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加拿大劳工史学发展概况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12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佚名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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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摘要: 国内史学界对加拿大劳工史了解甚少，本文在加拿大劳工史学家著述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梳理、概括加拿大劳工史学的发展环境、过程、内容、特点,意在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加拿大工人运动史乃至新史学提供一些学术线索。 关键词: 加拿大 劳工史 工会 工人运动 近几十年来，西方劳工史在国内史学界逐渐被淡忘，在有限的西方工人运动史或劳工史研究中,加拿大几乎是一个空白，[1]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与加拿大史学界长期不重视劳工史也有关。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来，加拿大劳工史研究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本文意在梳理、概括加拿大劳工史学的发展环境、过程、内容、特点,弥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一、劳工史学发展背景和概况 劳工史学是劳工运动的反映。加拿大劳工运动深受英国和美国劳工运动的影响,加拿大劳工史学不仅受本国劳工运动的影响,还受英国和美国劳工史学研究的影响。因此,欲了解加拿大劳工史学,首先需要了解加拿大劳工运动的发展状况和特征：(1）加拿大经济、劳动力市场和劳工运动深受美国影响,加拿大工人运动甚至可以被视为美国劳工运动的一部分；[2]（2）加拿大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成分和发展水平不同,各地产业和规模不同,工人的组织程度和活动方式也不同； (3)加拿大工人队伍由世界各地移民组成，受其母国文化传统影响,依其移民时间长短和技能水平高低,在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上都呈现出很大差异。(4)联邦制使各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相对独立自治，劳资关系有明显的地域和文化特征。这些特点使加拿大经济多样性、文化多元性、民族认同较弱、阶级意识不强,工人运动缺乏全国性中心,呈分散化特点。 劳工史学的出现是学者们关注社会现实的一种自然反映。或许由于加拿大没有整体性的工人运动,史学家大多研究各时期、各地区、各行业的劳工状况,并没有特别留意劳工整体和劳工史发展的阶段性。直到1976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基利(G.S.Kealey)依据加拿大经济发展阶段性将劳工史分为五个阶段：[3] （1）1850年以前，前工业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主要是农业式家庭经济,几个城市有最初的作坊工厂，有类似工会的组织和零星的罢工。城镇里的工匠们用简单的工具，在学徒或家人的协助下，生产一些产品，在作坊前出售。学徒与师傅的关系很密切，与师傅家人一起吃饭，师傅管食宿、衣物，有时甚至上学。这一时期的工资性收入一般是不稳定的或季节性的，很少有靠工资生活的劳工群体，工资收入只是家庭农业收入的一种补充。史学家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对这一阶段的情况了解很少。 （2）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也是最初的工业革命和无产阶级化时期。农业、渔业和木材业仍是加拿大主要的出口产品，经济发展还是粗放的，主要靠规模扩张。技术工匠受到机器的威胁，但仍在工人中有较高地位。工会主要是行业性的技术工人组织，排斥非技术工人和女工,只有劳动骑士团是不分行业、种族和性别的。 整个19世纪的很多经济组织是以家长制（Paternalism）方式管理的，劳动场所类似家庭。雇主有责任家长般地照顾工人，工人则对雇主表现尊敬和忠诚。作坊或工场家长制是过去贵族绅士在教会、乡村、城镇享有尊贵地位的传统，在早期工业中的延续。它披着责任或荣誉的外衣，维持管理的权威，很容易得到工人的认可。虽然这种家长制受传统习俗的约束,但本质上是任意的、主观的；虽不是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关系，却能在经济共同体维持一种相互合作关系。父权制的工场或许也有谈判余地，但劳资关系是不平等的，学徒或工人处于一种被动的、孤立的、弱势的条件下。然而,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家长制仍是维持雇主与工人关系、妨碍工人横向联系的重要因素。 （3）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是20世纪初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机器发展和泰勒－福特式管理方式逐步消除了技术工人与劳工的界限。随着技术工作被流水线替代，行业工会被产业工会替代。这一阶段劳资冲突激烈,资方和政府普遍联手对付工人的反抗,他们的主要策略是：用移民增加劳动力供给；以工人队伍的多元特征分化工人运动；对劳资纠纷调解不成就镇压。至20年代,加拿大金融和工业中心仍集中在多伦多-蒙特利尔一带,广大西部和北部仍是原料开采地区。 出现于19世纪末、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公司福利资本主义(Welfare Capitalism)管理方式是家长制传统的延续，公司为工人提供某些福利，从具体的经济改善，如带薪休假、退休计划，到改善工作场所和就餐环境、补贴工人的体育休闲活动、修建工厂餐厅、网球场，工厂合唱队、垒球队，组织舞会、野餐活动等,还有专为女工组织的活动（softball）。尤其在1919年工人骚乱后，很多雇主采用这种方式缓和矛盾。福利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排除工会,保持长期忠实的、非工会化的劳工队伍,培养一种爱厂如家，与工厂荣辱与共的公司文化。当工会质疑和揭露福利资本主义的本质时，不少工人同情或认可它。[4]随着20世纪工会合法化,大批工人加入工会,尤其是40年代中后期,国家以立法形式承担了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保障的责任后,公司的福利资本主义措施才逐渐消失。但公司福利仍被视为抵消工会影响的有效方式。 （4）30年代到70年代，政府开始平衡劳资关系，劳资关系从危机到重建时期。1944年CA1300法案承认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1948年《产业关系和纷争调解法案》成为劳资关系的转折点。之前工人斗争的成果都是暂时的，在经济不景气时会被资方或政府收回：此后突破了这种纠结状况，工会的地位有了本质性改变。这种地位在60和70年代，随着白领工人增多,公共服务领域雇员大批入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展。但工会地位合法化，获得集体谈判权利，工会迅速壮大，还不能说明劳资双方已势均力敌。法律规定政府在劳资纠纷中要保持中立，代表社会公众利益，也不意味着政府的中立或调解时没有倾向性。复杂的劳工法使谈判成为专家的工作，劳资冲突被引导到谈判协商和法庭裁决的轨道,劳资关系首先是一种合同关系。劳工法和劳资谈判机制复杂性和专业化,分割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认同感，造成工人运动的“碎化”（segmentation）。 （5）70年代之后是工人运动危机或整体退却阶段，随着产业调整，传统产业工会人数大幅缩减，尤其私人公司雇员工会衰落。虽然公共部门会员增加，女会员增多，弥补了会员数量上的锐减,但工会内部形成新的分歧。公共部门雇员工资高、福利好、工作稳定，但罢工多，影响社会公众包括非工会工人生活,也损害工会的社会形象。工会已不是社会上最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组织。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不再依赖引进移民，资方可以不必与工会进行艰难的谈判，而直接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加拿大工会的谈判权明显受到削弱。[5] 环境保护、反战反核等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使工人运动的单纯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诉求落后于时代。90年代,随着新社会运动中激进主义衰落，工人运动在反对全球化运动中出现了与新社会运动相呼应的现象。 在1900年联邦劳工部成立以前,加拿大对劳资冲突并没有完整系统的官方统计。一些学者根据当时各地报纸等资料的统计数字虽有一些出入,但19世纪劳资冲突逐渐激化却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史学家认为,1820-1875年间有劳资冲突350次,其中在安大略省185次,魁北克省142次,东部沿海省23次,分别占全部冲突的52.9%、40.6%和6.5%。[6]有的称19世纪80年代为“大动荡”时期，劳动骑士团在加拿大各地有分支440个，加拿大地方工会220个，国际工会分支110个，省工人协会35个。这些组织在80年代就发起罢工425起，其中25%发生在冲突最激烈的1886-1887年。[7] 20世纪之前，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工人阶级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很少，政治上作用有限，倒是农民的选票更有力量。工人运动先是同农民，后是同白领结盟，才形成力量。而且，工人队伍被种族、宗教等因素分裂。英国式的行业工会、乌克兰农民组织和犹太人的社会主义思潮，很难拧在一起。许多移民想挣钱后回国的，并没有扎根加拿大的想法。选举权受到财产、性别和种族的限制,如安大略省市政普选权开始于1921年，魁北克妇女1940年才有选举权，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亚裔1947年才得到选举权。在加拿大或其他西方国家,选举权就是政治发言权,选票数量就是政治势力。。 最使加拿大工人运动缺乏整体性的是魁北克法裔工人工会始终独立于加拿大全国性工会之外。魁北克是加拿大历史最久的殖民点，1851年有37个公司有25人以上的规模，1815-1880年至少有137次罢工。很多工会在天主教会促进和监督下成立，目的是抵制罢工和激进主义思想，教士担任工会的顾问，与资方保持很好的关系。1921年成立的加拿大劳工天主教联盟（Canadian and Catholic Confederation of Labour）声称有18000名会员。[8]魁北克的工会率是加拿大各省中较高的：1931，10%；1941，20.7%；1951，26.5%；1961，30.5%；1971，37.6%。1960年魁北克工会蜕去宗教色彩，重组为全国工会联盟（Confederation of National Trade Union），但民族主义特点依旧。1972年，三个公共部门工会（政府、教育和社会服务）组织20万人罢工要求独立，持续10天，最终以工会领导人被捕和被强制复工而结束。在1995年魁北克省全民公决中,几大法裔工会全部支持脱离加拿大,险些造成加拿大的分裂。所有这些使一些劳工史学家认为,加拿大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工人运动。[9] 二、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劳工问题研究概况 加拿大劳工史作为一个史学分支学科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此前一个世纪,劳工问题、失业问题、劳资关系冲突，尤其是1872年争取9小时工作制的工人运动,美国劳工骑士团在加拿大中部和西部的迅速扩张, 1883年加拿大第一个全国性工会组织、加拿大行业和劳工大会(Trade and Labour Congress of Canada)成立，1886年工人暴动,都引起政府和学界对劳工问题的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事件标志着劳资关系问题已进入联邦政府议事日程。1889年，一个劳资关系皇家委员会考察报告认为，工会远没有被认为的那样危险，“它们鼓励会员学习和讨论影响他们利益的事情，想办法改进这个阶级的状况。很多有能力的人都愿意作证：劳工群体并不愿意行业内的罢工和骚乱，希望用调解和仲裁来解决纠纷，主张用稳健的合法的方式改善这个社会生产者的福利”。报告提出一系列包括支持工会成为工人合法组织的改革建议，但政府没有采纳。[10]1894年，联邦政府批准劳动节作为全国性节日，时间为9月的第一个周一。1900年，联邦政府设立劳工部，此前劳资纠纷归邮电部处理。政府将劳工问题作为经济和社会问题来处理,一些改革活动家则从道德和社会改革的角度看待劳工问题。一些议会记录、报纸杂志、私人日记留下了当时劳工问题的记载。最先关注劳工问题的学者不是史学家，而是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在20世纪前,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劳工史研究。难怪史学家,劳工问题最先是一个社会现实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和历史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工问题又与布尔什维克威胁相关,进一步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重视。金(W.L.M.King)身为学者和官员,他的经历和观点很有代表性，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后,他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可他没有选择当教授的学术生涯,而是去《劳工报》做编辑。他从这个岗位做起,成为加拿大第一个劳资关系专家,先后担任联邦政府劳工部副部长、部长、总理。他是第一个拥有博士头衔(还有两个硕士学位和两个学士学位)的加拿大总理。在劳工部长任内,他主持通过了两个有利于工人的法令:《工业纠纷调查法》和《反垄断法》。金被普遍认为是同情工人的开明政治家,正因如此,他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和白人种族主义思想更值得重视。他的博士论文在关于东方移民对加拿大的影响时这样写道:“那种认为加拿大应当限制东方移民的主张是很自然的。那种要求加拿大应当维持其为一个白人的国家的观点,不仅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是十分可取的,而且在政治和民族立场上也是必需的。”[11]金对劳工骚乱有着很深的恐惧,他说,“在很多特殊情况下,国家之间战争的恐怖,在阶级仇恨引发的内战冲突面前都显得逊色。”“低层的穷人有更多的理由指望那些在社会事务方面受过训练的专家,去改善他们的状况,而不是指望那些空谈的、煽动民众的极端激进者”。[12] 他的著作《工业与人性》(Industry and Humanity，1918)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劳资不是敌人,而是互相依赖的天然盟友,社会及其代表政府在劳资关系中要发挥第三方的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金劳资政策的思想基础。 加拿大史学职业化发展较晚, 19世纪80年代大学才设历史学教授职位，《加拿大史学评论》(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出现于1920年，加拿大历史协会1922年建立,比英美都晚。[13]至20世纪20年代，有志深造的大学毕业生一般都去英国或美国读研究生学位,很多人学成后留在美国成为各学科优秀的学者,劳工史领域也如此。 20年代一些有美国博士学位的加拿大学者们的著述成为加拿大劳工研究的早期成果。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斯图尔特(Bryce Steward)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的专著《加拿大劳工法和协议》(Canadian Law and the Treaty,1926)中,梳理了到1925年为止的加拿大劳工法令和劳工运动。同是哥大博士的布雷德温(Edmund Bradwin)在1928年发表了《工棚里的人:加拿大工地宿舍里的工作和收入:1903-1914》(The Bunkhouse Man: A Study of Work and Pay in the Camps of Canada,1903-1914),描述了住在森林工棚里,开采自然资源的加拿大工人的艰苦生活。芝加哥大学博士洛根(Harold Logan)1928年发表论文《加拿大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加拿大工会组织的历史》(The Organized Labor Movement in Canada: A History of Trade Union Organization in Canada,1928)。[14] 20年代加拿大大学里还出现了最早的一批从事劳工研究的硕士生,尤其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美国基金会尤其是卡内基、洛克菲洛基金会在加拿大劳工史、劳资关系研究发展中起的重要作用。30年代, 洛克菲洛基金会对麦吉尔大学社会科学的资助项目,不仅包括教师,也包括硕士研究生，大约40位研究生得到了资助。受资助研究生有贾米森(Stuart Jamieson),他毕业后去美国伯克利大学读博士,后来发表了《加拿大劳资关系》(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anada,1957)、《冲突的年代》(Times of Trouble,1968)等著作,直到70年代末,这些书都是研究加拿大劳工关系和工会活动的重要参考资料。另一位在麦吉尔大学得到资助的硕士生雷诺兹(Lloyd Reynolds),毕业后去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论文题目是《英国移民在加拿大》(The British Immigrant in Canada,1935),后来成为耶鲁大学著名劳工经济学家。[15] 从30年代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的劳资关系研究机构基本是在美国基金会资助下建立的。北美最早的劳资关系研究机构出现在普林斯顿大学,1922年由洛克菲洛基金会赞助成立。这种资助模式传到加拿大,1937年女王大学成立了加拿大第一个劳资关系研究所。1944年,拉瓦尔大学和蒙特利尔大学也分别建立了劳资关系研究所。1945年,拉瓦尔大学出版《劳资关系》(Relations Industrielles)杂志,从1964年开始,杂志成为英法双语刊物。二战后,多伦多大学和麦吉尔大学都以这种方式成立了劳资关系研究中心。 女王大学劳资关系室主任卡梅伦(J.C.Cameron)在1941年一篇题为《对待有组织的劳工》文章中建议,给予工会更广泛的权利和进一步的承认,以换取用法律限制以确保工人“负责任”的行为”。受美国基金会影响,1945年,安大略省一些企业家向多伦多大学提供一大笔钱,希望成立一个劳资关系系或中心。1946年,多大成立了劳资关系研究所,资助了很多劳工史研究。例如,洛根(Harold Logan)的《加拿大工会》(Trade Unions in Canada,1948)。还有一批劳工史的研究生也得到了资助,如R.L.Elliott，J.T.Montague, E.Schonning, W.Martin, 尤其是后来在加拿大劳工经济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彭特兰(H.C. Pentland)。他的《劳工与加拿大工业资本主义发展》( Labou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Canada,1981)是劳工史领域的必读书。 尽管得到富人的资助,研究劳工的学者中有很多人在思想上倾向平民合作联盟,[16]也有人同情加拿大共产党。在麦吉尔大学受到资助的福西(Eugene Forsey)的论文是新斯科舍地区的煤矿业状况,他毕业后参加工人运动,成为加拿大劳工联合会(Canadian Congress of Labour,CCL)研究部主任,1956年,该会合并为加拿大劳工大会(Canadian Labour Congress,CLC)后仍担任这项职务。他发表了很多劳工史中涉及法律内容的论文,1982年发表了《加拿大工会史:1812-1902》(History of Trade Unions in Canada：1812-1902)。 加拿大劳工史学中也有加拿大共产党的贡献。1937年,赖尔森(Stanley Ryerson)发表文章纪念1837年起义一百周年。本内特(Bill Bennett)出版专著《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建设者》(Builders of British Columbia,1937)。30年代,加共理论杂志《新边疆》(New Frontier)不时刊登一些总结劳工史经验的文章。加共对劳工史的最大努力是始于1948年的多卷本“人民的历史”计划，但冷战氛围和1956年党内危机使这一计划严重受阻，只在党内一些刊物上,如《新边疆》、《国事月刊》(National Affairs Monthly)、《马克思主义者季刊》(Marxist Quarterly)，可以见到该计划的一些成果。60年代, 赖尔森出版了两本书:《塑造加拿大:从开始到1815年》(The Founding of Canada:Beginnings to 1815,1960)、《不平等的工会:联盟和加拿大冲突的根源》(Unequal Union: Confederation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on the Canadas, 1815-1873,1968)。[17] 1966年，利普顿(Charles Lipton)发表了《加拿大工会运动:1927-1959》(Trade Union Movement of Canada,1927-1959)。[18]1962年被驱逐出加共的斯考特也出版过劳工史学著作，他在著作中公开抨击，“史学家——除很少值得尊敬的例外——实际上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的社会存在”。[19]因1956年匈牙利事件退出加共的彭纳(Norman Penner)对包括加共在内的左翼政治及其影响下的工人运动也有很多著述。[20] 马克思主义在加拿大工人运动、社会生活和学术界都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影响,随着工会从组织上清除加共的活动,受到极大削弱。绝大部分工会在绝大多数时期被社会民主主义和工联主义思想所支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只存在于包括一些劳工史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中。 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劳工的主要问题是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受到了限制，选举应该向工人全部开放，集体谈判机制要进入政治领域。所有阶级成员的个人权利平等，社会进步过程是渐进的，不是革命式的。工联主义强调劳动者的价值和尊严，主张通过罢工在内的一切手段进行经济斗争，逐步改进工人生活。其口号是：“用一天诚实的劳动，换取一天公平的工资”。两者都认为，不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府的作用要限制垄断行业，管理有限的福利项目，为老弱病残、失业和单身母亲等提供保障。 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尼斯(H. Innis)和彭特兰(H.C.Pentland)应该是对加拿大劳工史领域有较大影响的学者，他们重视物质、经济和劳动者的历史作用，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英尼斯是加拿大经济史学家。库克（Ramsay Cook）提出“英尼斯革命”（Innis revolution) 概念，“要想清楚理解当代英语加拿大史学家观点，H.英尼斯是一个必须的起点”。[21] 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是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早年研究加拿大经济史，晚年研究传播理论。其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劳工史研究的背景，解释了加拿大劳工史乃至政治史特点形成的经济原因。他提出加拿大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都与大宗商品的开发密切相关，最初是皮毛、水产，后来是木材、小麦、矿产和石油。一种大规模的商品开发让位于另一种，构成了加拿大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发展。这成为在加拿大内外都有广泛影响的“大宗商品主题”（staples thesis），被誉为有加拿大特点的研究，与美国学者特纳的边疆主题相媲美。这一主题在凸显本土资源重要性的同时，突出了土著人、移民工人劳动的历史意义。[22] 彭特兰也出身于经济史专业，研究劳工史却没有因循当时英美主流学术传统，而是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多布（M.Dobb）等影响，将工人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在1948年发表的一篇关于运河工人罢工的论文中，他明确指出，“史学家对1840-1850年间使运河和铁路建设得以进行的英国资本，给予相当的重视，对监督工程的苏格兰承包商，也很关注。而加拿大公共工程的实际建设者，那些拿着鹤嘴锄和铁锹的无数劳工，主要是爱尔兰人，却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彭特兰不是简单地模仿英国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学，而将美国经济史传统注入劳工史研究中，使之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比较视野。他的另外两篇论文，《加拿大资本主义劳工市场的发展》和《劳工和工业资本主义》，改变和丰富了加拿大经济发展中弥漫的大宗商品主题，由资本主义贸易转向资本主义工业，对加拿大劳工史研究贡献很大。[23] 总之，20世纪70年代以前，撰写加拿大劳工史的主要不是史学家，而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以及一些左翼学者。劳工史不是作为一个史学问题，而是作为现实的劳工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被连带研究的。而且，加拿大没有如英国哈蒙德夫妇、韦伯夫妇、柯尔（G.D.H. Cole）、E.P.汤普森，或美国康芒斯（J. R. Commons）、伊利（R. T. Ely）和普尔曼（ S. Perlman）那样有国际影响力的劳工史学大家。 三、劳工史学发展概况 加拿大劳工史的形成比其他西方国家要晚十几年，如果我们以专业杂志、专业组织的出现为标志。美国的《劳工史》(Labour History ,1960)杂志、英国的《劳工史研究协会期刊》(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History,1960) 、澳大利亚的《劳工史》(Labour History ,1961) 都创刊于20世纪60年代初。加拿大的《劳工》(Labour/Le Travail，以英法文发行)杂志[24]创刊于1976年。加拿大劳工史协会（Committee of Canadian Labour History,CCLH)[25]成立于1971年，是加拿大史学会的分支。1974年,在加拿大《加拿大历史研究指南》(Readers’ Guide to Canadian History)中,在“行业和经济史”标题下,首次出现“劳工和劳资关系”条目。1977年,有学者提议在指南中增设”工人阶级和工会史”标题,1982年指南中出现了“劳工和工人阶级史”。这表明劳工史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了。[26] 加拿大劳工史虽然诞生较晚,但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它诞生于西方新史学环境中,没有传统劳工史的弊端：如过于关注工会领袖,纠缠于工人运动中的政治路线斗争,片面重视罢工等阶级斗争活动,忽视劳工的生活方面等。 本文至此没有辨析劳工史(labour history)与工人阶级史(working class history)概念之差异，但在一些加拿大史学家看来，这种不同是有意义的。如有些劳工史学家认为，“‘新’史学的主要贡献是以‘工人阶级史’重新定义了‘劳工史’。因此，劳工史不再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类别条目,劳资关系中的一个问题，神圣的工人阶级领导人的教条，地方工会的编年史，或激进罢工活动的年表”。[27]70年代以来的劳工史也可被称为工人阶级史或“新劳工史”,区别于此前的劳工史。工人阶级史或新劳工史主张，以阶级、种族、族裔、性别、地域等视角全面地研究劳工生活。当然,每个史学家因个人兴趣和研究对象不同,对这些视角有不同的侧重。 考察加拿大劳工史可以有多种方式,其中一个简便可行的方法，尤其适合了解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学，是追溯《劳工》杂志的发展历程。这本杂志是一些受英国史学家E.P.汤普森影响的加拿大学者所创建，是新劳工史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其惟一的专业刊物。杂志在创始之际宣告一个被普遍忽视的事实，“加拿大历史缺乏对工人生活的足够理解”。杂志认为，劳工史应该成为劳工社会史，主张将工人的政治观念和意识与他们的生活和社会环境结合起来研究。“必须‘整体地’研究工人：即工人生活和工作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要被研究”。这种“整体”并没有排除，也没想排除对工会和劳工政治的研究；它也不应仅被看作是“自下而上”的历史，因为它始终将阶级关系作为主线。[28]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阶级不是单独存在的,阶级斗争更不是单方面进行的。 杂志创刊即表现出新劳工史意识和对工人文化的强烈兴趣。创刊号上的文章：《不普通的普通人》、《诚实的工人和工人控制:多伦多技术工人的经历:1860-1892》、《工匠、贵族和杂工:多伦多技术建筑工人中的政治和工联主义:1896-1914》、《1896-1914年魁北克尤其蒙特利尔工人生活状况》等具有鲜明的新劳工史特征。 《劳工》还有新社会运动的印记。第2-3期文章内容有: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中种族、族裔和性别问题。如移民、铜矿工人中种族和族裔关系紧张、蒙特利尔女工、犹太和法语加拿大人社会，19世纪社会机制对劳工民众家庭关系和性关系的控制，1907年贝尔电话公司女工罢工，阿尔伯塔省甜菜制糖业30年代罢工中的族裔和阶级问题。稍后几期中还有：1900-1914年加拿大社会主义和妇女问题，1922-1929年加拿大共产党和妇女问题。 1987年第19期杂志在回顾创刊十周年的编者按中指出，劳工史讨论的“一般趋势”表明，“性别和族裔将在《劳工》杂志中引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理论和政治性探讨将更为深化”。这两种估计都被后来劳工史发展所验证。1989年杂志秋季刊出了“妇女与工作”专辑，编者解释说，这不是计划的，而是审稿的结果，它说明：妇女劳工史领域的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一定水平。在第46期上，有史学家评论说，“性别、族裔和种族使阶级研究增添了活力，通过扩大阶级概念的范围、来源、主题和解释的可能性”。[29] 妇女劳工史是全面整体研究劳工史的必要组成部分。一位史学家建议：要像过去强调生产过程那样,重视工人阶级的再生产过程。这需要认真研究工人阶级家庭经济的所有方面,和阶级再生产过程本身，“包括结婚、怀孕、养育和社会化过程”,还要研究社会性别在工人阶级中是如何定义、传导和变化的。[30]妇女劳工史不仅极大地充实了劳工史,而且影响和改变了劳工史的研究方向。有史学家甚至认为，80-90年代劳工和工人阶级史的一项主要成就来自妇女史的扩展。[31] 60-70年代劳工史研究是在左翼社会运动环境氛围内发展的，这一时期工人阶级运动不仅有激进的传统，更有价值的更新。一位劳工史家评论说，“劳工运动对新社会运动的重要性，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他们进行着与社会主义实践相同的社会斗争”。[32]但这种希望并没有实现，80-90年代，新社会运动理论家和积极分子反感工人运动。随着近20年新自由主义影响，工人运动退潮、新社会运动中激进主义衰落，在反全球化潮流中才又重现新老社会运动合流的一些迹象。这在杂志上也有所反映。 《劳工》杂志尝试吸引更多会员、工会组织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成为它的读者。1986年，在对读者的一次问卷调查后，杂志承认在吸引读者方面的失败，并提出一个难题：为什么一个致力于改善“对工人生活的理解“的杂志，在学术界以外的读者如此之少？普通工人没有支持我们，工人组织的代表们也不认同我们，也许，这些工人读者不像学者那样回复问卷。《劳工》杂志诞生之时，曾宣布其使命是与有组织的劳工一起，进一步促进工人的历史意识。对我们问卷反馈的内容和数量使杂志的这种抱负落空”。[33] 杂志认为，90年代学术界与现实越来越远，阶级的分化与认同都很明显。宣传阶级死亡的学者强调阶级意识衰退的现象，但两极分化加剧也是一种现实。在抗议资本全球化运动中，现实与理论有所靠拢。但经济危机对劳工运动和劳工史都是严酷的。“随着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和福利国家的解构……一些劳工史的传统题目，如工资工作、劳工的性别差异、消费组织和社会主义政治，应该被看作是更有远见,而不是更少远见的”。[34] 杂志主编、特伦特大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帕尔默教授(B.D.Palmer)在2001年秋季刊上强调：“研究工人阶级和致力于他们的事业，是这个杂志的核心”。“这个杂志孕育于25年前，在意识到并要扭转我们时代和以前历史时期的很多盲点的氛围中。在工人阶级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总是陷于短缺和需要时，那些拥有各类产品的所有者们的特权生活却以充裕和放纵为标志。在下一个千年的某一时刻，肯定地，这种差别的基础是可以被改变的”。[35]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 帕尔默激烈抨击工会领导人在近30年来资本和政府侵蚀工人权利面前的无所作为，提出工会在应对全球化中应记取的三点教训:一，工会的主要对手在国内，阶级斗争是地方性的，尽管有些是全球性的，工人要在反击资方和政府的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影响国际事务。二，这不意味着工人斗争局限于地方或省内，即使在反对地方政府或某个雇主的斗争中，工人也不应满足于局部胜利，而应看到这是更大的、从来没有全面胜利的斗争的一部分。工人要支持国际上所有反对资本统治的阶级斗争，不仅要团结其他工人组织，而且要团结反对资本统治的非工人团体。三，与之相关的是，工会领导人要团结工会之外的社会运动一起斗争，这是目前加拿大劳工运动的致命弱点。[36]可以看出，在资本全球化，工人阶级谈判权弱化，工资被削减，两极分化加剧的时刻，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仍在进行顽强的、艰难的学术斗争。 尽管《劳工》杂志立场鲜明，但它并不拒绝与其观点不同的文章。1981年春季刊物登载了伯库森(D.J.Bercuson)的文章，针锋相对地批评基利和帕尔默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照搬汤普森的文化概念，偏重阶级分析,却忽视种族、宗教、性别等因素。他认为，汤普森的文化概念并不适应北美的情况，最明显的是工人移民成分多样化，因此经济因素更为重要。美国著名劳工史专家古德曼(H.Gutman)的研究代表了这种偏离文化的研究思路。加拿大劳工史介于英美之间,但比美国有更多政治色彩和马克思主义影响。在模糊地用文化方法研究劳工史之前,要先回答下列问题:工人文化是独特的、不为非工人所享有的吗?文化可以超越工人群体内部的那些经济的、社会的、族裔的、民族的、宗教的区别吗?文化可以引导工人意识到他们与其他工人有着共同利益吗?文化可以团结工人,并使他们采取共同行动,这种团结不同于一次如暴动中短暂的联合,而是持久的吗?如果这些回答中有否定的,那么,用文化概念来解释一个具体的实例就是不合适的。不同族裔工人对资本主义的反应,与其从母国带来的文化传统有关，但这仍不能作出一般性的文化分析结论。一个族裔工人罢工被另一个族裔工人所破坏，也不能只用族裔分析来解释。人们知道白人工人恨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但不清楚工人阶级中的种族主义,因为劳工史学家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种族和宗教差异在工人团结中的影响也是不清楚的,虽然魁北克法语工人不参加加拿大英语工人工会，但一些人参加了英语的国际工会,工人的分歧并非严格地以语言或宗教信仰为界。 伯库森还提出,认为普通人的历史比精英的更值得重视的观点,不仅疏于浪漫,更妨碍对历史的认识。难道史学家不知道权力的分布是不平等的吗?不知道刘易斯(J.L.Lewis)支配了北美的煤矿工人工会达半个世纪吗? 伯库森同意,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了解普通人的历史比了解领导者的历史更为重要,但这不能成为一种先验的(priori)原则。“那种认为只有社会史是有用的,历史过程只能通过‘自下而上’来理解的观点,与那种认为只能自上而下地理解历史一样,完全是决定论的和曲解的”。[37]这种不能单向地研究历史的观点已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言，“多数史学家现在承认，工人的历史是雇主的历史和政治家的历史的一部分，反过来也一样”。[38] 简单地说，加拿大劳工史学发展受三种政治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早期的或传统的劳工史学主要受前两种思潮的影响，新劳工史学则在这三种思潮的影响下。凯利和帕尔默延续和发展了早期劳工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麦克诺特(K.McNaught)[39]代表着社会民主派传统；伯库森(D.J.Bercuson)和阿贝拉(I.M.Abella)[40]则混合了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当代更为年轻的劳工史学者还受到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混合影响。他们的研究共同促进了劳工史的发展，其中的分歧表现在对劳工史中的阶级、性别、族裔、宗教、地区、文化等因素的重视程度不同。 帕尔默在1981年的书评文章中表示，他拒绝文化是不重要或不存在的观点，但他承认，“文化本身必须立足于某一特定发展时期，在劳动环境和经济变化中，被物质化地考察。而且，对北美工人阶级经验的文化研究的弱点，就是没有正视劳工政治生活的特点”。他的结论是，文化不是最终的分析方法，而是在承认经济解释有局限的基础上，试图沟通那些家庭、性别、种族、宗教和政治等因素，与意识形态、阶级意识和领导权之间的隔阂。这些因素或在文化之中，或与文化相关，可以碎化也可以综合劳工史。[41] 可以看出，新劳工史在改变传统劳工史政治化模式的同时，也出现主题、结构和内容碎化的倾向，文化概念的模糊和泛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帕尔默不同意因此抛弃文化分析方法，不同意要么否认工人阶级文化存在，要么就得将这种文化限定为一个特殊的理想类型的盒子中。帕尔默劳工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强调阶级斗争内容和阶级分析方法，但这种强调与传统劳工政治史是不同。这种不同，简单地说，一是阶级斗争形式本身是多样化的；二是阶级分析与其他(性别、族裔、宗教)分析交织在一起。[42] 加拿大劳工史的确是丰富多元的，不仅英语劳工史学中有很多分歧，魁北克或法语劳工史和劳工史学更有自己的传统和发展特点，完全要用另一篇文章来写。这里只简介其史学特征。魁北克史学家更多地受法国年鉴派的影响，而不是英国的汤普森、霍布斯鲍姆或美国的康芒斯、古德曼、蒙哥马利等。加拿大法语劳工史最初主要受拉瓦尔大学哈梅林（J. Hamelin)的影响，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年鉴派长时段观点撰写劳工史。魁北克是加拿大最早开发的地区，保留了更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前的资料，天主教会对社会和工运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法语地区劳工史在研究早期工业化和宗教对工人生活的影响方面有很多独到之处。[43] 四、加拿大工运和劳工史学特点 相比英、法、德等西欧大国的工人运动,加拿大的特点:一是工人阶级构成在族裔、语言、宗教方面的多元化，这种多元文化特征和影响是任何劳工史学家都必须面对的。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强调阶级分析的同时,都要重视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二是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加拿大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各地资源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各地工人生活和工作状况差别很大。这与西欧各国内的地区和经济差异不可同日而语。 相比美国工人运动,加拿大的特点是工人阶级有自己的第三党, 平民合作联盟和新民主党相当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新民主党在很多省份执政,现在是联邦议会中的反对党即第二大党。这使得加拿大工人运动在政治上比美国的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西方政治光谱中,加拿大工人运动在界于西欧和美国之间，其“社会主义因素”比北欧和西欧一些国家少,但比美国多。另外,加美两国虽然都是移民国家,但种族和族裔多样性的作用并不一样。在美国,白人与黑人的尖锐矛盾助长了白人种族主义；而加拿大最大的族裔矛盾在英法社区之间,这种白人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法裔作为少数居民争取权利的活动,客观上有助于族裔平等氛围,缓和种族矛盾,形成文化多元化的政治共识。这不因此意味,种族因素在加拿大劳工史中的作用比美国的要小,而是这种作用在两国中是有区别的。 与欧美工会运动相比，加拿大工会活动更多受到国外工会的影响。据1911年统计显示，在加拿大全部133132会员中，国际工会会员比例高达89.7%。这是加拿大国际会员比例最多的时期。在20-30年代，这一比例逐渐下降，1935年不到50%，但50年代中期又恢复到70%。60年代中期，仍占70.8%。而且，有学者认为，国际工会在加拿大工会中的实际支配作用比这个比例还要更大些，“任何对加拿大工会运动的结构、领导和政策的实际分析，……必须首要关注加拿大工会和国际工会领导之间，以及加拿大和美国劳工大会之间的关系”。[44]1990-2000年，国际会员占加拿大全体会员的比例维持在30%。[45] 工人运动发展首先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最先涉猎劳工史的是一些经济学家并非偶然。加拿大工运史显示：失业率是工运兴衰的晴雨表，与工运活动成反比。加拿大劳工史有四次高潮，1880s中期、两次世界大战之后、1965年后的十年。[46]每次都伴随着经济转型，在经济繁荣、就业率相对充分，出现社会危机（战争）的时候。加拿大劳工史学家指出，“苦难本身并不足以使工人造反——反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屈从地位，需要汇合工人对其认可的自然正义标准和选择希望的破坏的愤怒。这些条件往往出现于一些繁荣时期，即工人物质条件有了实际改善的同时，他们的希望却受挫的时候”。[47] 帕尔默有一篇论公民不服从的文章，谈到法律像一道道墙，限制人们的活动，在其范围内才有不服从、抗议等现象存在。但法律又是可塑的、历史的和变化：昨天的法律在今天可能是违法的。如美国的吉姆•克劳法、父权制法令等。“没有不服从，即那些在日常活动中以不敬或违抗以及有组织地抗议来挑战法律，我们或许生活在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法律可以修订，“但它从不会在完全没有公民不服从的情况下出现”。[48] 加拿大劳工史的某些时期是公民不服从的历史，工人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但这并非劳工史的全部或主要内容。加拿大劳工史有相当长时期，具有认可既定现存社会秩序的特征，这种认可不仅被资方和政府多鼓励，也是很多其他社会组织如教会、学校、工会和工人家庭所期望的。劳工史不仅有反对资方的敌意和政府的无为，也充满内部分歧与冲突（在如何动员组织和如何提出要求与方向），有行业工会与产业工会，草根运动与官僚工会，马克思主义与工联主义，种族和性别矛盾与冲突等。但不管工人运动内有多少分歧，它们表达了一种意愿：私人财富积累和市场经济发展不能无视劳动者的利益，劳工的尊严和生活需要应该置于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 当代工人运动与以往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工会会员的主要是政府雇员，他们的谈判对象不是私人资本家，而是政府部门；他们争取的经济利益不再是剩余价值中的份额，而是政府财政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近几十年来，工会运动以往具有的社会正义和社会改造的意义在逐渐减弱，更像是一个特殊利益团体的活动，工会的社会信誉度也在走低。但工会依然是一种社会抵抗运动，防止资本和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抑制力量。 （原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4期） 注 释： [1] 目前国内尚无相关专著，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http://www.cnki.net/），只有李巍的三篇论文：《二战后加拿大工人工人运动的新动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1期；《加拿大工人运动与福利制度的起源》，《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4期；李巍：《略论加拿大劳资关系的演变》，《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5期。 [2] 1850年以前，加拿大工会都是地方的，规模很小。1850-1879年间，英国和美国工会先后开始在加拿大组建分支组织，虽然英国工会在先,但美国工会影响更大。 [3] G.S.Kealey, Workers and Canadian Histor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31-342. [4] 关于公司福利资本主义与工会的竞争状况，可参阅：Robert Storey,”Unionization Versus Corporate Welfare: The Dofasco Way”, David J. Bercuson, ed.,Canadian Labour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Copp Clark Pitman Ltd.,1987, pp.199-229. [5] G.S.Kealey, “The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Laboour Movement”, W.J.C. Cherwinski and G. S.Kealey, ed. Lectures in Canadian Labou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Committee on Labour History & New Hogtown Press,1985,p.25. [6] B.Palmer,“Labour Protest and Org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anada,1820-1890”, Labour/Le Travail, Vol.20(Fall,1987),p.64. [7] “Industrializing Canada: Waged Work,Everyday Life, and Class Mobilization,1860-1900”, in B.D. Palmer and J.Sangster, ed., Labouring Canada: Class, Gender, and Race in Canadian Working-Class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68. [8] Craig Heron, The Canadian Labour Movement: A Short History, James Lorimer & Company, Publishers,1989,p.60. [9] Craig Heron, The Canadian Labour Movement: A Short History, James Lorimer & Company, Publishers,1989,p.ⅩⅤ. [10] Desmond Morton, Working People: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Labour Movement,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7, 5th edition, pp.80-81.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Lyon_Mackenzie_King [12]G.S.Kealey, Workers and Canadian Histor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 [13] 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884年成立，《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895年创刊。英国皇家历史学会(Royal Historical Society)成立于1868年，《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创刊于1886年。 [14] G.S.Kealey, Workers and Canadian Histor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8-9. [15] G.S.Kealey, Workers and Canadian Histor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0. [16]平民合作联盟(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简称CCF),由中西部激进的农民组织和工会在1932年成立,其纲领为《里贾纳宣言》。联盟痛陈大危机中暴露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不人道、不稳定等弊端,号召推翻这一不合理的制度。1944年联盟在萨斯卡彻温省选中获胜执政。但随着二战后联邦福利制度的建立,联盟政治影响力减弱,政策逐渐温和,1961年改组为新民主党。 [17] G.S.Kealey, Workers and Canadian Histor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2. [18] 对利普顿社会及学术活动的评论，可参见Bryan D. Palmer, ed., A Communist Life: Jack Scott and the Canadian Workers’ Movement, 1927-1985 , Committee on Canadian Labour History, 1989. [19]Jack Scott, Sweat and Struggle: Working Class Struggles in Canada, Volume I: 1789-1899, New Star, 1974, p.1. [20] 彭纳是加共党员，二战退伍军人，因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而退党，后成为约克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加拿大左派》(The Canadian Left: A Critical Analysis， 1977)，《加拿大共产主义：斯大林年代及其后》(Canadian Communism: The Stalin Years and Beyond，1988)，《从抗议到执政》( From Protest to Power: Social Democracy in Canada 1900 to Present，1992) 及众多相关论文。 [21] Graeme Patterson, History and Communications:Harold Innis, Marshall McLuha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p.3. [22] 英尼斯的著作很多，与本文相关的主要有：Harold,Innis,The Fur Trade in Canada: 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6; The Cod Fisheries: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 The Ryerson Press, 1940; Essays in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6. [23] H.C.Pentland,”The Lachine Strike of 1843”,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1948:pp.255-277;”The Development of a Capitalistic Labour Market in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5(1959);quoted from ”H.C. Pentland and Working-Class Studies”, in G.S. Kealey, Workers and Canadian History, p.34. [24] 《劳工》杂志是加拿大劳工史协会的官方刊物,用英法两种文字印刷，最初是年刊,1980年改为半年刊。1983年，将刊名“Labour/ Le Travailleur"改为"Labour /Le Travail)，去掉了法文名称中性别的含义。在杂志网站(http://www.lltjournal.ca/index.php/llt/index)上可以免费下载两年前的所有文章。 [25] 1991年改名为Canadian committee on Labour History,CCLH至今。 [26] G.S.Kealey, Workers and Canadian Histor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reface, p.ⅩⅢ. [27] G.S. Kealey and P. Warrian, ed., Essays in Canadian Working Class History, McCelland and Stewart，1979,p.7. [28] Verijty Burgmann, “Labour / Le Travail and Canadian Working-Class History: A View from Afar”, Labour,50(Fall 2002),pp.79,75. [29] Verijty Burgmann, “Labour / Le Travail and Canadian Working-Class History: A View from Afar”, Labour,50(Fall 2002),p.76. [30] G.S.Kealey, Workers and Canadian Histor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1-22. [31] Desmond Morton, “Some 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of Canadian Labour History”, Labour (Fall,2000),p.32. [32] Verijty Burgmann, “Labour / Le Travail and Canadian Working-Class History: A View from Afar”, Labour,50(Fall 2002),p.77. [33] Verijty Burgmann, “Labour / Le Travail and Canadian Working-Class History: A View from Afar”, Labour,50(Fall 2002),p.87. [34] Verijty Burgmann, “Labour / Le Travail and Canadian Working-Class History: A View from Afar”, Labour,50(Fall 2002),p.86. [35] Verijty Burgmann, “Labour / Le Travail and Canadian Working-Class History: A View from Afar”, Labour,50(Fall 2002),p.87. [36] B.D. Palmer, “System Failure: The Breakdown of the Post-War Settlement and the Polities of Labour in Our Time”, Labour / Le Travail ,Vol.55(Spring, 2005),p. 343. [37] D.J.Bercuson,“Though the Looking Glass of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New Labour History and Working-Class Culture in Recent Canadian Historical Writing”， Labour / Le Travail,Vol.7(Spring, 1981),p.109. [38] G.S.Kealey, Workers and Canadian Histor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0. [39] 麦克诺特主要研究加拿大外交和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在劳工史领域的著作主要有：《J.S.伍兹沃斯》（ J.S. Woodsworth, whiteside, 1979），这是 温尼伯罢工和后来的平民合作联盟领导人伍兹沃斯的传记；与D.J.伯格森合著的《温尼伯罢工：1919》（The Winnipeg Strike:1919, Longman, 1974）。 [40] 阿贝拉主要著作有：《加拿大劳工运动：1902-1960》（The Canadian labour movement, 1902-1960）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75，主编：《论罢工：加拿大六次重要的劳工斗争：1919-1949》（On strike : six key labour struggles in Canada, 1919-1949，J. Lorimer, 1975 ）；与米勒共同主编：《20世纪的加拿大工人》（I.Abella and D. Millar,eds., The Canadian Worker in the Twenties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41] B.D. Palmer, “Classifying Culture”, Labour / Le Travail ,Vol.8/9(Autumn 1981-Spring 1982),pp.154,182 183. [42]可参见：Bryan D. Palmer,ed., The Character of Class Struggle, McClelland and Steward Limited,1986. [43] J.Allen, A.Campbell,and J.McIlroy, eds., Histories of Labou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Merlin, 2009,pp.202-204. 哈梅林著作基本是法语的，这里省略。 [44] J.H.G. Crispo,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Unionism in Cnada, Canadian-American Committee,1967,pp.1-2,5. [45] R.Ogmundson & M.Doyl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anadian Labour / 1960-2000: Elites, Power, Ethnicity and Gender",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7,No.3(Summer,2002),p.417. [46] Craig Heron, The Canadian Labour Movement: A Short History, James Lorimer & Company, Publishers,1989,p.ⅩⅥ. [47] Craig Heron, The Canadian Labour Movement: A Short History, James Lorimer & Company, Publishers,1989,p.ⅩⅥ. [48] Bryan D. Palmer, “What’s law got to do with it? Historical Considerations on Class Struggle, Boundaries of Constraint, and Capitalist Authority”, Osgoods Hall Law Journal, (Vol.41,Nos. 2-3)2003, p.470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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