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J. 凯文：点燃往昔的希望之火：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4:10:49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佚名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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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国际会议非同寻常，我们在新世纪前夜聚集在一起，评估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学，研讨从何入手开始我们所热爱的专业。尤其是，一直有人要我来好好地说一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不过，在说正题之前，我必须先问一个问题：我们应当怎样来做这种评说?超越基本的学术客观性，超越意愿中的文学艺术性，我们在历史写作中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通过我们艰苦的历史研究，我们最终希望得到什么? 我们可以简单地屈从于强势的力量，可以承认资本的胜利，并且继续根据各位学者的著作销量，对历史编纂学的传统进行分类。或者，我们也可以屈从于回潮的基本原理，以政府和传教士式的当局，在它们的官方推荐读物和课程中所包含的某个特定学派的作品为基础，来进行评估。显然，我这是在开玩笑。不过，假若资本主义和基础主义各自有必要性，我会带着某种忧虑来做这样的评估。 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应当怎样来评价20世纪的历史学?因为我们的回答肯定会反映我们在历史研究和思考中的目的、愿景上的不同观念，我从一开始就会表明我的态度。 像我们20世纪60、70年代这一代人中的很多人一样，我是抱着对本专业的期待而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我们在历史学中将以公民-学者的身份而发挥作用。我和我的学友们真的有志于为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要进行不断的斗争，贡献力量。 我们想培养和推动批判性的历史记忆、意识和想象，由此而引发激进-民主的改变。不可否认，到现在，环境已经改变，而我们也已老了。那种斗争已经缓和。世界经历了急剧的、出乎预料的发展。 挑战和责任依然存在。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全球，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加剧了。公司的力量扩及每个领域。大众的民族主义不时地转向种族主义和对异族的仇视，导致战争和种族清洗。 上述挑战和责任是否变得更大，可以讨论。 声望卓著的法国大革命史学家法郎西斯·傅雷最近完成了他的一本重要著作《迷梦的消逝》（The Passing of an I1lusion，1999出版），是关于20世纪共产主义历史的书，反思了我们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幻想的状况。我知道，我的很多左翼同事，如果不是蔑视傅雷，那也已经表达了对他的疑问，因为他与保守势力结合在一起。 傅雷在年轻时站在左翼，1956年以后，他不断地转向右翼。但是，请注意这一点：傅雷不接受这样的观点：人类不能想象并且追求比资本主义更加进步的东西。他不同意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提出的关于“历史的终结”的鲁莽观点，也不同意由玛格丽特·撒彻尔提出、而由今天的右翼和左翼政治家们来回在说的大胆断言：“别无选择”。傅雷说： “另一种社会的观念几乎已不可能想象，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已无人还在就这一主题发表什么意见，甚至也没人想阐述一种新的思想。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生活在不安之中。这种状况过于艰难，与现代社会的精神背道而驰，无法长久。民主就其自身的存在来说，就是创造出一个超越资产阶级、超越资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可以繁荣兴旺，······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科学，一个党、一个国家或一个帝国所进行的意识形态的选举，无疑已随着苏联而走向终结。这些人物的消失，与我们的这个世纪相类似，给我们的时代划上句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部的民主剧目的终止”。（傅雷1999:502~3）[1] 不论我还有什么疑问，我要“向傅雷欢呼三声!!!”。 当然，历史学家自己不能为21世纪，为民主或别的什么，构想出一个政治愿景。无论是傅雷或我都不允许做这种构想。但是，我想，当我说历史学家确实可以为民主思想和政治学说提供很多东西时，傅雷会同意我的说法。 统治阶级和统治精英对于历史总是有点害怕，并且总是想控制知识、控制对过去的理解。他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劝说他们所统治的人，事物就是那样，他们就应当认命，至少，那就是他们的惟一现实。拥有权势的人永远致力于给记忆、意识和想象设置限定，以便向别灌输一种世界观，宣称“抵抗是徒劳的”。 尽管我憎恨在同一个句子中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我的脑子里，既留有这个正在退却的世纪的极权主义制度，也对很多较为自由的制度留下了印象。在这里参加会议的人中，大多数人不会陷在奥威尔的恶梦里[2]，但是，我们当中有谁会否认我们需要提高警惕呢? 即使现在我们仍应注意历史学家约瑟夫·海伊姆·耶路沙尔米的警告：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问题不再仅仅是集体记忆衰退、对过去的意识下降，而是不管什么样的暴力劫夺的记忆都被保留下来、有意扭曲历史记录、捏造神话般的过去以服务于黑恶势力的问题。在行动者被湮没、文献档案被碎纸机粉碎、记忆被谋杀、百科全书被篡改的情况下，当面临沉默的同谋，以及在昆德拉[3]奇思妙想中的可以用喷枪把一个人从照片上涂没、只剩下一顶帽子的那些人的时候，只有历史学家——因为职责所在而对事实、证据、材料等情有独钟——才能卓有成效地揭示真相”。 运用过去的力量——观察、批评、认识、记忆，还有想象——我们历史学家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不论历史的辩证法是怎样的悲壮和带有讽刺意味，以更加自由、平等、民主为特征的政治创新和社会秩序完全是有可能的。我们不能保证，不能预言，也不是宿命论者，我们只提供多种可能性，我们有一种民主的责任去这么做。（Kaye 1991和1996） 此外，我们还能推动面向未来的历史教育，那就是，我们能用先人的经历、追求和愿景，去鼓舞人民大众的思考和行动。正如很多年前英国作家约翰·伯杰所说的那样：“一个割断了自己历史的民族或阶级，当它作为一个民族或阶级在进行选择和行动时的自由度，比能在历史中看到自己的民族或阶级要少得多”。（Berger，1972） 德国的犹太人批评家、法兰克福学派的沃尔特·本杰明，他企图逃脱纳粹的迫害，但由于绝望而在比利牛斯山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他的话仍在鼓舞着我们。在《历史哲学论题》（Thes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他写道： “只有历史学家有才能去点燃过去的希望之火。历史学家坚信，即使是死去的人也不能免于敌人（统治阶级）的攻击，假如敌人获胜。而敌人并没有止于胜利”。（本杰明，1991年） 现在，我言归正传，谈一谈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我特别要提到包括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莫里斯·道布，记者和作家A.L.莫尔顿和多纳·托尔在内的那“一代人”。不过，其核心的成员是罗德纳·希尔顿、克里斯托夫·希尔、乔治·鲁德、E.P.汤普森、多萝西·汤普森、约翰·萨维尔、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维克多·基尔南。（Kaye，1984、1992） 这一代历史学家在学识上和政治上是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成形的，那时还处在大萧条的阴影之中，法西斯主义席卷中欧和南欧，甚至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大。（不说别的，回忆一下那个年代，将有助于提醒我们，不管我们的任务多么艰难，我们定能面对不那么恐怖的环境。） 那些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女们感到，英国工党不足以应对资本的危机及其对自由和民主的威胁。为了寻求更加激进的路径，他们加入了英国共产党，那时，他们还是大学生，希望能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创立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战争使他们中断了学业和所从事的运动，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在英军中服役。1945年，他们回到国内，完成学业，并获得教职。他们在“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中聚集在一起，热切地推动着对英国和英国人的历史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且传播这种历史观。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说过，“对有的人来说，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如果不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生活方式，那至少是安排闲暇的一个理由，也是一种小小的休闲方式。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也是为了友谊”。他还说，“物质上的艰苦、知识上的兴奋、政治上的激情和友谊可能是‘小组’中还健在的人记忆最深刻的。不过，也有一种平等的意识”。所谓平等，霍布斯鲍姆的意思是，小组中的所有人都认为，“在基本上未知的领域里，大家都是一样的探索者。大家踊跃参与讨论，开展批评，没有人拒绝批评”。（我们都应庆幸有这样的同事，体验这种志同道合的经历。） 尽管他们的集体努力的成功主要限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但是，小组中的好几位成员独立追求的一项创举，就是在1952年创办了《过去与现在》（Past & Present），这份学术刊物现在已享有盛誉。尤为重要的是，该小组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孵化器。在此，我们应当感谢道布、托尔和莫尔顿。 道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在1946年问世，他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概念，去对抗韦伯和皮朗所使用的流行概念。那就是，道布反对那些将资本主义简化为企业家精神、商业或贸易等概念，而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生产方式，其核心在于普遍固有的对抗性的社会剥削关系，尤其是工资关系。 道布引导小组成员远离经济和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而采用政治‐经济方面更加丰富的分析方法。他把年轻同志对历史的关注放在阶级关系及其冲突上。（道布，1946）[4] 莫尔顿和托尔的贡献就是利用了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工史传统。这一传统由悉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约翰和巴巴拉·哈蒙德，以及G.D.H.科尔（萨顿，1982，科尔和波斯特盖特，1946）所开创。无论是莫尔顿，还是托尔，他们给“小组”的年轻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重写英国历史的关键必须超越对政治经济学和阶级的强调，还必须恢复“普通人”的经历。 莫尔顿在1938年出版的《人民的英国史》（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中倡导了一种把过去“民主化”的方法。他的著作扩大了进入历史记录的人的范围，并且使得历史著作能够为普通读者所理解。（即使到今天，《人民的英国史》不论有多少缺点，仍为我们提供了写作人民大众历史的一种模式。）（莫尔顿，1938年） 尽管多纳·托尔本人经常捍卫正统性，但她在小组中热衷于挑战她的同志，反对经济决定论和宿命论，致力于理解在历史的形成过程中的人们、尤其是“下层社会”中的人们的意识和行动。打开她的著作《汤姆·曼及其时代》（Tom Mann and His Times，1956年出版），发现她引用了19世纪的劳动者威廉·牛顿的话：“保存我们这个社会等级的活生生的记忆、记录它的抗争、评说它所取得的各种胜利、表明新的成功，以及从失败中总结成功的因素，······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这样，我们就会明白，这个世界就是用劳动者粗糙的大手，而不是用贵族老爷带着手套的纤细的手指，来把握文明的”[5]。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内就斯大林主义发表了演说。苏联入侵匈牙利，而英国共产党既没有反对这场入侵，也没有使自身变得更加民主。由于发生了这些事件，大多数历史学家退出英共以示抗议，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发挥过领导作用，但他们没想过要对它进行改革。 离开了英共和“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以后，这些历史学家也没有拒绝社会主义，尽管他们所拥护的是一种更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他们也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明确表示，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更具批判性的和历史的理解。（例如汤普森，1960年）只有《过去和现在》编辑部在1956年以后，从组织上继续把很多人联系在一起。当然，他们所写的各种历史，显示了他们在学术领域仍然有着紧密的合作。 深受“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所培育的思想和追求的影响，年轻的历史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年里，写出了不少重要著作。他们不只是在自己所研究的各个领域做出重要的贡献，他们还有效地改写了这些领域的历史。可以想一想乔治·鲁德、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研究，还有爱德华·汤普森关于工业革命的社会史、法国大革命史和民众运动的研究；约翰·萨维尔、多萝西·汤普森、爱德华·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在19世纪的劳工史方面的研究，以及维克多·基尔南和霍布斯鲍姆对欧洲史和帝国主义的研究[6]。 我不能不列举一下他们所写的几本著作的题目，每一个题目都不是单独的一本书。而且，我还要承认，对于这种浪漫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来说，每一部著作听起来还很有诗意：希尔顿的《挣脱枷锁的人们》（Bond Men Made Free）和《阶级斗争和封建主义的危机》（Class Conflict and the Crisis of Feudalism）；希尔的《清教主义和英国革命》（Puritanism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倒转乾坤》（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和《失败的经历》（The Experience of Defeat）；鲁德的《法国革命中的群众》（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威尔克斯和自由》（Wilkes and Liberty），及其与霍布斯鲍姆合著的《斯温船长》（Captain Swing）；霍布斯鲍姆的《原初反叛》（Primitive Rebels）、《劳动的男人》（Labouring Men）、《盗匪》（Bandits）、《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和《马赛曲的回响》（Echoes of the Marseillaise）；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民众的习惯》（Customs in Common），以及《为兽性作证》（Witness Against the Beast）。还有基尔南的《西班牙人1854年革命》（The Revolution of 1854 in Spanish History）、《人类的老爷》（The Lords of Human Kind），以及《从征服到崩溃的欧洲帝国》（European Empires from Conquest to Collapse）。 不去谈论他们很多具体的贡献，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研究和思考做出了四个方面重要的“集体性”贡献。第一、他们既反对流行的自由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阐述了阶级斗争的分析法，揭示了阶级被建构的历史特点。他们灵活运用的核心理论，就是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如同马克思本人所坚持的那样，这些历史学家得到了批判性的训练，着手重新研究历史。 通过研究和著述，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中世纪的世界不是到处都形成三个等级，而毋宁说是贵族与农民之间进行斗争的社会；17世纪英国的矛盾并非只是一场内战，更重要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下层社会的斗争所推动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也不是和谐的世纪而是如爱德华·汤普森所断言的那样，是“显贵与平民”之间的紧张和对抗关系一触即发的世纪，是被“无阶级的阶级斗争”所塑造的时代；工业革命不仅引起激烈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动荡，而且，也是在“资本与劳动”之间进行战斗的进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人阶级本身的创造性行动所决定的阶级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即使不是壮怀激烈，那也是很激进的。（坎宁顿，1999）[7] 历史学家们阐述阶级斗争分析法，不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反叛和革命，也是为了揭示在社会相对平静的时期，这种斗争所采取的各种形式。他们扩大了我们所理解的“斗争”的范围，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对苛捐杂税、剥削和压迫的反抗。 其次，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极大地推动了自下而来——或者如我们美国人所说的“从底层向上的历史”——的历史研究。法国的年鉴学派开创了这种研究，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使这种研究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方向。 如果说，他们的兴趣在阶级斗争，那么，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维克多·基尔南，并没有放弃对权贵们的注意（例如基尔南，1980年；凯，1988；还有汤普森，1975），而且，他们还特别地把他们的热情投入到重新理解劳动阶级，即农民、工匠和工人的生活和行动中去。 马克思本人一直关注劳动阶级受压迫的历史，他在一个地方曾讲过，“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8]我们慢慢地对E.P.汤普森的一段话产生深刻印象，在那段话里，他宣告了他及他的同志们关于历史的雄心： “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这看起来很落后，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自身的经历。如果说他们是历史的牺牲品，那么他们现在还是牺牲品，他们在世时就一直受人诅咒”。[9]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迫使我们去好好地考虑长期以来被忽视或仅仅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只是追问一下，是谁在事实上参加了18世纪晚期伦敦和巴黎的所谓臭名昭著的街头行动，乔治·鲁德就把“暴徒”变成了“民众”。 贵族和保守主义者特别害怕那个年代的骚乱，把街头的人们看成是“社会的渣滓”、“窃贼”、“乞丐”和“娼妓”，而平民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则把他们的梦想寄托在骚乱者身上。无论是那一派，他们所了解或想了解的，无非就是他们所需要或想要相信的东西。通过大胆探索和审阅警察及司法记录，而不只是居高临下地阅览和进行先入为主的观察，鲁德恢复了民众的身份及其本来面目。而且，通过考察引发民众采取暴动行为的真实原因，鲁德弄清了低层社会和“饮食男女”（‘menu people’）的需求、他们的价值观及其想法。长期以来有很多只是被当作犯罪活动而不予理会的事情，或是被当作“下里巴人”（‘swinish multitude’）的作为，现在就渐渐地明白了，原来是那些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或遭到排斥的人们的“大众政治学”（‘popular politics’）。 第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找回了英国的“激进-民主传统”（‘radical-democratic tradition’）。他们所揭示的不是那种产生于知识分子之手的狭隘历史，而是一种处在与传统的政治和思想史进行对话关系中、民众的意识形态的历史。除了大宪章，现在，我们还遇到了号召终结封建领主的1381年农民起义；在17世纪的议会以外，我们现在还知悉了要求权利和平等的平等派、掘地派和美以美会的传道者；在18世纪的伦敦街头，我们现在听到的不仅仅是约翰·威尔克斯的主张，而且还有主张“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的普通人；在革命的年代，我们现在能注意到播种新的自由之树、培育民主的多种可能性的英国雅各宾派、鲁德派和宪章主义者。 与此同时，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建起了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先贤祠：约翰·鲍尔及其14世纪晚期追随他的那些激进的牧师们；17世纪的杰拉德·温斯坦利、约翰·米尔顿，以及约翰·布尼安；18世纪晚期的托马斯·潘恩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及19世纪的威廉·沃兹沃思、威廉·布莱克、威廉·科贝特、罗伯特·欧文、欧内斯特·琼斯、卡尔·马克思，还有威廉·莫里斯[10]。 不过，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并没有就此打住。他们探索了意识形态与民众反抗的辩证法。他们既依据他们自己的民主意识，又以他们在档案中所发现的材料为基础，拒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形成的观念，拒绝那种强调知识分子是领导工人形成阶级意识的先驱或替代者角色的政治学。他们所写出的各种历史表明，他们对于阶级形成过程和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做了更加丰富的葛兰西式的理解。 通过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作品，我们逐渐认识到历史上的普通人不只是经济上的行动者，即劳动者和物质生产者，也不只是政治上的行动者，也即反叛者和暴乱者，而且也是文化上的行动者，那就是有价值观、有理想的人。总之，农民、工匠和工人，而不只是哲学家和理论家，他们对于我们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现代观念、关系及实践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最后，通过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自下而上的历史，以及恢复激进的民主主义传统，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有效地“解构了”“右”和“左”的宏大叙事。他们既摧毁了自由主义-辉格派所作的历史解释的基础，又削弱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前者来说，现代英国的自由被认为是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以来的一个不断展开、总是向前演进的过程所造成的结果。而对后者而言，世界历史被构想为一个预先已经安排好了的、由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不断进步的诸阶段所构成的系列（流行的说法是“基础和上层建筑”）。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既挑战冷战时代的现代化理论家，也挑战冷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现代世界形成的各种说法。两者都强调和赞美在资本主义以及自由民主的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和中等阶级的作用”。他们还对抗了战后社会科学和历史中的各种神话，诸如“农民的被动性”和“工人阶级的独裁主义”等。 然而，他们的贡献远不只这些，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还开创了一种新的宏大历史叙事，并为其奠定了基础。这种新的叙事重新认识人类行动和劳动人民，不仅仅把他们作为劳动者和物质提供者，而且还作为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先驱，认识他们在现代世界形成中的根本性作用。 我们暂且不谈无产阶级革命的梦想，我们知道，用德国社会科学家迪特里希·吕施迈尔的话来说，“除了极个别的以外，工人阶级已经证明是最为始终如一、原初的民主社会阶级”。（吕施迈尔，1995；以及吕施迈尔等，1993） 简言之：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统对于包括从劳工、奴隶制和农民研究，到文学、文化，以及妇女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很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而且，他们本人的著作，是如此具有英国特色，却极大地鼓舞了全球学术界。 不可否认，在1956年以后的岁月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政治参与和行动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仍忠实于自下往上的历史研究，使学术圈以外的人也能得到他们的成果，用在档案中所获得的历史学家的洞见和视角，向学术圈外的读者讲述历史。希尔顿、希尔、霍布斯鲍姆和基尔南所写的文章和评论，有规律地发表在期刊、评论性的出版物上。尽管他们的学术成就为他们带来了公众的声望，但他们并没有受此束缚[11]。 事实上，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英国的新老左派之间充当了重要的桥梁作用。1956年，约翰·萨维尔和爱德华·汤普森出版了《理性的人》（Reasoner），给共产党的改革施加压力。当他们脱离共产党时，他们又重新将其取名为《新理性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杂志》（The New Reasoner：A Journal of Socialist Humanism），其作者都是志同道合的史学家和其他志趣相投的社会主义者。此外，在1959年，他们将《新理性人》与《大学和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合并，创办了《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德沃肯，1997年，45—125。） 尤其是，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中两个取得最杰出的学术声誉的人物，霍布斯鲍姆和爱德华·汤普森，还逐渐地被认作英国最重要的左派“公共知识分子”。霍布斯鲍姆仍留在党内，但这并不妨碍他创作出即使不是范式意义上也可算是伟大的作品。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年》、《资本的年代，1848—1875年》、《帝国的年代，1875—1914年》和《极端的年代，1914—1991年》这些著作中，他为现代欧洲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建立起了基本的时间框架[12]。而且，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霍布斯鲍姆不仅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第一人”（‘premier Marxist historian’），而且也作为英国左派受人敬重的人物在发声，他作为工党领袖的一名顾问（尽管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出现在世人面前。（事例可见霍布斯鲍姆，1989年）。 爱德华·汤普森在1993年早逝，他毕生都是政治上最为活跃的历史学家。他继承了汤姆·潘恩和威廉·科贝特的传统，他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进行写作，并投身于这一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汤普森支持“核裁军运动”（the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在70年代，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英国国教”（the British Establishment）运动，谴责其拥有践踏英国公民权利的权力，致力于清除其所获得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在80年代早期，他是“欧洲核裁军”（European Nuclear Disarmament）组织的共同创办人。在每个场合，无论是否挑战冷战或统治阶级主导的结构和力量，他都向他的不列颠同胞提起他们所接受的激进遗产，努力去吸引他们“摆脱冷漠”（‘Out of Apathy’）[13]。 也许，在我们这个“极端的年代”，谦逊、怀疑主义、保守主义都适合时宜。但是，我们似乎并没有因为民主的冲动、雄心，以及过分的行动而遭受殃，反而因为遗忘症、社会的紊乱和麻痹而遭受痛苦。 像傅雷一样，我仍然不认为我们见证了历史的终结。剥削关系、异化、压迫还在继续引起对抗和冲突。此外，尽管民主的渴望已经消褪，但是，它们仍在期待东山再起。 我意识到学者们热衷于更新的历史学潮流，就是众所周知的后现代主义，它会反对我的很多观点和看法，即使它不是全盘否定。但我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我从来都不认可尼采派的思想和价值观，至少不是有意识地这么做。谁有时间去理会这些? 对于我们这些投身于实现民主的人来说，我们的任务依然是推动历史教育、追求愿景，培养和鼓励批判性的历史记忆、意识和想象。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推动安东尼·葛兰西所号召的对“世界的一种历史性的、辩证的看法”： “理解运动和变迁；理解从过去发展到当下，以及从当下发展到未来所付出的全部努力和牺牲；把当前的世界想象成历史的、全部世代的综合；将自身投射到未来之中”。（葛兰西，1971：34—35） 显然，我们必须研究重新过去，写出我们自己的各种历史。我们必须开发新的手段去吸引我们的公民同伴。然而，由于我们遭遇到这个时代的权力、困惑和幻想，我们最好去理解——如果不是模仿的话——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作品，因为他们拥有本杰明所写的那种天赋；他们恢复了那些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其地位长期被忽视或否认的人物的生活和斗争；他们揭示了鼓舞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开展各种各样运动的思想和愿望；他们与盛行的宏大叙事进行论辩，有助于它的转变。而当他们这么做时，他们就点燃了历史中的希望之火。 我们应当尽力而为，继续战斗。 鸣谢：本文是提交给1999年6月14~18日在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举行的“争论中的历史”第二次国际代表大会的大会发言稿。感谢圣地亚哥大学的卡洛斯·巴罗斯教授的邀请，及其对本文的兴趣和建议。 参考书目： Berger,John （1972） Ways of Seeing, London:Peng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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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and editor of numerous works, including "The American Radical, Are We Good Citizens?", and "Thomas Paine and the Promise of America", Kaye teaches courses on American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and is currently writing a book on Franklin Roosevelt and the World War II generation to be titled "The Fight For The Four Freedoms: What Made FDR And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Truly Great". 俞金尧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本文译自Rethinking History 4:3（2000），pp.281-294 注释： [1] 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诸种可能性的争论，可见Singer（1999）和Bourdieu（1999） [2] 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以小说《兽园》和《一九八四年》著名。后者描写了一个过分集权的社会如何歪曲真相和不断地改写历史，是一部深刻的反乌托拜小说。（译注） [3] 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 ），捷克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他创作的各种作品熔色情喜剧和政治批评于一炉。《笑和忘却集》由一系列亦嘲亦谐的文章组成，对现代国家否定和抹掉人类记忆和和历史真相的趋势进行思考。（译注） [4] 该书引发了一场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大讨论，其影响远远超越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见Rodney Hilton（1976） [5] 托尔编辑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通信集，1846—1895年》（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rrespondence 1846—1895，London：Lawrence， 1934），著有《汤姆·曼及其时代》（Tom Mann and His Times，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56）。“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为纪念托尔所写的著作，可见John Saville（1954） [6] 例如，罗德尼·希尔顿的《挣脱枷锁的人们》（Rodney Hilton，Bond Men Made Free，London：Methuen， 1973），《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农民》（ 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和《阶级斗争和封建主义的危机》（Class Conflict and the Crisis of Feudalism，London：Hambledon Press，1984）；克里斯托夫·希尔的《清教主义和英国革命》（Christopher Hill，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London：Secker and Warburg，1958），《前革命时期英国的社会和清教》（Society and Puritanism in Prevolutionary England，London：Secker and Warburg，1964）和《英国革命的思想起源》（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乔治·鲁德的《法国革命中的群众》（George Rude，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威尔克斯和自由》（Wilkes and Liber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历史上的群众》（The Crowd in History，New York：Wiley，1964），与霍布斯鲍姆合著的《斯温船长》（Captain Swing，New York：Pantheon，1968），以及由凯主编的《群众的面孔》（H.J.Kaye，ed.，The Face in the Crowd， London：Harvester，1988）；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原初反叛》（Eric Hobsbawm，Primitive Rebel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9）、《劳动的人们》（Labouring Men，London：Weidenfeld，1964），《1780年以来的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爱德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E.P.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London：Gollancz， 1963），《辉格党人和猎人》（Whigs and Hunters， London：Allen Lane， 1975），以及《民众的习惯》（Customs in Common，New York：New Press， 1991）；约翰·萨维尔的《1848：英国政府与宪章运动》（John Saville， 1848：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Chartist Move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英国的工人运动》（The Labour Movement in Britain， London: Faber & Faber,1988）；多萝西·汤普森的《宪章派》（Dorothy Thompson, The Chartists ，New York: Pantheon, 1984）;维克多·基尔南的《人类的老爷》（Victor Kiernan,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欧洲的国家与社会,1550—1650年》（State and Society in Europe, 1550—1650,Oxford: Blackwell, 1980）; H.J.凯主编的《帝国主义及其矛盾》（H.J.Kaye, ed., Imperialism and Its Contradic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5）。更多的参考书目可参见凯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和《愿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Desire） [7] 关于阶级问题产生了极为不同的观点,参见戴维·坎尼戴恩的《英国的阶级兴衰》（David Cannidine, The Rise and Fall of Class in Brita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在经历了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即自上而来的、一代人热热闹闹的阶级战争之后,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养成了逃避现代世界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这样的核心问题的习惯,这让我万分诧异。 [8] 《卡·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 [9] 本段照录了E. P. 汤普森著、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册）的中译本“前言”第5页上的文字。该书由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译注） [10] 见乔治·鲁德的《意识形态和民众反抗》（George Rude, Ideology and Popular Protest,1980;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和哈维·J.凯的《政治理论和历史: 安东尼奥·葛兰西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载《愿景的教育》（Harvey J. Kaye,” Political Theory and History: Antonio Gramsci and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The Education of Desire）,第9—30页。也可见克里斯托弗·希尔编: 《倒转乾坤》（Christopher Hill, ed.,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1972; Harmonds: Penguin, 1975）,《温斯坦利、自由的法律及其他》（Winstanley, The Law of Freedom and Other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密尔顿与英国革命》（Milton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Faber,1977）,以及《煽动的、反叛的、虚假的人: 约翰·布尼安及其教会》（A Turbulent, Seditious and Factious People: John Bunyan and His Church, London: Allen Lane,1988）,E.P. 汤普森: 《威廉·莫里斯: 从浪漫到革命》（E.P. Thompson,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1955; New York: Pantheon, 1977）,《人们与辩论者》（Persons and Polemics, London: Merlin Press, 1994）,《为兽性作证: 威廉·布莱克和道德守则》（Witness Against the Beast: William Blake and the Moral Law, New York: New Press, 1993）,以及《浪曼之人》（The Romantics, New York: New Press, 1997）;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非凡的人》（Eric Hobsbawm, Uncommon People,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11] 人们尤其可以在以下的期刊上找到他们的文章、批评和评论: 《新社会》（New Society）、《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论坛报》（Tribune）,以及《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也可见戴维·鲁本斯坦编: 《为人民的人》（David Rubinstein, ed., People for the People, London: Ithaca Press, 1973）,这是一本文集, 系列描写了最初活跃在《论坛报》上的历史学者及其他人的传记性和思想变迁的肖像。 [1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革命的年代, 1789—1848年》（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London: Weidenfeld, 1962）、《资本的年代,1848—1875年》（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19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年》（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London: Weidenfeld, 1987）、《极端的年代,1914—1991年》（The Age of Extremes, 1914—1991, New York: Pantheon,1995）.也可见其史学论文集《论历史》（ On History, New York: New Press, 1997） [13] 见哈维·J.凯: 《E.P.汤普森和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统及其在当代的危机》, 载《愿景的教育》（Harvey J. Kaye, “ E.P. Thompson,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the Contemporary Crisis”, in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第98—115页。E.P.汤普森最为投入的作品,可见《秉烛而写》（ Writing by Candlelight, London: Merlin Press, 1980）, 与他人合作的《反抗和生存》（Protest and Surviv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0）, 以及《笨重的舞者》（The Heavy Dancers, London: Merlin Press, 198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