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聪：非殖民化时期英帝国暴力机制研究（1945-1964）——以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①]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7:11:12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佚名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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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应对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发展，英国政府建立了中央化的暴力控制体制，新组建了准军事化的警察部队和殖民地警察情报系统，实行“紧急状态”打击激进分子，争取时间培养亲英势力。然而，英国政府用武力解决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反而弱化了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庞大的军警力量成为它难以承受的负担，这一切都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走向谈判桌。通过分析殖民地警察进而英帝国的属性，本文认为“合作者理论”并不适合于非殖民化时期。非殖民化时期充满了暴力强制带来的混乱，英帝国的非殖民化道路并非多么“和平”。 关键词：非正式帝国 殖民地警察 权力转移 国内外学界虽有多种关于非殖民化的定义，但究其本质都可归为英国丧失对殖民地某种程度或某些方面的控制。众所周知，暴力的使用和控制对政权具有关键性意义。因而，研究殖民者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暴力的使用方式和最终让渡途径是研究该进程的有益切入点。以非殖民化过程相对显得“和平”的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为研究背景，更能揭示暴力机制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作用。[②] 既然暴力机制属于一种控制手段，要理解英帝国的控制殖民地的方式首先要理解现代“帝国”的含义。“帝国”不同于“大国”的概念。大国是一个单一实体，对非国土范围内的其他地区或国家的控制比较松散，往往仅控制外交领域，表现为霸权的形式。而“帝国”则包含宗主国和殖民地区两个部分，宗主国对殖民地区实行的是严格的包含内政和外交的帝国控制。在帝国内部，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控制既不像国家对其社会成员的控制那样紧密，也不像强大的国家对较弱的国家的控制那样的松散。这在暴力机制方面表现为两个特征：一是殖民地的警察和人口比远低于宗主国的比例，二是宗主国一直保持对殖民地暴力使用的终极控制权。 那么决定这种暴力机制运转和让渡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西方学界大概从三个角度，即宗主国意愿、国际压力和殖民地政治环境变化加以考虑。[③]最后一种角度以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的“合作者理论”最为著名。尽管有关“合作者”的定义争议不断，但是在如何保持殖民统治的问题上，他的分析基础被广泛接受，即相比被殖民者而言，殖民者的数量很小，不得不借助本土合作者来实行统治，一旦丧失了当地合作者的忠诚，殖民者要么选择离开，要么只能被赶走。[④]这只是他整体理论的一个方面，他还和其他学者一起提出英国实行的策略是：有可能时皆为无形帝国，只有受到挑战时，才将无形帝国转化为有形帝国，[⑤]而这种挑战则来自非西方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变化。[⑥]尽管罗宾逊承认自己的理论更适用于欧洲扩张的背景，然而是否可以从他的理论得出如下推论：非殖民化时期是“合作者”逐渐大部丧失，“合作”模式自动转变，帝国再一次进入无形化的时期，但其中似乎又有矛盾，即按照罗宾逊的逻辑，当非殖民化时期面临民族主义者挑战时，英国应该选择加强直接的控制，而非放弃有形帝国。本文尝试在分析英帝国暴力机制的同时审视此种理论。 一暴力机制的时代性 面对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崛起，英国直接的对策是加强暴力镇压力量。二战之前，英国主要依靠各殖民地自行负担的地方军队作为日常镇压力量，辅之以少量的“土著警察”。在有白人移民的地区，白人男性也充当维持内部治安的后备力量。到了1948年，英国政府在帝国范围内开始大力整合和加强分散的警察力量，试图形成一个单一的命令和控制体制。这是反思在印度和巴勒斯坦[⑦]统治失败、在马来亚和黄金海岸统治动摇的举措。1948年2月20日周六下午三点，黄金海岸的阿克拉城警察向示威人群六次开枪，标志着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殖民化进程的开端。此后，从该殖民地开始，各殖民地警察事务从地方事务转移到宗主国直接管理之下。伦敦前所未有的直接控制警察、安全和政治情报收集工作，中央化的警察管理被视作建设有效处理任何事态军政组织的第一步，取得更好的情报是整合警察部门的动力。在1948年殖民部成立了殖民地警察总督查委员会（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olonial Police），统一处理各殖民地警察、情报和防卫事务。这个机构也接受英国内政部管理、军情5局咨询[⑧]、从英国本土警官中选拔高级警官，标志着英国政府制度化管理殖民地警察力量的开端。 英国政府要求整个警察系统独立于行政和司法系统之外，独立于政治生活之外，警察权力仅仅掌握在总督手中，以免于被民族主义运动控制。总督在地方法令的许可下决定警察力量的构成并任命警官，有权在地方岁入中支付警察花费，有权调动警察从事合法行动，有权调动警察对任何企图控制警察的政府部长采取行动。总督由警察委员会辅助，组织、装备和改进警察队伍。[⑨]只有在上述前提下，英国政府才允许将原有的部落或本土权威的警察力量吸纳入中央警察力量系统。[⑩]在小块殖民地，总督直接通过警察长官管理警察队伍；在大块殖民地，总督的权力被分解给较低级别的权威，如副总督、省或区警察长官。总督虽是对殖民大臣负责，但在警察事务上还要听命于英国内务大臣，理论上内政大臣可以直接命令每一位殖民地警察。至少每隔三年，英国总督查委员会都会派遣巡游督察（inspection）或其副官检查各殖民地的警察情况。英国政府还会经常任命咨询委员会（Commissions of Inquiry）来殖民地从事专门的调查活动，处理警察招募、训练和运转的技术性问题。 在殖民地，形成总督、警察会议、各个警察部门长官三层管理体制。警察会议的成员既包括责任部长或者他们的委托人，也包括独立代表或者没有政治联系的人，主席主要从退休法官中选任，整个会议成员构成是为了确保政府部长不具有主要的影响力。[11]种种保护警察独立性努力，目的在于不让处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非洲人政府掌握警察权力，以便使警察力量保持作为殖民政府代理人的功能。 如果说整合现有警察力量，形成中央控制体制仅仅是英国政府加强殖民地暴力机构的第一步，那么增设两个新的警察部门则是从基层着手的第二步。为了直接应对战后相互联系起来的反殖民活动，新设立了殖民地武装警察部队。如一份对英属中东非地区的调研报告所说的“这里不再存在孤立的威胁”，1945年在乌干达坎帕拉的抵制活动激发了肯尼亚蒙巴萨和坦噶尼喀达累斯萨拉姆的劳工抵制活动。这就使得原有军队应接不暇，仅以东非皇家非洲步枪团活动为例，1945-1946年出现在索马里和巴勒斯坦，1947年压制蒙巴萨码头罢工，1949-1950年镇压英属中非铜矿带罢工，1951-1953年活跃于马来亚，1956年又一次镇压铜矿带罢工引发的连锁反抗，1959年抑制尼亚萨兰反殖活动，后又应对1960-1961年乌干达、1961年桑给巴尔的反殖活动。可以说，军队一直是跨地域镇压活动一大力量，但是新形势要求建立新的机动警察力量加以辅助。例如，为了加强马来亚警察力量，英国政府从英国调来了高级警官，在英帝国范围内招募来低级警官，专门增加了警察警种——“热带丛林小队”。一些曾经在巴勒斯坦从事过镇压活动的人员被引入马来亚警察队伍，占据了重要岗位。[12]在英国官员的设想中这样的队伍是间于普通处理日常事务警察和军队之间的第三股力量，这种形式的武装力量既可以用来支持警察，又担负不同于警察的职责，免于警察日常接触普通人群的任务，可以节约经费。此种类型的部队有爱尔兰的黑棕部队（Black and Tans），尼亚萨兰的机动警察部队（the Police Mobile Force），肯尼亚的应急支队（the General Service Unit），塞浦路斯的机动警察预备队（the Mobile Police Reserve）。这样的队伍有利于警察更好地承担起镇压反殖活动的职责，如殖民大臣警务助理向殖民大臣建议的那样：“殖民地警察要履行士兵的责任，即便其身着警服。”[13] 为了履行上述职责，新建立的殖民地警察部队在装备和训练标准方面都向军队靠拢了。1953年9月，肯尼亚应急支队配备了2英寸迫击炮和其他小型火器、装甲运兵车和布伦式轻机枪等军事装备。这些装备并非肯尼亚应急支队独有的装备而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武装警察的标准配置。[14]到1950年代后期，准军事训练在警察训练中占据了优先地位。在尼亚萨兰，训练新募警察重在武器掌握而非常规的警察实务，如法律和纪律训练。在北罗得西亚，新募警察训练中有38%的时间用于军事演习和武器使用，37%的时间给予法律和警察守则学习，9%的时间学习地方语言，4%的时间学习管理技能。在塞拉利昂，警察花费主要时间在军演和射击训练上，冈比亚警察训练内容则重在“附带军事职责的警务工作”，如开火和军演。供职于武装警察部队的警官在1960年代初还被派往长期进行血腥镇压活动的马来亚接受训练。在实践中，警察执行着军事而非公共服务原则，如肯尼亚的警察仅需喊两声“开火”，便可以向集会人群射击。[15] 当然，不仅仅武装警察部队执行赤裸裸的暴力镇压活动，军队也日益多地积极支持政府“治安行动”，同警察紧密合作。战后，镇压茅茅起义的两个英国旅大约四到六营兵力，是英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投入的最大规模地面力量。在其余广阔地域，军事力量为西非地区的皇家西非前线部队(Royal West African Frontier Force)和东非地区的皇家非洲步枪团（The King’s African Rifles），都属于英军编制，军官、训练和纪律都按照英国军队的标准实行，归伦敦陆军部调遣。这两支军队一支形成于镇压塞拉利昂1898年税收起义，另一支可追溯到1900年镇压黄金海岸阿散蒂起义。在英属西非，尼日利亚的每个连队都有包干地区，负责从收税到其他一系列暴力活动。一个城镇或村庄可能被军队包围，同时由警察在包围圈内实行挨家挨户的搜查。在选举时期（如1954年的黄金海岸，1956年的尼日利亚）军队被用于守卫战略点和选票箱。当西非独立时所有四个殖民地军队都分别受过城市和乡村的镇压训练，更不用提保卫或疏散外国人口的训练了。1949年英属中非铜矿带爆发反殖运动时，每个主要城镇都驻扎一个皇家非洲步枪团连队，一直驻扎到1951年。英属东非地区也不例外，1952年皇家非洲步枪团和英军至少抓铺了5892人。1957年3-6月军警又一起抓捕了另外的11933人。[16] 除了新增添直接的暴力力量，英国政府还注重建立殖民地警察系统的情报组织。在1948年时任殖民大臣非洲事务助理（Assistant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Africa）的安德鲁·科恩（Androw Cohen），要求各地定期报告政治形势。他要求各总督将政治报告从安全报告中分离出来，要求警察系统提供专门的政治情报，内容包括：“普遍的政治形势即民族主义者的活动、部族关系、地方协会活动、种族关系、出版界和公民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和有影响力个人的情况。”除此，还要写入外部共产主义的影响和相邻地区之间的关系。[17]因为黄金海岸的情况明显说明“需要竭力进行安全和情报安排”，直接建立起殖民部自己的情报渠道。[18]1949年马来亚高级专员亨利·格尼（Henry Gurney）道出了许多殖民官员的心声：“警察要扮演更积极的前线角色，包括情报收集，这能使“反对政府”的力量更惧怕警察而非军队，警察是仅有的能够掌握情报，从事地下战争的力量，没有情报，军事力量无法施展。毕竟应用军事力量只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19]英国政府希望警察力量和情报机构能够最有效地在民族主义运动早期将其扑灭，从而可以节约沉重的军事镇压花费。英国政府根据在马来亚的经验，认为统一的情报分析系统是建立有效情报机构的基础，可以有效加强殖民地政府实行“紧急状态”的能力，[20]从而收集政治情报成为警察工作的中心任务。自1948年之后，每块殖民地都要按月向殖民部递交政治情报报告，即便是小如福克兰群岛（Falklands）的地区，也要按时呈报，即便只有一句话：“政治状况毫无变化。”[21] 警察情报机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英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较为“和平”的状态撤离，情报机构功不可没。至少到1955年，黄金海岸责任政府是一个被严格限制的政府。虽然1952年英国内阁给恩格鲁玛“首席部长”头衔，但根据英国殖民大臣李特尔顿1953年的命令，黄金海岸的部长不能获得敏感信息如政治情报报告，[22]警察权被小心翼翼地保持在总督手中，以英国的警察委员会模式来管理，表面的理由是担心后殖民地政府会成为“警察国家”而非“有警察的国家”，[23]需要用时间逐步灌输英国的“警察理念”，努力找出可以为本土部长和殖民地警察委员们共同接受的管理机制，当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24]实际上，恩格鲁玛无法看到的政治情报中充斥着对人民大会党监视的情报，人民大会党从高层到基层都受到警察机构的监视，情报机构先将党视作异端，后来逐渐判定恩格鲁玛政府掌权后会实行温和的政策。通过这些情报，英国政府认为恩格鲁玛政府不会如英属圭亚那的贾根政府那么激进，这是英国没有武装干涉恩格鲁玛政府的主要原因，人民大会党最终掌权不仅仅因为赢得了票箱，也由于受到英国政府的认可。 在警察面对武装起义的地区，警察情报部门经常同军事情报组织连在一起。如在肯尼亚，1953年2月在伦敦军情5局的指导下，肯尼亚情报委员会整合了警察、行政部门和军队情报组织，至少每两周举行一次例会。会议之外，警察情报部门和军队情报部门在每个层次上都进行着日常合作。到了50年代中期，部分由于冷战的刺激部分由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情报机构的活动更加频繁了，收集的焦点是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活动，及其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以肯尼亚情报组织发展为例，到1955年肯尼亚的特别警察部门（Special Police Branch）下辖5个分支部门，分别为负责情报人员监管和运转的“X部”、负责政党监管的“政治事务部”、反间谍部、“茅茅部”和“分部联络部”。理论上特别警察部门的长官直接向最高警察长官负责。实际上特别警察长官成为当地情报决策的最高长官，直接向伦敦军情5局汇报工作。在殖民撤退时期，殖民政权坚持将情报部门的权利掌握到最后一刻。 英国政府试图通过加强有形镇压力量来抗衡战后非殖民化的时代压力，具体措施有建立中央集权的殖民警察制度，强化殖民地警察的军事性、新设专门的情报组织，实行军警特联动体制等。然而，这些措施仅仅属于狭义的暴力机制范畴，英帝国暴力机制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机制。 二暴力机制的多维性 谈到非殖民化时期的暴力机制不能不提到“紧急状态”。自1948年6月在马来亚宣布紧急状态以后直到1960年，不考虑在肯尼亚和塞浦路斯的武装冲突，黄金海岸、尼日利亚、乌干达和格林纳达等地都宣布了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保持秩序和稳定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如1947年的所罗门群岛或英属圭亚那，避免了使用紧急状态手段，而是采取了其他具有同等效果的手段。实行了紧急状态的地区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乌干达和1949年的尼日利亚遵循了以前的政治管理模式，没有如马来亚和肯尼亚那样全面走向暴力体制，紧急状态在那里表现得更像是提前计划好地对付殖民地民族主义者的策略，能够禁止或延缓激进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为实现帝国控制提供最完美的结构，为英国当局争取喘息时间。“紧急”这个词可以让英国人在获得广泛权力的同时保持正常的文官秩序。 在这种秩序下，英国政府能够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以便实行一些改革以重新获得合法性。这个环境需要能够保证改革按照英国政府规定的路线和步伐前进，遏制更加激进的要求，提供时间培养出自己需要的亲英分子。因为没有当地内奸的支持就无法维持英国的殖民统治。如一位黄金海岸的殖民官员在评论1948年阿克拉骚乱时说的：“对于我而言，1948年骚乱最大的感受是政府在人群中几乎没有有效的支持者……。”[25] 到了1948年早期，将紧急状态用作政治管理工具表明，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秩序问题已经不敢掉以轻心。虽然经常提到冷战的威胁，但这年2月阿克拉的骚乱和6月马来亚宣布紧急状态更促使英国殖民部担忧帝国的形势。安全问题成为许多殖民地管理者主要的关注点。为了增强处理帝国秩序的能力，殖民部重新组织了部门。在殖民部官员看来，主要有两类安全问题，一类是“冷战”，用警察和军队对殖民地民族主义活动加以遏制，大多数殖民地都属于此类；另一类是“热战”，如在肯尼亚、马来亚等地的镇压活动。然而无论在哪种类型中，英国政府都试图将军事压力作为政治目标的辅助手段，将紧急状态的真正目标指向政治激进分子而非武装游击分子，可以说紧急状态是暴力机制政治化的表现。 不仅如此，紧急状态也蕴含了暴力机制的经济维度。茅茅运动的兴起，让肯尼亚殖民地政府认定非洲人保留地中的村社集体土地所有制已经不能再起到稳定殖民统治的作用，稳定的新基础应该是建立在个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非洲商品农业生产者。1952年10月20日，肯尼亚殖民地政府宣布实行紧急状态，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1）创建吉库尤乡卫队；（2）在吉库尤乡村实行集中居住，将居民迁入乡卫队守卫的“安全村”居住，除了白天的几个小时，每个人都不允许走出村子；（3）实行土地合并和注册，扭转了战后一直实行的加强村社土地所有权的政策，试图培育出一个私人土地所有者阶层。在殖民地政府看来，管理者和乡卫队成员会在土地向私人转移的过程中获益，从而将加强忠诚于殖民政权者的经济实力。其他获得私人土地者也会将注意力转向土地的经营而疏远茅茅起义者，而且这些人的所有权将和殖民地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英国政府提供了1600万英镑赠款给土地合并和注册计划。同时，殖民政府解除了原来禁止或限制非洲人种植咖啡等经济作物的规定。茅茅起义及其后继者给英国殖民统治者带来很大的压力，担心肯尼亚会重蹈马来西亚的局面，让英军陷入内战之中，担负起日常保护欧洲人农场主的角色，这将给英国财政带来极大压力。[26]英国官员们努力让白人定居者相信，他们唯一的保护措施就是获得非洲人的认同，而这意味着立即与非洲人分享权力。这种分享的要价便是保证白人的土地所有权。 在英国政府看来，要保证白人的土地所有权，便要拥有足够的威慑力。这种威慑力的一种便是肯尼亚警察和军队有力量能随时镇压激进政治分子如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所可能发动的武装暴动。[27]另一种威慑便是“恐怖”威慑。这种威慑主要由民团完成。其中一支是创立于1948年的肯尼亚警察预备队（Kenya Police Reserve），由白人移民组成，经常罔顾人命，正规警察不太控制他们。[28]在1952年12月31日，肯尼亚警察预备队由4786名欧洲人、1144名亚洲人和2673名非洲人组成。[29]另一支是主要由黑人组成的乡卫队（The Home Guard），滥用私刑更是家常便饭。有人据此而提出，茅茅战争是一场非洲人自己的战争，或者是白人移民同非洲土著的私人战争，英国政府掌控的暴力力量仅仅作为一名旁观者而存在。我很难认同这种观点，不管怎么说，英军训练和组织了民团，并且同其保持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很难完全撇清同滥用暴力武装的关系。 如前所述，包括肯尼亚在内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紧急状态机制有效地同英国长期目标结合起来，为最大程度保有英国利益提供了可能。但在英属圭亚那却非如此，紧急状态的运行缺乏有效性，没有为政治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无疑英属圭亚那的糖业利益和肯尼亚的白人定居者都限制了政府的行动。在肯尼亚的例子中，白人移民在紧急状态的运行和终止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最终为了保卫最有利可图的大农业公司的利益，而被牺牲。白人移民的被牺牲软化了民族主义分子中激进者的立场，英国政府也无需再上演如英属圭亚那那样赤裸裸的武装颠覆民选政府的行为。同样的道理，为了保卫马来亚的外国种植园，英国政府只得剿灭了最激进的马共游击队，在此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为了显示出“和平”谈判的诚意，英国政府一般都会宣布结束紧急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就此放弃对暴力手段的依赖，确保能够随时使用“暴力”手段是英国和殖民地进行权力转移谈判的前提条件。紧急状态结束后，总督继续保持了警察控制权和其他权力。当肯尼亚结束紧急状态后，总督却获得了更多的权力，最重要就是无限期拘留权。[30]总督还可以随时宣布限制殖民地居民的某些权利，例如公众集会、结社、出版和游行。这些权力使得紧急状态显得不再重要。[31]类似的权力也被给予了尼日利亚总督。通过宪法中的“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Public safety and public order）”条款，总督拥有了终极治安权，[32]获得了有利的谈判地位。 如上所述，英帝国的暴力机制包含了政治、经济和心理维度，这些都体现在“紧急状态”体制中。该体制在有力维护殖民统治的同时也难以掩盖其局限性，迫使英国政府寻找新的出路。 三暴力机制的局限性 暴力体制使英国获得谈判优势的同时也成为其难以长期承受的负担。在每个地方，当帝国临近结束时，警察队伍都大大扩展了。在印度，从1938-1943年间，警察人数从大约19，0000人增长到30，0000人。在黄金海岸，从1945-1956年警察的数量从2500人增长到5360人。同一时期，尼日利亚中央警察力量的规模翻了一番，达1，0500人。警察的最终控制权保留在总督手中。 对大多数殖民地而言，1950年代维持暴力机制的花费急剧增加，对伦敦财政援助的要求急剧增长。这里仅以英属中非地区尼亚萨兰为例。从1953-1959年间，警察数量增长超过300%，花费从20年前的22万镑增长到54万镑。然而，这仍旧不能应付局势的发展。到1960年，中非联邦政府首席部长韦伦斯基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都认为需要3个常备欧洲人营，以应对可能的非洲人军队哗变，此外还新增派了200名英国警察，以进一步加重欧洲籍警察所占的比例。为了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将警察数量翻一番，英国允诺提供152，3000镑援助。[33]在1962年，尼亚萨兰维持治安所需的军队数量从以前的5个营，上升到7个营，仅靠警察已经无法维持治安。[34]连英国政府调查团的报告也称英属中非联邦（包括今马拉维、赞比亚、津巴布韦）已变为“警察国家”，只有依靠暴力才能维持统治。 英国政府一方面希望加大军警队伍建设力度，一方面又苦于资金短缺。英国面临金融危机和军事人力资源短缺，同时殖民地政府又不得不将自己有限的岁入投入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计划，以增强帝国的道德权威，难以再抽取额外的资源用于增加军事和警察花费。警察长官经常抱怨缺乏装备和资金，无法和宗主国警察相比。在英属东非警察装备升级引来种族争议，欧洲人要求更新装备，但其他种族不同意[35]。此外，为了保证警察队伍的忠诚，还需要提供让其满意的服务条件和社会地位，保障警察退休、提升和服役期稳定[36]，这些都需要额外的花销，增加了殖民地政府的财政和政治压力，各殖民地政府纷纷向伦敦求援，违背了伦敦一贯的原则即各殖民地自己负担安全花费。 暴力活动不仅耗费了英国的财政资源，而且燃烧了英国统治赖以存在的“道德”资源。按照罗宾逊的“合作者理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不得不通过本土合作者来实行统治，一旦殖民统治者耗尽了当地合作者的忠诚，他们就无法再进行统治。尽管殖民地军警力量获得了扩充，改善了装备和训练水平，花费了大量金钱，但是合作者的丧失来自于长久矛盾形成的公众不满。许多殖民地暴力冲突都是长久以来部落、宗教信仰、乡村和城市矛盾的具体表现，另有许多冲突是殖民政府不善统治的结果，而警察的镇压活动，仅仅是饮鸩止渴。 在乡村地区，治安本就依靠本土权威配属的本土警察配合。当地酋长通过提供劳动力换取了殖民政权的承认，成为殖民政权的合作者。酋长法庭也被殖民政权用来承担分配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工作。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破坏了这种同盟的信心，欧洲人农业监督和全职土壤保护官员（soil erosion officer）削弱了本土权威。本土权威要么拒绝同这些官员合作要么消极配合。殖民统治的一类重要合作者逐步脱离了其阵营。此外，战后经济开发计划加剧了对非洲人土地的剥夺，在人多地少的尼亚萨兰(今马拉维)1948-1956年间就有46，0000英亩土地转移到欧洲人大地主手中。结果警察无论从数量还是组织上都无法应对农村地区的需要。 城市警察力量也面临新的压力，经济开发导致大量人口涌向城市，但城市不能提供足够的经济机会，结果城市犯罪率直线上升。以肯尼亚的奈落比为例，夜晚警察集中于保护欧洲人居住区和中心商业区，甚至都无力保护工业区。仅在1950年，奈落比以占全国5%的人口数量，承担了大约40%的犯罪率。如果再加上蒙巴萨，城市罪案的发生数量就超过整个肯尼亚犯罪数量的一半。 在矿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北罗德西亚，警察队伍受工会运动的刺激大为扩张，并且获得了更为先进的通讯系统，特工部门的规模和权力范围大大增强以便监视工会和它们领导人的活动。[37]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各地的工会运动都融合到民族独立运动中，使得更多的警察资源被投入到保护铁路、矿山、和其他经济飞地的秩序中。某些地方如塞拉利昂的钻石矿甚至建立起私人安保力量，大大加重了英国资助该地保持军事力量、购买军事装备和聘请外国人员的负担。[38]英国面临仅靠雇佣军维持统治的局面。 长期的殖民统治积累了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往往很小的社会问题便会引发关乎全局的大规模抗议运动。1951年7月的桑给巴尔抗议活动，最早仅仅是从一些群众抗议修建空港圈占自家土地开始，引发了更广泛的反对接种牛疫苗抗议，警察向示威群众开火后也不能控制局势，坦嘎尼喀的警察不得不赶去增援。镇压行为反而更加剧了当地人反对殖民统治的情绪。[39]1957年尼日利亚奥绍博（Oshogbo）爆发了反增税抗议活动。这场抗议活动从市场妇女抗议增加水费开始，不断扩大，导致了地方警局的部分毁损，最终依靠大队警察使用催泪瓦斯才驱散人群。据当时的警官回忆道：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一起小小的混乱就有可能引发大规模骚乱。有时候非洲人会使用土枪、毒箭、梭镖和大砍刀。在此时期的许多镇压中，警察都使用了足以致死的武器。[40]随着死难人数的增长，殖民地群众对殖民统治者的不满更加高涨，形成了情绪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因而，一旦通过暴力活动获得了某种优势，英国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寻求谈判对象达成权力转移协议，以图尽可能多地保留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谈判的开始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完全放弃应用暴力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英国政府坚持防务、外交、司法、警察和内部安全权限一定要由宗主国直接掌控。[41]即便是当地驻扎的英国军队不得不撤走，也要以训练成功一支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本土军队为前提。[42]训练这种部队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我们（英国）需要的政治反对方”，给快速的政治进步添一道“闸”。以此来避免“我们（英国）权威的永久撤退”，希望能借此留下一个“保障我们（英国）关键利益”的政治结构。[43] 这便构成了非殖民化末期，英国暴力体制的最后一道程序，即设法尽量保留暴力权。正是英国政府的这种企图造成了1964年1月的东非兵变。由于东非地区白人移民的存在，东非地区军队高级职位的非洲化程度，远远落后于当地警察队伍非洲化的步伐，高级职位的开放程度造就了警察和军队在1964年兵变时的不同表现。警察抵制了1964年1月的兵变。职位本土化程度的差异也是西非军队没有在此时发生兵变的原因所在。 受兵变影响，英国政府加紧明确了干预原则，即在紧急状态下，英国力量可以应地方政府要求而实施干预，决定是否干预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能否利用英军干预的短暂时间重新控制住局势。军事支持仅仅是一方面，还要施以财政和技术援助，以便增强他们的政治权威，加大援助警察、武装警察和情报系统的力度，以增强他们的暴力权威。此外，英国政府再一次强调了英军对过境权、驻扎权和移民保护权的要求，强调即使在联合国遇到麻烦，也要干预危及英国公民的行为。[44]这次兵变给英国提供了未来实行军事干预的合法理由，英国不受限制保护本国公民的权力获得了事实上的承认。在此前提下，三国军警力量也加速了非洲化进程。 英帝国的暴力机制消耗了大量的经济、道德资源，同时经济开发带来的社会矛盾使暴力机制面对的压力持续增强。这些都迫使英国政府结束暴力机制，通过谈判桌以交出大部分暴力权为条件保留了部分暴力干预权，得以对原殖民地施加后续影响。 四 结 论 以暴力控制为切入点，我们可以对英帝国的属性加以界定。英帝国既非一个国家、也非一个松散的国际霸权体系，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独特模式。英帝国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中央控制体制，但是这个体制被有意识地按照两个原则进行设计，即宗主国和殖民地两个部分。殖民地人只被视为英国的臣民，没有政治权力，英国通过贬低其社会的发展水平来获得合法性。如此看，英帝国绝非是一个单一实体，并非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控制体系，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控制既不像国家对其社会成员的控制那样紧密，也不像强大的国家对较弱的国家的控制那样的松散。这种体制又由于英国能控制殖民地的暴力机构而不同于现代国际关系中霸权国家与依附国家的关系。英国更多地通过暴力而非相互给予的方式维持统治，暴力强制并不仅仅出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暴力手段是资本主义保持剥夺性积累的常备手段之一，是同经济的、文化的手段一样的备选项，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一项。[45]从根本上讲宗主国和殖民地并非合作关系。 这种非合作关系决定了殖民地军警力量在整个殖民时期特别在非殖民化时期会扮演重要角色。当各个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殖民者为自己长期或暂时的利益而挣扎的时候。确保有秩序的撤离帝国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在几乎每个案例中，英属殖民地警察在英国所要实行的政治策略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角色，警察部队一直处于镇压民族独立运动的最前线。到了权力转移的最后阶段，警察如何从殖民统治代理人的身份转化为服务于新独立政府的力量，是宪制谈判中敏感和重要的问题。 英国学者中存在一种倾向，即美化殖民地暴力力量如警察的职能。有的英国学者认为殖民地警察力量的发展有过三个阶段，在殖民征服时期和非殖民化时期警察突出暴力镇压职能，中间时期关注维持公共秩序。[46]另有学者不同意三期分法，认为殖民晚期的警察仅仅是保证非殖民化进程平稳有序，非殖民化期间警察仍旧担负一直以来的公共职能，需要重新考虑关于警察是压迫工具的定义。[47]他们的这些观点值得商榷。英属殖民地警察力量实行不同于英国本土警察的原则。殖民地警察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而且承担了民族压迫的职能，英国政府执行内外有别的警察原则，殖民地警察力量被过度武装，作为最前沿的镇压力量，殖民地警察赋予的首要职能是维持殖民统治，用暴力收税、处理拆迁问题成为自然的选择，因为从短期来看这是最为经济的方法，符合殖民统治的行为方式。殖民统治确立后许多所谓的犯罪行为实质是反对殖民统治的强化与深入。长期以来，殖民地警察都致力于保护欧洲人财产和外贸交通线，土著“警察”依照传统处理大多数犯罪活动，警察仅仅有很少的力量投入反犯罪活动。到了1948年后，警察力量更是突出加强了军事属性，固然会处理一些犯罪活动，但其属性只能通过主要的功能加以界定。殖民地警察一直都是军事化的组织力量，殖民地警察一直都是英国实行殖民压迫的得力工具。 殖民统治末期的暴力活动为英国宪制谈判争取了最佳的出发点。通过暴力活动，英国政府重塑了反殖民政治活动，消灭、软化或孤立了激进力量，争取了培植亲英势力的时间。即便到了最后时刻，英国政府仍旧在设法为自己保留暴力应用权利。但同时，过多地采取暴力活动也孤立了亲英势力。适时地结束暴力应用，走向谈判桌或许是英国殖民统治暴力体制中最为明智的一点。 从暴力到谈判的非殖民化过程并非英帝国的有序撤退过程。尽管英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历史轨迹并没有按照其设想的那样发展。相反，正是由于英国殖民统治长期积累下的矛盾，才使得在殖民统治末期英国暴力压制成为不断动员殖民地民族主义不自觉的历史工具。如果按照罗宾逊“合作者理论”说法，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地的政治环境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这种新的变化让“合作者”不能支配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地，英国政府只能选择殖民撤退。这种选择是形势迫使下的选择，英国政策的每次调整都落后于殖民地发展潮流，政策调整总是“太小、太晚”。本文所述的英国暴力体制建设，特别是1948年以后的活动，表明英国政府并没有什么长期的结束殖民统治的计划，并非自愿选择放弃统治，也并非主动选择实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策略。无论是对于宗主国的执政者来说还是商业人士，是不愿意丧失这种地位的，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让步。不管有没有“热战”，非殖民化时期都充满了暴力强制带来的混乱。 凭借自身积累的历史性优势，英国一类的原宗主国可以在不直接控制领土的前提下继续实施自身对原殖民地某种程度的控制，继续维持某种程度的旧有体制，如英国设法保留了暴力干预权。从而，这些国家在丧失殖民地后，继续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而存在，能够使用暴力干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当今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志。这一点从当今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赤裸裸地使用暴力可以再一次得到确认。 杭聪（1981- ），男，历史学博士，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非洲史、英帝国史。 [①]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战后英国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政策研究（1945-1980）”（15CSS026）阶段性成果。 [②] 国内外对非殖民化时期暴力的既有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具体研究英国镇压活动或殖民地人民武装反抗，揭示英国镇压活动的血腥，如David M.Anderson and David Killingary,Policing and decolonisation:Politics,Nationalism and the police,1917-65,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David Anderson, Histories of the Hanged: The Dirty War in Kenya and the End of Empire,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高晋元：《“茅茅”运动的兴起和失败》，《西亚非洲》，1984年04期；另一类是从英国战略考虑出发进行的研究，如张顺洪：《英国殖民撤退过程中的军事条约和协定》，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David A.Percox,Britain, Kenya and the Cold War: Imperial Defence, Colonial Security and Decolonisation,London :I. B. Tauris. 2004。本文的研究角度有别于上述两种立场，认为英国镇压活动的残暴血腥不仅仅是针对某事某地的应激性个别反应，而是一种体制性的机制，试图从宏观上理清该机制的运转、调整、失灵和转换。 [③] 关于此三个角度的具体论述，详见杭聪：《新近二十年来英美学者关于英属撒哈拉以南非洲帝国衰落原因的研究》，《史林》，2010年第4期。 [④] R.Robinson, ‘Non-European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imperialism:a sketch for a theory of collaboration’,in R.Owen and B.Sutcliffe,ed.,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London:Longman,1972. [⑤]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in John Gallagher,The Decline,Revival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Ford lecture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⑥]Ronald Robinson and John Gallagher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London : Macmillan, 1961. [⑦] 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期间经历的惨烈的武装镇压活动，以至于在安放击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和纳尔逊陵寝的圣保罗教堂地下室里，还存放一块纪念英国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时期从事镇压活动而死难英国军警人员的纪念碑。 [⑧]英国安全局（或称为MI5）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大厦。它是英国安全情报局，负责保护英国境内外的公民及其利益，防范针对国家安全的任何威胁。在英国的议会两院体制中由英国内务部（The Home Secretary）负责MI5的事务。 MI5的缩写字母实为“第五军事情报局”，尽管1931年就改名为英国安全局，但其体制从未真正脱离过MI5的含义，而且至今还被普遍地称作MI5。 [⑨] CO537/ 6960 , 25 Apr1952,[Position of colonial police]:minute by Sir C Jeffries,in Hyam,Ronald ,edit.,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45-1951,London : HMSO,1992,第244号文件。 [⑩] CO1037/2,no13 July 1954, [Position of colonial police]:report of a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f colonial police forces, Police College, Ryton-on-Dunsmore, Warwickshire,in Goldsworthy ,David,edit.,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1-1957,London : HMSO, 2000,第248号文件。 [11] CO 537/6960,no4 22 Apr1953,[Position of police in later stages of colonial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report of a CO working party. Appendix,in Goldsworthy ,David,edit.,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1-1957,第247号文件。 [12] CAB 128/17, CM37(50)1 ,19 June 1950,‘Malaya’: Cabinet conclusions; discussion of the situation, and proposed draft statements, in Hyam,Ronald ,edit.,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45-1951, 第270号文件。 [13] W.C.Johnson,Police Adviso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Report on the colonial Police Service’,28 Dec.1948,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CO537/5440. [14] Georgina Sinclair,At the end of the line:colonial policing and the Imperrial endgame,1945-80,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6,p. 153. [15] Ibid.,p.149. [16] Bennett, H.，“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Minimum and Exemplary Force in British Army Counterinsurgency in Kenya”,Small wars & insurgencies,vol.18,number4, 2007,pp.648-649. [17] Cohen to all Governors in Africa,Secret dispatch,15 March 1948,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CO537/2686. [18] Colonial Political Intelligence summaries1948,Minutes,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CO537/2760. [19] Gurney to Arthur Creech-Jones,30May1949,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DEFE 11/33. [20] CAB128/13,CM50(48)3, 13 July 1948,’Malaya’: Cabinet conclusions on British response to disturbances, in Hyam,Ronald ,edit.,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45-1951, 第265号文件;CAB129/71,C(54)329(annex), 3 Nov1954, ‘Defence policy’: report for Cabinet by Lord Swinton,in Goldsworthy ，David,edit.,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51-1957,第15号文件。 [21] Colonial Political Intelligence Summaries 1948,Minutes,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CO537/2677. [22] CO554/254, 9Feb1953 [Gold Coast constitution]:minutes by Sir C Jeffries and Mr Lyttelton, in Goldsworthy,David,edit.,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51-1957,第267号文件。 [23] CO537/6960,25 Apr 1952[Position of colonial police]:minute by Sir C Jeffries, in Goldsworthy,David,edit.,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51-1957, 第244号文件。 [24] CO537/6960,no4 22Apr1953[Position of police in later stages of colonial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report of a CO working party, Goldsworthy ,David, edit,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51-1957,第247号文件。也见CO1037/2,no19 5Nov1954[Position of colonial police]:minute by I B Watt of a CO interdepartmental meeting with the Home Office, in Goldsworthy,David ,edit.,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1-1957,第250号文件。 [25] Sir R.Saloway, ‘The New Gold Coast’, International Affairs,(Oct.1955),p.469. [26] Macleod to Watkinson,12 Jan,1961;A.D.Peck to Gough, 12 Jan,1961,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CO822/2892. [27]CAB 128/38,CM1(63)5, 22Oct1963,[Kenya independence conference settlement]:Cabinet conclusions, in Hyam ,Ronald, and Louis,Wm Roger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London : HMSO, 2000,第179号文件。 [28] David Anderson, Histories of the Hanged: The Dirty War in Kenya and the End of Empire,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p.85. [29] Foran ,William Robert,The Kenya Police1887-1960,London:Tobert Hale,1962,p.136. [30] CAB 134/1558,CPC(59)6 ,29 June 1959,‘Security powers of colonial governs’: Cabinet Colonial Policy Committee memorandum by Mr Lennox-Boyd,in Hyam ,Ronald,and Louis,Wm Roger ,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 London : HMSO, 2000,第23号文件。 [31] CAB134/1558,CPC5(59)1 ,5 Nov1959, ‘Security powers in Kenya’: minutes of Cabinet Colonial Policy Committee Hyam ,Ronald, and Louis,Wm Roger,eds.,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第24号文件。 [32]CAB134/1555,CPC(57)12,7 May1957, ‘Nigeria’: memorandum for Cabinet Colonial Policy Committee by Mr Lennox-Boyd on forthcoming 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in Hyam ,Ronald,and Louis,Wm Roger ,eds.,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第100号文件。 [33] David M.Anderson and David Killingary,Policing and decolonisation:Politics,Nationalism and the police,1917-65,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p.176-178. [34] PREM11/3343, 22Feb1962,[Nyasaland and the future of the Federation]:note for the record, ministerial meeting,in Hyam ,Ronald,and Louis,Wm Roger ,eds.,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第505号文件。 [35] CO822/1449, no229, 12May 1959,Tanganyika: proposed constitutional advance,in Hyam ,Ronald,and Louis,Wm Roger ,eds.,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 第141号文件。 [36] CO 537/6960,no4, 22 Apr1953,[Position of police in later stages of colonial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report of a CO working party. Appendix,in Goldsworthy,David,edit.,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51-1957, 第247号文件。 [37] Anthony Clayton and David Killingray,Khaki and Blue:military and police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 , Ohio: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 ,1989,p.54. [38] DO35/8071,no3, 25 Feb1960,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Sierra Leone after independence’,in Hyam ,Ronald,and Louis,Wm Roger ,eds.,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 第334号文件。 [39]Clayton, Anthony, The thin blue line : studies in law enforcement in late colonial Africa, Oxford: Oxford Development Records Project ,1985,pp.56-57. [40]Ibid., pp.214-215. [41] CAB134/1558,CPC(59)2 ,10Apr1959, ‘Future policy in East Africa’:Cabinet Colonial Policy Committee memorandum by Mr Lennox-Boyd,in Hyam ,Ronald,and Louis,Wm Roger ,eds.,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 第116号文件。 [42] CAB 128/35/1,CC36(61)6 , 29 June 1961,[Future of Southern Cameroons ]:Cabinet conclusions, in Hyam ,Ronald,and Louis,Wm Roger ,eds.,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 ,第115号文件。 [43],’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report by the Africa(Official)Committee,12July1961,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CAB 134/1358/3,AF(61)3(Final). [44] CAB 148/1,ff 194-197,4Feb 1964,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security]developments in East Africa’:note for Cabinet Defence and Oversea Policy(Official)Committee by the chairman(Sir B Trend), in Hyam ,Ronald,and Louis,Wm Roger ,eds.,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7-1964,第139号文件。 [45] CAB134/1315,PR(56)3,1 June 1956, ‘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 world affairs’:memorandum by officials of the Treasury, Foreign Office and Ministry of Defence for Cabinet Policy Review Committee. Appendix A, in Goldsworthy ,David, edit,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51-1957,第21号文件。 [46] David M.Anderson and David Killingary ,Policing and decolonisation:Politics,Nationalism and the police,1917-65,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 [47] Georgina Sinclair,At the end of the line:colonial policing and the Imperrial endgame,1945-80 ,p.224. 来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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