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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长秋 胡世平: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中“意识形态”概念认知的演化逻辑


    内容提要:“意识形态”一词诞生有两百多年,虽非马克思首创,却因其阐释而得深刻含义,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鉴于后人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争论颇多,须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对其概念进行科学理解,并廓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区别。
    关 键 词:意识形态;科学概念;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意识形态”一词极具政治色彩和现实指向,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在过去二百年间,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界一直在辩论着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如果说存在有争议的概念,并给最有争议的概念颁奖的话,意识形态概念会当之无愧地名列第一。”[1]“意识形态”术语虽非马克思首创,却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中的核心概念。尽管马克思明确地使用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却未能完整地阐释其内涵,因而引发了后人的种种争论。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中“意识形态”概念的形成及发展思路进行梳理,并廓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区别。作者认为,尽管马克思主要从否定的角度使用了“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他对该概念的使用仅停留在社会批判领域。总的来说,“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马克思主义本身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体现了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弄清了这一点,可以为当下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一、从批判到构建: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及核心观点
    “意识形态”一词能够成为政治或学术领域中的通用语,马克思功不可没。但是从知识谱系上看,“意识形态”术语并非马克思的发明,而源自希腊词汇“理念”(edios)和“逻各斯”(logos)的合成,意为“观念学说”(doctrine of ideas)或“观念科学”(science of ideas)。作为专有名词的首创者,可以追溯至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思想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他于1796年提出了这个概念,在当时作“观念学”解释。以特拉西为首的“观念学派”之所以被称为“意识形态家”,是因为主张感觉是知识的来源。这一学派产生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起初得到了拿破仑的支持。随着特拉西等人与拿破仑统治观念的背离,“意识形态”被拿破仑斥责为“空想”和“幻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早期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判断。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过程
    就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过程,国内外诸多学者进行了学术分期。例如,俞吾金教授所持的“三阶段”说,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起点,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创立、深化到完整的演变。[2]本文不就此做出评价,仅立足于文本,从线性发展脉络梳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一词的使用情况,揭示不同时期“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笔下的不同含义。正如俞吾金教授认可的——据文献学研究表明,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天象”一章,马克思就已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恬静的生活”[3]。虽然这句话仅是马克思对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所论述的转译,但回归语境,不难发现这里的“意识形态”意指幻想,仍然沿用了拿破仑的观点。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文中多次从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将之等同于幻想和空想,这和此后马克思对该词的阐释相去甚远。
    随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经济事实的关注,立足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到1845~1846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正式确立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一方面,马克思继续使用“意识形态”的“空想”或“幻想”的含义,多次用“不真实的”、“抽象的”、“扭曲的”等形容词界定“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此时的“意识形态”概念已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背景下,成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概念。如文本中对“观念上层建筑”的阐释,表明此时的“意识形态”拥有区别于否定意义的描述性内涵。随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中,相继指出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争论构成了全部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好准备。这里,意识形态批判并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在所有阶级社会都普遍存在。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继续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指出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以及社会变革中意识形态各种形式的变革。马克思在此用诸如“社会意识形式”一类的概念,确立了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在伦敦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时,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思想的认识更加深入。他通过批判拜物教的具体形式,从现象入手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系统批判,揭露出物化现象之下人和人之间被遮蔽的真实关系。晚年的马克思虽然已不再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但在其“东方学”的研究中我们仍能看到他对意识形态独立性、滞后性和有关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问题的诸多思考。与此同时,晚年的恩格斯也认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世界在19世纪后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恩格斯基于对唯物史观的完整把握,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对意识形态的“第二性”反作用论、意识形态作用的中介论和合力论都有比较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二重性分析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其目的不仅在于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也是借此来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在旧世界里找寻新世界,给予无产阶级以批判武器。长期以来,我们都将关注点放在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否定性论述上,国内外不少学者仅从否定的批判角度诠释“意识形态”概念。然而,通过对马克思所写文本的梳理,我们发现在整个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并非凝固不变的。虽然大部分时候在马克思那里是从否定的、虚假的角度来使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的,但他并没有否认意识形态的科学属性,而一直力图还原其科学性。
    如上所述,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就已意识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不过是头足颠倒的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哲学,必须对纯思辨的唯心主义进行清算,我们看到了“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4]。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虚假的观念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遮蔽了现实交往中的真相,以造成社会稳定的假象。我们同样可以在这一文本中发现,“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5]这里,他显然是从描述性的角度揭示了现实生活对意识形态生成的决定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之后,马克思仍循此批判思路,亦未放弃从描述性角度诠释“意识形态”。不过,他日益将重点从意识形态批判转向了意识形态构建。
    对“意识形态”的解读,贯穿于马克思的理论生涯。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使用,无论是一般意识形态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都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视。研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论著,可以发现他不仅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是颠倒的,而且认为现实世界本身是颠倒的,意识形态自身也是颠倒的,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展现给人们的“幻境”。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把被颠倒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才确立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核心观点,从而构建起了自身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
    二、从虚假性到科学性: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及核心观点
    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形成于1894年至1924年之间,反映在《怎么办?》《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论著和哲学笔记中。列宁一直非常注意巩固、加强和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感召力,其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解读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在继承了马克思原有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需要,对“意识形态”概念做了新发挥。列宁虽未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论著,但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精准把握,尤其是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说法,不仅直接影响了斯大林、毛泽东等人,还为不少西方学者所继承。
    (一)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过程
    列宁所处的时代背景,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相去甚远。首先,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各国之间经济政治发展严重不平衡,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其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不断清算错误思想的同时,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学说;再次,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了修正主义路线和正确路线的斗争格局,前者鼓吹意识形态的自发性,无视意识形态建设,这就极大地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列宁的高度警觉。
    在此时代背景下,列宁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任务提至首位,通过一系列的论著来阐释意识形态概念。在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中,列宁首度阐释了“意识形态”。他在批判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基础上,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以及向工人阶级灌输阶级意识的必要性。在1908年发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强调社会存在是一切社会意识和意识形态的前提与基础,指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反映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历史性论断,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体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意识。同时强调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能自发产生,而要在战胜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并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灌输”成为工人阶级强大的思想武器。
    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愈显成熟。在此阶段的诸多文章中,列宁分别论述了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环节之一的共产主义道德建设问题,批判了体现虚无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重申了坚持意识形态党性原则的重要性,从而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
    (二)列宁“科学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俄国工人运动的主导思潮时,其思想本身也是被苏维埃政府当作主流意识形态来建设的。若此时列宁继续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列宁从指导工人运动的角度出发,来思考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给予意识形态学说新的科学内涵。他在驳斥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时指出:“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意识形态)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6]
    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界定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意识形态的党性原则。早在1905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列宁就指出了文学等具体意识形态形式的党性原则,这是首度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提升到党性的高度,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反对个人主义和“无党性”;其次,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被马克思批判的颠倒和歪曲现实的“意识形态”,在列宁那里已从虚假性的否定概念中出走。列宁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思想体系,不但资产阶级据有,而且无产阶级也拥有。换一句话说,即资产阶级据有他们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也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两者深刻对立,且后者体现的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辩证统一;再次,意识形态需要灌输。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提倡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自发性,无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的影响。列宁就此指出,由于许多工人不识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由有产的知识分子创造的,然后再从外部向工人阶级进行灌输,要积极对工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其政治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列宁不将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上,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他一再在自己的论著中声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截然对立,只有不断地批判前者才能获得社会进步的动力,才能更好地构建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此来指导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
    三、意识形态与科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阐述
    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之外,以文化批判见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可以说,意识形态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里的经典内容。自卢卡奇从革命角度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开始,经由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批判,再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那里,一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意识形态”的阐释成了学界盛景。本文暂就其中对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的论述,做一梳理和探讨。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了种种物质繁荣和社会异化的现象。面对科技革命的挑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人数较多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文化批判为核心构筑起新意识形态理论,其中“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是该学派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内容。其观点最早由该学派第一代掌门人M.霍克海默提出,经由H.马尔库塞和J.哈贝马斯的完善而愈显体系化。他们还认为,大众媒介已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成为维护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主张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霍克海默从科学技术的功能角度考虑,认为如同哲学、道德、宗教、艺术一样,科学技术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7]。他指出,自从欧洲启蒙运动之后,人们盲从于知识,而科学技术企图把个体变成抽象,贬低人的价值,加剧了人对人的统治,掩盖了社会危机发生的真实原因。马尔库塞则延续了霍克海默的批判思路,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技术理性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这一思想。马尔库塞认为,随着现代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意识形态被吸收进现实,使得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成为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其中科学技术的运用,使意识形态深度地进入到商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最终使技术合理性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唯一评价向度,被异化的人们成为失去思想批判性的单向度的人。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最后一代掌门人哈贝马斯那里,他通过对“意识形态”思想发展脉络的考察,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指出新意识形态替代了传统意识形态,在技术和科学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第一生产力”的同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思想已渗透到经济基础之中,科学技术的合理化趋向起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
    由上可见,“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不仅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并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新现象进行了技术批判,即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清除其生活世界中的意识形态遮蔽,以此来探索新意识出现的可能性。
    (二)阿尔都塞的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说
    人道主义的发源地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它最初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既有密切的历史渊源,又有复杂的理论交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道主义历史观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表《共产党宣言》以后虽然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人权和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和局限性,但他们从来没有抛弃人道原则,决不能说他们是反人道主义者。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者在苏联和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却对人道主义进行了笼统的批判,非但没有从理论上区分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和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在实践中还发生过一些违反人道主义的现象。然而,马克思主义队伍中也有人坚持以人道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如西方学者中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即是。
    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存在的,是以法国学者L.P.阿尔都塞为首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在同“人的本质”、“异化”等陈旧观点彻底决裂之后才产生的,因此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意识形态,而应把它看作科学的结构整体。他认为,马克思思想史上存在着“认识论断裂”的过程,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点,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此后则是“科学阶段”。[8]他把意识形态和科学看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域,提出在上层建筑领域除了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之外,还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前者涉及政府、警察、监狱等,后者则存在于教会、学校、文化媒体等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现代国家社会的常用手段,通过教育和宣传来灌输统治阶级自身的思想,形成人们生活于其中并自觉地接受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人的主观性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来构成。
    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起来,认为意识形态反映的是阶级利益,是意识形态理论家“自欺欺人”的幻想。他断言,人们在意识形态中所见的世界并不真实。反之,科学的提问方式立足于现实世界,能够超越阶级主体的狭隘利益。阿尔都塞别开生面地运用精神分析学和结构主义的方法理解意识形态,虽然拓宽了意识形态概念的视域,但强行拆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取向和价值取向,并否定和抛弃后者,实际上是取消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违背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本意。
    四、总体性和实践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科学理解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产生了新的含义。然而,保持不变的却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现实的清醒批判和对自身理论的积极构建。从上述论述可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从批判到构建的过程,而在现实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现了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统一。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坚持二者的统一应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总体性
    马克思主义将人类存在看成由结构性的历史和历史性的结构相统一的辩证总体,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和历史概念分别从共时性和历时性角度把握人类存在的总体性。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总体性,不是指联系和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自在性和封闭性,而是实践活动中开放的统一性和有机性。
    “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始终以总体性的概念出现,不仅在内容上包含了政治思想、宗教思想、法律思想以及哲学、道德、文化、艺术等不同的意识形式,更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个由科学性、革命性和阶级性构成的有机整体。近些年,有一些国外学者将作为社会分析理论和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剥离,如此肢解的做法,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本意。考量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切不可断章取义。为了不从局部的论断出发得出狭隘结论,关键在于通过分析思想演变脉络查看其中一以贯之的概念。
    马克思虽然从未论述过自身的思想理论属于意识形态,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已经构建起了自身的思想体系,并以此引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对真理的追求,而这种追求通过实现无产阶级利益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过程体现出来。无产阶级作为实践主体,肩负着社会历史革命的重大使命,体现的是真实共同体的普遍的、真实的需求。阶级性和科学性并不冲突,关键在于意识形态反映的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利益,是对社会现实的遮蔽扭曲还是真实投射。须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弘扬正能量、实现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精神保障。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实践性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即科学的理论,而实践性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重要特征。这种实践性的特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意识形态批判具有现实指向性。一定的社会意识是对一定的社会现实交往过程的反映,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亦是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因为人们的意识形态观念都来源于现实社会生活。然而,意识形态反映现实却因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诉求而生出了或歪曲颠倒或真实科学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反映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全体人类社会的普遍利益而不局限于少数精英群体,不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那样作为统治阶级的婢女而存在。
    其二,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任何理论武器要起作用就必须为人们所掌握,束之高阁的理论则无法对解决现实矛盾产生作用。“理论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9]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实践的,意识形态的科学与否亦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如十月革命胜利便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明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就是为了唤醒人们的主体性并指导人们去实践,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和战胜对手。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发展性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是一个不断完善和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还是此后列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新语境下对意识形态思想的发展,都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马克思主义者对旧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对旧意识形态的超越和新意识形态的探索,完成了从虚假意识形态到科学意识形态的转变。马克思早期与诸多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屡屡从否定的角度使用了意识形态的概念。随着时代发展,资本主义种种弊病的凸显,对构建新的科学的意识形态显得尤为重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0]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不仅需要完成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还需要保障精神资料即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分配,才能维护社会稳定。革命者同样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破旧立新,马克思和恩格斯勇敢地挑起了这个重任。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自身理论的过失也从不讳言,并不断努力突破自身的局限,以及针对不同的现实情况进行修正,以保持理论的活力和生命力,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辩证过程。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洗礼,现在也许很少有人直接声称自己持唯心主义的立场了。因为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后继者们对“意识形态”思想的阐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不断走向完善。
    可是,自从20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以来,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审视又重回学界视野。到底什么是意识形态?如何扬弃和建设意识形态?都是学界正在探讨的热点问题。经过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梳理,我们已经看到被颠倒的意识形态给重新颠倒过来,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同时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科学化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过程,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成熟过程。将视域置于当代中国,我们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遭遇到挫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正确地、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导致指导思想上的忽左忽右,影响发展进程。当下,我们要实现“中国梦”,不仅要继续大力进行物质建设,更要在坚持意识形态的批判维度时,积极建构合乎社会利益、反映人民价值诉求的科学的意识形态,亦即意识形态的科学,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1]Anthony Giddens.Four Theses on Ideology[A].Arther and Marilouise Kroker(edited).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Age of Lenin in Ruins[M].St.Martin's Press,1991.21.
    [2]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36.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6.
    [6]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6.
    [7]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68.
    [8]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4.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8.
    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作者:曾长秋 胡世平
    作者简介:曾长秋,男,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 胡世平,男,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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