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与民族海洋意识提升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9:10:19 《上海大学学报》2016年第 章忠民 胡林梅 参加讨论
摘要：实施“一带一路”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空间战略、经济战略、跨越海洋走向世界的大发展战略，导致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时空转换，必然要求强化“向海的社会意识”。“一带一路”战略为海洋意识提升预设了逻辑步伐：“一带一路”现实要件应然要求并设定海洋意识从传统边缘化状态中剥离，型塑为社会意识的重要内涵；战略目标实施方式与海洋意识演进机制的契合必将促成“向海的社会意识”上升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子。海洋意识由传统薄弱状态转化为社会意识的关键要素，再上升为民族精神因子这一逻辑进程与精神嬗变，必然提振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两者之间现实应然、过程使然、规律必然关系之有效确认，必将有助于把握和挖掘这一伟大战略实施的当代社会动力源。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海洋意识；民族精神 “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时空互动、欧亚共赢构建陆海统筹的文明圈。而实施这一具有历史性战略迫切需要由陆地意识到海洋意识的自觉调适，急切召唤民族精神内在有机成分的融会贯通。因而，提升海洋意识成为时代重大的应然课题，也是民族发展急迫的当代使命。民族海洋意识便是两者的融合与再生，它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精神传播机、民族力量驱动器，它必将推动这一重大战略的成功展开。本文阐释的理路是：立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要件，对海洋意识型塑为社会意识重要内涵及提升为民族精神的应然性和使然性给予剖析、强调，并对其助推“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必然性给以揭示与阐明。本文强调，对中华民族海洋意识在当代及“一带一路”战略下生发与嬗变的内在机理的一种深度思考，旨在呼吁全社会关注并合力完成“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海洋意识应提升为民族精神这一时代命题，以此凝聚民族力量，助推“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现实发展的应然：“一带一路”型塑海洋意识为社会意识的重要内涵 海洋意识源于社会意识理论境域，是当代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发展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之需求。社会意识是社会心理学哲学范畴，它是社会存在在社会精神领域的反映，其既受社会存在的约束与制约，又推动或阻滞着社会存在的变革。[1]作为社会意识范畴内的海洋意识，其产生与发展取决于其所在的社会存在状况，并随着所处的社会状况的变化而做被动调整或自觉调适。中国改革开放从其开启之时就已预设了朝向海洋进发的逻辑进程，全面深入改革开放更迫切需要海洋意识的跟进革新。我们必须将海洋意识从传统被动、结构单一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塑造一种全球、经济、安全的海洋意识。由此观点出发，我们结合当下现实，通过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下海洋意识提升的必要性，来阐明海洋意识提升的内在历程：即从传统陆地文明中剥离，提升为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的关键要素，由此呈现海洋意识提升逻辑步伐之第一步。 (一)“一带一路”实施的现实条件亟须海洋意识的提升 “一带一路”实施的现实要件就是改革开放成果的拓展及其与中国在欧亚大陆发展空间的整合。那么，前者必须积极“走出去”，开拓广阔的海外市场；后者则自然实现陆海空间对接，宽阔的海洋随之步入国人的视野范围。提升海洋意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所蕴含的时代意识的产物。 第一，拓展改革开放的成果，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呼唤全球海洋经济意识。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显示：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对国际经济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且国内的发达经济集聚于东部、南部沿海一带，呈现出依赖太平洋海路通道的单一发展路径和沿海与内地二元的经济结构。要破解这种二元结构与单一路径就必须实施积极的走出去战略，“走出”东南沿海的地域局限和太平洋单一通道，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跨越海洋积极“走进”世界。也就是以中国大陆为中心往东强化并力争主导跨洋越海的经济合作秩序，往西则构建欧亚大陆经济共同体，以贸易合作、投资与开发等经济方式解决中国地区发展二元结构与海外经济通道单一的困境。这样，经济手段与海洋思维构成解决路径的根本要素，中华民族的全球海洋经济意识自然应运而生。它深刻表达我们民族的共同心声和共同意志，也显示了中华民族走向深海、远海的伟大理想与坚定信念，是提振我们民族精神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第二，欧亚大陆发展空间的整合迫切需要充分的海洋安全意识。当下亟须欧亚大陆空间的联动整合，以经济为纽带的“一带一路”战略便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整合了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的空间区域。海洋成为这个区域的外缘地带，承载着海上经济航线及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使命，且“一带一路”涉及地区广，海洋领土归属问题复杂及沿线国经济密度大等多种因素，[2]我们必须具备综合、全面、稳健的海洋安全意识方能应对。其事关这一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及战略布局，只有将其充盈并切实落实到“一带一路”战略中，欧亚大陆经济的发展才有稳健的基底和基本保障。 那么，“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先决条件(拓展改革开放的成果与整合欧亚大陆空间)、内在要求呼唤并孵化了全球海洋经济意识。海洋意识的提升既是现实社会意识应然嬗变，更是当代我们亟须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然而，悠久农业文明社会所形成的陆地意识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因而战略实施必须对现有海洋意识有一个清晰、完整、全面的梳理和把握，以廓清当代海洋意识所处的本源基底，增进我们对现有整体社会意识的变革、增进与提升的共同认知。 (二)现有海洋意识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助推乏力 澄明当下国民海洋意识的广度、深度，并厘清海洋意识基本状况，就要对当下“一带一路”建设适逢的社会意识基本状况进行充分了解，以准确把握和认知海洋意识提升的时代感、必要性和紧迫性。事实上，现有海洋意识的基底来自于历史及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关于海洋认知、情感和理性境域，它受陆地意识的惯性、近代史被动性与改革开放中经济独自领先等综合因素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群体结构和意识深浅等差异性特征。显然，这些既有的成分及其特征难以支撑甚至会妨碍、阻滞具有开放性、统筹性与前瞻性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有可能出现支撑缺失且助推乏力的困顿。因此，对亟须深刻有效的认知与共识，这将有助于强化当代海洋意识提升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一，历史的惯性使海洋意识依然处于传统的半边缘状态。具有悠久农业文明的中国，历史的惯性、惰性及文化的接续性使陆地意识至今在我们的整体社会意识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历经数千年且相对静态的历史流变，内倾尚德、循环求稳、主静修和的农耕意识深深渗透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传承和沿袭至今，并深深影响着我们民族的生活习惯、精神气质和行为风格。[3]内陆民众缺乏海洋知识常识，不习惯于吃海鲜，畏惧和抵制海洋的心理等这些简单、平凡的生活积习，无不深刻地折射出海洋意识在社会中所具的含量极低。相对来说，农耕意识明显占据社会意识主体内涵，其体现在民众生活、思维习惯、知识结构和气质风貌等方面。这种普遍和浓重的陆地意识因袭盘踞着社会意识的重要场地，而海洋意识依然处于传统半边缘状态，它是中国当下最广泛、最常见也最现实的社会习俗惯性和国民性。 第二，近代海洋意识在被动调整中凸显海洋意识主体的结构性问题。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袭我国台湾，这一事件激发了陆防与海防之争，主张海防一方的获胜，由此第一次扭转中国传统重陆轻海的陆地意识，萌生海陆并重的海洋意识。然而，此时的海洋意识是应对海上入侵的意识产物，而非自觉革新传统陆地意识的精神产品，海洋意识的生发明显呈现被动、无意识性及主体非大众化等特征，且这一主体结构性问题延续至今。今日反思现代海洋意识在中国的生发历程，我们深切领悟到海洋意识嬗变的被动性、民族无意识性与主体单一性乃是中国现代海洋意识中途流产、近于夭折的致命归因；我们深刻觉悟到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海洋意识制胜中国陆地意识(海洋意识羸弱)而致中华民族苦苦挣扎的沉痛历史。改革开放正是基于此经验教训，在反思、解构和重建海洋意识中对近代海洋意识给予很大矫正。但是海洋意识主体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 第三，改革开放形成的积极的海洋意识仍具有单一性和地区差异性特征。当今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觉地向海洋发展的大行动，并形成了积极的海洋经济意识。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要求导致了地区发展不平衡，出现了沿海地区海洋意识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一心一意”谋发展，因而在某些方面的措施弱化了对周边地理空间的整合，造成海洋意识构建的单一性：一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海洋发展策略虽然有其特定功效，但却加剧了海防问题的复杂性；二是以地区组合和地区发展为目标的国际合作机制(如东盟、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使得国际合作机制碎片化，凸显陆海统筹意识的缺失；三是注重国际经济合作而淡化对西方海洋文化、海洋意识的反思，缺乏鲜明中国特色的海洋意识。海防意识、陆海统筹意识的不足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意识基底的总体延续和全面映射，因而，它需要沿着积极海洋经济意识轨道，在拓展发展空间过程中弥补不足，寻求化解问题的关键。 历史与现实的联姻、重叠、纠缠演绎出当下社会整体海洋意识欠缺、民众基础薄弱、地域主体的结构性差异及海洋经济意识单一性的特征。显然，这些综合特征不能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现有要件相匹配、相协同、相适应。因而，时至今日，我们既有的海洋意识必须要进行自觉的蜕变，使其从传统的状态中剥离出来，提升为与时代相协调、相契合的当代海洋意识。 (三)海洋意识的当代蜕变：从传统边缘状态中抽离并嬗变为社会意识的重要因素 当代海洋意识的蜕变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在逻辑要求，又是“一带一路”对海洋意识的需求、企盼与现有海洋意识状况难以协同的矛盾产物。这一矛盾产物与变迁的社会存在共同要求现有海洋意识从传统边缘状态到中心状态的蜕变，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塑造并提升为当代社会意识的重要因素。当代海洋意识要摆脱原有农耕意识的束缚，构建和型塑积极综合的海洋经济意识、全面稳健的海洋安全意识，以适应并驱动“一带一路”及全球化的时代正题。 第一，基于“一带一路”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我们必须将海洋经济意识提升为社会意识的核心内容。当代海洋意识的蜕变需要克服改革开放形成的单一海洋经济意识，塑造全球、高密度的海外经济布局，亟须建构海洋通途、跨洋经济体及全球话语相互动的全球经济海洋意识，实现我们普遍经济利益追求和共同经济目标认同：[4]一是海洋通道意识是海外拓展的前提，它以“走出去”战略弥补我们“迎进来”的前期发展视野不足；二是争取以多重跨洋经济共同体来增强海外经济容量与市场源头，以增强海洋经济活力；三是必须建构全球话语权意识，开创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及相关海洋法规制定权。①显然，具有这种全球的权力结构意识可成功摆脱掉中国传统东亚的地理经济意识，走出东西二元结构及太平洋通道单一的困扰。这一现实对象性成果显示了全球经济海洋意识提升为普遍共识性社会意识的时代内涵和民族使命，它将带动中国“走进”世界，融合世界，引领世界，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宏大思想和鲜活力量。 第二，从欧亚大陆空间整合来看，综合主动及全方位的海洋安全意识应该被深化为社会意识的首要内涵。“一带一路”极大地扩展了中华民族的陆地活动空间，海洋成为中国乃至欧亚诸国抵御风险及航线通道的前沿阵地，海洋安全成为欧亚大陆的共同诉求。对于高度依赖海洋运输而周边不稳定因素集聚的中国来说，意义更为明显。[5]因而，我们应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建构综合主动和全方位的海洋安全意识：一是中国关于海洋知识、海洋科技力量储备相当有限，因而海洋认知意识的丰富提升是我们海洋安全建设的前提要务；二是当下真切关系到中国海防安全问题的马六甲海峡困局、东海岛链封锁及海疆争端等警示着近海安全是整个战略布局的关键所在，海防意识不得不成为社会意识的核心要义；三是“一带一路”整合了海权、陆权与“边缘地带”三大理论，而依靠海洋制导权实现全球经济贸易顺畅的海权战略，既是中国远海安全航线的重要保障，也与我们全球海洋经济意识相契合，其必须成为社会意识的关键因子。海洋认知意识、海防意识及海权意识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上建构了当下积极稳健的海洋安全意识。事实上，海洋安全意识是我们发展中最迫切、最紧急的社会安全意识，而它们在民众心理上却十分匮乏。因而，我们必须将综合稳健的海洋安全意识作为当代海洋意识型构的前提要务与核心要义汇入到社会意识当中，使其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本保障意识及中华民族持久发展所必需的、新型社会安全意识。 第三，从现有海洋意识整体状况来看，普遍深厚的海洋意识理应成为民众的基本社会意识。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海洋意识依旧处于半边缘化，因而，我们必须将海洋意识化育到普通社会大众的心里，使其成为社会通识：一是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民众参与相结合，通过现实感化、实践内化和教育孵化使海洋意识具有广泛的主体，尤其是要注重在建设前期，通过教育路径培育相关专业人才和骨干力量来支撑“一带一路”建设；[6]二是大力改变改革开放形成的海洋意识东西地域差异，使普通群体都能感受到海洋在社会发展与生活中的存在价值；三是在喜闻乐见的生活学习中使民众理解海洋、认知海洋和倾情海洋，普及并使其大众通识化。这样，海洋意识在思想领域、文化地域和情感境域中成长为社会心理、社会智识、社会情感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夯实海洋意识的社会根底和民众基础，以便发挥其对时代变革支撑和助推的作用和能效。 总体说来，当代海洋意识的蜕变是一场社会意识见之于社会存在的革新，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从传统陆地文明剥离出来，型塑为海洋经济意识、海洋安全意识以及普遍大众的海洋意识，从而内化为社会意识的重要内涵和必备因素。由此迈出了海洋意识到民族海洋意识嬗变逻辑步伐的第一步。关于海洋意识提升的逻辑学理与实践步伐的阐释，表明海洋意识的提升与时代变迁有着互动互塑的勾连、互推共进的必然。那么，事实上，在“一带一路”宏大战略建设中，务必将其与伟大民族精神相融合，并提升为宏大的民族海洋意识以助推社会进步和历史转折。 二、过程推进的使然：演进机制与实施方式互联促成海洋意识的提升 海洋意识自身演进机制与“一带一路”宏伟目标实施方式将共同推进海洋意识上升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子。首先，海洋意识作为精神现象其发育演进机制与“一带一路”目标定位相契合，实现其精神现象发育与嬗变；其次，海洋意识发育的经济动力演进机制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经济手段及空间整合相联袂，在“一带一路”经济增进与空间格局重整中形成民族海洋经济意识、海洋安全意识及海洋意识主体精神。海洋意识的精神现象生发过程与“一带一路”战略下海洋意识嬗变历程，共同促进海洋意识融入民族精神，从而实现“一带一路”战略下海洋意识的提升。 (一)海洋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海洋意识的内涵阐释及其内生逻辑关联 要阐释海洋意识到民族精神的升华，就必须要厘清相关概念内涵以及其演进的内在动力机制。因为海洋意识的提升说到底主要是对概念到概念及此境界何以到彼境界的阐明，而其本质则是对实践中精神现象发育过程的揭示。因而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理解这些核心概念及其嬗变就必须从概念内涵及其演进的内在动力机制入手，从而深刻把握海洋意识提升的精神发育历程。 第一，海洋意识与民族精神有着内涵相通的前提预设。两者共有民族集体精神总和的属性，都有引领时代思想、凝聚时代力量的现实意义。但是，两者区别在于：人对海洋的“精神总和”与人自身活动凝结的“精神总和”而言，后者更具有向心力、凝聚力、号召力以及鲜活、生动等更高精神层面。因而前者融汇于后者是一种嬗变、增进和提升，而海洋意识内涵自身也涵盖民族精神的要素。关于海洋意识定义，学界尚未完全达成共识，[7]其本质上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它是人们在涉海活动中形成的所有的精神现象总和，包括集体情结、思维模式、共同意志及行为模式，它们凝聚民族力量共同推动力度更深、范围更广的海洋实践。因而，海洋意识是一种精神现象，且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动态性和引领性。 第二，民族精神内涵上有海洋意识的预设。民族精神是个西方舶来词，诞生于18世纪德意志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文化民族主义时期，其向海发展的民族意愿相当强烈。从阐发者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至赫尔德，再到黑格尔，他们都对民族精神进行过考察与阐发，民族精神从他们意向中的“观念”(莫泽尔)、“遗传力量”(赫尔德)上升到“必然性”(黑格尔)。在中国，民族精神由梁启超于1904年在《江苏》杂志第七、八期发表的《民族精神论》一文中首次提出，随后成为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支撑，至今依然表达着“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8]的强大召唤力和向心力。民族精神在西方历史上的发育过程，充分显示其先天与海洋意识有着交织与重叠，且随着民族国家发展走向而内在地成长与嬗变，这一点以上三位德国哲学家都做过深刻思考，尤其是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进行过深入的论述。而中国民族精神的张扬正是在西方海洋力量要挟、挤压下的觉醒。因而，东西方的民族精神与海洋意识皆有先前的预设。 第三，民族海洋意识是两种精神的融汇与再生。民族海洋意识是海洋意识融入到具有“遗传力量”“必然性”及召唤力的民族精神当中，并融聚为其重大因子的“精神现象”，是其从“意识”到“精神”、由浅层到深入的发育、提升之结果。民族海洋意识既有民族精神“遗传”的性格，鼓舞士气催发斗志、凝聚力量的品质，又有广泛的意识主体和深厚社会心理情感境域。因而，民族海洋意识的双重性格在现实中更能凸显其引领性、民族性和拓展性，展示出精神对存在的内在力量及其必然性。 第四，经济交往与地域整合是海洋意识升华为民族精神的内在动力。从海洋意识到民族精神的升华并不是概念间的自然流动，而是经济交往和地区整合内在动力机制的演进结果。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经济交往与地域整合带动世界区域国家之间的汇通，同时也是民族自觉的形成过程。[9]马克思在分析“精神生产”的时候指出，“世界市场”的开拓、闭关自守状态的打破与“精神生产”具有同步性和耦合性。②从海洋意识到民族精神的提升就是以打破闭关自守状态的区域整合为前提，以世界市场形成纽带、以民族精神鼓舞为动力的历史过程。对于当下中国来说，“一带一路”欧亚大陆经济秩序的重塑及其空间整合必将促使、激励海洋意识由一种观念浸透到民族精神里，并对原有相抵触的、不符合时代的“遗传力量”进行改造，而再塑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二)“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实施的内在逻辑链条推动民族海洋意识的蝶变 上层建筑顶层设计的“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共同愿望、心声和意志，其通过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克服实施过程中因历时性、动态性和延展性所带来的种种困难，推动海洋意识汇入到民族精神之中。“一带一路”战略目标设计的主体意志及具体实施的历史主体力量，共同推动我们的民族精神由陆地意识朝向海洋意识的变革。海洋意识在“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定位、实施力量及转折结果(文明转型)这一内在逻辑链条中，通过历史宏大叙事的建构，来推动和兑现民族海洋意识的当代蝶变。 第一，“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定位彰显了中华民族精神状态调整和嬗变的趋势。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目标定位，学术界从各自学科研究视野出发看法不一，③而国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远景目标。这与文明史观相贯通，它标识着“一带一路”是对农耕社会发展方式的超越，是中华民族长久发展、陆海统筹的文明模式的构建，意味着中华文明发展的重大历史转折。这一目标定位是顶层设计的大手笔、大视角，是宏观全局的民族发展战略，体现了全民族的意志，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号召力与凝聚力。它将带动着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由海洋意识的边缘状态到中心地位的调整、嬗变与升华。 第二，从文明社会演进看，文明转型有力地推动海洋意识融入民族精神。“一带一路”战略要实现的是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互鉴共融，它是中华文明史的大转折。这就必然将海洋意识汇聚到民族精神里，使其植入并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内核当中。依此提升现有海洋意识在民族精神中的基因含量和比重等级，使海洋意识从现有农耕的社会“观念”成长为新型海洋意识“遗传力量”，从而得以持久、稳定地汇聚人心，凝聚力量，展示出民族精神对推动目标实现及文明转型的必然性。 第三，从战略目标实施过程上看，社会存在的动态性和延展性驱使海洋意识上升到民族精神。战略目标实施的长期性与历时性决定社会存在的动态性和延展性，那么这就迫使海洋意识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面，以保证核心社会意识的持续供给。这也就是将当代海洋意识的塑造融贯于中华民族精神当中，实现战略目标实施的动态性、延展性与民族海洋意识内在机制的持续供给相契合，从而推动海洋意识融生为民族精神的魂魄、精髓，并聚生为新的伟大时代精神。 总之，以文明升华与转型为战略目标的“一带一路”内含了中华民族对海洋意识的自觉调整，它有力地催生了民族精神状态调整和嬗变的进步趋势，同时也推进海洋意识融入民族精神的步伐。 (三)“一带一路”实施方式的经济手段与地域整合催生民族海洋意识的升华 海洋意识演进的经济动力机制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经济手段相契合，其实现精神现象发育和战略实践的对接，现实地催生现代海洋意识的升华。“一带一路”战略通过亚欧国家外部的全球交往与内部市场嵌入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来实现，其先天为海洋意识的提升预设并创制内生动力，创建升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契机。海洋意识在“一带一路”经济联系增进与空间格局重整中完成民族海洋经济意识的嬗变，海洋安全意识的重塑，以及海洋意识主体精神的升华，从而落实了海洋意识内化为民族精神重大因子的转变。 第一，亚欧共同体在参与全球竞争中促进了民族海洋经济意识的嬗变。经济交往是从海洋意识到民族精神升华的关键内在动力，中国特色的海洋经济意识需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认可、张扬和兑现。显然，当下建构我们自己的全球话语权意识为重中之重，以改变美国长期把持世界经济贸易话语权的局面。我们通过“一带一路”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构建，建设全球高密度的海外经济，形成自己的如亚投行、金砖银行及丝路基金等金融体系，并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以缔造具有中国特色、合作共赢、互利互惠的海洋经济意识，力争加强自己的世界话语权。从而在全球经济交往中实现民族利益，弘扬民族精神，体现民族意志。如此，从海洋意识到民族精神升华这一“精神的生产”便在普遍的、全球的经济链条上得到了实现。 第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中华民族海洋安全意识的重塑。空间拓展是海洋意识升华为民族精神的又一重要内生动力。“一带一路”对我们生存空间的拓展客观上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海洋安全意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成了“东西双向开放”的“双向双开”新格局，④将中国内陆新疆、广西、云南等省份与印度洋接通，大大扩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视野，减轻了中国海上经济的风险；但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内陆身份与海洋接通，也预设了海洋安全范围、危险系数的增大。尤其是与雄心勃勃、视印度洋为己属的印度共同开发利用这一海域的风险之大更为显著，加之其与太平洋美日势力的遥相呼应，中国海上安全风险达到史上最高点。因而，“一带一路”战略对海上安全来说具有双重效应，它既是中华民族对海上安全的深谋远虑和运筹帷幄，也是重塑中华民族海洋安全意识的重要战略。 第三，亚欧共同体内部市场机制的运行促成海洋意识主体精神的升华。“一带一路”战略首先是个经济方案，在(马克思所说的)世界秩序与世界市场的逻辑同构中方能得以落实。它通过利益的嵌入、市场的对接与区域文明主体之间的文化互动等，形成巨大的历史洪流，从而消除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东西二元地区差异，并催生众多社会群体、企业、个人参与资金流、技术流及人员流，以自觉消融陆地意识对海洋意识的历史性抵触，扩大海洋意识的主体并促进其主体精神的升华。“一带一路”战略中广泛、深度的市场机制的运行扩散提升了海洋意识的民众基础及精神境遇，从而使其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灵魂与时代精神。 总之，从海洋意识到民族精神的提升是“一带一路”宏伟目标定位及其实施的时代精神产物；海洋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内在动力机制催生了海洋意识的当代嬗变；“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促使和带动了海洋经济意识的变化、海洋安全意识的重塑、海洋意识主体精神的羽化。如此，民族海洋意识在实践中完成精神现象的发育历程，嬗变为民族精神的核心要义，从而完成“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推进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 三、历史规律的必然：海洋意识释放能量及助推“一带一路”实施的内在逻辑 当代海洋意识是“一带一路”战略在社会精神领域的反映，它是中华民族新形势下社会意识的自觉调适，必将推动当下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变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及其目标定位要求并带动了民族精神的嬗变与升华，同时民族精神的嬗变势必引起社会环境的变化。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必将推动历史的巨大进步。世界历史上四次重大转折及中国历史近代以来的由受挫而崛起，便是海洋意识巨大历史能量释放的真实见证。那么，这一历史规律表明：海洋意识到民族精神的蝶变，必然挣脱传统陆地意识束缚，协同并凝聚民族力量开拓新的历史进程，从而借助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而引发中华民族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性转折。 (一)世界史四次重大转折彰显西方海洋意识的历史能量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张力 海洋意识的历史能量随着其与民族精神融合、互动而再生并发展，其所显示的历史张力也呈现出正负交织与重叠互生的状态。它既有推动世界历史形成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扩张，也带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种种矛盾。更具有现实感的是21世纪全球海洋意识的觉醒和调整，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机遇及应对国际挑战的现实考验。那么，我们须通过反思历史经验教训并总结把握历史规律，以全新的民族海洋意识为引领开辟新的历史进程。 第一，西方海洋意识内涵对其历史能量的正解。西方国家从文明发端上就离不开海洋，因为其文明源起于地中海的希腊文明。其海洋意识内涵丰富，主导整个社会意识的生发，表现为社会的主导意识、海洋经济意识及扩张性的海权意识。显然，主导、外向和扩张是西方海洋意识最为鲜明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赋予了其巨大的历史能量，使它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形成民族发展的精神自觉，与民族精神融合、互动而再生并发展，从而推动西方对海外的探险、扩张。海洋意识对西方发展进程的推动显示出其历史能量的张力、冲击力和迸发力，这既是西方侵略性的缘起，更是其走出地中海、大西洋从而获得全球生存空间的根本精神动力与根源所在。 第二，借鉴世界历史进程来透视海洋意识对世界历史形成与发展的能量张力。15世纪以来海洋意识的渐增、趋强、高涨与鼎盛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四次大转折：一是新航路的开辟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推进了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步伐；二是被黑格尔理性化了的海洋民族精神加速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确立；三是19世纪末马汉的海权理论被民族国家神话化而催生了当代的世界海洋强国；四是21世纪海洋既是资源能源产地，又是复杂的国际利益关系、民族冲突的汇聚点，因而全球海洋热情被引爆。海洋意识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张力充分显示，海洋意识一旦与民族精神融合所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冲击力和迸发力，足以带动一个国家发生巨大的历史转折。 第三，西方海洋意识历史能量深刻反映出其牵引、带动和促进社会存在变迁的历史必然。世界发展史上的四次重大转折显示出，没有海洋意识的提升就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没有了当今的全球化。那么，当代中国发展必须以强大的海洋意识为支撑，否则民族将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僵化、停滞、沉沦甚至灭亡。也就是说，海洋意识上升为民族精神是历史规律的本质必然要求，其对社会存在变迁的牵引、带动和促进也是历史规律的必然显现。 (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折射出海洋意识强弱对社会变迁的不同影响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其海洋意识能量的张弛，激生中国近现代的受挫与崛起。我们反观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海洋意识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一，缺乏海洋意识的近现代历史致使中国百年沉沦。近现代史上，陆地意识把持着整个社会意识的各个阵脚，海洋经济意识严重缺失，海洋意识主体严重缺位，海洋安全意识虽有犹无。所谓的海防不过是将闭关自守的大门扩大到近海岸而已。仅有的19世纪70年海洋意识的有限萌生，无法推动中国走出传统陆地意识的禁锢，只能在西方蹂躏中苦苦挣扎百年。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积极海洋意识助推中国步入世界大国阵营，极大地振兴了民族精神。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塑造了我们积极的经济意识，并预设了宏大的全球海洋经济意识、海洋安全意识。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走进世界，复出中华文明的当代精神风貌。 (三)民族海洋意识释放的时代能量助推“一带一路”实施并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海洋意识对世界历史形成所展现的张力与缺乏海洋意识的中国近代的沉沦形成鲜明比照。其历史逻辑的寓意在于：自觉调整与民族精神相融合的海洋意识，将发挥其历史能效，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海洋意识的嬗变(从社会意识重要内涵到民族海洋意识两层逻辑步伐)既是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方式(主要是对经济手段与地域整合的实施方式)的民族自觉调适，又是对海洋意识自身生发演进动力(经济交往和空间整合)的自觉结合与应用。因而，嬗变的海洋意识通过市场经济的运营、空间安全的保障与社会民众力量的集聚来发挥其历史能效，从而促进中华民族安全稳健地走向伟大复兴。 第一，通过经济手段的运营促进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阶层的生成。经济交往是海洋意识嬗变为民族精神的内生动力，也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方式与手段。“一带一路”战略就是通过亚欧经济的重塑来实现亚欧诸国之间市场嵌入与利益对接，这种市场经济的运营将带动中国国内、亚欧诸国及全球之间各生产要素的流动，更新并提升创新能力、合作能力，从而促进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关系优化及新的社会阶层的生成，直接、鲜活、有力地促成了社会的变革。 第二，通过空间整合来保障和提供持续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海洋安全意识是“一带一路”实施的社会意识、民众心理的基本条件和根本保障，也是当下我们“一带一路”建设得以有效且可持续实施的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所在：一是海洋开采、管理和利用等海洋认知能力的提高将会增强我们的生产要素优势，可以加速提高中国在全球的竞争能力；二是海防意识的强化充分保证欧亚近海海上安全；三是海权意识的贯彻与运行，可以有力排除远海传统与非传统风险，确保海上航运、海上贸易顺利进展。海防、海权所构筑的近海、远海全方位保护、综合有序的安全网与海洋自然资源一起，持续稳定地为“一带一路”提供安全环境的供给与资源能源的自然供给。这样的海洋安全意识有力保证各种要素之间的流动，在相对静态、稳定与平和中递推社会变革。 第三，通过社会民众力量的集聚推动中国文明的转型。中国文明转型说到底是民众力量集聚的结果，民族海洋意识嬗变带动海洋意识主体大众化，推动中国文明的当代转型。“一带一路”构筑的是全球经济合作、和谐运行的模式，其本质上蕴含着全球商品流通、资本流通和和谐共赢的人文精神的整合。这意味着：中国在广大国民、众多企业团体参与、互动、共进中获得陆海文明的新生；在扬弃西方排他式海洋意识，减除其历史负能量的过程中促进世界和谐。海洋意识提升与嬗变产生的推动力、牵拉力将有力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 当下实施的“一带一路”现实要件、目标定位及其实施等诸多因素，预设和规划着海洋意识嬗变为民族精神因子的现实应然和逻辑步伐；民族海洋意识演进的内在动力机制与“一带一路”经济交往、空间拓展促成其实现；从海洋意识到民族精神境域的提升与嬗变必将引领民族意志、激发民族情感、凝聚民族力量积极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及全球化进程，促动生产要素、文化思想和人员的流动、互通、共进，带动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及整个中华文明的转型，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在此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和出发点，以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为解决问题的桥梁和纽带，阐发和论证海洋意识提升的现实应然、过程使然、规律必然的逻辑进程，从而为解决“一带一路”及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问题提供一个深度思考的维度，一个有效的解决路径，以期有助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及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有学者“主张中国推进‘一带一路’不能照搬现有多边的或美国投资规则，但可借鉴其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成分，形成体现中国价值观和优秀文化的、面对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多层次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体系”。夏先良：《中国“一带一路”与美国TPP在全球贸易规则上的博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9月第5期。 ②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255页。 ③有把其界定为中国崛起的大战略及新国际主义外交战略，也有认为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经济外交战略及欧亚合作的经济新秩序。参见胡键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4期)一文。 ④参见国家十三五规划：“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双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网—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2]杜德斌，马亚华.“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J].地理研究，2015(6)：1005-1014. [3]张琢.中国的地理环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二重性[J].社会学研究，1987(1)：13-25. [4]施展.世界历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J].俄罗斯研究，2015(3)：3-19. [5]李卫海.中国海上航运的安保模式及其法律保障——以应对21世纪海上丝路的海盗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5(6)：131-150. [6]周谷平，阚阅.“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支撑与教育路径[J].教育学，2015(10)：4-9. [7]马得懿.海洋意识的内涵、体系与演化路径[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4)：85-94. [8]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G].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9.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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