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国东方学家的西藏之旅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9:10:56 《世界知识》2009年第22期 孙宏年 参加讨论
亚历山大·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éel，1868-1969）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汉学家、探险家和“女英雄”，101年的人生历程中充满了传奇，有着太多近乎神话的故事：游历过许多东方国家，长期生活在中国和印度；著作等身，大量的有关东方的笔记、论著和资料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法国乃至欧洲就如同明星般的耀眼， 96岁时还被授予法国第三级荣誉勋位；她对佛教和西藏历史文化很有研究，还有一个“智灯”的法号……这些又都和她到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多次科学考察紧密相连，她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法国“女英雄”轰动世界 1891年，大卫·妮尔告别了家人，前往东方，开始了漂泊世界的人生之旅。这可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神往已久之后的决定。她六岁时就被送进修道院，封闭的生活燃起对宗教和哲学的激情，造就了与众不同的性格——向往外面的精彩，喜欢到远方探险。20岁以后，她认识了美国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夫人，又师从著名的东方学家席尔宛·烈维和爱德华·福科，学习英文、梵文和佛教，研修东方文明课程，更对古老的东方充满神往。23岁时，她第一次来到了神奇的东方，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学习了佛教经典，1893年又到了印度与中国西藏的边境，雪域高原已经近在眼前！ 1910年，大卫·妮尔再次前往东方，目标很明确——日光城—拉萨。这次旅行直到1924年才结束，时间之长、国家之多或许都出乎自己的预料。这期间，她遍游印度、中国、尼泊尔、日本、朝鲜、缅甸、新加坡等国，长期在中国西藏和其他藏区活动，多次到北京、青海和甘南的藏传佛教寺庙潜心研修，1912年在印度噶伦堡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见。此后，她多次努力，试图进藏考察，但因英国人的阻挠，只得选择了乔装改扮，潜入西藏。她在养子、藏族喇嘛庸登（1899—1955）陪同、帮助下，两度潜入西藏：1916年，越过了喜马拉雅山进入了西藏，前往札什伦布寺，拜见了九世班禅；1923年9月，从云南、西藏交界地区进藏，经过察隅、波密、林芝等地，到达拉萨。 在多次进藏的徒步旅行中，大卫·妮尔扮成一位有德行的朝圣者，或者令人怜悯的“行乞者”。她流利的藏语、与藏族相近的生活方式，再加上庸登喇嘛的“法力”，的确减少了麻烦，可“险情”仍时时出现，首先就怕被人识破她是“西洋夷人”。从云南潜入西藏后，为了躲避沿途官吏的盘查，他们尽可能地避开大道，可是仍会露出某些破绽。在察隅，他们遇到一位衣着豪华的官员，回答了家在何地、旅行目的等问题后，那位官员和随从仍在认真地审查他们。她有点慌了，暗自思考：“他们到底为什么起了疑心？是我的外表，还是回答的内容？”片刻紧张之后，她立即来了主意，装成化缘乞讨者的样子祈求布施，带着哭腔地说：“尊敬的老爷，请对我们慈悲一点吧。”对方才改变了穷追不舍的态度，怜悯地取出一点钱施舍给他们，她象西藏的下层人一样伸出舌头表示感激，庸登赶紧假装欣喜地说：“母亲，您看长官送给我的东西！”于是，他们才得以继续赶路。 在徒步旅行时，他们有时能碰到居民，还能遇到商队和朝圣者，庸登可能被请去做些法事，得到一些食物、钱。更多的时候穿行在荒山野林之中，不得不忍饥挨饿。1923年圣诞节前后，庸登的脚扭伤了，又生了病，他们没有食物，被困在波密深山的窝棚里，就只好把缝补靴子的一点碎皮子熬成汤，“欢庆”节日。路上的野兽也让他们时时紧张。在滇藏交界地区，他们刚刚在树林里睡下，一只豹子就慢慢靠近，不断地窥视。她被惊醒后不敢叫醒庸登，只是喃喃地说：“小朋友，我见过比你还大的森林之王，睡觉去吧，祝你幸福愉快！”几分钟后，那个“小朋友”似乎听懂了什么，远远地走开了，他们才脱离了险境。 野兽能被“劝”走，如果遇到强盗，就没有那么容易应付。在波密的深山密林里，七个土匪要抢走他们的所有物品，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她知道把藏族人相信因果报应，就哭泣着请求各种神灵惩罚这些坏人，而且说土匪要抢的钱是庸登为别人做了法事后得到的“神钱”，如果抢走更会不得善终，恰好这时大风刮过。她的哭诉与大风相伴，一时间阴气森森，土匪们害怕报应，吓得面如土色，赶快把财物归还给他们，还请她让庸登给他们祈福。 在经历了种种的危险之后，大卫·妮尔到达了拉萨，访问了布达拉宫、小昭寺、八角街和罗布林卡，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还请当地的摄影师为她与庸登在布达拉宫前留影纪念。1925年，她的西藏之行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回到法国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各国的地理学会争相请她去演讲、报告；她不是运动员，1927年世界妇女体育协会却给她颁发了田径大奖，因为她徒步远游东方；法国总统杜梅格对她的著作颇为推崇，准备以国家的名义支持她在世界各地的探险……接着，她又完成了《西藏的巫术和奥义》、《五智喇嘛》等著作，成了国际知名的东方学家。 述说一个真实的西藏 1937年，大卫·妮尔再次来到中国，本希望重新进藏，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影响了她的计划，她只得辗转于五台山、汉口、重庆、成都等地，又长期在打箭炉（今康定）进行科学考察和写作，直到1944年。1945年回到法国后，她发表了大量的笔记、通信、学术著作，介绍在西藏的所见所闻，阐述自己关于藏传佛教、东方文化等的研究心得。她和这些资料、著作对法国乃至西方的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向西方的读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西藏。 在83岁时，她听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而西方某些大国和各种反华势力却借所谓的“西藏问题”，掀起反华大合唱，大肆宣传“中国侵略西藏”的谬论，一时间蒙骗了不少对西藏历史文化不甚解的人们。她对这些论调十分不解和反感，出版了《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根据自己在西藏的见闻和多年的研究，告诉人们：许多世纪以来，西藏的历史就与中国密不可分，汉族、藏族之间在历史上“时而干戈相向，时而玉帛互往，两个个民族的联系却难以置信地不断加深”；到了清朝，西藏“宗教神职人员”中的达赖、班禅两大活佛都“须经中国中央政府承认方可坐床，而且在坐床之日向中国皇帝像顶礼膜拜，俯首称臣”；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清朝驻藏官员和部队被驱逐出了西藏，但“中国并没有放弃对西藏拥有的主权，在各种场合都坚持要继续行使这一权利”，设置过专门机构管理西藏事务。和平解放后，“中国人又重新回到西藏，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当他们从西藏的农村和城镇经过时没有人对他们开一枪，他们所到之处常常受到热烈的欢迎。那些同情西藏人命运，认为他们是野蛮侵略的受害者的外国人，其实根本不了解真情”。 西藏人民为什么欢迎解放军呢？达维·妮尔告诉西方国家的读者们：这是因为和平解放前，西藏“统治野蛮至极，统治者横征暴敛，在深受其害的人民中留下的只有不满和愤怒。我在西藏期间对此也有所闻”；许多人，尤其是康区的藏族“都亲身体验过共产党人的领导和旧的反动统治，相比之下，他们真心实意更喜欢共产党人”，比起共产党人，西藏旧政府的苛捐杂税真是多如牛毛。在西藏，由于高利贷、徭役等盘剥和压榨，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因此欢迎共产党人和解放军的到来，“耐心地等待着就要发生的变化”。不仅如此，寺庙中下层的僧人的处境与贫苦的俗人也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同样期待着社会的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