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康少数民族代表参观访问内地述论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1:10:35 《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 赵峥 参加讨论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推动边疆地区的建政和改革，组织包括西康在内的边疆少数民族代表到内地参观访问，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边疆统战政策，以展示内地的建设成就，加强对边疆代表的思想教育，增强其对新政权的认同，促使其支持中共的社会改造方案。通过内地参访过程，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思想受到深刻的冲击，政治立场进一步发生分化。组织内地参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特殊的思想改造运动，构成了在边疆进行民主改革的前奏与先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统战政策；西康 1950年10月3日晚，在北京庆祝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的各少数民族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毛泽东等党政军领导人献礼献旗，以表达各族人民对新政权和领袖的拥护与热爱。在观看各少数民族文工队的联合演出时，民主人士柳亚子即席赋词《浣溪沙》一首，以“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的词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盛景。随后，毛泽东步其韵奉和，填词一首回赠柳氏，以“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的词句抒发内心的喜悦。①尽管在毛泽东填词之时，执政一年的中国共产党仍面临重重困难，但在随后的数年时间里，新政权在内政外交领域均获得重要突破，初步站稳了脚跟。1953年，美国外交与军事高层在分析报告中也承认，中共不但已经全面控制了中国内地，而且对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已开始进行有效的治理②。随着边疆地区政权建设的推进，内地和边疆之间的交流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的活跃阶段。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来自边疆各地的各民族代表团纷纷前往内地参观访问，代表们在内地各大城市受到热烈欢迎，受到各级首长的接见，呈现出民族团结的喜庆气象。 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参访内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实行的一项重要统战政策。检视此项政策的实施状况，可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边疆民族政策、特别是新政权与边疆民族上层人士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观察视角。本文即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组织西康省少数民族代表参访内地的经过作为研究对象，以相关档案文献作为史料基础，试图对以下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解答：中共为何要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参访内地？中共对参访过程的安排有着怎样的特点？边疆少数民族代表在参访前后有着怎样的反应？组织参访这项政策又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本文力图在回答以上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5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实施统战政策与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互动，这些互动又如何推动了50年代中期以后的边疆社会变革。 一、组织西康少数民族代表参访内地的缘起 1950年10月边疆少数民族代表的北京之行，不仅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歌舞的盛大联合演出”③，催发了柳亚子和毛泽东的诗兴，而且使边疆社会各阶层代表得到了直接与中共中央高层对话和交流的机会。随着边疆地区地方政权建设的推进，为增进新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派出由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组成的“访问团”到边疆地区了解社情民意，宣传各项政策，也组织各地少数民族代表到内地参观，与中共领导人座谈，这一被称作“上来下去”的互动模式即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非常重要的沟通渠道。 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内地的参访活动并非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清代实行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前往京城晋见皇帝的“朝觐制度”，进京朝觐的路线虽须遵循清廷的明确规定，但少数民族首领可游览和参观沿途的内地城市，受到汉文化的熏染④。民国以来，边疆人士游历内地的限制被打破，南京国民政府亦曾主动安排边疆人士在部分内地大城市的参访活动，但均属临时因应，未将其发展为系统的政策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大规模地组织边疆少数民族代表到内地参观访问，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边疆统战政策不断加以完善和推广。 1950年各少数民族代表和文工队到北京庆祝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这一活动对组织参访政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此次到北京的少数民族代表除了向国家领袖献旗献礼、进行文艺演出外，还参观了北京的工厂、学校和医院等各种城市设施，并与中央领导人和主管民族事务的负责人进行了谈话，在首都停留一个月之久。中共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参访一事给予高度评价。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公开表示，这一象征着民族团结的景象，“显示着中国各兄弟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和中国各民族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⑤。中央有关部门在组织这一活动的过程中洞悉了参访对于边疆上层人士所产生的积极政治影响，考虑将组织参访的经验进行推广。部分边疆代表在座谈中也向中央政府提出“今后多组织少数民族人士参观考察”的要求，也体现了组织参访的必要性。边疆代表离开北京后，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兼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李维汉，在政务院会议上就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活动一事做了专门的报告，对所收集到的信息和积累的经验进行了总结⑥。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在发给西南局的一份电文中强调：“有计划地分批组织参观团到内地参观，是在少数民族中培植爱国主义的最有效办法之一。”⑦同月，中共中央在给西藏工委的指示中也提到：“依据各民族地区和西藏致敬团参观团的经验，有计划地分别组织各方面的人到内地来参观，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方式，可继续推行。”⑧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大量的边疆民族上层人士纷纷以“参观团”或“致敬团”的名义来内地参观访问。1953年3月，分管民族工作的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甚至特别致信李维汉，表示“五一”前后太忙，“以一律不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来京为好”，建议推迟到“十一”再组织，并请中央民委“预为计划，早点通知各地，以免难于应付”⑨。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地方党委在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时劝说少数民族代表不要携带礼物献赠，并规定：“今后凡组织少数民族来首都或到国内各地参观，一般均应称参观团，不再采用致敬团名义”，⑩对组织参访活动作了进一步的规范。 组织参访活动对于中共新政权而言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首先，中共制定和实行这项政策，与50年代初期的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局势密切相关。尽管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多数国土已获得解放，但面临全国执政局面的中共仍然在许多地区立足未稳，新政权亟待巩固和发展。以西康地区为例，虽然1950年3月西昌战役结束后，包括该省在内的、除西藏之外的中国大陆地区已全部获得解放，但新政权在解放初期只能控制该区域的县城和主要交通线，建政工作举步维艰。新政权只能立足于首先清除和镇压敌对的国民党部队和地方武装，在逐步重建地方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发展生产，以“慎重稳进”作为主要的政策方针，并未实行像内地一样的土地改革。西康位于四川、云南、青海和西藏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居住着汉、藏、彝等多个民族，包括广阔的汉藏、彝藏交杂混融的“藏彝走廊”地带。大大小小的土司、头人和喇嘛等地方上层人士在藏区或彝区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且得到民众的相当拥戴和信仰。尽管南下干部中也有部分参与接管和建政工作的藏族和彝族党员，但人数极少，起到的作用有限。地方党组织在当地也极度缺乏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无法为新政权提供足够合用的干部。(11)为打开工作局面，推动各项政策，新政权需要边疆上层人士的配合与支持，故积极开展针对这一阶层的统战工作。1950年7月，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的讲话中特别强调：“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12)组织边疆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使其了解中共的政策纲领，认知内地建设的成就和边疆建设的图景，对于边疆建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由于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边疆地区与内地的整合尚未完成，推行组织参访政策、增强边疆上层人士对国家的认同，也事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一新政权的核心利益。清季边疆危机以来，西康藏区作为康巴藏区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关涉中央政权能否对西藏进行有效统治，具有“治藏必先安康”的战略意义。民国以来，康藏之间发生三次大规模军事冲突，使西康成为中国西南地区边疆政治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焦点。为尽早实现对西藏的军事控制和有效管理，防止西藏为西方阵营所渗透，新政权必须首先建立内地和西藏之间完善的交通系统和后勤补给系统，并尽可能地争取西藏及其他藏区藏胞的政治支持。1950年年初，毛泽东明确指出西康对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意义，下令“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13)。除经略西藏的需要之外，西康地区民族关系异常复杂，由于历史原因和文化隔阂也形成了部分民族矛盾。促成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和睦，成为新政权重要的政策目标。通过组织各民族代表的内地参访，让他们感受并体认边疆与内地之间以及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历史联系、文化纽带与共同命运，有助于增强其对国家的认同，促使其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 再次，由于边疆地区处在极为特殊的地缘格局，组织参访活动、实施上层统战政策也关系新政权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成败。随着国共内战大局已定，西康地区的战略价值在东西方冷战开始之后逐渐引起了两大对立阵营的注意。为对抗中国共产党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积极拉拢西康地方势力，强化西藏外围地区抵御解放军的能力，企图阻止其向西藏的推进。(14)毛泽东后来在就西藏问题发表看法时特别指出：“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15)。对于敌对阵营在包括西康在内的边疆地区的渗透，中共中央领导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切的担忧。1951年12月，毛泽东在批阅美国空降特务情况报告等材料后致信罗瑞卿时即提到，根据朝鲜战场俘获美国特务所显示的情报，美国飞机在“新疆西部、新蒙边境、甘孜附近、西康西南部都曾着陆接送特务”，并指出包括西康在内的森林、沙漠、草原等无居民区，“都可用直升机和大运输机在夜间空降或着陆，除已知者外，说不定有许多我们并不知道的”(16)。中共如何制定和实施其边疆民族政策，对政权安危乃至亚洲冷战的走向都将产生重要影响。组织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去内地参观，利用这一机会对其进行反帝爱国教育，使其知晓中苏同盟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实力，可以增强其对于新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信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中共的组织之下成团成批地到内地参观访问，前往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沈阳、大连、重庆和成都等各大城市，身影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工厂、农场、学校、军营和名胜古迹之中。在两岸紧张对峙的情势下，中共在边疆少数民族中推行的这项政策也引起了处于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7)。在新的时代气氛的影响之下，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代表的内地之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游山玩水，而是被嵌入了各种政治功能。 二、争取人心与思想改造：精心组织下的参访活动 尽管组织边疆少数民族代表赴内地参访是中共中央高层做出的决策，但其作为一项系统性的边疆统战政策，其实施办法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组织过程中逐步完善而成的。尽管参访地区遍布全国，参访活动多种多样，但参访政策的实施过程均体现了中共对边疆上层人士既“争取”又“改造”的政策意图。 作为组织参访活动的重点地区，西康省在执行这项政策上的做法和特点，在边疆地区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等上级机构的要求，西康省从1950年省政府成立至1955年撤省的5年时间里，共组织了26次少数民族代表参访内地的活动，先后有2024人次参加(18)。他们的参访目的地并非一致，而是被分成了几种类型。例如，1953年3月，西康省民委在制定组织本省少数民族代表当年的参观计划时，按照目的地将访问团划分为三种：(1)到北京观礼的，分为“五一”节和国庆节两批，主要对象为上层；(2)到中南、华东参观的，分两批，主要对象分别为上、中层和中、下层(包括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3)到重庆、成都参观的，分为三批，其中第一、二批主要对象为上、中层，第三批主要为劳动农牧民。并特别指示下属各自治区和专区按照“上、中、下”阶层给当地少数民族人士分类，“明确谁到北京、谁到中南、谁到西南，做到心中有数，便于掌握”。(19)1953年8月，西南民委提出：“根据目前情况，代表的邀请仍应置重点于边疆地区以及工作薄弱的地区的民族上层人物”，再次突出了组织参访这一活动的上层“统战”色彩(20)。对于代表资格的问题，西康省还特别要求下属各地区提交各个代表的全面材料和简历登记表，并特别要求对赴京代表进行两轮的审查(21)。1954年，中央民委下发关于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的七点注意事项，对代表选派、名额分配、工作人员配备、参观目的、政治工作、生活保障和组织传达等方面都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这份文件规定：“应选择代表性较强，政治情况清楚，愿到各地参观学习并经医生检查确系身体健康者为代表，凡过去已到各地参观过的可不再参加”，强调参观团必须配备有力的政治干部、“政治上可靠”的翻译人员和生活管理人员，反映代表们的要求，“及时纠正与清除代表们在参观中发生的错觉和怀疑”，并在活动结束后总结参观过程和传达过程中的经验。(22)在组织参访的过程中，中共逐渐摸索出一套“代表选拔、干部带队、参观访问、座谈学习和传达总结”的活动流程，并不断完善其组织模式。 对于这项边疆统战政策的实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都很重视。据1950年赴京参加国庆活动的西康藏族代表及文工队成员称，李维汉亲往车站迎接，他们被安排至“从前是慈禧太后住的房子”——西郊公园畅观楼居住，出入全以小汽车接送，患病由北京最大的医院和医师来诊疗(23)。1952年参访内地的西南各民族参观团、昌都藏族参观团和青海藏族参观团联合参访内地时，不仅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并由中央民委秘书处处长马杰陪同访沪，在上海亦享受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吴克坚、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以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统战部负责人的接站待遇(24)。西南各民族参观团返抵重庆后，得到贺龙和邓小平的接见，并参加西南民委组织的座谈会(25)。参观团中的西康代表返回省会雅安后，又参加西康省组织的招待会，廖志高等省主要领导参加并讲话，会后并举行宴会招待(26)。对于各地接待参观团的规格，参加参访活动的少数民族代表亦有着直观的感受。一位西康的民族上层人士曾对当时任带队干部的伍精华说：“在外面参观，北京把我当贵宾，省里把我当嘉宾，区里把我当上宾。”(27)尽管组织参访活动并非易事，涉及不同层级和职能的党政机构，需要多个地区和部门的通力合作，但中共各级干部均表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度，将其视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为保障边疆代表在参访过程中的饮食起居，中共各级组织也为内地参访活动提供了足够的经费支持。在布置接待工作时，更是周密计划，努力杜绝民族歧视现象的出现。 中共对参访活动的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旨在通过这一政策的实施，实现一系列具体的政策目标。首先，对边疆上层人士进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革命历史的教育，是组织参访活动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政权希望通过参访活动，弥合边疆与内地之间的历史隔阂，增强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理解和认同，实地了解并亲身感受“祖国的伟大可爱”。以对1954年“五一”劳动节晋京观礼的西南各民族参观团的安排为例，四川盆地、江汉平原、北京的古老建筑以及现代化的东北农业设施都被列为参观地点，以使他们认识到“我们中国真大”(28)。在游览祖国山河的愉快旅程之外，中共党组织还对少数民族代表进行了民族团结教育。1953年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牧区代表参观团在成都参观期间，西康藏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桑吉悦希(天宝)为代表们作报告，直接点出了西康藏区出现的各种民族问题，教育各土司、头人爱国守法，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局(29)。鉴于大部分边疆地区相对缺乏革命的“洗礼”，中共党组织还利用参访的机会让边疆代表直接接触革命意识形态，了解革命的历史。参访活动多以庆祝“五一”或“十一”等“革命纪念日”为理由进行组织，“革命遗迹”亦被列入游览计划。1954年“五一”期间组织的西南各民族参观团参观了旅顺万忠墓、南京雨花台和上海工人文化宫，直接学习了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认识到没有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代表们“也不能像这样到全国各大城市参观”。(30) 其次，在国际冷战的背景下，中共在参访活动中特别注意对代表们进行“反美”和“亲苏”的教育。安排对上海等大城市的参访，意在向少数民族展现新政权的治理能力，以反击美国和国民党的反共宣传。1952年6月，参访内地的西康少数民族代表发表观感时即表示：“上海过去是帝国主义的上海，一切依靠外国：如煤依靠美国，其他如大米、棉花、五金都要依靠外国。解放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认为我们就不会管理这样大的城市，并且封锁了上海和国外的联系，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华东与上海的人民团结起来和困难作斗争，三年的努力扭转了上海一百多年来的畸形的生产状态，上海真正繁荣起来了，上海的工厂为祖国各族人民服务了。这说明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一切困难都能够克服的。”(31)1953年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参观上海时，有关部门组织参观团与驻沪的海军部队进行联欢，并且乘兵舰出海，以粉碎“内地现在被美国飞机轰炸”的谣言。在组织参访的过程中，中共也注重向少数民族代表展示自己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最大的盟友——苏联的强大形象，向边疆少数民族积极宣传中苏同盟关系，表明自身在国际格局中具有强大后盾，并非孤立无援。1954年“五一”期间参访内地的西南各民族参观团被特别安排到东北参观，“代表们亲眼看到了苏联专家在工厂里指导工人进行生产”，旅大市民政局局长更是全面介绍了1945年以来苏联消灭关东军、帮助管理工厂、提供粮食援助和守卫旅大港的情况，向参访的少数民族代表展示中苏同盟的具体表现。(32) 再次，介绍内地的工业化、现代化成就是参观的重要内容，将参观工厂列为参访活动的常规议程，旨在消除部分边疆代表对于内地工业生产能力的怀疑。1953年西南各民族参观团的部分代表在参观前认为“洋钢”和“洋布”都是“洋人”造的，康定代表以为中国不能生产麻布，十八军进军西藏所使用的麻袋是从印度进口的，在参观了上海、北京和杭州等地的钢厂和纺织厂后，对内地的工业水平有了新的认识(33)。参观工厂还有着促使少数民族代表认识到“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的事实。中共干部认为不能仅凭意识形态理论的灌输，而是要用工厂、工人和工业生产当作活生生的教材，因为“少数民族地区没有产业工人，他们对工人阶级是很难理解的，只有经过出来参观亲眼看到这些事实之后，才能知道工人阶级的伟大”，让少数民族参观团代表亲眼看到工人的工作，知道工人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贡献，“这样使他们懂得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道理，并向他们说明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虽然还没有产业工人，但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工人阶级的领导”。(34) 组织参观工厂和大城市，不是简单地要求少数民族追慕和模仿机器生产等现代化形式，而是进一步传达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地区进行整体社会改革的意图。1953年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后，即希望在“慎重稳进”的基础上，加速边疆民族地区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许多少数民族参观团被安排至延边和内蒙古等示范性的民族自治地区参观，意在使这些少数民族代表能够看到本地区未来的发展前景，意识到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从而愿意接受中共提出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1953年，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春在接见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时就明确提出：“不是单单汉族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各少数民族，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以内蒙古的建设经验勉励参观团代表，要他们“认识本民族前途”，“否则，人家其他民族走在前面把本民族落在后面，那时本民族会埋怨你的”(35)。 除了对代表的教育之外，中共还希望少数民族参观团成为“干部训练班”，通过参访活动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担任1953年川康兄弟民族国庆节观礼团总领队的彝族干部伍精华，因能及时处理参访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其表现获得了中共党组织的充分肯定，为其在日后担任领导职务奠定了重要基础(36)。对于随团工作的少数民族翻译人员，中共一方面需要其“照顾代表”，“通过他反映代表思想情况”，也将其视作需要“提高觉悟、增加工作积极性”的干部培养对象，(37)此亦是参观团“干部训练班”功能的体现。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少数民族代表参访内地，不仅向国内外展示了中共领导下民族团结的政治形象，争取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心，也向边疆地区传递了“反帝”“现代化”和“民主改革”等革命话语和观念，以参访这种极其特殊的形式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思想改造。让边疆代表亲眼目睹内地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促使他们对未来的边疆发展道路进行思考。 三、少数民族代表在参访前后的反应 边疆统战政策在50年代初期能够得以推动，并非仅是中共单方面的策划和执行使然。部分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量，主动选择与新政权合作，亦是统战政策发挥效力的重要因素(38)。但在组织参访政策实施以来，少数民族代表对于新政权有着各种各样的疑虑和担忧，前往内地参访的动机千差万别，接受思想改造的过程和效果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组织边疆代表参加内地访问的过程并不顺利。参加了1950年国庆表演的西康藏族文工队队员刀结在撰写的回顾材料中提到：“当我们离开雅安的时候，我的动机是想这一次出来，可以见见大世面，玩玩好地方，有机会学习，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不够完全信任，所以到北京去时，还存有疑惧和顾虑的心情。”(39)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刀结的心态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由于历史上西康民族关系的紧张，汉藏之间、汉彝之间存在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隔阂和对立，到汉区“进城”对于包括上层在内的少数民族来说都非易事，遑论到遥远的内地进行参观。加之对于中共新政权的疑虑，以及代表资格多要求没有内地参访经历，更使得部分少数民族代表对于未知的内地旅行感到恐慌。1951年川南彝族参观团的14名代表在赴重庆参观前，“大多数都事先打过木刻，烧过羊骨头，问了吉凶祸福，才小小心心地走出彝区”，遇到“每人都和我们讲相同的话”的中共干部，“还疑心他们是事先商量好的”(40)。1952年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中的西康藏族代表对于赴内地参观十分畏惧，“在康定时，好多人打针，以卜凶吉”，代表亚玲王吉再三请假并企图推给别人代替未果后才勉强参加，参观过程中始终担心能否回去(41)。1953年川康各兄弟民族国庆节观礼团中的许多西康代表在开始时表示了对于中共组织参观活动的各种怀疑和猜测，估计“人民政府可能会扣留一批人”，“要拉出去抗美援朝”，一些彝族大头人不敢来，另派小头人出来试探，藏区甚至有“出钱雇来顶替的”(42)。随着中共在边疆地区基层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已开展工作地区”内主动要求赴内地参访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逐渐增多，减轻了中共动员参观的压力，但其参观动机仍然形形色色。1953年成团的西康省少数民族参观团的代表中，“各人有各人的愿望，各地有各地的愿望”，有“受土司、支头派遣出来试探政府对其态度的”，有“盲目自大，认为政府怕他们而叫出来参观的”，也有积极靠拢新政权，“想通过这次参观后被吸收参加工作”(43)。有些被“送东西、给钱”等动员来的代表，只是想“见见大世面，见见首长，得一些赠品，好在亲戚朋友中夸耀一下”，于是一到西昌便向政府索取财物(44)。有的则是因为之前听国民党宣传“有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对付苏联”，使其“怀疑共产党的力量”，“出来主要是摸摸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底”(45)。 希望在参观期间见到国家领袖、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是相当一部分边疆代表前往内地的主要动机之一。在当时许多边疆地区的上层人士和民众心目中，对于毛泽东的地位还怀有对于帝制时代皇帝地位的类比与想象。西康彝民阿硕阿且在用彝文写给中央民族访问团转毛泽东的信中说：“毛主席大概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是从地下钻出来的神转化成的吧？毛主席比我们父母还好……大凉山的彝民真想不到会有毛主席这样一个人来领导啊！毛主席能活三百六十岁我们才高兴！”(46)对于许多藏民来说，毛泽东还被视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地位与清朝皇帝并无二致，这种想象则是对西藏与中央王朝之间“檀越”关系延续的投射。参加1951年国庆观礼的西康藏族上层人士阿旺嘉措在受到毛泽东接见时，代表西康藏族向毛泽东敬献哈达和活佛袈裟，毛泽东当场穿戴，同代表们一一握手致意。阿旺嘉措后来对其他代表说：“毛主席高大的身躯，健康慈祥的面容，穿上袈裟真像一尊文殊菩萨”。(47)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边疆代表对于见毛泽东本人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某些见过毛泽东的代表返乡之后得到政府提拔，更使边疆代表意识到其中所蕴含的潜在政治利益，故在参观过程中不断提出要毛泽东本人接见的诉求。以1952年成团的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为例，该团代表“参观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见毛泽东，“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见不到毛主席是面子小，回去丢人，不好工作”。按照事先的定位，该团系“参观团”而非“观礼团”，“不一定见到毛主席”，但参观团成员抵达北京后，“代表们思想，主要集中在‘要求见毛主席’上”，相当一部分代表就见毛泽东一事请愿，一度导致“开会开不下去”，中共有关方面最终让他们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的中央元旦团拜会上一睹毛泽东本人的真容，这也成为此行中“最使代表们满意和兴奋的”内容。(48)由于无法满足各个参观团见毛泽东的愿望，中共党组织多次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在组织参观时进行劝阻和疏导(49)。 对于部分边疆代表而言，到内地参观的主要目的还包括做生意。前述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中的西康藏族代表带了约有7000万(旧币)左右的巨款，沿途便“买东西作买卖”。他们在抵京之后，除了要求见毛泽东之外，“思想主要集中在作买卖上”，“三两个人甚至一个人即坐三轮上街去了”。(50)对于中共而言，这样的贸易活动不仅影响了组织参访活动的政治效果，而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行为不被接受。对于边疆地区出产的各种土产，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用建立贸易公司的方式进行逐级收购。以西康为例，省级的国营贸易公司不但掌握当地土特产品的收购，而且通过参加“土产交流大会”和订立销售协议等方式负责土产的对外销售(51)。但组织内地参观团以来，“西南各地少数民族参观团代表携带土特产到重庆北京等地出售者为数不少”。1952年“五一”期间西南、昌都两参观团到北京后，携带红花、麝香和皮张等许多土产要求在北京出售。出于统战大局的考虑，中国土产总公司将这批货物收购，但有关方面已经意识到参观过程中的贸易活动不仅“分散了注意力，以致影响参观情绪和效果”，同时“恐将影响各地土产公司的收购和财务计划”，违反总公司不直接办理收购与推销业务的制度规定，故下令“对今后去京参观带有土特产准备到京出售的代表，预作解释，即在当地的土产公司出售”。(52)尽管中共下文规范，但边疆代表利用参访内地做生意的状况并未完全杜绝。1953年川康各兄弟民族国庆节观礼代表团中的部分藏族代表“带了很多土产和款项，一切为了做生意”(53)。1954年的川康少数民族参观团中藏族代表买东西情况甚重，仅一位活佛就花了2000多万元，时而还影响参观(54)。 要求见毛泽东和进行贸易活动，与王朝时代“朝觐制度”模式下前往京城朝觐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做法极为类似，体现了某种历史心性和互动模式的延续。但在参观的过程中，部分边疆上层人士在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之下，对新政权的认识逐渐加深，原有的疏离或疑虑立场发生转变。例如，1952年中共驻彝区美姑的办事处被彝族家支袭击，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及西南局的高度重视。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未采用武力打压的手段，而是借助组织参观团对参与反叛的彝族上层人士进行思想改造。参与袭击事件的彝族家支代表被选入1954年川康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内地参观前，感到凶多吉少，在出发前与家人诀别。但在北京参观期间，有关方面给予其良好的生活条件，不仅组织他们参观雍和宫和中央民族学院，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还安排他们与龙云会见，组织他们同在京的彝胞一起过年，“给了他们一次活生生的教育”。参观使相当一部分家支代表缓解了“终日担忧”的不安情绪，有的代表写信回家，劝其家支与中共合作，化解了双方的冲突和对立。(55) 通过参访活动，许多边疆代表对新政权的治理能力和内地的建设成就有了新的认识，在新环境和新思想的耳濡目染之下，原有的立场和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新社会的前景抱有越来越积极的期待。参加了1952年国庆观礼和参观了京津等大城市的西康彝族代表在见识了内地的“喷气式飞机和各种大炮”后，深感中共武装力量的强大，“取消了认为解放军仅仅是凉山基干团这点人，打不赢他们，自高自大的思想”，“一些以为自己了不起，与政府对立的个别顽固头人，觉悟了过来”(56)。1953年12月，西康省少数民族参观团中的西昌代表到省会雅安集合时，听了省委统战部部长的报告和参观了雅安市区建设后，即反映说：“共产党不会走的了，到处都是长久打算”(57)。通过参访上海等大城市，部分代表亦体认到边疆与大城市之间的共同体关系：“我们的好多日用品就是从上海来的，将来造出更多的机器，不是也可以来我们这里吗？我们相信，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听毛主席的话，在各兄弟民族互相帮助下，在我们自己努力下，我们的前途，一样光明的幸福的。”(58)现代化成就展示和社会发展规律教育的交互作用也对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代表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冲击和震动。以“劳动模范”身份参观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的康定藏族代表戴瓦让布就很有感触地表示：“我们比起人家朝鲜族来就差得很”(59)。他们意识到内地的广土众民，地大物博，技术先进，“也认识了我们少数民族地区太穷，地方也太小”，“不赶快团结起来搞好生产，那么汉族老大哥向前进了，我们少数民族就跟不上了”(60)。 许多边疆代表也将参加参访活动视作一个同中共政权的对话机会，反映各自特定的利益诉求。西康民委干部王泽民的报告显示，1952年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西康藏族和彝族代表所提出的种种愿望和要求，涵盖了调解宗教派别冲突、贸易公司同喇嘛寺分利、解决康区内部及康区同青海的辖地争议、安置流亡彝民回迁、修建公路和为岭光电等在旧政权中服务过的彝族上层人士鸣冤等诸多地方议题。这些诉求所针对的，有些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有的则是解放后出现的新情况，自应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但总的来说，边疆上层人士均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认可新政权提出的仲裁和解决方案。1952年6月，西康藏族上层人士、被中共任用为新龙县县长的甲日尼玛在随西康省兄弟民族晋京参观团结束内地参观后，在报纸上发表对于参观活动的观感，表示在参访过程中受到极大的教育，对自己担任“革命干部”后仍参与冤家械斗的错误进行反省，表示愿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汉族老大哥的大力帮助下接受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经验”(61)。 尽管边疆代表构成复杂，文化图式和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导致其参访前后的动机和反应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具有共性的一点是，参访过程对多数人而言并不仅仅是开阔眼界、愉悦身心的旅行，而是形成了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剧烈撞击。目睹了内地革命和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后，他们也不得不回应在边疆如何进行社会改革这一前途问题。 四、民主改革的前奏：参访活动的变化及影响 中国共产党组织边疆少数民族代表参访内地，重要目的之一即是引导其认识并接受边疆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就已经明确规定了中国边疆未来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1949年9月，刘少奇在新政协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虽暂时不宜写入《共同纲领》，但未来会和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社会各界协商“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毫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62)。总路线公布之后，中共进一步明确提出：“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63)但中共并不准备在短期内强制推进这一进程，而是希望与边疆民族上层进行协商，使其自觉选择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降低改革的风险，减少改革的阻力。1953年7月，刘少奇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特别指出要避免“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和我们闹翻”、“发生叛乱”的可能，要“花钱、花时间、花精力”做好统战工作(64)。在上海等内地大城市对民族工商业者较为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更使得中共领导人对通过实行边疆统战政策以推动民主改革的策略抱有极大的信心(65)。尽管“资产阶级”和“民族上层”所涵盖的人群不同，但在中共中央看来，他们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共性，可以应用类似的统战政策，并判断边疆民族上层人士完全可能在统战政策的影响下接受中共的社会改造方案，从而最大限度地防范因改革而带来巨大震荡的风险。对于西藏和大小凉山等“未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农业区和未进行过社会改革的牧业区”，中共中央在1954年时还特别指出：“将来还要采用曲折迂回的步骤和更为温和的办法去进行社会改革”，不宣传总路线，“仍按现行政策办事”，强调“依据少数民族自己的志愿来决定”改革问题，实行“对一切与我们合作的人们及其中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长期团结、长期合作的方针”。(66)中共希望借助组织少数民族上层参观内地等统战手段，通过参观过程中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的前途。 对于中共所主张的社会改造方案，边疆上层人士并非一概拒斥，而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中共“现代化”与“革命”的理念同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思想并不抵触，存在着一定的契合度。早在1949年之前，西康藏区和彝区也出现过格桑泽仁、刘家驹、岭光电和曲木藏尧等在内地中心地区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政治人物，他们所主张的社会改革的方向同中共的纲领也有许多类似之处。解放之后，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影响下，有些民族上层人士积极参加了中共在边疆的政权建设，共产党的改革政策在西康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与理解。包括对于非常敏感的“禁烟”议题，部分凉山彝族上层都表示愿意配合。(67)一些边疆代表非但不抗拒中共组织的参访活动，反而主动要求到内地参观。在参观过程中，有些代表甚至提出，希望自己或子女能去民族学院学习深造。初次到内地参观的少数民族代表在见识了内地的现代化建设之后，也易被这样的发展方向打动。 与此同时，边疆进行社会改革的前景也令部分到内地参访的边疆上层人士感到焦虑。尽管中共并未在边疆进行与内地同步的土改、农业合作化和三大改造，并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对边疆地区进行治理，但部分边疆代表在目睹了内地改天换地的巨变后，非常畏惧中共将类似的治理模式和改造方案推行于边疆，损害自身的权力与利益。1952年赴内地参观的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的藏族代表在座谈中形象地将共产党的政策比作“湿牛皮缝的帽子”——“先松后紧”，“现在好，将来不好，将来要土地改革，要‘平有钱人的产’”，并指出这在藏区是普遍的看法。(68)1954年年初，越嶲(今越西)县的黑彝代表在听取了西康省少数民族代表参观团内彝族代表的传达报告后，已经有了将来“斗倒黑彝，黑白不分”的预感。黑彝阿合摩擦对于政治气候的变化更是有着足够的敏感：“现在彝人像匹没有套龙头的野马样，现正在夺龙头，等龙头夺好后，背起马鞍子时，那时就由骑马人了。”(69) 由于许多上层人士的立场与观念转变较慢，为推动边疆早日进行社会改革，中共中央在坚持上层统战政策的同时，越来越多地重视培养边疆干部、发动下层群众。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经过修改后，批发了当年7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所通过的《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在这份文件中，中共中央肯定了过去三四年来相关党委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到北京及其他地区参观”的做法，并且进一步论述了开展边疆统战工作的必要性。中共中央指出今后应采取两个策略，即一方面“争取和团结住一切可以争取和团结的上层人物”，“换取他们对于改革旧制度的让步和赞助”，“争取改造其中的大多数”；另一方面则“逐渐发展革命力量(包括民族的、劳动人民的武装力量)”，“造成形势，使上层不能不同意废除那些旧制度”。中共将这样的策略称作“比较巧妙的、另外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70)事实上，早在这个文件发出之前，中共在边疆的政权建设就是采取统战上层和培养下层“两条腿走路”，非常重视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但1954年以后，边疆统战工作的重心已经明显放在后者，从而使得组织少数民族赴内地参观的情形发生重要的变化。 与之前将重点放在组织边疆民族上层到内地参观不同的是，中共在1954年后开始大量组织劳动人民代表到内地参观，将其变为培养民族干部的重要方式。以四川为例，1954年该省共组织7批参观团，共约1260人次，其中1000人次以上是中共的基本群众(包括积极分子和学员)，“上层分子仅百余人”。1955年，该省提出除凉山新开辟地区与藏区尚未出来过的中上层人士外，赴内地参观的名额主要留给“聚居地区各民族干部、积极分子、生产模范、学员、青年及杂居地区的生产积极分子”。(71)同年3月，川康两省向国家民委报送了共同组织“少数民族各种英雄、模范人物及准备培养为领导骨干的民族干部”参加北京“五一”观礼的请示报告(72)。西康民委在同年下半年组织边疆代表赴成渝参观的计划中强调，“选择参观人员应以作为培养建党建团对象的民族干部、积极分子和民族武装部队的战士为主”(73)，将参观访问活动同中共在当地组织网络的拓展和健全正式挂钩。西康军区在组织藏、彝民团的部队干部赴成渝参访后，也高度肯定参访对于军队“建党、团”的作用，甚至称这批少数民族军队干部“在部队中学习一年”也赶不上出去参观“接受得多，进步得快”(74)。与之前参访内地的边疆上层人士不同的是，这些民族干部在出去参观之前已经接受了中共的理论教育，有着一定的民族工作经验，更加认同社会改革的方向。一位彝族学员在参观工厂后，认为民主改革具有相通之处，工厂经过民主改革，“工人成为工厂的主人，工人工作情绪高，生产增加，看来我们彝区要生产增加，只有解放娃子才办得到，彝区非实行民主改革不可”(75)。 从主要受众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到主要为“建党建团”培养对象，参访活动的性质已然出现重要变化，预示着民主改革即将取代上层统战成为下一步政策的主轴。边疆各阶层代表通过内地参访则进一步走向分化，即将面临非此即彼的政治抉择。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力量尚不足以深入边疆的情势下，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推动边疆地区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革，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参访内地成为中共处理边疆民族事务的一种政策选择。面对边疆代表千差万别的参访动机，中共选择通过参访活动对其进行思想改造，以使其接受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规范，为以后的社会改造打下基础。参访活动的流程与实质，同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有颇多类似之处。带队的中共干部组织政治学习、观察态度立场、树立优秀典型、开展教育批评和布置传达任务，将代表按照阶级出身和政治态度进行分类，并关注其参观前后有无思想变化，以此掌握上层人士的思想动向。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前往内地，亦有着自身的文化理解和利益需求。对于部分边疆代表而言，参访内地活动意味着可以通过直观的考察，了解新政权的政策与纲领，并可从中获得部分政治和经济利益。许多边疆上层人士虽身处边陲，但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变迁过程中，有着与各种政治势力打交道的经验，深信凭借传统的政治智慧可以应对新的时代。以西康藏族、彝族的许多上层人士而论，他们在民国时期长期周旋于中央和地方多股政治势力之间，进行各种利益交换，使得其权力根基未受根本性的触动。对于中共组织的参访活动，许多人概以传统王朝的“朝觐制度”视之，希望以配合的姿态，以承认共产党领导换取继续保持其地方权势。在参访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中共与之前传统王朝和其他政治势力在政治目标上的根本性差异，不得不做出明确的政治抉择。 参访活动在一段时间内密切了共产党同少数民族上层的联系，增强了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随着新政权社会动员进程的加速，新的意识形态从内地输入到边疆，与当地原有的各种世界观和文化理解交融混杂，推动复杂的边疆上层人士群体进行新的分化组合。参观访问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传导机制，将内地的社会变革带到边疆，成为民主改革的前奏与先声。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03—204页。 ②林孝庭：《冷战边缘：二次大战后美国在中国边疆地区的秘密活动(1947-195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3期，2006年。 ③柏生：《民族风光——记各民族文工团歌舞联合大演出》，《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0日。 ④张双智：《清代朝觐制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228页。 ⑤《在国庆一周年招待各民族代表宴会上的致词》(195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37页。 ⑥李维汉：《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西康日报》1951年3月24日。 ⑦《中共中央关于边疆民族工作方针等问题给西南局的批复》(1952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5页。 ⑧《中共中央关于培养藏族干部的计划给西藏工委的批复》(1952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0册，第383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99页。 ⑩《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代表到内地参观不要携带礼物等问题的指示》(1953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7页。 (1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地方党组织所培养的彝族党员和藏族党员分别仅有30余人和10余人，加上有着长征经历的藏族、彝族干部，人数也极少，远不能适应政权建设的需要。参见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解放后中共西康省党史概要(1950.2-1955.10)》，内部编印，1987年，第26页。 (12)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201页。 (13)“打箭炉”即西康康定。参见《改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 (14)林孝庭：《冷战边缘：二次大战后美国在中国边疆地区的秘密活动(1947-195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3期，2006年。 (15)《关于西藏平叛》(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78页。 (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631页。 (17)国民党当局方面分析认为，中共“策动”边疆代表赴内地“朝觐”，旨在由领导人对少数民族领袖人物“亲自招抚一番”，并称“这一欺骗工作，做到了极致”。参见《匪帮的所谓“少数民族”工作》，(台湾)“行政院”设计委员会编印，1952年，第8页。 (18)《西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组织参观统计表》(1955年10月2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52。 (19)《西康省民委关于一九五三年组织少数民族参观的计划》(1953年3月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10。 (20)必须指出的是，针对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的内地参访活动也一直在开展。参见《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西南区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工作计划》(1953年8月14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10。 (21)《西康省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组织各民族代表参观团的计划》(1954年9月2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18。 (22)《中央关于在组织参观团时应注意事项》(1954年)，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18。 (23)《我省藏族晋京代表团报告此行观感》，《西康日报》1950年11月26日。 (24)《西南、昌都、青海民族参观团离京》，《西康日报》1952年5月7日。 (25)《西南各民族晋京参观团返抵重庆》，《西康日报》1952年5月30日。 (26)《中共西康区委员会及省府联合举行招待会欢迎自京归来的我省民族参观团》，《西康日报》1952年6月5日。 (27)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凉山的变迁》，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28)《一九五四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晋京观礼的西南各民族参观团工作总结》(1954年7月2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20。 (29)《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牧区代表参观团情况》(1953年12月2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39。 (30)《西南各民族参观团的初步总结(供团员传达参考)》(1954年7月2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20。 (31)《我们体验到各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我省少数民族晋京参观代表发表参观祖国各地的观感》，《西康日报》1952年6月8日。 (32)《一九五四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晋京观礼的西南各民族参观团工作总结》(1954年7月2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20。 (33)《赴京参观传达报告》(1953年)，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36。 (34)《西南各民族参观团的初步总结(供团员传达参考)》(1954年7月2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20。 (35)《赴京参观传达报告》(1953年)，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36。 (36)对于伍精华担任领队干部工作的评价，参见四川省民委：《一九五三年四川、西康省各兄弟民族国庆节观礼团参观总结报告》(1953年12月1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11。 (37)《西康省少数民族参观代表名册(冕宁)》(1953年12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37。 (38)例如，西康藏族精英与西藏地方政府多次发生现实的利益冲突，所以早在康区解放伊始，相当一部分西康藏族上层人士就选择与新政权合作，支持共产党解放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区。1949年12月，在康区具有重要影响的格达活佛、夏格刀登和邦达多吉即派代表赴京向新政权和领袖致敬，陈述要求解放的意愿，表示愿意支援解放军进藏。这一事件不仅增强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康区和西藏的合法性基础，而且使西康的统战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在向西藏进军的过程中，上述三人均以康定军管会副主任的身份领导了康区的后勤支援工作，为解放军解决给养和运输问题。1950年国庆期间，已经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康定军管会副主任的邦达多吉同藏族活佛阿旺嘉措、彝族代表吉狄依和及文工队等一行27名西康少数民族代表前往北京，亲自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献旗献礼。参见《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苗逢澍主任关于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七个月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11月24日)，《西康日报》1950年11月24日；柏生：《太阳照到西南深山里——访西南各民族代表团》，《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6日。 (39)刀结：《“有了毛主席少数民族才能得到平等”——晋京参加国庆节观感》，《西康日报》1950年12月12日。 (40)川南彝族参观团：《解放后的凉山彝族情况》，《新华日报》1951年1月24日，转引自韦清风等编：《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变革(资料摘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第57页。 (41)王泽民：《两月来的参观情况报告》(1953年1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36。 (42)《一九五三年四川、西康各兄弟民族国庆节观礼代表团参观总结报告》(1953年12月1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11。 (43)《西康省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少数民族代表赴西南参观的情况反映》(1954年1月2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71。 (44)《西康省少数民族参观团情况》(1953年12月1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71。 (45)《四川省民委送西康省民委关于抄转西康、四川少数民族参观团21天的工作情况简报一份的公函》(1954年12月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20。 (46)《西康彝族和广州瑶族人民写信给毛主席报告他们解放后的快乐》，《人民日报》1951年3月30日。 (47)甘孜州政协文史办公室：《反帝爱国的阿旺嘉措》，甘孜州政协编：《甘孜州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阿旺嘉措专辑)，1987年，第54页。 (48)王泽民：《两月来的参观情况报告》(1953年1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36。 (49)如《中共中央关于培养藏族干部的计划给西藏工委的批复》(1952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0册，第383页；西南民委：《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西南区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工作计划》(1953年8月14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10。 (50)王泽民：《两月来的参观情况报告》(1953年1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36。 (51)《西康土特产今年销售量激增》，《西康日报》1951年10月20日。 (52)《西南民委送西康省民政厅、昌都解放委员会关于对今后来京渝参观的代表解释勿携带土特产来京渝出售一案的函》(1952年6月14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31。 (53)四川省民委：《一九五三年四川、西康省各兄弟民族国庆节观礼代表团参观总结报告》(1953年12月1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11。 (54)《四川省民委送西康省民委关于抄转西康、四川少数民族参观团21天的工作情况简报一份的公函》(1954年12月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20。 (55)《四川省民委送西康省民委关于抄转西康、四川少数民族参观团21天的工作情况简报一份的公函》(1954年12月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20。 (56)《一九五二年国庆节西康彝族观礼代表阿雷五撒等五人返回西康后传达总结报告(摘要)》(1953年)，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11。 (57)《西康省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少数民族代表赴西南参观的情况反映》(1954年1月2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71。 (58)《西康省少数民族代表团传达提纲》(1954年1月1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36。 (59)吴畏：《戴瓦让布从北京回来》，《西康日报》1954年10月30日。 (60)《西康省少数民族代表团传达提纲》(1954年1月1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36。 (61)甲日尼玛：《我们伟大可爱的祖国给我的教育》，《西康日报》1952年6月10日。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25页。 (63)《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总路线问题的意见》(1954年1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页。 (64)刘少奇：《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53年7月1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56页。 (65)1955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和西藏青年参观团时谈话指出：“你们可以到上海去看一看，上海有个大资本家叫荣毅仁，是我们汉人中的贵族，他现在准备搞社会主义，你们去和他谈一谈。”参见《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负责人等的谈话》(1955年10月23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26页。 (66)《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统战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总路线问题的意见》(1954年1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5册，第10、11页。 (67)参加了1952年国庆观礼的普雄彝族代表甚至提出欢迎解放军进驻以协助其“铲烟”。参见《一九五二年国庆节西康彝族观礼代表团阿雷五撒等五人返回西康后传达总结报告(摘要)》(1953年)，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11。 (68)王泽民：《两月来的参观情况报告》(1953年1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36。 (69)越嶲县民委会：《越嶲县少数民族参观代表传达总结》(1954年3月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46。 (70)《中共中央批发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195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74、657页。 (71)《四川省民委送西康、贵州、云南省民委关于送去“一九五五年四川省少数民族参观计划”提供参考一案的函》(1955年1月1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52。 (72)《四川省民委送国家民委关于川康共同组织赴京、赴内蒙等地参观请批示的报告》(1955年3月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52。 (73)《西康省民委送西康省委关于组织少数民族赴成都重庆参观一案的报告》(1955年9月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52。 (74)《西康军区藏、彝民团参观情况总结(初稿)》(1955年5月2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54。 (75)《西康省西昌专区民族干部学校第五期学员参观成渝总结》(1955年3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号建康017-54。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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