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边政思想与措施——以突厥为中心
http://www.newdu.com 2025/01/25 10:01:25 中国边疆网 李方 参加讨论
隋朝于公元581年建国。隋初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四周环绕均是强敌：北面及西面有突厥虎视眈眈；西南面有吐谷浑时时侵扰；东面有高句丽图谋不轨；南面有陈朝隔江对峙。而强敌之中，突厥是隋朝最大的威胁。隋朝前期处理突厥问题十分成功，隋在建国后短短两年时间内就打败了强大的突厥帝国，突厥分裂成东、西二个汗国后，又控制了东突厥：开皇四年（584），结成翁婿关系；开皇五年（585），建立君臣关系；开皇七年（587），形成册立关系；[1]开皇十九年（599）；成为名义上册立实质上任命的关系。隋通过扶植东突厥建立庞大的部落联合体，又控制了东北亚诸民族，削弱、牵制了西突厥。突厥的战败、分裂、受控，虽然有自身的原因，如东、西两大势力的存在和斗争，汗位继承法的紊乱及矛盾，缺少必要的内在经济、文化联系等等，但隋朝边政思想措施得当，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隋朝后期处理突厥问题则有失误，二者重新成为敌对关系。本文拟围绕隋朝处理突厥的关系，讨论隋朝的边政思想与边政措施。 一、隋朝的边政思想 边政思想是边政措施的指导基础，边政措施是治边思想的实施体现。 隋朝边政思想总括起来大约有四点：一是以武力对付来犯的敌人，以战争换取和平；二是以政治外交手段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以夷制夷；三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威慑、吸引周边民族，以夏变夷；四是不扩张领土，不要求质子入侍，以夷治夷。 隋朝“以武力对付来犯的敌人，以战争换取和平”的治边思想，是在对前朝边政思想的否定和批判中建立的。文帝在开皇三年诏[2]中说：“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人西虞，惧周交之厚。……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批判北周和北齐互相惧怕对方交厚突厥，而争相讨好突厥，各自考虑减轻自己的边防，而没有共同抵抗大敌的意识，结果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助长了突厥的骄狂，突厥“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文帝认为，“厚敛兆庶，……资而为贼，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因而要“除既往之弊”，以“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来减轻人民的负担，增强国家的实力；以“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来鼓励将士，抵抗突厥，以战争换取和平。 隋文帝对前朝治边思想的否定，实现边政方略的重大转变，取决于几方面的因素。首先是隋朝与突厥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周、齐时代分裂的局面已经结束，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形成全面的统一（陈朝灭于589年），但北方中原的统一，大大增强了国力。这种强大的国力是突厥无法比拟的，只要敢于斗争，就能赢得胜利。实际上北周在灭北齐后就准备与突厥武力抗争，只是未来得及实施，就被隋朝取而代之。其次是中原经过三百多年的民族迁徙，已实现了民族的大融合，中原民族勃勃的生机也非突厥武力维系的联合体所能比拟。文帝在诏书中分析，突厥貌似强大，实际不堪一击。五可汗“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汗位之争已使突厥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突厥武力征服下的诸国异族，也因突厥“世行暴虐，家法残忍”而离心离德。其时天旱，突厥“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文帝指出，此时正是打击突厥的天赐良机。文帝的分析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正因为文帝对形势进行了正确的判断，才使隋朝制定了正确的对敌方针，而正确的对敌方针的制定，则为隋朝赢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文帝之所以能对形势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有两个人对文帝影响最大，一个是文帝之父杨忠，一个是大臣长孙晟。杨忠在北周为大将军，突厥曾两次主动提出助周伐齐，都由杨忠率兵与之合作，但突厥两战都是临阵撤退，懦弱不敌。杨忠认为，“突厥甲兵恶，爵赏轻，首领多而无法令，何谓难制驭。……虏态诈健，而实易与耳”。[3]杨忠的看法虽然未被武帝采纳，但对其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文帝立国后对突厥采取强硬态度。长孙晟足智多谋，武艺超群，北周时作为和亲使者到突厥，可汗摄图爱其善射，留居一年，因此有机会与摄图弟处罗侯密托心腹，“晟与之游猎，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皆尽知之”。[4]隋朝建立后，采取御前决策的方式（主要是“入阁决策”，相当于唐代的“仗下决策”）处理外交问题，长孙晟有机会向文帝“口陈形势，手画山川”，汇报突厥内部的矛盾情况，坚定了文帝武力抗争的决心。 隋文帝制定抗击突厥的思想方针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隋朝靠政变攫取政权，深知没有军功，无以服众，没有可靠的军队，难保江山，因此，决心在战争中立威，在战火中培养忠于朝廷的队伍。[5]隋朝在建国后不久就开展大规模的边防反击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汉唐号称盛世，但汉朝在修养生息了近70年之后才与匈奴决一死战；唐朝也是在忍辱负重多年后才与突厥决一雌雄。隋朝的这一决策，体现了文帝的雄才大略，不仅为隋朝赢得了相对安宁的边境环境，也为隋朝社会的高速发展赢得了机会，还为隋文帝本人赢得了英明政治家的称号。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隋初因突厥之战而获得新生，隋末却因高丽之战而亡了家国。同为边事边战，结果却截然相反。 “以政治外交手段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以夷制夷”，是隋朝边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以夷制夷（以蛮夷攻蛮夷）是华夏传统的治边思想和手段，盖因农业民族战术上难敌游牧民族，儒家思想不赞成“竭中国之力以事四夷”。[6]但隋朝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以夷制夷运用得最为成功。其时突厥五可汗分立：摄图（号沙钵略）为大可汗，其弟处罗侯为突利可汗，辖东面奚、霫、契丹；菴罗为第二可汗，居北方独洛水（今土拉河）流域；大逻便为阿波可汗，居西方阿尔泰山之东。西域则有达头可汗。隋初，长孙晟向文帝献策：“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达头），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7]隋文帝全盘接受了这个建议，着重用政治、外交手段分化瓦解突厥势力，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隋并根据突厥各派势力的变化，随时调整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对象。 开皇二年至三年，是沙钵略可汗得势的时期。隋将沙钵略作为近攻、离强的对手，而将西面达头及其盟军阿波和东面处罗侯、奚、霫作为远交、合弱的对象。文帝派元晖到西域，赐狼头纛于达头可汗，并优礼达头使者于大可汗沙钵略使者之上，造成二者的矛盾；又遣长孙晟到东北，赐币给奚、霫、契丹等，使为向导到处罗侯处“深布心腹，诱令内附”。结果“反间既行，果相猜贰”。[8]在第一阶段战事（开皇二年）中，突厥进攻隋朝获胜，沙钵略本想继续南下寇掠，而西域可汗达头却自行西回；东面可汗处罗侯之子染干则帮隋谎报军情，迫使突厥沙钵略撤兵出塞。在第二阶段战事（开皇三年）中，长孙晟拉拢阿波可汗，离间沙钵略，直接导致沙钵略与阿波反目，阿波与达头结成反大可汗沙钵略的联盟，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二汗国。 开皇四至十七年，是西突厥达头联盟占上风的时期。隋朝及时调整方向，将达头盟军作为进攻、离强的对手，将东突厥沙钵略及其继任莫何可汗、都蓝可汗作为交结、合弱的对象。结果东突厥归附隋朝，隋朝消除了一个敌对势力，并使东、西突厥互相牵制。开皇八年，东突厥莫何可汗生擒阿波，请命于隋朝，隋虽已控制莫何可汗，但仍令“两存之”以使二者互相牵制。 开皇十七年至大业年间，达头联盟势力仍强，东突厥大可汗继任者都蓝贰于隋朝。隋又调整方向，将都蓝和达头作为离强的对象，转而扶植弱小的东突厥突利可汗。隋以嫁安义公主为名，相继遣使，待突利“特厚其礼”。开皇十九年又册突利为启民可汗。都蓝因之怨恨启民，而启民可汗则完全听命于隋朝。隋朝借启民之手，控制了北亚和东北亚。 隋对西突厥也采取了这种手段。泥橛处罗可汗统治西突厥时期（603--609），达头之孙射匮不甘于泥橛处罗可汗之下，欲借隋之力，取而代之，遣使至隋，请求和亲。炀帝根据离强合弱的原则，支持射匮，削弱泥橛处罗可汗，最终促使泥橛处罗可汗率部降隋。 隋朝前期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政治外交手段，达到了以夷制夷的目的。开皇三年（583）后至大业十一年（615）三十多年时间里，东突厥几乎未与隋交战，西突厥也主要是与东突厥争战。东、西突厥之间不停不休的争战，削弱了双方的力量，隋朝坐收渔人之利。 不过，后期隋朝运用这种手段却不甚得当。启民可汗死后，子为始毕可汗，裴矩以其部众渐盛，献策分其势：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然叱吉设不敢受，始毕闻而大怨。不但未削弱突厥，反而激怒了始毕。隋朝以离间手段促使西突厥处罗可汗来降后，未使处罗牵制射匮，不仅失控西域，而且将处罗置于始毕附近，启民、始毕一系与阿波、处罗一系夙为仇敌，又增添了始毕的疑虑。[9]裴矩认为，“突厥本淳良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诱杀其胡，则最终造成始毕反目，大业十一年围炀帝于雁门，后赖义成公主施展计策，才解此围。[10] “以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威慑、吸引周边民族，以夏变夷”，是隋朝边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自古以来治边政策中最理想的方式。所谓“以夏变夷”就是以华夏先进文化同化周边少数民族，达到大同。隋朝更多强调的是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政治上的服从。文帝在开皇五年《颁下突厥称臣诏》中谓：“和气普洽，使其迁善，屈膝稽颡，畏威怀惠，虽衣冠轨物，未能顿行，而禀训承风，方当从夏，永为臣妾，以至太康。”[11]就强调要使突厥“畏威怀惠”而“迁善”，“禀训承风”而“从夏”。这个善德、夏风就是华夏的先进文化，目的则是使突厥“永为臣妾”。至于风俗仪轨、服饰制度虽然也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则不要求“顿行”。沙钵略在开皇五年要求与隋建立君臣关系时称，突厥“被沾德义，仁化所及”，“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表明突厥就是受隋朝的德义仁化而归“有道”，“永为藩附”的。当然，东突厥的归降实际上是形势所迫，但隋朝的政治感化、文化吸引也应是原因之一。 隋炀帝更相信文物制度的影响力，大张旗鼓地炫耀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优势。炀帝即位之初即令大臣制定舆服制度。大业三年（607）正月，大陈文物，“轩冕之盛，冠古今矣”。结果，启民可汗见而慕之，请袭冠带，并再三表示：“愿帅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12]隋炀帝一生中，三次北巡、一次西狩、三次南下江都、三次东征高丽，共有十次征巡，每次都竭尽铺张奢华之能事。如三次北巡都是对东突厥扬威炫富。以第一次为例。大业三年（607）四至九月，炀帝巡视榆林郡，“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并在大帐中备仪卫，宴请启民及其部落。其威慑作用很明显，“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八月，又以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护驾返洛阳，沿途旌旗辎重千里不绝。“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作用也甚佳，“胡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启民可汗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13]。东突厥辖下的靺鞨也“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隋书•靺鞨传》）。又如炀帝西狩。大业五年，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服装车马，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吸引西域二十七国来朝。西突厥吐屯设因此献西域数千里之地。西突厥控制下的高昌国王也仰慕中原文化而令国中“皆宜解辫削衽”（后因畏铁勒而未行，见《隋书•高昌传》）。这些都表明隋朝展示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优势，确实达到了震慑、吸引突厥的目的。炀帝所要求的也是文化上的认同，政治上的服从，并不要求变俗，因而常对突厥说：“但存心恭顺，何必变服？” 隋朝还重视在骑射武艺上震慑、压倒突厥。如启民可汗来朝，赐射于武安殿，时有鸢群飞，文帝知长孙晟善射，令射之，晟“十发俱中，并应丸而落”。突厥畏晟，“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文帝宴达头可汗使者于武德殿，有鸽鸣于梁上，帝命崔彭射之，既发而中。突厥莫不叹服（见《隋书》卷51《长孙晟传》、卷54《崔彭传》）。 不过，后期炀帝过分强调威慑的做法，却造成了可悲的结局。炀帝东征高丽，仍玩弄耀武陈兵的把戏，企图以强大的声势吓倒高丽，不战而胜，结果贻误战机，拖垮国民经济，天怒人怨，最终丧权亡国。 “不扩张领土，不要求质子入侍，以夷治夷”，是隋朝边政思想的一大特征。汉代采取的是占领土地的做法。如西汉打败匈奴之后，在河西建立河西四郡。唐代打败突厥之后，或将突厥内徙，分散安置在各州，或在原地设置羁縻府州，以都护府领之，与隋朝的边政亦有所不同。隋文帝早在讨吐谷浑诏就申明“非是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开皇二年令其王统降众即是范例。开皇三年文帝讨突厥诏又称，“得其地不可而居”，“何用侍子之朝”，再次表明了不扩张领土，也不要求质子入侍的态度。[14]隋朝奉行的是“以夷治夷”的政策。所谓“以夷治夷”就是以少数民族管理少数民族。隋朝这个边政思想在处理东突厥启民可汗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隋朝册立启民可汗后，首先妥善安置启民部众，仅在开皇十九年，就两次征发民夫数万人为启民部众筑城安家（先发五万人于朔州筑大利城安之，又发徒于夏、胜二州之间掘堑数百里，东西拒河，南北四百里，作为启民畜牧之地），并多次派兵驱赶侵扰启民的西突厥盟军，保护启民部众。在将启民部众完全置于隋朝保护的情况下，再令启民可汗收服降者，通过启民可汗管理和控制少数民族部落。隋仅在开皇十九年至大业元年六年中，就七次将来降或新获的突厥部属交归启民可汗。如开皇十九年（599）十月，突厥归启民者男女万余口；十二月，东突厥都蓝死，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欲兼并其部，其国大乱，来降者甚众，隋遣启民可汗往招之；开皇二十年（600）四月，达头来犯，隋军击之，所获降人安置于大利城；仁寿二年（602）三月，突厥思力俟斤等南下渡黄河，掠走启民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隋杨素帅军大破之，所获人畜悉归启民；仁寿三年（603）九月，突厥属下铁勒、仆骨等十余部皆叛步迦，请来降附，隋又遣启民可汗尽收之；大业元年（605）八月，契丹寇东北营州，隋护启民可汗发骑二万讨之，尽获契丹男女四万，以女子及畜产之半赐突厥。[15]“开皇末，（契丹）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上方与突厥和好，重失远人之心，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契丹背弃东突厥来降隋朝，隋朝一方面赈济契丹，一方面却令他们归还本地，仍令东突厥“抚纳之”。只是契丹“固辞不去”，而北徙“依託纥臣水而居”，但仍由东突厥遣吐屯统之（《隋书•契丹传》）。 隋朝的做法真正体现了“以夷治夷”的精神。当然，这种“以夷治夷”的前提条件是“治夷”之“夷”绝对效忠隋朝。启民可汗曾表白自己愿“常为大隋典羊马也”。[16]效忠隋朝之心表露无遗。但隋朝后期，东突厥始毕可汗与隋反目，“治夷”之“夷”不再效忠朝廷，这种初期为隋朝社会带来巨大好处的“以夷治夷”就走向了反面，东突厥统治下的庞大部落联合体成为隋朝的一大威胁，以后更成为唐朝统一和富强的最大障碍。 二、隋朝的边政措施 在治边思想的指导下，隋朝采取了一系列边政措施。 首先是军事措施。隋朝军事措施可以分为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 进攻方面。隋朝以行军制作为出征制度，这是一种新型的军事制度（古代军事制度有平时体制与战时体制之分）。秦至隋唐，出征制度有二次变化，形成三个时期：秦汉时期是将军统兵出征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都督统兵出征制度，隋唐时期为行军总管统兵出征制度。秦汉时期出征制的特征是，平时体制与战时体制分离。战争爆发时，朝廷临时任命将军，在平时军队（中央南北军、地方郡国兵）基础上临时组成军队出征。战争结束后，军队解散，兵将各就各位。魏晋南北朝出征制的主要特征是，平战合一、征镇合一。其时有军区都督和征伐都督，前者占主导地位，其统兵平时担任镇守，战时担任防御或出征任务，职能随时转换，既征又镇。后者专行征行任务。隋朝行军总管统兵出征制是对魏晋南北朝出征制度的否定。隋朝行军专主征伐，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类似于秦汉出征制度，但又有所不同。[17]隋唐、秦汉出征制度类似应与二者皆为大一统时期有关，而与魏晋南北朝时大分裂有别。行军制度在战时既能有效打击敌人，又能避免将领平时拥军坐大割据的弊端，在隋代边政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开皇元年，行军元帅元谐率行军大破吐谷浑；开皇三年，杨爽等八道行军元帅统行军打败突厥；开皇八年，杨广等三道行军元帅、90位行军总管统军灭陈朝统一全国，都体现了隋朝行军的威力。 隋朝行台制度。行台制度与行军制度一样，也是一种战时制度。行台最早出现于曹魏时期，以后北朝历代皆置。行台全称“行尚书台”，是代表中央处理地方军务的中央分支机构。战争期间，地方多事，不可能随时向中央奏请施行，行台因此应运而生。行台既可以代表中央指挥军事，又可以代表地方管理行政，逐渐变成地方上的最高军政机构，对中央集权构成较大威胁，因此，历朝皆置废不常。隋朝行台亦是旋置旋罢，事急则置，事竟则罢。隋朝设置行台的目的，史书说是“高祖初即位，每惩周代诸侯微弱，以致灭亡，由是分王诸子，权侔王室，以为磐石之固”。[18]但隋朝分王诸子与汉初分封诸王并不相同，我们认为，行台的设置主要是为了边事的需要。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行台的废置时间上得到证明。隋朝大约三次设置行台，一次在开皇二年正月，突厥大举进攻的前夕；两次在开皇六、八年，隋准备灭陈朝的前夕。开皇二年正月辛酉，鉴于突厥入侵的紧张局势，高祖令“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置河南道行台尚省于洛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以蜀王秀为尚书令。”[19]次年，隋朝打败突厥，北部边疆转危为安，河南行台、西南行台罢废。开皇六年（586）十月，隋朝准备灭陈朝，置山南道行台尚书省于襄州，置淮南道行台于广陵，但因时机不成熟，晋王广未到广陵而改为雍州牧。八年，再准备灭陈朝，十月，又置淮南道行台。九年正月，陈朝灭亡，次月，罢所有行台。[20]可见行台的置、废都与当时的边事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道行台与其它行台略有不同。河北道行台开皇二年设立后，开皇九年陈朝灭后才废改（《隋书》卷30《地理中》载，河北道行台开皇九年改为总管府），也就是说，开皇三年打败突厥后，河北道行台没有马上废罢。河北道行台治并州（今太原一带），并州历来是中原政权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镇，防御突厥是隋朝边政的重中之重，即使在打败突厥之后，隋朝也不敢轻易撤消战时机构，只是到局势真正稳定之后才最后废改。 隋朝培养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也是边防军事胜利的保证。如杨素“战无不胜，称为名将”。又如史万岁勇猛无敌，达头来犯，闻其名“惧而引去”。[21] 防御方面。隋朝边政以防御为主。文帝开皇三年诏谓：“广辟边境，严治关塞。……制御夷狄，义在斯乎。”明确强调“制御夷狄”要在“严治关塞”。古代主要以弓箭、刀斧、戈矛等冷兵器进行战争，城墙、关隘等防御性工事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付剽悍的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作用更加显著。早在建国之初，益州总管梁睿就提醒文帝修筑城镇烽候的重要性：“窃以戎狄作患，其来久矣。防遏之道，自古为难。所以周无上算，汉收下策，以其倏来忽往，云屯雾散，强则骋其犯塞，弱又不可尽除故也。”因此应“安置北边城镇烽候及人马粮贮战守事”。[22]文帝非常重视这个建议，立即着手长城烽候等防御工事的修筑。 隋朝修筑长城总共大约7次：一是开皇元年（581）四月，文帝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是开皇三年（583），文帝敕“缘边修堡障，峻长城以备之”，幽州总管周摇“修鄣塞，谨斥候，边民以安”。[23]三是开皇五年（585）十月，文帝令崔仲方发丁三万，筑朔方、灵武长城，东至黄河，西距绥州（大约在今榆林），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四是开皇六年(586)二月，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五是开皇七年(587)二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六是炀帝大业三年(607)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七是大业四年(608)七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24] 隋朝大规模修筑防御工事主要集中在原北周北部边境地区，即灵武(今宁夏灵武)至紫河(今苍头河)地区，并与北齐所修工事相接。北周与突厥关系密切，不重视长城的修筑，因此隋朝必须修建补足之。北齐与突厥关系相对紧张，在其北部边境多次修筑工事以防突厥，因此隋朝可以利用之。如此一来，隋朝基本上完善了东至东海，西至宁夏之间漫长的防御体系，有效地抵制了游牧民族的入侵。[25]大业四年三月，炀帝“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资治通鉴》卷181）。历代帝王中，唯有隋炀帝曾亲巡长城，亦可见隋朝对长城防御工事的重视。 长城之外，隋朝还修缮其它防御工事，如修筑边城：开皇六年，“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修烽燧治斥候：凉州总管乞伏慧“严警烽燧，远为斥候，虏亦素惮其名，竟不入境。”[26] 隋朝还在战略要地设总管府以为武装镇遏的力量。魏晋以来，中原盛行都督府制度，北周武成元年正月，改都督府为总管府。北周共设49个总管府。隋初沿袭北周总管府制，但根据形势需要进行了一些调整，废弃了一些作用不大的总管府，而西北、北、东北面临突厥的总管府则基本上保留下来。[27]据统计，隋文帝仁寿(601—604)末年，隋共有总管府36个，其中位于京师北或西北者8府，位于东北者7府（包括防御契丹的总管府，时契丹亦属突厥），用于防御突厥的总管府约近半数，可见总管府镇遏突厥的作用。[28]开皇十七年（597），文帝令汉王杨谅出任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特许以便宜，不拘律令”。[29]并州虽然为历朝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镇，但隋并州大总管辖区如此之广，事权如此之重，却是以往不多见的，亦可见隋视防御突厥为何等重要之事。 隋朝还特别重视防遏突厥总管府的人选。所谓“突厥屡为寇患，缘边要害，多委重臣”。如榆林郡（河套地区）是防遏突厥的重镇，开皇三年，隋设榆关总管（五年改称云州总管），“以（贺娄）子干晓习边事”，“授榆关总管十镇诸军事”。其在任上“甚为虏所惮”，文帝曾褒奖：“自公守北门，风尘不警”。开皇十四年子干卒，又以杜彦为云州总管，“突厥来寇，彦辄擒斩之，北夷畏惮，胡马不敢至塞”。杜彦转朔州总管后，突厥复寇云州，隋虽击走之，文帝“犹恐为边患，以彦素为突厥所惮，复拜云州总管”。董纯也因“突厥寇边，朝廷以纯宿将，转为榆林太守”。朔州也是北方防遏突厥的重镇。隋以杜彦为总管外，还因吐万绪少有武略，历官“颇有治名”，“突厥寇边，朝廷以绪有威略，徙为朔州总管”，而吐万绪也“甚为北夷所惮”。[30] 炀帝继位后，于大业元年四月废诸州总管府，集兵权于中央。炀帝废总管府应与当时边疆相对安定有关。不过，炀帝此举乃怕地方掌握兵权，于己不利，但最终却为亡隋种下了祸根。 其次是政治、经济、外交措施。隋朝政治、经济、外交措施总体贯彻“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方针，具体有如下几项： 和亲。隋朝共嫁五位公主于突厥，其中四位嫁东突厥可汗。开皇四年，封周千金公主为隋大义公主。十七年，嫁安义公主于突利（启民）可汗，十九年，嫁义成公主于启民可汗。义成公主先后为启民、始毕、处罗、颉利四可汗的可贺敦。大业中，嫁淮南公主于始毕可汗之子泥步设（后为突利可汗）。大业十年，嫁信义公主于西突厥曷萨那可汗。中国历代王朝，对付边境强悍少数民族，向有和亲之策。但单纯和亲有示弱之嫌，如西汉初期与匈奴和亲即如此。杜甫有诗讥之：“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隋朝先武力征服突厥，后分化瓦解突厥，再实行和亲，效果最佳。而“突厥之俗，可贺敦预知军谋”（《资治通鉴》卷182），突厥可贺敦有左右军国大事的力量，和亲更有力地促进了隋对突厥的影响和控制。如隋封大义公主，促使东突厥与隋结成翁婿关系；嫁安义、义成公主，促使启民可汗依附隋朝，为隋守边十余年；即使后期隋与突厥交恶，义成公主仍为炀帝解大业十一年雁门之围出了大力。 册封。隋朝册封了莫何可汗、都蓝可汗、启民可汗、始毕可汗、曷萨那可汗及可汗的子弟。册、封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册是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可汗的认可，所册属于少数民族的官位系列。册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已经存在的少数民族可汗，中央王朝按自身的仪轨履行仪式，予以承认，隋朝所册处罗可汗和都蓝可汗即属此类（曷萨那可汗为隋对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的赐号，亦属此类）；另一种是通过中央王朝的册命，确定少数民族首领的地位，隋朝所册启民可汗、始毕可汗即属此类。封是给少数民族首领以官爵，所封属于中央王朝的官爵系列，隋朝拜沙钵略子窟含真为柱国、安国公，拜都蓝可汗弟褥但特勤为柱国、康国公即属此类。册封加强了突厥与隋朝的臣从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隋未封突厥可汗以隋官号，与待吐谷浑、高丽、粟末靺鞨、契丹等不同，与唐封蕃将更不同。这是隋册封制的特点。 赏赐、贿赂、互市。突厥与中原交往，多为经济利益而来。隋朝深知这一点，每次赏赐皆甚厚。如开皇五年，沙钵略与隋结成君臣关系，隋朝赏劳甚厚。开皇十七年，安义公主下嫁启民可汗，赏赐亦丰。大业三年六月，炀帝幸榆林，启民及公主献马三千匹，炀帝赐物一万三千段。七月，又宴请启民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十万段。隋朝还大肆贿赂。开皇初，遣太仆元晖诣达头，赐以狼头纛；遣长孙晟赍币赐奚、霫、契丹。隋朝还应突厥之请互市：“开皇八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31]隋朝这些经济措施加强了突厥与隋朝的关系。 威逼劝诱。开皇三年，长孙晟诱逼阿波叛沙钵略，与隋修好，是典型事例。都蓝可汗与达头共攻染干，染干自忖与达头“本无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济”，[32]长孙晟密遣使者大举烽火，诈告染干追兵大至，迫使染干降附隋朝，而成日后的启民可汗，也是典型的事例。 熟悉边事的谋臣。长孙晟、裴矩都是隋朝熟悉边事的谋臣。长孙晟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隋初提出远交近攻的方略，及许多对付突厥的切实可行的建议，为隋朝成功地制服突厥作出了贡献。裴矩作用于后期，虽有失误，但为隋朝开辟西域作出了贡献。 总之，隋朝前期边政思想与措施可以用文帝所谓“畏威怀惠”来概括。隋朝对突厥“威”与“惠”都发挥到极致。 注释：[1] 参见林恩显：《突厥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66-67页。 [2]同上。 [3] 《周书》卷50《突厥传》 [4]《隋书》卷51《长孙览附弟晟传》 [5]参见韩升：《隋文帝抗击突厥的内政因素》，《欧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111--124页。 [6] 参见林恩显《突厥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261页。 [7] 《隋书》卷51《长孙览附弟晟传》 [8]同上。 [9]参见袁刚《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512页。 [10] 见〈隋书〉卷67〈裴矩传〉 [11] 《文馆词林》卷664。 [12] 《资治通鉴》卷180，5627、5632页。 [13]《资治通鉴》卷180，5632--5634页。 [14] 突厥首领沙钵略送子入质，应是自愿呈送，而非隋朝要求。 [15] 均见《资治通鉴》卷178—180。 [16] 《资治通鉴》卷179，5572页。 [17] 《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45-46页。 [18] 《隋书》卷62《元岩传》。 [19] 《隋书》卷1《高祖上》。 [20] 见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210-211页。 [21] 《隋书》卷48《杨素传》、卷53《史万岁传》。 [22] 《隋书》卷37《梁睿传》。 [23]开皇元年事见《隋书》卷1《高祖纪》上，15页。开皇三年事引文分别载《隋书》《突厥传》、卷55《周摇传》。按摇是在突厥寇掠燕、蓟，总管李崇开皇三年被杀的情况下上任的，其修长城应在开皇三年或稍后。 [24] 分别见《资治通鉴》卷176，5485页，《隋书》卷1《高祖纪》上，23、25页；卷3《炀帝纪》上，70、71页；又参见岑仲勉《隋唐史》(1982)，上册，11页；袁刚《隋炀帝》，人民出版社，2001年，282页。 [25]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6页。 [26] 分别载《隋书》卷60《崔仲方传》；《隋书》卷55《乞伏慧传》。 [27]北面晋州总管府亦被撤，大约是因为河北道行台和以后的并州大总管府囊括了晋州。 [28]见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7-11页。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96页。 [29] 《隋书》卷45〈杨谅传〉。 [30] 分别见《隋书》卷50《李礼成传》、卷52《贺娄子干传》、卷55《杜彦传》、卷65《董纯传》、卷65《吐万绪》。 [31] 《隋书》卷84《突厥传》。 [32] 《资治通鉴》卷17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