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世界中的世界史编撰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1:11:36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佚名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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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欣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 提 要：20世纪中期以来，生产力的不断进步推动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当代世界。这个变动世界中的世界史编撰所面临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如何避免各种片面或局限，构建系统、科学的世界通史阐释体系。本文从编撰的主线、内容及方法、宗旨等方面探讨了西方全球史之优长与局限。观照自身，本文认为在如何把握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可考虑构建双主线、多支线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在如何处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问题上，可考虑充分发挥中国史在世界史编撰中的时间坐标效应，从而深化对人类历史和世界格局的整体认识。 自有人类出现在地球以来，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便日益呈现出色彩斑斓的万花筒景象。散居世界各地的人类，在塑造自身历史的同时，也在塑造我们这个蓝色星球的历史。几千年来，对人本身及其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人类认识自身、理解和把握世界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词汇，“世界历史”不仅指代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且包含着认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哲学，同时也涵盖着描述、总结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叙述形式。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生产力的不断进步推动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动剧烈的、全球性的当代世界。各种新情况层出不穷、各种新现象纷至沓来，促使人们迫切希望能够打通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联系，以便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变动世界的基本结构和未来趋向。世界史的研究和编撰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当前世界史编撰所面临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如何避免各种片面或局限，构建系统、科学的世界通史阐释体系。实际上，世界史编撰的成果业已成为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努力传承民族文化、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与载体。 从各自的历史背景出发，中外的世界史编撰都表现出自身的特点。马克垚曾经撰文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种世界史体系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编写世界史的困境。这三种世界史体系分别是苏联编写的多卷本《世界通史》，麦克尼尔所写的《西方的兴起》，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1] 齐世荣亦曾撰文从史学史的角度回顾了世界史形成的背景和演进，并就如何编写世界史的问题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建议。[2] 上述两文之立意深远，切中要害，自不待言。从全球范围来看，显然，伴随着当代世界的演化，如何撰写一部系统、科学的世界史，将会受到持续的关注。本文分析了西方全球史编撰之优长与局限，并尝试对世界史编撰中涉及的如何把握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这两个问题略做探讨。之所以选择西方全球史，乃因其是20世纪中期西方世界史重构潮流的产物，代表着当代西方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新阶段。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把握当代西方世界史编撰的总体特点，亦可更好地观照世界与自身。 一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时代相对于前一个时代而言，均可视作一个新的时代；每一代人置身其中的世界相对前一代人而言，亦可视作新的世界。我们面临的这个变动世界，其与以往不同的首要特点是生产力的飞速进步推动着人类社会加速发展，整个世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阶段。人类获得制造石器、建造居所的能力所需时间至少以10万年计，但在过去的100多年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十分惊人。据有关研究，全球生产在20世纪几乎增加了20倍，仅在1995年到1998年的3年中的增长，据估计就超过1900年前1万年的增长。[3] 在总体上，人类的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生产社会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产业结构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有学者指出，在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均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均上升；发达国家第二产业的比重也在下降，反映出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特点，发展中国家的第二产业比重在上升，反映出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特点。[4] 而且，正如有研究表明，在当代的大规模消费社会中，技术型工业化经济源源不断地生产信息及声像、文字、记忆和象征这类文化产品，数量巨大，人的生活为之饱和，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5] 在科技快速进步的推动下，人对外部空间、对自身的探索能力都在不断提高。一方面，2006年国际空间站装配完成，人类实现了长期在太空轨道上对地观测和天文观测的目标。另一方面，基因技术的发展，基因组计划、蛋白质组计划等项目的进展，使得人类能够在分子水平上认识自身。基因技术产业成为继信息产业之后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提高，相应地其中隐含的风险也在加大，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无需赘言，二战后的突出表现之一则是军事手段的不断发展和一些国家军费开支不断攀升。全球军费支出最高的国家是美国，2011年总支出超过1000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军费支出排名第2位到第43位的42个国家的支出总和。[6] 其次，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人与地球环境之间的互动，在范围和程度上都大大扩展，形式也更加多样，呈现出显著的全球性特征。伴随着人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大规模人口迁徙，跨文化贸易，战争，生物物种、疾病的传播，技术、宗教、文化的传播等，各种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不断进行，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各种联系基本均向纵深发展。仅以贸易一项为例，根据有关统计，从1947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贸易总值已经从570亿猛增至60000亿。[7] 而且，正如有研究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了很多“新型的全球联系”，例如因特网、电视、卫星、光纤电缆、航空、全球会议、洲际连锁生产、全球营销策略、电子货币和金融、洲际导弹、国际刑警网、联合国体系、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全球性体育竞赛，等等，在此之前的数代人都对这些全球性的事物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而一些以前就存在的全球联系现在则发展到更高的水平，比如电话、无线电广播、多边协议、洲际投资、全球通货和外币交易市场等曾经罕见的东西，现已成为全球各地司空见惯的事物。[8] 在这个变动世界中，“所有国家……都在努力扩张自己的文化”。[9] 而且，各种力量不断发生博弈组合，多种不同的联系形成了多层次的利益空间、多角度的行为主体。与全球化并行的还有地方化的发展。正如阿朱那•阿帕杜莱所言，全球力量与地方力量“互相残杀”又彼此依靠的矛盾在当代人文科学中是广为人知的。[10] 世界人口1930年达到20亿，此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1960年达到30亿，1999年达到60亿，2011年已经高达70亿之巨。人类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各种生理和心理需求，直接或间接皆需从自然环境中获得满足。人口越是增长，活动空间越广，索取的地球能源越多，对我们这个行星生态演化的影响程度越高。例如，在20世纪末，人类消耗的全部能量为新石器时代初期的6万到9万倍。[11] 自从1850年以来，全世界大约15%的森林被砍伐，目前，农田面积大约占地表面积的1/3。[12] 还有学者指出，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受到污染的水在20世纪杀死了几千万人口；空气污染的规模如今业已扩展到全球层面；贫穷而又无权势的人承担着当今的生态问题；从生态角度看，当今的形势严重偏离了人类历史。[13] 最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不断发展的同时逐渐显露出其本身的问题。全球化进程实际上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等各方面联系日益紧密的一体化过程，20世纪中期以后因凸显而被概念化。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生产、投资、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全球化。二战后西方学者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积极倡导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始于2007年夏的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了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并很快演变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危机。这无疑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有学者统计，2011年上半年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联邦政府负债与GDP的比值为95.6%；欧元区公共债务与GDP的比值为85%，希腊、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葡萄牙则接近或已超过100%；日本的公共债务更是高达GDP的两倍还多。[14] 这场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身存在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伴随着信息产业和电信技术的进步，金融业成为融入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领域，极大地增加了随着泡沫破灭导致资本外逃最后波及整个体系所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的“金融化”发展超过了世界实体经济的发展。[15] 2000年，仅仅在全球货币市场上，每天的资金交易额就相当于20000亿美元。[16] 另据有关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金融衍生品以超过年均30%的速度增长，而世界经济总体的增长速度才为2%—3%；2008年，全球金融衍生品交易总额高达680万亿美元，而全球实体经济为50万亿美元。[17] 欧美国家实行的扩张货币政策造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偏离和脱节。美国采取的手段是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印制美元来换取其他国家的产品与服务，掠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实体财富。有研究指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如此严重地透支未来，美国不仅透支了自己人民的财富，也同样严重地透支着其他国家人民的未来财富。[18] 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各种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日均消费1.25美元的贫困线所衡量的全球贫困已经有所减少，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已由1981年的19亿降至1990年的18亿，再到2005年的14亿，但这一点掩盖了地区间的巨大差异，而且那些摆脱极端贫困的人口依旧非常贫困，日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人口还是基本保持在25亿。[19] 世界一体化的加速发展，不仅对历史学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而且也为史学家研究人类历史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全球视角和进行综合研究的物质与思维基础。历史学家不断地回顾遥远的过去，实际上是为了不断获得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好理解。这个变动世界中各种宏观和微观因素对世界史编撰的影响，显然正在逐渐地释放。在西方史学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传统的具有明显“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世界史研究已经暴露出严重的问题，西方学者开始不断地反思，世界史领域相应地出现了世界史重构的潮流，以便使新的世界史研究能够适应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这种世界史重构潮流的产物就是全球史，其突出特点就是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1955年，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出版了他的《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这标志着巴勒克拉夫在西方学术界率先开始倡导全球史的综合性研究，他主张要采取能够“适应全球政治和文明的新环境”的新观点。[20] 正如有研究表明，巴勒克拉夫在兴趣点和方法论上的转变证明了战后西方历史编纂学的重新定向。[21] 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多领域研究者的涉足，冠以全球史之名的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指出，全球史这一术语可以表示很多研究类型，它们超越了以往那些曾经对把过去概念化的诸多方式进行长期统治的空间观念。[22] 他实际上是从空间上强调全球史的全球视野。柯娇燕也认为，全球史这一术语可以用来描述一切试图致力于广泛、大规模或普世视野的历史。[23] 在总体上，当代意义上的全球史研究路径，是指与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和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和研究人类历史演变的观念及历史编撰的方法。西方全球史大致表现出两种路数，一是宏观性的整体世界史研究，二是全球视野下的微观性个案研究。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史学界涌现出众多的全球史著作。今天我们回顾这一历程，可以看到其发展诚为不易。“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界曾经占据的统治地位自然无需赘言。实际上，欧美学界始终不乏以西方文明为主体、带有浓厚“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世界史著作。[24] 在历史学教学实践中，据统计，1910年美国大学的历史学课程中45%是欧洲史，37%是美国史，只有2%是关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历史。[25] 有学者指出，当年在美国教师发起的“世界历史”运动中，那些推动全球史发展的史学家：芝加哥大学的威廉•H.麦克尼尔、西北大学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威斯康辛州立大学的菲利普•柯丁，他们一离开所属机构，便发现他们的世界史教学计划在学校中也随之结束。[26] 西方全球史的进展正是有赖于众多研究者的不懈努力。2010年，世界史和全球史学家通过世界全球史学会(NOGWHISTO)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席位，获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附属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CISH)。[27] 到2013年威廉•H.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中文版出版之际，约翰•R.麦克尼尔指出，美国已有数千所大专院校、高中开设了世界历史课程，每年至少有25万学生学习世界历史课程。[28] 从总体而言，西方全球史在通史编撰上的突出特点，就是从人类社会中的交往(互动)入手来界定和描述世界史，并将之视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进而探讨全球化的演变。对世界不同区域的人类群体之间及其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与影响的研究，是西方全球史编撰中的核心线索，同时也为其全球视野的实现提供了空间舞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帕特里克•曼宁明确指出：全球史是全球范围内人类社会的交往史。[29] 杰里•本特利也认为，全球史“理解全世界人类的历史经历，而不是将一些历史经历看作是完全特殊的、无从比较的并与其他人的历史经历毫无关系的，这就为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其他民族中心主义历史观提供了机会”。[30] 例如，被视作美国世界史学科现代开创者的威廉•H.麦克尼尔便把与外界的交往视作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31] 他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一书，关注的重点就是由中国、印度、希腊和中东四个主要文明中心构成的欧亚大陆生存圈，他认为欧亚大陆上的文明自有历史以来就不断地相互发生影响。[32] 前述他的《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一书，开宗明义便提出从各大文明之间互动的视角出发，一以贯之地叙述世界历史。[33] 他与其子约翰•R.麦克尼尔合著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认为在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网络中各种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以及人类对此所做出的各种反应，塑造了人类历史。[34] 杰里•本特利指出，世界历史应当格外关注各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多种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跨文化互动”；要重视造成地区间联系的机制，即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制，并把这种机制视为全球史发展的根本机制，他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一书关注的重点就是支撑世界各民族相互交流的交通、运输和贸易结构。[35] J.M.罗伯茨试图从影响大多数人类的主要历史进程入手，展示它们之间的对比和相互关系。[36] C.A.贝利则提出：“世界历史的一个目的是弄清和探讨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的联系和相似性”，他认为不同层次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变化的互动产生的变化之串接是变革的关键所在。[37] 理查德•W.布里特和柯娇燕等人的《地球与人类》一书，则意在探讨那些把人类过去连为一体的共同挑战和经历，并试图说明这些人类经历的全球模式。[38] 全球史编撰的主线决定了其内容和方法。西方全球史在上述编撰主线的基础上，极大地扩展了世界史研究的内容，并且广泛地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来追求其全球视野的实现。在传统世界史著作中往往被忽视的众多历史细节被囊括进来，全球史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充实丰满的世界历史图景。 全球史中的全球一词，表明其没有把民族国家预设为基本研究单位。[39] 既然其意在“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变化”，[40] 那么哪些内容可以体现变化？如何把各时代中世界范围内广泛的人类经历相互连接起来？[41] 丹尼尔•R.布劳尔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的内容来强调全球相互影响的关联性，这三个方面的主题支配着对重大趋势的选择和对事件的描述，即各国的国际关系史；意识形态在形成政治运动与重塑文化和社会价值方面的作用；世界经济关系的演变。[42] 理查德•戈夫等人则通过科技、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国际关系和文化五方面的内容来反映拉丁美洲、欧洲、亚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历史。[43] 前述理查德•W.布里特和柯娇燕等人的《地球与人类》认为应从技术与环境、多样性与主导性两个主题来联结人类经历。[44] 杰里•本特利在《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在《世界：一部历史》[45] 中，都对跨文化贸易、技术传播、物种交流、疾病传播、环境变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移民与离散社群等主题进行了探讨。相应地，不仅“哥伦布交流”、“环印度洋交流网络”、全球化形成、地球生态演变等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意义在全球史框架中获得了重视和表达，而且，日常生活史中的丰富内容如饮食的变迁等也被展示出来。[46] 全球史所涉及的丰富内容往往是通过比较的研究方法展开的，并且其在实践中注重历史与地理、时间与空间的结合。正如有学者指出，“比较史”与“全球史”已经频繁地联合在一起使用。[47] 还有学者指出，全球史研究者利用其他历史学家所做的研究，对其进行比较，关注较大模式，并提出理解变迁的方法，以便阐明全部人类历史的性质和意义。[48] 又如，皮特•N.斯特恩斯等人认为，比较提供了一种把不同文明的历史性发展联系起来的方法并能够确认应该加以记忆和解释的关键性的模式。[49] 皮特•N.斯特恩斯便在其著作中选取了日本、中东、非洲和中国进行比较，以探讨不同社会组织对全球化的反应及其原因。[50] 从西方全球史对人类交往史特别是其中各种物质交往现象的重视来看，显然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便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体观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在专业历史学家中，当前占绝对优势的趋势是采取比较广泛的唯物主义立场。[51]约翰•布罗指出，“刺激全球观点的来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将资本主义视为一股国际力量与现代世界史的发动机。” [52] C.A.贝利也提出：“从最广的意义上说，历史的发展似乎由经济变化、意识形态构建和国家机制所构成的复杂的四边形的合力来决定。” [53] 人类交往史中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在全球史中获得了体现。不过，西方全球史虽然与西方学术界把实践精神化的传统路径有所区别，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实践维度有所接近，但其实际上就此止步于描述跨文化互动的各种历史现象，而没有进一步以人类交往史为基础来探索社会历史规律。 这表明在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上，西方全球史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仍然回避从因果必然性上探讨人类社会普遍规律。正如有学者指出：西方学术界普遍信奉非决定论的本体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拒绝或回避从因果必然性上去探讨决定社会历史过程的终极原因和普遍的因果必然性的规律，而只限于运用直观经验性的实证归纳方法对现象进行单层次的平面式的归纳，得出各种经验性的模式或法则，或者叫作经验规律，这种规律也可叫作描述性的规律，不是因果必然性的规律；简言之，承认特殊性，却不能超越特殊性。[54] 也正因此，西方全球史显露出其在编撰宗旨上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全球史标榜其宏观的全球视野，追求中立的价值判断，努力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框架，努力克服“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全球史也要面对通史著作的内在要求之一，即要建立对西方文明本身的自我认同，这其中不仅涉及对西方历史的认识，而且关系到西方国家当今的国际政治形象及政策取向，这就使得其历史反思是以不危及对西方文化本身的自信心为前提的。[55] 例如，J.M.罗伯茨便认为，“……这些原则总是从西欧传统派生出来，无论我们是否将这个传统看作贪婪、暴虐、残酷、传统和剥削，或视作客观地改善，仁慈和人性化是无关紧要的。……欧洲重塑旧世界，创造了现代世界”；“其他传统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在相异的设置里表现出相同的活力和吸引力：作为世界的塑造者，它没有竞争对手”。[56] 他甚至直言，“我不应但却势必以一个年长的英国中产阶级白人男性身份来书写”。[57] 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也指出，虽然美国绝大部分学者都公开反对“欧洲中心论”，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欧洲中心论”已经在美国销声匿迹了。[58] 西方全球史固然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但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非殖民化研究等问题上的回护之情显而易见，其中很多观点和处理手法是我们需要注意、分析的。所以，从西方全球史当前的编撰实践来看，可以做到“放眼世界，展示全球”，但是要“不带成见和偏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59] 显然仍非易事。 西方全球史的发展本身，正是这个变动世界在历史学领域的反映。同时，这也说明与西方传统世界史相对而言，尽管全球史在实践中仍然存在问题与局限，但其关于人类历史的一种更加整体化和综合化的编撰视角已经得以确立。 三 按照大历史的观点，如果以10亿年为一个系数，将130亿年简化为13年，那么智人仅仅存在50分钟，整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只存在3分钟，现代工业革命只存在6秒钟。[60] 抑或按照全球环境史的估算，如果将100亿年的地球能源系统生命规划期压缩成一年，那么所有人类有记载的历史都仅不足1分钟，而20世纪仅仅是1/3秒的时长。[61] 正所谓“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移于当念。” [62] 不过，只要涉及人类自身的历史，中西方的世界史编撰实际上面临着同样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宇宙”、“世界”或“全球”的时空框架内将其组织起来。显然，过于概念化、过于简单化或者过于碎片化的处理方式均不可取。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全球史”之名在西方史学界发生的这种对世界史的新探索和新发展，20世纪中期以来同样也在中国进行着。例如，周谷城在《世界通史》(1949)中指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故叙述时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欧洲通史并非世界通史之中心所在；概括的叙述不能转为抽象的空谈。[63] 又如，雷海宗在《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1954)中指出，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要注意彼此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自觉清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64] 吴于廑关于世界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思想成为中国世界史学界的主流理论。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历史正是在不断的纵向、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65]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始终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自身，其观点亦取得与国际史学界可以同步切磋、印证的成绩。 经过众多世界史研究者的推进，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的世界历史学已经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11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当前，随着史学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世界历史学面临着能否在与西方世界史的对话交流中实现自身话语权的突出问题。正如《尚书•大禹谟》中言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唯有实事求是，扎实推进具体的科研工作。以西方全球史的发展为鉴，下面两个问题在当前的世界史编撰中值得重视。 首先，在如何把握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可考虑构建双主线、多支线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双主线是指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主线与横向发展主线，实际上分别是世界历史演变中的“生产”主线和“交往”主线。生产和交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两者纵横互相支撑，说明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66]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67] 则表明生产和交往虽然互为前提，但是生产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由生产和交往构成的世界历史总画面，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 [68] 这实际上提示我们，世界历史的总画面中既蕴含主线，也蕴含支线。所谓支线，就是那些构成或依附于主线的具体的、不同层面的、不同领域的细节线索。而对支线了解越清晰，越能促进对主线的理解，更有助于拨开笼罩在世界历史上的种种迷雾，穿透各种表象，看清真实的历史运动，进而理解当代世界的根本基础。 刘家和曾经指出，要看出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其坚实的基础就在于切实的微观的研究。[69] 前述的西方全球史对人类交往史的挖掘，正是凭借深入的实证基础，扩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研究。环境变化、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交流、疾病传染、移民与离散社群、人类饮食演变等全球史关注的研究主题，实际上均可视作历史发展中的支线线索，只不过受其基本历史文化立场的制约，就此停步不前而已。由双主线和多支线构成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是我们世界史研究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世界历史演变的内在整体动力机制的体现，体现着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多种动力因素的相互作用，体现着历史发展的合力，体现着人本身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同时它也意味着世界史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证研究的结合，意味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来进行对世界历史的综合思考。 其次，在如何处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问题上，可考虑充分发挥中国史在世界史编撰中的时间坐标效应。“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70]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并独立发展至今的文明，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参照性和坐标意义，这种历史经验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将这一点在通史著作中充分表达出来，有利于开展中外文明史的比较研究，展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多中心本质。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出现过多个不同的文明中心，每个时代都有领导时代发展潮流的力量中心。例如，非洲、中东、埃及、希腊、罗马、中国都曾是历史长河中的发展中心。如果我们从自身这5000多年的、包含人类整体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视野出发来看待各个文明，便会发现各文明自身的历史及其互动都是人类发展成就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多样性和创造性的体现，而不再是仅仅与西方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发生联系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发挥中国史在世界历史中的时间坐标效应，进而构建出一套清晰明确、宜于理解、有民族特色的历史话语系统，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大价值，而且也是对整个世界的贡献。 从上述认识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双重性影响。其积极方面是世界历史的形成为人类的彻底解放创造了必要条件，其消极方面则是世界历史具有深刻的资本主义烙印，当今世界的发展失衡表现尤为明显。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使得全球面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竞争、贫富严重分化、地区动荡冲突甚至战争相交织等困境。对此大卫•克里斯蒂安提出，“资本主义证明有能力生产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迄今它已经证明不能平等地、人道地、可持续地分配全球财富”。[71] 霍布斯鲍姆也指出：“资产阶级文明哪里出了问题？虽然它建立在摧毁一切，改变一切的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基础之上，但是它的实际活动、它的机构以及政治和价值制度都是由少数人为少数人设计的，尽管这个少数可以，也必然会扩大。它过去是，今天仍然是精英制度，也就是说，它既非平等主义，亦非民主制度”；“多数人对这个社会制度持容忍甚至赞同的态度，只要它能够保证稳定、和平和公共秩序，并能满足穷人合情合理的期望”，但是现在，“把民主等同于全民投票和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制度的缺陷开始显露”。[72] 这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判断，“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73] 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研究，无疑需要更加谨慎的考察和分析。 世界史的编撰过程同时也是史学家对世界进行综合认知与思考的过程。2100多年前，中国通史编撰的开山之作《史记》问世，司马迁提出其撰著的宗旨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短短15字包含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向度，即不仅要在时间纵向上反映人类历史演变的脉络和规律，而且要在空间横向上揭示各种复杂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内在的会通，阐释人类复杂的社会生活。如今世界一体化加速发展这个现实前提，使得司马迁这15字的丰富内涵在今天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显然，世界史编撰亦面临新的要求，即自觉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身的历史经历出发，说明全球一体的演变，阐明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基本观点，展现中国文化认识世界并将之理论化的道路和方式。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世界史编撰视角，实际上体现的是基于文化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和历史判断的多样性。但是，各不相属的人类群体却同为一个物种，共处一个地球，这实际上要求认识主体自觉保持全球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双主线、多支线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和发挥中国史在世界史编撰中的时间坐标效应，显然有利于深化对人类历史和世界格局的整体认识。 注 释： [1] 马克垚：《编写世界史的困境》，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22页。 [2] 齐世荣：《编写一部简明的世界通史是时代的需要》，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150页。 [3] 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晏可佳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81页。 [4] 方晋等：《新兴经济体崛起——理论、影响和政策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5]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第Ⅹ页。 [6] 威廉•恩道尔：《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戴健、顾秀林、朱宪超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98—99页。 [7] 曼弗雷德•B斯蒂格：《全球化面面观》，丁兆国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8] 罗兰•罗伯逊、扬•阿特•肖尔特主编：《全球化百科全书》，中文版主编王宁，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第2页。 [9]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第52页。 [10] 转引自C.A.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于展、何美兰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导言”第2页。 [11] 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495页。 [12] Anthony N. Penna：《人类的足迹：一部地球环境的历史》，张新、王兆润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页。 [13] J.R.麦克尼尔：《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韩莉、韩晓雯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0—151、118、367、368页。 [14] 张宇燕、徐秀军：《2011—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当代世界》2011年第12期。 [15] 玛丽-弗朗索瓦•杜兰等：《全球化地图：认知当代世界空间》中文第2版，许铁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16] 曼弗雷德•B.斯蒂格：《全球化面面观》，第38页。 [17] 李飞：《二十世纪以来两次重大金融危机的研究与思考——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视角》，《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12年第9期。 [18] 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226页。 [19] 世界银行：《2011年世界发展指标》，王辉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20]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5， p.206. [21] Kenneth C. Dewar，“Geoffrey Barraclough：From Historicism to Historical Science”，in Historian， Vol.56， No.3， 1994， pp.449-464. [22]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Cambridge， 2011， p.2. [23] 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24] David S. Landes，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Joseph R. Strayer， Hans W. Gatzke， The Mainstream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79; John M. Roberts， The Triumph of the West， London： BBC Books， 1985， etc. [25] Peter N. Steans，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Routledge Publisher， 2003， pp.10-11. [26] Daniel R. Headrick，“The New World History： A Teachers Companion(review)”，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3， No.1， 2002， pp.183-186. [27] 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全球研究机构的未来》，陈欣言译，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25页。 [28] 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施诚、赵婧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中文版序言”第ⅩⅧ页。 [29] Patrick Manning，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3. [30] 杰里•H.本特利：《新世界史》，夏继果、杰里•H.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31] William H. McNeill，“The Changing Shape of World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34， 1995， pp.14-26. [32] William H. 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3. [33] 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前言”第ⅩⅩⅣ页。 [34] 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论”第1页。 [35]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3版上册，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致中国读者”第Ⅳ页，“中文版序言”第Ⅸ页，“前言”第11页。 [36] J.M.罗伯茨：《全球史》上册，陈恒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五版序言”第3页。 [37] C.A.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第519、521、526页。 [38] Richard W.Bulliet， Pamela kyleCrossley， Daniel R.Headrick， Steven W.Hirsch，Lyman L.Johnson， David Northrup， The Earth and Its Peoples：A Global History， Wadsworth， 5th edition， international edition，Cengage Learning， 2011， preface，p.xxiii. [39] 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History： Challenges and Constraints”， Donald A. Yerxa，ed.， Recent Themes in World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Wes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9， pp.55-59. 当然，这与从全球视野书写国家史并不矛盾。例如，Stefan Berger， ed.， Writing the N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40] Felipe FernandezArmesto，“What is Global History? (review)”，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5， Part 2， July， 2010， pp.349-351. [41] David Northrup，“Globalization and the Great Convergence：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in the Long Term”，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6， No.3， 2005， pp.249-267. [42] 丹尼尔•R.布劳尔：《20世纪世界史》，洪庆明译，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前言”第3页。 [43] 理查德•戈夫等：《20世纪全球史》第7版英文影印版，李世安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读”第1、8页。 [44] Richard W.Bulliet， Pamela kyleCrossley， Daniel R.Headrick， Steven W.Hirsch， Lyman L.Johnson， David Northrup， The Earth and Its Peoples：A Global History， preface，p.xxiii. [45]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编著：《世界：一部历史》第2版，钱乘旦审读，叶建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6] For example， Peter Scholliers， et al.， eds.， Writing Food History： A Global Perspective， Berg Publishers，2012.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文明的口味：人类食物的历史》，韩良忆译，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 [47]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p.81. [48] 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导言”第3页。 [49] 皮特•N.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第3版上册，赵轶峰等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导论”第3页。 [50] Peter N. Stearns，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Routledge， 2010. [51]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2、200页。 [52] 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黄煜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1页。 [53] C.A.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导言”第8页。 [54]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9—407页。 [55] 参见董欣洁：《西方全球史中的帝国主义》，《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56] J.M.罗伯茨：《全球史》下册，第1257、1258页。 [57] J.M.罗伯茨：《全球史》上册，“第五版序言”第4页。 [58]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p.110. [59]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前言”第13页。 [60] 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538—539页。 [61] Anthony N. Penna：《人类的足迹：一部地球环境的历史》，第11页。 [62] 李通玄：《新华严经论》第1卷，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63] 周谷城：《世界通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弁言”第4—5页。 [64] 雷海宗：《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历史教学》1954年第5期。 [65] 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 [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197页。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页。 [6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539页。 [69] 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引论”第18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页。 [71] 大卫•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第485页。 [72]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序言”第Ⅷ、Ⅸ页。 [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