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鹏：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与趋向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6:11:17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佚名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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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1978年以来，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和史学观念的更新，中国史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它首先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上，即从传统的政治史转向了文化史和社会史。此外，在总体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上，出现了从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后现代范式到全球史范式的转移。而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对于世界史的整体研究或世界史体系问题的探讨也得到学者的高度关注，大致有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交往观和全球史观四种世界史体系理论。本文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上述特点和趋向进行了考察，力图从总体勾勒出其线索和概貌。 关键词：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范式的转变；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the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1978. The paper has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how and why Chinese historians turn away from traditional political history to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ies. The second part analyses four paradigms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research in China: revolutionary history paradigm, modernization paradigm, postmodern paradigm, and global history paradigm. The third part reviews World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and lists four methods that have successively been employed, namely, the total/integral history, modernization history,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al exchange, and global histor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it is incumbent on Chinese historians to be sensitive to all foreign historiographies while steadfastly adhering to the best Chinese traditions, for only in this way can a unique and worthy model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merge. Key words: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78; the expanding scope of historical writing; shift of historical studies paradigm; world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a 建国以来，中国的史学发展可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建国后十七年史学（1949—1966年）、文革时期史学（1966—1976年）和改革开放以来或新时期史学（1978—）。十年文革期间，受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影响，史学被严重扭曲，出现了所谓的“影射史学”，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不仅被完全破坏，史实也遭到了全面歪曲和篡改。对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的发展，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的史学与文革十年的史学一样，基本上是“泛政治化史学”，“以农民战争研究为代表的研究体系使中国史学完全政治化”。[1] 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建国后十七年史学虽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总的来说还是取得了巨大成绩，培养了一批人才，出版了大量成果，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史学新局面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2] 不论建国后十七年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是一种承继还是断裂关系，一个事实是，这一时期的史学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失误，比如研究方法上的教条主义、研究视野的过于狭窄、对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批判大于继承、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盲目排斥等。[3] 这些不足和失误，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所要避免的，他们因此在史学实践中，尤其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旨趣上，都表现出了与那一代历史学家的显著不同。虽然不能确定1978年以后的历史学家是在“自觉”地与某种学统发生决裂，[4] 但其行为还是清楚地宣告了他们与一种“旧”传统的疏离和对开启一个新局面的渴望。 一、新领域的拓展：文化史与社会史 1978年以前，由于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史学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所谓的“五朵金花”上，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5] 这种单一的研究状况，不但不能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反而越来越制约史学的发展，使之逐渐陷入政治宣传的窘境。1978年之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松动和国门的开放，历史学家在反思过往史学弊病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借鉴和吸收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希望开辟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以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从传统的政治史转向文化史和社会史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表现。 文化史之所以率先成为史学研究的突破口，是因为文化最能直观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传承和精神面貌。许多历史学家看到，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入手，不仅可以客观地揭示中国历史的本质属性，而且能够更有效地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性描述的著作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力求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中国文化的总体面貌、基本特征和多元发展。[6] 同时，对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反思，也使历史学家将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希望从中找到中国现代化发展缓慢的深层原因，并对中国传统的某些要素，比如儒学，作出重新估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都成为文化史研究无法绕开的重要论题。[7] 文化史的复兴及之后所出现的文化史研究热潮，不仅催生并带动了中国80年代的文化热，也将文化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仅以文化史研究渐进低谷的1988年为例，这一年所发表的有关文化史的文章就有近千篇之多。[8] 进入90年代后，文化史的研究热潮虽有所退却，作为文化史重要研究内容的国学，却不仅没有降温，反而形成新的热点。需要指出的是，国学热与文化史热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内核，文化史热是借助探讨中国文化传统来观照中国的现代化，其心态史开放的，甚至是激进的，国学热则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特征和反现代性特征。[9] 从文化史热转向国学热，表明文化史研究已经失去了当初为建构一种宏大的“现代”叙事而需要的话语背景。当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发展与后现代表征杂处并存的状况之下。那种以理性、进步为特征的现代性文化，一方面面临着反现代性的“国学”的回击，一方面又有被商业化瓦解的危险。在这种夹缝之间，文化史只有转向当下，去思考文化在新的语境中所发生的变异及其可能的走向，才会再次获得新生。 90年代后，社会史取代文化史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一些学者将社会史的复兴与发展称作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10] 社会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就出现过所谓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表象虽为论辩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实质却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拟定方向。90年代社会史的复兴与之并不相同，其目的在于改变多年来史学研究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的状况，“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述格局，从研究社会生活的角度着手，开拓和填补鼎足之下的边缘地带和空白区域，同时再以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为中介，连接和沟通鼎立的‘三足’，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11] 如果说文化史的复兴建立在历史学家对中国文化传统内省的基础上，社会史的复兴则是在大量引进西方新兴的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以及西方新史学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的背景下完成的。[12] 社会学的定量分析、个案研究和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以及它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重视，都为社会史提供了有效的范型框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则推动历史学家“必须走出森严的档案库，一方面在田野中探索和体验乡民的历史，一方面把当代的、眨眼即逝的、非文字的数据转为有用的、可作长期参考的数据”。[13] 而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total history）与跨学科理念，也使社会史学家力图整合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去展现“整个社会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ociety），而不仅仅是“社会史”（social history）。[14] 社会史的这种开放性，使之与文化史、经济史等结合成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等新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领域基本上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的重点。而在其内部，社会史也在发生着一些积极的转化，从关注制度建构、上层精英转向了下层民众、日常生活、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层面，出现了区域社会史、医疗社会史、环境社会史等分支领域。[15] 不过，由于近年来社会史对微观空间（比如街头、乡村、庙会）的过分热情而导致的“碎片化”倾向，以及对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过分倚重而导致的学科特性的丧失，都遭到了业内与业外人士的双重诟病。[16] 但是，对于一些新锐的社会史家来说，“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却恰恰是他们所追求的“新社会史”的要义。[17] “新社会史”的这种解构姿态在为社会史研究带来新意的同时，也必然面临着学术界的评判和实践的检验。[18] 二、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革命史”到“全球史”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转型并不单纯是一种学科内部的机制转换，它与时代思潮、政治转轨和社会剧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长期以来，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历史被解读为不同阶级社会里相互对立的阶级之间矛盾发展和斗争的历史。这一理论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并形成了所谓的“革命史范式”，即近代中国是一部中国人民不断展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革命的历史。[19] 80年代后，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史学界提出了“现代化”范式，认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识为转移的大趋势”。[20] “现代化范式”不仅给“革命史范式”带来了巨大挑战，也改变了后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支配地位。虽然一些学者并不认同将“现代化”作为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并批评“将百年中国史说成是‘一场现代化史’只能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假说，离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越来越远”，[21] 但一些有着世界史学科背景的学者却强调了“现代化范式”的世界史意义，也就是说，将“现代化范式”放在全球历史变革的进程中加以考量的话，它比“革命史范式”更具普遍性。[22] “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不仅涉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进程之关系的理解这类学理问题，它更牵扯到史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学术自由、学术宽容和思想开放等学风问题。两种范式之争的结果，不应当是二元对立或非此即彼，而应当并行不悖，甚至相互包容。“现代化范式”的开拓者罗荣渠先生早就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23]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张海鹏亦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24] 其实，无论是“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暗含有一种理论预设，即将中国历史设想成一个静止和被动的过程，等待着外界（西方）来打破，只不过革命是一种被动的应对，现代化却是一种主动的拥抱。作为一种宏大叙事，“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都试图以一种一元论来重构中国历史的统一性，但却忽视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和特殊性，而宏大叙事背后所隐藏的神话建构和政治建构，则又模糊了历史学家的求真意识。进入20世纪以来，对宏大叙事的排斥，使一些历史学家开始借助后现代主义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诸如传统的发明、知识的再生产、话语分析、历史记忆、眼光向下等诉求开始出现在一些被冠以“新社会史”或“新史学”的研究中。“新社会史”在中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严谨的派别，其研究者身份的复杂性——集中国学者、海外华人学者、外国学者为一体，其研究方法的混杂性——融微观史、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和文本分析为一身，都显示出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到近期，“新社会史”更是以一种内涵更为含混的“新史学”来彰显其与以往史学的不同。因此，与其说“新社会史”是一种范式，还不如说它是一种研究视角。但不论如何，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道才是“新社会史”的应有之义。 “新社会史”的倡导者杨念群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特别是在社会史研究中，‘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叙事的解构过程更多地反映出的是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即通过深入解析现代性预设对历史研究的权力支配关系而最终使历史情境化。”[25] 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又提醒人们，“弥散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史学之间的对传统社会中民众记忆与日常生活进行复原式寻究的动向，却多少折射出了一些‘后现代’理论的批判能量。尤其是这些研究所细腻揭示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认知体系的塑造过程，开启了既超越‘革命史叙事’又超越‘现代化叙事’的历史解释新框架的可能”。[26] “新社会史”的另一位实践者孙江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新社会史”的目的就是要“放弃建构整体史的野心”，“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关于文本解读的观念和方法”，并认为“后现代主义为历史叙述拓展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27] 在孙江那里，“新社会史”的研究旨趣就是要与“后结构主义历史学结盟”。[28] 似乎是为了给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兴起寻找一种合法性，一些学者也强调了它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契合。比如，后现代史学将历史研究视作文本与文本之间互动的观念，可以在清代历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找到。[29] 同样，后现代史学对文本的解读，也与中国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近代实证史学对待史料的态度有着相通之处。[30] 虽然我们还不能据此断定中国史学出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范式转换，但“新社会史”或“新史学”对后现代主义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为中国史学的研究面貌带来了改观。[31] 史学研究中另一个有可能正在形成的史学范式是“全球史范式”，我们可以将之视作史学范式多元化境况下向宏大叙事的回归。全球史的引入是随着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杰里·本特利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交流与传承》等著作中译本的翻译而出现的。这些著作之所以能在中国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与20世纪初中国日渐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现实密不可分。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使一些学者看到了历史研究中“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的人为割裂，他们认为“脱离世界史的中国史，和没有中国史的世界史一样，都不是完整的历史，都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出中国的或世界的历史图景”，[32] 因此主张将中国史全球化。与此同时，对中国日渐崛起的自信和成为世界主角的渴望，也使得一些学者对全球史跃跃欲试，希望在这种新的范式中找到中国史学家“相应的视野和胆量”。[33] 在这种情形下，史学研究的传统领域和一些新兴领域，都表现出对全球史的欢迎态度。比如，在历史地理学中，一些学者主张在球史观的指导下，去进行跨国家、跨民族、跨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与中外历史地理的比较研究。[34] 外来物种的传入与中国农作物的竞争，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农作物结构从多样性向简单化的转变，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35] 这些研究视角在以往并不多见。而一些以研究大范围和长时段著称的新兴学科，如气候史和环境史，更是与全球史有着天然联系。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气候史著作中，作者就注意到了中国气候变化与同一时期全球气候变化的共同特征，力求得出有关中国气候变化的更为准确的结论。[36] 研究环境史的学者也在呼吁，具有全球视野的环境史可以为构建一种克服了民族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新世界史提供方向。[37] 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经济史对全球史的引入最为全面也因而最值得关注。在一些学者看来，以全球史来研究中国经济史，可以使中国获得一个比以往在欧洲中心论支配下的世界史中更为重要的位置，也可以为国际史学界提供一种全新的对中国经济史的看法。[38] 这种全球化了的中国经济史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了它的抱负。第一，将中国经济史置于更大的空间范围中进行研究，不仅注意中国自身的经济变化，也注意中国的经济变化和世界其他部分的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以东亚经济圈为例，仅仅注意到中国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是不够的，还要看到这一经济区域与印度、伊斯兰世界和欧洲联系，以及它的衰落与西方世界兴起的关系。[39] 第二，深入进行中外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过去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普遍使用的理论模式进行检讨，从而发现真正适合中国实际的模式。近年来资本主义萌芽的英国模式和中国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让一些学者发现，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工业革命。若完全套用英国模式，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则会陷入困境。[40] 第三，以某种全球性的物品为切入点，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并考察这种物品在全球流动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比如，18世纪从美洲大量输入的白银并没有招致中国物价的大幅上升，反而被中国的“贡赋经济”所消化，并在中国行政运作中的起到了重要作用。[41] 再如，透过中国在19世纪最重要的两个商品——出口值最大的茶叶和进口值最大的鸦片，就可以看到中国在19世纪全球化中的地位，以及中国所面临的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42] 上述种种新动向足以表明，“融入全球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史的潮流和趋势，也成为学者们试图尝试的新课题。 三、构建新的世界史体系：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世界史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名称与其现状多少有些“名不符实”。首先，世界史在中国通常指的是不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外国史部分，但缺少中国史的话，世界史便不能称作严格意义上是世界史。其次，自1997年中国学科目录调整后，世界史由原来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地区国别史三个二级学科合并为一个二级学科，成为“历史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八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世界史的发展空间因而被大大压缩。[43] 直到2011年，在众多世界史学者的呼吁和努力下，世界史才终于成为与考古学、中国史并列的一级学科，包括世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地区国别史、专门史与整体史五个二级学科。尽管如此，世界史与中国史割裂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既不利于中外比较史学与宏观研究方法的发展，也无助于理解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掌握多门外语的能力不足，以及在获得原始史料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深度和原创性还远远不够。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似乎只起到了对外国世界史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引介作用，或者为中国史学者提供外国史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的介绍作用。 虽然有上述不足，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地区和国别史上，除了传统的西欧北美、俄罗斯东欧、印度、日本外，近来的研究已经覆盖到东南亚、非洲、拉美、中东等国家和地区。[44] 在专门史方面，已经从单一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扩展到城市史、家庭史、妇女儿童史、疾病灾难史、环境史等更为细化的专题。[45] 而对外国某些重要历史时段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古代埃及史、古代希腊罗马史、欧洲中世纪史、文艺复兴史、近代欧洲早期史等。[46] 考虑到世界史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历史，仅仅扩大地区国别的范围和扩展研究门类的齐全还是远远不够的。早在1978年，吴于廑先生就指出：“世界史是宏观历史。宏观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视野要比较广阔，把国别史、地区史、专史的内容加以提炼、综合、比较……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阐明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绝不是把国别史、地区史以一定的结构汇编在一起就是世界史了。”[47] 有鉴于此，近年来在深化国别地区史研究的同时，对于世界史的整体研究或世界史体系问题的探讨也得到世界史学者的高度关注。改革开放至今，有关世界史体系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四种：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交往观和全球史观。 整体史观的提出者是吴于廑先生，他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陆续撰写了多篇论文，[48] 从世界历史上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关系、农本经济的演变和工商业的兴起、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等问题入手，探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吴于廑认为，世界史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各地区、各国、各民族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结果。世界史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最终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是一种辩证关系。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人类，不可能在较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经济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交往。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如果一个地区缺少与其他地区的横向联系，其纵向发展必然迟滞。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共同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49] 吴于廑的“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世界史观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之上，可以说是中国世界史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所提出的最具特色和最具原创性的世界史理论。尽管他将世界历史的开端定位于资本主义的形成的论断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50] 但他对世界史的宏观视野和全局考虑在今天仍很有现实意义。 现代化史观的提出者是罗荣渠先生，其理论核心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1989年，罗荣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一文，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51] 该文在收入其文集《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时，增加了一个副标题“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明确了这一理论对研究世界史的意义。[52] 这里的“一元”是指“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经济力的变革”。“多线”是指“在同一生产力状态下的不同社会的发展，受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千差万别，但可以归纳成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都不是单向度的、静态的，而是多向度的和动态的”。[53] “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历史发展理论的创造性充实，它否定了苏联理论界提出的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单线历史发展图，强调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而根据“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所建构的全新的世界史体系，可以打破超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衡量社会发展进程的认识误区，并在最大程度上显示人类历史整体演进的复杂多样性和不确定性。[54] 由于“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主要侧重于分析现代化以来世界进程和总趋势，因此它所体现出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现代化史观”对于建构中国的世界近现代体系有着重要影响。[55] 与整体史观将国家或地区作为世界史的考察对象不同，文明交往史观研究的单位是文明。2001年，彭树智先生在《论人类的文明交往》一文中，提纲挈领地提出了文明交往理论，并在随后的多部论著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完善。[56] 文明交往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述如下：人类文明交往互动作用是人类社会变动的终极原因，也是世界史的一条基本规律；文明交往和生产力发展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横线和纵线；文明交往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基础，经济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决定了文明交往从区域性向全球性的转变；文明交往是一个双向的或多向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各个文明之间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相互抗争；和平与暴力是文明交往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文明交往、精神文明交往、制度文明交往和生态文明交往是文明交往的四个层面。[57] 不难看出，文明交往论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与生产力理论的综合，它在将自人类文明产生到全球化以来的整个历史纳入一个体系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文明的多元性和特殊性，以及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不过，文明交往理论更多地体现出的是一种思辨性，它对于指导具体的世界史研究还存在一定困难。尤其是该理论的提出者最近将文明交往的动力归结为人的自觉或先见之明，更是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58] 与之相比，马克垚先生主编的《世界文明史》反而能让人直观地体察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冲突与对抗。[59] 如果说上述三种世界史观是中国的世界史学者立足本土，从自我的理论资源中寻求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的话，[60] 那么全球史观在中国的出现，则是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对一种全新的源自西方的世界史理论的接受、批评和再阐释的结果。对全球史观的引介贡献最大者是刘新城先生，他在1995年就已经系统阅读了全球史的相关著作，并认识到其中的重要性。[61] 2004年底，刘新成在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05年l0月召开了中国第一个全球史国际会议。此外，刘新成还撰写了多篇介绍和评论全球史的学术文章，并主编《全球史评论》，该刊从2008年迄今已经出版五辑。与旧的带有强烈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世界史相比，全球史观在研究视角、理论方法、意识形态、历史分期和话语特征上都有突破，因而得到中国世界史学者的青睐。[62] 但是，在肯定全球史观时代价值的同时，也有对它不同的评价。比如，有学者提出要接受全球史观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民族国家立场的优点，但也要避免它忽视国家内部发展动力的缺陷；也有学者强调要警惕全球史观所隐含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写出体现中国人民族记忆的全球史；更有学者将全球史观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认为它并不能指导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还有学者站在反西方的立场上，对全球史观作出彻底否定。[63] 当然，不论是对全球史观的接受、抵制抑或创造性改造，都反映出它对当下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影响以及中国学者对建构宏观世界史体系的严肃思考。对待全球史观的应有态度，或许正如刘新成所言：“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64] 从以上四种世界史观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世界史研究在最近三十年来的进步和成熟。但客观而言，由于中国的世界史并不是从中国史学传统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中国在建构世界史体系所使用的概念、模式、术语大都借自西方，所以尽管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建立自己的世界史话语体系，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65] 即便是以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为目的的整体史观，它在对世界现代史分期问题上却没有摆脱欧洲中心的桎梏，而强调“一元多线”的现代化史观，也更偏重西方的发展而忽略非西方的经验。[66] 因此，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人所写出来的世界史，还只是一部“准世界史”，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史。[67] 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的探索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在千百年来的文化传承中形成了自己深邃而独特的历史眼光和历史意识。近代以来，出于建构民族国家和追求现代性的需要，中国的历史学家接受了西方进步与理性的历史观念，传统史学随之经历了全面的改造。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史学将面临西方话语更为严峻的挑战。然而，挑战也意味着机遇。中国史学应当以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在坚守自我传统的基础上，去吸纳西方史学，这样才能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模式。正如一切人文科学都是一种“人学”，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不仅要探求自我的文化和传统，更要了解他人的文化和传统，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充满多样性和多种可能的世界。史学是一座展开跨文化对话的桥梁，历史学家当勉力为之。 注释： [1] 德朋、洪源、苗家生：《展望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光明日报》2001年10月2日第A02版。另可参见王学典：《近20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91页。 [2] 比如，陈其泰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待建国十七年的史学成就：一、坚持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二、对中国优秀史学传统的发扬和对科学的研究精神的追求；三、抵制教条化错误，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尊严。参见陈其泰：《建国后十七年史学 “完全政治化”说的商榷》，《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第5页。 [3] 参见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9页。 [4] 罗志田指出，当前一些学者对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所持的视而不见的态度，意味着当代中国史学学统的中断，这种中断很可能是“自觉”的。参见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12页。 [5] 一般认为，“五朵金花”是中国史学界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对中国历史上与现实政治联系紧密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范例。但最近一些学者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认为是西方话语的一种）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的紧张关系，即用带有“欧洲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色彩的理论在解释中国历史时所出现的悖论和困境。比如，王学典就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称作“披着红色外衣的东方主义”。参见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第10页。对这一问题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相关的代表性著作可参见冯天瑜、周积明、何晓明合著的《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阴法鲁、许树安主编的3卷本《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991年版）。 [7] 从两本相继出版的题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论文集中，可以看到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热切关注。参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断裂与继承——青年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姜义华、吴根梁、马学新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对80年代以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分析和评价，可参见郭双林：《20世纪最后20年文化讨论之检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40—46页。 [8] 刘志琴：《中国文化史》，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24页。 [9] 关于国学热的保守主义特征，参见方克立：《要注意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2期，第30—36页。 [10] 行龙、胡英泽：《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140页。 [11] 本刊评论员：《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78页。 [12] 社会史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及法国年鉴学派研究方法的借鉴，可参见周晓虹：《试论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67—81页。 [13] 蔡志祥、程美宝：《华南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实践》，《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22期，2001年，第2页。 [14] 一位研究党史的学者指出，社会史不是研究“经过政治、经济提取后的剩余物，而是研究社会全部的历史”。参见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89—90页。 [15] 相关的代表性著作参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余新忠：《江南瘟疫与地方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 [16] 对史学“碎片化”的批评可参见章开沅：《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4—5页；行龙：《克服“碎片化” 回归总体史》，《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8—22页。对于历史学中“田野调查”的倾向，一位人类学家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历史学家不能从事田野调查，而在于“历史学者能否把他们对文本考证质疑的本领应用到田野经验当中的视觉、听觉、甚至味觉及嗅觉的材料当中”，言下之意是历史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主要是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史料。参见林开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对话？一点反省与建议》，《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9期，2003年，第18页。 [17] 杨念群：《导论：东西方思想教会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18] 对于新社会史的批评，可参见代洪亮：《后现代思潮与中国社会史的转向》，《齐鲁学刊》2011年第5期，第47—48页。 [19] 比如，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史的“八大事件”，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可以一窥“革命史范式”的内涵。 [20] 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载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21] 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66页。 [22] 参见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第5-20页；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第83—108页。 [23] 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第100页。 [24] 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29页。 [25] 杨念群：《导论：东西方思想教会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第36页。 [26] 杨念群：《“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兼论其与20世纪90年代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第27页。 [27] 孙江：《阅读沉默：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3，2页。 [28] 孙江：《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2006第5期，第9页。 [29] 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前景》，《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第19页。 [30]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88页。 [31] 相关的论著可参见孙江等人主编的“新社会史”系列，该丛书目前已出三种，分别为《事件·记忆·叙述》（孙江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身体·新兴·权力》（黄东兰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时间·空间·书写》（王笛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杨念群等人主编的“新史学”系列，该丛书目前已经六卷，分别为《感觉·图像·叙事》（杨念群主编，中华书局2007版）、《概念·文本·方法》（孙江主编，中华书局2008版）、《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黄兴涛主编，中华书局2009版）、《再生产的近代知识》（黄东兰主编，中华书局2010版）、《清史研究的新境》（杨念群主编，中华书局2011版）、《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世界与中国》（夏明方主编，中华书局2012版）。 [32] 于沛：《“全球史观”和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2—13页。 [33] 刘德斌：《聚合与裂变：当代世界的历史演进》，《史学集刊》2012年第5期，第4页。 [34]参见毛曦：《全球史观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拓展》，《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46-51页。 [35]参见王保宁、曹树基：《清至民国山东东部玉米、番薯的分布——兼论新进作物与原作物的竞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第37—48页。 [36] 参见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37] 参见包茂红：《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和新世界史的构建》，《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61册，2002年，第266—280页。 [38] 李伯重：《“大分流”史观与江南经济史研究》，载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39] 参见陈奉林：《对东亚经济圈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第38—50页。 [40] 参见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16-126页。 [41]参见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5 期，第65—81页。 [42] 参见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三联书店2010年版。 [43] “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另外七个二级学科分别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其中，纯粹属于中国史的有五个之多，即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 [44] 限于篇幅，此处不计相关论文，只列举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比如，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的地区史系列，包括中东史（彭树智主编）、中亚史（王治来著）、拉丁美洲史（林被甸著）和东南亚史（梁英明著）四种；以及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商务印书馆2000—2007版），共13卷：《阿富汗卷》、《沙特阿拉伯卷》、《以色列卷》、《伊拉克卷》、《巴勒斯坦卷》、《土耳其卷》、《伊朗卷》、《埃及卷》、《叙利亚和黎巴嫩卷》、《也门卷》、《约旦卷》、《塞浦路斯卷》和《海湾五国卷》，包括中东18个国家和地区。 [45] 比如王旭：《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裔昭印等：《西方妇女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王旭东、孟庆龙：《世界瘟疫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梅雪芹：《环境史研究叙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6] 代表性著作有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版；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版；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商务印书馆2007版；刘明翰主编：《欧洲文艺复兴史》，人民出版社2008—2010年版（包括总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法学、史学、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城市与生活12卷）；朱孝远：《欧洲涅槃：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赵文洪：《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西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7] 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78年第5期，第39，51页。 [48]参见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47—57页；《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3—24页；《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第1—18页；《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第3—20页。 [49] 吴于廑：《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载《吴于廑学术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1995年版，第62—66页。 [50] 比如，俞金尧认为，世界历史指的是人类自诞生以来的历史，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历史不因为世界处在分散状态而丧失世界历史的性质。参见俞金尧：《“世界历史”与世界史学科定位》，《史学月刊》2009年第10期，第81—88页。 [51] 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3—20页。 [52] 罗荣渠：《论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载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80页。 [53] 参见罗荣渠：《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与东亚现代化进程》，载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第55页。 [54] 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第79页。 [55] 参见钱乘旦：《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第5—10页；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体建构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第2—11页。 [56] 参见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第5—18页；《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7] 彭树智、黄民兴：《从文明交往的高度把握世界历史——访彭树智教授》，《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89页；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第5—10页。 [58]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59] 参见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0] 尽管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但它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已经使之完全中国化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马克思主义视作一种本土的理论资源。 [61] 刘新成、邹兆辰：《一个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思考——刘新成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2005年第10期，第9—10页。 [62] 关于全球史对世界史的发展，参见何平：《全球史对世界史编纂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第117—123页。 [63] 中国学者对全球史观的种种态度，可参见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180—187页。 [64] 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第187页。 [65] 参见马克垚：《编写世界史的困境》，《光明日报》2006年3月18日第6版；刘新成、刘文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六十年》，《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5页。 [66] 参见徐洛：《评近年来世界通史编撰中的“欧洲中心”倾向——兼介绍西方学者对“早期近代世界”的一种诠释》，《世界历史》2005年第3期，第94—97页。 [67] 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22页。 （作者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100006） （注：2014年发表此篇论文时张旭鹏职称是副研究员，现在已是研究员）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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