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政府涉藏心理战探析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11:10:16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 温强 参加讨论
摘要：在对华冷战背景下，杜鲁门政府放弃了不介入西藏事务、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组成部分的传统政策，开始考虑以涉藏心理战阻挠中国统一，给中共统治制造麻烦，分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建国之初，涉藏心理战引而不发。中苏结盟，特别是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签署后，美国积极寻求英印的支持，利用流亡藏人和西藏境内的“藏独”势力将该战略初步付诸实施。由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正确的治藏举措，加之印度的消极态度，杜鲁门政府的涉藏心理战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但它也开启了美国此后借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先河。 关键词：涉藏心理战；杜鲁门政府；“十七条协议” 新中国建立前后是美国涉藏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期，是通向美国长期介入和干涉西藏问题的起点①。随着中国革命的顺利推进，杜鲁门(Harry S.Truman)重新审视了西藏在对华冷战中的地位，以涉藏心理战阻挠中国统一并给中共统治制造麻烦，同时在南亚组建对华遏制圈的战略逐步成型。本文以最新解密的美英档案为基础，立足于美国对地区局势的评估来充分解读涉藏心理战提出的背景，考察杜鲁门寻求英印支持以及将该战略初步付诸实施的过程，同时对其效果和影响做出简要评价。 一 涉藏心理战的初步酝酿 杜鲁门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后，心理战便被提上冷战重要日程。笔者查阅档案后发现，早在1948年5月8日，中情局就对涉藏政策与心理战做了初步的关联性思考，认为：“尽管中国一直坚持对西藏拥有主权，但其在藏地位过去30多年日趋式微，英国影响则不断上升。目前在拉萨掌权的僧俗贵族主张强化西藏自治和与外部世界交往，最终彻底脱离中国。为抵消中苏威胁并摆脱完全依赖英国的窘境，西藏已向美国寻求政治上的不完全承认和军事援助，其派出‘贸易代表团’即为谋求西方支持‘藏独’的例证。美国有必要使用各种办法防止中苏进入西藏。”[1]国安会6月18日的文件指出，为反对敌对势力，支持友好国家或集团，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公开和秘密心理战行动，主要行动方式有宣传战、经济战、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措施(如阴谋破坏和反阴谋破坏、爆炸消除、疏散撤离)、颠覆敌对国家政府(如援助反共人士、流亡团体、地下反叛武装和游击战)，执行秘密行动应避免让外界知道是美国政府所为，一旦事情败露，美国也可摆脱干系[2]。鉴于亚洲局势将因中国革命的顺利推进而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开始考虑改变不干涉西藏问题的传统作法。 杜鲁门政府于1949年春正式重启涉藏政策评估。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Loy W.Henderson)认为，中共如成功控制大陆，美国出于各种目的都应放弃过去不介入西藏事务的作法，在西藏开展心理战。反对派则警告涉藏心理战与美国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传统相悖，除非中国解体难以避免和不可逆转，或者美国在藏确有重大利益，否则不应放弃中国。因为涉藏心理战将降低美国反对苏联侵占中国北部领土的效力，致使其更加不遗余力地将西藏纳入共产主义轨道，反之，中共可能会让当地维持现状。况且，美国也并不打算给西藏必须的实际支持，它太过遥远，无论意识形态还是战略上的重要性其实都非常有限。杜鲁门倾向于亨德森的意见，但因内部分歧巨大，他决定先采取折中策略：“避免提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向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展示美国拟议中的涉藏行动，而非寻求他们的同意，以此保持美国西藏政策的灵活性；避免涉及‘藏独’问题，不公开转变传统政策，但延续与西藏的直接联系，维持其与外国交往的热情和信心。”[3]1065-1070.1079-1080对杜鲁门而言，涉藏心理战一开始除面临内部矛盾，他也担心此举是否会刺激中共和苏联，即便真正迈出这一步，他也并没有多少把握能切实动员到足够的国际支持。这些都是杜鲁门未来西藏政策面临的现实难题。 1949年4月初，亨德森力谏政府插手西藏事务，因为当中共统一大陆前，如果美国在西藏无所作为，将给藏人留下美国只在意遏制共产主义而不关心与他们发展真诚关系的印象。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Stuart)也于6月28日致电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称：“国民政府对西藏已毫无统治权威，藏人也从不认为蒋介石会保护他们。美国任何援助西藏并鼓励它与国外交往的行动，都应在我们与中共新政权建立关系前做出。”[4]他还主张该年夏天派一个小型使团赴藏考察，以决定下一步行动。就在此时，西藏“外交局”官员夏格巴在8月初邀请经常往返印度和西藏的美国广播评论员托马斯(Lowell Thomas)访藏。政治敏感的夏格巴深知，托马斯这样的知名新闻工作者有能力游说美国政府，促成涉藏心理战早日实施，帮助西藏最终实现“独立”[5]。托马斯抵达拉萨后，与夏格巴商讨了美国援藏事宜，也会晤了一直主张“藏独”的英国人黎吉生(Hugh E.Richardson)。托马斯称，西藏前不久驱逐国民政府驻藏代表，证明西藏事实上已“独立”，他还信誓旦旦地宣称西藏10年内安全无忧；黎吉生却认为，托马斯明显不了解美国视西藏为中国一部分的传统政策，并据此指出西藏其实面临着日益迫近的“危险”；托马斯则承诺，他将尽全力劝说美国决策者改弦易辙，向西藏提供必要帮助[6]。这正是亨德森想达到的目标。 美国在1949年11月16日讨论如何处理7500万对华剩余军援时，将台湾、西藏与中国大陆其它地区并行列出，想把心理战适用于西藏，认为这既可阻止中国大陆统一，还能宣传自由主义、扩大美国在藏影响、获取中国情报；认为西藏军事防御地形良好，自然资源尚待勘探，其战略重要性直接表现在美国可将它作为冷战基地，否则中苏将利用它对印巴两国进行秘密“渗透”；他还认为西藏在美国战略进攻领域的价值取决于美国考虑开展涉藏公开和秘密行动的广度及深度，美国涉藏心理战目前要立足于阻止解放军入藏，美国不妨划拨一部分剩余军援，启动小规模对藏秘密武器援助，这基本出于防御目的，一方面不让西藏地区为共产主义势力所用，另一方面也为今后更大规模对华心理战积累经验[7]。杜鲁门担心这会造成负面政治影响，东南亚、南亚国家有可能视美国此举为帝国主义行径，是殖民主义的翻版。由于高海拔，加之交通闭塞，美国对藏军援几乎只能借道印度，但因糟糕的路况和冬季大雪封山，陆路运量有限，而翻越喜马拉雅山空运也殊非易事，西藏几乎没有降落地点。中情局主观预计印度不会反对军事援藏，英国和巴基斯坦也很可能积极响应，因为这些国家在将中国影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拒之于西藏之外利益相同；考虑到西藏的高原山谷地形，加之藏人技能有限，在面对中共时处于防御地位，为藏人提供简易轻型武器、破坏性爆炸装置等类军援对他们更有实用价值[8]。 1950年1月中旬，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认为，西方在远东的最低目标应是防止其完全落入共产主义之手，美国为此必须全方位综合使用公开或秘密的心理战手段；建议，美国立即着手制订针对整个中国地区的公开宣传和秘密援助计划并拿出可行方案，台湾和西藏为两个关键所在，美国对华总体心理战首先应侧重军事领域，预算可能达7500万美元，具体到西藏的秘密行动，其花费差不多1000万美元；认为，中共虽然宣称西藏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却是一个有着强烈分离倾向的“政治实体”[9]。可见，军方觉得西藏是对华展开心理战的首选之地。 新中国的建立使远东地区经历了激烈而又深刻的格局变迁。杜鲁门非常清楚任何涉藏心理战举措都蕴含着复杂战略风险，他一开始主张涉藏政策尽可能保持灵活、开放，这与他不排除对华承认但又要力防中苏结盟的“等待尘埃落定”思路一致。英国也不主张草率挑衅中共，担心涉藏心理战苗头“惊动中共那艘大船”，导致“受到刺激的中共更毅然决然地倒向苏联，更快地对西藏施行主权”[10]。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宣告美国阻止中苏走到一起的打算彻底落空。在此背景下，托马斯再次建议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赴藏，鼓励藏军斗志并协助其对抗中共；他认为西藏地形非常适合游击战，如果美国及时展开公开宣传鼓动与秘密军援，藏军定能对解放军形成强大抵抗力，藏军坚持的时间越长，西藏保持“独立”就越有希望。对此，杜鲁门等决策者仍显得逡巡犹豫。他们从反馈回的情报中发现，印度目前似乎不愿与外国合作来鼓励或支持西藏挑战中共；印度官员称：不管公开政治支持还是秘密军事干涉，都只会促使中共加紧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入藏措施[11]。 杜鲁门此时未仓促上马涉藏心理战，除印度态度不明朗的原因外，他也担心草率介入可能会让藏人得出“美国已准备好援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对抗中共”的不实观念，他不会为不计后果的“藏独”行动背书，因为这将冲击美国以欧洲为重点的冷战战略，况且他也不愿在心理战当中被西藏“绑架”，否则美国涉藏战略就失去了灵活性、自主性[3]1092-1093。正如黎吉生所言：托马斯想鼓励藏人通过游击战抗击毛泽东的军队，亨德森意图使心理战早日在西藏落地，但杜鲁门眼下不打算展现如此惹眼的姿态，也不考虑遣使入藏，他不愿给外界留下自己将为西藏不惜与中共一战的错误印象，也不愿由美国独自扛下也许前景与援蒋一样失败的西藏使命[12]。归根结底，杜鲁门是在等待其它国家的支持以及合适的介入时机。 二 寻求英印对涉藏心理战的支持 给中国制造麻烦并分化中苏，造就了美国涉藏心理战的战略冲动。面对西藏方面的求援，杜鲁门政府希望以往介入西藏事务很深的英印两国率先回应。然而，印度外交秘书巴杰帕伊(Girja S.Bajpai)称，英国对美国尽快开展涉藏行动的提议采取了惯常的推诿圆滑作法，英国对西藏仍然“负有主要责任”，印度不打算全盘接手英国在藏所有历史遗产。为说服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美英同意“带头表率”，目前虽不具备大规模秘密军事援藏的客观条件，但美英准备首先给予藏人公开的道义支持与政治声援[3]1095-1096。 杜鲁门1950年3月签署国安会第59/1号文件，他指示相关部门在艾奇逊主导下讨论心理战在西藏实施的所有问题，并赋予国务院在冲突或战争爆发前的首要责任，也强化了军方和情报部门在其中的分量，并筹建一个专门组织，负责协调公开和秘密的心理战举措[13]。他深知涉藏心理战必须整合南亚所有资源以契合美国战略目标：首先，美国应在当地扩大宣传教育和情报搜集，尤其要关注印度，只要印度配合美国，必能对其他小国产生示范效应；其次，敦促印度等国采取与美国安全利益一致的行动，阻止中国从南亚获得战略资源和装备；第三，唤醒南亚各国，特别是印度对中共“扩张”危险的关注并做好有效军事防御[14]。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只要尼赫鲁觉得中国的“好斗性”不针对印度，他保持中印友谊的决心就不会实质性削弱，除非面临共产主义来自西藏的巨大压力，他才有可能重新思考中印关系[15]。为此，美国进一步促请英国首相艾德礼(Clement R.Attlee)做通尼赫鲁的思想。 杜鲁门于1950年5月向全美新闻记者编辑协会发表演讲称，美国打算追加心理战预算，在全球范围强化针对共产主义富有成效的宣传战，所涉及的地区分为四类：首先是苏联共产主义的核心区；其次为铁幕后面受到控制的国家；第三是两大阵营交界地带的关键国家，它们地缘位置重要，但因自身政策取向，是共产主义“扩张”的下一个目标；最后为危险地带的内乱国家，它们极易落入共产主义之手，而这会对美国安全利益造成严重打击[16]。值得注意的是，此计划竟然将西藏与中国一道并行列入第二类“国家”行列，印度则属于第三类国家。言外之意，美国要公开强化在藏、在印政治宣传，为其他涉藏心理战行动铺路。 在公开煽动鼓噪的同时，美国也在密切关注中国政府的涉藏政策表态。1950年6月19日，中情局对比毛泽东年中和年初的两篇讲话后认为，中共领导层意识到了进军西藏任务艰巨，已不再提当年进抵全藏的行动目标，这在客观上给美国留下了调整涉藏行动的时间和空间；中情局特别提到毛泽东估计中国大陆仍有约40万游击武装，其中多数在长江以南活动，杜鲁门觉得该判断虽基本准确，但他何尝不知这些反叛人员缺乏领导、政治动机各异，除起到骚扰作用外鲜有成就，对中共统治根本构不成潜在挑战[17]，因此美国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发挥藏军在心理战中的作用。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原有第10/2和59/1两份文件基础上，国安会于7月10日出台了第74号文件。该文件将心理战置于国家战略层面来考虑，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纲领性规划，涉及心理战理论、目标、任务、实施对象、组织领导机构等，初步打算对全球大约93个国家或地区开展心理战战略，并再次将西藏与中国大陆其它地区并列为实施对象[18]。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杜鲁门政府将涉藏心理战正式纳入全球心理战范畴。 中情局在1950年7月27日的形势简报中称，中共目前一方面加强向西藏“渗透”共产主义组织，另一方面则派入宣传人员，为最终全面接管西藏做好充分准备[19]。它在8月10日的形势简报中则进一步指出：刘伯承两天前宣布解放军将很快进军西藏，也有尚未证实的新闻报道显示，解放军或已拉开进军大幕；不管哪种情况，美国的心理战举措眼下应限于公开政治宣传和道义谴责，而不要有秘密军事行动，美国援助“藏独”武装或提升美军战备级别对中共不会产生效果，可能还会适得其反[20]。中共会不断向西藏施加政治压力，使其坐下来按照自己满意的条件谈判。尽管西藏代表团已抵印同中共代表接触，但另一支代表团也到达新德里，他们密会美印官员时表示，西藏亟需来自美国的军事装备，美国对此并未做出明确回应[21]。针对中国进军西藏的两手政策，杜鲁门政府一开始更偏向于政治性的心理战。 美国通过空中侦察判断：中共从成都向玉树空运了大量冬衣和其它补给品，而玉树正是其进军西藏的理想后方基地，一支解放军部队8月份开进中缅边境，意在从南路进军西藏，其它部队则做好了自西向东迂回进攻昌都的准备。有迹象显示，印度准备就中共军事集结或迫使西藏屈服的举动对华提出强烈反对，甚至传闻它打算向藏军提供军火。昌都战役后，鉴于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仍在商讨和平解放事宜，美国并未就解放军近期是否大举推进做出评判。1950年10月26日，美国军方从新闻中得知解放军总部已下达解放西藏命令，它分析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进军期间需调配好人员和物资，但又认为中共发布上述消息的时机耐人寻味，西藏代表团当时正准备赴京与中央政府展开谈判，中共此举意在向西藏方面施压，假使双方谈判破裂，中共确实已为进军西藏做好了充分准备[22]。因为情报滞后，杜鲁门无法确定解放军究竟进军到了哪里，不过，他分析中共要解放整个西藏仍需克服一系列困难。 亨德森的一线信息与军方对印态度评估相反。他认为，尼赫鲁不会向藏军提供军火，也不会支持美国涉藏心理战；印方还表示，西藏从外国购买武器会极大刺激中共，是个非常错误的决定。鉴于印度的态度及达赖已下令同中国中央政府谈判，国务院指示亨德森谨慎地转告尼赫鲁：美国与印度一样担心中共“入侵”西藏，希望美印保持密切磋商，向国际社会广泛宣传藏人的遭遇，以营造迫使中共停止进军西藏的巨大舆论压力；亨德森主张，美印采取军事上先发制人的心理战，以对藏军最大限度的秘密军援阻止中共解放西藏；国务院指示亨德森，一开始不宜表现得过于急切，要多探测印方真实意图[23]。杜鲁门提醒美国官员，与尼赫鲁打交道时必须注意方式方法，任何类似于“我们早就指出解放军会进藏，现在你总算相信美国援助藏人确有必要了”等含有批评教育口吻的话绝不能说，尼赫鲁自视甚高且极富民族主义情结，稍有不慎都会对其造成“伤害”[24]546-547。尼赫鲁告诉亨德森：美国现在不表态、不行动，对西藏更有帮助，美国军事上秘密援助“藏独”势力，政治上公开支持西藏加入联合国，都极有可能给中共留下口实，北京多次指责大国势力已进入西藏，这让印度的西藏政策极为被动，因此，美国不应对印度的作法感到遗憾，涉藏心理战绝非一朝一夕之事[25]。 11月2日，流亡藏人和西藏境内“藏独”分子提供的情报称，约6架飞机在过去两个月为金沙江两岸的解放军补充了人员和物资。美国军方据此分析：中国空军实力的增强，为入藏行动提供了有效后勤增援，但还不具备进军西藏的实战能力；将近200架苏制飞机和装备最近抵达中国，包括约120架战斗机、40架歼击机、6架轻型轰炸机、20架运输机，而以前的日制飞机则被用作教练机，中国空军尽管尚处于草创阶段，可如果得到苏联持续支援，美国很快就将不能对其掉以轻心[26]。杜鲁门认为，涉藏心理战宜早不宜晚，前提仍是必须得到印度的配合。亨德森在一系列南亚局势的评估报告中指出：解放军进藏，除改变了西藏面貌，也引发了尼泊尔国内混乱，两者均导致某些印度高官日益相信印度必须积极应对共产主义“扩张”，有人还扬言将公开发表亲西方言论，如尼赫鲁反对，他们就与之决裂，“印度高层也许会在不过分暴露内部矛盾基础上逐步远离中国”，尼赫鲁“现已显示出更友好的对美态度，对中共的热情正逐渐丧失；但对是否支持美国涉藏心理战仍未置可否，仿佛有意神秘化”[27]。中情局也认为，中共兵锋直指拉萨，不会因印度不快而排除对西藏使用武力，中共的西藏政策还提及尼泊尔和锡金，这在印度看来也是对其安全利益的潜在挑战；印度政府内部正广泛讨论共产主义在印支、缅甸的意图，保持中印友谊、道义支持中共是否明智，有些高官觉得印度应积极配合美国涉藏心理战，但也担心此举招致中共更强烈的反弹[28]。上述分析让杜鲁门喜忧参半，他一方面意识到解放军进藏会让尼赫鲁在涉藏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深知尼赫鲁中立思维根深蒂固，近期尚未看到其根本改变对华态度的迹象。 12月4日，艾德礼在访美时建议杜鲁门慎重实施涉藏心理战，认为此类行动定会给远东舆论造成极大消极影响。杜鲁门承认，这是必须考虑的棘手问题，远东国家似乎很清楚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却指责美国一手造成了如此结果，苏联的宣传也如是说，此类观点在印度还有着不小的市场；杜鲁门称自己也试图告知亚洲人，美国不想从当地拿走什么，而是要恢复那些本应属于他们的东西；艾德礼则提醒道：其实包括印度在内，不少刚脱离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都主张他们的事情应由他们自己来解决，根本不需外界插手[29]。虽有情报称，尼赫鲁曾派高官前往锡金，以应对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地区针对锡金、尼泊尔、不丹日益增强的军事压力，并布置西藏前往印度各个山隘口的防御；西藏方面已请求印度、英国、加拿大支持自己直接向联合国呼吁，据说印度虽承诺给予原则支持，可并未表现出丝毫与美国联手的迹象[30]。不管尼赫鲁对中共在藏行动作何反应，艾德礼都告诫美国不应过分解读。 杜鲁门分析认为，基于民族自决的公开宣传也许比秘密向藏军提供军援更有利于引导远东舆论，但他不会放弃培育“藏独”运动给解放军进藏制造障碍的考虑。美国政府1950年底出台的一份对华政策机密文件指出：西藏与台湾均为同中共存在极大冲突的“单独政治区域”，涉藏心理战少不了英印配合，美国有必要或明或暗地继续推进西藏问题解决，而非仅仅将其搁置于联合国；朝鲜战争、中共进军西藏都说明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遥不可及，尽快采取切实的公开和秘密措施削弱中共应成为美国今后对华政策重心；培育中国境内反抗团体，让它们动摇甚至推翻中共统治不失为目前的一种现实策略；进藏部队比其它地方的中共军队更富战斗经验，美国务必要利用印度恐惧的心理拉其加入涉藏心理战行列[31]。 美国参议员1951年1月初组团考察南亚时发现：当地民众的独立自主思潮极为浓厚，他们渴望去除一切旧殖民主义痕迹，也厌恶新帝国主义者指手画脚；尼赫鲁既存在务实外交思想，也有捍卫甘地非暴力精神遗产的本土化倾向，他觉得中共历来主张西藏归属中国，只是渴望控制法律上属于中国的领土，他承认毛泽东主义比斯大林主义在亚洲更有吸引力，但中共需要时间巩固政权、消化胜利成果，保持中印友谊并非不可能；为借中立主义使自己成为世界性的领导人，尼赫鲁正在冒“失去”西藏的风险，根本不承认正向中国“妥协”，尽管他强硬宣示将不惜一切代价拒侵略于国土之外，但他明显不愿刺激毛泽东[32]，因为他担心西方的鲁莽行为将印度拉入与中国不必要的冲突甚至全面战争。 杜鲁门并未因国会的看法而灰心，他坚信涉藏心理战既事关对华遏制，也同南亚国家安全密不可分，伴随“失去”中国、东南亚力量失衡、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军入藏等一系列事件，南亚对美国的潜在战略价值凸显，印巴两国继续保持自由国家身份关乎全球冷战竞争和美国国家安全；尽管所有南亚国家都私下向美国保证，若美苏交战，他们绝不会站在苏联一边，可对于共产主义“渗透”，尼赫鲁仍会尽量保持中立，假使联合国再次通过支持美国在远东动武的决议，不排除他转向敌视西方的轨道[33]。一方面，他向中共清楚传递了对解放军入藏的不快，不会容忍任何人染指南亚小国；另一方面，他不大可能因中共完全控制西藏而放弃中印合作，可美国也应有理由相信，解放军一旦进抵印度边界，他的看法会趋向务实[34]。在寻求印度支持美国涉藏心理战问题上，杜鲁门或许觉得还需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 美国参联会于1951年2月19日的评估报告指出：中共不仅正按部就班地推进入藏计划，而且还支持邻国共产主义武装清除一切西方影响，既有物质上的帮助，也包括宣传攻势、政治压力，必要时甚至准备直接介入，严酷的冬季气候可能减缓解放军入藏步伐，但只要春季天气好转，推进行动肯定会加速；中苏对国际共运的近期及最终目标已达成一致，南亚或许正面临共产主义全面“扩张”风险[35]。中苏若对印动武或进攻驻远东美军，美国当然要坚决反击，可必须承认，他们在西藏的军事行动只对美国安全造成间接影响，美国在如此遥远的地方卷入战争，将削弱和分散美军在战略价值更重要地区对抗共产主义的能力，假使爆发全球性战争，美国将因此落入中苏降低西方快速反应能力的圈套[36]。美国虽死守共产主义威胁南亚的认知，却认为直接军事介入西藏不可取，公开或秘密的心理战仍是首选。为此，杜鲁门于1951年4月4日授权在国安会直接领导下正式成立心理战略委员会，前陆军部长格雷(Gordon Gray)任委员会主席，成员包括中情局局长、国务院和国防部副手及参联会的军方代表，由格雷负责起草计划上报总统并传达和监督计划的执行，但不参与具体行动。4月25日，国务院建议利用流亡藏人搜集中国情报，同时向西藏境内的藏人展开宣传攻势和秘密策反，在藏区制造混乱[37]。此时最直接的目标就是使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代表团围绕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流产。 三 涉藏心理战的初步实施 1951年5月13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签署“十七条协议”，大陆全境实现解放。美国官员分析达赖要么批准协议，丧失原有显赫地位，要么流亡，组织抵抗。让杜鲁门深感失望的是达赖8月17日从亚东返抵拉萨，并于10月24日致信毛泽东宣布接受协议。中情局认为，西藏统治集团经过几个月反复权衡，至少表面接受了现状的改变。达赖于11月初向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表示，解放军进藏不仅巩固了国防，而且给西藏带来了幸福和繁荣；他还向驻藏解放军赠送了100袋大米、1万西藏银元。美国分析达赖上述举动的心理为：解放军既已进入包括拉萨在内的西藏大部地区，即便出于权宜之计都最好与中共搞好关系，中共的宣传对他维持既得利益有好处；中情局还注意到，中共非常关注能否获得年轻藏人支持，觉得他们的思想远比年龄偏大的藏人更易塑造[38]。西藏和平解放后，美国涉藏评估很注意区分表象及其背后的心理因素，并将其对南亚格局的影响相联系，以决定心理战的下一步计划和措施。 西藏部分上层僧俗贵族担心，入藏内地军民的增多将冲击静态的西藏社会，藏人会变为“少数民族”，也会给物资匮乏的脆弱西藏经济带来巨大压力，波及藏人的生计。美国得知，为从西藏贵族那里采购商品，中央向西藏运入大量银元，与藏人交易时非常慷慨，西藏贵族都因此发了财；中共进藏后的活动重心在拉萨和日喀则，很注意各级贵族的统战，只有经过特别训练的宣传队才被派往农牧区，解放军放映的革命题材纪录片在城市相当受欢迎，而农牧区的藏人则有歌舞观赏，军队在城市开办诊所、提供免费医疗，原有的印度教会医院抱怨中共把自己一半的财源都抢走了[39]。杜鲁门意识到西藏正经历着两极分化，它已不再是美国心理战可以随意支配的“自由代理人”，因而指示相关部门密切关注西藏时局走向。 美国新任驻印大使鲍尔斯(Chester Bowles)分析，达赖虽表面接受“十七条协议”，但对出走仍持开放心态，只要形势发展于己不利，他肯定会寻求美国帮助。有未透露姓名的西藏贵族甚至主张，美国向达赖外逃提供飞机，为“藏独”提供武器和指导。其实，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埃利森(John M.Allison)和中情局曾详细讨论过在达赖返回拉萨途中截住他。这一行动失败后，心理战略委员会认为只要达赖能离开官邸，美国就有办法派飞机将其安全带出西藏。美国官员甚至还问及拉萨城南50英里处的羊卓雍错及城北100英里处的纳木错气象条件，冬天湖冰厚度能否起降飞机，并建议总统承诺为达赖和30名左右随员支付在印度、锡兰或泰国流亡的费用。只是鲍尔斯觉得此举操作风险极大，政治上不可取，他不像亨德森那样主张草率介入，而更倾向于通过达赖的大哥土登诺布(此人与国务院联系频繁)保持与达赖的沟通。鲍尔斯建议土登诺布致信达赖，重申美国关注西藏问题，并让达赖基于对西藏情况的深入了解而提出可行的心理战方案。土登诺布后来写信告诉达赖，只要他离开西藏，美国将提供充分的援助，只是目前派飞机进藏带他出来确有一定的难度[40]1848-1849。鲍尔斯这种相对“保守”的建议，与其对南亚局势的评估息息相关。 西藏和平解放后，杜鲁门发现印度对涉藏心理战的立场并未改变，即便达赖选择反对北京，尼赫鲁也不愿积极支持“藏独”反叛组织。藏军眼下不过5千人，他们缺少军火，不具备使用现代武器的技能，战斗力、士气低下，最多只能发动有限游击战。西藏僧侣阶层虽是中共治藏的一大障碍，但如同在其它少数民族地区，中共将逐步巩固对藏政治、军事控制，为国际共运注入新动力。美国无法预测中国对印度东北边境的意图，但边界沿线的解放军是中共对印政策工具，更何况“十七条协议”已使中共处于更有利的政治地位。因为中共可借此重新提出对中印边界领土的历史主张，支持尼泊尔国内反对派，在锡金从事“颠覆”活动，甚至对克什米尔争端产生兴趣，中共治藏的强化也将巩固其左右喇嘛教各派的能力，其影响力将因此超越西藏的土地范围[41]。西藏和平解放后，美国感到南亚“处境堪忧”。 1951年9月，美国国家情报评估分析认为，印度经济下滑会加强国内亲华势力，中国如加以利用，不排除共产主义者在印掌权。东南亚形势已十分严峻，美国若再失去印度，亚洲多数地方必将失守。然而，尼赫鲁仍倾向于对华妥协，认为毛泽东战胜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是亚洲民族自决原则的重大胜利，涉藏心理战只会让中苏走得更近。杜鲁门哀叹：西藏虽对印度至关重要，但“十七条协议”无法逆转尼赫鲁中立外交；即便协议允许解放军进抵印度边境，迫使尼赫鲁放弃在拉萨派驻代表，不再以西藏“守护者”自居，他依旧不会支持涉藏心理战，他目前不愿涉足西藏争取真正“自治”即为证明[42]。中情局进一步指出，解放军已控制了从拉萨到锡金的主要公路及西藏西部主要城镇，这显著降低了印度在西藏事务中的发言权，随着进藏部队的不断增加，中国还会要求印度拆除拉萨至锡金公路沿线的武装据点；尼赫鲁虽称这是为保护电报线路和行商所设，但有情报显示他将对中国的要求让步，中共据此有可能将影响延伸到印度北部，并对中尼、中布、中锡边界某些地方提出管辖权主张[43]。 美国认为，尼泊尔与西藏经济联系紧密，过去同中国的政治互动频繁，中国可趁尼泊尔当前政局混乱之机加速“渗透”，并借助该国共产主义势力巩固对西藏的掌控，中苏如进入尼泊尔，共产主义影响将直抵印度北部平原；不丹与西藏关系更为密切，不少藏人生活在这里，其边界防御脆弱，很难自我保护，虽然它与印度有条约关系，但中国不少封建王朝都曾对其有过宗主权主张，它极易受到西藏局势冲击并倒向中国，中国若控制了不丹，共产主义将扼守从阿萨姆至印度其它地方几条商路的咽喉；锡金是印度遏制共产主义的关键一环，但藏人对其影响也不容小觑，中共可立足于西藏“颠覆”它，印度丢失锡金意味着将西藏到印度两条主要商路的控制权交到中国手中。西藏西部与印度北方邦、旁遮普和克什米尔地区毗邻，同南部与尼泊尔、锡金、不丹边界相比，西部边界的吸引力相对较小，然而中共同样可利用边贸向外“渗透”，西藏西北部的一处边界至今尚未确定，中共与邻国交往时定会大加利用[43]。 张经武于1952年初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成立西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美国认为，中国此举意在从军事领域推进“十七条协议”，西藏军区将与西藏工委一道成为中共治藏的关键机构，涉藏心理战会面临更困难局面，“越来越多西藏上层人物意识到，随着中央军政措施的稳步推进，西藏原有社会秩序很快会走向消亡；中共设立学校委员会，任用不少藏族官员和学者办学兴教，出版了第一本汉藏字典”[44]。美国分析认为，中共让年轻藏人接受教育是为赢得他们的好感，同时也借助每年的传召大法会拉拢各级僧俗领袖；考虑到颇受藏人欢迎的代理噶伦鲁康娃、洛桑扎西时常煽动藏人不满，西藏各地成千上万民众涌入拉萨极易演变为反叛示威，张国华等人特别关注庆典的安全，他们向僧人布施，也将中央民族政策的传单分发出去；而僧人们虽收下财物，但对中共的说教却不屑一顾；在法会期间，不断出现要求解放军撤离西藏、恢复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传统权力的海报，称中共为佛法的“敌人”，一俟法会结束，藏人就将采取行动[45]。杜鲁门乐见“藏独”势力挑战中央，这可为其涉藏心理战创造市场。 针对美国支持自己流亡的承诺，达赖于1952年初致信土登诺布，中央没有政策突变或伤害藏人的迹象，他目前放弃出走，但寻求西藏“自治”的政策不会改变，为避免美国误解或对其丧失兴趣，他指示土登诺布与美国密切沟通；土登诺布则在向埃利森转交此信时保证，经过与中共短暂的休战期，达赖和藏人定能在西藏“伟业”上有所作为；埃利森则重申：“美国理解达赖此时的困境，将保持对西藏事业的同情，希望西藏落入共产主义之手与日本柔道类似，暂时的失败终将意味着彻底的胜利。”[46]8-10美国3月底获悉：普通藏人难以忍受物价奇高、缺衣少食的生活，而僧俗高官依旧挥霍享受，中共与西藏贵族的联盟让普通藏民深感失望；张国华称西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正组织武装反叛，要求鲁康娃、洛桑扎西予以阻止，二人却装聋作哑，西藏地方政府与西藏工委的关系急剧恶化[4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愈指责他们，藏人越认为二人是在捍卫西藏传统。美国当然希望西藏混乱，可也认为二人以尊重传统来盲目反对中共，使其变成了可悲的故步自封者”[48]，达赖后来将他们解职，“西藏最近几个月的局势变化不禁让人回忆起国民党强化治藏那段伤感的情景，保持西藏自治已几乎不可能”[49]。因此，埃利森建议，涉藏心理战此时少说多做，以免将达赖置于更被动的地位。 流亡藏人于1952年5月初转交情报称，入藏解放军目前约1万至1.5万人，其中90%驻拉萨。据土登诺布分析，解放军集中驻扎西藏少数几个城市易诱发粮食短缺和藏人不满，西藏上层贵族表面与中共合作，暗中却在组织抵抗。美国虽认为报告可靠，但意识到它与其说反映了现实，还不如说折射出西藏局势正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未来愿景。尽管杜鲁门相信西藏境内的藏人正迈出组建“藏独”组织的第一步，可他仍然指示暂不与他们建立任何直接联系，一在于不给印度转变对涉藏心理战的态度造成消极影响，其次也是为了避免给刚刚兴起的“藏独”运动造成误解[46]52，73。达赖6月24日通过锡金公主向美国致口信时再次保证，藏人并非亲中而是将民族“独立”置于首位，他称西藏对美政策选择大门依然敞开，如“解放”时机成熟，希望美国义无反顾地给予西藏物质援助与道义支持[50]。 这封口信显示了达赖对涉藏心理战的一种未来想法，而杜鲁门则想看到更清晰的“藏独”蓝图。杜鲁门渴望卷入西藏事务，这不仅源于美国对华冷战意识形态冲动，也在于朝鲜停战谈判正陷入僵局，使全美上下笼罩着浓厚的失望情绪。更何况麦卡锡主义狂飙两年来席卷美国，国会发起了七场针对国务院的调查，要求政府为“失去中国”负责，在如此失去理性的国内政治氛围中，所有旨在挑战中国的建议和计划都会使自己在政治上获利。诚如国安会所言，美国做好对华热战准备的同时，正在西藏打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理战，它并非一种消极防御战略，而是基于实力的冷战立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有效实施及最终胜利，对美国作为自由国家的存在至关重要，它不仅能阻止中国向周边推进，还能彻底将其打败[51]。杜鲁门深信“藏独”反叛呈燎原之势时，即为涉藏心理战大展拳脚之日。 达赖流亡印度的二哥嘉乐顿珠于1952年7月初致电艾奇逊称，西藏僧俗贵族认为美国此前劝达赖出逃的心理战计划太过危险，消息一旦泄露，达赖将不可逆转地失去一切；嘉乐顿珠表示，达赖决心同全体藏人构筑起牢不可破的关系，正不动声色地为他们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提高西藏官员福利，以求藏人在与中共打交道时能发出同一个声音；他在电报最后提出了比达赖此前口信中更为具体的援助请求，他提议在西藏境内组建统一的秘密反叛组织，首先选派藏人前往国外受训，学成后返回西藏以领导和壮大“藏独”武装；为准确评估西藏境内局势及潜在反抗力量，他还建议美国成立一个专门的西藏办公室；如果美国感兴趣，他将详细阐述自己的方案[46]73.96。双方此时都谨慎地未提及马上武装反叛，美国随后与他联系也大多限于询问“藏独”势力发展情况，并商讨如何在联合国公开为西藏寻求国际支持。 为保证西藏生活必需品供应，西藏工委建立粮食采购局，组织从印度进货，内地也开始运送部分物资进藏，“因生活改善，藏人的不满开始减弱。他们向往中国内地的事物，到处都能见到他们模仿内地人的衣着谈吐，其中也不乏显贵家庭。原本死水微澜的西藏如今充满活力，拉萨几乎家家都悬挂着毛泽东及其同志们的肖像”[52]。心理战委员会分析了西藏趋向稳定对涉藏心理战的影响，认为：即便中共大力推进西藏经济发展，尤其是道路和机场、广播网等交通通讯建设，这对于确保物资补给、将西藏与内地连成一体确有助益，但随着赴藏军政人员剧增，西藏必将再现粮食短缺局面，藏人的满足感不会长久，不少人目前仍选择了流亡[53]。中共取得政权已有一段时间，但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存在着有组织的抵抗，尽管它们大多在一个个孤立的区域展开，可反叛还有可能持续下去；由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巨大差异，加之少数民族地区幅员广阔且交通、通讯不便，中共完全控制这些地区的能力受到限制；西藏有着与中国其它地方不同的政治、文化、信仰体系，藏人如能长期大规模地保持抵抗精神，不时展开袭扰，那必将鼓舞中国其它边疆少数民族效仿[54]。心理战委员会建议涉藏心理战因势利导，一则利用流亡藏人展开反共宣传，二则煽动境内“藏独”势力叛乱。 印度北部城镇大吉岭和噶伦堡聚集了不少流亡藏人，中情局从1952年起分批向两地运人手动印刷机，用以印制“藏独”传单，达赖的管家帕拉专门派两名僧人前往协助，嘉乐顿珠则在流亡藏人中雇佣往西藏贩卖威士忌酒的骡队，将传单大量带回散发，并秘密串联组建反抗团体[55]123-124。心理战委员会分析，流亡藏人与西藏境内外联系紧密，充分发挥其价值，能有效加强美国的地区冷战地位。1953年1月15日，杜鲁门卸任前专门通过了利用流亡藏人将心理战提速的决定。决定要求：美国要动员所有民主国家支持，确保流亡藏人获得政治庇护，生活更加富足；要求流亡藏人，要么基于叛逃后生活改善的事实在国外公开演讲，煽动“铁幕”后藏人的不满，要么就亲身参与秘密援藏军事行动；美国尤其要支持新近出逃的藏人积极开展活动，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协助其组成统一流亡团体，造就一批热衷心理战的“藏独”领导者和参与者，更有效地对抗中共统治体系，瓦解中苏在全球的意识形态攻势；美国目前应尽力挖掘该群体熟悉环境、语言等方面的优势，降低中共对西藏的控制力，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当全面反叛时机来临，能以最恰当的方式将其投入战场[56]。 四 涉藏心理战效果和影响评价 杜鲁门政府推出涉藏心理战，或明或暗地鼓吹西藏“独立”、援助“藏独”武装，这都是对华遏制孤立战略的必然逻辑。杜鲁门认为，西藏为实践并检验对华冷战效果的绝佳地点。1949至1952年间，中情局参与西藏行动的人数翻了10倍，与西藏有关的拨款20倍于在伊朗的政变，美国对涉藏心理战的希望志不在小[57]185-186，190。 但它实施的效果与杜鲁门的预期相去甚远。之所以如此，其中有着深刻的主客观因素。 首先，杜鲁门深知该战略与美国“先欧后亚”取向存在抵触，也洞察到它实施路途上尚有诸多美国掌控不了的客观因素，比如它受到西藏自然、物质、政治条件和邻近国家的限制，是一个长期性的行动，美国对此无法也无力独自支配[58]。正因为如此，杜鲁门一开始并未开出无法足额兑现的空头支票。 其次，涉藏心理战的效果客观上与作为当事者的达赖究竟做何选择密不可分。建国之初，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与军事斗争，最终促成“十七条协议”的签署，达赖虽有过外逃打算，但他观望后还是返回拉萨宣布接受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此后差不多5年时间，中央和西藏的关系并未出现美国所希望的那种紧张和麻烦，西藏境内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藏独”武装。这种形势无异于抽掉了涉藏心理战的政治前提和基础。 第三，涉藏心理战少不了英印的支持，尤其是后者的配合。英国因香港问题一开始就对美国阳奉阴违；印度尼赫鲁尽管在西藏问题上表里不完全如一，但他并不认同美国对华遏制孤立作法，相反却觉得涉藏心理战会适得其反，他始终没有如杜鲁门所愿地在东西方冲突中选边站队[42]。客观上讲，这样的局势使得涉藏心理战失去了不可或缺的同盟者基础，其成效自然大打折扣。 杜鲁门政府内部对于涉藏心理战一开始虽有不同意见，但伴随着对华政策的调整，它最终得以初步实施。它在50年代初虽成果寥寥，却成为美国后来煽动、支持“藏独”活动的滥觞。即便这一时期的涉藏心理战还不具备系统性，随机性特征颇为明显，可它却是1959年西藏叛乱的直接诱因，也是中美关系解冻前美国历届政府西藏政策的基础。由此观之，杜鲁门政府涉藏心理战的影响不可不谓深远。 注释： ①学术界直接或间接涉及杜鲁门政府西藏政策的成果主要有：Robert J.McMahon,U.S.Policy toward South Asia and Tibet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8,No.3,2006;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New York:Grove Press,2002; John K.Knaus,Orphans of the Cold War: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New York:Public Affairs Press,1999; Zhai Qiang,The Dragon,the Lion,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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