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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唯物史观的现实生命力


    唯物史观经常在社会转型时期面临挑战。而要应对这种挑战,就必须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社会转型做出合理的解释,以理服人,彰显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现实性。
      一、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
    中国史学界有关唯物史观的论战都是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的,而且都是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
    第一次论战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这次论战是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往何处去问题的论战,被称为社会史大论战。当时中国的现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蒋介石的背叛而失败,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迫使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唯物史观作为参加论战的一派逐渐占据上风,后来作为理论指导使中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第一次大论战使唯物史观由一派史观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史观。
    第二次论战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随着改革开放,各种西方史学思潮涌入,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地位逐渐受到蚕食。最初是运用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研究历史,尤其是用于解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金观涛、刘青峰);到借鉴年鉴学派的新史学方法,进行社会史研究;再到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进行新文化史研究;从用现代化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到全球史观的影响不断扩大,再到后现代史观、文明史观等的并起,唯物史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次论战的各方虽然不如第一次论战那样营垒分明,而且是各说各话,但其间表现出的史观的针锋相对也是非常明显的,间或会引发一些小型的论战。这次延续较长时间论战的背景,实际上也是有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论战。中国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被一些人说成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再加上国际大背景的影响(苏东剧变后经历一个低潮),使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受到质疑。接受各种新史观的人呼吁结束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甚至有人呼吁结束唯物史观的历史使命。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应对这场挑战,唯物史观就很有可能沦为一种普通史观,与其他各种史观相提并论,甚至被边缘化。
    在西方学术界也是如此。马克思理论一次次被宣布过时或失败,但却一次次重新引起学者、甚至普通百姓对它的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就有两次大的起落。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福利国家制度,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矛盾得到缓和,一些人由此宣布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因为马克思所说的那些资本主义弊病已经得到克服。但是很快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滞涨危机,使西方社会的社会矛盾重新尖锐起来,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向福利制度开刀来应对危机,导致社会矛盾加剧。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研究唯物史观、研究阶级问题的著作,到70年代末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再次使一些人宣布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甚至宣称历史也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代表人物是福山。但是90年代后期西方的经济危机使得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已经终结的谎言被打破。进入新世纪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使得《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的代表作重新成为畅销书,福山也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并不是历史的终结。
    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唯物史观一次次被宣布证伪,但又一次次重新被重视,关键就在于它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对重大社会历史变迁做出科学解释的理论。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唯物史观可以说面临着如此巨大的挑战,它能否继续保有生命力,继续为人们所接受,关键是看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能不能解释当代社会的变迁,这种解释能不能为人们所信服。
    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唯物史观提供的仅仅是方法,至于它的基本理论由于是马克思针对19世纪的现实提出的,所以已经不能解释新时代的新情况。这种认识是成问题的,是打着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旗号,实际上有可能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因为他们所归纳的方法仅仅是像“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很模糊的方法,而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或“如何才能做到具体分析”,这些他们并没有做出界定,而是可以任意发挥的。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就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五花八门解读的。例如,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一种单纯的“批判理论”,认为马克思主要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做出批判,这就无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而无法科学揭示究竟如何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现象;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萨特)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一种人道主义,认为马克思坚持以人为本,但将人理解为抽象的人、精神的人,从而抽象地谈论人的自由,而未能把握马克思有关人如何才能走向自由的理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一种反人道主义,认为马克思主张物质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决定人的发展,因此人是被动的被决定者,而未认识到结构形成和发展的真正动因正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物质生产能力的发展。
    由此可见,我们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时,必须以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前提,即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如果在历史研究中像韦伯那样用精神因素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那他就绝对不是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因为我们必须追问,资本主义精神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和由什么决定的;如果像诺斯那样用法律制度、产权制度等上层建筑因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那它也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因为我们必须追问,产权制度又是如何产生的和由什么决定的。
    问题在于,我们过去对唯物史观的解释确实存在缺陷和模糊之处。[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他在《哲学动态》1999年第10期发表文章《唯物史观在新中国的五十年》指出:“我们对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至今仍然不很清楚”。]例如,生产力到底是指什么,是指劳动工具、劳动对象,还是指劳动生产能力?如何衡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用劳动工具,还是用劳动生产率来衡量?什么是生产关系,它仅仅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吗?那所有制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些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细致的研究。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发上,我们的确还有广阔的探索空间。中央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就是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要通过研究确定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研究和解释工作,而不是空洞地、口号性地坚持,否则只会坐视唯物史观失去其主导地位。
      三、唯物史观的现实生命力
    唯物史观不仅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且它的基本理论也能够科学地解释许多令人困惑的当代变迁,至今仍然具有合理性和生命力,只是需要我们去做充分的研究工作。比如说当前被许多人认为是唯物史观无法解释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问题,这是对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不了解和片面解释所致。马克思在他系统阐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曾明确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而且资本主义在应对自身的危机过程中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比如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发展和中央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还需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愈来愈多地表现出自我扬弃的趋势,社会主义成分在逐渐增加。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十条改造资本主义的措施,现在已经有七条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实施或逐步实施,包括征收高额累进税等等。这种自我扬弃式的发展,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出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另一种道路。还有一种道路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马克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种道路问题。(丹尼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来临》中有一节名字就叫“马克思的两种图式”)当然,资本家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的,必须有群众的斗争才能逐步赢得群众的解放。
    另一个令许多人感到困惑的是苏东剧变和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这同样是不了解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所致。马克思在论述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区分了两类国家:一类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径问题,在那里马克思提出要限制甚至取消市场的作用。但在《给查苏里奇复信》、《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提出了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径问题,提出后发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最主要的条件就是要吸纳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成果来发展自身的生产力。在对“一切积极成果”的解读上,列宁将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仅仅理解为物质层面的东西,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电气化;此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者也大都排斥市场的作用,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直到邓小平同志才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市场经济不是判断资本主义的标准。正是得益于小平同志的市场经济改革,才将中国引向经济飞速发展的正轨。哈佛的教科书《发展经济学》在参照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后也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经济制度都不是纯而又纯的,所有市场经济都被政府加以管理。”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也是人们普遍认为唯物史观无法解释的问题。当代西方社会阶级结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新中间阶级的兴起,该阶级的兴起缩小了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主张的是社会阶级结构两极化的理论,无法解释新中间阶级的兴起,所以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接受韦伯的分层理论,而拒绝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确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确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直接对立的说法,但马克思在晚年写作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深刻洞察了中间阶级的兴起这一事实,指出:“他(马尔萨斯)的最高希望是中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相对越来越小(虽然他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晚年对新中间阶级的认识是同有关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式的发展道路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这只是简单地谈了自己研究唯物史观的一些心得,希望能对大家真正了解唯物史观有帮助,如有不妥的地方请指正。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