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1876-1886）为例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3:10:08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 徐君 参加讨论
摘要：“固川保藏”、“固川图藏”、“筹边援藏”是晚清经营西南边务的封疆大吏们逐步提出的西南边防战略。本文以丁宝桢十年督川治边为例，探讨晚清政府在海防、塞防俱紧背景下川藏经营思想的形成以及“固川保藏”、“筹边援藏”等边防策略的初步实施状况。 关键词：丁宝桢；西南边防战略；固川保藏 丁宝桢(1820-1886)是清末封疆大吏中一位具有改革思想和爱国精神的重要人物。其督川十年，多有建树，备受称赞。[1]对于丁宝桢的研究，以往较偏重于其洋务活动及其反教心态等方面，[2]而其督川十年间积极筹谋西南边防的历史却鲜有学者重视。在晚清边防战略中，丁宝桢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其督川十年期间所提出和坚持实施的西南边防战略为其后继者们继承和发展，实际上成为了晚清政府关于西南边防问题战略谋划的基础，很值得深入研究。 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对“中国已成为列国兵争之局”[3]逐渐有了一定的认识。刚刚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缓过气来，频繁的“海警”和“边患”使清政府对边防形势的忧虑与日俱增。由于“更露骨的侵略还是来自海上”，[4]处于内忧外患的清政府把海防作为边防的重中之重。清中枢内部一度出现海防、塞防之争，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力主加强海防工作，以增强对来自海上威胁的抵御能力。与此同时，来自西北新疆边地的威胁也使清政府不得不注意塞防。为应对来自海上的直接入侵和西北边地危机，清政府已经倾国库之所有，再无财力和精力兼顾西南边防。更何况当时来自西南的威胁还不明显，英国也只是提出入藏游历、通商的要求。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没有丝毫的警惕，他上书称：英人入藏要求不过是利之所趋，并不会危及中国在藏的主权。无力西顾的清政府显然接受了曾的建议，同意“英人惟利是图，所称专为通商尚属可信”。[5]1883-1885年，法国公然侵入越南，也未能使清政府警醒西南边地的危险。虚弱而麻木的清政府甚至为“节糜费”而下令让四川总督丁宝桢裁军减勇，根本就没有把英人入藏通商的要求与西南边防危机联系起来。筹划边务已久的丁宝桢对西南边患却充满了危机感和紧迫感，故拒绝执行清政府裁军减勇的命令，力排众议，反对中央政府接受英人入藏通商的要求，与此同时在四川境内做好防务准备、阻止英人进藏，并上书清政府历陈通商之害，提出“川藏一体”、“固川保藏”等边防策略。 对于西南边防，丁宝桢竭忱尽智。作为晚清官吏中较早注意西南边防问题并提出较为系统的巩固西南边防尤其川藏边防思想的人，丁宝桢将西藏边防与四川边防结合起来，提出了“固川保藏”的初步设想，奠定了其后川督及川边经营者们关于“固川保藏”的认识基础，开启了加强川藏谋划经营，进而“筹边援藏”的先河。 一、丁宝桢对英俄进藏游历等活动的认识 从光绪二年(1876)任四川总督到光绪十二年(1886)卒于川督任所，丁宝桢署理四川长达10年。1792-1899年间，英、俄等国开始对雪域藏地虎视眈眈，对于英国来说，正是对藏地从好奇到渴望了解的时期。[6]英国在这一时期的目标，即打通对华的三条商路：缅甸—云南，克什米尔—新疆，印度—西藏、四川。[7]在对第一条商路的探险中，英国损失了官员马嘉理，却利用这个事件于1876年强迫中国签订了《烟台条约》。 丁宝桢出任川督时，正值中国因马嘉理事件被迫签订条约，向国外敞开西南大门之始。《烟台条约》的许多条款都与允许英国组织进藏游历、传教有关。[8]条约签订的第二年(1877)英人就援引条约，要求入藏游历，其中吉为哩(W. J. Gill)要求由四川赴藏，贝德禄(E. C. Baber)要求从四川西部经过藏边到云南。对于吉为哩和贝德禄等人在川藏游历的行踪，丁宝桢给予了密切关注，发现吉为哩和贝德禄等人“一则由川赴藏，又由藏赴滇，一则由川赴滇，又由滇回川”，“沿途皆密绘地图”，进而认为英人名义上是为“查看通商事宜”，实质则是“查看道路形势，探明风土人情，以为日后拟由该国(指印度)陆路出入川境”。并提醒清中枢防范英人所谓的游历：“洋人入川情势，实为中国陆路一大关键，未可视为末务。”希望清政府以后对类似游历的要求随时“妥密防范”，以期“事事遏之于几先”。[9] 为了进一步说服清中枢重视西南边防，认清英国对西南尤其是川藏的侵略意图，丁宝桢在一日之内连上两道奏折，再三强调应该清醒认识到英国对西南尤其西藏图谋不轨：“臣窃揣英人之意，从前专注意海疆，今则二十余年，船炮既极坚利，而沿海之地势人情亦经熟悉，自认为经营就绪。惟不通海疆之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数省，未能水陆相通……故又欲以向之致力于海疆者，转而用之于西南各省。”[10] 作为四川总督，丁宝桢清醒地认识到英人特别关注四川的真实目的：四川与印度最近，得四川即可得到云南、贵州等地，进而打通长江流域的水陆交通线，“此实英人目前肺腑之谋也”。[11]丁宝桢用法国侵占越南的实例，谏诫清政府要关注英人在后藏边界的动向：“昔年法夷构兵越南，其蓄谋早在二十年以前。待至一旦蠢动，駸駸不可复制，是其殷鉴。”“彼越国鄙远”，中国仍为所疲，而现在“英夷久踞印度，印度全境归附日久，其根深蒂固，几与该夷内地无异，稍有不测，印度全藏，瞬息可到”。同时，丁宝桢又收集到英人在大吉岭一带活动的情况：英人广泛地收买藏人，“接待蛮子尤极殷勤，汉人次之。有放债与蛮子者，有赊货与蛮子者，现在蛮子皆乐于前往”。英人把铁路也修到大吉岭，“欲达帕克里而止，帕克里印界后藏，地距前藏仅十二站赶行八九日可到”。“洋人用意，大非良善……英人之窥伺藏地，已非朝夕。”[12] 光绪十一年(1885)，英国使臣马科蕾(C. Macaulay)准备从哲孟雄入藏考察，协议通商。驻英公使曾纪泽专门致函总理衙门，劝说清政府同意马科蕾入藏考察的要求。总理衙门把曾纪泽的信函转给四川总督丁宝桢。此时，丁宝桢已在病中，但仍坚持他对英人在西藏通商、游历要求的看法和高度的警惕性，并再次向中枢奏陈英人入藏考察的险恶用心：“外国人之用心也强狠，而为谋也阴鸷，每做一事，不得其所欲固不止，即偶不遂其所欲亦不止，历来皆然，非自今日。”“洋人决不轻言侵夺，与我专言通商，则可以阴遂所图而不觉。迨其继也，以通商之事，暗中潜移默化，彼固可以阴窃中国之利权……是洋人阳借通商之美名，实阴以肆侵夺之秘计。设使事机不顺，彼既得中国之利权，即欲占中国之土地，势不至易通商为侵夺不止，彼时我之虚实，彼尽知之，我之人情，彼尽悉之，此理之固然，不几全授人以柄乎。”[13] 丁宝桢分析英人要求与西藏通商“其意殆别有所在”：光绪年间重庆所立之约尚在，“特因彼之轮船不便行驶，故未能举行”。于是另出一计，要求与藏通商，又欲于重庆后路别开一隙，援引“乾隆初时一百余年之一纸空文，又不查其虚实，漫谓足以为据，是其意固明明可知矣，是因印度与西藏邻近，乃必……该洋人决非注意于西藏，殆暗借此以通四川大道耳。逞其谋”。[14]建议清政府万万不能应允英人与藏通商事。 光绪十一年，重病之中的丁宝桢前后两次(十月初三日与十一月二十九日)奏请开缺离职，他担心自己病势日渐沉重，无力就英国欲于西藏通商之事再继续尽责而致延误事体，因为英人要求通商实是“用心叵测，事关切要，更非空言所能敷衍”。[15] 当获知俄国人由新疆于田抄后藏近路赴藏，病危之中的丁宝桢对此表示出极端忧虑：由此行动可以洞察到英、俄实际上是在争夺西藏，英人为了防备俄国从新疆抄后路进藏占了先机，就要求与藏先行通商。丁宝桢专门上书提醒清政府要统筹兼顾：一方面西藏问题已不再是通商等利益问题，另一方面“此事亦恐我驻藏大臣一人不能了结”，清中枢应高度重视两个大国在西藏的争夺，并“早为防备”。[16]临终前，丁宝桢还依然心悬藏事：“英人俄人又均有入藏之议，将来必肇兵端。”[17]直到病危之日，丁宝桢在其遗疏中仍告诫清政府“外洋和约万不足恃”。[18] 二、“固川保藏“——边防战略中的川藏关系新维度 四川是西南数省中“菁华聚集之所”，也是中国内地联结云南、西藏以及印度的必经之地。丁宝桢清醒地认识到了四川在中国西南边务中的特殊性：“川境之接连夷地者，东西南北四面近夷地者十之六七，近夷界十之三四。”[19]再加上四川的地势民情十分复杂，因此“川省本不近海疆，而现时情势颇有更重于海疆者”。“情势所在，实不可不深长思也。”[20]必须保有足够的兵力以攘外安内。[21] 基于以上认识，丁宝桢特别强调四川在西南边防中的重要性。正是出于边防需求和保卫西藏的考虑，丁宝桢在四川设立机器局，开创了四川建立机器工业的先河，改善了四川的军队装备。机器局初办厂时，虽“颇为众论所不许”，但丁宝桢坚持开办。[22]最后终被时人认可：“成厂足与石井兵厂之于粤疆海防，汉阳兵厂之于长江要塞同一重要，洵非夸词。”[23] 在西南边防及川藏关系的认识上，丁宝桢强调川藏一体，“川藏唇齿相依，不能稍分畛域”，四川是保住西南边防的强大后盾，西藏防务的人力、物力、财力都仰赖于四川的支持。英人占据印度后，形成了“近在西藏肘腋，稍一有事，即掣动全川脉络”[24]的局面。因此丁宝桢认为“英夷之祸”，“其害更甚于法夷，而滇蜀必首当其冲”。[25]英在西藏通商的目的就是想从西藏打开通往四川、中国内地的突破口，如果“藏路一开则四川全境终失，川中一失，则四通八达，天下之藩篱尽坏”。[26] 由于日夜筹思西南边防，对于西藏的情形讲求得当，在当时朝廷处于“他非所计”[27]的状况下，丁宝桢逐渐受到清政府重视。光绪五年(1879)二月，丁宝桢得奉朝旨，被授予筹划西藏事务的大权，直接参与到藏事的谋划中：与驻藏帮办大臣色楞额一起就藏事“相机整顿……先事筹划，务臻妥协”。[28]丁宝桢被委以参与谋划藏事的重任后，有时单独上奏，有时与成都将军或驻藏大臣会奏，根据西藏地理与礼俗政教的特殊条件及川藏相邻的自然环境，不断提出巩固川藏边防的设想，并付诸实施。一方面，遵守定制，坚持常年从四川向西藏派驻军队；另一方面，每三年向西藏拨解官兵盐粮月费银13万两，有时还要超过此数，[29]以加强西藏的边防能力。 为了加强西南边防，丁宝桢主张采取特殊措施因地制宜地进行西藏开发。光绪十年(1884)，户部代递七品京官陈炽奏陈整饬开发西藏建议书。陈炽在奏陈中提出应在西藏采取注重兵戍、振兴文教、招集工商、试开矿砾等措施。对于陈炽的建议，清政府发给各地边吏讨论。作为西南最重要的边吏，丁宝桢并不认为陈炽的建议具有可行性，从几个方面分析“未可轻易更张”的原因：其一，训练喇嘛与劝学不可行，“今若令喇嘛土番等弃其所习而从事于兵戍，改其嗜欲，而究心于文教，何啻风马牛不相及。且西藏不皆土著，礼佛度修者固不乏人，而无赖之徒混迹其中，亦复众多。藉佛法以羁縻，尚不易于约束，若令知军旅之事，更难就我范围，为患不可胜言”。其二，开垦不可行，因为西藏土地贫瘠只生长青稞，且土地由历辈达赖喇嘛分给番目耕种，由商上征税，各自世守其土，招募流民屯垦无异于争其地而夺其业，其必不能相安。其三，通商惠工更不可行，其地矿苗被藏民认为地脉所在，不可宣露，“若招集工商，试开矿砾，不特启番众之疑，必致肇无端之衅”。[30]西藏情况特殊，清政府历来“顺其情以治之，拣大臣以镇之，设兵以卫之，其政事习俗，则因其旧而损益之，以遂其向化之诚，不复绳以腹地之法者，良以该处虽隶版图，而言语不通，文字不同，一旦改弦易辙，恐求其治而反速其乱”。[31]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轻易更张原有西藏政策。 丁宝桢关于川藏一体的西南边防思想，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成为清政府上下的共识。只不过，清政府真正认识到川藏一体以及西南边防的重要，并在川边专设大员进行筹划西藏及西南边防事宜，已经是20年之后的事了。 三、丁宝桢加强西南边防的措施 为了加强西南边防尤其是西藏的边防，丁宝桢在川督十年任中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 (一)发展军事，积极防备 丁宝桢通过对英人在西藏边界及邻国活动情况的分析，认为英人是在为侵藏做全面准备，他一方面建议清政府采取相应的防备措施，以加强有效的抵御，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西藏方面对于英人不过是“只有阻遏之心，并无坚拒之力，设彼族恃强逞凶，藏番无从抵御”[32]的客观状况。一旦藏中有事“必将求援于蜀，蜀中亦万不能坐视……亟应于无形中早为之备，免致临事仓卒”。[33]为达到防备目的，督川十年中，丁宝桢十分重视发展军事，提高军队抵御外侵的战斗力，在四川设立的机器局“将洋药笔码铜帽及快利之洋枪洋炮，加工添造，以备应用”，同时，将川省所有防营“分起调练，勤习枪炮阵法，并精练打靶等事”。[34] 丁宝桢进一步发展了洋务运动关于“军事自强”的思想，提出不仅要用洋器，而且要习洋式操练方法，认为“将欲与之争，而不能尽彼之所能，则我之士气先怯，万难取胜，惟悉彼之所能，行之既熟，再以中国之所长，攻彼族之所短”。[35]因此让川省20余营营勇仿照英人，“逐日操练……举凡战法、阵势、枪炮军火，无不悉仿其意，而务求精密”。所设立的川省机器局“所造枪炮军火，皆较洋人为精，且系自造自用，从不假借外洋一人，以前与洋人争战用购自洋人的枪炮等于洋人自用洋人枪炮不同”。[36] 此外，在川藏之间的川边，派兵驻守，“藉壮声威”，以便“策应”西藏。[37]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以出让缅甸作为阻止英人派遣马科蕾入藏通商的交换条件，但意识到“以英人现既并缅甸，恐狡焉思启之心因此益甚”，让丁宝桢对四川边防“密筹熟计，先事图维”。[38]丁宝桢分析前后藏距四川太远，驻军运粮供给均不便的实际情况，在川藏之间派驻兵勇，当时在巴塘驻勇2000人，里塘驻勇1000余人，这是清王朝为边防目的派兵驻川边规模最大的一次。 (二)联通边路，构建川藏一体 川藏地缘相接，但却文化迥异。稳固的西南边防在政治上要求加强川藏的联结，但晚清时代，四川与西藏之间却仍有土司辖区夹杂其间，成为构建川藏一体的障碍。光绪五年(1879)，在与驻藏帮办大臣色楞额遵旨会筹藏中应办事宜时，丁宝桢提出要想使西藏“事事就理，则必仍令汉番合而为一”，[39]而汉番合为一体，则需要驻藏大臣处事公平、恩威相济。为此，丁宝桢积极协调解决西藏汉番官员矛盾以及西藏与川边地区土司之间的矛盾，使川藏联为一体。 为了达到川藏一体，汉番团结，丁宝桢及时解决了里(塘)瞻(对)争界问题。光绪六年(1880)，西藏下瞻对所辖查录一支藏民扬言要到里塘抢劫，里塘土司召集土兵数千与之交战。在这种情况下，丁宝桢一方面派员带兵解散理塘土兵，一方面奏请清政府下令西藏地方撤回驻瞻对番官索康色，从而使双方“土民各安住牧，边隅永息纷争”，[40]并建议在瞻对和里塘之间划清西藏与四川的边界。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并未撤换驻瞻对的番官，清政府也未依计在川藏之间划界，致使四年之后的光绪十年(1884)，驻瞻番官索康色又称兵犯境，图攻台寨，焚杀百姓。丁宝桢再次派人前往查办：先查办了理塘挑起事端的祸首，“以释藏番之疑，复殄首祸之查番，以平里番之恨……并将历年里瞻交涉各案，逐件为之剖断清楚，里番之心始平，瞻番之气亦慑，两造俱各输服，甘愿具结遵断”。[41]此次里瞻纷争平息后，在双方公认处竖立两块界碑，规定“从此里塘所辖部落，番官不越境逼勒滋扰，瞻对所管地方，土司亦不得朦混侵扰”，[42]从而使滋扰川边多年的西藏在川边飞地瞻对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 光绪九年(1883)，丁宝桢派人解决了打箭炉、甘孜一带土司冲突问题，使川边北路恢复安静。 光绪十一年(1885)，乍丫[43](乍丫与巴塘、察木多、德尔格忒、江卡等处壤地环布，地广人强)地方头人要求与近邻察木多、巴塘一样随班进京朝贡。丁宝桢认为这是极好的稳固川边、拉拢人心的机会。为此，丁宝桢专门上书陈明乍丫请求朝贡的意义，建议朝廷趁势把这些强悍番族收归内属，解决长时期来川藏大道上“漫无统属”的乍丫与三岩问题，尤其是在“外洋觊觎之时”，解决西南边防一隅任何卸隙，都将会“于边庭大局实有裨益”。[44]清政府接受丁宝桢的建议，光绪十二年(1886)乍丫进京朝贡。自此，川藏间只有三岩一带野番，且乍丫内附后，有力地牵制了三岩。 (三)结好邻邦，共同抵御英人 丁宝桢督川时正是清王朝决定“保藩固圉”的主要时期。作为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丁宝桢根据西南边防情况提出应与印藏间诸国结好，以固藩篱保门户。 光绪三年(1877)，针对英人吉为哩等要求由川入藏的情况，丁宝桢专门上书，一方面陈明英人入藏探路用意狡谲，另一方面，请求驻藏大臣修好布鲁克巴、哲孟雄、廓尔喀等附属国“以固藩篱”。指出“欲图内地之安，则境外藩篱必先自固。蜀之门户在西藏，而西藏之藩篱在布鲁克巴、廓尔喀”。[45]因为“西藏为全属第一道藩篱，廓尔喀又为西藏切近屏蔽”，[46]只有极力笼络布、廓两国，才能断英人入藏之路，否则这两个藩国将会成英人的前沿；失去了布、廓两国，不仅西藏的屏蔽即失，川省的门户也会随之丢失。“若将该两国极力羁縻，绝英人近交之计，则两藏不失要隘，我得自固其藩篱。”如果把布、廓两国作为西南尤其是西藏的外助，“则自可以伐英人入藏之谋”。此后，丁宝桢多次上书强调结好布、廓等小国对于稳固西南边防的重要性：“实与海防相为表里。”[47] 光绪九年(1883)三月初一日西藏喇嘛乘夜间掠夺巴勒布商民财物，引起廓尔喀与西藏之间争端。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丁宝桢极力主张应从固藩篱的角度，尽快派专门大员秉公办结，以免“取怨邻封”。为了早结此案免误事机，他表示愿意从川库银中解拨银两先垫代赔偿，同时建议清政府“饬令驻藏大臣勒令铁棒喇嘛将为首滋事抢夺之喇嘛交出照例惩办，明正典型，以彰国宪，而顺番情”。当廓尔喀王答应可以用10余万银两了结此案时，丁宝桢又上书建议清政府对廓尔喀进行嘉奖，以“坚其内向之心”，并再三强调“当此英俄窥藏，事机紧要，多一重门户，即多固一处疆圉……不但边域增一障蔽，兼使异族少一内助”，[48]对川藏全局均有裨益。 西藏历史上的另一重要藩篱国哲孟雄，“此时似意属骑墙”，时常在印度与西藏之间“彼此播(拨)弄”，“若不早为筹及，恐其外肆勾结，内挟欺凌，将来洋人与藏中衅端，必从此起”。出于固藩篱的考虑，丁宝桢提议把解决哲孟雄的问题作为“筹划该藏之第一要务”，对其进行侦查弹压，把新设的两名稽查游历洋人委员，分派一人驻守在与哲孟雄毗邻的江孜，以便就近探查哲孟雄情形，“随时随事稽查弹压”，如果“该番别有阴谋”，也可以“设法预为解散”，“不致暗中愚弄或可弭患未萌”。[49] (四)派员赴印，考察藏边情势 为了更主动地掌握西南边防的情况，丁宝桢还专门派员赴印度一带考察。 光绪四年(1878)四月，鉴于西南边防时有洋人窥视、打探，丁宝桢上书力陈西路边防的重要性：西路到西藏一带全是陆地，而由藏至五印度相距不过一千数百里。英人不仅占据了大吉岭，而且加意经营，大吉岭与卫藏紧邻，英人又在东印度的孟加拉以东开拓新境，称为阿塞密，而阿塞密距西藏边界不过数百里，如此近的距离，则数年之后必将直抵藏境。为了未雨绸缪，丁宝桢奏请仿照上海、北京两处派员出国学习机器、算学的形式，派一两名精习舆图、熟谙算学仪器之人，游历印度，察看形势，绘画舆图，将沿途山川形势径途道里以及人民性情一一详绘总散地图，并详细帖说，以便“尽知全蜀西南形势”，为“以后遇事区处较有定见”。丁宝桢设计的考察路线是由前后藏到廓尔喀，折至中印度，遍历东西南北各印度，循恒河向东，至孟加拉以东的阿塞密东北境，再溯雅鲁藏布江返回，历经布鲁克巴及珞瑜野人之地，最后达于南墩。[50] 江西贡生黄懋材被选派充此重任。光绪四年(1878)七月，黄懋材由成都启程，行到巴塘时遇到藏人拦阻，改变了既定的行进计划，由四川绕至云南中甸，经丽江、大理、永昌府，从云南腾越厅出关，过野人山进入缅甸国境内，至蛮薯新街，乘轮船而下，经过缅甸的阿瓦都城，到达漾贡海口，再坐船至东印度孟加拉，游历孟加拉各地。最北到达大吉岭，东北到亚山，东至达喀姑斯替，西至厄纳特亚加拉得希等城，西南至孟买信都等部。除此之外，黄懋材又遍历了南洋、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诸岛及安南、西贡等埠，前后历时两年，于光绪六年(1880)六月回到成都，共绘成五印度全图一册，译出印度博物馆所藏西域回部图一册，四川至西藏路程图、云南至缅甸路程图各一册。黄懋材历经两年艰辛，把途中所见著成《西 日记》一卷、《游历刍言》一卷、《西缴水道》一卷，另有《印度劄记》，后合刊为《得一斋四种》。这些游记等资料成为日后清政府与英人就野人山及滇缅划界的主要凭据。 结语 丁宝桢对于西南边防及西藏问题的思考与措施，积极推动了清政府更加重视西南边防问题，为中枢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与同时期的几位驻藏大臣相比，丁宝桢关于西藏以及西南边防的看法要全面和高明许多，每次上书所陈奏内容多是在详细了解情况基础上提出的，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也由此显示了他非凡的洞察力。正因为如此，丁宝桢的一些建议也受到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丁宝桢关于与布鲁克巴、廓尔喀修好以固藩篱的建议，被总理衙门批示：“该督所筹，自系深虑远谋，亦目前之要策”，“足见用意深远”。[51]清中枢不仅完全采纳了丁宝桢的这一建议，还进一步委托丁宝桢继续密陈切实妥协办法。之后形势的发展，更证明了丁宝桢关于结好邻国为藩篱主张的前瞻性，当布鲁克巴、廓尔喀两国先后被英国吞并，西藏就于1904年被迫与英订立城下之约。至此，藩篱渐失，川地门户顿开，才促使清政府彻底下定决心，采取各种措施以期有所挽回。 作为晚清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丁宝桢，在四川围绕着西藏及整个西南的边防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是清朝晚期第一位把川藏视为一体并进行筹划、进而采取相应措施的边疆大吏。他在四川设立的机器局开创了四川近代机器制造工业的先河，其关于练兵防备的主张以及所采取种种措施，被其后的几位边疆大吏所汲收，如继任川督的刘秉璋、驻藏大臣文硕等都曾秉承丁宝桢的遗志着意加强川藏之间的联动关系。至清朝末叶，清政府在川藏之间的川边地带专设川滇边务大臣，以行省级别待之，以求有效治理川滇的藏地，使川藏之间连通一气，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与治理，从而达到“固边保藏”的目的。这些措施虽然是建立在晚清西南诸多边疆大吏对西南边防尤其是川藏一体关系逐步加深的认识基础之上，但丁宝桢无疑是这一做法的滥觞者。同时，丁宝桢也是封建王朝历史上第一个为了巩固西南边防而派专人考察西南边境尤其是西藏边境情形的封疆大吏，此次考察为日后清政府在西南边境与英人交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确切的证据。 丁宝桢对于晚清西南边防以的思谋、筹划，被李鸿章赞为“西川一带边防”的“万里长城”。[52]后世研究者吴丰培则称其筹划川藏边防“用意深远，筹划有方”；慨叹丁宝桢的早逝“非独西藏之不幸，亦中国之大不幸也”，如若不然，“抚藏可使其指挥自如，不致如以后之抗违不遵，动辄掣肘。御英则力等势均，议约则不致权利尽失，边境竟非我有，后任庸碌之辈，无一能逮其志者”。[53] 注释： [1]参见曾少敏：《丁宝桢与四川机器局及其历史价值》，《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1年第9期。 [2]参见戴斌武：《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晚清地方督抚——丁宝桢洋务活动解析》，《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曾少敏：《丁宝桢与四川机器局及其历史价值》，《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1年第9期；戴斌武：《丁宝桢反教心态及范式透视》，《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贾熟村：《丁宝桢编年事略》，《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张佩伦：《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涧于集•奏议二》。 [4]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6页。 [5]吴丰培辑：《色楞额驻藏奏牍》，《清代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9页。 [6]参见Dibyesh Anand: British India and Tibet: Images and Realities. 2006年10月17日在四川大学演讲稿。 [7]参见[加]谭•戈伦夫著，伍昆明、王宝玉译：《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8]《烟台条约》专附一条：现因英国酌议，约在明年(1877)派员，由中国京师启行，前往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所有应发护照，并知会各处地方大吏暨驻藏大臣公文，届时当由总理衙门察酌情形，妥为办给。偌若所派之员，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俟中国接准英国大臣知会后，即行文驻藏大臣查度情形，派员妥为照料，并由总理衙门发给护照，以免阻碍。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50页。 [9]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489—491页。 [10][11]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490—491页。 [12]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23—524页。 [13][14]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27—530页。 [15](清)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卷26，光绪十九年刊本。 [16]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32页。 [17][18](清)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卷26，光绪十九年刊本。 [19][24]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25—527页。 [20][26]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27—530页。 [21]参见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25—527页。 [22]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88页。 [23]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20页。 [25]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23—524页。 [27]参见罗文彬编：《丁文诚公遗集》首卷《国史本传》，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辑，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28](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07页。 [29]参见《清德宗实录》卷116；卷140；卷190。 [30]参见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24—525页。 [31]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24—525页。 [32]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27页。 [33][34]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23—524页。 [35]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27—530页。 [36]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25—527页。 [37][38]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33—534页。 [39]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494—496页。 [40]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07—508页。 [41][42]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18—521页。 [43]乍丫地处宁静山以外，康熙年间曾被封有呼图克图名号，前后三次随征廓尔喀及瞻对，因失火寺毁丢失了呼图克图的封号印纸。按雍正年间的川藏界址，既未受中央王朝的管辖(无论是羁縻还是直接派官)，也不属于西藏商上的管辖范围，故习称野番。其地是进藏的必经之地，与附近的三岩一样常常成为进藏的梗阻。参见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拟定乍丫贡品人数折》，《清代藏事奏牍》，第534—536页。 [44]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垦准乍丫入页片》，《清代藏事奏牍》，第522—523页。 [45]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22—523页。 [46]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533、516—517页。 [47]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490—491页。 [48]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请嘉奖廓商财物派员查办折》，《清代藏事奏牍》，第516—517页。 [49]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495—497页。 [50]参见吴丰培辑：《丁宝桢藏事奏牍》，《清代藏事奏牍》，第493—494页。 [51]吴丰培辑：《丁宝桢奏牍》，载《清季筹藏奏牍》第1册，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9年版，第5—6页。 [52]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回复丁宝桢的信函：“窃念时事多艰，西陲一隅，全赖大才稽柱……当祈为国爱身，永肩钜任，以慰中外之望。”《李文忠公全书》卷20《朋僚函稿》。 [53]吴丰培辑：《丁宝桢奏牍•跋》，《清季筹藏奏牍》第1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