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到中心：晚清民国西康行政地位变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http://www.newdu.com 2024/11/09 01:11:16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 何一民等 参加讨论
摘要：西康位于青藏高原南缘与四川盆地相接地带，自然地理位置具有边缘性，故而人文地理位置也具有边缘性，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区域政治中心，由此导致政治制度落后，经济不发达，交通不畅，文化水平低下。清末，由于英国对西藏侵略不断加深，边疆危机日趋严重，因而西康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从晚清改土归流，设置府县，到民国前期改设特别行政区，再到筹备建省，最终在抗战救亡的背景下成立西康省，西康终于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区，随着西康建省过程的推进，西康主要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也开始发生变化。地理位置和自然地理环境对西康有重要的影响，近代以后西康政治地位的变化所引起的人文地理位置的改变对西康城市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康定正因为是西康的省会，在国家力量的作用下，由滞后发展型向追赶发展型转变，实现了从四川省的边缘向西康省的中心的转变，而雅安和西昌等城市也因行政地位提高而得到较大发展，城市的中心性增强，经济、交通和文化都出现了较大的发展。 关键词：西康、康定；地理位置；边缘；中心 西康①，位于中国西部地区，西通藏卫，东接川边，是农牧交接带和藏汉文化的交汇区。清雍正年间清政府将西康划归四川管辖，晚清西康开始改土归流，建立特别行政区。晚清民初，即有西康建省之议，到19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正式开始筹备西康建省，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年初西康正式建省，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省级行政区受到世界的关注，有关西康研究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但总体来看，除上个世纪20-40年代出现过西康研究热外，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西康研究仍显薄弱，尤其是对西康城市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印第安拉大学中亚系主任Elliot Sperling教授在2004圣地亚哥的亚洲年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相对于20、30年代中国川康研究的热潮，西方对康区的知识情况显得非常薄弱，康区研究是藏学研究的一个挑战”[1](P.62)。如果说康区研究是一个挑战的话，那么西康城市研究更是一个挑战，有关西康城市研究几乎还是空白。西康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文明的载体，对于西康的发展与衰落至关重要，西康之所以长期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城市发展滞后。晚清民国时期，随着西康从边地到特别行政区，再到建制省，政治行政地位和政治地理位置发生巨大变化，西康城市也随之而发生变化，并对区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而研究此一时期西康城市的发展变迁成为西康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边地与边缘：制约西康区域与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因 由于地球的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均匀，因而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人类社会发展的空间系统也就分为核心区和边缘区两个次系统，核心区一般是指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市集聚区，政治地位重要，经济较发达，人口密集，交通便捷，发展速度较快；而边缘区则与之相反，多是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的区域。核心区对边缘区具有控制性，而后者则对前者有着依赖性。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形成与自然地理位置和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农业时代，受地理位置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更是巨大。西康地区和城市之所以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地理位置偏僻，自然地理条件较差，故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居于边缘区。“城市的地理位置就是城市与其外部的自然、经济、政治等客观事物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一定的区域自然和经济基础，而这种区域基础往往取决于城市的地理位置。地理位置直接影响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有时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P.350)。但城市地理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城市的人文地理位置往往会随着国内外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而对城市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故从城市地理位置变迁的角度考察西康城市在近代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使我们能够对西康城市在近代的发展变迁有一个清楚认识。 城市的地理位置分为自然地理位置和人文地理位置。城市的自然地理位置包括绝对地理位置和相对地理位置，前者是以地球的经纬度为衡量标准；后者则以其参考的周围事物来确定。因而，城市的绝对自然地理位置和相对自然地理位置对于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十分重要。除了自然地理位置外，城市的人文地理位置对于城市发展也十分关键。人文地理位置包括政治地理位置、军事地理位置、经济地理位置、交通地理位置和文化地理位置。人文地理位置与自然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受其制约和影响，但人文地理位置的变化也会反作用于自然地理位置，从而改变城市的发展状态。清以后，西康地区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使西康的边缘性弱化，中心性和重要性增强，由此也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迥异，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都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因而不同区域的城市发展极不平衡。西康位于中国的农牧交错带，既位于农耕文明的边缘，又处于游牧文明的边缘。因长期处于两个文明的边缘位置，故而对其区域与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分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从自然地理位置考察 首先，从绝对地理位置来看，西康在地球上位于“东起西经13度弱，西迄西经26度强，北起北纬23度，南迄北纬28度，东西直线约2200里，南北直线约长930里，约有总面积2400000方里，宁静山脉以东，约有852000方里，宁静山脉以西迄西藏界，约有1548000方里。”[3](P.43)具体而言，西康地处中国西南部的内陆地区，青藏高原东南缘向四川盆地山地过渡地带。该地区地势高亢，山脉纵横，江河奔流，将该地区切割为无数的峡谷深沟。西康所属各县尽位于海拔3000公尺至4000公尺之间的高原之上，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几全为山岭交错之地，地势屹异，平原甚少，且皆为横断山脉截隔，愈西愈高，河流亦愈西愈激，虽间有船渡，然亦仅供渡河之用而已，不能资以通航”[4]。因而就自然地理位置来看，西康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都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地理位置非常边缘，尽管西康“邻近虽有文化之四川、陕西诸省，但均因大山之横断而不易接近”[5](P.3)。另外，西康与西藏虽然相邻，同属藏文化区域，但对西藏而言，西康仍然属边地，藏语中“所言康者，系指边地”[6](P.6)。康定距西藏的中心城市拉萨约1800公里，其间为重重高山和无数巨川阻隔，因而西康地处于两大文化的边缘过渡地带。这种边缘过渡地带对于城市和区域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制约作用，不利于城市发展。这种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该地区人口少，经济落后，城市稀疏，规模甚小。 其次，从相对地理位置来看，西康位于川、滇、藏、青四省六地的交界地区，但在国家的政治版图中却是“地处边荒，交通窒塞”[7]。元以后，中国的区域发展多以省区为单位，形成中心与边缘的发展态势，中心往往位于省内的地理中心或重心区位，而省界边地则成为边缘地区，发展相对中心地区缓慢。西康地处多省交界地的位置决定了该区域的城市不仅在国家层面居于边缘状态，而且无论在隶属西藏还是隶属四川时都长期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位。 正是西康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脆弱性，高山峡谷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平地非常稀少，大部分地区不适合人类居住；故该地区的人口数量很少，以农牧经济为主，生产水平远落后于内地。由于西康的腹地狭窄，农牧业剩余产品甚少，因而难以支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城市形成与发展，长期以来西康的城市数量很少，规模甚小，区域内的重要城市如康定、昌都和泸定等也是在清以后因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大多数城市的中心性都不强，对区域经济的聚集和辐射能力都十分薄弱，其经济、社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都严重滞后。 (二)从人文地理位置考察 1.从政治地理位置来看，由于西康自然地理位置的边缘性导致了该区域长期在中国政治版图上居于边缘地位，历代被中国统治者视为边地。“西炉未开以前，沉黎为西南极边重地”。 新石器时期，该地区即有人类的活动。春秋战国时期，西康地区形成了若干部落部族。秦灭巴蜀，在邻近西康的四川盆地边缘青衣江上游地区置青衣道，其统治达于西康。西汉时期，西康东部地区部落开始与汉政权发生联系，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置一都尉管辖各部”[3](P.43)。隋唐时期，吐蕃崛起东扩，康区属吐蕃，巴安以东部分部落内附，请求中央政权庇护，唐朝开始在此设羁縻州。随着吐蕃与唐朝关系改善，唐末以至宋、元、明、清，汉藏茶马互市兴起并持续发展，西康地区成为汉藏茶马互市的重要商贸通道，部分城市也随之而兴起，成为重要的商贸集散中心。元朝建立后，在西康地区推行土司制度，西康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明清相继沿袭元代分封土司政策。但是西康始终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始终处于边缘状态。在统治者看来，西康“边地辽阔，或会有土司，或尚属野人，蛮族错居，争閧角逐，民不聊生”[8](P.75)。清代，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康的管辖，但是在“西康区域内只设塘汎、粮台，土司及呼图克图”[8](P.87)。康熙初年，康区内属，设打箭泸厅，划归四川省管辖。康熙三十九年，设官驻守。雍正七年(1725)，天全地方改土归流，设州；雅州改府，设知府，新设打箭炉厅于炉城，设同知，分治其地，但在统治者心目中该地区仍然被视为蛮夷之地，其土民之事仍由土司管理，因而西康在建置上形成流官、土司并存之局，炉城(康定)则为打箭炉厅与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并存同治。其时，康区有大小土司120所，分别“统之于明正、理塘、巴塘、德尔格格忒四大土司”[9](P.54)。四大土司均隶属于打箭泸厅，统之于雅州府。因而光绪三十四年(1908)之前，西康地区“蛮荒甫闢，郡县无多，系属权宜办理”[8](P.73)。辛亥革命后，设川边特别区，但其建制和行政管理较为混乱，直接影响了城市建设和管理，也对经济、文化与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2.从军事地理位置来看，西康地区位于川滇藏青四省区交界点，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清朝建立后，由于西康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主要驿道所经地区，因而为了保证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清王朝加强了对西康地区的军事力量，并在重要的地区修城筑池，驻扎军队。西康的政治区位边缘性却增加了军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故而清代西康两个重要城市——康定和昌都因其位置特殊而得发展。 西康重要城市康定(打箭炉城)地处川藏交通咽喉，是连接内地汉族地区与藏区的最佳“结合部”，“凡藏番入贡及市茶者，皆取道焉。”[10]，故而康定既是川康藏交通之枢纽，也是联系甘肃、青海、云南等地的要津。西康的另一个重要城市昌都也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该城地处横断山脉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交汇地带，东与康定相望，西与拉萨相连，素有“藏东门户”之称，处在川藏交通线上的枢纽地位。清朝建立后，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故而康定和昌都在清朝的国家战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清前期，西藏多发生动乱，清朝也曾多次用兵西藏，往往是青海之北线与川藏之东线并重。然因北线路途遥远，其间多有无人之地，军队供给困难，故而东线越来越受到重视，清廷不断加强对东线驿道建设和管理。康定和昌都作为从四川进入西藏的两个重要门户，自然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康熙四十一年(1702)，清廷派化林营把总1员，带兵50名驻康定，此为西康有清军正式驻兵之始。此外，清廷还派员驻康定，监督税务，管理商贸交易，由此西康被纳入到清政府有效管辖之下。康熙五十六年(1717)，西藏发生动乱，清廷派军入藏。次年(1718)，兵部派副军统领温普带满兵500名驻炉城，又自康定至理塘添设10台站，每站设马6匹，本地夫役4名，以加强边地军事邮传。雍正七年，清廷设置打箭炉厅，“设立文武衙署、仓库税关”[11]，并在此筑城，“雍正八年，始建东南北三门”[11]。城垣坚固，“周一百四十五丈”[12]。康定成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军城。昌都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清驻藏大臣松筠称：昌都“乃川、滇、西藏三界之中最为重地，东走四川、南达云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为西藏门户”[13]。雍正八年(1730)，清政府下令在杂楮河、鄂穆楚河两水交汇处修建一座土城驻军。据载：“察木多有土城，驻扎官兵，督理台站，游击一员，粮务一员，行营中军守备一员，把总一员”[14](P.25、16)。“本县据杂楮河、鄂穆楚河二水合流之处，中现平原一隅。于雍正八年建土城一座，内为粮台、游击及千把、外委各衙门，自设治以粮台为县署”[15](P.4-5)。因此，昌都不仅是康区要地，亦是兼具国家战略意义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文化的重要节点城市，在清廷整合西藏，强化国家主权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清廷在昌都设立了较为完备的文武管理系统，并以昌都为中心的交通沿线设立了严密的营汛台站，从而在晚清时期形成了以昌都为中心，以军事交通线为轴线，以土司呼图克图驻地为依托的西康西部城镇发展格局。 3.从经济地理位置来看，由于西康自然地理条件较差，位置偏僻，交通落后，管理混乱，文化教育不发达，文盲居大多数，故而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生产力水平远低于内地农耕文明地区，城市的产业基础薄弱，区域经济的聚集和辐射能力低下。西康经济以农牧业为主要产业，其区域的矿藏虽富，但货藏于地，尚未勘探开采；原始森林覆盖面虽广，然因公路未建，无法运输。民国前期，西康除康定、昌都、泸定等城市略有一点进步外，“其他各县之经济情形，概在游牧时期或初期农业状态之中”[16](P.136)。但即便是康定也无现代工业基础，仅有一些如烧鹼、打草鞋、制革、制毯等类手工业，而织毯子是这里最普遍的家庭副业，除部分作坊集中在城镇外，多分散在乡村。抗战爆发初期，川康建设视察团在考察了康定的城镇经济后也称：“以言工业，则除手工业，草鞋毯子外，几无任何现代工业。”虽有人提议在西康发展现代工厂，然终“因无醵资，设厂之提倡而废弃”[7](P.463-466)。西康在历史上为茶马贸易的主要交通要道，但区域内商业却十分落后，一般人民生活资料均为自给自足，在康定以西诸地不知银行等现代金融制度为何物。 近代以后，中国经济地理版图发生历史性变动，以上海为代表的近代经济中心城市兴起，现代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在这些城市兴起，改变了城市的产业结构，并对区域产生越来越大的聚焦力和辐射力。但这些新兴城市大都分布在中国的东中部沿海沿江地区，因而康定等西康城市与上海等新兴城市相隔3000多公里，在中国经济大变动的新格局中更是处于边缘和不利状态，自然成为落后的经济洼地。由于远离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中国新兴的经济中心城市，导致西康城市在发展工业化等方面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经济要素极度缺乏，相关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更是寥若晨星，与国内外市场联系极为薄弱，城市发展自然缺乏动力，其新式工商业的发展水平不仅远低于东部城市，也低于相邻的成都平原的城市。 4.从交通地理位置来看，西康地处全国交通网络之边缘，虽为内地经四川进藏的要道，但境内山脉绵延，江河纵横，峡谷幽深，“道路崎岖，人口稀旷”[4]，除川藏驿道外，区域内各城市之间，城与镇，城与村之间的通达程度甚低，道路交通极为落后，多为羊肠小道，人畜行走十分困难；特别是江河阻隔，难以架桥，也无舟船，往往只能通过悬空索道飞渡。近代以后，西康仍然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现交通运输发展极为缓慢，直到抗战前西康的交通仍然十分艰难，通行和运输都非常不便。1939年国民参政会组成的川康建设视察团在报告中写道：“西康全境，除雅安天全两县外，可谓路无车，水无船，人力除乌拉外，绝无交通工具”[7](P.387)。龚学遂在《中国战时交通史》中对抗战初期川康交通亦有如此描述：“川康之公路，地当边陲，已成之路线，多属毛路初通，咸未完备，而新筑之路线，尤属尽入蛮荒，崎岖高寒，推进维艰。以言营运，则设备简陋，成规未具。”其时“雅安至康定不过500余里，需程7日，道狭处不能并肩而行”[17](P.7)，而“由康至藏，运输货物往返须数月，过一山渡一水，动以日计”[18](P.53)，“由成都赴巴塘，就需时一月左右”[19](P.83-85)。由于新式交通运输工具的缺乏，西康境内的各种物资的运输成本非常昂贵，限制了物资和人口的流通。据有学者研究，20世纪20年代中期，手推独轮车或平板车的运费是铁路运费(每吨每公里不到0.015元)的10余倍，而人力肩挑背负运输成本更是比铁路运费高20～30倍[20](P.351)。因而西康地区的运输成本非常之高，而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对于区域地理分工、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常不利，成为制约西康发展的重要瓶颈。 5.从文化地理位置来看，西康的自然地理位置和政治地理位置的边缘性也决定了其文化地理位置的边缘性。 西康居民以康巴藏人为主，其文化虽属于藏文化圈，但居于边缘，其文化边缘性主要表现为“文化边缘性”与“文化混生性”。西康地处藏汉两种文化触角与末端地带，西康文化地理位置是位于以拉萨为中心的藏文化的东部边缘，西康的居民所使用的文字和语言虽然以藏文和藏语为主，但藏语发音与西藏的藏语有很大区别，西康藏人部族极为混杂，发音多为土音，方言土音随地而异，言语各殊，与西藏语言大相径庭，被称之为康巴方言，故而西康藏文化与西藏文化在诸多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并未能很好地融入到以拉萨为核心的藏文化圈，被西藏人视为文化边缘。西康虽然受四川管辖，与青衣江流域和龙门山脉的汉文化区相邻，但汉文化在该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受到很大限制，直至晚清川边“改土归流”，有数量较多的汉人进入到康区，才推动了汉文化在该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在部分重要城市汉文化逐渐成为主流文化，与藏文化并列，汉语甚至开始在藏汉人之间流行。但康区的汉语与内地的汉语也有较大差异性，如康区的汉语缀句文法与内地汉语相反，大抵先名词，次助词，后动词，特别是动词多置于名词之后，如内地称“饮茶”，康区则曰“茶饮”[21](P.241)。民国时期汉文化在西康虽有一定传播，但范围主要局限在少数重要城市之中，其影响也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减弱之势。 西康文化的边缘性也导致了文化的混生性。西康地处汉藏两大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和多元文化的交汇地，故而周边的多元文化，如汉文化、羌文化、彝文化、纳西文化、蒙古文化等都对西康藏文化形成交错渗透，从而使该区域的文化具有混生特征，特别是西康主要商道上的重要城市更是成为不同族群之间进行文化、经济、政治交融的“接触区域”，形成了具有雪域高原农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以及其他多种文化在内的特殊文化混区，这种文化混生性与文化边缘性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构成了西康文化的重要特点。 另外，由于地理位置的边缘性，导致了西康文化教育整体水平的低下。其地区的居民长期被当政者视为夷人，甚至公开称之为“野蕃”[8](P.2)，受到政治歧视和文化歧视。西康的教育大权长期操之于喇嘛之手，“康人视寺院如学校，喇嘛如学生；故西康之知识分子，多出于寺院喇嘛中。”[3](P.8)而掌宗教之喇嘛，即掌教育之人，故而西康居民的文化程度一直都处于落后状态，除少数喇嘛外，绝大部分藏人都是文盲。文化教育的落后成为西康社会、经济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由于文化教育落后，西康藏人则有着“极端之宗教热情”，并导致他们普遍“保守性强，思想不易发生变化”；“生活易于满足，不易启发其向外活动之意志。”[3](P.8) 综上所述，西康建省以前，由于自然地理位置和人文地理位置的边缘性，导致西康地区整体发展落后，作为文明载体和区域发展中心的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城市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极为落后。 二、从边地到行省：政治地位的提升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晚清及民国时期，从西康的绝对自然地理位置来看，一直未发生任何变化，但是从人文地理位置来看，则出现了巨变。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国际国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陆边疆危机日益严重，英国竭力想将西藏分裂出去。在此背景之下，“边缘地带(即内新月地带)的战略地位比心脏地位更加重要。”[22](P.294)从中外时局发展的角度考察，西康地区的特殊地位突显，其重要性和落后性开始受到朝野的高度关注，要求通过地方行政制度的创新来改变西康的边缘地位，从而推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呼声渐成主流，逐渐得到国家决策者的重视。晚清以后，中央政府不断对西康进行改革，西康从边地到府县，从特别区到建立行省，经过30余年间的发展，政治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改变了西康的人文地理位置，由此推动了西康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康定等城市初步实现了从四川省的边缘向西康省的中心转变，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即从滞后发展型向追赶发展型转变。从晚清到民国，西康的政治地位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而随着区域行政地位的变化，经济、文化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第一阶段，晚清时期，由于西北、西南边疆危机日趋严重，清政府在西康推行改土归流等一系列改革，从而改变了千百年来西康的发展模式，推动了西康区域和城市的发展。 19世纪后期，英国加紧了对西藏的渗透和侵略，先后发动了两次侵藏战略，并试图拉拢西藏上层人士，培育亲英势力。因而，西康在维护国家统一，经营西藏的国家战略中变得重要起来。“巴塘事件”成为西康改革的契机。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驻藏大臣帮办凤全在巴塘被杀，清政府派赵尔丰率大军平叛。叛乱平定后，赵尔丰升任川滇边务大臣，对康区进行“改土归流”，增设了一系列“内地化”的府县建置，并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赵尔丰管辖的区域，东起打箭炉，西至察木多所属思达止，计程36站，约有2600百余里，南与云南维西厅所属阿墩子交界起，北至德格所属，与卡热地方止，计程40余站、约有3700百余里。赵尔丰的继任者傅嵩炑在《奏设西康省折》中进一步向清廷提出建议：“边地应设州县八九十缺，若无一定行政总机关，措置失宜，又酿后患”[23](P.79)。清廷根据其建议，相继在康区人烟稠密的重要之地增设县、厅、巡检等机构。到宣统年间，西康共设立有2道、5府、2州、26县、5厅、4巡检所、2分县等地方行政建置②。至此，西康的地方行政建制初具规模，“政治建设极有条理、步骤，政治组织突飞猛进，视内地之未改土归流者，尤有过之”[9](P.67)。赵尔丰是最早提议西康建省的重要人物，他“力主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以丹达为界，扩充疆宇，以保西陲”[24](P.1-2)。其后，驻藏帮办大臣联豫等也有建立西康省的设想，并拟在昌都设省会。[25](P.559)继赵尔丰之后的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也是力主西康建省的重要人物，撰有《西康建省记》一书。 第二阶段，从1911年到1928年，为西康建省的预备期，西康发展受到各方面的强烈关注。 民国建立后，由于英国企图将西藏分裂出中国，因而西康的战略地位更加突显，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下，北京政府先是于“民国元年设川边经略使，继续经营西康。民国三年六月，划为川边特别区域，置镇守使以驻之。”[3](P.80)川边特别区与京兆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区相等，其管辖的区域东起泸定，西至大昭，在其区域范围内设置33县③。从而废止了自秦汉以来一直沿袭的与内地相区别的边地政区建置，初步建立起与全国各省相一致的地方行政制度。护国战争后，中国陷入政治分裂，军阀混战状态，因而关于西康建省之议时断时续，但此一时期朝野上下已经形成了“治藏必先安康”，“解决西藏问题，则又无过于开发西康”[3](P.2)等共识，越来越多的中央政府要员开始认识到改变西康政治地位不仅对于西康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国家统一，国防安危，西部开发都有着重要意义。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下，北京政府于1925年改“川边特别区”为“西康特别行政区”，至此，“西康”作为行政区划名称正式取代“川边”。此时西康的行政建制规模已“不亚于内地之一省”，故“特别行政区域，乃建省之初步也”[9](P.72)。 第三阶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西康建省提上议事日程，建省过程历时10余年，推动了西康区域和城市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刚刚开始执政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西康建省也高度重视。1928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议决建议成立西康省。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国民政府于1928年底也发布筹建热河、西康等省的命令。1929年5月，“边区视察员”任乃强应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之请，历时9月完成了对西康地区11个县的调查，报送《康区视察总报告书》，“计前后缮呈报告书10本，地图14幅，计划书4册，杂记5万言”[26](P.179)。刘文辉随即向国民政府提交了《西康省建议书》。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向国民政府提出《速组西康省政府之五大理由及西康改省七项计划》，班禅代表及诺那呼图克图等陈请国民政府《请速组织省政府之五项建议》等。由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川、康、藏的局势极为复杂，川藏之间多发生冲突，四川军阀战争也持续不断，因而西康建省的条件还不成熟。直到川政初步统一，1934年行政院才决定成立西康省建省委员会，委派刘文辉担任委员长。刘文辉以所属军队为依托，大刀阔斧地在西康整顿各县行政，将西康建省正式提上日程。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正式成立，所属各县分为一、二、三等县，并设立康北和康南两专署。[27](P.181)1937年，抗战爆发后，西康建省不仅关系到西康发展本身，也关系到大后方全局建设与发展，因而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快了西康建省的步伐。正如四川省政府和西康建省委员会在联名向行政院所递呈文称：“近以国难严重，川省一隅已忧吾国民族最后复兴根据地，川康唇齿相依，不仅关系国防，且为国家西部国防之前线”，“深维内外情形，(西康)建省实难再缓”[28](P.56-57)。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以康定市为省会，其管辖范围除原西康特别行政区外，国民政府还将四川第17行政督察区(雅属)的雅安、芦山、天全、荣经、汉源、宝兴和第18行政督察区(宁属)的越西、冕宁、西昌、会理、宁南、昭觉、盐源、盐边等14县及金汤、宁东2个设治局，均划归西康省管辖，共有46县和3个设治局。但由于西康金沙江以西的昌都、恩达、太昭等13个县在当时还处于西藏地方政府的实际控制之下，故而西康省只能对这些地区“遥领”，实际管辖的范围只有33个县和3个设治局。 西康建省改变了西康在战时中国发展格局的地位，由一个长期处于中国政治版图边缘，不受重视的边地，进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省级行政区，在大后方诸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国民政府实际管辖范围大大缩小的情况下，西康建省的意义十分重大，从而使西康的政治地理位置、经济地理位置和文化地理位置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出现从边缘向中心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对于西康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对于中国甚至世界发展而言也有影响。时人陈重为曾就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就地理上言：西康介新、藏、川、青、滇之间，之数省区邻康之地，皆在万山丛沓之中，吾人欲使新中国建设之计划能传播于全国，则舍以西康为中心外，实不易获得第二西康之中心区域也。西康之建设工程能直接间接影响及帮助邻省区建设之进展，尤其是青海、西藏、新疆南部之向内问题之解决，非有西康之臂助及发踪指使，诚难期最低限度之收效。故西康之开发，即新、藏、青海之内向问题解决，亦即大英帝国吞并亚洲之失败也。”[3](P.4)陈重为将西康不再视为边地，而将其作为区域中心的观点，反映了当时相当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从国际国内大格局出发，重新认识西康的地位和作用。其时，要实现西康从边缘向中心的转变，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加快西康城市的发展，通过城市来带动区域的整体发展。因而西康建省后国民政府不仅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巩固了国防，而且也一改过去西康隶属四川时作为边地发展经济、交通和文化不受重视的态势，加大了对西康省的政策倾斜力度。西康从过去的滞后型发展开始向追赶型发展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西康的追赶发展不是以市场的方式来带动产业聚集，推动产业的发展；而是在中央政府强大的政治力量作用下，以行政的手段和经济力量将大后方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强制性地或诱导性地聚集到西康等主要城市，从而使这些城市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创办多个部门的企业，提高社会分工的水平，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区域经济体系，促进经济跨越式增长，从而使西康城市的聚集效应较战前明显增强，对区域的辐射力有所扩大。西康建省后，除了行政地位上升，财政经济实力也发生巨大变化，西康建省前，康属地区每年的各项税收共计50余万元，宁雅两属各县赋杂税相加也共约50万元。西康建省后的财政预算支出为5357996元，财政缺口达400余万元，而不足的经费皆由中央政府和四川省府补助。其后，虽然受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西康省财政都由中央政府及四川省府补助[29](P.293)。由于财政经费较前大幅度增加，因而西康的城市经济、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较大发展，特别是康定成为省会后，行政地位发生根本性改变，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得到确立，在中央和四川省府财政的支持下，短时间内就改变了城市的发展状态，率先实现了从四川省的边缘向西康省的中心转变，并对西康省其他重要城市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以康定为中心的区域城市体系的初步形成。 第一，西康建省推动康定城市的崛起。 “康定为全区开化最早之地，联川通藏，夙称交通重镇。”[3](P.4)是连接川、藏、滇、青等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城市，内卫四川，外援西藏。清初，康定规模很小，行政地位也很低，为雅州府所属打箭炉厅的治所。民国初年，康定也只是“边疆省份的塞外孤城，无论经济、文化、社会一切，较诸内地省份，均颇有殊异”[30]。在20世纪20-30年代西康建省的过程中，康定的特殊地位日益凸显，行政资源不断聚集于康定，特别是省一级的党、政、军等各类机关汇集康定，如四川省财政厅分厅、西康屯垦署、民政总务处、川康边防指挥部、西康政务委员会、西康督察专员公署，建省委员会等行政机构先后在康定设立，其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既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省政府督察所属各县，又是一级地方行政机构。1939年，西康省正式建立，省政府设于康定，代主席张为炯常驻于此，省府大印也保存在康定。西康省日常公务均由省府处理，一切政令、行政措施，须由省府制成文件，公布施行，加盖大印，方能有效，这使康定成为西康省名副其实的政治中心。在中国这个具有2000多年中央集权的国家，城市的行政等级高低和行政管辖区域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潜力，因而康定成为省会后，行政地位有很大提升，国家政权则可以凭借强大的行政力量推动各种经济和社会要素向康定聚集，从而促进其得到发展。 一是康定成为省会后，城市人口出现快速增长。清末，康定只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城市，城区人口仅有五六千人，城市空间规模也不大。民国前期，康定城市人口逐渐增加，但增度的速度较为缓慢。当国民政府决定筹建西康省以后，康定城市人口出现较快的增长，1933年，康定城区约有人口万余。[31](P.25)1936年西康建省委员会从雅安迁至康定后，大批党、政、军机关在康定设立，由此带动大批内地人口迁居康定。随着康定建设的加快和与内地联系的加强，从内地涌入康定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据康定县政府人口报表统计，1936年，康定全县共有5320户，20669人。1939年，西康省建立，康定成为西康省会，康定市城区的居民据警察局调查，共计2154户，12764人，其中男性为8637人，女性为4127人。[32](P.54)到1944年康定城市人口增至35150人，净增16868人。这些增加的人口主要是从内地迁至康定城市的公教人员和工商业者，并未包括军人在内。大量外来人口入住康定改变了原来的城市人口构成，清末民初，康定的城市居民以藏族人居多，职业构成上以商人、手工业者、喇嘛等人为主，而在西康建省过程中，大量外来党、政、军人员及家属成为康定城市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④。抗战时期，大批高素质的内地人口迁入康定，促进该城市的发展。如时任西康建设厅厅长的叶秀峰即为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硕士，而教育厅厅长韩孟钧则为当时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名家。因而大批高素质的人口迁入西康，与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人口大量迁入西康，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有所不同，后者仅能满足城市经济发展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而前者则能直接推动城市经济和文化的腾飞。康定正是在大规模的高素质内地人口迁入的背景下得到较快发展，出现了追赶型发展的特征。抗战结束后，部分从内地迁居康定的公教人员及家属返迁，致使康定城市人口有所减少，1946年，康定市的人口降至24232人，[33]但仍然较设省前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此后康定城市人口基本稳定在2万-3万人之间，1948年康定人口为28310人⑤。西康建省前后，康定的文化教育设施也有较大发展，大批新文化教育设施的建设和大量的新文化人才引进，改变了传统的以宗教教育和文化为主的城市文化发展态势。 二是促进了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大量新式建筑相继在康定出现，城市空间和城市风貌发生很大变化。西康建省前，康定城区空间规模较小，街道狭窄，城区无环卫设施，街市主要分布在折多河两岸，除南大街、风窝街、中桥街、明正街、上桥西街、老陕街、兴隆街、诸葛街等为石板路面外，祥云街、紫气街、上下营盘街等则是土路面，各主要街道宽仅3米许，“房宇鄙陋，街巷仅陕西街路面石板，屋尚整齐，余皆土道难行，更多杂草乱石，以及牲畜遗粪，污秽不堪，斯时商货往来，驼载直入城市，故无清洁之可言”[34](P.32)。1936年，西康建省委员会迁至康定后，开始对康定城区进行改造。1939年，康定成立市政管理委员会，兴建东郊新市区街道二条，并加宽路面，将城区石板路改为三合土路面，改土桥为可通行车辆的木桁公路桥，城镇建房结构也由单一的穿斗木结构向砖木、石木结构转变。随着康定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区的扩建成为必然。从1939年冬开始，在康定东门外乱石河滩平整土地，修建新市区，城区范围进一步扩大。至1942年，康定先后建成文辉路、永晖路和少扬路等三条新街道，总称新市区。文辉路，又称新市前街，全长510米，街面宽9米，两旁共建木结构宽4米深8米一楼一底的街房104间。永晖路，又称新市后街，与东关外紫气街连接，延长108米，街面宽7米，南边是文辉路街房的后面，可前后开门，不另建街房。北面与紫气街房连接，仅能建与文辉路尺寸相同的街房14间。少扬路，街长60米，宽7米，街口两边，建尺寸相同的楼房18间。市政委员会还新建街房共136幢，标价售与市民。[35](P.115)为了改造旧城区，对市政管理委员会规定原城区各主街两侧的居民和商铺锯退铺面，加宽街道，一般从3米扩建至6米，改石板路面为三合土路面。[36](P.288)由于折多河从康定城区穿城而过，因而建有多座桥梁，城区从南到北有将军桥、上桥、中桥、下桥，架于折多河上，北郊有通天桥，东郊有大藏桥，南郊有公主桥。除公主桥为石拱桥外，其他均为木桥，安全性不高，易出事故。故而西康建省后，先后将康定城区4桥与通天桥改建为普通木桁架桥，其中上桥、中桥为限载10吨的公路桥。而省会警察局负责管理城区环卫，设清道夫4名，沿街收运垃圾。建公厕3处，禁止随地大小便。 西康建省后，原康区的城市除了康定得到较大发展外，其他城市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一定的发展，发展较快的有巴安、甘孜、理化等城市，并初步形成了以康定为中心的，包括泸定，安良，理化，巴安，贡嘎，德荣，丹巴，鈩霍，瞻化，雅江，义敦，稻城，定乡，盐井，道孚，甘孜等在内的城市行政体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1917年第一次川藏冲突后，藏军占据了宁静山以西的昌都、同普、德格、邓坷、石渠、白玉等县，这些地区在藏军的实际控制下发展非常缓慢，长期的军事冲突，使商业贸易和农牧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城乡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落，特别是昌都所受影响巨大。清前期，昌都崛起，“物阜民丰，有小成都之号”[37]。清末民初，昌都“人口约一万二千”[38](P.88)。民国初年，西藏地方势力在英国侵略势力挑唆下对抗中央政府，向东进行军事扩充，强占昌都等西康城市，驱逐汉人，阻隔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因而昌都呈现出一种趋于自保的内闭性，经济功能不断下降，人口大幅度减少，到民国中后期，昌都城区已是“有街市之名，无街市之实。房屋悉系平房，通只一层，矮小旧烂，极不美观，远不及道、炉、甘各县之壮丽。汉式房屋约20余处，现已易瓦敷泥，形成汉藏化之房屋矣”[25](P.560)。昌都的衰落与西康建省后康定城市的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三、城市经济出现较大发展，中心性增强 在西康建省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对西康城市的建设与投资，使康定等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跳过了一些分工的中间水平，直接进入高一级的分工；部分抗战内迁工矿企业、金融机构和商业资本也在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参与西康城市经济建设，为西康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另外，大批高素质人才也在政府的鼓励下、政策的诱导下涌入西康的主要城市，使过去制约西康发展的人才瓶颈得到缓解，从而推动了西康城市工业、商业和金融的快速发展。 1939年西康省建设厅相继在康定成立了省立洗毛厂、毛织厂、裕边实业公司等新式企业。其后，省府财政厅将建省前创办的美明电灯公司、启康印刷厂、裕边实业公司、新康合作社等合并，组建了“康裕公司”。省立毛织厂于当年12月即开工，“出口有呢、绒、毛线、毛絮、栽绒毯等。在此抗战期间，外货源减少之时，该厂出口尚可适于一部分需要。”[39]从1939年至1943年，西康省建设厅先后在康定创办了“洗毛、毛织、制革、酒精、机械、造纸、化工材料等七家工厂，合计投资近600万元。”[40]康定的现代工业开始起步，各工厂所生产的物品虽然成本较高，质量也并非甚佳，但仍然供不应求，因而企业的经济效益仍然较好，能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以康定为首的重要城市不仅成为大后方的工业重心，商业也日益繁盛，成为大后方的商业中心。首先表现为西康城市商业规模扩大。西康筹备建省以前，西康地区的社会经济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商业规模偏小，“康境商品之种类极少，且半为原料品如皮毛、五金矿等物”[3](P.136)。自筹备建省后，商品种类日渐丰富，输入输出总量增加，贸易额大幅提高。西康商品，其属于输入之部分者为茶、布，绸、缎、棉、丝、广药等；其属于输出部分者为麝香、虫草、鹿茸及其他药材，而其主要之工业原料品，则为尾毛皮货等类。抗战时期，洋货充斥西康各主要市场，尤以销售英、印货为最多，包括纸烟、呢绒、毛料、手表、牙刷、铝锅、酥油壶等日用品及盘尼西林等西药。[41](P.1284-1285)而西康银行之业务也多侧重于商业，其职能更在于发展民族之间商贸，加强各民族的经济联系，使其由物产之间的交换走向本票、支票、转账等，扩大其交易数量与范围。例如西康省银行放款总额也逐年增加，1937年约为40万元，1938年为300万元，其中多属抵押放款，其抵押品主要以进口之茶，出口之山货、药材、麝香及金为多。其次，西康城市依托内地与西藏的商路，贸易逐渐兴盛，形成多层级的商业市场网络体系。西康商路可分为南北三路：北路——出康定北门经丹巴、甘孜或出南门经道孚、铲霍、甘孜、德格，包括石渠、瞻对等，为羊毛唯一的来路(凡南路之货北路均有之)；中路——出康定南门，经巴安、察雅、同普、昌都、硕督，此路自与西藏关系恶化，商务已中落，市场已南移理化；南路——经定乡、稻城、贡噶、九龙等县。西康建省前后，与毗邻省区的商业贸易有较大发展，形成了以康定为中心面向西藏和四川之市场，石渠、邓科面向青海之市场，昌都、大昭面向西藏之市场，克邦面向印度之市场，巴郎面向缅甸之市场，碧油江面向云南之市场。[3](P.137)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西迁以及沦陷区扩大，西南、西北诸省与中部沿江和东部沿海口岸的联系被截断，大后方逐渐成为一个在空间形态上相对独立的商业区域，西康省在大后方商业市场中的作用十分明显，而形成以康定、雅安、西昌为区域商业网络中心、以道孚、昌都、理化、泸定等城市为次中心的多层级商业市场网络体系。 1937年8月，西康省银行在康定成立并开业，从而使西康开始有了正规的金融机构。省立银行除在雅安、西昌设立分行外，还在省内较大城镇设立了12家办事处，开展存贷款业务[7](P.393)。西康省银行的“通汇地，计有成都、雅安、重庆、西昌、昆明、甘孜、理化、富林等处。在省外并约定聚兴诚银行转汇。”[39]西康省银行成立之后，发展迅速，1937年存款总额为30余万元，1938年为500万元⑥，银行资本从1937年的25万元，增加到1942年的350万⑦。1938年8月，重庆银行在康定设立支行；1939年，中央银行在康定建立分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则在康定设立办事处。[39]其后相继有多家银行来康定设立分行、支行或办事处。分行、支行设于康定的有中央银行、济康银行、重庆银行、和成银行、其昌银行、正和银行、汇通银号。[42](P.177)康定县银行和康定合作金库也有所发展，1942年，康定市的银行从业人员达百人以上。[43](P.44) 西康建省后，雅安、西昌成为了西康省次一级的政治中心。西康建省之时，昌都等宁静山以西的13个县实际为藏军所占据，因而国民政府将第17行政督察区和第18行政督察区划归西康省管辖，西康省的建立，也改变了这两个行政区的城市人文地理位置，推动了雅安和西昌等城市快速发展。 雅安，位于四川盆地西缘，是中国南路茶马古道的起始地，城市因边茶贸易而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因地处偏僻，雅安的发展相对缓慢，直至清末，雅安的规模甚小。20世纪20-30年代，雅安的发展出现新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西康省的建立。为了筹备建立西康省，国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相继在雅安建立川边经略使署、西康建省委员会，第17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等重要行政机构，从而使其行政地位日渐提升，城市也相继得到发展。1939年西康省成立，雅安直属于西康省政府，但由于雅安位于盆地边缘，地扼川藏交通咽喉，有着交通区位优势，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常驻雅安，并将二十四军军部和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也设于雅安，而西康的重大政务和决策均需由刘文辉决定，然后再交由西康省政府相关官员执行，因而雅安虽然不是西康省的省会，但却有着特殊地位，成为西康省的政治重心，特殊时期，特殊政局和特殊的人物促进了雅安城市的建设和发展。1942年西康省在雅安成立市政整理处，对雅安城区进行规划建设，在东门城外文庙坝开辟新市区，新建抗建路、文辉路、新康路、苍坪路、新生路、交通巷等6条街巷，总长2530米。1943年雅安市政整理处拆除雅安东城门洞，平整城墙基地，辟建新街5条。1944年建成青衣江铁索桥，从新桥至铁索桥头，自然形成一街，俗称新马路。青衣江北岸铁索桥头，沿川康公路侧，陆续有棚户、茅屋开茶馆、饭馆、摆摊，东面延伸过陇西河形成3条小街。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1945年雅安街巷增至44条，总长14167米，城区占地面积由0.7平方公里扩大到1平方公里。[44](P.67)为了加强对城市街道的卫生管理，市政整理处对城市居民征收清洁捐，并将城厢分4个保段，派军警督促各街道居民清除城内长期堆积的垃圾，动员居民清除障碍物，平整道路、维修水沟，并将所有马厩迁出城外。另设垃圾箱16个，安放于主要街道。经过建设，雅安城区街道焕然一新。 西昌，地处川西南高原安宁河谷平原之上，位于邛海之滨，是川滇结合部一个历史悠久的重要城市。长期以来，西昌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文化教育落后。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西迁，西南地区便成为战略大后方，西昌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矿产资源受到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开始从各个方面大力经营建设。因而随着西康建省，西昌作为西康省宁属地区的重要城市，受到国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从而推动西昌政治、经济、文化出现较大发展。 由于西昌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除了气候和自然环境十分优良外，而且还具有战争时期所需要的安全条件，西昌位于安宁河谷平原之上，周围都是高山环绕，日本侵略军难以攻入，而且周边山岭为防空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国民政府将西昌作为重要的战略基地，在西昌先后增设了两个重要的军事机构，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该机构于1939年西康建省后的次月正式在西昌成立，以原清朝宁远府衙门为办公之处。西昌行辕最初的编制为4组4室1部和1个特务连，官兵共350余人。其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蒋介石亲赴西昌考察，因而行辕的重要性提高，相关机构和人员均逐步扩编，官兵总人数达千人以上，各组(处)长、政治部主任，分别由上校升格为少将；科长、室主任、政治大队长均为上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曾到西昌行辕视察和处理军政事务。因而西昌行辕的设立，对于西昌城市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西昌的另一个重要机构就是西昌警备司令部，该军事机构负责西昌城市的治安警卫工作，在抗战时期对于西昌城市的稳定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46年12月7日，升格为“西昌警备总司令部”[45](P.955-956)。此外，西昌还相继设立有国民参政会西昌办事处、交通部西昌公路管理局、军政部西昌第十一补充兵训练处等一系列机构。 抗战时期各类军事、政治机构在西昌的设立对于西昌城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增加了人口。战前西昌几乎不为一般世人所知，是一个西南边城。西康建省后，成为西康省东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国民政府的军政重镇，人口逐渐增多。“昔日被人鄙视为边区之西昌，今日不特变为康省重要县区，且为抗战期中国家后防重镇”[46](P.38-41)。 综上所述，西康建省后，西康主要城市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快发展，与国民政府的行政制度安排有着直接的关系，西康省的成立使川、康相辅相依，成为抗战坚实的大后方，而康区重要城市由此从国民政府和四川省获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而得到迅速发展，使西康省内的区域城镇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分别形成了以康定为中心，以雅安和西昌为次中心的多层级区域城市行政等级体系。 在农业时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自然地理位置和自然地理条件的极大制约和影响。西康城市正是因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与四川盆地交接处，地理位置偏僻，生态环境脆弱，才使西康长期在国家政治版图中居于边缘位置，经济、交通和文化也因边缘性而发展落后，西康城市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数量少，规模小，对区域的影响力薄弱。晚清民国时期是西康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一时期，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中国西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边疆危机，英国不断加强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渗透和侵略，并试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此背景下，西康地区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西康与西藏、四川、云南、青海唇齿相依，中央政府要加强对西藏的管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加强对西康的开发建设，这在晚清民国时期形成一种朝野共识。因此，晚清以后，西康先后经历了改土归流，特别行政区建立，建省筹备，正式建省等几个发展阶段。西康建省是国民政府巩固西南边疆、加强抗战大后方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启动这一地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西康建省改变了原来的边缘地位，作为省一级行政区划被正式纳入全国行政体制之中，其主要城市的行政级别也得以提升，行政制度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西康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以及西康与内地的一体化发展，推动这一地区多层级城市体系的建立，使康定、雅安、西昌等原来的川边小城，发展成为西康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实现了从边缘向中心的初步转移，城市辐射与带动能力大大增强。西康建省和城市格局的变动，不仅对巩固大后方、坚持抗战影响巨大，也为西康城市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西康建省以前，仅指四川省所属康区，西康建省后，增加了雅属和宁属两个地区。本文中的西康则单指康区，西康省则包括雅属和宁属两个地区。 ②道则为康安道、边北道，5府分别为康定府、巴安府、登科府、昌都府、嘉黎府；康定府、巴安府属康安道管辖，登科府、昌都府、嘉黎府属边北道管辖。康定府下辖康定、安良、丹巴、河口4县，及泸定桥巡检；巴安府辖稻成、武城、察雅、宁静、贡巴安6县，及理化、三壩2厅，白玉州及贡嘎、定乡2分县，德荣、盐井、杂榆、科麦4巡检；登科府辖道孚、瞻对、德化、同普、石渠、春科6县，及甘改州；昌都府辖恩达厅、昌都县及西北诸土司；嘉黎府辖嘉黎、硕般多2县，江达厅，以及索克、宗拉、巴随、底穆宗苏尔冬、公布竹母、公布拉所可6城。陈重为：《西康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第77页。 ③又有称34县，是旋析置九龙一县。(杨仲华：《西康纪要》：第409页。) ④数据来源：四川省康定县志编纂委员会《康定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⑤数据来源：四川省康定县志编纂委员会《康定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⑥由于西康省银行代理省库，故存款来源以各种税收及机关学校之活期往来存款为大宗，而私人商业上的存款甚少。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编：《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第61辑，1966年，第393页。 ⑦其资本的暴增，也与抗日战争时期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有关。曾文甫：《西康之金融事业》，《西康经济季刊》1943年第2期：第44页。 参考文献： [1]Elliot Sperling.边缘性研究“中心化”——2004年圣地亚哥的亚洲年会发言[A]//罗布江村主编.康藏研究新思路-文化、历史与经济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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