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3:10:34 ：《中国社会科学报》2 袁家冬 参加讨论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明王朝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国力日益衰落。而日本则随着丰臣秀吉统一大业的完成逐渐崛起。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由明王朝构筑的传统东亚国际秩序受到日本的挑战。日本积极推行大陆扩张政策，同时谋求将朝鲜半岛和琉球群岛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1592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发动侵朝战争。德川家康夺得政权后，日本将战略重点转移到琉球群岛。1609年，萨摩藩发动了侵略琉球的战争，以武力征服了琉球王国。在日本的挑战下，传统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开始动摇。 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借口与真实动机 1372年，琉球国中山王接受明太祖朱元璋的册封成为明王朝的藩属国。琉球王国以对明朝贡贸易为背景，积极开展与日本的中转贸易。为了加强对萨琉之间来往商船的管理，萨摩藩从1508年开始向琉球渡航商船发行“印判”（许可证）。1566年后，萨摩藩加强了对琉球渡航商船的管理，对没有“印判”的商船采取没收商品、扣押船只的严格取缔措施。但是，琉球王国并未重视，照旧允许一些没有“印判”的商船在那霸港从事交易活动，这引起萨摩藩的不满。1574年，萨摩藩将琉球王国多年来的“违约”案件整理成文，送交琉球王国，并警告若不“痛改前非”，必将导致双方关系恶化。1575年3月，琉球王国派遣“纹船”（琉球国王的外交官船）赴萨摩藩祝贺岛津义久继位时，萨摩藩重臣当面发难，要求琉球使节对近年来琉球王国的“违约”案件以及“纹船”来迟、贺礼微薄等做出解释。有学者指出，萨摩藩借“纹船”发难实际上是想通过强迫琉球王国接受萨摩藩的“印判”制度，控制琉球王国的海上贸易。 1588年8月，丰臣秀吉通过萨摩藩要求琉球王国臣服日本。1590年2月，萨摩藩遣使赴琉，要求琉球王国向日本朝贡。琉球国王尚宁不想得罪日本，遂向萨摩藩遣使，献礼修好。1591年10月，萨摩藩致书琉球国王尚宁，称丰臣秀吉计划进攻朝鲜，要求琉球王国负担部分粮饷。琉球国王负责外交事务的三司官谢名亲方利山拒绝了这一要求。丰臣秀吉恼羞成怒，威胁进攻琉球王国。尚宁被迫答应交出一半粮饷，剩余部分萨摩藩提出愿为垫付，但要求日后偿还。琉球王国答应了萨摩藩的要求。这样，琉球王国就欠下萨摩藩一笔债，而讨债成为萨摩藩入侵琉球的一个借口。 1602年末，一艘琉球王国的贡船遭遇风暴，漂流至日本陆奥地区。1603年初，德川家康指示萨摩藩将琉球船员送回琉球王国，并希望琉球王国“来聘”（遣使进贡致谢）。1604年2月，萨摩藩藩主岛津家久要求琉球王国向江户幕府遣使“来聘”。琉球国王尚宁未予理睬。1605年7月，德川家康又令平户藩藩主松浦镇信派人与琉球王国接触，要求琉球王国“来聘”，又遭拒绝。1607年5月，德川家康再次命令萨摩藩催促琉球王国“来聘”。对于江户幕府和萨摩藩三番五次地要求“来聘”，谢名亲方利山严词拒绝。因“来聘”问题产生的矛盾成为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又一个借口。 地处日本列岛边缘，远离日本的权力中心的萨摩藩一直谋求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在日本战国时代（1493—1590）末期，萨摩藩日益强盛，开始向九州岛的中部和北部扩张。面对萨摩藩咄咄逼人的攻势，九州岛北部诸国纷纷向丰臣秀吉求助。1586年7月，丰臣秀吉出兵讨伐萨摩藩，并于1587年5月平定了九州。战争的失败使萨摩藩陷入经济危机，不但失去许多已到手的土地，且因庞大的军费支出，财政不堪重负。萨摩藩地处火山地带，土地贫瘠，农业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岛津家久既害怕增加税收解决财政会引起萨摩藩众臣的不满，又担心过剩的军力带来内乱。因此，开始考虑发动侵略战争以转移国内矛盾。有学者指出，转移可能因经济贫困引起的内部矛盾和满足其与经济基础不相称的国家欲望的政治野心，使萨摩藩在琉球政策上铤而走险。这就是萨摩藩进攻琉球的侵略动机。 德川家康夺得政权后，开始积极推动所谓“善邻外交”，一边与朝鲜进行谈判，一边希望通过琉球王国修复日本与明王朝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江户幕府的“善邻外交”并不意味着日本改变了对外扩张的本性。实际上，德川家康从未放弃对以明王朝为中心、建立在封贡体制下的东亚国际秩序进行挑战，只是将战略目标从朝鲜半岛转移到琉球群岛。 从“来聘”问题上不难看出，德川家康对琉球王国的高压态度绝非“善邻外交”之所为。万历朝鲜战争后，日本与明王朝关系恶化，明对日实施经济制裁，使日本丧失了许多商业利益。德川家康强迫琉球王国“来聘”，并利用其改善与明之间的外交关系，重启日本的对明贸易，并从中获利才是其真实目的。因此，如果说萨摩藩入侵琉球最初只是萨摩藩为了扩大领地和攫取琉球王国对明朝贡贸易利益的一项地方政策的话，那么后来由于得到了德川家康的支持，萨摩藩的这一地方政策逐渐演变为江户幕府主导的一项日本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 萨摩藩入侵琉球始末 1602年，岛津家久继位成为萨摩藩藩主后，为克服财政困难，强化权力基础，开始制定侵略琉球的战争计划。1606年，岛津家久与萨摩藩重臣商议出兵奄美大岛。由于内政问题的困扰，其计划最初遭到萨摩藩重臣的反对。但是，岛津家久坚持己见，上京以“石纲船”建造耗资巨大，萨摩藩财政困难，征服琉球王国可重振萨摩藩的经济，并可通过琉球王国修复因战争断绝的对明贸易等为由，最终说服了德川家康。1606年6月17日，江户幕府批准了萨摩藩侵略琉球的战争计划。这样，岛津家久把萨摩藩的琉球政策作为江户幕府对明王朝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江户幕府的中央权力为背景，将侵略琉球王国的战争计划推向深入。 1609年3月4日，萨摩藩派出战船百艘，士兵三千，从山川港出发向琉球王国发起进攻。3月6日，萨摩军占领了吐噶喇列岛；3月8日，萨摩军占领了奄美大岛、喜界岛。3月16日，萨摩军南下进攻德之岛，萨摩军在德之岛遭遇顽强抵抗，但军事实力悬殊，3月22日德之岛陷落。3月24日，萨摩军乘胜攻陷了冲永良部岛；3月26日，萨摩军在冲绳岛北部的运天港登陆，3月27日，攻陷今归仁城，直逼琉球王国首府首里城。琉球王国动员四千兵力防守，但是以刀剑、长矛和弓箭为武器的琉球守军与以火枪为武器的萨摩藩强兵相比，战斗力差距明显。虽然琉球守军在浦添、那霸港、识名原等地区进行了抵抗，但仍无法挽回战事全局。4月4日，琉球国王尚宁开城投降，4月5日，萨摩军接管了首里城。据史料记载，战争期间萨摩藩军队对琉球民众的掠夺、杀戮时有发生。虽有日本学者认为，萨摩军军纪严明，禁止针对平民的战争犯罪行为，但是在战场上所谓军纪并未被严格遵守。士兵素质低下和军官故意纵容成为上述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 德川家康对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军事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1609年7月7日，德川家康授予岛津家久对琉球群岛的统治权。1610年5月16日，琉球国王尚宁一行被岛津家久带往江户。8月14日，德川家康在骏府城接受了琉球国王尚宁的谒见。8月28日，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在江户城接受了琉球国王尚宁的谒见。在此之前，江户幕府也曾接受过朝鲜、荷兰等外国使节的谒见。但是，琉球国王尚宁作为一国之君的谒见其政治意义明显不同。9月3日，德川秀忠宴请琉球国王尚宁和岛津家久，席间德川秀忠向尚宁表示，江户幕府无意以他姓取而代之，琉球王国的国家体制可以延续。 1610年12月24日，尚宁随岛津家久返回鹿儿岛。1611年9月19日，萨摩藩向尚宁提出琉球王国必须遵守的15条基本法律（掟十五カ条），要求琉球王国君臣发誓效忠，并割让奄美诸岛等苛刻条件。在萨摩藩的武力威胁下，尚宁及众臣被迫在“起请文”（起誓书）上签字画押。只有谢名亲方利山厉斥萨摩藩的强盗行径，拒绝签字，当场被萨摩藩斩首示众。1611年12月15日，琉球国王尚宁及众臣被释放回国。 萨摩藩入侵琉球与明王朝的应对 琉球国王尚宁被萨摩藩扣押期间，临时负责琉球王国政务的三司官名护亲方良丰于1609年10月派遣郑俊出使明朝通报“倭乱”。1610年1月，又派遣进贡使毛凤仪通过福建巡抚陈子贞等将“倭乱”之事上奏神宗皇帝。神宗皇帝令毛凤仪等转达对琉球国王尚宁的安抚，同时要求福建官员将“倭乱”细节上报。之后，陈子贞收集了大量资料上奏朝廷。至此，琉球王国遭受“倭乱”的消息在明朝官员中迅速传开。对于萨摩藩入侵琉球，明朝的许多官员最初认为“倭乱”导致琉球王国被萨摩藩兼并。但是后来发现琉球并未亡国，只是臣服于萨摩藩，成为中日两国共同的附属国。明王朝默认了这一现实，对萨摩藩入侵琉球一直保持沉默，未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 1612年1月，琉球国王遣使来朝入贡。由于贡品中掺杂着日本的土特产品，明首辅叶向高怀疑日本人在暗中操控琉球的朝贡贸易，因而主张拒收琉球王国的贡品。最后神宗皇帝接受礼部建议，命琉球王国十年一贡。十年一贡意味着贸易机会减少，对琉球王国的经济打击很大。1614年9月，琉球国王尚宁遣使来朝，提出恢复两年一贡的要求。明王朝怀疑琉球王国恢复贡期的要求是受到萨摩藩的指使，因此予以拒绝。1617年6月，尚宁又遣使来朝再次提出恢复，仍被明王朝拒绝。直到1623年，明王朝才批准琉球五年一贡，但两年一贡的旧制一直未能恢复。 萨摩藩的琉球统治 在当时的东亚地缘政治背景下，江户幕府极力避免在琉球问题上与明之间的外交摩擦，并希望通过琉球王国来改善日本与明的外交关系，恢复贸易往来。因此，江户幕府要求萨摩藩谨慎处理琉球问题。萨摩藩要求琉球王国继续向已经成为萨摩藩直辖地的奄美诸岛派驻官员，在表面上制造奄美诸岛仍归琉球王国管理的假象。但暗地里却不断加强对琉球王国的控制。 萨摩藩征服琉球王国后，立即将日本“幕藩体制”中的“知行”制度引入琉球。为了确定琉球王国的纳税标准，萨摩藩在冲绳诸岛、先岛诸岛和奄美诸岛实施“检地”（耕地测量），强迫琉球王国每年向萨摩藩进贡大米十二万三千七百石。通过对琉球的征服，萨摩藩的财力增至九十万石，成为日本第二大藩。 1629年以后，萨摩藩在琉球建立了“在番奉行”制度，派遣萨摩藩家臣常驻琉球王国各主要附属岛屿，直接掌管各地行政。1629年，萨摩藩在宫古岛列岛首先设置了“宫古岛在番奉行”；1631年，在冲绳岛设置了“琉球在番奉行”；1632年，又在八重山列岛设置了“八重山岛在番奉行”。萨摩藩对琉球王国的统治由早期的间接统治转变为直接统治。1634年，江户幕府决定将琉球王国编入萨摩藩的领地，并禁止琉球国王使用“中山王”称号，改称“琉球国司”。萨摩藩通过“掟十五カ条”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琉球王国实行严格控制。琉球王国每次向明王朝派遣贡船以及贡船归国，册封使来港等外交大事，都要向萨摩藩通报。萨摩藩对琉球群岛的资源进行疯狂掠夺。琉球王国的硫磺、蔗糖等重要产品的生产、流通都被萨摩藩所控制；琉球王国朝贡贸易的丰厚利润被萨摩藩攫取；萨摩藩在琉球群岛征收人头税，使琉球人民深陷苦难。 琉球中日两属关系的确立 萨摩藩征服琉球王国后，琉球王国被迫承认了琉球王国与萨摩藩的附庸关系，但与古代中华帝国之间的封贡关系依然是琉球王国的立国之本。直到近代琉球王国被日本强行吞并前，琉球王国一直维系着与中国、日本之间的两属关系的平衡。 1624年，萨摩藩放宽了对琉球王国的人事权、裁判权、祭祀权的控制，允许琉球王国保留一定的自治权，琉球王国的国家意识逐渐恢复，并通过身份制度的建立、行政机构重组等改革来强化王府的政治和行政管理职能。这些改革虽然使琉球王国的国家主体性得到一定的恢复，但是，根本无法脱离日本“幕藩体制”大的政治框架。琉球王国终究无法摆脱江户幕府和萨摩藩为其设定的“虚构的异国”的宿命。 必须指出的是，萨摩藩入侵琉球后，明王朝与琉球王国之间的关系属于较为松散的封贡关系。几十年一次的新王登基时的册封以及十年一贡或五年一贡疏远了明朝与琉球的关系。而萨摩藩与琉球王国之间的关系则较为紧密。每当萨摩藩和江户幕府发生主君更替、公子诞生、婚丧嫁娶等事时，琉球王国都要向日本派遣使者。这种建立在日常交往基础上的交流使得萨琉关系越来越密切，琉球王国也逐渐接受了作为萨摩藩附庸国的现实。 “华夷秩序”的动摇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化 历史上，由古代中华帝国主导的“华夷秩序”是维护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础。东亚地区的诸多周边国家都曾是古代中华帝国的藩属国。日本在室町时代之前也曾是“华夷秩序”中的一员。但是，1547年室町幕府遣明使最后一次入明后，日本断绝了与明王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华夷秩序”曾经对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萨摩藩征服琉球王国后开始产生动摇，建立在“华夷秩序”上的东亚国际秩序逐渐走向崩溃。 萨摩藩征服琉球后，江户幕府试图通过“琉球称臣”和“朝鲜入贡”，在东亚地区构建一种与明王朝对抗的、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国际秩序。有学者认为这种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国际秩序也是建立在传统的华夷思想的基础上，因此将其定义为“日本型华夷秩序”。但是，“日本型华夷秩序”与建立在封贡体制下、重视礼仪、不干涉内政的“华夷秩序”有着本质区别。 萨摩藩入侵琉球正是日本为构建东亚地区新的国际秩序所迈出的重要一步。萨摩藩征服琉球王国后，确立了日本与琉球王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并利用琉球王国的称臣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华夷秩序”的动摇和“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初步建立，标志着东亚地区中日两强对峙的地缘政治格局逐渐形成。 明王朝的衰落和日本的崛起打破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日本于万历年间发动了两次侵朝战争，向明王朝主导的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提出挑战，给东亚地区带来巨大动荡。由于日本对明王朝与朝鲜半岛建立在地理位置接近性上的特殊地缘政治关系的认识不足和对自身实力的过高估计导致了其在万历朝鲜战争中的失败。这一失败使日本意识到以其实力还不足以撼动明王朝在东亚地区传统的盟主地位。于是，日本将战略目标转移到远离中国大陆的琉球王国。作为宗主国的明王朝理应承担起维护琉球王国国家安全的责任。但是，由于明王朝对琉球群岛地缘战略意义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海洋意识淡薄等原因，无力向琉球王国提供道义上和军事上的援助，使日本有机可乘，最终将琉球王国纳入到日本的势力范围。 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军事胜利增强了日本崛起的自信。萨摩藩通过对琉球王国的控制，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最终成为日本国内强大的政治实体，并在后来的明治维新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萨摩藩入侵琉球对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崛起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明王朝在对待萨摩藩入侵琉球问题上态度十分消极，对日本除了贸易制裁外，缺乏更有效的反制手段。特别是对待琉球王国中日两属外交的容忍，纵容了日本对琉球群岛进一步扩张的野心，最终导致近代日本对琉球王国的强行吞并。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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