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碎东北近代化之梦的日俄战争
2005年3月10日，沈阳城南仙桃机场附近沙河乡。这里是100年前日俄战争的旧战场。
1904年2月8日，日本以“传统”的不宣而战的方式发动日俄战争。次年3月10日，两国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陆上战争就在这里爆发。沙俄由李尼维大将率领的一军团据守沙河正面一线，与日方野津大将率领的日军第四军在附近的烟龙山一带相遇。30万俄军和25万日军血战，双方各伤亡9万和7万人。这次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最大规模的陆地战争，被称为沙河会战。《日俄战记》记载当时两大帝国的会战对这块土地上真正的主人的影响——日俄所到之处，“是物即取，是钱即劫”，“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横飞，产破家倾”。
但是100年后，我们在此打听前往烟龙山旧战场的道路时，连路边放羊农民也说不出所以然。其实就在远处地平线上，烟龙山低矮的山形在宽广的平原上隐约可见。如果不是山上南北两处制高点上的两座石碑，这个有些奇怪的突兀着的土丘几乎引不起任何人的重视。在1911年于山南最先建立的日军纪念碑上，简单的铭文显示不出战争带给中国人的丝毫痛苦:“奉天会战第四军战绩”。似乎是为了显示惺惺相惜的姿态，500多米开外，日军允许俄军在此后建立了自己的东正教十字架形花岗岩纪念碑。在略微残破的碑上，正面刻着这样的俄文碑文:
纪念1904年日俄战争沙河会战中死亡的俄军将士;
献给为沙皇的信仰而英勇为国捐躯的俄罗斯军人们1904～1905。
在沙俄纪念碑旁，刚从俄罗斯经商回国的沈阳青年收藏家余泓讲述了今天一些俄罗斯人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今年正好是日俄战争100周年，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日本都通过发行邮票等活动来纪念这场战争。在我跟一些收藏远东和日俄战争藏品的俄罗斯收藏家交往时，发现他们至今认为日俄战争是在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反之，日本人至今也是同样的看法。”
同行的另一位沈阳著名收藏家詹洪阁向记者展示他收藏的一幅日本在此战后出版的《奉天占领纪念帖》，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为报沙俄领导“三国还辽”之仇，力图重新占领中国辽东半岛。“就在1905年3月10日当天下午，日本最终击败俄国，在100年前就第一次占领奉天。”
作为清朝的盛世陪都，奉天当时正向近代城市转化。日俄战争的最终结果，是将经营了200多年的奉天古城彻底摧毁。而日本则在1905年12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而取代沙俄，将辽东半岛变为名副其实的日本殖民地。
从“大陆政策”到殖民东北
“奉天大会战”37年后，日本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在1942年6月24日的《告亚细亚民族书》中，将日俄战争描绘为“复兴亚细亚”的“庄严”“序曲”:“日本以金刚之信，执降魔利剑，给四百年来连续侵略未曾从一人中遭受过百倍之耻辱的白人以最初严厉的一击，从而鼓舞起在白人压迫下各国的希望与勇气，激励起在列强横暴下遭受痛苦的小国的理想和与活力。日本国的名字恰如是枯木回春的生命之液一样，一直使一切被虐待受凌辱之民的灵魂久久不断的热血沸腾。”
大川周明的“亚细亚主义”并非无本之源。早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明治天皇就确定了用武力征服世界的方针。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颁布“继承列祖列宗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中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所谓“大陆政策”，正是明治以来日本政府确定以朝鲜、中国为主要侵略目标的扩张政策，其具体内容正如后来的《田中奏折》所言。这份奏折由旅日爱国华侨富商蔡智堪通过日本政坛元老派代表人物宫内大臣牧野仲显帮助，描摹在碳酸纸上带出皇宫，翻译并呈报张学良，最终递交南京政府。尽管日本军政界至今否认这份奏折，但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
“其实《田中奏折》反映的内容，在日本政要的言论中都有具体体现。”辽宁大学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张学良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胡玉海教授认为，即便没有《田中奏折》，日本从1905年来对中国的侵略也有明显的一贯性:“1919年到1920年协约国干涉苏联革命时就数日本派兵最多。在协约国撤军后，日本反而增兵东北，在控制了南满铁路后进而控制了中东路（北满铁路），并不断利用中日之间的各种争端非法出兵，扩大在东北的势力。日本从日俄战争之后对于中国东北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
选择张作霖做代理人
“对于日本对中国主权的剥夺和破坏，有一个人在政治上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抵制。”胡玉海说，“这个人就是张作霖。”
日本“东亚同文会”编写的《对华回忆录》一书中，记载了日本人所抱怨的张作霖通过“以夷制夷”的手段，在日俄战争时开始的政治投机。“（张作霖表面上）对日俄会战采取旁观态度，暗中却给亲日派响马团体以相当便利。”该书中还抄录了日本间谍土井市之进少佐关于张作霖的一段日记，显示在日俄奉天大战开战前，“（营官张作霖）对日本军抱有非常的好感，今后愿为日本军效力”。在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中，出身绿林的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逐渐成为“东北王”，付出的代价是经济上给予日本各种权益。
对于张作霖这个日本选择的代理人，日本“满铁”理事木村曾说:“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虽得自日俄战争，而许多既得权益乃得自张作霖时代。”对于这个代理人的优点，日本帝国的著名“谋士”后藤薪平男爵有一段经典的评价:“（张作霖）在满洲有一种特殊地位，彼非有任何官历，也与中央政府无因缘。张离满洲，则失其地位，故满洲为张之惟一地盘。其心中唯知权势利欲，别无何等经纶。且张以为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知背日本之不利，而顺从日本之有益。若利用此特别地位，具有此思想之张作霖，则满洲之事，生杀由我，不仅一张也。即满洲之事，日本皆可借此势力横行无阻。”
然而张作霖并不满足于只当个东北王。尽管张作霖聘请了大批日本顾问，仅在1928年就达十人以上，但在建于1915年的沈阳大帅府里，一副上书“望重长城”的匾额，透露出张作霖的野心。在帅府西院的浮雕上，“太少英狮吃各果（国）”和“雄狮举掌握环球”图案设计及题款，显示出张作霖入主关内的雄心。这显然不符合日本对于中国分而治之的政策。
胡玉海提示了当时的历史:“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陆政策是一致的，但手段则有通过军事占领和经济控制两种殊途同归的手段。在试图策划‘满蒙独立’和两次倒张作霖运动后，日本发现张作霖在东北的实力，于是确认了和张作霖的合作。但是张作霖和日本人合作时的矛盾一直存在。”
被淹没的“掠食者”
位于沈阳柳条湖附近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幅馆藏《满洲农业移民入殖图》，反映的正是日本大规模移民中国东北，试图将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历史。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作为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开始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移民中国东北。1906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明确指示臣民:“满洲为日中两国国民共同生活的地区。”1929年10月，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南在上海日侨俱乐部演说，声言“中国为日本海外发展第一线”。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28年，日本在东北的“居留线”突破20万大关。1929年2月，“满铁”又决定以1000万日元巨资向辽东半岛继续移民。“九一八”日本侵华战争后，日本又系统制订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从1932年10月至1936年7月，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集团性武装移民，并计划从1937年起用20年时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试图使日本移民占东北总人口的1/10以上，彻底改变中国东北的人口构成。
收藏家詹洪阁向记者出示了他收藏的日军在“九一八”时期拍摄的照片，照片上许多持枪看押中国军民的，正是身着便服的日本在乡军人。胡玉海指出，这种武装（发枪支）移民，使大量日本在乡军人（退伍军人）有计划地集居在东北铁路沿线、边境和农村抗日游击区边缘，平时守卫铁路;这种军事性设施，成为军事后备力量、兵源，镇压东北人民反抗的别动队。“对于日本在主权问题上的逼迫，张作霖经常采用非常规手段予以消解。比如在日本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商居权和经商权后，张作霖却下令禁止租房给日本人。类似的限制中国人提供日本人服务的法令多达百条。”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的编辑李华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张作霖的移民行动。“张作霖对抗日本人一个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通过开发东北，大量从河北，山东，河南和安徽等地吸收关内移民。如果不是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最终被中国移民所淹没，中国东北的归属问题将会有更大的变数。”对于这一点，曾经在俄罗斯生活工作多年的余泓从另一个方面表示了相同的看法，“相比之下，俄罗斯人在占领中国领土方面做得比较彻底。我去海参崴时，那里已经没有了哪怕一座中国建筑。当时沙俄把那里居住的中国人全部赶走，中国人在那里生活过的遗迹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抛弃张作霖
1928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联兵北伐，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因战事吃紧，急调吉林军入关，但日本控制的“满铁”却拒绝运送。日本的政策是，让奉系势力局限在关外，造成中国东北脱离中国的事实以阻止中国统一。与此同时，日本再次借张作霖落难之时，逼迫张作霖在5月13日签署了一直处于搁浅状态、严重侵害中国主权的满蒙五条铁路的合同。
张作霖既不愿意接受日本提出的所有苛刻条件，也不愿意在失败情况下退出东北被日本人操纵。“他没有办法，让张作相签，被张作相推辞了。”胡玉海说，“当时张作霖的铁道部长常荫槐说，宁可不当铁道部长也不能签字，免得被后代骂成是卖国贼。于是张作霖只好自己签。”说到这里，胡玉海讲述了张作霖当时使的一个小小花招:“据说他签了个阅字。”
曾经在1928年前后担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林久治郎在谈到中国人的外交能力时说，拥有3000年文化的中国人的思维，是西方人无论如何无法比拟的。日本政府按照既定的“大陆政策”方针，不断向张提出各种所谓“满蒙悬案”问题，步步威逼。屈服于日本实力的张作霖则不断通过回避推托的态度予以拖延对抗。加上张作霖在此时日益接近欧美，让日本逐渐失去对张作霖的“信任”。
1927年6月到7月，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主持的东方会议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强调武力解决（张作霖），对此田中首相也表示同意。从而确立了以武力解决为正当的基本方针”。对于两次东方会议，亲自策划暗杀张作霖的河本大作大佐在《我杀死了张作霖》一文中供认当时的决策是:“一定要杀死头目，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只要干掉了张作霖就行。”
1928年6月3日下午4点30分，也就是张作霖准备乘车返回奉天的两个小时之前，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还专程前往中南海，逼迫张作霖在《日张密约》上正式签字，该密约是郭松龄反奉倒张时，日本人逼迫张作霖所订。张作霖在办公室破口大骂日本人总在关键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不能出卖东北，免得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想要了。”芳泽在客厅里听得一清二楚，最终未能被张作霖接见。
如果芳泽谦吉留心到张氏帅府后门内张作霖特意建立的关帝庙，他也许会意识到这次会见将引发双方的彻底决裂。在那个象征着“忠义”精神的关羽像两边有这样的对联:“汉家忠义无双士，千古英雄第一人。”
事与愿违
在张氏帅府罗马风格大青楼前的太湖石假山上，至今保留着张作霖的手迹:“慎行”。
早在穿岛浪速策划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张作霖就成功地逃脱过暴乱者的暗杀。1916年5月27日，张作霖在前往奉天南满站迎接关东都督中村的归途中，遭日本陆军预备少尉三村丰持炸弹袭击，当场死伤卫兵十余人。张作霖逃到奉天图书馆时又有人向他投掷炸弹，但仍未成功。“他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头脑却很机敏，洞察力强。”胡玉海说，“张作霖在北京调停期间，段祺瑞也曾经派人暗杀他。他当时从段祺瑞的眼神中觉察不对，接口上厕所上车直奔天津，从天津返回沈阳。”
岛田俊彦在《满洲事变》中认为，当日本田中内阁无论是对中国的政策还是对张作霖的评估都长期摇摆不定时，日本关东军却已经完全放弃张作霖。胡玉海认为，这正是张作霖最终死亡的原因。“无论如何，张作霖离开北平返回奉天之前，已经和日本签订了铁路合同，日本的经济利益已经有了收获。但这个合同让与政府政见不同的强硬派日本军人认为，一旦铁路动工，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控制即将形成。按照张作霖的日本顾问所说的，如此一来，日本军人未来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当年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外逃时乘坐的花车到达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的三洞旱桥时，日本关东军东宫铁男大尉引爆了炸弹。在今天的皇姑屯铁路桥，当年爆炸的痕迹清晰可见:两座花岗岩的桥基有一座被炸毁，至今弥补的水泥痕迹与另一桥基形成对照。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当年日本人现场拍摄的爆炸录像成为日本人贼喊捉贼的物证。
“1935年张学良的老部下卢广绩到英国见到曾经抢救过张作霖的施得阁医院创办人、英国人传教士施得阁时，后者告诉他‘张作霖当时就死了’。”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邢安臣说。邢安臣回忆起对卢广绩的采访:“卢广绩说，施得阁描述张作霖被炸后的情景:（张）左肱骨被炸断，血流如注。后来施得阁对大帅府的人说，不要对外说张作霖已死。”
森岛守人在《阴谋、暗杀、军刀》中写道:“本来策划爆炸者的企图，并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一个人，而是想趁爆炸列车和张死亡引起社会紊乱之机，立即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然后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按照预定的计划，河本事先在奉天大和旅馆前集结了足有1个旅团的兵力，事件发生后，再令参谋尾崎大尉紧急集合关东军，同张作霖卫队交战，搅乱局势，再以“维持治安”之名出兵占领沈阳乃至东北。但是，由于不了解河本计划的关东军参谋“在3日夜里解散了那个旅团”，紧急集合命令又被“参谋长斋藤中将严厉地命令阻止”，而奉天省长臧式毅“也阻止了奉天军队的行动”，河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田中内阁的外相冈田启介后来在供词中说:“如果那时能紧急集合的话，大概‘满洲事变’当时就会发生。”
当时曾与张作霖同车的日籍顾问町野武马（在天津提前下车，对暗杀并不知情）在得知张作霖被炸死后，回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给三本写信说:“一切都完了。”对于激进的青年日本军人的极端手段，深谙利用张作霖控制东北的町野武马认为，这些军人的行为破坏了日本的利益。因为“已经信仰了三民主义的张学良，已经不可能建造（张作霖被迫同意的）满蒙五铁路了。唯有张作霖才能压住其部下……张作霖的死，的确很可惜”。
张学良的国难家仇
“一切亲日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去消灭。”河本大作后来的供词表明，日本军人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完全占领中国东北，然而张作霖之死却加速了中国南北妥协、全国统一的进程。
日本前驻华公使林权助在张作霖死后曾来奉天会见张学良。林权助当时以日本历史中“关原战役”为说明，暗地将张学良比作丰臣秀赖，将杨宇霆比作德川家康，以此鼓励张学良自立。而张作霖时代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回忆张作霖死后，日本司令官村冈在奉天满铁公署初次会见张学良时的言语，则比林权助更加直接。“当司令官提醒张学良好自珍重，注意有人虎视眈眈、暗怀阴谋（指杨宇霆）企图取而代之时，据说张学良感激得声泪俱下。”
然而一年后，林久治郎从当时担任翻译、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王家桢那里获悉张学良当时内心的实情。当时张学良在会见结束返回时在车上问王家桢:“你能理解我今天为什么落了泪吗？”张学良无限感慨地说，“在不共戴天的仇人面前，我还得俯首致礼，反躬自问，实在太不争气，悲愤之极，不禁泪水奔流了。”
林久治郎在1928年7月16日拜会张学良时，对于当时日本政府最为关心的东北新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对张学良施以高压政策:“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主张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企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我国同东三省的关系与中国内陆地区各国关系不同，是极为重要而密切的。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要同我国对抗！”
日本人看似关切的拉拢，实则试图让张学良放弃张作霖一贯在日本和英美之间相互利用的手段，望其成为彻底的亲日派。然而从小就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张学良，却常以“国难家仇丛集一身”的话来提醒自己，最终决定支持南京新政府，与国民党合作，毅然决定实现国家统一的理想。
1928年12月29日上午7点，奉天城内外的政府机关全部取下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改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同日设立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张学良接受了国民政府授予的总司令委任状。日本军人为了夺取“满洲”的主导权而炸死张作霖，最终导致政策上的完全失败，并导致田中义一为首的第27届日本内阁垮台。
经济危机下的战争狂热
自1920年起，日本国内连续发生经济危机。此时正值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和中国国内日趋高涨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浪潮。1929年初，东北的国民外交协会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收回大连、旅顺主权，收回南满铁路等四项要求，将反日独立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高潮。同时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反华声浪，如果不是当时中日政府高层的克制，中日战争也许在1929年就爆发了。
“经济危机是加速日本策划‘九一八’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本质原因。”邢安臣说，“在当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受到影响的国家远远不止日本一个国家。从根本上来看，日本的大陆政策才是侵略中国的根源所在。”1931年5月29日，在日本侵华军第二师团的一次军官会议上，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发表了《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他说:“打开我国目前经济困难局面的根本政策，不外乎是向海外发展。”板垣征四郎和被称为日本军界“思想家”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都认定，1931年是使用武力进攻东北的极好时机，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本部“一年以后行动”的计划。因为同样陷于经济危机的欧美各国正处于无暇东顾的时刻。在石原、板垣等人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此后，当年7月的“万宝山事件”和8月的“中村事件”，把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推向高峰。
1931年7月，驻守京都的日军第16师团第3飞行联队出动飞机，向金泽、福井、富山、松本等地散发了10万份题为《醒来吧，为了国防》的传单，传单中极力鼓吹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附有注明日本在东北特殊权益情况的地图。“炸死张作霖虽然得手，但是日本的全盘协调却并没有到位。当时日本并没有在舆论上做好准备。但是在‘九一八’之前，‘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都被日本人大肆渲染。”胡玉海说。
在中国方面，当时被张学良聘为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老资格外交家顾维钧发现关东军的变化时曾写信予以提醒，但张学良对此缺乏重视，并没有对东北的兵力部署作相应调整。1931年9月6日张学良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在误判日本人企图的同时，张学良最终严守了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决策。
曾任张学良总部副官的刘余庆之子刘振永回忆起1931年9月18日晚的北平：副司令行营为纪念东北军出兵关内、和平结束中原大战一周年，特地举行招待会，张学良带兵作陪英国武官等人，在前门外中和剧院观看著名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半夜时分，参谋长荣臻来电，告知日军攻击北大营。在日本方面，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也接到关东军电报：“我军正在出动主力，扫荡满铁沿线之中国军。”日本陆相南次郎在手记中写道：“该发生的事情终于来了。”
当时的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的兵力，本无力攻占东北全境，于是向政府请求派遣日本驻朝鲜军队增援。在9月19日上午7点于参谋本部召开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上，尽管对关东军是否应该增兵增援，但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机密作战日志》记载：“最后全体对增加兵力达成了一致意见。”显然，派驻朝鲜军队增援关东军乃是日军参谋本部既定计划的一部分，但按惯例，向国外派遣部队，必须先由内阁批准，再由天皇下达命令。然而军国主义的狂热氛围，终于让一切阻碍侵略的可能全然消失。
据说田中义一得知河本大佐谋杀张作霖时，曾长叹“孺子不知父母心”。田中首相起初向昭和天皇报告张作霖谋杀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然而由于日本陆军总部对于河本大佐“无私的爱国行为”的动机的支持，田中义一最终宣布辞职,成为日本历史上惟一一位因天皇的不满而辞职的首相。这种以“爱国”为理由，对军人不法行为的纵容，导致了后来下级狂热军人“下克上”行为的泛滥。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就是在没有向内阁通报的情况下，独断地派出3万多人的军队增援关东军，使得关东军占领整个东北成为可能。
日本陆军中央部的默许和纵容，并不是林铣一郎惟一的靠山。违背军令私自出兵的林铣一郎此后竟在1937年由天皇授权组阁。而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则深受日本天皇赞誉：“卿以寡克众，为此，皇军已威震四海，朕甚佳之。”
尾声
当我们在寒风中驱车前往北大营时，如果不是邢安臣教授指路，想找到这个被无数杂乱建筑淹没的北大营最后一个原始营房遗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座当年奉天城东北约5公里的正方形军营，曾经是东北地区经营多年的惟一军营。在1931年9月18日，那里驻扎着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王以哲的第7旅。这残存下来的北大营惟一一间历史见证物，如今也已残破不堪。
从1905年到1931年9月18日，无数次日本挑起的冲突都没有“九一八”这次引发了如此巨大的连锁反应。后来曾任日本外相的币原说:“‘九一八事变’是吞下了一颗炸弹。”但对于东北3000万同胞，“九一八”侵略战争开始了东三省14年沦亡和抵抗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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