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地区媒体对“拟态边疆”的建构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22 西藏日报 廖云路 参加讨论
全球化与信息化推动边疆突破了以地缘为界的有形边疆而形成观念上的无形边疆。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于中国民族地区与边疆地区在地缘上的高度重合性，由民族地区媒体及其他媒体建构的“拟态边疆”具有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的双重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边疆问题上多次指出，“守好家门”“守好祖国边疆”“绝不允许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无论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理论高度，还是近期发生的中印边境洞朗对峙事件现实需要，民族地区媒体均需要从传播层面上树立“拟态边疆”观念，通过主体、渠道、内容、客体等手段拓宽民众的边疆认同，建构起“拟态边疆”的安全屏障。 一、边疆概念与“拟态边疆”的建构 边疆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逐渐形成并固定于政治权力的确立与发展。传统边疆多以地缘为基础，包含地理、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在地理上，边疆主要指在各民族的长期活动中形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界。例如，中国边疆自古以来经历了不断演化，包括从《尚书·禹贡》中的“九州”，到中华民国时期的“秋海棠叶”，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雄鸡”阶段。在政治上，边疆意味着不同利益集团在一定时期里的势力影响范围，并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或分或合，或兼并或易主。在军事上，边疆又是政权的边防地区，是面临外部军事威胁或武装侵略时的边界，具有重要的战略和主权象征地位，边界的变动也往往伴随着战争。 自二十世纪以来，全球化与信息化打破了传统边疆概念中地缘边界、政治版图的固有框架，信息的拥有量、控制与使用能力日益成为各国维护主权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美国边疆学者弗里德里克·特纳较早论述了“边疆资源”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以马大正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认为，边疆的建设既包括物质改造，又包括符号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边疆概念可以定义为：“一种影响当代世界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动力所能辐射到的领域以外及与之相对（或独立）的其他领域。”除了以地缘为基础的含义，边疆还被赋予了历史、文化、社会等意义。 传播学认为，媒体既能反映社会的现实，但也能提供片面的 、不真实的甚至是虚幻的反映，受人们认知能力、媒体介质属性、传播需要的制约，也会营造“拟态环境”。因此，媒体对于边疆的建构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观念的“拟态边疆”建构。这种“拟态边疆”一方面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由于边疆是历史性概念，人们对“拟态边疆”观念一旦形成后，就不易改变；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与宏观社会环境紧密联系，“拟态边疆”是从内核到外层的动态存在，在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冲击下，面临由外至内逐渐剥离、侵蚀的危险。 中国地缘边疆范围辽阔。基于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轨迹，西藏的中印边境争端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势必会对中国的“拟态边疆”造成冲击。同时，“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也需要加强内陆边疆的传播重心以及提升周边受众的边疆意识。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流动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民族地区媒体的报道能轻易突破传统边疆界限，并在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下建构边疆观念，这既是现实维护国家边疆安全的需要，又是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体系的需要。 二、“拟态边疆”面临的危机与影响 边疆安全是与国家兴起俱来的问题，是我国持续推进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生态文明各项事业进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在信息社会中，“拟态边疆”无疑深深影响了人们对边疆的认知、决策和行动。当今世界传播格局总体呈现“西强东弱”的局势，而中国媒体发展又呈现“东强西弱”的态势。在两种传播格局下，民族地区的“拟态边疆”面临着境外分裂势力、宗教极端主义、区域利益纠纷等冲击。 以近期发生在西藏的中印边境争端与其他民族地区的跨境民族、宗教极端主义事件为例。前者因为有印度接纳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分裂集团和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历史背景，在西方反华势力和部分媒体的渲染之下，很容易勾起两国之间的历史积怨，为蚕食“拟态边疆”甚至以地缘为界的有形边疆制造舆论；后者则可能把现代化转型中地区发展不平衡、个体的民事纠纷、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相对不足等问题，转化为整个民族、宗教群体的“人权”和“民族自决”问题，制造民族和区域分裂事端的舆论“合法性”。这些因素的冲击给当前“拟态边疆”的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 （一）削弱边疆主权的合法性 对一个国家的民众而言，除了自己身处的地理范围外，大部分都难以亲身感受到有形边疆的存在，国家边疆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符号化的象征意义。正如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人们主要通过印刷媒体来实现对国家的想象”论述，媒体建构的“拟态边疆”直接关系到边疆在意识形态上的完整性，以及民众对边疆的合法性认知。 长期以来，以十四世达赖为代表的分裂势力难以实现地缘边疆的分裂，转而对“拟态边疆”进行“入侵”。例如，在“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观点上暧昧不清、把西藏和平解放描述为“中国军队对西藏的入侵”等。试图利用媒体具有涵化的功能，制造在“拟态边疆”上的长期“争端”，给国内外受众造成边疆观念上的认知模糊，从而为从地缘上的分裂行动创造条件。 （二）制造对国家认同的离心力 费孝通先生将中华民族界定为“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并强调民族形成历程中的多样性与混杂性相统一。这里的“多元一体”既是各少数民族基于文化趋同的“一体”认同，又是对各民族构成的国家中“多元”的认同。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的安全与稳定是全体中华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成为维系国家领土完整、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重要保障，而“拟态边疆”的负面舆论会制造“民族——国家”体系内部的离心力。 近年来，境外分裂势力以“宗教自由”“民族发展”“人权”为手段进行的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主义宣传，不仅否认各民族发展历史、民族间交往和近代以来反殖民主义战争等“多元一体”的形成基础，还利用少部分人制造的事端，妄图挑起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对立情绪。这既削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从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间的关系，又为西方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并进一步拉大国家认同的离心力提供方便。 （三）降低媒体的社会整合能力 媒体被视为社会的粘合剂。虽然媒体不能决定受众“怎么想”，但能让受众“想什么”。在媒介化社会时代，媒体减少了受众直接接触现实社会的途径，受众的思想和行动更加依赖于媒体塑造的“拟态环境”。“拟态边疆”的失真会使人们对现实环境产生错误判断，从而降低原有传播系统的社会整合功能。 中国民族地区正处于高速现代化转型中，原有的社会关系、认同体系面临着新环境下的重建，而地区间发展的相对不平衡现象也的确存在。“藏独”等分裂势力利用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是从如何解决矛盾、推动社会如何良性发展的角度出发，而是蓄意制造分裂舆论，引诱部分群众接受反动宣传。这些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屏蔽了中国主流媒体的宣传和导向，再加上民族地区媒体的传播能力、传播效果相对不足，使得媒体的社会矛盾调解能力极为受限。 三、“拟态边疆”视野下的民族地区媒体对策 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多落脚在政治、外交、经贸、军事等领域，现代边疆从实体的物理空间扩展到一种包含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的组织方式，“拟态边疆”是人们获得边疆认知并形成认同的重要途径。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势必与周边国家在边疆问题上产生更为频繁、复杂的互动。作为国家整体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媒体对“拟态边疆”的建构是其重要责任与应有之义，甚至要比其他领域的边疆建设“先行一步”。民族地区媒体位于“拟态边疆”建构的前沿，必须以尊重传播规律为基础，从主体、渠道、内容、客体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 （一）树立“拟态边疆”的传播主体观念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双重变奏下，媒体可以“敲开”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大门”，中国的边疆也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国际传播格局中。“拟态边疆”是除军事力量以外的对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族地区媒体应突破以地缘为边界的边疆观，树立适应时代变化和中国崛起需要的“拟态边疆”传播主体观念。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与“一带一路”的推进，“拟态边疆”的重要性已经在中国软实力中日益突出。但由于历史传统和长期以来的政策导向，民族地区媒体对“拟态边疆”的认识尚缺乏系统性，体现为习惯性把传播主体在地域上认定为中央，在职能分工上认定为外交、军事、文化等部门，缺少把新闻传播纳入国家边疆战略体系的主体意识。 “拟态边疆”传播与各种思潮、信仰、民族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民族地区媒体需要站在多元、复杂的文化和国内外局势中加以考虑问题，密切配合现代社会“拟态边疆”趋势与国家治边政策，把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历史与现状、民族的“一体”特征与国家的“多元”认同，以及国内传播与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传播等因素相结合，发挥“拟态边疆”在“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作用。 （二）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边疆传播 媒介化社会丰富了边疆传播的渠道和载体。随着近年来边疆地区经济水平、民众素质的不断提高，边疆传播不再仅仅依靠政府的官方渠道，网络、自媒体、融合媒体、行业媒体等都能成为塑造“拟态边疆”的重要载体。 首先，“拟态边疆”的建构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宏观布局，民族地区媒体要密切关注国家关于民族和边疆地区的政策，及时转载、转播中央媒体的报道，利用国家层面上的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占领“拟态边疆”建构的制高点。其次，民族地区媒体具有深入民族、边疆地区的贴近性优势，基层媒体在传播渠道与传播受众上能实现更为精确的“落地”，是最适合承担这些地区社会“瞭望者”角色的媒体。再次，在“人人都是媒体”的时代，由互联网终端所建构的媒介环境影响着受众的文化感知。手机、网络、户外大屏幕等都是传播载体，“拟态边疆”传播要以融合媒体为依托，不断丰富和扩展传播的层次和渠道。 多层次、多渠道的“拟态边疆”传播不应忽略传播渠道的法治化建设。针对颠覆国家政权、煽动分裂和民族歧视的舆论，相关部门要在技术上予以监管，依法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和查处，并在当前国家安全法、信息传播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边疆舆论监督管理机制。 （三）加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报道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认同关系到边疆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从“边缘——中心”的关系上看，中国边疆地区受众长期生活在本民族聚居区域，社会交往的广度与深度不及中心地区，本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较强，当遇到打着“民族”“宗教”为幌子的分裂舆论时，容易产生离心力。无论是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型问题，还是防止境外势力对中国边疆的意识形态侵蚀，都需要加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的培育。 民族地区媒体在舆论导向上应有的放矢：从历史维度厘清边疆民族问题中各种纷杂关系的基本原则，让受众认识到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发展脉络和规律；深度剖析所谓“民族自觉”“中间路线”等言论背后操纵者的动机与目的，澄清边疆经济发展会导致本民族文化消亡的误解；营造中华民族在交往融合、相互依存中，已形成了一个现代意义民族实体政治认同的舆论氛围。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的形成不仅要加强民族“特殊意义”的报道，还要加强“一般意义”的报道，即除“中央对地方的经济投入，地方对中央的政治拥护”报道框架外，应关注人们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例如，开展对边疆文化、边疆旅游、边疆科技、边疆体育等方面的报道，激发社会文化活力，引导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良性的民族归属意识、平等意识、发展意识的形成。 （四）提升民族地区受众媒介素养 媒介化社会下的“拟态边疆”观念最终落脚于受众。由于边疆问题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媒体着重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实际上国内受众对边疆的认知与认同同样重要。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涉藏问题存在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包括民族地区受众在内的国内社会对边疆的认识也长期停留于想象中。“拟态边疆”的建构除了针对国外受众，还需面向国内受众，尤其是要提升民族地区受众的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不仅是掌握使用媒体的技巧，还包括通过媒体实现对外部环境的理解。民族地区受众的媒介素养深受传统文化、媒介环境影响。一方面，本地区、本民族的“能人”常常扮演着舆论领袖的角色，应借助舆论领袖的力量做好媒体内容接触、解读、反馈等工作，注重“二级传播”的作用；另一方面，媒介素养的培养需要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家庭和媒体间的紧密配合，重点引导青少年“拟态边疆”观念的形成，推动民族地区受众树立正确的边疆、宗教、民族意识。 （作者为西藏日报社主任记者 ）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关于钓鱼岛群岛历史地理的若干问题
- 下一篇：合作解决南海问题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