和农民的拓居。中世纪法国的垦荒运动，最明显的阶段是在11-13世纪。杜比区分了三种垦荒拓殖方式：1）对森林荒地的蚕食，或旧有农用地的扩展；2）在新土地上建立新村庄；3）过渡性居民点的设立。[41]所有这些土地利用方式都可能导致空间组织的变化，如前文中圣维克多修道院就碰到来前来垦殖的农民。因此，垦荒运动和人口增殖导致各个群体的空间交往和冲突，划界行为和边界意识的萌生看来便是很自然的事情。葛奈认为，中世纪社会若要维系边界概念，相关地区应有足够的居民，只有这样边界才成为必须，有关的记忆也能代代相传。[42]从这个意义上说，边界意识是社会接触和交往的结果。在人口稀少、居住点分散且流动性较强的中世纪，群体之间土地方面的接触和冲突几率自然不会太高，因此边界意识和实践不仅涉及观念世界，它同样与生产生活行为息息相关。[43] 综上所述，中世纪的宗教空间大致经历了如下变迁：最初，古代意义上的地域消失，随后出现具有凝聚效应的“极点”，即祭坛、教堂等圣地，在11-13世纪，以极点为核心的地域实体开始重构和稳固，这就是教区和主教区等空间；[44]与此同时，边界观念开始出现。这一变化，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变化，不能脱离世俗权威的演变和经济发展。实际上，世俗空间的变化与宗教空间在很多方面是呼应的。 二、封建空间 很长的时间里，法国的中世纪专家普遍对封建边界感到绝望。在他们看来，这些边界变动性很强，犬牙交错，无法进行清晰准确的描述和划界。领主和他们的农民似乎生活在一个缺乏空间感的世界中。[45] 但半个世纪以来，这种传统看法慢慢被修正。实际上，加洛林国家根据民事原则划分成pagi，即伯爵的管区。有时这种边界维持好几个世纪，如在北方的诺曼底。但这至少需要两个条件。首先，该地区应有足够多的居民，他们之间经常性的交往使得明确的边界成为必须，有关的记忆也能代代相传。其次，明确的边界的维系，还需要有一个强大到足以维持这种边界的权威。[46]但在10世纪末到12世纪的“封建解体”时期，从国王到伯爵的高级权威不断碎化，造成政治空间的紊乱；在这一时期的法国，只有诺曼底和佛兰德尔两大诸侯领地仍能保持较为集中的诸侯权力（即某种程度上的地方性“中央集权”），而较为清晰的边界也只能出现在这两个诸侯领地；而在法国内部和外部边界要混乱得多。[47]下文的阐述主要针对这些权威碎化严重的地区。 从学术传统上说，中世纪的政治空间史学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一个强调地域观念的微弱，因为这个社会本质上围绕“属人”关系组织起来的；第二个观点坚持认为，中世纪社会和权力机构存在一个框架化（encellulement）进程，这一进程开始于有边界的村庄，随后是堡主领地（chatellenie）和司法区（baillage）。这两种分析实际上是互补的：既有强有力的中心地点，但又缺乏真正的地域组织以塑造连续性的空间感知，这种感知的最精确定义是阿兰·盖罗提出的极点化空间（d’espace polarisé）一说。这个观点现在已占主导地位，它引导历史学家们重新理解中世纪的空间。极点化空间概念认为，中世纪不存在界线明确的地域整体，毋宁是一大堆碎化的权益（基于个人或者土地）的聚合，其轴心是具有辐射力的极点，如城堡、教堂等。不过学者认为，准确来说，这种概念只对封建时代（11-13世纪）特别有说服力。[48]前文关于宗教空间的分析已经揭示了这一点：空间组织中的极点不是从中世纪一开始就存在的，而边界概念和划界行为在13世纪也已开始出现。类似情形也见于世俗权威的空间形态中。 乔治·杜比在关于马孔的经典研究中论证说，[49]在11世纪，堡主成为公共权力的持有者，他们之上并无诸侯与国王的实际约束，因而堡主领地（chatellenie）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空间单位，此后法国出现的众多行政、司法和财政地理区划，往往是以堡主领地为基础发展而来的。[50]这是继教区之后另一个在法国政治空间中长期存在的元素。它的产生也是一个极点化的过程，这个构成跟公元千年左右开始“封建变革”是一致的。因此在中世纪空间历史中，11世纪前半期是个重要的转折断裂，当时的法国和西欧开始出现一个稠密的地方“极点”网络，或是因为堡垒建设，或是因为乡村隐修会的激增。这些极点努力展现其权势，并通过外形凸显其在空间中的存在，如建有塔楼、服务于军事需要的城堡，如配备有钟楼。 城堡尤其是贵族政治权威的象征点，也是构建其权力空间的极点。在11世纪的第二个25年期间，离格勒诺布尔十几公里远的一个加洛林时期的庄园（villa）上便发生了相当典型的一幕。这个地方有一座城堡，一所隐修院，居住着一个叫Domène的家族，就是这个家族在此地垒起土岗建起城堡，它就是这个家族的权力中心。这个极点的出现给空间表现和空间组织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城堡的主人通常被称为“某个地点的主人”(dominus loci)，以彰显其领主权，而这个地点则成为社会关系的参照点，强制领主权（ban）的实施和捐税的征收就是以这个极点为中心而展开的，主人还从这里出发，组织起附庸关系，安置堡内武士，安排城堡防御。同样地，当更高层的封建领主（即诸侯）要组织其封臣附庸网络时，首先必须考虑如何控制这些极点，即城堡全都从如何控制城堡考虑。[51] 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11-12世纪的马孔地区。他这样描绘Gros家族的发迹： 11世纪中期，Gros家的自由地的减损情况比其他家族较轻：其西端因为向圣-伊波利特修道院的捐赠而缩减，其南部附属地被切去，但Uxelles城堡周围的自由地得以巩固，并开始向外延伸……虽然失去了一些旧地块，但这个家族守住了几片垦荒中的树林。尽管这个领地中间分布着一些飞地，如教会、骑士和农民的自由地，但它仍具有罕见的结构上的严密性；由于坐落在格罗斯内河渡口处，它就为确立强制领主制（seigneurie banale）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据点（un point d’appui solide）。[52] 首先像上一个实例一样，Gros家族也是从极点开始构建起领主权和堡主领地的：极点不仅是城堡，甚至还可以是一片领地。其次，杜比的表述揭示了，为什么说封建时代的政治空间或地域往往并不是紧凑（compact）和同质（homogène）的，因为即使是在Gros堡主领地的中心地带，仍然存在很多的飞地。 这里应该对一个关键概念稍加说明，它跟封建空间的构建关系密切，这就是ban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强制领主制（seigneurie banale）。对于ban这个术语，布屈什（Robert Boutruche）给了一个清晰的定义：一种公共性起源的权力，包括命令、惩罚和强制。[53]ban最初由国王掌握，后者授予其在地方的代表，如马孔的伯爵，后者行使军事和司法权，这就是ban royal，即国王的指挥和强制权。11世纪初封建革命的一个后果，就是军事和司法性质的ban转入堡主之手，从公共权力变为私有，当城堡主人（堡主）在自己的领地上行使这种被私有化的军事和司法权之时，便产生了强制领主制（seigneurie banale）。在封建变革之前，领主对农民并没有所谓的超经济强制，因此杜比说，“我们要最坚定地反对这种看法：施加于农民的指挥权来源于地产领主制的特权。”[54] 在城堡这样的极点建立之后，强制指挥权的主人，即堡主（chatelain），便以城堡为中心组织封建-领主制网络，随之确立新的控制空间，并跟旧的政治空间形成竞争。萨维尼修道院的契据集中有一份记录，讲述了瓦伦地方一个叫 Etienne的人如何筑土岗建堡垒：他命人加固了他父亲以前用来安顿牲畜的房屋，房子在修道院的地产上；随着他又开挖沟渠，树起篱笆据守，以木塔和壕沟加固堡垒，并从这里强迫和威胁修道院的农民缴纳捐税。从此他称作艾蒂安·德·瓦伦（Etienne de Varenne），他在萨维尼修道院的领地内建立了一个极点，强迫当地农民依附于他，从此建立了新型的领主权。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封建时代的领主以极点为轴心组织其控制权，编织出一个人身依附网。[55] 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事例。堡主们像瓦伦的艾蒂安一样，建立新的空间支配，与传统政治空间组织竞争，在这里，竞争者是教会的领地。正如杜比指出的，堡主的空间支配不是基于地产权，依附者只是以领主控制极点为中介才跟这个空间发生联系。在11世纪的文献中， 人们用mandamentum, bannum 或potestas 等术语来指堡主领主权的范围，但它们只是指banal权的整体，而非具体的地域空间。[56]有学者指出，在领主制时代，领主权没有办法以图像来表述，因为它主要不是一个地域性概念，不能通过地图来显示，要理解它主要依靠列举的办法，[57]比如哪些人对堡主负有劳役。 不过，从12世纪初开始，堡主的新统治空间开始更多界定为地域。上述术语从1100左右开始具有不可否认的空间特征。有学者在对洛林地区的宪章文书进行分析后发现，1135-1155年，bannum（ban的拉丁词）这一术语不再仅仅指出最初的指挥和强制权，而开始获得地域意义。[58]这就是前文提到的堡主领地，它是后来众多政治和社会空间的基础。 上述说法同样能在杜比的研究中找到佐证，在年代上也是一致。公元千年之后取得强制权和指挥权的骑士成为堡主，他们与克吕尼修道院相互竞争，到12世纪中叶，马孔地区形成某种平衡态，被称为chatellenie（堡主领地）的空间开始形成，期边界在中世纪其余时间未变，整个地区就是这样划分的。在这段描述中，杜比使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术语：seigneurie territoriale，即地域性领主制，他说一些领主权侧重的是属人关系（如附庸效忠），而另一些权力则来自地理要素。[59]这就意味着，居民是因为其居住地而向领主负担义务。这跟前文提到的领主权的地域化是一致的。不过，正如杜比指出的，属人关系导致的领主权依然存在，最近的研究也强调，在看到领主制度地域化的同时不应高估它，如1187年朗格多克的一次采邑授予中，一座堡垒被授予封臣，同时授予的“还有所有依附于这座城堡的男子和女子”——而不是这座城堡控制的土地。[60]可见封建领主制的空间虽然在走向地域化，但它仍具有明显的属人特征，因而具有某种过渡色彩。杜比在关于马孔的综合研究的结论中说： 聚集在教区中的劳动者同时也是堡主的人，因为他们住在堡主控制的辖区内；虽然某些（hommes propres）严重依赖于主人，但个人依附关系正在让位于地域性的依附关系。[61] 结合前文关于宗教空间的阐述，可以认为，到12世纪，封建领主空间也像宗教空间一样形成了极点化空间并已开始地域化，那么，这种俗界的基层政治空间的边界是否如人们曾广泛认为的那样，也是变动和不清晰的呢？杜比的结论是否定的。如前所述，加洛林国家瓦解以后，领主制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但以城堡为极点的领主制开始获得具体的地域形态，它到12世纪中叶成为chatellenie（堡主领地）空间，其边界在中世纪以后的岁月里鲜有变化，[62]甚至大革命后法国的基层区划canton（区），也能看到昔日堡主领地的轮廓，[63]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中世纪中期以来，法国内部的地理政治单元存在明显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杜比还指出，12世纪的马孔地区被六大家族控制，他们经常因为边界而发生争吵，[64]这说明封建主时代存在边界意识。虽然这种封建边界已经找不到加洛林时代的痕迹，它是明确的，“只要那地方有人。因为村民应该知道牲畜最远能到哪里吃草，领主应知道最远到哪里征收赋役，教区神甫的什一税也是如此。没有明确的边界生活是不可能。”[65] 但正如葛奈指出的，明确的边界的划定和维系，需要要足够多的居民。然而在中世纪，尤其是其早期，西欧存在大片的荒地和森林。在几乎没有人的地方，如沼泽森林荒漠，很难说领主管辖权的边境究竟在何处。如在12世纪的勒拉苏瓦（le Lassois），旅行者如果取道人烟较稠密的河谷地带，他会知道哪里是勃艮第和香槟的边界，但如果穿行在高原上，居民和牲畜稀少，就很难确定边界在哪里。有些地方几乎是蛮荒之地，森林地带也没有明确的划界。新村庄和权势者只是到12或13世纪才确定明确线路。[66]这一现象显然跟12世纪和13世纪前半叶进入达到高潮的大垦荒运动有关：新村庄的建立、人口的增殖、森林的退却，[67]显然成为农村社区和领主们明确边界的重要原因。 当时的边界标记五花八门，虽然有时也用篱笆为界，但大多是采用自然标记，树木就是其中之一，有时是橡树，但榆树（ormes）更为常见，在洛林、香槟、法兰西岛和诺曼底，今天仍有很多叫做Les Ormes的地方，它们还能让人想起中世纪的边界点。[68]河流是更明显的界限，还有水井，泉，池塘，尤其是各种流水，大小都行。道路也是方便的标记，再就是十字架。不过，树木、河流、道路虽然随处可见，但不足以勾勒出连续明确的边界。到12世纪，人们开始采用新的标记。有时是开挖沟渠，这一点特别有意义，因为它将线性边界具象化。1185年，在香槟伯爵领的一片森林里，一个对等委员会主持开挖一条界沟。但这样的沟渠十分少见，更多是临时性的标记，如棍子，上面盖个草帽顶，在法国北方叫escouves，不久又有稍微结实一点的标记，如界碑和十字架。这些划界实践，跟前文提到的圣维克多修道院和Saint-Trond修道院的做法是相通的，或是根据自然标记物划界，或是借助宗教圣物。 不过，尽管有这些努力，当时对边界的记忆仍然是脆弱的。一个界碑或一棵榆树被拔出，一条溪流改道，标记就被遗忘，新界限的确立又要经历一番波折和争吵。由于没有草图或地图之类的辅助，对界限的描述就更难了。[69]对边界记忆的脆弱，原因不仅在于技术手段的欠缺，更因为这种记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重要。边界虽然可能划分了两个不同的管区或习惯法地区，但从根本上说，这种边界远不是区分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而是较大的同质区域的内部界线，这条界线向两边伸展，构成一个被称为marche（边区）的地带，它具有一定的宽度，在封建时代具有独特的功能，中世纪最初的国界也被称作Marche（可译为边区）。[70]边区首先是冲突和碰撞的地带，各种相互矛盾的权利和要求交织在一起，甚至会出现军事行为，从12世纪到13世纪初，边区地带几乎始终存在大比武——这是被教会说教缓和了的军事行为。边区后来有时被称为“中立地带”，但在封建主时代，它是领主施行司法权、维持和平，宣示效忠或接受效忠的地方。领主的绞架就设在那里，显示着他的高级司法权和他的领地范围，[71]也许这是封建时代主权碎化的最具典型意义的象征之一；临近领地的主人或居民之间的纷争也在这里裁决，12世纪初英王的法律规章中的规定亦可为证：“相邻者对于他们之间的纠纷……应该在他们土地的边界法院碰头”，[72]这些特殊的碰面在法国经常被称为estal，诉讼本身叫做estaus，人们经常说“某天是个estaus的日子”。边区的司法生活十分丰富，因为领主通常不是在其领地中心开庭，而更喜欢在边界显示其司法权——骇人的绞架就是象征。边区还有经济意义。至少从12世纪开始，路桥费须在边区支付，缴费之后，商人旅客可指望安全地穿过这块领地，为此领主会发给他们通行证（conduit）。[73]因此，封建时代的边区地带是一系列管辖权的边缘，不仅有司法方面（包括死刑等高级司法权），还有经济方面。这不仅是当时主权碎化的一个鲜明反映，也是空间管理形态和政治地域化的一个表征——是否可以把领主颁发通行证、征收路桥费的边区视为某个微型国家的海关呢？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非毫无依据，有的学者已经明确指出，12世纪末13世纪初出现的、围绕极点展开的领土建构，为近代国家最初的管理机构提供了一个支点和样板。[74] 当然，这种接触频繁的边区，定然是人口较多、交通尚可之处。显然并非所有地带都是如此。另外，这种封建边界并非必然壁垒森严。实际上，边区地带存在各种形式的交流，如封建主们会在边区举行效忠礼，平行的封建主会在那里举行会晤和谈判。封建诸侯的会面也在边区地带进行，但这种会面往往更精确的地点联系在一起。1143年，勃艮第公爵和香槟伯爵在一个叫Ru的地方碰头，后者“在边区”行效忠礼，表示从前者那里领有土地。1267年，香槟伯爵蒂堡五世前来向朗格尔主教宣示效忠，在位于马恩河谷的边区，这是一个传统的会面地点，称作Les Etaux——这个名字显然是前面提到的estal有关——凡尔登和香槟同样有这样的例子。[75] 从各种迹象来看，边区生活的仪式，是围绕几个关键地点展开的：一棵树，一座桥梁，一个十字架，一块界碑，一条道路。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极点化”空间组织模式。与此相对应的是，中世纪对连续的、线性的边界的记忆很脆弱，正如前文提到的Gros家族在马孔地区的堡主领地，并非一块紧凑和同质的土地，其边界极其蜿蜒曲折。[76]但人们对某些特选地点的记忆十分强烈。彭迪尼修道院的土地据传一直延伸到一座桥，其实那里没有桥梁。所谓的桥是欧塞尔、桑斯和朗格尔三主教区的交汇点，也是欧塞尔、托内尔和香槟三伯爵领的交汇点。有个古老的传说：三位伯爵和三位高级教士可以在彭迪尼桥上一起用餐但各自留在自己的土地上。1388-89年，历史学家付华萨在比利牛斯地区进行了一次著名的旅行，他和从比格尔出发前往贝阿尔内，穿过一片平坦的荒地。这时两人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向导停下说，“贝阿尔内到了”。香槟和弗兰什-孔泰之间的一个村子也是如此分界的：一棵树，一座桥，一个十字路口，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标识，就是人们记忆中的边界：更准确地说，是界点而非界线。[77] 在王国内部，各大领地之间，边区生活在12世纪和13世纪初很活跃。因此传统会面地点的记忆一直持续。但作为基本标志点它们的意义在减弱。在13世纪前半叶，边区大比武几乎消失了。13世纪边区举行的效忠礼日益减少。书面文书比边区的实际效忠行为更常见了。边区生活的活跃度在削弱，因为相互碰面的权威削弱了。到1300年，封建边界不再是政治边界。它只是行政管理、司法和习惯法的边界。到13世纪末，在国王和其臣民看来，在王权虚弱的很多世纪里只是许多其他边界中的一种的边界，渐渐成为唯一重要的边界：这就是王国的边界。[78] 三、国家空间和政治边界 今天的法国人都十分清楚自己国家的轮廓，“六边形”（hexagone）这个表现空间形状的术语成了这个国家的代名词。但是，正如尤金·韦伯指出的，这种直观的空间意像是很晚才产生的，其传播就更晚了。法国直到16世纪才有表现王国空间幅员的地图，而且很不准确，能读懂和使用地图的人很少。中世纪的国王和臣民一样，从未见过法国地图。[79]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王们不关心自己的统治范围，没有地图，可以借助文字描述，这就是特殊的地点会成为空间记忆中的亮点的一个重要的技术上的原因。同样地，普通居民也并非没有边界意识。杜比甚至认为，法国国王跟普通是世俗领主不一样。在一个范围相对清晰的王国（regnum）内，享有高级权威，此观念一直在。人们常说封建时代国家之间的边界模糊了，变成了不确定的区域。但在12世纪的马孔，法兰西王国和“德意志与罗马人的帝国”之间的界限仍是明确的。有个很明显的实例：索恩河的水手知道东岸是帝国，西岸是王国。克吕尼的院长皮埃尔（Pierre le Venerable）也清楚地意识到，马孔城坐落于边境，它在“世俗上服从法兰西国王”。[80] 对杜比的描述必须作一点说明。如上文指出的，边界意识的维系需要足够多的居民，这在12世纪的马孔地区可以满足：索恩河两岸往来频繁；其次，这里的边界是一条非常明确的自然界线：水流是中世纪最常见的边界象征物之一；再次，作为界河的索恩河是中世纪西方非常著名的一条政治分界线的一部分，这条分界线就是843年凡尔登条约产生的“四河之界”，这四条河从北到南分别是：斯凯尔特河（法国称埃斯科河）、默兹河、索恩河和罗讷河，经过9世纪的政治演变、位于中间的罗塔林根王国消失之后，这条线在10-13世纪成为王国和帝国之间的边界，一种重要表现是，中世纪的很多纪年作品经常提到这条线。这个说法到13世纪受到挑战，但到16世纪时仍然有人认为这是法国和德国的边界。[81]情况到17世纪才发生重大转变。1615年，一本书中说“古代法国人”（即罗马时代）的高卢从前被限定为莱茵河，843年的条约是封建暴君时代留下的恶劣遗产。[82] 很明显，在没有明确的自然分界线、居民稀少、缺乏历史记忆支撑的地带，边界意识不会很强。这里仍需再次指出中世纪边界意识的特别之处。有的学者认为，可能亲眼见证过843年条约签订的纪年作家Nithard记载，当时兄弟几个并不清楚自己的领地范围，划界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精确性。三兄弟之间的领地主要是以pagus（即伯爵领地）来区分，每个伯爵领之间都有森林和沼泽为界。毋宁说，当时的边界是一个地带，一个边区，而不是一条线，这个地带没有居民，没有多大价值。凡尔登条约确定的法兰克西亚与罗塔林根之间的四河之界，是非常大致的划分，而且中世纪经历了变迁，更何况这四条河并不构成一条连续的边界线。随着荒地的清理和垦殖定居，导致越来越多的争议并导致新的划界。[83] 但对王国的君主们似乎对这条边界线有十分清晰的记忆，尤其是涉及其主权的时候。甚至在11世纪初法国王权急剧衰落之时。当时的克吕尼僧侣拉乌尔·格拉贝尔记载的皇帝亨利和法国国王虔诚者路易的会晤便特别有象征意义： “两人来到默兹河岸边相会，这条河是两个王国的界河；在双方的随从中，很多人都觉得，这样伟大的主人屈尊涉水渡河不太合适，这会被认为是臣服于对方的表现；最好是双方都乘船到河中央举行会晤。”不过，最后两位君主分别到河对岸向对方赠送礼物。[84]这段记载表明，首先，中世纪的人们有国家边界概念，而默兹河则再次表明，中世纪的人们喜欢以自然标记物为界线；其次，将边境地带作为会面场所、互访并互赠礼品，表明在这个社会十分注重礼仪和荣誉；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如前面提到的封建边界是一个交往地带而非一条确定的、壁垒分明的界限，中世纪的“国界”也像是一个交流接触、乃至处理纷争的地带。而且，由于王权的衰落，凡尔登条约划定的这条边界，因为联姻、继承和封建效忠而被扭曲和复杂化，它已成为“边区”，跟诸侯领地之间的边区并无二致。盖内则指出，当时边区的居民经常并不按照王国边界线从事活动，而虚弱的国王们也不关心这一点。他进一步指出，在这条边界变得复杂、并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淡出时，学者却试图使其明确简单。[85]于是就有了上述格拉贝尔的记载，他关于默兹河是王国和帝国边界的说法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末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边界的理解应区分不同的层次：日常实际生活层面的，以及学术和王国政治层面的。前者趋向复杂和淡化，尤其是在没有河流等自然分界线时；后者更具象征意义，但并非没有重要性。在11世纪中期，两国君主的两次碰面被安排在兰斯大主教控制的一座修道院附近，这个地方当时对两位君主都没有从属关系，是个理想的中立地带。12世纪和13世纪初，法国国王和帝国皇帝的几次会晤被安排在默兹河岸边，虽然法国国王距离边境很遥远，几乎对这个地带没有实际控制，但他们仍然想通过这一仪式化的行动表明其王国一直延伸到默兹河。[86] 即使在自己的领地和王国范围内，国王的出行等空间行为也具有象征意义，而这种象征行为几乎总是伴随着实际的政治效果，甚至在逐渐改造王国的政治空间格局。这就是众多专家们提到的中世纪欧洲的“旅行君主”或“巡视君主”。[87]德国学者H.C.佩耶尔认为，卡佩时期法国国王的巡视暗含着一种“以巡视来占有”（Besitzergreifung）的观念。例如，腓力二世的儿子路易八世，1223年8月加冕后便开始巡视，12月在贡比涅结束旅程。此行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显示对其父亲不久前刚从英国人那里夺回的北方各省的主权。[88]这是对王国边境地带的巡视。这种做法在14-17世纪定期出现，菲利普六世、路易十一、弗朗索瓦一世都曾到王国各地巡视，宗教战争期间查理九世在巡视的路上花去了两年多的时间。[89]学者指出，国王的巡视不仅是彰显其权威的策略，还有更深层意义上的意义：它象征着国王和王国之间的契约关系，象征着前者对后者的认识，著名的国王入城仪式（joyeuse entrée）也应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巡视中的国王是“流动中的主权”，尤其在王国处于危机、诸侯和臣民的忠诚出现动摇之时。[90] 这种现象首先有其心态根源。正如杜比指出的，在政治观念方面，中世纪文明十分粗糙，人们从思想意识上无法感知权威的抽象观念：首领如果不亲自现身、其本人若不到场便无法赢得服从。[91]10-11世纪的卡佩国王就带着他们的小宫廷穿行在其领地上，因为“只有在君主亲自出现的地方，国王的统治权才有效。”这种理念维系了很长时间，直到路易十四修建凡尔赛时，法国国王才算最终“定居下来”。[92]因此，即使我们可以谈论中世纪国家的“首都”概念，也应该跟现代有所区别。虽然中世纪领主空间中有城堡这样象征权力的“极点”，但就各基督教王国而言，这样的极点并不突出，巴黎在很长时间内也是如此，直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的宫廷依然跟随国王在各个城市之间奔波，马车拉着文件箱与之随行。[93] 当然，早期卡佩诸王的巡视与旅行有其经济方面的原因。在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国王带着宫廷就食于其领地上的主要据点，可省去很多麻烦。各教堂和城市有负担国王及其随行的食宿之义务，一般每年三天。到12世纪，人们开始用货币置换这种义务，于是这慢慢成为过往的一笔收入，18世纪的财政史家甚至声称，13世纪国王们的巡视主要是为了获得收入，但应该注意，这笔钱当时只相当于国王总岁入的1%。[94] 因此经济上的考量只是国王旅行的次要目的。当卡佩国王的旅行空间超出其最初的领地范围法兰西岛时，这一行为在空间政治上的意义便更加明显。杜比对马孔地区的研究仍具有典范意义。951年以后，国王就没有来过马孔。1140年左右，克吕尼的院长皮埃尔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国王，没有公爵，没有诸侯”。但在12世纪后半期，在阔别该地二个多世纪后，国王三次造访马孔地区：1166、1171和1180年。尤其是前两次，在当时人看来意义重大。路易七世在其诏书的开篇处说，勃艮第各地长久以来没有国王，局势混乱，君主带着他的人马来惩治犯罪，制止战乱，重建和平。这并非虚张声势。实际上，很多地方贵族承认国王是他们的最高仲裁人。当地的克吕尼修道院等重要宗教机构，甚至在王权极度虚弱的10-11世纪仍与国王保持联系，维持着对这个高级权威的记忆。在国王到来后，它们还让国王享有其部分领地的共有权，于是卡佩王朝在这里获得了立足点。[95] 更为重要的是，国王将自己已在北方实行过的一项新制度引入马孔。杜比总结说，这导致新的权力分配，并最终导致政治空间的变化。这种新制度就是金字塔式的封建效忠。国王首先要求地方大领主向他效忠，小骑士向这些地方诸侯效忠。于是，国王和少数资财雄厚的大领主开始控制城堡，依靠带薪的、从而也是驯服的行政人员治理领地，并获取贵族的效忠，这样就重建起更为辽阔的地方邦国。到13世纪中叶，变革过程完成，如果要给这个过程一个明确的截止期，可以选择具有象征意义的1239年：马孔伯爵领被并入国王领地。这就是杜比理解的“两个封建时代”最终的结局：从11世纪开始的堡主时代，到13世纪的封建邦国（principautés féodales），两个阶段的分界线正是国王巡视马孔的1160年左右。前一个阶段，堡主是彼此平行的，后一阶段，地方诸侯国的出现大大简化了封建版图。[96] 马孔的例子表明，国王的巡视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深刻地改造了封建主之间的关系，重塑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空间版图。在这里，政治空间是各种权力关系的反映。马孔是一个缩影。众所周知，中世纪法国王室领地的扩张，腓力二世（1180-1223）是个关键时期。这种扩张有其观念上的支持，这就是刚刚提到的封建金字塔。它是圣丹尼修道院的院长苏热在114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97]他把封建制度想象成一个金字塔结构。位于顶点的是国王，他不向任何人效忠，他周围是各大诸侯。在跟金雀花王朝争夺领地的斗争中，腓力二世便利用了这种金字塔理论。[98]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空间的变化与观念的构建和利用是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制度建设也在发展，这就是前文提到的巴伊制度，其辖区现在一般译作司法区。这是中世纪法国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套系统的地方区划。[99]但它的确立有一个过程。巴伊最初是1190年腓力二世设立的，在各地巡回执行国王的司法事务，但其辖区不明确。1254年路易九世从东方返回后，进行了很多改革，这时巴伊开始有较为明确的辖区范围，而且要在辖区定居。[100]这里可以看到一套国家制度的“地域化”。但是，正如前文提到的，这种新权力空间并非凭空创建的，它是从11世纪以来形成的堡主领地出发构建一个较大的空间。在司法区的基础上，慢慢分化和组合出其他司法、财政和军事区划，这些区划彼此叠加，由此形成中世纪后期和旧制度时代法国地方空间管理的一大特色。[101]如果说堡主领地是封建主世界的权力空间的细胞，那么司法区就是复苏后的王权构建其权力空间的基础。盖内曾研究桑里斯司法区的边界，认为它在1300-1500年之间基本是稳定的。[102]这表明13世纪后期司法区的地域化逐步完成。 就整个王国来说，地域观念也在逐步萌生。在9世纪中叶到11世纪，Francia一词指的是自然性质的地理实在，并不具有政治色彩。[103]10世纪初，法王简单的查理使用了一个古老的称号：rex Francorum，即法兰克人的王，[104]对此戈瓦尔解释说，在11-12世纪，国王不被视为一块土地的主人，而是一个人民，即法兰克人的主人。法兰克人即自由人，实际上仅限于贵族。王权因此基于国王与贵族之间的个人关系。[105]在这一点上，这个时代的王权似乎具有中世纪早期的教会空间的特征，即属人特征。在官方文献中，国王的头衔在1254年（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日期）有了另一个说法：rex Franciae，即使法兰西的王。不过有学者指出，这种转变可能是个时间很长的过程，其源头可追溯到12世纪，此后这个新说法也没有取代老说法。[106]在书面语言较为滞后的社会，这一点可以理解。13-14世纪之交，著名的王权鼓吹者Pierre Dubois在其小册子中仍然使用rex Francorum。[107]但这种缓慢演变中反映出的地域观念的诞生应该可以确定。在14世纪初废除农奴制的运动中，“我们都将是法兰西的自由民”（Nous serons tous francs en France）成了一句格言，这表明法国作为一个地域、一种政治空间已经进入民众的意识。[108]因此有学者明确指出，1300年左右，法国开始被想象成一个空间，而不再是“法兰克人的聚合”。[109] 从思想史和政治实践的角度看，1300年也可视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有关中世纪法学的研究同样表明，至少在11世纪末期教皇革命之前，君主制并不具有地域性，君主的权力和职责是依据各种人际关系形成的，第一个在特定的范围内分析这种统治权的，是12世纪中叶的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渐渐地，某种公共性质的权力开始“在某一界定的地域内构成最高的政治权威”。[110]思想史上的年代顺序，与前述国王司法区划的设置、王国获得地域意识的过程是吻合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另一个现象便顺理成章了，这就是新的边界概念的出现。 许多研究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边界问题的学者，都曾论及limites和frontières之间的差别，有时也涉及前文提到的marche（边区）。诺德曼认为limites指的是自然划定的、至少是长期约定的界线，它相对稳定，且更多地与和平联系在一起，而frontières首先是个军事概念，它随领土的变化而移动。[111]因此当人们把由河流构成的边界称为“自然边界”（limites naturelles）就很自然了。但frontières更具人为色彩，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它的意思是“国家的界线，应该设防，配置军队”，这种意义的frontières，其出现不早于1315年。戈瓦尔认为，这种接近现代意义上的边界的产生，是中世纪中后期一系列重大政治发展的结果：国王的司法主权范围的确定、征税工作所要求的领土调查、在边境设立关税的必要，以及建设堡垒的必要，终于在14世纪初导致真正的国家边界的构建。[112]在几乎所有这些方面，腓力四世（1285-1314）与教廷的冲突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场冲突最后的结果是，教廷承认，国王在其“王国之地域内规定或实施的东西，不受其他统治者的管辖”，因此这场13-14世纪之交的冲突标志着国家主权概念的开端。[113]显然，这种政治实体已经具有空间范围。逮捕和审讯圣殿骑士团等轰动一时的案件，便是腓力否认教宗权威优先、宣示其在王国境内享有最高主权的一个鲜明例证。[114]1296年，为反击教廷对其税收政策的干涉，腓力下令任何武器、马匹和金银都不能输出边境（frontières），边境成了王权控制下的、具有海关功能并必然带有敌对色彩的界线。[115]前文已经提到，王国正是在此时开始具备空间特征、接近现代意义上的边界开始形成，这些现象显然都与政治和权力关系的发展息息相关。 与此同时，边境地带的居民也清楚地表达出他们的政治归属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具有19世纪那样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百年战争的动荡岁月里，为规避新出现的国家税务机构，他们有时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同国王和邻国的君主讨价还价，以政治归属来换取特权。但另一方面，即使在内乱不已的15世纪初，作为王室标志的百合花一直是凝聚人心的象征。因此，边境地带的不满针对的是税收等新的国家行为，并没有危及政治归属。[116]在知识界，腓力四世时代的政论家Dubois已经提出，国王应占据“莱茵河这边的所有土地”，[117]影响德法两国关系数个世纪的莱茵河“自然疆界”一说进入了政治话语。到16世纪的另一个危机时代，即宗教战争时期，查理九世和母后美蒂奇家的卡特琳娜进行了为时两年多的旅行，他们巡视王国“所有的边界”，国王“希望亲眼目睹其王国最远的边区”……这次高调的象征性旅行完成了历时三个世纪的重大演变：王国的界线（limites）在圣路易时代还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此时已成为法国的边界（frontieres），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数的法国人将为之献身。[118] 不过，边界意识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法国人，包括他们的国王，已经对王国的空间有直观的、形象的意识——如“六边形”——实际上，中世纪的人们的空间意识和表象仍然具有原始色彩。 四、空间认知与表象 前文已经提到，中世纪法国没有“法国地图”，无论国王还是臣民，都不可能对其国土空间形象有直观的概念。现在一般认为，第一幅现代法国地图是数学家芬那（Oronce Fine）绘制的，年代大约是1525年左右，但最早的版本已丢失。这可能是有关法国空间形象的最早一幅图形，虽然其中有不少想象和夸张的成分。[119]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世纪法国空间认知的相对落后状态。 直到12-13世纪，教会文献仍然是主要的考察中世纪空间概念的资料。鉴于教会在社会领域内的地位，在中世纪的空间特征和管理模式的解释中，教会文献具有参考性地位。[120]阿兰·盖罗曾以《圣马约尔传记》为蓝本，分析公元千年前后教会的空间理念和空间表达方式。圣马约尔是10世纪后期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这部传记成书于11世纪初。通过对文本中与空间、地点、运动等相关词汇的分析，作者认为，在当时人的空间概念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天国和尘世、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对立。这是精神和社会秩序的空间投影。神无所不在，但他难以接触，唯有在“神圣之地”人才能靠近他。这样的地点成为空间的标记。有关圣马约尔的空间移动的表述，从起点、中继点到终点，全都是教堂。这跟前文提到的“极点”是一致的，这种极点被赋予特别的宗教意义。[121]在中世纪的法国地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宗教名词，其中一类是普通名词，如礼拜堂（oratorium）、教堂（basilica）和修道院（monasterium），以它们的变体为名字的地名广泛分布于法国各地，另一类是前文提到的以圣徒命名的地点。[122]而在《圣马约尔传记》中，有关地点和空间的名词和形容词中，大致有三类：1）天、地、王国等非常宏大的空间词语；2）水、泉、道路等自然标记；3）教堂、修道院等宗教词汇。实际上，这部著作中提到的真正意义上的地名只有一个：罗马。[123]与此相应的是，文本提到空间概念时，完全没有精确的描述。比如，“教堂”虽然是一个实体的空间概念，但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在这种空间表象体系中难有精确可言，毋宁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124] 封建主时代的空间认知和表象，同样鲜明地体现在地名上。很多地方以领主堡垒有关的名称命名。带有La Ferté的地名来自拉丁语Firmitas，意为坚固之地，当La Ferté与人名组合时，其封建起源就更明显了；带有le Plessis或类似词形的地名，源于Plesseium，即篱笆或围墙的意思；带有Motte或Mothe的地名来自Mota（土丘）；带有Rochefort或相近词形的地名是从Rocafortis（字面意思是设防的岩石）演化而来；Montfort则来自Mons fortis（设防的山丘）……上述地名、或它们（以其在各地的变体）与其他词语组成的复合地名，在法国各地随处可见。但最多的一类，是从“城堡”（Castrum）演化而来的，这个词在各地的词形不尽相同，如在北方省一般称Cassel，在南方各地有时叫做Castres。[125]这些地名及其命名方式，很自然地引导我们将11-12世纪封建化时代的“极点化”空间联系在一起。这些地点是领主对周围空间实施权力的中心点。 但仅仅有极点无法构建一个紧凑的、均质的空间。有的中世纪史专家认为，要用地图来再现封建时代的领主制十分困难。他认为比较合适的做法是采用“点画法”，即标出领主实施权威的地点。[126]在有关中世纪领主空间的图像化表达中，他认为杜比在《马孔》一书中绘制的草图最具代表意义。[127]这幅反映12世纪领主制空间组织的草图也许最能反映前文提到的“极点化”空间形态，以及封建空间的破碎和不均匀性质。 这只是当代人对中世纪封建空间的再现。更为重要是中世纪的人们如何认识和表现空间。学者认为，中世纪法国可能有过不少地区地图，但多已丢失了。不过从现在的研究来看，这些地图即使存在也不是经验知识的表达。[128]一些旅行指南和土地文书表明，11-13世纪之间的法国人通常用列举地点和相关风物的方式来表述空间。12世纪中叶，法国中部一份前往西班牙康波斯特拉朝圣的旅行指南这样描述行程：“然后到隆塞沃，从前这里发生过一场大战役……穿过这个山谷，就到了纳瓦尔境内……穿过这个地区，就到了奥卡森林和西班牙……然后是加利西亚……”这种描述显然是非常粗略的，为了给读者更多的信息，作者提到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如卡斯蒂尔没有鱼，巴斯克人把面包叫orgui,加利西亚人性格火爆，喜欢争吵，等等。[129]不过这种经验主义的方式对当时人来说已经够用了，人们甚至感觉不到地图的必要。在有关特定空间的描述中，人们采用的是地点列举的方法。12世纪初，Marmoutier的一名僧侣以列举四个主要地点的方法来勾勒都兰地区的轮廓。在更大的层次上，1274年《法兰西大纪年》的第一位作者Primat用同样的方法来描绘高卢的空间，“因为列举地名是最常用的描绘方法”。[130]在更小的空间范围中同样可见这种方法。如当时的乡村土地测量员会详细记录耕地、草场和河流，将其作为征收租税和出租土地的基础。[131] 必须重申中世纪的空间认知与古代世界的断裂，而土地丈量技术的消失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古罗马有一个专家团体，他们掌握土地丈量知识技术，但这个专家团体在中世纪消失了，中世纪第一篇关于土地丈量的论著直到15世纪初才出现。[132]这里已经触及中世纪末期欧洲空间认知的一个重大转型，质言之，就是从象征走向数字。有人认为这一转变发端于14世纪的意大利。[133] 前文提到的山川河流、城堡教堂、风土人情等等，都可视为象征性的空间表象手段，它们最大的特征是缺乏精确性和客观统一的标准，如现代的公制度量衡。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世纪欧洲各地广泛采用人的肢体或一天的行程作为长度单位，以一天的耕种作为面积单位。这是一种拟人化的空间标准，但它无法产生客观统一的空间度量，差距有时可达五倍以上。[134]15世纪中叶，法国人在描绘国家的幅员时仍这样说：“王国的长度是22天的路途（journées），从佛兰德尔的埃斯科河到纳瓦尔王国起始地……宽16天的路途，从布列塔尼尽头……到罗讷河上的里昂”。[135]以时间来表示空间、以特别的地点来勾勒方向，这些都是中世纪空间表象的特色。不过，在随后的文艺复兴时代，随着古代学识的复兴（如托勒密地理学的再发现和经纬表的校正），尤其是航海技术的发展、政治和商业的现实的需要，空间表象将逐步走向精确化和客观化；当18世纪末的革命者采用米制长度单位时，空间标准最终摆脱“属人”特征和象征性，走向了彻底的客观化和理性化——这能否视为现代性在“空间”领域诞生的一个标志呢？ -------------------------------------------------------------------------------- [1] 可参阅C. Delacroix etc., Les courants historiques en France, XIXe – XX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2007, pp. 160-163；张广智教授为费弗尔的《大地与人类演进》一书中译本写的序言（吕西安·费弗尔：《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高福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0页），而该著中维达尔的名字达数十次之多。 [2] Cf. Jean-Yves Guiomar, “ Le ‘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 de Vidal de La Blache’”,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1997, pp. 1073-1098. [3] Cf. Krzysztof Pomian, “ L’heure des ‘Annales’: La Terre – les homes – le monde”, in Pierre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903-952. [4] 费弗尔的相关著作，除了前引《大地与人类演进》，《莱茵河》也已有中译（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他关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弗兰什-孔泰地区的研究，布洛赫关于法国乡村景观和中世纪法兰西岛的研究，都深受白朗士人文地理学的影响。参阅Krzysztof Pomian, “ L’heure des ‘Annales’: La Terre – les homes – le monde”。 [5] Cf. Jean-Marie Mayeur, “ Une mémoire-frontière: L’Alsace”, in Pierre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pp. 1147-1169. [6] 参阅德国历史学皮特·舍特勒为《莱茵河》一书些的《介绍：吕西安·费弗尔与莱茵兰历史的去神话化》，《莱茵河》，第3-60页。 [7] Cf. Victor –L. Tapié, “L’Oeuvre de Gaston Zeller (1890-1960)”,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Vol. 30 (Jan. – Juin. 1961), pp. 97 [8] Cf. Peter Sahlins, “ Natural Frontiers Revisited: France’s Bondaries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5, No. 5 (Dec., 1990), pp. 1423-1451. [9] Roger Dion, Les Frontières de la France, Paris : Hachette, 1947 ; Krzysztof Pomian, “ L’heure des ‘Annales’: La Terre – les homes – le monde”, p. 929. [10] Norman J. G. Pounds, “ The Origins of the Idea of Natural Frontiers in Franc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41, No. 2 (Jun., 1951), pp. 146-157; “ France and ‘ Les Limites Naturelles’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44, No. 1 (Mar., 1954), pp. 51-62. [11] 从这两个专题所收的论文标题即可看出当代法国学者考察视角的多样性，以及边界-空间等问题涉面之广。“领土”（Le territoire）专题中包括如下论文：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p. 1103-1121 ; Daniel Nordman, “ Des limites d’Etats aux frontières nationales ” , pp. 1125-1146 ; Jean-Marie Mayeur, “ Une mémoire-frontière : l’Alsce ” ; Eugen Weber, “ L’Hexagone ”, pp. 1171-1190 ;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 Nord-Sud ”, pp. 1191-1212。“空间-时间划分”（Partages de l’espace-temps）一编中包括：Michel Mollat du Jourdin, “ Le front de mer ”, pp. 2721-2764; Roger Chartier, “ La ligne Saint-Malo-Genève ”, pp. 2817-2850 ; Alain Corbin, “ Paris-province ”, pp. 2851-2888; Maurice Agulhon, “ Le centre et la périphérie ”, pp. 2889-2906; Jacques Revel, “ La région ”, pp. 2907-2936; Marcel Roncayolo, “ Le département ”, pp. 2937-2974。 [12] Cf. Daniel Nordman, Frontières de France. De l’espace au territoire, XVIe-XIX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1998. [13] Peter Sahlins, “ Natural Frontiers Revisited: France’s Bondaries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4] 这个中心的网页：http://www.lamarcenter.org/default.asp。这方面笔者蒙巴黎政治科学院博士候选人徐翀先生的指教。 [15] Jean-Pierre Devroey et Michel Lauwers, “ L’espace des historiens médiévistes: quelques remarques en guise de conclusion”, in Actes des congrès de la Société des historiens médiévistes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public. 37e congrès, Mulhouse, 2006. Construction de l’espace au Moyen Age: pratiques et representations. pp. 435-453. 另可参阅：Charles W. J. Withers, “ Place and the ‘ Spatial Turn’ in Geography and in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70, No.4, Oct. 2009, pp. 637-658;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Ltd., 1991. [16] Jean-Pierre Devroey et Michel Lauwers, “ L’espace des historiens médiévistes: quelques remarques en guise de conclusion”, pp. 439-442. [17] Alain Guerreau, “ Quelques caractères spécifiques de l’espace féodal européen”, in N. Bulst etc. eds., L’Etat ou le roi. Les fondations de la modernité monarchique en France ( XIVe – XVIIe siècle), Paris, 1996, p. 85-101. [18] Cf. Alain Guerreau, “ Le champ sémantique de l’espace dans la Vita de saint Maieul (Cluny, début du XIe siècle) ”, Journal des savants, 1997, No. 2, pp. 363-419; Alain Guerreau, “ Edifices médiévaux, métrologie, organisation de l’espace, à propos de la cathédrale de Beauvais”,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47e année, N. 1, 1992, pp. 87-106. [19] 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p. 1109. [20] Daniel Nordman, “ Des limites d’Etats aux frontières nationales ” , p. 1136. [21] Armand Brette, Les limites et les divisions territoriales de la France en 1789, Paris : Edouard Cornély et Cie, 1907. [22] 转移自Jacques Revel dir., Hitoire de la France: L’Espace fran?ais, p. 153. [23] Jacques Revel dir., Hitoire de la France: L’Espace fran?ais, p. 157. [24] Philippe Contamine ed., Histoire de la France politique, I, Le Moyen Ag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2, p. 54. [25] 法国和西方学界通常把公元千年左右作为中世纪的下限，1300年左右作为中世纪晚期的上限，二者之间为中世纪盛期或中期。 [26]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这是一篇十分有价值的论文，原载：Jean-Philippe Genêt ed., Rome et l’Etat moderne européen, Rome, 2007 (Collection de l’Ecole fran?aise de Rome, 377), pp. 115-171。本文使用的该文的PDF版，1-40页。 [27] Philippe Contamine ed., Histoire de la France politique, I, Le Moyen Age, p. 47. [28]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 14. [29]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p. 10-11. [30] 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 1104. [31]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p. 11-12. [32] Claude Gauvard, La France au Moyen Age, Paris : PUF, 2010, p. 23. [33]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 15. [34] Jean-Claude Schmitt, Les revenants: Les vivants et les morts dans la société médiévale, Paris: Gallimard, 1994, 209-210. [35] Jean-Pierre Devroey et Michel Lauwers, “ L’espace des historiens médiévistes: quelques remarques en guise de conclusion”, p. 446. [36]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 19. [37] Georges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egion maconnaise”, in Georges Duby, Qu’est’ce que la société féodale, Paris: Flammarion, 2002, pp. 275-279. [38] Georges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egion maconnaise”, p. 553. [39]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 17. [40]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 18. [41] Claude Gauvard, La France au Moyen Age, pp. 150-151. [42] 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 1103. [43] 杜比在其名著《大教堂时代》开篇初描绘了公元千年左右西欧的荒芜和生产的落后：“少量的人口，一望无际的荒地伸向西方、北方和东方的天际，那上面分布着休耕地、沼泽、蜿蜒的河流、低矮灌木丛、林地和草地；烧荒者草草留下的播种痕迹，提醒人们这里从前可能是森林；偶尔清理出的森林变成了耕地，但依然半生不熟；羸弱的耕牛拖曳着木制农具，在划出浅浅的犁沟，耕种着这贫瘠的土地；即使在产粮区，依然分布着大片的空地，土地可以休耕一年或两三年，有时甚至达十年……几所石头、泥土和树枝垒砌的茅屋组成小村庄，周围是篱笆和一圈园地……城镇稀稀拉拉，昔日的罗马城市只剩断壁残垣，湮没在乡村世界中……”（Georges Duby, The Age of the Cathedrals. Art and Society, 980-1420, trans. by E. Levieux and B. Thompson,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81, p. 3.）这种条件下，农民的生活定然具有比较大的流动性。而且这还是公元千年左右的状况，此前几个更为动荡的世纪中，人口当更为稀疏，更具流动性。 [44]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 19. [45] 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 1103. [46] 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p. 1103-04. [47] Jean-Fran?ois Lemarignier, La France médiévale : Institutions et société, Paris : Armand Colin, 1970, pp. 121-123. [48]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 22. [49] Georges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egion maconnaise”, pp. 36-597. [50] Jacques Revel dir., Hitoire de la France: L’Espace fran?ai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0, p. 155. [51]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p. 32-33. [52] Georges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egion maconnaise”, p. 405. [53] Claude Gauvard, La France au Moyen Age, p. 155. [54] Georges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egion maconnaise, p. 105. [55]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 33. [56]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p. 33-34. [57] Patrick Boucheron, “ Représenter l’espace feudal: un défi à relever”, Espace Temps, 68-70, 1998, pp. 59-66. [58]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p. 33-34. [59] Georges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egion maconnaise”, p. 416. [60]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 35. [61] Georges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egion maconnaise”, pp. 571-572. [62] Georges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egion maconnaise”, p. 416. [63] Jacques Revel dir., Hitoire de la France: L’Espace fran?ais, p. 155. [64] Georges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egion maconnaise”, p. 424. [65] 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 1104. [66] 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 1104. [67] Claude Gauvard, La France au Moyen Age, Paris : PUF, 2010, pp. 150-151. [68] 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 1108. [69] 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p. 1105-1106. [70] Claude Gauvard, “ L’opinion publique aux confines de états et des principauté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 in Actes des congrès de la société des historiens médiévistes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public. 4e congrès, Bordeaux, 1973, pp. 127-152. [71] Claude Gauvard, La France au Moyen Age, pp. 176. [72]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89页。 [73] 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p. 1106-1107. [74]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 35. [75] 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 1107. [76] Georges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egion maconnaise”, p. 409. [77] 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 1109. [78] 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 1109. [79] Eugen Weber, “ L’Hexagone ”, pp. 1174-1175. [80] Georges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egion maconnaise”, pp. 481-482. [81] Peter Sahlins, “ Natural Frontiers Revisited: France’s Bondaries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p. 1426-1427. [82] Jacques Revel dir., Histoire de la France: L’Espace fran?ais, p. 51. [83] Norman J. G. Pounds, “ The Origins of the Idea of Natural Frontiers in France”, pp. 146-148. [84] 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上卷，吕一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15-316页。 [85] 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 1110. [86] 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p. 1110-1111. [87] Cf. Jacques Revel dir., Histoire de la France: L’Espace fran?ais, p. 42; Hans Conrad Peyer, “Das Reisek?nigtum des Mittelalters”,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51 Bd., H. 1 (1964), pp. 1-21. [88] Hans Conrad Peyer, “Das Reisek?nigtum des Mittelalters”, p. 4. [89] Jean Boutier etc., Un tour de France royal. Le voyage de Charles IX ( 1564-1566), Paris: A. Montaigne, 1984. [90] Cf. Jacques Revel dir., Histoire de la France: L’Espace fran?ais, pp. 95-98. [91] 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上卷，314页。 [92] Hans Conrad Peyer, “Das Reisek?nigtum des Mittelalters”, p. 5. [93] Hans Conrad Peyer, “Das Reisek?nigtum des Mittelalters”, p. 8. [94] Hans Conrad Peyer, “Das Reisek?nigtum des Mittelalters”, p. 5. [95] Georges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egion maconnaise”, pp. 481-504. [96] Georges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egion maconnaise”, pp. 572-574. [97] Philippe Contamine ed., Histoire de la France politique, I, Le Moyen Age, p. 278. [98] Claude Gauvard, La France au Moyen Age, pp. 278-279. [99] Jacques Revel dir., Hitoire de la France: L’Espace fran?ais, p. 155. [100] Fran?ois Menant etc., Les capétiens. Histoire et dictionnaire, 987-1328, Paris : R. Laffont, pp. 256-257, 345-346. [101] Jacques Revel dir., Hitoire de la France: L’Espace fran?ais, p. 156. [102] Bernard Guenée, “ La géographie administrative de la Franc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élection et baillages”, Le Moyen Age, 1961, pp. 293-323. [103] Jacques Revel dir., Hitoire de la France: L’Espace fran?ais, p. 91. [104] Philippe Contamine ed., Histoire de la France politique, I, Le Moyen Age, p. 154. [105] Claude Gauvard, La France au Moyen Age, p. 165. [106] Philippe Contamine ed., Histoire de la France politique, I, Le Moyen Age, pp. 296-297. [107] Pierre Dubois, De recuperatione terre sancte, ed., Ch. –V. Langlois, Paris: A. Picard, 1891. [108] Claude Gauvard, La France au Moyen Age, pp. 328-329. [109] Jacques Revel dir., Hitoire de la France: L’Espace fran?ais, p. 91. [110]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340-341。另可参阅沃尔特·厄尔曼：《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夏洞奇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93-196页。 [111] Daniel Nordman, “ Des limites d’Etats aux frontières nationales ” , pp. 1137-1138. [112] Claude Gauvard, “ L’opinion publique aux confines de états et des principauté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 p. 130. [113] 沃尔特·厄尔曼：《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第196页。 [114] Jacques Le Goff ed., Histoire de la France : La longue durée de l’Etat, Paris : Editions du Seuil, 2000, pp. 136-140. [115] Jacques Le Goff ed., Histoire de la France : La longue durée de l’Etat, p. 105. [116] Claude Gauvard, “ L’opinion publique aux confines de états et des principauté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 p. 135-150. [117] “ …quod dominus rex pro se et heredibus suis haberet…totam terram sitam citra Rinum Coloniensum”. Cf. Pierre Dubois, De recuperatione terre sancte, p. 104. [118] Bernard Guenée, “ Des limites féodales aux frontières politiques” , pp. 1118. [119] Jacques Revel dir., Hitoire de la France: L’Espace fran?ais, pp. 129-132. [120] Jean-Pierre Devroey et Michel Lauwers, “ L’espace des historiens médiévistes: quelques remarques en guise de conclusion”, p. 446. [121] Alain Guerreau, “ Le champ sémantique de l’espace dans la Vita de saint Maieul ”, pp. 393-405. [122] A. Giry, Manuel de diplomatique, Paris: F. Alcan, 1925, pp. 394-398. [123] Alain Guerreau, “ Le champ sémantique de l’espace dans la Vita de saint Maieul ”, p. 369. [124] Alain Guerreau, “ Le champ sémantique de l’espace dans la Vita de saint Maieul ”, p. 384. [125] A. Giry, Manuel de diplomatique, Paris: F. Alcan, 1925, pp. 399-400. [126] Patrick Boucheron, “ Représenter l’espace feudal: un défi à relever”, Espace Temps, pp. 63-65. [127] Cf. Georges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egion maconnaise”, p. 594. [128] Jacques Revel dir., Hitoire de la France: L’Espace fran?ais, p. 127. [129] Hervé Martin, Mentalités médiévales, XI-Xve siècle, Paris : PUF, 1996, pp. 131-132. [130] Jacques Revel dir., Hitoire de la France: L’Espace fran?ais, p. 126. [131] Hervé Martin, Mentalités médiévales, XI-Xve siècle, p. 137. [132] Michel Lauwers and Laurent Ripart, “ Représentation et gestion de l’espac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p. 5. [133] Hervé Martin, Mentalités médiévales, XI-Xve siècle, p. 147. [134] Arno Borst, Lebensformen im Mittelalter, Berlin: Verlag Ullstein GmbH., 1973, pp. 217-218. [135] Jacques Revel dir., Hitoire de la France: L’Espace fran?ais, p. 127. 来源：《世界历史》2016年03期 黄艳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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