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公众史学[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09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佚名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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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联璧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 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2期 摘要：直至21世纪初，美国式的公众史学课程才在英国高校集中出现。英国原有公共领域中的历史实践，也自此被纳入公众史学范畴。从发展理路来看，过去十多年英国公众史学的迅猛发展，是建立在外来学科及概念与本土史学传统互动的基础之上的，表现出与传统学科领域紧密结合，较少介入公共事务，形式与内涵多样，以公众为受众，以史学方法为依归的特点。 21世纪后，公众史学实践和相关讨论在英国日益涌现。2006年，伦敦大学历史研究中心（IHR）首次举办名为“历史与公众”的年会，讨论公众史学议题。[2]2008年，该中心与利物浦大学、利物浦国家博物馆合办了“公众史学”学术会议。[3]2010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公众史学期刊《公共历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出版了“英国公众史学专刊”，收录了两年前利物浦会议上的8篇论文。专刊引言由原在利物浦大学工作的霍格•胡克教授撰写，清晰梳理了过去十多年来英国公众史学的发展脉络，认为其尚处发展期，仍有很多问题等待厘清。[4] 反观国内，对英国公众史学的情况鲜有介绍。因此，本文将在胡克一文的基础上，整理英国语境下公众史学的大致脉络，从其引入英国的过程及实践、课程建设和主要成果三个方面展开。 一 要回答英国公众史学的起点在何时，并不容易。英国学者从隔岸观花，到引入美国公众史学的概念，再到以此为名开始实践，过程迂回曲折。美国公众史学肇始之时就经历了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5]伴有明确的方法论解说和“使公众受惠”的意识形态偏向。[6]但英国公众史学在这三个方面都进展缓慢，并与遗产保护、博物馆学等历史悠久的学科领域重叠，要辨认其面貌并非易事。 1981年，美国史学家小G.卫斯里•约翰逊曾受伦敦大学迈克尔•汤普森之邀在该校演讲，介绍美国的公众史学。讲座后有听众戏谑：“要是三年前你来演讲这个，我们大概会把你丢出去，可现在却迫切想听听。”此后，约翰逊还造访了谢菲尔德、牛津和剑桥的几所大学，推广公众史学，并在谢菲尔德大学获得最积极的反馈。时任经济史系主任安东尼•沙克里夫有意沿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应用史学项目的内容，开设英国第一门公众史学课程。 沙克里夫还在1982年参与组织了欧洲第一次公众史学会议。1983年，伦敦金仕顿大学的彼得•J.贝克受邀造访美国，了解公众史学的发展情况，并在《泰晤士报教育增刊》上撰文介绍。[7]约翰逊后来将此行见闻及回响写成论文，1984年发表在《公共历史学家》上。他发现当时对公众史学最感兴趣的多为经济史学者，他们看出其与正在推行的应用史学之间有共通之处，[8]但他也发现这个概念会引起论争，担心公众史学在英国落地后能否生根发芽。[9]最终，谢菲尔德大学的公众史学课程不了了之。可见，尽管20世纪80年代英国高校已有接纳美国公众史学课程的迹象，走出专业化的第一步，且是公众史学发展最重要的一步，但并未取得成功。胡克在2010年撰写引言时，约翰逊的见闻被完全忽略。 实际上，在约翰逊造访的时代，英国已有很多面向公众的历史产品和大众史学实践，包括历史遗产保护、电视电台的历史节目、畅销历史读物等，视公众为受众。1895年成立的国家信托就以保护和修缮历史古迹向公众开放为最主要目的。20世纪初，乔治•麦考莱•屈威廉已积极为大英博物馆服务；20世纪中期，呼吁缔造人民史的A.J.P.泰勒曾为英国广播公司（BBC）主持电视节目。20世纪70年代起，以拉斐尔•塞缪尔为代表的专业历史学者，开始鼓励民众和学者书写大众史，创造新的历史文本。[10]为大众记录历史的口述史学者，也是英国引介和推动公众史学发展的一支力量。《口述史》（Oral History）杂志在1997年辟出专题讨论公众史学，并奉塞缪尔为英国的先驱。 公共历史真正在英国成为一种现象要到2000年。当年，在英国出生、在美国任教的历史学家西蒙•夏玛撰稿并主持的15集纪录片《英国史》在BBC第一频道首播，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时任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甚至和夏玛一起录制参观首相官邸的短片，将其放在唐宁街10号的网站上用作宣传。[11]伦敦大学皇家汉洛威学院的贾斯汀•钱宾在评论《英国史》时，明确将其作为“公共史学”的实践。[12]他本人也是公众史学的重要推手，号召历史学家走出书斋，书写面向大众的史学。[13]2009年，他在皇家汉洛威学院推出了公众史学授课型硕士学位项目。 英国在21世纪初接受了公众史学的原因，或许是变迁的文化和政治（政策）环境。当时，英国面临多个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纪念日，如伊丽莎白一世去世400周年、英苏合并300周年等，需要重提有关的过去。对民众开放的电子档案数量不断增加，让更多人能通过网络获取史料，也激发了他们对历史的兴趣。工党政府对博物馆等呈现历史的公共机构给予了较多资金支持。历任财政大臣和首相的戈登•布朗甚至希望为公众提供一种基于历史的主流的不列颠性解说，以此为核心建设多元文化社会。[14]但钱宾认为布朗的实践并不成功。玛丽•史蒂文斯认为布朗作为历史系毕业生还如此鼓吹单一的历史叙事，有蒙蔽历史复杂性之嫌。[15]尽管如此，过去十多年公众史学在英国的蓬勃发展，无疑已经从丰富的实践和专业化的过程中清晰表现了出来。 二 专业化作为美国公众史学发展的起点，源自历史系研究生的“就业难”。但为何同时代的英国并未出现类似情况?原因或许来自三方面。一是过去几十年来，英国历史学者都潜心书斋，较少考虑历史的实用性问题，[16]没有专门培养将历史技能运用于社会服务的学生。二是英国高等教育学制较短，博士生集中在25至28岁毕业。毕业生一旦在学术界就业遇阻，在学校完善的就业指导体系的帮助下，较容易转向其他对历史专业技能要求不高的管理类、金融类和政府服务类工作。三是英国的博士生能申请到的奖学金和资助较美国少，学生规模整体较小，毕业生积压也较少。 作为英国最早开设公共历史兼职授课型硕士项目的学校，牛津鲁斯金学院以成人和职业教育为主，素来强调课程的实用性。1996年开始的公众史学项目中，学员多半有在公共机构从业的经历。拉斐尔•塞缪尔在设计项目时明确指出，其以写作大众史为导向，强调人类是书写历史的活跃施为者，主张以过程为中心，由经历来确认的历史写作手法，课程内容涵盖公共领域中的修复工作、口述史和遗产保护。[17]在该校公众史学课程负责人希尔达•卡恩多年的努力下，出版了第一本展现英国公众史学（尤其是大众史书写）发展成果的著作。[18]该校同时还组织了许多有关公众史学的学术研讨会，但均未以公众史学为名。 21世纪后，英国三个重要的学术团体都为公众史学项目提供支持。2005年以来，专为人文学科提供资助的人文研究会，为各类遗产保护项目提供支持，对象包括大英图书馆和博物馆等。皇家历史学会的协会目标中，就包括推动公共领域中的史学实践，他们在2001年和约克大学历史学系合办了“历史学家和他们的公众”学术研讨会。英国历史学会在2009年设立了公众史学委员会并开通网站，为中学教师和学者提供介绍和信息。前文提到的IHR除举办以公众史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外，也定期举办有关讲座，并建立了名为“制造历史”的网站，尽管内容不限于公众史学。[19] 约克大学为进一步推动与博物馆、展览馆、历史遗迹和媒体的合作研究，以探寻过去的日常生活，在2006年建立了有公众史学性质的研究中心，并在2012年10月推出了公众史学硕士课程项目。约克大学与皇家汉洛威学院的硕士课程颇为相似。首先，二者均依托本校相关研究机构。其次，课程设置都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历史系授课型硕士的通修课，即各类史学研究方法的训练，这部分在鲁斯金学院相对较弱；二是公众史学的专业课，都强调课程由公共机构中的专业人士而非大学教员讲授，且鼓励学生前往感兴趣的机构实践，获得感性认识；三是毕业课题，即学生利用实践经验撰写的论文或项目报告书。由于皇家汉洛威学院身处伦敦，有地缘优势，与其合作的机构从数量和类型来说都比约克大学多，课程设置面也比约克大学更广。 美国全国公众史学委员会曾对英国高校开设公众史学课程的情况进行统计，结果表明涉及的高校共10所。笔者按图索骥，发现统计结果与现状不符，故罗列2014年初的情况。[20] 博士研究方向：布里斯托大学、赫德斯菲尔德大学、赫福德郡大学。 授课型硕士学位：鲁斯金学院、皇家汉洛威学院、约克大学、中兰开郡大学。 授课型硕士研究方向：艾塞克斯大学、布莱顿大学、布里斯托大学、金仕顿大学、利物浦希望大学、曼彻斯特都会大学、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授课型硕士课程：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南安普顿大学、普利茅茨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亚伯大学（未用公共历史之名）；剑桥大学专题研讨会。 本科学位：赫福德郡大学。 本科课程：埃克塞特大学、曼彻斯特都会大学、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普利茅茨大学。 上述20所大学之外，还有些大学开设的方向不在历史学系内，却有公众史学之实，如纽卡斯尔大学的遗产管理、旅游及遗产研究专业、东伦敦大学的遗产研究专业、邓迪大学的档案与记录管理专业。也有学校将公众史学实践纳入历史学系研究生培养目标，但未有专门课程或学位，如威尔士的斯旺西大学、南威尔士大学。爱丁堡大学历史学系虽然未开设课程，但组织了讨论活动。 可见，英国高校公众史学的专业化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进展略为缓慢。各校专业化的程度和方式各异，多是在应用类课程或学位的基础上增加该项或调整培养方案，并谨慎使用“公众史学”之名。教员的足迹遍布各类公共机构和媒体。研究型大学和职业培训型大学均参与其中，地理分布均匀，在英格兰中部、南部相对集中。 相比美国公众史学在专业化后不到十年就开始了制度化，建立了有全国影响力的从业者网络、机构和期刊，英国制度化进程缓慢，甚至尚未开始。虽有很多全国性机构鼓励公众史学实践，但未出现专门机构，也没有相对明确、有足够接受度的概念性或意识形态解释。此外，由于英国公众史学的发展和就业压力缺乏直接关联，各类项目出现的时间尚短，眼下还不足以评价其对英国学术界产生的影响，也不足以评估其对公共事务影响的程度，留待将来再加以探索。 三 专业化进程的深入，让外来的概念在本土化过程中滑移，新兴研究中便有了新的概念化。英国公众史学的概念化与大众史书写相互牵绊，和历史本身的功用牵绊，也和历史学家应以怎样的角色参与公众史学的问题牵绊。 英国历史学会的网站上，有三篇介绍公众史学的短文，[21]分别表现出“公众/公共”对“史学”的修饰涉及受众、创造者和所在场域三个方面，但都没有美国公众史学中的公共政策或“使公众受惠”的维度，也没有特别强调要表现社会多样性，或为失语的少数群体发声。读者回看前文不难发现，约克大学2001年主办的公众史学会议的名称、2006年设立的机构的名称、以及同年IHR组织的会议名称，并未出现“公众史学”，只标出了“公共”这个要素。再看《公共历史学家》1995年刊登的有关英国公众史学的论文，标题为《英国的历史和公众》。[22]可见，“公众史学”一词中的定语成分及其衍生名词（即the public），似乎在英国公众史学活动的标题里唱了主角，而非“公众史学”这个整体。这表明英国学术界引入公众史学的接入点在“公众”，且本土化过程中对原有概念加以分割，未将公众史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有价值导向的概念来加以接受。 那么英国学术界谈论的公众史学是什么？杰罗姆•德•古鲁特的说法颇有代表性，即“非学术和非专业化的历史就是公众史学”，[23]如此一来似乎将公众史学和职业历史学家及学术研究对立了起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公共历史学家》2010年的专刊里，包括引言在内的6篇长文，都力图表明专业学者求真的目标和更好地为公众提供史学产品非但没有矛盾，还可以相互促进。[24] 相比保罗•阿什顿和希尔达•卡恩合编的《人民和他们的过去：今日公众史学》，[25]会发现专刊的选题带着美国视角，着意公共政策、公共福祉和少数族群的问题。[26]《人民和他们的过去今日公众史学》预设读者身处英国学术界，所以第一部分引介了别国公众史学理论和实践，第二、第三部分回顾英国实践。若将这些英国实践置于诸如博物馆学、地方史的研究框架内，似乎也无不可，且不关心公共政策、少数族群等问题。可见，美国公众史学的价值导向，并非英国史学家甄选研究成书的主要考虑。他们选择的是更能展现英国学术界自身积淀的研究。[27] 从专刊和阿什顿与卡恩的编著中，也能看到英国公众史学依傍的本国源头。例如引领了英国遗产研究的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大卫•洛文塔尔的《过去即为异邦》一书。[28]又如讨论了记忆和历史书写的名作，拉斐尔•塞缪尔的《记忆的剧场》。[29]罗汉普顿大学的约翰•托什与柳德米拉•乔丹诺娃的名字也在专刊和编著中被反复提及，原因是这二位在英国颇具影响力的学者，近年来都着力倡导公众史学。[30]胡克在引言中提到，英国的历史学者一直都很担心写作通俗化的历史会牺牲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故质疑大众史或非专业学者的研究。[31]这种精英主义论调本身，说明英国公众史学在业内仍面临阻滞，需要一个适宜本土语境的解释。这就是托什与乔丹诺娃为公众史学背书的背景。 二人认为，走向公共领域的史学必须带有专业历史研究推理的方法，托什称之为“实践性历史主义”。这是应用史学的一部分，早在维多利亚时代就已有人提出类似说法。他认为，公众史学可以增强公众和决策者的历史批判意识，公共历史学家应在重要的公共议题上出声，增加学科的重要性，让普通人拥有历史。[32]乔丹诺娃更明确地指出，公众史学中的定语就是指“大规模受众、流行和非专业……指向所有人或让所有人都能看到”。[33]她反对过分专业化的历史学科，也不支持精英主义的观点，认为公众史学的核心与历史学并无二致，必须保有批判性和警惕，不能变成简单化的大众娱乐产品。她还认为，托什低估了历史影响决策及走向公众的难度，实践中应考虑受众在不同情况下接受历史时的可能差异。[34] 乔丹诺娃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尽管专刊中提到了历史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如何各展所长推动公众史学项目发展，假设历史学家的专业性被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公众史学就不会受到民粹主义、利益或政治正确的影响，但也有人遇到了困境。这些困境的核心是：若公众史学预设了史学方法论因有益于探寻真相而有了更高的优先级和可靠性，成为公众史学中史学的落脚点，那与公共历史学家合作的专家必须有此共识。这种共识的取得显然不能靠英国历史学家向合作者灌输自己高人一等的地位，或者坚称即便自己只能给出相对的“真相”，历史学的方法论也具有足够的优先性。对此，钱宾将历史的价值归到美学和道德的真相，而非经验和客观的真相，[35]以赋予历史学天然的可靠性。这种解说是否足以说服来自其他机构和学科的合作者?尚待未来给出答案。 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研究，笔者认为以下作品对了解英国公众史学亦有裨益。第一类是回顾性著作。较早对公众史学文献进行梳理的，有吉尔•林丁顿和西蒙•迪奇菲尔德，他们以国别和文献类型分野做过简单介绍。[36]彼得•J.贝克对英国历史学家和有史学训练背景的畅销小说家在非学术领域的贡献有过专门回顾。[37]希尔达•卡恩和保罗•马丁合编的《公众史学读本》，算得上英国视角下对公众史学文献的总回顾，话题丰富，视野广阔，涵括史观、史料和史作三方面，是一本上乘的基础性教材。[38] 第二类是个案研究。卡恩的《伦敦故事》以大众史的视角将19至20世纪伦敦工人阶级的历史呈现给读者，算得上是有意义的公众史学实践。[39]也有些新研究表现出了对少数群体的关怀。[40]此外，《劳工史评论》（Labour History Review）、国际遗产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历史工作坊期刊》（History Workshop Journal）和前文提到的《口述史》，都是了解英国公众史学动态的入口。[41] 美国以外的公众史学，多以舶来品形态出现，于是也在不同情境下经历本土化。在英国，公众史学遇到的是整体安于书斋的史学家群体，形式多样且历史悠久的各类面向公众或处于公共领域的史学实践，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大众史传统，较为灵活的高校课程体系。要让历史学者不必担忧公众史学会贬损本学科的价值，不必担忧公众史学产品是为了讨好观众或特定机构，抑或出于特定政治目的而生，鼓励他们与自己的学术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群对话、合作、相互学习，在高校开设公众史学课程，开展专业化，至少对英国而言，只是第一步。 迈出第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接纳、理解公众史学的意义和价值。意在寻求对历史的开放阐释以及学科外合作的英国公众史学，一面要走出课堂，进入公共机构和公共空间，一面要把观众和其他业者带入课堂，介绍历史学方法的价值，并获得听众的肯认，后者就需要一种基于本土的概念化，让公众史学站住脚。 在概念化的过程中，公众史学产品的受众同样是公共历史的施为者。创作者和受众同时在历史内，也在历史外。受众的多样性，注定了他们对历史的解读，更确切说是“再创作”的过程中，会带入自己的经验和认知。这让公众史学走向开放，走向公众，也让公众史学走向不确定。要让不确定的解释保持可靠性，观众和创作者就要共享历史学的方法论，这或许就是对英国公众史学的核心最简略的概括。 注释： [1]Public History 一词在中文译名中，若被译为“公共历史”，指的是一种现象；若被译为“公众史学”，则指一种学科。 [2]IHR Newsletter, Summer 2006, http://www.history.ac.uk/sites/history.ac.uk/files/newsletters/IHR-Newsletter-2006-summer.pdf, 2013-12-26. 其他几次会议的情况，见Holger Hoock, “Introduction”, in: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32, 3 (2010), p.10, footnote 9. [3]“Public History Conference, Liverpool, 10– 12 April 2008”, in: http://www.sas.ac.uk/about-us/news/public-history-conference-liverpool-10-12-april-2008, 2013-12-29. [4]Hoock, “Introduction”, pp.7–24. [5]三者分别指设立公众史学学位并组织相关实践,进行术语解释(包括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建立全国性组织、研究机构和期刊增进交流。 [6]关于美国公众史学的内涵与特征回顾，见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 3 期。 [7]Ibid., pp.89, 93. [8]同一时期经济史学者和应用史学之间的互动，见Avner Offer,“Using the Past in Brita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The Pubic Historian, Vol. 6, 4(1984), pp.17–36. [9]Johnson, “An American Impression of Public History in Europe”, pp.88–89, 94–95. [10]王希，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天津社会科学》，2013 年第 3 期。 [11]Jerome de Groot, Consuming History: Historians and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Oxford: Routledge, 2009, pp.17–18. [12]Justin Champion, “Seeing the Past: Simon Schama’s ‘A History of Britain’ and Public History”, i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Vol. 56, 2003, pp. 153–174. [13]Justin Champion, “What Are Historians For”, i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81, 211(2008), p.168. [14]Gordon Brown, “The Golden Thread That Runs through Our History: Liberty, Tolerance, Fair Play—These Are the Core Values of Britishness”, in: The Guardian, 8 July 2004, 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04/jul/08/britishidentity.e-conomy, 2013-12-27. [15]Mary Steven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ublic Historian: The Changing Place of Historians in Public Life in France and the UK”, in: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32, 3(2010), pp.130–131.关于工党这一时期利用历史推动“不列颠性”政策之有效性评估，亦可见 Rhys Andrews, Catherine McGlynn and Andrew Mycock, “National Pride and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History: An Exploratory Study”, in: Educational Studies, Vol. 36, 3(2010), pp.299–309. [16]Champion, “What Are Historians For”, pp.168–175. [17]Ibid., pp.27–28, 30–31, 34. 有关塞缪尓对公众史学的贡献,见 Hilda Kean, “Public History and Raphael Samuel: A Forgotten Radical Pedagogy?”, in: Public History Review, 11(2004), pp.51–62. [18]Hilda Kean, Paul Martin and Sally J. Morgan eds., Seeing History: Public History in Britain Now, London: Francis Boutle, 2000. [19]可访问 http://www.history.ac.uk/makinghistory/index.html 以进一步了解,2014-01-03。 [20]由于过去两、三年间，公众史学课程在英国高校发展迅猛,加之每个学校在公开网络公布的资料深度不同，笔者上述归纳整理难免有所遗漏，恳请读者指正。 [21]见 http://www.history.org.uk/resources/public_resources_75.html, 2013-12-26. [22]Boniface, “History and the Public in the UK”, pp.21–37. [23]Groot, Consuming History, p.4. [24]这 6 篇文章依次为: Hoock, “Introduction”, pp.7–24. Kean, “People, Historians, and Public History”, pp.25–38. Madge Dresser,“Politics, Populism, and Professionalism: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the Academic Historian in the Production of Public History”, in: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32, 3 (2010), pp.39–63. Robert Lee and Karen Tucker, “‘It’s My Park’: Reinterpreting the History of Birkenhead Park within the Context of an Education Outreach Project”, in: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32, 3 (2010), pp.64–97. Suzannah Lipscomb,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and Interpretive Strategy at Hampton Court Palace”, in: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32, 3(2010), pp.98–119. Steven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ublic Historian”, pp.120–138. [25]Ashton and Kean eds., People and Their Pasts. [26]Hoock, “Introduction”, p.24. [27]此外,二者均未提及有关电视节目中的历史呈现和历史学家的作用，下列研究可作补充:Erin Bell and Anny Gray, “History on Television: Charisma, Narrative and Knowledge”, in: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Vol. 10, 1 (2007), pp. 113– 133. Tristram Hunt, “Reality, Identity and Empathy: The Changing Face of Social History Television”, 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39, 3(2006), pp.843–858.以及 Groot, Consuming History 中的第四部分。 [28] 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亦 可 阅 读 David Lowenthal,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其他有关遗产研究的讨论,见 Hoock,“Introduction”, p.9, footnote 4 的整理。 [29]Raphael Samuel, Theatres of Memory: Past and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London: Verso, 1994. [30] John Tosh, Why History Matter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Ludmilla Jordanova, History in Practice, 2nd edi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London: Arnold Publishing, 2006. 由于乔丹诺娃任职过的学校较多,此处不将她的身份限定在某一学校教员。 [31]Hoock, “Introduction”, pp.13–14.胡克对此引述了彼得•曼德勒的观点(Peter Mandler),认为无需有此担心。 [32] John Tosh, “In Defence of Applied History: the History and Policy Website”, in:History & Policy, February 2006, http://www.historyandpolicy.org/papers/policy-paper-37.html, 2014-01-06. Tosh, Why History Matters, pp.142–143. [33]Jordanova, History in Practice, p.149. [34]Ludmilla Jordanova, “How History Matters Now”, in: History & Policy, November 2008, http://www.historyandpolicy. org/papers/policy-paper-80.html, 2014-01-06. [35]Champion, “What Are Historians For”, p.168. [36] Jill Liddington and Simon Ditchfield, “Public History: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in: Oral History, Vol. 33, 1 (2005), pp.40–45. [37]Peter J. Beck, Presenting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38]Hilda Kean and Paul Martin eds., The Public History Reader, Oxford: Routledge, 2013. [39]Hilda Kean, London Stories: Personal Lives, Public History, London: Rivers Oram Press, 2004. [40]如 Alison Oram, “Going on an Outing: The Historic House and Queer Public History”, in: Rethinking History, Vol. 15, 2(2011), pp.189–207. [41]Ashton and Kean eds., People and Their Pasts, p.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