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南中国海政策：内涵和外延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1:10:03 《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 王传剑 参加讨论
摘要：日本对于南中国海扼其海上生命线的战略认知自形成之日起便内在地体现出某种连续性，并事实上主导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选择。冷战后，日本积极谋求在该地区扩大政治影响、拓展经济参与、强化军事介入的活动虽然更多还是冠以美日同盟的名义，但其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日渐彰显，不仅严重影响了相关事态的发展，而且必定会对该地区现存的战略结构产生冲击。 关键词：南中国海；南海问题；日美同盟；中日关系 作为唯一一个曾经大规模侵占过南中国海的国家，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对该地区局势的发展表现出高度的关注，成为该地区安全格局变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与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不同，日本对该地区战略价值的认知自形成之日起便内在地体现出某种连续性，并事实上主导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选择。伴随近年来南中国海问题的持续升温，日本的积极介入政策不仅已经严重影响了相关事态的发展，而且开始更为频繁地暴露出它在该地区的战略图谋。有鉴于此，本文将在尽可能吸取学界有关建设性成果①的基础上，对日本的南中国海政策进行一种更为系统的理性分析，以求准确揭示其政策实质内涵，全面把握其政策表现形态，为有效应对南中国海局势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 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华夏先民扬帆于该海域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对日本来说则长期属于力所不及之地。不过，《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从中国清政府手中如愿割取了觊觎已久的台湾岛，并随之引致和激发了它对南中国海资源及岛礁的掠夺和侵占欲望。②尽管从表面上看，早期日本南中国海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民间商人采取资源开发、地形勘测等形式展开，但这些行动实际上均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比如小仓卯之助关于将南沙群岛更名为“新南群岛”的建议是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而西泽吉次关于将东沙岛更名为“西泽岛”的诉求也在后来得到日本当局的公开确认。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大本营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就已明确提出所谓“南洋防卫三角”计划，目的是夺取并固守香港—马尼拉—新加坡之间的领土与海域，以确保南方物资的回运安全。显然到这一时期，日本的南中国海政策已经逐步从战略酝酿阶段发展到具体的战略实施阶段，该海域扼其“海上生命线”的战略认知也随之确立下来。作为“南进战略”的关键一环，日本对南海诸岛的侵占行为随后不久便达到顶峰，并几近实现控制整个海域的战略目的。③ 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历史地将南中国海推向了国际政治军事斗争的风口浪尖，并促使美国对该地区一直被忽视的战略意义和安全价值进行新的评估。④特别是伴随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深切体会到南中国海之为日本海上生命线的战略内涵，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日军南方战略物资的有效回运也因此成为美军海上作战的重中之重。这些军事行动加速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也在客观上扼杀了日本独占南中国海的战略图谋。⑤在美国政府主导下，1951年9月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规定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⑥随后在1952年4月的《日台和约》中，日本进而承认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以及南沙、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⑦这一时期，利用二战结束之初的特殊情势，美国与日本之间完成了一次事关南中国海局势发展的“战略接力”，美国从此跃居一线，而日本则被迫退居二线。从遏制共产主义的角度出发，美国开始将日本视为“亚洲工厂”和“反共屏障”，而一向乐于与强者为伍的日本从此被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之上，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坚定支持者。⑧ 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日本在涉及南中国海主权归属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惟美国马首是瞻。比如在1952年出版的《标准世界地图集》第15图中，南中国海四岛均用中文拼写；在1964年由大平正芳推荐出版的《世界新地图集》第19图中，亦有“南沙（中国）”的明显标注。类似的表述与美国方面的态度表现得惊人一致，比如1961年出版的《哥伦比亚利平科特世界地名辞典》将南沙群岛界定为“南中国海的中国属地”，而1963年出版的《威尔德麦克各国百科全书》也同样承认南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另外，包括1971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各国区划百科全书》和1972年日本出版的《世界年鉴》，也均在该问题上采取了极为相似的立场。⑨不过，这样的立场表达从历史的角度看似乎更多只具表面性特征，充其量也只属于某种特定时期的“应景之作”罢了。因为很显然，美国态度的相对“友善”仅仅是在应对苏联这一最大对手时的一种策略反映，并不意味着它真正乐见南中国海主权完全归属中国，同样日本政策的相对“内敛”更多体现的也只是美日联盟内在结构性制约下的一种应然之举，并不意味着它最终放弃了在南中国海地区早已根深蒂固的战略图谋。 实际上，与这一时期美国方面隐秘地支持菲律宾及南越当局对南中国海岛屿的侵犯行为并且半遮半掩地在该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间谍活动相呼应，此时的日本虽已无法重温昔日不可一世的战争“辉煌”，但通过复活“早期民间形式”所进行的非法骚扰和破坏活动却每每搅起各种事端。⑩更为重要的是，以战后“外交三原则”为指针，(11)日本还充分利用东西方冷战的特殊情势，逐步恢复了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并重新建立起对该地区事务的政治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先是在50年代通过名为“赔偿”，实际上是商品、资本和劳务输出的经济形式完成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战后处理”，(12)而后又自60年代起采取贸易、投资和援助“三位一体”的经济模式，迅速将其势力渗透进东南亚经济的各个领域。在此基础上，1977年8月“福田主义”的出台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政治原则，(13)随后采取的联合东盟、抗衡越南的政策则成为它在该地区事务中谋求发挥更大作用的前奏。尽管类似的行动从一开始就不断遭到某些怀疑和抵制，但最终的结果毕竟是日本又重新获得了广阔的东南亚市场，并且以一种不同于战争的新的方式，再次回到了南中国海地区。 二 伴随冷战的结束，日本方面曾被长期压抑的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愿望开始强烈地表现出来，以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为主旨的军事法制变革也一波紧似一波地展开。面对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日本继续将东南亚作为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先是借冷战结束之机参与并促成了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而后又抢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前大举进入印度支那地区，(14)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构建起日本为首、东盟居次、印度支那第三的地区内非水平国际性产业分工体系，进一步确立了对整个东南亚经济的优势地位和支配角色。与此相适应，1993年“宫泽主义”(15)的提出第一次把政治安全的对话与合作置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首位，1997年“桥本主义”(16)的出台又以举行双方首脑会议、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提议，进一步突出了对东南亚外交的政治安全色彩。尽管出于策略层面的考虑，日本也曾一再强调日美安保体制是地区稳定的保障，并多次鼓吹以日美安全同盟为基干构筑日美主导下的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但是与此同时，它又主动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多边对话机制，并积极谋求使亚太经合组织的功能扩大到政治、安全领域，目的是加大自身对地区事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掌握地区安全问题的主导权。 这一时期，日本开始以“确保海上航行自由”为借口积极介入南中国海问题，对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并且在行动上明显支持和偏袒东南亚国家，成为推动南海争端持续升温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1992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的颁布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岛屿的主权地位，日本即向中国提出正式抗议，而且还以此为契机大肆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17)“美济礁事件”发生后，日本又明确对菲律宾表示“同情”，随后更是借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之际，别有用心地把南中国海地区纳入所谓“周边事态”范围之内。(18)尽管直到目前为止，日本方面始终未就南中国海争端发表一个完整的政策声明，但是包括媒体、学者及政府官员在内，却大都倾向于认为该问题的挑战或威胁来自中国，并不断地在明里暗里“煽风点火”，想方设法拉拢有关争端国家与中国对抗。在此背景下，中国兵出南海封锁日本通道的喧扰一度甚嚣尘上，(19)中国投资东南亚暗含军事意图的指责也赫然见诸日本报端，(20)而2010年7月10日《朝日新闻》有关“披露”中国政府将南海列为“核心利益”的一篇报道，更是再次挑起东南亚各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神经，人为抬升了南中国海争端的热度。(21) 在不断搅动局势发展的同时，日本坚持认为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争端应该在有美日等国参与的国际框架内解决，并积极倡导和支持相关国际框架的构建，事实上成为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推手。比如在“美济礁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方面曾公开表态愿意出面在中菲之间进行调解，而后在马尼拉举行的一个有关建立南中国海地区信任措施的会议上，又主动宣布如果类似会议能在东京举行，日本政府愿意支付全部会议费用。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时公然向中国的南海政策“发难”，而时任日本外相冈田克也也在此间召开的记者会上声称“南海是交通要道，如果发生不稳定，有可能对亚洲的和平造成影响”，对此日本“不能毫不关心”，应该促进包括东盟各国、日本、美国等在内的国际框架下的对话。(22)此后不久，在2010年10月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日本首相菅直人进而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所谓“军事活动”表示了极大“关注”。针对最近南海争端的再次加剧，日本《读卖新闻》又于2011年4月20日发表题为《南海主权问题将成为东亚峰会议题》的文章，尽管这一信息的准确性只能在今年10月的巴厘岛得以验证，但它至少已经折射出当下日本方面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极为明确的政策意愿。 需要指出的是，与冷战时期仅仅作为配合者和追随者不同，冷战后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言行虽然继续保持了与美国方面的尽可能一致，但已开始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特征，并逐步实现了从“幕后”到“前台”的角色转换。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策略性地从各种非敏感、非传统安全领域入手，借着反对恐怖主义、打击海盗活动等跨国犯罪的名义，通过各种可能的形式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交流和安全合作。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日本舰船多次以“反恐”为名进出南中国海，(23)海上自卫队则频繁参加各类军事演习，(24)实质性展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由于近年来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海盗袭击事件频发，日本还以周边各国打击不力为借口大做文章，于2004年11月主导制定了《亚洲海盗对策地区合作协定》，趁机将军事触角伸向了远至马六甲海峡的广阔海域。一般认为，亚洲反海盗合作机制的功能在于“帮助美国填补因政治等因素而无法直接军事介入南海以及马六甲海峡事务而导致的安全保障上的空隙”，(25)不过对于日本来说，目前的“海盗问题”实质上已经越来越明确地被视为一种可以用来扩大“海外地位”的工具，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证明派遣军队到海外合法的一个机会，从而也为今后的行动开了先例。(26) 三 与其他区外大国一样，日本涉入南中国海的最初动机在于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一个由3000多岛屿组成的岛国，日本的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粮食自给率只有70%，石油、煤、铁矿石、铝矾土、橡胶等自然资源的对外依赖程度高达90%以上。(27)客观的地理因素赋予了日本典型的海洋国家属性，对海洋资源的高度依赖也因此成为其国计民生的一个显著特征，(28)为其长期奉行向海洋扩张的对外战略提供了一种原初性驱动。实际上自近代以来，中国东海、南海地区丰富的鱼、虾、蟹、贝、藻等海产资源就一直对日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也是它之所以选择南下夺取琉球进而割占台湾的显要因素之一。在此之后，偶然发现的天然鸟粪等资源虽然远非重要，却也一度诱使大批日本商人冒险登陆南海岛礁。伴随富钻结核、铁锰结核、可燃冰带以及深海多金属结等矿产资源在二战之后不断被发现，日本的资源诉求开始出现明显的升级趋向。特别是在美国海洋地质学家埃默里的诱人报告(29)发表之后，其政策兴奋点更是高度聚焦于使该地区荣膺“第二个波斯湾”(30)美誉的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之上，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成为南中国海资源共同开发的实际获益者之一。 不过，单纯的资源获取显然并不构成冷战后日本积极介入该地区事务的唯一因素。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珊瑚海和阿拉伯海的三大陆缘海之一，南中国海既是连接东亚、东南亚、非洲和欧洲的战略交通要道，也是西太平洋进入印度洋和大西洋的必经之路，更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运要冲。由于日本进出口贸易的99%都依赖于海上运输进行，不仅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巴士海峡、台湾海峡至日本的西南航线运抵国内，其出口到欧洲市场的货物转运和对东南亚以及大洋洲的进出口贸易也主要是通过南中国海航道，因此该海域的安全状况如何(31)不仅在战争时期关系到日本的生死存亡，在和平时期也会在根本上影响其经济的兴衰成败。如果穿越南中国海的航道因为某种原因被封锁，就等于切断了日本经济的大动脉，对其造成的影响毫无疑问将是灾难性的。(32)正因为如此，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南中国海扼其海上生命线这一早已形成的战略认知，冷战后更是一再强调保护千里航线的目标，对该地区事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实际上，包括近年来积极主导亚洲反海盗合作机制的构建、频繁参加在南中国海举行的各类军事演习等种种举措，日本的一个主要政策出发点就在于确保南中国海战略通道的安全。 当然，这一政策不管在特定时期采取何种形式，都是日本总体对外战略的一种直接体现，因此必须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予以解读。就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战略环境而言，除了美国的继续强势存在外，中国的迅速崛起与日本的大国追求之间正逐渐形成一种现实的对撞，并将在根本上决定该地区战略结构的未来走向。对日本来说，政治军事大国的强烈渴望使它更倾向于将中国的发展看作一种压力和挑战，尤其是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有可能在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为此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视中国为实施其亚太战略的主要竞争对手，并认为只有成功“遏制”中国的经济成长和政治影响，才能彰显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作用，进而奠定世界大国的地区性战略基础。在此背景下，日本显然是将南中国海争端的存在看作争夺地区主导权、增强地区影响力的一个机会，因为该问题解决结果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有关各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分配。(33)从这个意义上讲，近年来日本之所以不断拉拢有关争端国家与中国对抗，就是要构筑围堵中国的统一战线，削弱中国的政治影响，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同样，包括加强日美协调、日越合作、(34)日印亲和(35)等在内的一系列举动，实际上也都或明或暗地体现出这一方面的战略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之所以比其他区外大国更关注南中国海争端，还在于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争端。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多次挑起钓鱼岛主权纠纷，并蓄意通过“先民间后官方”的策略性路径，造成了实际控制钓鱼岛的所谓“既成事实”。(36)不过即便如此，日本对于自己的行动是否符合国际法一直感到底气不足，因为不管是按照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规定还是依据大陆架规则，都不可能得出完全令其满意的结果。为此长期以来，它一方面密切配合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严防中国海上力量突破所谓“第一岛链”，(37)另一方面又逐渐将自己的军事重点向西南方向转移，在钓鱼岛问题上表现出愈益强横的态度。在此背景下，2010年9月通过的新版《防卫白皮书》首设“西南诸岛”专栏，海上自卫队甚至于12月3日至10日和美国第七舰队一起实施了假想“中国占领西南诸岛”的大规模“收复岛屿”演习。由于担心中国“在南海行动的方式有一天可能运用于钓鱼岛”，(38)日本特别关注中国为维护南海主权而采取的行动，不过显然它并不希望南中国海争端以任何现有可能的方式得到解决，而是更多指望借此问题尽可能长期拖住中国，因为只有这样才最有利于它继续实际控制钓鱼岛，进而为东海海域划界增添可以长期利用的谈判筹码。 四 南中国海地区扼守中国的南方门户，与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从与东南亚国家友好相处的大局出发，采取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最为温和的理性政策。但是，一些周边国家不仅继续非法强占邻近岛屿，大肆掠夺战略资源，而且还积极奉行所谓的“大国平衡战略”，努力把外部大国拉到自己一边，致使原本仅属领土纠纷范畴的南中国海问题日益演变成一个至为敏感的国际热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本着和平解决争端的良好意愿，先是与东盟各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而后又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对于六国七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白热化争执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不过，领土主权以及海洋划界毕竟是关系国家根本利益的原则性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当事一方都不可能轻易做出让步，加上区外大国不断煽风点火并蓄意推动该问题国际化，南中国海争端的最终解决实际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毫无疑问，在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依然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情况下，日本积极谋求在南中国海地区扩大政治影响、拓展经济参与、强化军事介入的一系列活动，必定会给这一争端的解决进程带来更大的困难和阻碍，也必然会给我国争取恢复在该地区的领土领海主权带来新的战略压力。 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外交方针的提出集中表达了中国政府“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愿景。但是，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战略竞争等原因，日本近年来却不断挤压我外交活动空间，恶化我周边安全环境，实际上成为“中国威胁论”和“围堵中国论”的坚定鼓吹者。作为唯一曾经大规模侵占过南中国海的国家，日本自身的国家性格决定了它并不善于从较多的失败当中吸取教训，而是更乐于从较少的成功当中总结经验。就现阶段的情况看，日本显然认为只有中国才能真正危及它的安全，因此有关南中国海的政策考量也更多是以压制中国作为重点，表现出明确的与中国竞争该地区影响的政策意图。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南中国海作为“海上生命线”的战略认知不仅对日本有效，实际上对中国也是如此，因为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对外部能源的依赖程度正在日渐加深，南中国海海上运输航线的重要性也开始愈发彰显。由于进口石油的80%以上都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然后航经南中国海海域运抵国内，因此这条航线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能源进口瓶颈。可以想见，南中国海局势的任何不测变化，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都将生死攸关，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都会带来致命威胁。 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海洋战略的实施已经势在必行，尽快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对于确保有效应对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海洋局势变化也愈发显得重要。不过，在美日同盟的所谓“岛链封锁”已经渐趋完备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海洋安全形势实际上非常严峻，未来海洋战略的实施也因此不容乐观。一般认为，中国西进印度洋的唯一出口是马六甲海峡，东进太平洋的努力也只有通过冲绳诸岛同宫古列岛之间的海峡以及台湾岛同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两个方向，但问题是后两者目前都已“处于日本海上自卫队能够轻易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内”。(39)实际上，出于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战略需要，日本一直对中国试图通过发展蓝水海军实现从守土防御到近海防御的转变保持着高度警觉。它一方面积极发展海上自卫队等作战力量，另一方面又密切配合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在“岛链封锁”战略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特别是近年来，日本还不断加大对台湾问题的干预力度和对菲律宾的支持力度，并频频围绕钓鱼岛等问题挑起事端，目的是利用这些地区在“岛链封锁”中的关键位置，阻止中国海洋战略的推进。在此背景下，日本介入南中国海争端的任何行动，实际上都会进一步增大中国的海上战略压力，为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努力设置新的障碍。 冷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地区逐步形成了一种以东盟为中心、中美日印等大国互为制衡的相对稳定的战略结构，不过该结构并未在根本上排除防范制约某一方坐大这一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模式，其稳定性也更多源于各方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一种极为微妙的力量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积极介入南中国海的行动可能带来的最重大影响在于，它会逐步激发某些潜在对立因素的不断增长，并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对该地区现存的战略结构产生某种意想不到的冲击，进而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均势乃至全球的安全稳定构成挑战。近年来，日本在南中国海地区采取的行动已经呈现逐步升级的迹象，并日益成为影响相关局势发展的一个颇具危险性的因素。尽管人们都已习惯于将类似的行动纳入日美同盟的框架下予以解读，但该同盟的所谓“强化”毕竟更多体现为内在结构性制约功能的不断“弱化”，对于一直谋求“政治脱缰”、重构“政治身份”的日本来说，很难说不会有一天打着美日同盟的“虚幻招牌”达到仅属自身利益而非同盟利益的战略目标。就此而言，在把美日同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同时，对日本作为一个个体的动向给予适当关注显然同样重要。这对于并不希望南海争端朝着不利方向发展的中国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件有利无害的事情。 注释：①南中国海问题近年来已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不过直接以日本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却并不多见。部分内容涉及该主题的成果主要有：任怀锋：《论区域外大国介入与南海地区安全格局变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5期；蔡鹏鸿：《日本主导东南亚反海盗合作机制对地区海洋安全事务的影响》，《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3期；龚迎春：《日本与多边海上安全机制的构建》，《当代亚太》，2006年第7期；朱凤岚：《亚太国家的海洋政策及其影响》，《当代亚太》，2006年第5期；刘强：《中日海上危机的防范与控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006年第4期；刘中民：《中日海洋权益争端的态势及其对策思考》，《太平洋学报》，2006年第3期；李兵：《日本海上战略通道思想与政策探析》，《日本学刊》，2006年第1期；骆莉、袁术林：《中国国家安全中的南海问题初探》，《暨南学报》，2005年第1期；郭渊：《南海地缘政治研究》，博士论文，厦门大学，2006年；郑泽民：《亚太格局下的南中国海争端》，博士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04年。在本文撰写过程中，个别内容参考了以上成果中的相关表述，笔者对此深表谢意。 ②1901年夏天，驻基隆日商西泽吉次在海上遭遇风暴漂至东沙岛，发现岛上覆盖含有优质磷肥的鸟粪层，随后便每年驱赶大批台湾劳工上岛采挖，并擅自将东沙岛更名为“西泽岛”，把东沙岛所在珊瑚环礁改名为“西泽礁”。尽管清政府于1909年察觉该事态后曾“付款赎回”，但是好景不长，日本驻高雄海产商会会长石丸庄助又于1917年雇台湾民工百余人登岛，继续大肆盗采鸟粪及海人草等资源。与此同时，日本还频频染指西沙和南沙群岛。比如在1907年，日本人官崎进曾以所谓海洋资源调查为名率船驶入南沙海域，随后便有大批日本渔船开始在该海域非法捕鱼。1917年，高雄日商平田末治率员首度在南沙群岛登陆，对其中12个岛屿进行了地理勘察。此后日本人小仓卯之助又于1918年和1920年两次登陆南沙，对长岛、西月岛、南威岛等8个岛礁进行了详细测绘。参见吕一燃：《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概论》，《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23页；马骏杰：《日本侵占南海诸岛始末》，《环球军事》，2010年第7期，第10-11页。 ③在“南洋防卫三角”计划的设计者看来，南中国海诸岛的地缘战略价值极端重要，因为新加坡—马尼拉—日本的海空航线必须绕经南沙海域，而西沙海域则在新加坡—香港海空航线之西，东沙海域更是香港线及菲律宾线的必经之地。为达到实际控制该地区的目的，日军于1937年8月24日起对中国东南沿海实施封锁，9月3日占领东沙岛，随后又于1938年11月和1939年3月先后侵占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并着手在各岛赶筑岸防阵地，迅速兴建起油库、飞机跑道等军事设施。按照霍尔的说法，日本上述行为完全“是为了克服它苦于没有比福摩萨（即台湾）更靠近新加坡的海军基地这一严重的不利条件”，因为“占领海南岛可使它与新加坡的距离缩短至一千三百海里，而占领南沙群岛则可再缩短七百海里”。参见〔英〕D•C•E•霍尔：《东南亚史》（下册），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20-921页。 ④有关美国对南中国海战略价值的认识演化过程，可参见王传剑：《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历史与现实》，《外交评论》，2009年第6期，第87-100页。 ⑤从1943年起，美军潜艇开始逐批潜入南海海域，频频袭击日军往来于东南亚与日本本土的船只。尽管日本大本营曾将海上护卫线计划升级为海空联合反潜作战，但这一时期日军在南海地区击沉美军潜艇的记录总共只有两次，而被美军击毁的海军作战舰艇却前后多达100余艘。1944年底，美军第38特遣舰队首度进入南海海域，随后对日占诸岛上的水侦飞机及通信电台和气象设施频繁采取炸射行动。1945年5月底，美军在东沙岛实施两栖登陆，继而于6月攻克冲绳，战火进一步逼近日本本土。此时南海海域已经没有日本舰船的踪影，残余日军在缺乏医药、粮水补给的情况下大多饿毙或病殁，日本独霸南海诸岛的图谋随之宣告失败。 ⑥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会议并未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明确界定，其目的正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解释的，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对日和约”文本不会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即“共产党中国”对西沙、南沙群岛拥有主权。See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V,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3, p.1120. ⑦张龙吟：《中日和平条约签订过程回顾》，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第61-62页。 ⑧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成为美国得天独厚的“兵工厂”，直接向战场美军提供的“特需订货”高达13亿美元，其他“间接特需”也多达23亿美元之巨，当时日本全国电力的70%、煤炭的80%、船舶和陆地交通的90%以上都曾直接或间接为美军所用。此后在越南战争期间，日本虽然没有如韩国那样直接派兵参战，但依然是美国最为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美军占领下的冲绳也在这一时期成为最大的军队集结地和军需集散地。参见〔日〕新崎盛晖：《现代日本与冲绳》，《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第24-51页。 ⑨美国1971年《世界各国区划百科全书》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几个群岛，其中最大的是海南岛。其他群岛包括南中国海的一些礁石和群岛，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日本1972年《世界年鉴》也载明：“中国除大陆领土外，还有海南岛、台湾、澎湖列岛及南中国海上的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各群岛。”有关冷战时期美国和日本在南中国海主权归属问题上的态度及立场的更多分析，可参见张良福：《中国与邻国海洋划界争端问题》，博士论文，北京大学，1997年，第115-116页。 ⑩比如在1955年三四月间，曾有五艘日本船到西沙群岛进行非法活动；1956年6月，日本东京东洋贸易公司以小竹芳雄为首的勘察团又擅自窜入南沙群岛进行非法勘测；1959年3月，日本渔船“T-k5502”号甚至捣毁西沙群岛北岛中国渔民房屋并劫走若干财物。相关内容可参见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672页。 (11)所谓“外交三原则”，即“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国家保持协调”和“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最早在岸信介内阁的外交蓝皮书中提出。根据该原则，地理毗邻、资源丰富的东南亚成为日本对外发展的首要目标。按照岸信介的说法，“无论是为了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履行其义务，或为了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活动，或为了确保复兴了的日本经济的市场，东南亚对日本来说，其重要性都是大的”，为此必须争取“用日本的工业力量和技术，帮助东南亚国家确立经济基础，同时扩大日本的市场，由此而在政治上也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个方向就是今后日本外交前进的道路”。参见〔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18页；〔日〕田尻育三等：《岸信介》，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8页。 (12)按照《旧金山对日和约》第十四条的规定，日本应以商品和劳务的形式对在战争中蒙受损失的国家予以赔偿，“以求将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该盟国利用，作为协助赔偿各该国修复其所损害的费用”。但是“日本并未打算坚持执行这一规定”，吉田茂内阁的外相冈崎胜男甚至在一次外交演说中表示：“赔偿，应该作为政治问题来解决。”实际上，日本以商品、劳务和资本等形式对东南亚国家的补偿总共只有17.286亿美元，其中无偿援助不足5亿美元，这对于日本政府的财政没有构成任何负担，相反却为日本商品大规模向东南亚倾销和日本资本重新打入东南亚市场扫清了道路。参见《旧金山对日和约》，载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国际条约集》(1950-195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孔凡、张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76页；〔日〕永野信利：《日本外务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240页。 (13)1977年8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应邀出席东盟国家首脑会议期间在马尼拉发表被后人称为“福田主义”的演说。其主要内容是：(1)不做军事大国，为东南亚以至世界的和平及繁荣作出贡献；(2)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与其他亚洲国家加强交流，并作为真正的朋友，建立心心相通的互信关系；(3)以对等合作者的立场，积极配合东南亚各国的团结和坚韧性，并致力改善印支半岛各国之间的关系，努力促进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福田主义”成为70年代以后日本东南亚政策的核心。 (14)在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中，日本通过积极斡旋促成了西哈努克和洪森在东京的会谈，之后又作为巴黎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多次召集主持国际援柬会议，并提供了联柬机构和联合国维和部队全部经费的1/4，为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这被国际媒体视为日本开展大国外交的一次成功范例，标志着它战后以来第一次登上为解决地区冲突而发挥政治作用的国际舞台。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为日本重返印度支那开辟了道路，随后越南成为日本印支战略的重点。1992年，日本将越南列为实施政府开发援助的10个重点国家之一，总额为2.8124亿美元。至2002年，日本共向越南提供政府开发援助82亿美元，占到越南接受外国政府开发援助总额的40%。此后日本一跃成为越南最大的援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国。 (15)1993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曼谷发表题为《亚太新时代与日本—东盟的合作》的演说，提出发展双方关系的四项原则：(1)推进政治安全对话；(2)坚持开放的自由经济；(3)推进政治的民主化；(4)合作支援印度支那。“宫泽主义”是自1977年“福田主义”发表以来，日本对东南亚的又一个综合政策。 (16)1997年1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新加坡发表题为《为迎接新时代进行改革——建立更广更深的伙伴关系》的演说，强调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应从以经济为中心转向广泛的对话，就地区政治、安全问题进行坦率的磋商，并建议定期举行首脑会议，在最高领导人之间建立更强有力的个人关系。与“福田主义”和“宫泽主义”相比，“桥本主义”在宏观层次和长远战略方面确立了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基本框架。 (17)〔德〕杜浩：《冷战后的中日安全关系》，陈来胜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81页。 (18)一般认为，日本官方将南中国海地区纳入所谓“周边事态”范围之内的最典型表述源自1997年4月桥本龙太郎首相的言论，他宣称“国会在讨论日美安保问题时总是围绕朝鲜半岛局势提问题，但我并未说起范围仅限于朝鲜半岛，（实际上）它既包括南沙群岛，也包括台湾”。参见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1页。 (19)比如《读卖新闻》曾于2010年4月24日刊登社论讨论中国海军的“异常行动”；《产经新闻》也在25日的报道中称“中国统治南沙已成事实，钓鱼岛未来堪忧”；《朝日新闻》则在12月30日接连发表《从空中海上奇袭，中国军队离岛登陆计划，给外交谈判增加压力》、《南海“核心利益”，中国发出以军队为中心的强硬论调》两篇文章，炒作所谓“中国南海作战计划”，并称“解放军已就作战计划进行过几次演练”。 (20)2009年10月16日，《朝日新闻》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备受关注的马六甲海峡大桥即将开工兴建，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85%的工程资金。日本军事专家神浦元彰就此在网站上撰文，称中国此项投资背后暗含军事意图，将与其正在制造的轻型航母和在海南岛部署的空军战机形成配合之势，扩大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参见《日媒诬中国投资马六甲大桥暗含军事目的》，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09-10/607617.html。 (21)该报道称“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国方面曾于2010年3月上旬告知访华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和副国务卿斯坦伯格，中国将南海列为“核心利益”，放在与台湾及西藏同等的水平上，不会容忍任何国家干涉南海。参见〔日〕加藤洋一：《中国这一关键问题几乎被忽视，南海局势正在愈发紧张》，《朝日新闻》，2010年7月10日，转引自《环球时报》，2010年7月12日，第6版。 (22)李宗泽：《日本再次表态称应在美日组成的国际框架内讨论南海问题》，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07/964737.html。 (23)比如日本曾于2001年11月派出自卫队特混舰队远赴印度洋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2002年12月又派遣海上自卫队最先进的“雾岛”号驱逐舰前往印度洋支援美军的“倒萨”行动，2003年4月又派遣三艘军舰开赴印度洋支援美军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些行动均直接穿越南中国海海域。 (24)最近的一个事例是日美两国联合于2010年6月14日在南中国海举行代号“太平洋伙伴2010”的人道主义救援演习，美方派出了海军军事补给部队“仁慈”号医院船，日本海上自卫队则派出“国东”号船坞登陆舰和两艘大型气垫登陆船参加演习。由于此种人道主义救援演习在战时也可以用来运送在南海作战的伤员，因此国际舆论认为，类似的演习实际上是为了增强日美两国的后勤保障能力，并借机认识南中国海的作战环境，为日后一旦爆发军事冲突做好准备。 (25)龚迎春：《日本与多边海上安全机制的构建》，第15-22页。 (26)John F. Bradford, "Japanese Anti-Piracy Initiatives in Southeast Asia: Policy Formulation and the Coastal State Respons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6, No.3, December 2004, p.488. (27)李兵：《日本海上战略通道思想与政策探析》，第94-104页。 (28)据统计，日本有高达50%的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带，超过40%的动物蛋白摄取都来源于海洋水产物，这使得国民的日常生活高度依赖海洋，以至于有人断言，“如果没有海洋，日本就将成为关押所有日本人的监狱”。参见刘强：《中日海上危机的防范与控制》，第6-12页；《小泉五年执政带给日本什么》，《环球时报》，2006年4月26日，第11版。 (29)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海洋地质学家埃默里发表了一份关于南中国海诸岛及附近海域油气资源情况的研究报告，初步估计石油蕴藏量为200亿吨左右，天然气蕴藏量为20万亿立方米左右。参见骆莉、袁术林：《中国国家安全中的南海问题初探》，第7-11页。 (30)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Prospects for Preventive Diplomacy, August 1996, http://www.usip.org/files/resources/SR18.pdf. (31)西方军事人士认为，由于南中国海海底地形极其复杂且海水极深，若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深水中潜伏一艘核潜艇，就能抵消在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的美国第七舰队部署的大部分兵力，并且能够控制半径为4000千米、包括世界1/3人口的地区。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上通道安全课题组：《海上通道安全与国际合作》，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59页。 (32)比如有学者指出，如果中东产油国因某种原因停止供给日本正常石油供应量的30%并持续200天，那么日本将有300万人死亡，70%的财富消失。参见〔英〕贝尔格雷夫等编：《2000年的能源安全》，王能全等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年，第84页。 (33)按照日本学者高井三郎的说法，若南中国海主权归属中国，“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体制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因为“如果中国控制了该海域，便能控制距大陆500公里以内的南面海域，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均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参见〔日〕高井三郎：《日本自卫队保卫尖阁群岛的计划》，《军事研究》，1997年11月。转引自阎学通等：《中国与亚太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160页。 (34)因南海问题与中国争执不断的越南和与中国争夺东海权益的日本一唱一和，大有联手对抗中国之势。最近日本又进一步加强了与越南的稀土合作，目的是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在日本看来，与中国接壤的越南在其对华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能够起到牵制中国的作用。 (35)近年来，利用印度一直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的心理，日本不断密切与印度的高层往来，加强与印度的安全战略对话，谋求在南海问题上防范和牵制中国。关于日印战略关系的表述，日本前首相森喜朗2000年8月24日在新德里发表的演说颇具代表性。按照他的说法，“关于日印关系，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可一目了然，在战略上也是重要的。”日本学者船桥洋一也认为，“在日本与印度之间，正在产生基于战略考虑建立关系的亲和力。”参见（日）土屈江隆：《森首相想通过改善日印关系牵制中国》，《朝日新闻》，2000年8月25日；〔日〕船桥洋一：《日本和印度——两头巨象》，《朝日新闻》，2002年3月21日。 (36)在日本谋求实际控制钓鱼岛的过程中，以下几个动作至为关键：1990年10月，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修建灯塔；1996年，日本政府开始研究强化对钓鱼岛的管理措施；1997年，日本新进党议员西村真悟等人登上钓鱼岛；2002年4月，日本政府以年租金2256万日元的价格与所谓“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国民”签订租借合同；2005年2月9日，日本政府宣布将右翼团体修建的钓鱼岛灯塔收归国有。 (37)“岛链”一词最初是由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1年提出的一个特定概念，意思是在太平洋海域的一些岛群部署军事力量，形成扼杀、封锁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地圈。一般认为，“第一岛链”是指北起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的链形岛屿带，而“第二岛链”则自日本列岛起，经小笠原群岛、硫黄群岛、马里亚纳群岛、雅浦群岛和帛琉群岛，并一直延至哈马黑拉马等岛群。显然，“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恰似两道大门，扼守着中国东进太平洋的战略航道。参见刘中民：《中日海洋权益争端的态势及其对策思考》，第25-34页。 (38)日本防卫研究院教授西原正志语。转引自〔德〕杜浩：《冷战后的中日安全关系》，第102页。 (39)〔日〕平松茂雄：《中国进入海洋与海上自卫队的作用》，《世界周报》，2002年8月20日。转引自朱凤岚：《亚太国家的海洋政策及其影响》，第30-36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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