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容性发展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1:10:18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 陆鹏 廖丽梅 参加讨论
摘要：基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制度的包容性发展，应坚持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原则，以各民族文化发展繁荣为视角以包容性理念、包容性发展和包容性改革为逻辑推演体系和分析框架，研究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协同发展，彰显文化多样性涵养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容性增长与制度包容性增长促推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良性互动的全新发展形态。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民族区域自治；包容性发展；互动关系 中国民族问题的治理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正确处理中国民族问题和中华各民族文化发展问题的重要世界观和管用方法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为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包容和相互借鉴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历史传统，使之在民族事务治理的进程中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高度统一，充分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一体”与各民族自主管理民族内部事务的“多元”治理格局的高度统一，广泛凝聚了中华各民族文化发展的自信心和中华文化发展的自豪感的高度统一。 一、包容性发展：文化渊源与理念阐释 包容性发展，是所有人机会平等、成果共享的发展，各个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共同进步的发展，各种文明相互激荡、兼容并蓄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良性循环的发展。①包容性思想深深地蕴含于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积淀和演进脉络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我国民族治理思想的文化根源，其中蕴含的包容性思想不言而喻的嵌入我国对民族问题的处理思维和民族关系的调处原则之中，并不断地涵养我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成为我国民族发展的内在特质。包容性发展正是在包容性思想的指引下开展的包容性理论和实践创新活动的总和。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的结晶。尽管各民族的文化多元、文明多样，但其中所包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深层内核上体现同质性，在历史脉络上体现继承性，在互学互鉴上体现包容性。譬如，强调仁、义、礼、智、信，成为各民族文化的内核基因；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各民族人民处世哲学共识。共同的文化内核，自觉的文化认同，相似的文化历程，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和我国民族关系和谐共生的内生动力和精神依托。包容是“包”和“容”的统一体，“包”是对多样性的整合，“容”是对差异性的尊重，这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1]28。“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的目的是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多样中求统一。民族问题、民族关系就是具有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的事务和现象，民族文化多样性要求我们对待包括民族文化在内的民族问题也需要多样的思维和多方的思考；“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看待和处理现象和问题，尤其是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共识视角。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2]。正是在这种“和合”精神的指引下，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包容特质，强调以和为贵，和而不同，追求和谐。在其核心要义和内核精神的指引下，历史上的羁縻政策、怀柔政策等都是“和合”精神的实践产物。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央王朝在调处与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修文德以来之”的安抚和羁縻政策。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汉唐时期的和亲政策，使得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不断增进，在交流与碰撞中不断被涵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和合”精神，有效地指导中华文化发展，有力地推动民族问题包容处理的伟大实践。 党的十八大继承和阐扬了包容性思想的核心内容。“包容互鉴”的国际关系准则，“求同存异”的对台政策方针，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以及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等，都集中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深谋远虑，更集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宽广未来和美好前景，蕴含和彰显了开放包容、创新争先的时代要求。这些包容性发展的理论要求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了科学的价值指向和正确的路径选择。 包容性的发展理念，是基于“包容性增长”发展而来的。“包容性增长”是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效率不同，它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3]。基于增长意义上的包容性发展，以及民族包容性发展的内涵也就比较清晰了。笔者认为，文化和经济一样，民族和国家一般，都应该重视强调民族包容性发展和文化的包容性发展。一方面从民族的维度审视，一是处理好增长和发展的关系。民族包容性发展就是在注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量的增长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民族结构的改善、民族素质的提升、民族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民族包容性发展应该在强调注重民族地区发展成就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和重视单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和进步质量。三是处理好求同与存异的关系。包容性发展的重点在“容”，要在尊重民族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发展个性和独特需求，尊重各民族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另一方面，从文化的角度分析，民族文化包容性发展应该强调的是不同民族、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文化应该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这是包容性概念的精髓所在，也是衡量文化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准则。民族文化包容性还应该体现在先进民族文化应该意识到传统民族文化对其发展具备的积极意义；政府应该为民族文化包容性发展完善政策体系，支持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也是促进和实现民族和民族治理体系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基因。 二、文化多样性：民族文化与民族区域自治的相互包容 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实践证明：文化之间的相互包容和协同共进是民族发展繁荣的重要体现，更是对民族区域自治提出了鲜明要求，共同促进和保护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中华文明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往、相互接触、相互借鉴的历史结晶。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是推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动因和内在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广阔的发展空间。统一的汉字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明标识。史书典籍成为中华文化一脉相传的重要见证。以“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为内核的中华文化展现出无比宽广的文化包容性，有利于各民族文化在和睦的关系中交流，在和谐的氛围中交往，在“和合”精神的指引下交融，在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的同时，不断增强对外域文化的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推动和保障中华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性制度设计，充分彰显了内在的包容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通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创造性地建立了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有别于联邦制和民族自决权松散地、单一性地解决民族之间的交往问题，而是在中华民族认同基础上选择同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族际政治整合的模式的创举，是各民族选择了最适应、最匹配、最包容自身民族文化发展的制度模式。第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和传承成就彰显了“海纳百川”的宽广雅量。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思想，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这些都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恢弘。正所谓，越是大，越是能包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56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都创造了自己源远流长、独具特色、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同时，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形成了相互尊重和相互借鉴的历史传统和传承惯性，能够较好的在吸纳其他文化的优秀要素的基础上保持自身的独特优势和特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还是你，我还是我”的多样文化发展新格局，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形成和汇聚了多彩的中华文化百花园。第三，中华文化的保护体系和传承机理保障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保护、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党和国家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保护、开发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使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更提供法制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都对少数民族文化、包括物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和传承进行了立法规定、政策引导、制度保障。党和国家确定了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积极抢救性保护少数民族濒临失传的传统文化。自2003年国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在国务院已经公布的两批102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集中体现少数民族的民间史诗、口传文学、歌曲、舞蹈，重点保护少数民族的医药、传统手工艺，主要保存少数民族的服饰、民间仪式、建筑技术，这方面的项目达到367项，占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35.7％。文化部公布的三批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少数民族传承人有393名，占26％[1]32。这些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政策举措和成效，完全基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民族文化保护的政策法规的顶层设计和政策落实的基层探索，并将这些经验探索中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措施进一步上升为法律法规的包容性的互动过程。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相互包容的民族文化发展基础之上，全方位体现了其优越性和包容性。第一，在自治机关的设置级别上体现包容性。我国分别设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三级民族自治地方，涵盖了全国各个层次的各个区域的民族自治诉求，对应全国的省、市、县三级单位，设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自治政府，保障自治权，既维护中央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中央权威，也满足各民族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的民族自治。三级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有助于形成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多层次地方保护主体。第二，在民族自治地方的组织形式上体现包容性。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以民族聚居区为基础，以民族成分、区域界线、行政地位为要素，其自治形式较大的灵活性。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上呈现多种形式和形态：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主建立的，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等；也有以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包括一个或几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所建立的自治地方，如内蒙古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等；还有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地方，如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等；在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内，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自治地方，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内建有三江侗族、环江毛南族等12个自治县，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内建有贡山独龙族自治县和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等。此外，自治地方在分布上也有各种状态，凡是有少数民族的地方，都基本上建立了相应的自治地方。自治形式的灵活性反映了我国的地理特点和少数民族的分布特点。中国少数民族根据自己聚居区域的大小既可建立自治区，也可建立自治州，还可建立自治县(旗)；一个民族可以建立不同行政级别的多个自治地方；一个民族可以单独建立自治地方，也可以两个、三个、四个或多个民族联合建立自治地方。一个民族在多处有聚居区的，建立多个自治地方，如藏族，除建立藏族自治区外，还在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等省建立了10个自治州和四川木里、甘肃天祝两个自治县[1]31。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实现形式创新方面体现包容性。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在各民族文化相互包容和借鉴的基础上，在实现形式上不断衍生和创新，提出和形成了享受自治县待遇、城市民族区、民族自治市等方面的尝试性实现形式的创新建议。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根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思想和精神，结合广西民族实际，设立了凌云县和资源县享受自治县待遇，进行实现形式创新；在河南、黑龙江等地，结合历史沿革和城市民族分布，设立的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开封市顺河回族区、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五个城市民族区，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新举措；在学术界，还对城市化进程中一些民族自治县升格为县级市之后的自治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第四，民族区域自治与其他民主形式之间的嵌入式发展彰显包容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和政治协商制度之间形成制度嵌入式发展，构成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色的民主保障形式。 综上所述，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和巩固了民族团结，又实现了民族自治与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既有灵活性，照顾民族特点，又有包容性，照顾民族差异；既使我国各民族在统一的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里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又能够充分彰显民族特色、民族风格和民族底蕴，体现出宽广的制度包容性、更彰显了其巨大的制度优越性。 三、包容性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创新的价值追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的总目标，民族问题治理体系优化和治理能力提升自然是改革的重要领域。由多民族文化协同发展、包容共荣形成的改革背景要求，民族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应该基于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为导向，着眼于民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特殊要求，秉承包容性发展的改革目标，运用综合改革手段和策略，推进各民族文化发展繁荣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完善的良性互动。 第一，包容性改革的理论来源。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包容性改革的深厚意蕴。《道德经》中关于治国安邦的智慧是：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作为领导者、统治者，就必须要“公”，公平、公正、公道。老子认为关键是要“容”，容量要大、胸怀要广阔，要海纳百川，所以要害是“容”。马克思是一贯主张包容的，他主张应该允许“千姿百态”，而不应该“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对那种“只准产生一种色彩”的排斥性思维和行为，马克思是厌恶的、反对的。马克思关于公平理论、人道主义和济贫助困思想等都充分彰显了“包容性发展”的理念[4]。这些为我们开启这项“包容性发展”的改革都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目标指向。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容性发展的目标体系、基本内涵、改革逻辑和价值取向都应当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特质和马克思包容性思想的基础之上的，结合和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实际而推进的一系列的完善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实现多元文化、多样文明基础上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包容。 第二，包容性改革的三大要义。首先是包容性思想：海纳百川，包容互鉴。这就要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应该开动脑筋、开阔视野、开拓思路，集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吸纳各方观点，吸取各界关切，进一步解放思想、立足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际，实事求是地总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的成功经验，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更多地放到各民族文化发展繁荣、交往交融的包容场域下加以审视，破除一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条条框框，审慎开展制度完善和制度创新，以包容性思想引领包容性改革。其次是包容性制度：公正秩序，社会共生。这就要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协调各民族文化包容性发展、交融性互鉴过程中起到守护公正的作用。包容性的制度必须要求保证社会公平正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应该在建立健全法规体系、完善制度执行监督体系、创新实现形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使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民族包容性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保障各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能力进一步增强，进而进一步推进自身制度建设的完善和发展，最后是包容性运作：力避极端，均衡协同。这就要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有效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信息化背景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达到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第三，包容性改革的基本内容。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包容性协同发展的构建，需要通过不断推进包容性改革来加以实现。其中，包容性改革应该建立在充分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一系列文明成果，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包容性改革。一方面，要把握包容性发展的政治取向。民族政治文明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题中之意。我们推进各民族民主政治建设的努力使推进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主要保障。因此，包容性改革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民族文化发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的一元化指导思想，才能在推进包容性改革的过程中不走偏、不走样。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民族文化多样性、对“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新发展都具有强大的现实指导性和旺盛生命力，是包容性改革的“定海神针”。另一方面，要优化包容性改革的战略设计。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推进包容性改革的重要基础。包容性的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实现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市与乡村、不同民族之间的协调发展，以使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群众同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要不断深入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加大民族地区人力、财力、智力的支持力度，努力打造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包容性的社会发展战略，要求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努力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科学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着力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努力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各民族的经济社会包容性之后，才能谈得上各民族之间在民族文化发展繁荣方面交流交往交融，才能实现文化社会层面的包容性发展。完善包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制度设计，推进包容性改革、实现制度性正义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发展的题中之义。 第四，包容性制度的完善创新。围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民族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因此，包容性改革就有赖于建立和完善包容性的制度来保障改革成果的达成。一是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将当前一些排他性的制度安排逐步转换成包容性制度设计，以更好地发挥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在完善少数民族考生照顾加分政策的同时，可以将简单的民族成分“排他性”的政策安排逐步过渡到以生长环境相似、师资水平相当、录取难易程度相近的考生作为政策对象予以扶持，实现民族政策与城乡政策、区域政策的有效嵌入、有效融合，实现“包容性”的制度变迁。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理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与民族自治区的关系。适时出台《民族自治区自治条例》和国务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细则》，主动的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调动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两个积极性。三是注重加强民族自治地方包容性制度建构的发言权。民族自治地方对涉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切身利益和国家整体安全稳定的国家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有专属建议权，建立相应的政治参与机制和治理体系设计，将少数民族的各项权益包容到国家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上来。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包容性改革涉及全面深化改革的各个方面，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结合现有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繁荣、包容互鉴的良好基础，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包容性发展使职当为、正当其时。 注释： ①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会会刊》上撰文指出了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内涵，详见曾培炎《包容性发展是亚洲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 参考文献： [1]金炳镐，杨文顺.文德、教化与和合精神：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的包容性分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1)：28-36. [2]吕鸿，何洪泽.广泛开展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N].人民日报，2003-12-11. [3]安宇宏.包容性增长[J].宏观经济管理，2010(10). [4]金炳镐，杨文顺.文德、教化与和合精神：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的包容性分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1)：28-3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