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间的意义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30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俞金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史学是时间的科学”，这句话出自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历史学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演变，文明有起源，这就有一个时间上的开端。我们讲起源，自然包含了时间上开端的意思。自有人类以来，世界上有很多的文明起起落落，大多数文明或社会至今都已消失，成为历史。可是，历史性的存在又有一个时间上的终点。所以，“历史”就意味着时间。我们用公元纪年的方法表示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这又足以说明历史与时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以耶稣诞生为基准计算此前和此后年代的方法，是在中世纪到近代初期的欧洲逐渐创立、完善和得到推广的。有了这样一种方法，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都可以井井有条地被安放在一条可以向前和向后无限伸展的时间之线上。而且，世界上不同地方在其曾经使用过的各种纪年法上的历史事件，都可以折换到这一线性时序中去。 以数字标记的线性时间看起来客观、中性，其实不然，历史时间承载着特别的意义。当历史学家在时间链条上开始编排历史事件的时候，一些年代就可能被赋予特定的意义。例如，1500年前后，欧洲和世界历史上发生过一系列重要的事情，导致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于是，这一年就被认为是对近代历史发展有深远意义的年份，成为区分历史时期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在连续不断的线性时间上把一系列历史事件串联在一起，历史时间可以获得非凡的意义。比如，中国近代史上起鸦片战争，下至五四运动前夕，约80年的时间里，有外来侵略、洋务运动、农民起义、政治改良、资产阶级革命等内容，联系起来看，这就是一段侵略与反侵略、救亡图存、探索中华民族未来之路的历史。在所有的努力最后都归于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就顺应时势，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而说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这样，“近代”作为一个时代，其独特的意义通过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而凸显出来了。 现在我们所了解的人类历史，不管是用何种体例编写，基本上是呈现直线、连续的方式发展和变化。但这种方式既不是从来就有，也不是世界各地普遍性地如此看待。人类学家根据人类对时间的态度，把时间分为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两种。大多数古代文明的时间观被认为是循环时间，这是一种古老或原始的时间取向，对时间的感觉仅仅延伸至不久的将来和刚刚消逝的过去，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活动，时间都是以一种可以重现的节奏出现。这说明当时人类在很大程度屈从于大自然的季节变化和相应的生产周期，如昼夜交替、四季循环，结果就产生了时间永恒轮回的观念。而线性的时间观产生于具有犹太教传统的基督教中，强调历史从基督降生开始，是基督成肉身和献身、救赎的过程。在这一时间观中，不可逆的观念取代了永恒轮回的思想，这样，时间就成为线性的、有矢量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线性时间把历史理解为单一的运动过程，但历史本是有多重的节律和时间。用多重节律和时间去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方法，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当前受到人们重视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就可以借用这一方法。在生态环境的变迁中，短时段中发生的事件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它们的影响和后果则可能是长期的、潜在的。比如自工业革命以来，仅仅二百多年的时间，人类享受了由于生产力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丰硕成果，但也在生态环境方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我们在物质资源消耗上透支未来的同时，还把生态恶化的后果外化给了未来的人类。在经历多种时间的考察以后，我们曾经在单线进步的时间观下对工业革命做过的乐观评价，现在看来就有反思的必要了。 时间因素渗透在历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人类历史的本身就是一部人类争取自由时间的历史。 时间的社会性 人类社会对时间规则的需要与对空间的需要一样，是基本的和必需的。没有空间，人就无法生存。而缺乏时间概念和规则，则人类的生活就缺少秩序，社会交往难以进行。对人类社会来说，时间就是协调人们相互关系的工具，有了共同遵守的时间规则，即使是涉及面广泛而复杂的社会活动，也能有序展开，人类的时间本质上是社会文化时间。 如果说，地球自转一周产生由白天和黑夜构成的“一天”是自然形成的时间单位，那么，把1天分割为24个小时，把1小时分为60分，1分钟又分为60秒，这完全是人类的创造。人类根据自身的生产和生活需要来建立、完善时间体系。在农业社会里，人类生产和生活追随大自然的节律，根据季节变换安排生产和生活，日常生活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那时，粗略的时间划分足以应付日常需要，“时”就可成为分割一天时长的基本时间度量单位。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比“时”更小的时间单位是“刻”。古时，“刻”已是一个很小的时间单位，所以，它常常被用来表示事物变化速度极快的关键节点，说明情势的紧迫或危险，如“即刻”、“此刻”、“顷刻”、“刻不容缓”，等等。但是，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以后，工商业、交通工具快速发展，旅行速度加快，社会交往更加频繁，对时间的精细度及精确度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分”、“秒”这些时长单位成了生活中的常用时间。可见，人类的时间观念和规则是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明越发展，时间标准就越趋于复杂、精细，时间体系也随之完善。 不过，历史上任何一种时间体系都有其适用的限度，这在古代世界各国分散、孤立发展的时代尤为明显。当人类的生产力还比较低下时，人口、货物的流动和文化传播能力较弱，彼此难以建立较为密切的交流，各个时间体系的应用范围也相应局限在各个社会或文化共同体的边界内。历史上的中东、东亚、南亚、美洲等文明都创造了各自的时间体系，其适用范围与这些文明的空间存在范围大体上是一致的。当然，这也意味着，一旦人类文明分散发展的局面被打破，那么，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想要顺利交往就需要有一系列相适应的时间规则和标准。否则，时间上的麻烦和不便甚至可能导致危险状况的发生。 现在，日期和时差已是世界各国人民熟知的常识。早在14世纪下半叶，就有人提出，假如两个旅行者分别从东西不同方向作环球旅行，并且在同一天回到出发地，会产生日期差的问题。向西的旅行者会发现，他算的日子会比留在老家的人计算的日期早一天。而向东作环球旅行的人，日期又会晚一天。这种推测是正确的，等到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的环球航行和殖民活动证明，的确存在日期差的问题。 纪年和历法不统一也是一件麻烦事。在全球化以前，处在不同文明中的人们使用各自的纪年方式和历法来计算日期，偶尔交往不会特别在意时间观念上的差异。但是，当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这种差异引起的不便、不适就无法回避了。例如，到18世纪中叶，欧洲各国基本上改用格列高利历，但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一直使用儒略历。两种历法日期误差很大，俄国人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签贸易协议就得写两个日期。中国到1912年正式开始采用阳历纪年，在此之前，中国一直使用阴历，并采用干支纪年、年号纪年等纪年方式。甲午战争、辛丑条约、辛亥革命等重要历史事件，我们都能说出它们的阳历年份，但要说乾隆二十三年是阳历的哪年，一般人就难说准了。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交往更加密切、广泛，卷入交往的人也越来越多，海上运输更加繁忙，而铁路的开通和路网的迅速扩展，使人类历史进入到大众旅行的时代。但是，无论是海上航行，还是铁路交通，由于时间不统一，人们在享受更快捷、更远距离的旅行的同时，也饱受了时间混乱所带来的不便。 在航海中，本初子午线是航船定位、定向和计算时间的依据。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各国航海人任选了自己心中的本初子午线。据统计，在1884年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之前，光是欧洲人在地形图上标注的本初子午线就多达14条。这就是说，每一艘位于海洋某处的船只，至少可以依据14条本初子午线来表述它们的方位，给相互沟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有时，这还隐藏着危险。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没，这是世人皆知的海难。这一事件也给了人们一个警示，就是经度和时间计算标准应该尽快统一。其实，在那个时候，世界上主要的国家早已接受以经过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为零度经线，但法国不愿接受，坚持以巴黎天文台所在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泰坦尼克号在沉没的前两天，曾收到一封发自于一艘法国轮船的无线电报，这份电报通报了浓雾和冰山的位置，使用了两个标准：在注明时间时，电报用了格林威治时间。在说明浓雾和冰山的位置时，电报是以巴黎的经线为依据。这给换算成统一的时空数据带来一定的麻烦。虽说泰坦尼克号不是因为时间标准的混乱而导致其撞上冰山沉没，但这种混乱所隐藏的危险因此次灾难而为世人所警觉。 与航海相比，陆上的时间标准更加复杂。地域越是辽阔，地方时间就越多。在使用传统交通工具旅行的年代，人们一天也走不了多远，时差不成问题。但现代化交通工具可以快速穿越东西，时差问题凸现出来。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火车行进在横贯东西的大铁路上需要不断调整时间。在1870年之前，从华盛顿旅行到旧金山，如果沿途所到的每个城市都要对表的话，得对20多次表。到1870年，美国仍有多达80种左右的铁路时间。欧洲国家众多，时间体系更加复杂。例如，使用各自时间标准的法国和德国的列车，在使用当地时间的瑞士巴塞尔交汇，就会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时间体系。铁路工作人员或许还能分清三者的差别，但对一名旅行者来说，就很混乱了。 总之，从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层面的时间问题就摆在人们的面前。到19世纪后期，时间标准的混乱更是影响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现代文明要求有一个综合性的时间体系把时间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制定出一套具有世界意义的时间体系。 全球时间趋向统一 事实上，人类遭受时间混乱所带来的麻烦的同时，一直在自己的交往实践中致力于建立可共享的时间体系，从而展现出了一种趋势，那就是全球层面上的时间趋同。我们称为阳历的西方历法格列高利历，现在已成了世界通用的“公历”，它的推广过程便展现了这样一种趋势。 在教皇格列高利十三进行历法改革以前，基督教世界采用的历法是儒略历。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整个基督教世界将3月21日或者在3月21日后的头一个圆月以后的头一个星期日确定为复活节。但是，儒略历的时间误差较大，根据该历法计算得来的时间每年要多11分钟。教皇格列高利十三在1582年进行了历法改革。新的历法纠正了儒略历的错误，使日期计算恢复正常，也更加精确。但是，放在16、17世纪欧洲正在发生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背景下，由教皇主持的历法改革首先具有宗教意义，这导致格列高利历起初只能适用于天主教世界，信奉新教的国家则长期抵制罗马教廷主持修订的历法。到17世纪末，新教国家的历法改革引起关注。因为在儒略历中，1700年是一个闰年，但在格列高利历中却不是，致使两者相差的时间从10天一下子扩大到11天。这一情形直接促使一些新教国家弃儒略历而改用格列高利历。到17、18世纪，格列高利历在基督教世界的推广也成为大势所趋，挪威、丹麦、所有德意志地区和荷兰的新教国家纷纷接受该历法。英国晚至1752年才采用格列高利历，其历法改革法案影响广泛。从此，格列高利历不仅适用于整个大不列颠，也适用于其殖民地和自治领。到19世纪末，格列高利历已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历法，并且通行于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欧洲殖民地。 从19世纪70年代起，格列高利历的影响扩大到非基督教世界。1873年和1875年，日本和埃及成为最早接受格列高利历的非基督教国家。随后，阿尔巴尼亚和中国（1912年）、保加利亚（1916年）、爱沙尼亚（1917年）、俄国（1918年）、南斯拉夫（1919年）、希腊（1924年）、土耳其（1925年）等国家也陆续采用。就这样，格列高利历从一部“地方性”的天主教历法，逐渐地变为一部世界通用的“公历”。 从格列高利历的推广过程来看，早期的进程与宗教的关系比较明显，无论是接受它的、还是抵制它的，皆因宗教、政治立场的差别而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但是，随着世界联系的不断发展，在对待格列高利历法的问题上，宗教因素越来越淡，人们更注重于时间的精确性和时间标准趋同在全球交往中的便利和实用性。格列高利历向世界传播，从一个方面看，反映了西方主导全球化进程的事实，是西方文化向全球的扩张和渗透；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世界各国纷纷自愿地接受高列高利历，也可以理解为这些国家为融入“全球化”这一世界性潮流所做出的一种努力。 与历法和纪年方式的传播不同，国际通用的计时方式则是19世纪由主导全球化的一些国家共同制定并建议各国遵守的。他们选择经过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作为全世界的本初子午线，从而为各国计算经度和时间确立了世界通用的标准。 在全球时间标准化之前，一些国家的铁路公司首先致力于辖区内的时间标准化。在英国，1840年，西部铁路公司要求所属车站和火车时刻表都使用伦敦时间。在以后几年里，英国其他铁路公司也陆续跟进。随着格林威治天文台承担起向社会提供时间的服务，铁路的标准时间就与格林威治时间保持一致。到1847年，几乎所有的英国铁路公司都采用了格林威治时间。由于坐火车出行变得更加普遍，很多城市也开始放弃自己的地方时间，改用了格林威治时间。1880年，格林威治时间成为英国的法定时间。 1883年4月8日，美国铁路方面决定将当时仍在使用的50个左右的时间标准减少到4个。11月18日，铁路标准时间在北美正式施行，分别命名为东部时间、中部时间、山区时间和太平洋时间。它对美国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没过几天，大约有70%的学校、法庭和地方政府采用铁路时间为自己的官方时间。1891年以后，德国、奥匈帝国、罗马尼亚、比利时、丹麦、荷兰、意大利、瑞士等欧洲国家也纷纷采用了与格林威治子午线相联系的计时体系，时间统一进程在欧洲很快推进。 关于航海上的时间标准，多数国家也在向格林威治时间靠拢。1871年，第一次国际地理学大会在安特卫普召开，会议决定，各国航海图都要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零度经线，并且建议，不论何时，航船在海上交流经度时，应当以格林威治经线为基础。1883年，第七次国际大地测量学大会在罗马举行，这次会议指出，无论是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还是因为航海、商业、国际交往的考虑，都需要经度和时间的统一。考虑到当时从事外国贸易的航海人中已有90%的人是根据格林威治子午线来计算经度的，罗马会议建议各国政府将格林威治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 1882年8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授权总统召集一次与美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派代表团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以确定一条能在全世界通用的计算时间和经度的本初子午线。当年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致信各国征求意见，其建议得到积极的响应。1884年10月1日，由27国代表参加的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正式召开，决定采用一条所有国家都通用的本初子午线，建议派代表参加会议的各国政府接受经过格林威治天文台中星仪中心的经线为本初子午线。自该子午线起，双向计算经度至180度，东经为正，西经为负。这次大会无疑是全球时间标准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间点，国际社会通过这样一次具有外交性质的学术会议，制定了一些全球适用的时间标准，对于推动全球化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 （来源：人民政协报2015-11-09期1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