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海界与海洋历史权利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55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杨国桢 周志明 参加讨论
摘要：海界，指人为划定的一定海域的地理界限，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空间范围。中国古代就有关于海界的记述，蕴涵着中国人对海界的自主认知。古代海界的观念与海洋历史权利相联系:国境海界的划分是海域主权的意思表示；地方行政单位和军事单位的海界，反映海域主权派生的行政管辖权和军事控制权；民间社会的海界，体现个人或宗族使用海域的权属。 关键词：中国；古代海界；海洋历史权利 现代海界的概念，对外指国家管辖海域范围(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界限，对內指沿海地方行政单位和军事单位管辖海域的界限和海洋活动群体或个人利用海域空间和资源的界限。前者是一个国家主权或主权权利的标志，后者是地方、民间、个人开发利用海域的权属的标志。现代海界从古代海界发展而来，伴随海域使用制度的萌芽与发展，经历漫长的演变过程，法学界是从西方海洋国家的海洋法律及其实践来阐述这一历史过程的，没有提及中国和其他濒海国家、岛国的历史实践经验，而历史学界也少有这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因而产生一些认识的误区和片面性。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具有关于海界的记述，蕴涵着中国人对海界的自主认知。这是中国开发利用海洋的文明成果之一。了解中国古代海界的观念，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海洋历史权利，对研究中国海疆史和分析现在海疆问题均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国境海界不等于海岸线 中国古代的国境海界，向来为史家所忽视。一般认为，历代王朝是把大陆和海岛的海岸线(包括海湾和入海河口)作为自然疆界，而不及于海域。但这一说法，缺乏史料依据，并不妥当。诚然，历代王朝没有现代领海的主权概念，但也从未明确宣示海疆边界止于海岸线。相反，在管辖权逐渐向海岛延伸的实践过程中，也扩展着利用和控制海域的能力和权利。先秦时的濒海诸侯国，势力已及于海上。刘向《说苑》中记:“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1][p.83]司马迁《史记》中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2][p.153]所谓“海上”，既指海中的岛屿，又指连接大陆与岛屿之间的海域，也就是齐、越的统治范围，包括了海表之民赖以生产生活的海域。秦汉王朝逐渐统一沿海地区之后，海域的开发利用活动渐向环中国海周边延伸，但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依据自然权利进行的，没有划分界限的权利意识。 晚唐以降，南海成为中外交通的主要通道，王朝加强对南海诸岛的管辖后，区分中外的海界观念便逐渐明晰起来。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有载:“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阇婆之来也，稍西北行，舟过十二子石，与三佛齐海道合于竺屿之下”。[3][p.416]南宋时，赵汝适《诸蕃志序》记所见《诸蕃图》，有“所谓石床、石塘之险，交洋、竺屿之限”，[4]即指以南海西边的交趾洋、南边的竺屿为中外海洋分界。明代，黄衷在《海语》卷下《分水》中指出:“分水，在占城外罗海中，沙屿隐隐，为门限……天地设险，以域华夷者也。”[5][pp.130-131]有清一代，广东地志均记载“长沙海”、“石塘海”为万州辖內海域。颜斯综的《南洋蠡测》亦载:“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向无人居。塘之南为外大洋，塘之东为闽洋，夷船由外大洋向东，望见台湾山，转而北，入粤洋，历老万山由澳门入虎门，皆以此塘分华夷中外之界。”[6] 这一国境海界，得到周边国家和航海东来的西方国家的承认，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暹罗吞武里王朝使团赴中国，使团成员披耶摩诃奴婆在《广东纪行诗》中说:“前进复二日，始达外罗洋。自此通粤道，远城迷渺茫”[7][pp.89-90]。西方航海者则把南海通称为“南中国海”(South ChinaSea)。 在黄海，北宋就有与高丽海界的记载。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详细地记述出使高丽的航程，云:宣和四年(1122)六月初二日，“西南风作，未后澂霁，正东望山如屏，即夹界山(今小黑山岛)也，高丽以此为界限”。[8][p.896] 在东海，琉球“毗连福建，壤绵一脉，天造地设，界水分遥”。[9][p.678]自明初与琉球王国建立封贡关系后，双方往返之海道，以黑水沟为中外之界。嘉靖十三年(1534)册封使陈侃云:“过赤屿……见姑米山，乃属琉球者。”[10][p.506]嘉靖四十年(1561)，册封使郭汝霖、李际春亦曰:“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11]康熙二年(1663)册封使张学礼记:五月初九日，“舟子曰:过分水洋矣，此天之所以界中外者。”[12][p.301]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二十五日册封使汪揖乘封舟过赤屿(即赤尾屿)时载，“薄暮过郊(或作沟)，风涛大作，投生猪羊各一，泼五斗米弼，焚纸船，鸣钲击鼓”。“问:郊之义何取?曰:中外之界也。界于何辩?曰:悬揣耳。然顷者恰当其处，非臆度也。”[13]康熙五十八年(1719)册封使徐葆光言:姑米山为“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由闽中至国，必针取此山为准。”[14][p.504]并撰《琉球三十六岛图歌》曰:“琉球属岛三十六，画海为界如分疆。……琉球弹丸缀闽海，得此可补东南荒。”[15]乾隆二十一年(1756)册封使周煌注曰:琉球“环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福建开洋至琉球，必经沧水，过黑水。……海固不可以道里计，而球阳之海则实有无形之区限在焉。”[16][p.652]并于《海上即事四首》中注:“舟过黑水沟，投牲以祭，相传中外分界处。”[17]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国境海界不等于海岸线，是明确无误的。而且，中国在宋代开始形成中外海域分界的海洋主权意识，在事实上行使了界内巡航等主权权利。 二、中国海内的海界 古代王朝由地方官府和水军对“边海”海域行使管辖权和制海权，而有行政区域和军事区域的洋面海界划分，如北宋张嵲(1049-1148)《紫徽集》有记:“广东潮州海界有贼船作”。[18][p.451]南宋真德秀(1178-1235)在其《西山文集》中亦载:“内丘仝一名，人材事艺颇岀诸校之左。曾于去年十一月内，带领兵船，到漳州海界沙涛洲亲获强盗徐十一等一十五名。今年三月，到潮州海界蛇州洋亲获强盗陈十五等一十四名，解赴本州，送狱根勘。”[19]但海界之分，远早于此，故南宋绍兴八年(1138)闰三月十三日，新知建康府范成大有言:“海道荒查，界分不明，时有寇攘，并无任责。臣昨将明州管下诸寨，各考古来海界，绘成图本”。[20] 明时，有关海界的明确记载甚多。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6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一月，“贼果由本处遁走，……臣彼时仍欲自行穷追，但思臣职任浙直总兵，自有地方重寄。一则沈家门递向东南，即系福建海界，非奉军门号令，不敢擅离”。[21][p.404]万历年间，都督佥事万公邦孚“晋参将，守温处。闽盗诈称商人，入浙地杀掠，扬帆而去，莫可诘。邦孚命分闽浙海界，商舶不得越境，闽商入浙则乗浙舟，浙商入闽亦如之，遂著为令。”[22][p.523]另据广东总兵官麻镇揭报，“有闽贼袁进号、袁八老等拥众千余，驾船数十艘，突自福建铜山越入惠潮海界，乘风西下碣石地方”。[23] 有清一代，自北而南皆有海界的相关记载。黑龙江地区，清顺治十年(1653)在宁古塔副督统之上，设宁古塔昂邦章京镇守，康熙元年(1662)升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五年(1666)驻地迁到今宁安县，辖区包括东至日本海，东南到希咯塔山(锡霍特山脉)海界，东北达飞牙喀海界(鄂霍茨克海)，直到库页岛的广大地区。[24][p.136]山东洋面，水师有明确的管辖范围，“水师洋面，胶州南汛管辖一千六百八十里，成山东汛管辖三百九十里，登州北汛，管辖一千七百七十里”。[25]江浙海域，《中衢一勺》中记有江苏浙江的洋面界限，“小洋山，江苏浙江洋面交界处，大洋山在小洋山东南入浙洋界。马迹山在崇明南，上有都司营。鹰游门在海州与山东洋面交界处”。[26]闽台地区，除上述有关闽浙等洋面分界外，明末在澎湖设置游兵时，蔡献臣就明确指出“澎湖，闽南之界石；浯洲、嘉禾，泉南之捍门也”。[27][p.230]乾隆《重修台湾县志》亦指出:“黑水沟有二:其在澎湖之西者，广可八十余里，为澎厦分界处，水黑如墨，名曰大洋。其在澎湖之东者，广亦八十余里，则为台、澎分界处，名曰小洋。”[28]乾隆《重修台湾府志》中也载:“台海西界于漳，南邻于粤，而北则闽安对峙”。[29]广东海域，《乐会县志》云:“博敖港南一里有圣石，二十里有乌石，三十里有新潭港，又三十里至东澳港，于万县洋面交界。《府志》详载海界昭然”。[30][p.424]道光《肇庆府志》载，乾隆九年(1744)“勘定阳江海界”。[31] 明代边海的海界划分与当时的海洋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为应对倭寇侵扰与海盗活动等安全威胁，在沿海岛屿设置水寨和游兵以巡哨海上，各水寨皆有信地，如“三亚寨，分总大小兵舡二十七只，官兵七百七十四员名，如文昌、淸澜、会同、乐会、澄迈、临高、儋州、昌化、陵水、万州、感恩、鱼鳞洲等海洋，皆其信地，东接白鸽，西接涠洲各海界”，[32]水寨会哨之处即为巡防区的海界。 会哨有跨省会哨和省内会哨两种。跨省会哨即两省相邻水寨往来会哨，如浙江镇下门水寨南会福建之烽火门、流江，福建烽火门水寨北会浙江之松口；在闽广交界的南澳设官建镇，将福建的铜山水寨与广东的柘林水寨防区合二为一；省内会哨即一省中各个相邻水寨往来会哨，以福洋会哨为例，据《福洋五寨会哨论》载:“烽火门水寨，设于福宁州地方，以所辖官井、沙埕、罗浮为南北中三哨，其后官井洋添设水寨，则又以罗江、古镇分为二哨，是在烽火、官井寨，当会哨者有五。小埕水寨，设于福州府连江县地方，以所辖闽安镇、北茭、焦山等七巡司为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当会哨者有三。南日水寨，设于兴化府莆田县地方，以所辖冲心、莆禧、崇武等所司为三哨，而文澚港水哨，则近添设于平海之后，是在南日寨，当会哨者有四。浯屿水寨，设于泉州府同安县地方，上自围头，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铜山，大约当会哨者有二。铜山水寨，设于漳州府漳浦县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屿；南自梅岭，以达广东，大约当会哨者有二。由南而哨北，则铜山会之浯屿，浯屿会之南日，南日会之小埕，小埕会之烽火，而北来者无不备矣。由北而哨南则烽火会之小埕，小埕会之南日，南日会之浯屿，浯屿会之铜山，而南来者无不备矣。哨道联络，势如常山，会捕合并，阵如鱼丽，防御之法，无踰于此”。[33][pp.776-777] 这些会哨海域，不仅仅是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最主要部分乃是岛屿之间的洋面海域。明清之际，郑成功崛起海上，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清廷实施严厉的迁界措施。到平定三藩后，才把统治区域重新扩展到海域，并沿袭明代旧制，实行了巡洋会哨制度，即按照水师布防的位置和力量划分一定的海域为其巡逻范围，设定界标，规定相邻的两支巡洋船队按期相会，交换令箭，以防官兵退避不巡等弊病。因此，在后来的海图中，就有关于各营巡防区域的绘制，如道光二十年(1840)的“福建全省洋图”[34][p.260](见下图)。 同时，清廷还规定水师对巡防海域(洋面)负有安全保障的责任，查勘迟延要受处分。《兵部处分则例》规定:“洋面失事，经事主呈报该管协巡等官，能赶赴失事洋面，查勘被刦情形，实系本境洋界，卽速禀报总巡官，转详将军等。一面行查各口，将税簿赃单较核呈验，一面卽严饬水师各营，勒限缉拏。……若系巡洋员弁查勘迟延，将巡洋员弁降一级调用，私罪；或总巡官转报职名及将军等题参迟延均降一级留任，公罪。”[35] 在滨海社会，海洋渔业资源是百姓的一个重要生活物质来源，基层社会的海界观念，主要与海洋捕捞和滩涂养殖相关联。 作为近海捕捞权、养殖权在海域空间界限的海界，至迟在明代出现。汪洋大海的渔场，自古都是各地渔船自由进入的海域。明朝的禁海，把滨海人民以海为生的空间压缩到近海海域和海岸带上的滩涂，引发民间对海洋资源和空间的争夺。最初是民间的自发行为，“以力自疆界”，当成私有或宗族共有的产业，可以继承或买卖。如:福建漳浦县浅海的“网”和滩涂的“泊”，“以水涨涸为限，各有主者。往百年，滨海民以力自疆界为己业有之，于今必以资直转相鬻质，非可徒手博之矣”；[36]嘉靖甲辰年(1593)《古雷海沪碑》记王公庙辖海界:“东至红屿，西至石头与五屿，南至柑桔岛，北至溜仔巷半湖水沟龙，有滩土利值，由对庙所属”；崇祯三年(1630)，海澄县海沧渐美芦坑谢氏，在所立世饗堂业产碑中将海泊视为族产: 本衙置有海泊一所……东至屿仔，西至岸，南至鸡毌石壕钉港，北至埭仔下为界。日后不许孙子灭公肥私、盗行典卖等弊，如违呈究。 但民间海界划分常有争端，即所谓“滨海之乡，画海为界，非其界者不可过而问焉；越澳以渔，争竞立起”，[37][p.394]宗族之海洋资源亦因兼并或械斗，而由地方官府判断定界。如万历辛巳(1581)，泉州陈埭丁氏分得海荡作为族产，后因瞿园黄姓占夺，引起诉讼，蒙府主梁批:“照原断”，蒙布政司高批:“饬各照原断遵守。委东衙姚督同乡老立石定界。”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有李姓擅毁官定石界，洗采蛏苗。后又有岸兜乡林、张五姓劫荡，泉州知府孙朝让审语云: 审得海滨之民，皆以海为田，如潮至而采捕鱼鲑，则有鱼课；如土现而种植蛏苗，则有荡米，其界限原自截然也……今断各有其所有:在丁，而以荡粮为业，不得越而问修渔；在林、张五姓，各以渔为业，鼓棹大海，扳网所至，不得稍入丁家荡业。[38][p.305、p.306] 再如长屿社三面环海，西南转东周围海泊，“界自大埭迄□，南抵陈宫屿，西乌斯港，过嵩屿、乌礁、白屿、斯坑洲、象屿等处”，俱属长民柯姓课业。万历间“被豪强侵占……控巡海道陶批分府沈，断还旧掌，”乾隆十二、三年(1748、1749)，复被石塘社谢氏占围控府，“其海泊仍照原断归材柯姓执掌。”十四年(1750)，照案勒石。 民间划海为界，视为己业，在闽台以外的南北沿海地区都存在。如山东，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文登之靖海，海中水面各有生业，若田之有畔”；[39]再如广东，宣统《乐会县志》记载，“博敖港北二十里有赤石，三十里有潭门港，乐民与会民每年控海利。光绪三十年(1904)，经会同县主林振光断批，准潭门港中流迤南为乐会海界，海门以南海利归乐会承收。又排港氵朗沙地一片，上流溪水两条，一由会同一由乐流下，归并为一溪入海，两县海船均是处停泊，两县以溪港中流分界。”[29]同时也存在越界纠纷事件，如“自明末至国朝，万民与乐民屡以越界捕鱼构讼不休。事经两朝案缠数十，至乾隆年间，经上宪断以乌石界。嗣后咸、同、光间，又以越界捕鱼争控。案经上宪札县办理，县主萧文煇出示晓谕云:‘博敖乡绅民及秉信、南港二处诸邑人等知悉:尔等均宜照旧各管渔埠安业营生，不得逞蛮侵越，亦不得恃智塞河，致滋事端。倘敢仍前越界捕鱼，塞窒河道，许尔该乡首事人等指名禀报，以凭分别首从，照详情究办’。”[29] 海盗的海界是民间海界的一种，本是海盗间划分势力范围的概念，在其控制的海域实施抢劫或对过往船只征收“报水”(保护费)。这是脱离法外用暴力取得的海洋权利。明清两代，这方面的事例甚多，在此不作赘述。 以上各类的海界资料，说明海域物权的观念在中国民间形成，延续至今有数百年之久。亦即在海域使用制度的创设上，中国远早于其他海洋国家，而有自己的定义和特色。 三、海界观念与海洋权利 中国古代的海界观念与中国的海洋历史权利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宋代海上中外分界的形成，是自古以来民间自发利用和开发海洋空间和资源，发现和命名海岛、海域和渔场，开辟东西洋航路，并世代反复利用，取得界内捕捞和航行先占权利，进而得到官府的承认和保护的必然结果。而国境海界观念的确立，又为王朝行使海域主权提供有效的依据。宋代以后水军巡航南海，明代水军巡航闽海及于琉球大洋，均在国境海界之內。出兵或出使海外，均有跨越国境海界的记录，如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1293年1月)，史弼以五千人，合诸军，发泉州，讨爪哇，“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40]正统六年(1441)吴惠出使占城，“十二月廿三日发东莞县……廿五日过七洲洋，瞭见铜鼓山，廿六日至独猪山，瞭见大周山，廿七日至交趾界。”[41]又如:明清册封使过黑水沟后进入琉球洋面，同治五年(1866)赵新奉命差往琉球，“于五年六月十九日舟抵球界之姑米山外洋。”[42][p.60]因此，明确提出中外分界的观念，是海域主权意识的意思表示。 沿海地方行政单位(省、府、县)的海界和军事单位的海界，是地方官府和水军管辖海域的界限。在管辖海界范围内，有处理海上安全和海事纠纷的权利。这是海域主权派生的公权力。明代后期海洋失控，官方无力在管辖海域内完全行使权力，把渔船作业限制在近海海域，如万历十九年(1591)《渔船禁约》规定:“目下各船，俱听州县查籍在官，一面照常采捕为活，但不许在海非为……其发汛之后，各船止许内地驾驶，如烽火之台山，礵山、小埕之东涌，浯屿之澎湖、料罗，南日之东沪、乌坵，铜山之沙洲，诸如此类紧要海洋，皆孤悬岛外，为夷寇必由之地，并不许只船片网在彼往来，致难瞭哨。”[43]就是这种公权力的表现。此外，地方海界内的渔场，虽不禁止外地渔船进入采捕，但其属于官海，固需在县报备后方可作业，如乾隆四十年(1775)，“福建渔船每年春汛捕鱼，冬汛钓带，来到定海、镇海、象山三县地方，投行赴县缴牌换单，群赴定海洋面网捕。”[44]这种做法，似乎可以看做是捕鱼准入制度的先声了。 沿海民间占海形成的海界，体现私人或宗族占有使用一定范围海域的捕捞权、养殖权。对使用的海域主张权属，享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至迟到明末成了沿海地方的习惯法，而且得到地方官府的承认，并进行管理。只是渔民自由采捕的海域，乃自然公共之利，属于官海，不允许占为己业。如万历三十二年(1604)福建同安县禁谕碑云: 据本县石潯澳渔民王应状告……审得同安之海有二米。潮至为水，潮退为地，产蛏蛤者，塘米也；塘之水深处，鱼虾出没，网□□渔，不分塘荡，听民下网者，课米也。若夫汪洋大海，非惟民不得而禁之，即官亦不得而取之矣。今东滞洋大海一处，卖与李次廉，次廉又转于柯进，凡渔□□，渔民不安，故有是告。细查苏君恒所费契书云:海坐东散洋等处，并无都图界址，止说翔风里……黄册不载米，明系官海，听民自取而无禁者也。……合断君恒备原价还柯进，其海任泛渔民照旧取渔，宜置石碑禁示。……蒙[带管兴泉道右参政俞]批:苏君恒所以官海卖价，奸民之尤也，退出与公，其之立石为记。 因此，康熙二十九年(1690)，漳浦县以“听民采捕鱼虾”的海泥官濠，是“自然公共之利”，不容“劣绅巨族占为己业，勒民纳税”，经闽浙部院批示，勒石永禁。此等事件，在台湾亦多有出现，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诸罗县严禁霸占海坪示告碑记云: 诸罗县民蔡华仁等具控方凤等争占海坪一案，缘邑属安定里一带海坪，历来听民公众采捕，本无竞端。嗣因陈闳德于乾隆十二年(1747)认课报升，请给县示；乃有方凤等在该地搭寮，聚夥开筑蚶埕三十余丘，复分作六十余丘，附会闳德名下，插标定界。致蔡华仁上控，并赴府呈，批行查勘闳德，遂将原示缴销，经前令徐德峻录案申详。迨至前钟守据署县稽璇勘拟核转，蒙前道宪德批驳，转行叠催，案悬未结。旋据蔡华仁等赴宪辕叠控，批府亲提查讯，并发台湾县录供摺覆，奉檄提究，经即先后转行。续据诸邑李令详解方凤等到府，遂发台邑夏令吊齐讯议，具详前来。本府查:蔡华仁等具控方凤等不休，实因海坪被占起见；至此海坪，历无认课纳饷，本系天地自然之利，原听乡民采捕营生；既据夏令议请归公，并二比已各具有遵依，应如所议，将方凤等所占海坪概行归公，悉听该地乡民公仝采捕。永杜觊觎，以清讼源。嗣后敢于挟嫌滋衅，立即严拏，通详从重案拟，分别惩究。 又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嘉义邑奉宪示禁碑云: 据嘉义邑向忠里衿耆吴积善等具呈前事词称:‘善等东西两保二十二庄，居住海滨，田园稀少，民无糊生；幸有一带海坪，□庄采捕度活，因天地自然之利，救万民之命。乾隆十二年(1747)，地棍方凤、陈淘德占筑肥私，呈请输饷，致乡宾蔡□□维仁等出控。经前道杨批府，亲提转发台邑主夏，讯归各庄公□采捕，……讵贼乱甫平，邱方二大姓邱朝远、邱体、邱天、邱辙、方连、方财源、方体、方元明等，串同蚶寮庄之巨族黄佛、黄禹、黄世、黄岁、黄乡、□□□□□□□□之正堂等，群雄同谋，沿海插标，聚匪搭寮，截夺各庄采捕，……台湾县知县夏瑚讯明此项海坪向例并未纳赋，听近海居民采捕谋生，因民之利，实属惠而不费；但相沿日久，其中即有贪狠之徒，若冀□□□□□□□既不为后，惟我欲为。该令究出确情，将海坪断令全数归公，悉凭众姓采捕，……为此，示仰向忠里安定东西二堡乡民人等知悉:尔等务须凛遵宪令，即将该处沿海一带海坪，听民公众采捕；并将现搭海寮全行拆去，毋许少有存留，以杜争端。倘有不法奸民，敢于仍前□段筑围聚□搭寮，冀图霸占，及不将海寮登时拆毁，并阻截各庄民采捕致生事端者，许尔等庄民指名具告，以凭严拏从重究办；该地乡保纵容不报，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定行一并严究。 中国使用海域的历史悠久，产生的海洋历史权利内涵十分丰富，需要做不同时段、不同海域的实证研究。树立以海洋本位的思维，把海疆史扩展到海洋史，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加强海洋文明建设服务，是新世纪的使命。将大陆和岛屿的海岸线及其之间的海洋水体视为一个整体，对古代海界资料做全面的整理和分析，只是其中的一个角度。虽然中国古代“渡海者多，著书者少。登舟不呕，日坐将台亲书其所见者尤少”。[45]但仍有不少散见于遗存的官私文献、档案、海图中的涉海资料，有待发掘利用，值得进一步深化研究。 参考文献：[1] [汉]刘向.说苑(卷9，正谏)[A].丛书集成初编(0528)[M].中华书局，1985. [2] [汉]司马迁.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244)[M]. [3]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航海外夷)[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89)[M]. [4] [宋]赵汝适.诸蕃志序[M]. [5] [明]黄衷.海语(卷3，分水)[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94)[M]. [6] [清]颜斯综.南洋蠡测[A].小方壶舆地丛抄(再补编第十帙)[M]. [7] 姚楠，许钰.古代南洋史地从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 [8]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5)[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93)[M]. [9] 历代宝案(第一集卷20，校订本第一册)[M].冲绳县教育委员会刊，1992. [10] [明]陈侃.使琉球录[A].续修四库全书(742)[M]. [11] [明]郭汝霖，李际春.琉球奉使录[M]. [12] [清]张学礼.使琉球记[A].小方壶舆地丛抄(第十帙)[M]. [13] [清]汪揖.使琉球杂录[M].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藏本. [14] [清]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4)[A].续修四库全书(745)[M]. [15] [清]徐葆光.琉球三十六岛图歌[A].载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卷4)[M].清乾隆刻本. [16] [清]周煌.琉球国志略(卷5)[A].续修四库全书(745)[M]. [17] [清]周煌.海山存稿(卷11)[A].四库未收书辑刊(九辑，二十九册)[M]. [18] [宋]张嵲.紫徽集(卷13)[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31)[M]. [19] [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8)[A].泉州申枢密院乞推海盗赏状[M].四部丛刊景明正德刊本. [20]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一三)[M]. [21] [明]俞大猷.正气堂全集[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22] [清]嵆曾筠.浙江通志(卷172万邦孚)[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23)[M]. [23] [明]许弘纲.题报海宼归抚疏[A].群玉山房疏草(卷下)[M].清康熙百城楼刻本. [24] 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古代官印集[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25] [清]福趾.户部漕运全书(卷91，海运事宜)[M].清光绪刻本. [26] [清]包世臣.中衢一勺(卷1，上卷)[M].清光绪安吴四种本. [27] [明]蔡献臣.浯洲建料罗城及二铳议[A].厦门志(卷九，艺文略)[M]. [28] (乾隆)重修台湾县志(卷1)[M]. [29] (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卷1，封域)[M]. [30] [清]林子兰等纂修.乐会县志三种[A].宣统乐会县志[M]. [31] [清]江藩.肇庆府志(卷22)[M].清光绪重刻本. [32] [明]王鸣鹤.登坛必究(卷10)[M].清刻本. [33] [明]郑若曾.筹海图编[M].中华书局，2007. [34]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5] [清]伯麟.兵部处分则例(卷36，八旗，巡洋)[M].清道光刻本. [36]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4，福建4)[M]. [37] [清]林焜熿.金门志[M].台北:大通书局，1984. [38] 陈埭丁民回族宗谱[M].香港绿叶教育出版社，1996. [39]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78，登州府部)[M]. [40] [明]宋濂.元史(卷162，史弼传)[M]. [41] [明]慎懋赏.海国广记(占城国)[A].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4册). [42] 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43] [明]倭志(上册)[A].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6册)[M]. [44] [清]福建省例[M].台湾文献丛刊第199种. [45] [清]李鼎元.使琉球记(十月初六日)[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