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经验初探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5:10:14 《西藏研究》2001年第4期 旺拉 参加讨论
一、审时度势，适时决策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16世纪起，外国传教土就染指西藏。19世纪40年代后，随着清朝国力的日益衰弱，英、俄、日又加紧争夺西藏。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蒋介石又大打内战，无暇西顾。噶厦当局趁机在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操纵下，不断制造分裂活动。这时，美国战略情报局又插手西藏，大有取英国而代之之势。而且西藏的民族、宗教问题十分复杂，自然条件恶劣，交通困难，我党又没有任何工作基础。何时解决西藏问题？早了，欲速则不达；晚了，后患无穷。何时最好，便是摆在党中央、毛泽东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从现在所能查到的资料看，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辞中，没有提出解放西藏的问题；相反，1949年2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议任全国的形势时，讲了他对解决西藏问题的看法。他说，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木能操之过急。[1] 从1949年6月起，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开始了向全国的大进军。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根据行前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商量的内容，于7月4日向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在介绍中国当时的形势时指出：“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夏秋两季可望继续解放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望解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可以基本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西藏须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须待明年解放。”[2] 这些谈话、指示和报告说明，党中央、毛泽东对解决西藏问题是十分慎重的，解放西藏问题当初也没有时间表。可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加快了策动“西藏独立”的步伐，达扎集团也加紧了分裂祖国、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活动后，毛泽东的打算发生了变化。 7月8日，达扎集团制造了“驱汉事件”，并于7月9日就此事致电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称：“必须遣走一切可疑之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中国代表及其随员、无线电报员、学校教师、医院工作者及一切其他可疑之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各自返回其原籍，以免妨碍中国与西藏间之法主与檀越关系”。这就迫使党中央、毛泽东不能不考虑尽快解决西藏问题。8月6日，毛泽东就《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致电彭德怀、贺龙和习仲勋，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作准备。”[3] 8月，美国当局派出“广播评论员”汤姆斯父子窜到拉萨。他俩和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的负责人理查逊同摄政达扎密谈，鼓动西藏当局扩军备战。达扎通过他们要求美国给予援助。9月间日，西藏噶厦当局召开会议，决定因“我们政教合一的国家的信仰和习俗，与共产（党）的见解和行为水火不相容，因此不能不考虑采取文武等策略来尽力对付”。 面对达扎集团的这种行为，在人民解放军于8月26日解放兰州，9月5日解放西宁，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包尔汉于9月25～26日宣布起义，使新疆和平解放的形势下，毛泽东于10月10日电告王震，“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毛泽东在10月13日致电彭德怀时指出：“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西南局的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4]从而把经营西藏的任务，交给了第二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的十八兵团，解决西藏问题就这样提上了日程。 11月20日，西藏“外交局”致信毛泽东，声称西藏“不论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未丧权于外国”，“请不要让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过了不久，达扎派出几个“亲善使团”，携带致毛泽东信的抄件分别去英、美、印度和尼泊尔，寻求政治和军事援助，并派一个代表团去内地，以便向中国共产党当局解释并声明西藏独立。同时，大力扩军备战，加快了军事部署，把藏军由原来的13个代本（相当于团）扩充为16个代本，将其中的大部分布置在昌都周围和金沙江西岸，并在昌都征集了3000民兵，共约8000人，还从拉萨运去枪支、大炮和弹药，设立无线电台等，准备扼守金沙江和昌都，妄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12月20日，达赖又致信印度总统、总理，请求“凡西藏方面提出请求解决的大小事情，在目前的局势下，特别请予以有力的帮助”。 党中央、毛泽东针锋相对，加快了经营西藏的部署。鉴于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部属又在青海，毛泽东把经营西藏的任务改给了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刘伯承，要求把经营西藏问题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电报指出：解放西藏应争取于1950年秋季或冬季完成，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电报又进一步强调说：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不只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电报要求西北局即应对藏族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应准备的问题作出计划。[5] 11月15日，人民解放军占领贵阳。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宣布起义。30日，人民解放军进入成都。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歼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此时的毛泽东为解决西藏问题也加紧调兵遣将。他在12月中旬去莫斯科的途中，即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写了一封信，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6] 接着，根据西南地区大部解放和12月30日彭德怀给中央电报中反映的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建议从西南方向进藏的意见，正在苏联莫斯科进行访问的毛泽东对执行解放西藏任务的部队及时作了调整，于1950年1月2日电告中央并西南局、西北局，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电报接着指出“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提出了向西藏进军的时间、解放西藏的任务和各种准备工作的要求。[7]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作出具体指示：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于4月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以前占领西藏。[8] 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又电复西南局，完全同意刘邓进军西藏之计划，并指示，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5月中旬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请西北局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经为办理”。[9]审时度势，党中央、毛泽东适时出了解放西藏的英明抉择。 二、坚持政治争取，军事外交密切配合 党中央在酝酿解决西藏问题的同时，就确定了政治争取的方针。 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以“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敌人的方针，并要求各野战军领导人“注意和学会用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解决问题。继1949年7月4日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指出“西藏须用政治方式去解决”后，8月6日，毛泽东在《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的指示中强调：“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解决，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指示西北局“十分注意并保护班禅及甘青的西藏人，以为解放西藏作准备”。1950年1月18日，朱德总司令在政务院召开的西藏问题座谈会上讲话说：“西藏问题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不得已才用兵，要向西藏的王公、贵族、喇嘛们说明我们的政策”。[10]1月20日，针对西藏当局所派人员外出寻求支持“西藏独立”的阴谋，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希望西藏方面“派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问题”。2月25日，中共中央复电西南局并西北局，强调“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11]政治争取方针内容、重点、做法就这样形成并确定下来。 在和平解放西藏的整个过程中，哪怕在被迫进行昌都战役时，从中央、西南局、西北局到在青海、四川、西康的部队、中国驻印使馆等，都始终坚持这一方针，通过各种途径，采取不同方式，积极开展政治争取工作，重点开展了对班禅集团和达赖集团的政治争取工作。 首先是积极主动地展开了对班禅集团的争取工作。1949年8月，彭德怀接到毛泽东8月6日的电示后，立即派人与兰州地下党市委书记杨石取得联系，要他进一步做班禅的工作。8月26日，彭德怀又电示青海省委，要他们在班禅的供养寺塔尔寺选派佛僧去做班禅的工作。在共产党的感召下，班禅于10月1日分别发致敬电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司令员，要求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11月，青海联络站（对外称青海省民族问题研究委员会）派出人员深入班禅所在地开展工作，了解情况，宣传政策。11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司令员分别复电班禅，“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经过工作，帮助解决具体困难，班禅集团更加靠拢和拥护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1月3日，班禅堪布会议厅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谴责西藏当局派“亲善使团”出访，并“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8月3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指示对班禅的地位须有适当安排，要他在班禅集团内选择适当人员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物色候选人报告中央，并同意计晋美来北京。9月，毛泽东主席接见了计晋美率领的致敬团。 从1950年1月至7月，西北局还开展了对达赖集团的工作，先后派出70人进藏，其中青海联络站张竟成（藏族）等人，5月初到拉萨后，将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喇嘛的信以及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绕嘉措给达扎的信交给了西藏喝厦当局的有关方面，6月初带回噶厦当局给廖汉生的复信。这是我党和政府第一次同西藏当局的通信联系。由当才（达赖的长兄）、夏日仓、先灵等活佛组成的青海寺院赴藏劝和团于7月中旬出发。抵拉萨后，虽然夏日仓和先灵两活佛遭软禁，我党工作人员被押送山南，但昌都战役胜利后，经过迟玉锐等的斗争，迫使西藏当局于1950年春释放迟玉锐等，发还了电台。以后这部电台向青海联络站发回情况，还转发了噶厦致阿沛•阿旺晋美的电报，成为我党在西藏的第一部通报电台。 西南局在1950年1月受领经营西藏的任务后，迅即开展对达赖集团的争取工作。2月24日，西南局上报中央，决定派志清法师去拉萨做争取工作。6月1日，中央批准格达活佛进藏做争取工作。7月10日，格达活佛一行从白利寺出发，沿途宣传党中央的十条政策，做上层人士和群众工作，介绍解放军尊重藏族同胞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情况，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勿与解放军为敌。7月24日到达昌都，随即拜见昌都总管拉鲁，表达前往拉萨的愿望。他在昌都受阻期间，给在拉萨的上层友人写了信，还向噶厦发过电报，讲解中央的政策，殷切希望以谈判解决西藏问题。 6月12日，进驻甘孜的十八军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和政治委员天宝复信拉鲁，针对他的来信内容，阐述了当前的形势，宣传了中央的十条政策，“深望藏方当局及藏族同胞深明大义，毅然脱离英美帝国主义的羁绊，早日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并希望拉鲁“立即派员来甘孜前线指挥部就有关进军西藏解放之各项具体问题，详作洽商”。我驻邓柯、巴塘的部队也向金沙江对面的藏军代本写信和捎寄宣传品，做争取瓦解工作。西藏工委委员平措旺杰、西康玉隆头人夏克刀登还向藏军第九代本格桑旺堆写信，提醒他认清形势，作出正确决择。 我国驻印度大使馆也积极开展政治争取工作。1950年8月4日，我国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键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复信夏格巴，指出：“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欢迎你们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的名义前往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在批准昌都战役作战计划前后，袁仲贤大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还多次会见西藏代表团成员，敦促西藏代表团速去北京谈判。9月17日，刚抵达印度的我驻印大使袁仲贤通知在印的西藏代表务于9月20日到达北京。9月23日，袁仲贤大使又告诉西藏代表团，原定20日的期限已过，人民解放军将按计划行动，发生的后果由他们负责。不过，如果他们能很快去北京，仍然是好的，要他们迅即动身。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庆祝建国一周年的大会上，又一次重申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希望西藏噶厦当局不再迟疑。 但是，噶厦当局自恃有一万多藏军，又有英美的支持，还有金沙江天险，对中央和进藏部队的呼吁、忠告一直置之不理。毛泽东早就预料到这一点。他在1949年11月23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就说过：“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在政治争取无效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被迫进行了昌都战役。毛泽东在1950年8月23日就批准昌都战役给西南局的电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西藏代表来京时，我们拟以既定的十条作为谈判条件，争取西藏代表签字，使十条变为双方同意的协定。果能如此，则明年进军拉萨会要顺利些。”[12]事情正是按照毛泽东的预料那样发展的。 昌都战役从1950年10月7日凌晨开始，到24日结束，历时17天。共歼灭三、七、八、十这四个代本全部和二、四、六代本各一部共5400人，争取九代本300余人起义，缴获了大批外国武器。这次战役的胜利，摧毁了噶厦妄图依赖外国势力图谋“西藏独立”的有生力量，击碎了达扎、夏格巴等一伙企图分裂祖国的梦想，为和平解放西藏扫平了道路，叩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 昌都战役后的11月17日，达扎下台，达赖亲政。12月17日，噶厦当局决定派代表赴昌都谈判。1951年1月27日，噶厦当局派员向我驻印大使送交达赖的信，表达谋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2月27日，达赖致函中央领导人，通知已派出和谈代表前往北京，期望达成“好的协定”。3月，五名代表分别从昌都和亚东出发去北京。5月23日签定《十七条协议》。12月，十八军进藏部队与西北进藏部队胜利会师。 与此同时，周恩来根据中央的方针，会见印度驻华使节，通过外交途径递交照会，积极开展外交工作，阐明我国政府立场，有力地配合了政治军事斗争。 三、维护统一，反对分裂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达扎集团在西藏地位问题上制造了种种奇谈怪论，说什么中国与西藏是“法主与檀越关系”；西藏“是政教会一的国家”；“独立自主的信奉佛法的国家”；“不论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甚至把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今后不要派遣军队以势欺人，不要进入昌都前后地区及原内地政府占领的西藏领土”等作为与中央谈判的条件。这当然是中央和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不能答应的。 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是解放西藏的基本任务。从毛泽东的批示到我国政府的声明，从给噶厦当局的和谈代表和地方官员的信函到给外国的照会，从四条和谈条件到和平谈判，我们都坚持和维护这一立场，毫不动摇。 达扎集团制造“驱汉事件”后，新华通讯社发表社论声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以外”。 邓小平主持制定四条和谈条件，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13]这一条的内容后来成为中央批准的十项条件的第一项，《十七条协议》的第一条。 1950年10月，针对一些国家污蔑我们进行的昌都战役，毛泽东曾三次批示，要我国驻外大使向有关国家的政府和驻我国大使表明：“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14]“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15]“中国军队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16]这些声明、批示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心声和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 在邀请西藏当局派代表谈判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员、我驻印使馆官员，都耐心地给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讲道理、做工作，使他们逐步认识到，从历史上看，西藏早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而最终达成了协议。 几十年如一日，时至今日，这一条仍然是政治基础，是试金石。想当初，对《十七条协议》，达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曾信誓旦旦：“西藏地方政府及西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曾几何时，达赖一旦叛逃到国外又嘀嘀不休叫嚷中国1950年“侵略”西藏。40年后的今天，虽然达赖“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再说不谋求“西藏独立”，但是却不敢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说穿了达赖的不谋求“西藏独立”是假，实现“西藏独立”是真。 四、从实际出发，采取特殊政策 在《十七条协议》中有关西藏的现行制度和社会改革问题规定：“（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也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与此相关的还有三条。这是从西藏实际出发采取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特殊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人解决民族问题的创举。这些规定是在邓小平深入研究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并主持制定的四条和谈条件和十项方针的基础上，经过一年的实践，逐步充实形成的。 1950年3月，西南局向中央呈报了十八军党委草拟的进军口号24条。29日，毛泽东批示，请邓小平“修改或重拟一稿”。[17]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5月11日，西南局上报了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四条和谈条件，其中第三条是：“西藏各种现行制度暂维现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18]5月17日，中央批复认为，“西南局的四条较好”，并“望西南局和西北局再加研究，各起草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若干条，报中央审查决定（从速）”。[19]5月27日，西南局上报了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和平谈判及进军基础的十项方针。其中，将四条和谈条件中的第三条仍作为十项方针的第三条，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和突出：“（三）西藏各种现行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另外增加了两条，即：“（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之一部分”；“（八）有关西藏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这个十条方针呈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只在第八条中加了“及西藏领导人员”七个字，余均同意。[20]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理应推翻。而“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大陆地区（包括民族地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西藏仍将在一段时期内保留封建农奴制度。如果人民提出改革要求，还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在各民族地区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底和1957年初，毛泽东还请周恩来转告达赖，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根本不谈改革，六年之后是否改革，如何改革，由达赖决定。翻开世界各国历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有实行过这种政策的国家、政党吗？没有。 中央的这一政策，是从西藏的历史、民族、宗教等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充分体现了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得到西藏广大民族、宗教人士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签定及顺利进军西藏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协议签定后，西藏工委和驻藏人民解放军切实履行协议，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史无前例的工作。当达赖集团一再制造事端，在西藏还没有搞改革就拼命反对改革，并挑起局部叛乱的时候，中央再次作出让步，决定推迟改革，还内调大批的工作人员和解放军。其实，达赖集团出于农奴主阶级的本性，根本不要改革，公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从而撕毁了协议。 历史总是无情的。西藏形势的发展与达赖集团的主观愿望相反，武装叛乱却加速了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灭亡，百万农奴经过民主改革获得翻身解放后，又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期以来，达赖集团移花接木，鼓噪要中央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含义十分清楚，就是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在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按达赖集团的说法，不但要在西藏，还要在整个藏区，实行封建农奴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倒退，是对历史的反动！理所当然地遭到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体藏族人民的坚决反对，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坚决不答应的。 五、坚持团结，解决民族内部问题 在《十七条协议》上，涉及到班禅问题的有两条，这是和平谈判成功的标志之一。历史上，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严重失和，1923年，九世班禅逃亡内地，双方积怨很深。1933年，十三世达赖逝世，西藏地方政府写信给九世班禅，希望他回藏主持寻找达赖转世灵童。1935年至1936年间，九世班禅在国民党卫队的护送下准备返藏。他们到了玉树，噶厦提出不准卫队入藏。双方经过多次交涉，毫无结果。最后九世班禅在玉树逝世，双方对立更加严重。和谈前，西藏代表得悉十世班禅也将到北京，立即发报请示达赖和亚东噶厦，希望噶厦宜早承认九世班禅转世灵童。不久收到回电，此事已得到解决。 尽管达赖与班禅双方的积怨那么深，中央却从西藏民族的团结和藏民族的利益出发，采取了与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根本不同的政策，在和平谈判中提出了班禅问题。当谈判一提出班禅问题时，西藏代表就表示，现在是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解决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问题，班禅问题与此无关，拒绝讨论。中央首席代表李维汉说，这个问题关系到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过去国民党时期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仅要解决汉藏民族之间的团结问题，也要解决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问题。李维汉并且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班禅即通电拥护，他们近三十年来没有勾结帝国主义，没有卖国，是爱国的，这是一个界线。尽管中央代表作了许多解释，但西藏代表不点头，说西藏地方政府没有授权讨论这个问题。谈判一时难以达成协议。休会后，中央代表来到西藏代表下榻的北京饭店，作小范围内的非正式磋商。中央代表说，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大事都谈妥了，剩下西藏内部团结这件小事，为什么就达不成协议？西藏代表说，大事也好，小事也好，反正我们没有任务谈判这个问题。要谈那是协议签定后达赖和班禅双方的事。就这样，班禅问题的谈判从上午9点谈到中午，吃了午饭又继续谈，一直谈到下午近6点。最后中央代表提议，把达赖、班禅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放到协议签定后解决，在协议中只写恢复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和好时的固有地位和职权。西藏代表经过商量，表示单是这样写可以。 在中央代表的不懈努力下，达赖和班禅的团结问题得到解决。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得以实现。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庆祝签定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宴会上讲话时深情地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21]50年弹指一挥间，毛泽东昨天的希望已经变成今天的现实。西藏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空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作为当初一支力量的“领袖”的达赖在发动的武装叛乱失败后，走上背叛民族、背叛祖国的道路，叛逃国外，寄人篱下，成为西方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西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西藏，奔向现代化的西藏航船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经验十分丰富、深刻。在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今天，研究、继承并发展这些经验，必将进一步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加快经济社会建设。 注释： [1]江村罗布主编：《辉煌的20世纪新中国大纪录•西藏卷》，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65页。 [2]于景森：《领袖在共和国诞生前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1版，第302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20页。 [4][5]见注[1]，第675页。 [6]古越：《大运筹——共和国元帅重大决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597页。 [7]同注[4]。 [8]见注[6]，第596页。 [9][10]见注[1]，第676、68页。 [11]同注[10]。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475页。 [13]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和平解放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75、76页。 [1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18页。 [15][16][17]第587、627、283页。 [18][19]见注[13]，第76、77页。 [20]见注[1]，第69页。 [21]《人民日报》，1951年5月28日。 另注：文中所引西藏达扎集团的一些言论摘自《辉煌的20世纪新中国大记录•西藏卷》、《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和平解放西藏》等书。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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