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苗裔”在表示北方少数民族族源关系时的特定含义
http://www.newdu.com 2025/04/07 08:04:41 《北方文物》2008年第1期 宋立恒 参加讨论
摘要：古人经常用“某某苗裔”来表述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族源关系，《辞源》和《辞海》将其简单地解释为“后代子孙”，是很不确切的。本文通过考证后发现，其实“苗裔”一词在这里具有特殊的含义，它专指“某某”女性的后代子孙，古人所以要用“苗裔”表示这种特定关系，与“苗裔”在反映血缘关系上的不确定性有关。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族源构成的“二元规律”，以及其他一些与族源相关的问题。 关键词：苗裔的含义；女性后代；“二元规律”；族源 我们在史书中经常看到古人用“苗裔”一词来表示古代北方民族的族源关系，即某某民族为“某某苗裔”。对于“苗裔”这个词语，《辞海》、《辞源》等一些权威性的词典均将其简单地释为“后代子孙”[1]。其实这是很不确切的，其并没有反映出该词语的特定含义。根据我们对史书中几处涉及“苗裔”一词材料的认真考证发现，古人在使用“苗裔”表述某个民族族源关系时，其用意是在说明这个民族与所谓“某某”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即为“某某”的女性之后代。关于这一点，过去几乎没人意识到。正确理解这个词语的含义，不仅直接关系到那些被称为“某某苗裔”的古代北方民族族源关系的认定，而且对探索族源构成的一般规律及解决一些与族源相关的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苗裔”在表述族源关系时的特定含义 史书中虽然常见用“某某苗裔”的表述方式来表示北方少数民族的族源关系，但对其中的“苗裔”与“某某”之间的关系却少有相应解释，要想知道二者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弄清“苗裔”这个词的真正含义。通过我们对史书中3条涉及“苗裔”的材料所作的深入分析和考证，最终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即“苗裔”是专指“某某”女性之后代而言的。现考之如下: 其一，《隋书》卷84《铁勒传》: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2] 据《魏书》的《高车传》记载，“高车古称铁勒，又称敕勒”[3] ，因其车轮高大，后被称为高车。这说明铁勒和高车是同民族异称。如果能够知道高车和匈奴之间的族源关系，也就等于把铁勒和匈奴之间的族源关系考证出来了，从而便能确知“苗裔”的含义。该《传》对高车的族源是这样记载的: “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 ‘吾有此二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 ‘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 ‘不可，未%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 ‘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 ’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4]初看起来这好像是神话传说，但如用人类文化学的观点来解读它的真正含意，它所告诉我们的则是关于高车族族源的信息，即高车族的族源是由匈奴族的女性和以狼为图腾的部族男性相互通婚而构成的，换言之，也就是说高车族是匈奴族女性的后代。对于这种关系，《魏书》作者本身或许已有所知，不然不会直接称高车为“匈奴之甥”[5]。后来的《北史》也认同这种说法，亦称高车为“匈奴之甥”⑥。既然高车族是匈奴族女性的后代，“铁勒，又称高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言，铁勒的女性祖先也是匈奴族，所以《隋书》所说“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之“苗裔”一词的真正含义就是指匈奴女性的后代无疑了。 其二，《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上》记，黠7 斯“黑瞳者，必曰陵之苗裔”[7]。 据《元史》的《地理志》记载，元代有吉利吉斯族，该《志》的注文对其族源是这样描述的:“吉利吉斯者，初以汉地女四十与乌斯男结婚，取其义而名其地。”[8]这说明吉利吉斯的女性族源就是所谓的“汉地女”，而我们知道元代的吉利吉斯就是唐代的黠戛斯[9] ，那么，黠戛斯的族源也应与这些“汉地女”有关，特别是那些被称为“黑瞳者”的人，如果从体质人类学的特征来看，作为“汉地女”的“后代子孙”恐怕就更无疑义了。问题是《新唐书》为什么要把这些本为“汉地女”的“女性后代子孙”写成是“陵之苗裔”呢? 我们在《汉书·李陵传》中找到了相应的答案，原来李陵在投降匈奴后曾被封在匈奴西地为丁零王，“汉地”就是指李陵的封地，而这些“汉地女”属于李陵的部众，故被冠以了李陵的名字。这一点很像史书中所说的吐谷浑，吐谷浑就是以其首领的名字而称其所辖部众的。因此，我们不可因为李陵是男性就按字面的意思把这个“苗裔”理解为是男性的后代子孙，相反，它同样是指女性的后代子孙。 其实，《新唐书》的《回鹘传下》在表述整个黠戛斯族源时所说的“其种杂丁零，乃匈奴西鄙”[10] ，也变相地反映了这个事实，因为李陵投降匈奴后被封在匈奴西地，所以“匈奴西鄙”就是指李陵封地，不过，在这里它是用来表示族源的，所代表的则是李陵部众，如果我们把“其种杂丁零”看成是对男性族源的确定(此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那么，“乃匈奴西鄙也”只能是对女性族源的说明，否则就没有实际意义了，因此，这句话同样可以作为“陵之苗裔”之“苗裔”所指李陵部女性后代子孙的一个佐证。关于上述问题，今人薛宗正先生也有考论[11]，可供参考。 其三，《魏书》卷103《蠕蠕传》有“蠕蠕，东胡之苗裔”[12]的记载。 对于这个“苗裔”含义的考证，虽然没有像上述两条记载那样有可以证明的相应材料，但是，该《传》记载的本身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依据。该《传》称: 蠕蠕始祖为木骨闾，原为北魏所掠得的一个“发始齐眉”的小奴隶，当时他已不知本姓，到壮年时，才被免奴为骑卒。后来在穆帝时因坐“后期”当斩，逃亡藏匿广漠溪谷间，到其子车鹿会时始有部众，自号“柔然”。这就是说，作为蠕蠕(柔然) 的父系族源本应是木骨闾的所出之族，但由于木骨闾“已不知本姓”，无法以他的族名来命名，所以要表示这个民族的族源，就只好用其母系民族的名称了，而这个母系民族据我们推断就是鲜卑族，因为木骨闾既已壮年，又被免奴为骑卒，在北魏这样一个鲜卑族建立的国家中所娶之妻为鲜卑女的可能性最大。至于《魏书》为何不直接称蠕蠕为“鲜卑之苗裔”，而称其为“东胡之苗裔”，这也许出于蠕蠕(柔然) 与鲜卑族敌对关系的考虑而采取了变通方法，即用了一个可以涵盖鲜卑民族的族称“东胡”来替代鲜卑，故才把它说成是“东胡之苗裔”。显然，这个“苗裔”也是指鲜卑的女性后代的。 二、古人使用“苗裔”表示女性后代的原因 古人为什么要用“苗裔”来表示这种特殊的族源关系呢? 这恐怕与“苗裔”在表示血缘关系时的不确定性有关。 在《佩文韵府》“苗裔”条所引的几条材料中我们发现，凡用“苗裔”所表示的族源关系都是不确定的[13]。如《离骚》记: 屈原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这样历年久远的事情恐怕未必是真，只能理解为是感慨之词。《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岂其舜之苗裔耶”? 所根据的仅是“舜目盖重瞳子，又闻羽亦重瞳子”，其关系也难以确断。《汉书·萧何曹参传·赞》记，萧何、曹参二人“苗裔盛矣哉”，则是明显泛指所有的相关后代，亦非表示纯粹的血缘直系关系。至于《南史·宋武帝纪》记，冀州道人说江东刘将军(指刘裕) 是“汉家苗裔，当受天命”。《越绝书》记，范蠡对大夫种说: “三王则三皇之苗裔。”《世说新语》记，东晋洛邑刺使蔡洪说洛邑达贵是殷顽民之“苗裔”，均为某种目的的曲意附会，更属无稽之谈，由此可见，“苗裔”所反映的血缘关系的不确定性是一目了然的。事实上，从“苗”字的本义来讲，也确实具有“杂乱”和不确定的意思，因为依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中对“苗”字本义的解释，“苗”是“草生于田”[14]，既然“草生于田”，就未必是一根一系，也可能是蔓延一片。古人所以使用这样的词语来修饰表示后代的“裔”，恐怕正是要说明血缘关系的模糊不清，至于用它来表示通婚部落中女性的后代子孙，则是父系渊源关系为正统的传统观念的结果，因为女性祖先并不能代表正宗的血缘关系，所以要表示这些只知其母系渊源而不知其父系渊源的北方少数民族，就只能使用反映血缘关系的模糊不清的概念，称他们为“某某苗裔”。应该说，古人的表述还是很有分寸的。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概念会在《辞源》、《辞海》中被简单地解释为“后代子孙”呢? 我们认为这与受宋人朱熹对“苗裔”中“苗”字的误训影响有关，朱熹在给“苗”作训诂时，随意更改古训，错误地将“苗”字本义臆训为“草之茎叶，根所生也”[15] 。如果按“草之茎叶”和“根所生也”的关系来理解，茎叶与根之间就必然有同缘关系，以此比喻人的血缘，就会得出传统的血缘同缘结论，所以他在给“苗裔”下定义的时候，就将“苗裔”训释为“远末子孙之称”了。这样一来，“苗裔”一词在表示血缘关系上的“杂乱”和不确定性的特定意思也就被湮没了。《辞源》、《辞海》的作者忽视了这一点，不仅没有纠正朱熹的这个错误，反而竟把“远末”又改为了“后代”，于是，我们再也看不到“苗裔”在表示北方民族族源关系上的这个特定含义了。 三、“苗裔”与古代民族族源构成的“二元规律” “苗裔”的这个特定含义，恰好客观地反映了古代民族的族源构成规律，即一个新的民族在最初形成时，必须要有一个以男性参与通婚的古代民族和另一个以女性参与通婚的古代民族，我们把这种族源构成现象权且称之为“二元构成规律”。现举几个古代民族之例来加以说明。 拓跋鲜卑。《魏书》卷1《序纪》记载: “初，圣武帝(诘汾) 尝率数万骑田於山泽， 见辎輧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 ‘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 ‘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 ‘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子即始祖(力微) 也。故时人谚曰: ‘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16]这是关于北魏拓跋始祖皇帝降世的传说，从这个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建立北魏的拓跋部作为独立的部族，是由原来的鲜卑族的男性和那个“美妇人”所代表的部族女性通婚而形成的。由于当时的通婚方式中存在着婚后各自回自己的部族、日后所生子女要送归男子部族的习俗，所以才有诘汾“无妇家”、力微“无舅家”的现象。 铁弗。《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载: “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17]可见，铁弗部的族源也是分别由“父”所代表的男性胡族和“母”所代表的女性鲜卑族通婚构成的。 契丹。《辽史》卷37《地理志·永州条》记载: “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18]这里所说的白马、青牛就是两个通婚部族的图腾，而神人、天女则分别代表各自参与通婚的部族性别。 蒙古。《蒙古秘史》卷1载蒙古的祖先由“苍狼和白鹿”相配繁育而成。有人认为，这个称为苍狼的勃儿贴赤那是男性的人名，而称为白鹿的豁埃马阑勒是女性的人名[19]。但不管怎么说，这都不影响理解蒙古族的族源构成的历史，其前者能代表通婚中的图腾，后者能代表通婚中的人物和性别。 不仅古代北方民族的族源是采用这种模式的，中原的古代民族也是如此。我们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黄帝和炎帝也是两个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进行通婚的古代民族。《国语·晋语四》有这样一段记载: “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期济也，异德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20]这说明两个通婚民族原来都有各自的活动范围，而且血缘又不相同，是“异姓则异德”，所以才可以“男女相及，以生民也”，繁衍新的炎黄族群。应该说，这就是古代民族族源形成的共性，是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也是先民们必须遵循的习俗制度。这种制度就是人类文化学上所说的“族外婚制度”[21] 或“两合氏族组织”[22]。当然，族源的这种构成也并非都是由两个族系完成的，可能还有其他的族系参与了通婚过程，只不过由于他们影响不大、通婚的痕迹淡化罢了。 正是因为古代民族的族源构成是“二元”的，即存在着母系一方，所以当有些父系族源的名称不清或影响不大的时候，为了说明它们的族源，史家只好用母系族源的名称来记述，于是选用了带有“杂乱”意思的“苗裔”一词，借以表明其不是父系族源。 四、“苗裔”对处理其他相关族源问题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解决某些古代北方民族族源问题的争论。如关于回纥族源问题，目前就有“匈奴说”和“突厥说”两种主要观点[23]，彼此争论不休。如果利用我们对“苗裔”的考释成果，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其中“匈奴说”可以认定为是母系族源。理由是: 既然回纥和铁勒、高车属同族关系，根据在考释“苗裔”时得出的结论，铁勒、高车的母系族源是匈奴，那么，回纥的母系族源也应该是匈奴。看来《旧唐书·回纥传》所说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24]，《新唐书·回鹘传》所说“其先匈奴也”[25]，可以理解为是忽略了关键的“苗”字，因而使人无法了解其所指的母系族源。而“突厥说”，则可以认定为是父系族源。理由是: 回纥和突厥的图腾确实都是“狼”，说明回纥和突厥存在着族源关系，既然已经明确了回纥母系族源是匈奴，那么，这个以“狼”为图腾的突厥一方就一定是父系族源了。这也符合“二元”的族源构建模式。否则，矛盾难以解决，结论很难达成一致。其实，蒙古族的族源争论亦可按此方法解决。 其次，有利于理解其他一些表示古代北方民族族源关系的表述方式。如“某某别种”或“其种杂某某”。首先对这种表述方式中“种”的认识更加确定了，因为我们已经明确了“苗裔”是表示母系族源的概念，由于“种”和“苗裔”在史书中又是经常对立使用的，所以“种”只能是表示父系族源的概念。关于“种”的这种特殊含义，李桂芝先生在《论种》[26]一文中已有专门考论，足可说明。其次能对这种表述方式中“别种”或“种杂”的认识更加深刻，既然“种”是表示父系族源的概念，所以“别种”或“种杂”所表示的一定就是父系族源不是“某某”或不纯是“某某”。据此我们再来释读《蒙兀儿史记》所说“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也，其先出于东胡”[27]的记载，就可以非常有信心地作出解释，所谓“室韦之别种”就是说蒙兀儿父系族源不是室韦，“其先出于东胡”就是说其母系族源是东胡，这一表述与室韦和东胡的同一族属关系并不矛盾。至于《回鹘传下》所说: 黠戛斯族“其种杂丁零，乃匈奴西鄙”，则是父系族源不纯是“某某”的情况的表述。 其三，有利于客观对待那些把古代北方民族的族源写成汉族后裔的记载。如《史记·匈奴传》说: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28]若按该《传》、《索隐》载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29]、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而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薰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地”[30]的说法，及薰粥即淳维的异读关系，我们有理由可以认为这种把古代北方民族称为汉族的“苗裔”的事情，也未必是汉族史家的臆说，或许在这些民族族源的最初形成时，还真存在过与汉族女性结合的历史。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分布以及和中原民族的关系非常复杂，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注释：[1]《辞海》“苗裔”条，商务印书馆1979年; 《辞源》“苗裔”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下同。 [2]《隋书》卷84 《铁勒传》，中华书局1973年。 [3][4][5]《魏书》卷103 《高车传》，中华书局1974年，下同。 [6]《北史》卷98 《高车传》，中华书局1974年。 [7][25]《新唐书》卷217 《回鹘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下同。 [8]《元史》卷63 《地理志六》“注”，中华书局1976年。 [9]《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 [10]《新唐书》卷217 《回鹘传下》。 [11]薛宗正: 《突厥史》第52页，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2]《魏书》卷103 《蠕蠕传》。 [13]《佩文韵府》卷67下“苗裔”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 [14]《说文》释“苗”，成都古籍出版社1981年。 [15]《辞源》“苗裔”条，引朱熹《集注》语。 [16]《魏书》卷1 《序纪》。 [17]《魏书》卷95 《铁弗刘虎传》。 [18]《辽史》卷37 《地理志》，第445 ～446 页，中华书局1974年。 [19]道润梯布: 《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第3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 [20]《国语·晋语四》，上海书店1987年。 [21]何星亮: 《中国图腾文化》第75页，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2]谢苗诺夫: 《婚姻和家庭起源》，第2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3]高自厚等: 《回纥史》，第10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1995年。 [24]《旧唐书》卷195 《回纥传》，中华书局1975年。 [26]李桂芝: 《论“种”》，《民族史研究》第1辑，民族出版社1999年。 [27]《蒙兀儿史记》，中国书店，刊印线装本。 [28]《史记》卷110 《匈奴传》，中华书局1975年，下同。 [29][30] 《史记》卷110 《匈奴传·索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