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峰：近代日本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的关联性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6:11:16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佚名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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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通”长野朗的思想为中心 刘峰 内容提要 近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带有不少“封建残余”，在思想层面上尤其包括了反西方的、要求“回归”东方封建传统的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思想。通过考察分析近代“中国通”长野朗的思想言论可以发现，实际上两者共同作用，不仅对日本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消极的影响，而且还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联。一方面，作为日本精神主义“扩大版本”的亚洲主义与作为“变种版本”的农本主义存在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二者在阶级意识、中国观和社会运动观、对秘密结社的共鸣三个方面存在紧密联系。可以说，长野朗的思想乃是谋求以“东洋社会传统”来改造国家，要求反近代、反西方，对内主张农本主义，对外主张亚洲主义的一种消极思想的混合体。 关键词 日本 农本主义 亚洲主义 长野郎 近代日本是一个后进型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近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不少缺陷和误区，尤其带有很多“封建残余”的影响，在思想层面上亦是如此。比如，近代日本的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它们反对“西化”，追求对东方传统的“回归”，但却各自在理论逻辑上与日本法西斯主义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两者相互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联性。对这些思想及其关联性加以考察，有助于我们对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及其侵略性进行更为系统、准确、深刻的把握。 一、研究前提 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目前起源于19世纪中叶。尽管它在发展过程中先后产生了兴亚论、中国保全主义、大亚洲主义、亚洲门罗主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等众多具体的表现形态或“理论变种”；但其本质却始终万变不离其宗，乃是以“日本≥亚洲”为价值判断核心，将日本一国利益等同或凌驾于亚洲整体利益，宣扬以日本为盟主“指导”并“联合”亚洲，排斥西方，反对近代的东西。它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之下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相结合，试图欺骗中国等亚洲国家，假借其力量以抵御、驱除欧美势力在东方的扩张，以实现其自己的野心。从兴亚会的兴亚论、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到小寺谦吉的大亚洲主义论、德富苏峰的亚洲门罗主义，再到近卫文麿的东亚新秩序论、东条英机和大川周明等人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这种本质均一以贯之。事实上，近年日本否定侵略战争的“大东亚战争解放论”等论调，即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 那么，农本主义又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农本主义，即是“以农为本”的意思。然而，它又因时代不同而在意义上有所区别。可以说在日本的江户时期，近代的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其特征各异，并非完全相同。因此，作为前提在此需要明确的是，虽说都被称为“农本”，但绝非一义，有必要首先把握其多义性。 日本的农本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早在江户时期，就普遍存在着重农抑商的情况。荻生徂徕当时称：“重本抑末，是古圣人之法也。本，农也。末，工商也。”即是反对舍本逐末、本末倒置，强调安守本分、以农为本。到了江户后期，为了限制土地领主的过分剥削，又有不少农本思想家开始主张“分度”，并致力于促进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此过程中，农本思想逐渐开始具备逻辑性和理论性。比如，二宫尊德就曾在《报德论》的第12章“论国本在农”中称：“夫国之本在民，民之本在食，食之本在农。是以农业盛而民优，民优则国家盛。……农衰则民困，民困而成国之大患。国之大本，应重农业。”大原幽学则不仅在《微味幽玄考》等经典著作中论述农本与修身齐家之道，而且还具体深入到了农业技术指导、整理耕地、奖励节约等具体生产实践上去。可以说，在日本的“前近代”时期，农本主义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为基础，强调“国本在农”，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保持绝缘。 然而，到了近代，这一思想却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殖产兴业”、“地租改正”等近代化政策的迅速推进，日本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反抗意识大为滋生。具体来说，当时“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构成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寄生地主制，作为近代日本农村的显著特性，在明治维新的诸项经济改革之下逐渐形成。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贫穷的农民开始将土地变卖给地主，向佃农转化。反过来。地主则将大部分土地租给佃农，从而形成了一种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封建性生产关系。佃农为了缴纳高额地租而不得不外出充当临时工，或兼做家庭手工业。地主则将获得的地租投资到工商业和金融业中去，使地主制与资本制的相互联系得以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在工商业中获得成功的地主开始向近代资本家蜕变；而占人口极大比例的农民则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生活愈发贫困，贫富差距陡然增大，结果导致反近代、反西方的意识开始获得强大的社会基础支持。从这一背景来看，显然，近代农本主义势必会展现出与“前近代”农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带有浓厚的“反近代、反西方、反都市、反大工业、反中央集权”倾向，甚至可能与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意识发生关联。 可以想象，既然近代的农本主义带有“反近代、反西方”的显著特性，那么，它必然会在当时与重视工商业的西洋文明，抑或是日本社会的西方化、近代化发生摩擦和冲突。同时亦可以考虑，它将与作为东洋传统社会核心的中国发生关联。故以此为纽带，分析日本昭和时期农本主义思想与宣扬所谓“联合亚洲、排斥西方”的亚洲主义思想之关联性也就成为可能。 二、 问题所在 1947年，日本政治思想学泰斗丸山真男先生曾在研究中考察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思想特质。他认为，近代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与德、意的法西斯主义是不同的，它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包含了农本主义、亚洲主义等思想特征。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法西斯运动中，也确实能够看到不少农本主义者和亚洲主义者参与其中。可以认为，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本身就可通过“日本法西斯主义”这一思想意识来发生关联。 事实上，关于“日本昭和初期的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关联性，若存在，又是如何发生关联的”这一问题，早在战前的1935年，户坂润先生就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从其研究来看，两者的关系可以从“间接”和“直接”两个层面来加以解释。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的间接关系是通过“日本精神主义、日本主义”为媒介形成的。即“以生物为对象的农业，与以非生物为对象的工业不同……其生产活动中，精神要素颇为重要”。故可以概括出“工业、都市（物质的）对农业、农村（精神的）”这样一组对立模式。基于此，户坂先生主张：农本主义“不过是强调精神的日本精神主义的一变种而已”。同时，日本精神主义和日本主义本身又“绝非仅仅停留在日本主义层面。日本主义最终发展成为东洋主义或亚洲主义……因日本终究并非等同于亚洲全体”，此发展乃是以“将日本扩大为东洋、亚洲”的“日本盟主论”为手段实现的。故可以主张：“亚洲主义完全是日本精神主义的扩大版本”。如此看来，作为“变种版本”的农本主义与作为“扩大版本”的亚洲主义，是通过“日本精神主义、日本主义”为媒介，至少在“精神”这一层面构成了间接关系。或者说，在分析两者关系时，有必要首先考虑“日本精神主义”的问题。 进而以此为前提，户坂先生又指出了两者的直接关系。“日本亚洲主义是日本精神主义的侵略性扩大版本，是亚洲精神主义。若承认此点，那么它又与日本农本主义存在怎样的关系呢？似乎在亚洲主义者看来，亚洲的现实正是带有农本主义性格的东西。”而且，农本主义中的“合作运动既否定了资本主义，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依据‘王道’而成立的东西……故其具有所有亚洲主义的，所有日本主义的灵魂”。那么，这里所说的“亚洲的现实”具体指的又是什么呢？文中进一步解释，它无非就是“经济上采取协同组合或合作运动的形式，政治上要求自治，文化上带有精神主义特征”的东西。显然，这符合了当时日本“自治农本主义”的诸项特征。而且在当时的亚洲主义者看来，亚洲主义理应从带有农本主义性格的“亚洲的现实”出发，“若脱离此现实，就无法正确理解东洋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运动模式”。 可以说，户坂先生在其研究中找到了“工业、都市、欧美（物质的、物质主义）对农业、农村、亚洲（精神的、精神主义）”这样一组对立模式。由此对立模式来看，昭和初期的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至少在反西方化、反都市化、反近代化，乃至以“农村”为象征的乡土性、精神性“亚洲固有传统”，抑或是回归亚洲的“本源”等诸多问题上存在着紧密关联。若以这一关联性为根据进一步思考，则应该可以断定，日本昭和初期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中与其说偶然，不如说是必然地将出现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的倾向。那么，究竟是否有具体的人物案例来佐证这一结论呢？在该人物身上，又能够体现出哪些具体而特殊的联系呢？对此，拙文拟将近代“中国通”长野朗的思想作为一例，来尝试详细考察。 三、 长野朗的三重身份及其思想状况 长野朗，1888年出生在日本福冈县。1909年5月，他从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毕业之后，由陆军少尉晋升大尉，并先后在日本国内，中国武汉（华中派遣队）、北京与天津（中国驻屯军）等地驻防。1921年，转为预备役，从军人变为文人，开始专心研究中国问题。据称，此后他一共完成了介绍、评论中国和中日关系的论文五十余篇、著作八十余部。 与此同时，长野还先后加入了犹存社、行地社等右翼团体，又与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等人一道兼任拓殖大学教授，甚至在以大川为理事长的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担任理事，积极参与了当时日本法西斯分子的“国家改造运动”。进而在1927年，他又通过行地社友人千仓武夫的介绍，拜农本主义者权藤成卿为师。以此为契机，长野开始作为权藤的继任者大力宣扬农本主义，并与橘孝三郎等激进派共同行动，于1931年创办了《农村新闻》，继而作为发起人和执行委员加入了日本村治派同盟。然而，这一组织实际上作为思想复杂的松散团体，原本分裂化倾向就颇为明显，故在此后不久便旋即解散。结果，长野不得不在第二年与权藤、橘、加藤一夫等人另行创办农本联盟，共同主导日本农本自治运动。 仅凭借以上略历，就可以看到长野身上显著的三重身份，即：A.在对外问题上，熟知近代中国的形势，对中日关系颇为关注的“中国通”、乃至亚洲主义者身份；B.在日本国内问题上，主张与“国家改造运动”相互挂钩的“农本自治论”，带有农本主义者的身份；C.没有达到大川周明那样的“顶级精英”层次，而是以民众为视角，介于“顶级精英”与一般民众之间的“中下级社会精英”身份。上述三重身份，恰恰意味着在研究其思想时至少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长野的亚洲主义思想与农本主义思想各自具有怎样的特征？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性？作为“中下级社会精英”，他怎样发挥了联系“顶级精英”与一般民众的作用？ 以往学界的研究，对于长野作为“中国通”的中国观、中日问题观乃至亚洲主义观，以及作为农本主义者的社会认识、农本自治论等展开了具体考察。但遗憾的是，将其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关联起来展开专题论述的学术成果，在目前笔者所知范围内尚不存在。是故，以下将基于先前的研究成果，首先对上述长野思想的两个侧面分别进行梳理分析，而后具体考察其关联性，以期揭示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中“封建残余”的一种具体形态。 首先来看长野的亚洲主义思想。先行研究曾对此有过分析总结，指出：“他对中国的民众抱有钦佩之情，非常崇拜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新生的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笔者注）致以赞美之辞，热切期望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在长野朗的对华观中，虽然包含了不少良好的思想成分。但长野朗又是个主张国权的中国通，在他的中日问题观里面，蕴藏着许多偏激狭隘的思想要素。” 例如，长野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大系列丛书》的财政经济篇中贬低中国：“混乱不堪，极不统一的状况随处可见，这是中国财政的特点。……现在国民政府的财政计划等，从表面上看倒也顺理成章，但实际几乎全部是照抄外国的东西，不符合中国的实情，因此徒具虚名的计划势必落空。……要想进行建设的话，必须先进行一次极端地治理。”而关于具体的治理办法，他在此前的著述《被白祸困扰的中国——走向亚洲联盟》中早已有过涉及，即“日本与中国若能团结，则可以增进物质之幸福，与欧美势力对抗”。同时，因为“英美在欧洲大战中难堪嫉妒之火，对日本独自在华搭建舞台白眼相向，率先在巴黎和会上挑拨离间了中日关系”，更有必要相互“团结”，予以反击。这套理论，显然与当时要求“联合亚洲、排斥西方”的日本亚洲主义者完全步调一致。更何况，他始终对“满洲利益”、盟主地位持拥护态度，其亚洲主义终究不过是侵略性的东西、偏离现实的架空思想而已。 对于这种富含欺骗性的思想，刘家鑫和王瑛曾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无视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他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径同流合污，默认日本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殖民地......蕴涵了日本的傲慢与霸道，其中日合作联盟并非是平等的合作与联盟，而是在日本主导之下的、符合日本侵略扩张意志的合作与联盟。” 故从以上分析来看，在长野的亚洲主义言论中实际上很难看到“（对中国的）钦佩之情”。他所主张的，由日本给中国提供技术，由中国向日本提供资源的“日中合作”具体办法，显然与1916年小寺谦吉在《大亚洲主义论》中的理论如出一辙，其中包含了“日本盟主论”、对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承认，以及对西方的敌视等消极要素，带有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普遍特征。 那么，长野的农本主义思想又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长野曾在1932年的《自治日本的建设》中，将自己主张农本主义的理由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农业是唯一不剥削剩余价值的产业；第二，农业是产业的根本，生产包括粮食在内的所有原材料；第三，农业在本质上说无法依靠个体性成立，而必须是协同性的、共存性的东西；第四，农业的骨干是依靠土地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他们构成了国家组织的基础。”对此，有评价称：“第一点到第三点是农本主义者之间的共识，第四点将国家推向了前台，是特殊的、长野专属的东西，故可以说与国本农本主义存在连接点。” 如此看来，首先可以判断，长野的农本主义思想应该定位于“自治农本主义”的范畴，并带有向鼓吹国权的“国本农本主义”过渡的特点。而且，若分析其农本主义的具体特征，至少还可以看到以下三点内容。 1.强调农村与都市的绝对对立。在长野看来，农业是唯一不剥削剩余价值的产业，农村是不带有“剥削与反抗剥削”等西方特征的传统社会形态。相反，在都市中，即便存在劳动组合与工会等组织，抑或是对官僚的自卫行为，但“作为基础的农村若不确立民众自治，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就将完全走向瓦解……反而让人民饱受痛苦”。姑且不论此观点是否正确，我们至少从这里可以明确看到，长野的农本主义将原本实际情况颇为复杂的农村和都市的性质进行了单纯化处理。他甚至还进一步断定：“引进工商立国、都市中心的西欧文化实乃谬误，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皆出自都市。在都市中产生的所有东西无论如何冠以日本主义之名称，也仍是西方式的，仅有农本之物才属于日本。”由此，描绘出了“西方、都市对日本（东方）、农村”这样一组单一、绝对的对立模式。可以说，这种无任何前提地在都市与西方之间画上等号，抑或是以此为背景构筑的都市与农村的绝对对立图式，恰恰符合了当时日本农本主义思想意识的特征。 2.主张农村自治，进而期待这种自治“由下而上”扩大开去，以形成全国性的社会组织。这同时也是“自治农本主义”的代表性特征。 作为长野的老师，权藤成卿曾始终坚持“自然而治”的理论。他在《成俗之渐化与立制之起源》中强调：“自然而治，并非意味着由智者治理，也非由强者治理，更与鬼神惩罚、佛陀保佑无任何关系。而在于各人各所、禀其天性、启发本能，以一身自制走向一家自治，进而邻里共治、乡村共治、由郡国遍及天下，绝非凭借他者治理也。……自然而治，抑或称为原始自治，其凭借自然进行治理，应该作为自治的主体。”从这种主张中，无疑能够读出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普遍核心价值的中国儒学之影响，以及与西方的“利己”意识相反，强调“治己、自修”的东方传统思维。 作为长野的老师，权藤成卿曾始终坚持“自然而治”的理论。他在《成俗之渐化与立制之起源》中强调：“自然而治，并非意味着由智者治理，也非由强者治理，更与鬼神惩罚、佛陀保佑无任何关系。而在于各人各所、禀其天性、启发本能，以一身自制走向一家自治，进而邻里共治、乡村共治、由郡国遍及天下，绝非凭借他者治理也。……自然而治，抑或称为原始自治，其凭借自然进行治理，应该作为自治的主体。”从这种主张中，无疑能够读出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普遍核心价值的中国儒学之影响，以及与西方的“利己”意识相反，强调“治己、自修”的东方传统思维。 长野的农本主义虽然继承了权藤的理论，但显然更为注重社会、政治的自治问题。他认为：“我古来之政治一贯凭借自治而发展……以自治为主旨。自治意味着各人治理自己。再由这种自治的独立个人共同经营生活。故我极力反对以人治人的官治行为”，主张“回归”古代传统，实现政治组织的自治。也许正因为如此，长野总是反复强调：“虽说是农本，但绝非狭隘地意味着种地，而是包括了生产国民生活必需品的所有行为。即是生产大众之意。”换言之，在他看来，农本主义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农业立国或个人自修，而应该是在政治上废除“官治”，实现民众自治，并使其扩大为全社会的新政治组织，进而以此确立经济上“生产大众”的自立形态。他始终确信：“经济上，人剥削人而生活乃是不合理的。同样在政治上，人治理人也绝不合理。”因此，为了打破这两个“不合理”，他主张经济上实现“农本”，政治上确立“自治”。显然，这成为其农本主义思想的又一重要特色。 3.带有国权主义的性格，与“国本农本主义”存在关联。关于此点，已经在前述涉及。毋庸置疑，长野亚洲主义思想中所富含的国权主义要素，亦存在于其农本主义思想中。可以说，国权主义的要素是一直潜在于长野的思想理论之中，并持续发挥作用的重要思想特征。 四、 近代日本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的关联性 以上基于先行研究的成果，对长野朗亚洲主义思想与农本主义思想的特征分别进行了梳理分析。接下来将探讨的是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若存在，是如何关联的”这一核心问题。若按前述丸山、户坂先生的观点来看，侧重对内问题的农本主义与侧重对外问题的亚洲主义，是通过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精神主义这些媒介发生相互联系的。而从长野朗的情况来看，两者之间似乎还具备了以下三点具体的关联。 （一）阶级意识 首先，长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思想中存在着浓厚的阶级意识。若以此角度来看，其亚洲主义显然处在农本主义的延长线上。 从当时的时局背景来看，自1918年“米骚动”以来，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慢性经济萧条，日本国内局势持续动荡，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再加上外部左翼思想的作用，劳动阶级对资本家剥削行为的反感、农村对都市而来的“剥削”行为的反感日趋增强。在此背景之下，不仅是社会各界精英分子及传统右翼团体，就连一般民众也开始将视线集中在国内问题上，阶级意识骤然升高。故可以认为，当时日本社会的焦点与一战时期不同，并不在于对外问题，而显然在于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国内社会问题。 以民众为出发点的长野也不例外。他在此时期对国内问题兴趣浓厚，不仅参与了犹存社和行地社的“国家改造运动”，而且也极为关心农本主义，里面自然将包含不少独自的特性。有研究者曾认为：长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以说以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论’为基础，描绘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市〈资本家对劳动者〉对农村）对后进国家’的三重剥削构造（斗争构造）。也就是说，第一，都市中存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斗争；第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都市与农村的斗争；第三，存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后进国家的斗争。因为后进国家（有色人种）一般都是农业国，故第三种斗争实际上是都市与农村对立的延续，故其追求全世界农民的连带，尤其是与中国农民的连带。” 从这一“三重剥削构造（斗争构造）”来看，显然所有的斗争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剥削与反抗剥削”的对立为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其中，第一点与第二点斗争属于国内问题，与当时日本的农本主义思想相互贯通；第三点斗争属于对外问题，与亚洲主义思想发生关联。可以说在长野身上，“剥削与反抗剥削”的对立并未仅仅停留在国内问题上，而是进而扩大为对外问题。 同时在该构造中，日本似乎被放在了双重立场之上。在国内问题上，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面对都市内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斗争、都市与农村的斗争；而在对外问题上，又摇身一变成为有色人种的后进国家，有着与白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互斗争的必然宿命。这一双重立场看似相互矛盾，但实际上与当时日本遭到“白祸论”与“黄祸论”双重夹击，即被视作白人集团一员受到亚洲各国抵抗的同时，又作为有色人种国家不被列强承认的窘境恰好一致。 据此笔者认为，长野从阶级意识出发，对内主张“剥削之都市与反抗剥削之农村”的农本主义，对外主张“剥削之欧美先进国家（白色人种）对反抗剥削之亚洲后进国家（有色人种）”的亚洲主义。而且因为当时亚洲的后进国家大多属于农业国，故后者实际上处在前者的延长线上。换句话说，在长野的思想中，正是凭借阶级意识“从内向外”的扩大，直接导致了其农本主义向亚洲主义的“扩大”。 （二）中国观与社会运动观 长野作为中国通，不仅对近代的中国社会及政治情况颇为了解，而且还对中国的民众抱有钦佩之情，非常崇拜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特征，虽然在其亚洲主义言论中不甚明确，但可以从他的农本主义思想中看得出来。 前面提到，长野发表过大量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和著作。例如，他曾在1926年出版了《中国社会组织》一书，其中详细介绍并解说了中国的血缘团体、地缘团体、职业团体、政党、军阀、秘密结社、阶级等状况。其中论述：“（在中国，）地缘团体与血缘团体一样在社会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对政治产生影响。……集合同乡人构筑势力的特性尤为显著。毋需详细说明，直隶派、安徽派、交通派等同乡团体已经形成中心政治势力并展开了争霸。”这种军阀间的斗争，“皆是乡土主义的发展形态”。长野据此认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基础必定是地缘团体及其发展而来的乡土关系、职业团体。然而，即便这造成了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他却依旧认为，长期以来省民自治、连省自治的发展过程“并非仅仅是军阀为了争夺地盘而展开的反抗运动，实际上是传统的中国民众行为”，应该受到尊重。进而他通过高度评价这种由历史传统发展而来的中国民众运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运动理想；即将乡土、地缘关系等传统社会组织作为基础，要求确立民众自身的生存权，解决生活问题，并借此展开积极的自治运动，以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可以说，这种将中国传统的民众运动和社会组织视为“理想”，乃至“亚洲共通的原理”，期待在日本予以实现的构想，其本身或许就是长野写作此书的动机之一。 同年，长野还发表了译作《三民主义》。他对中国三民主义的看法，与其对中国社会组织的理解分析相辅相成，对其日后的思想理论及实践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长野看来，中国的三民主义即是从中国社会传统中萌生的，能够克服“剥削”与“官治”等西方影响的，要求经济层面的“农本”与政治层面“自治”的，甚至符合东洋社会的一种“完美理想”。尽管如此，他却遗憾地表示，此后随着中国国民革命的展开，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悬隔”。进而他又批判称：“中国本来就缺乏国家观念，将自己视为天下。……若接受汉族文化则成中华，不接受则为夷狄。”因此，即便国民党势力取得了北伐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在形式上的统一，但实际上却早已抛弃了民众自治的理想，延续了华夷秩序观，走向了中央集权的独裁体制。结果，中国的现实不过是停留在“共和政体及议会的表面形式”上而已。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孙中山的救国主义最终堕落成了蒋介石的“救党主义”，中国的现实早已偏离了当初的“理想”。据此他宣扬，中国应该基于自己的传统和理想，去开拓“新路”。 具体来说，长野认为，在以往的中国充斥着严酷的专制政治、政治腐败：“政治太过恶化，官僚四处剥削，判定案件时又贿赂横行、擅自决断，导致无辜人民无处倾诉内心不平。不得已才依靠秘密结社（自卫运动）与之对抗”。中国的历史传统，正是这种“官僚阶级及人民自卫运动的持续”，故“官僚阶级剥削越厉害，人民的自卫运动也就会越激烈”。以此为出发点，他指出所谓的“新路”在于：不采取任何水土不服的外来革命，找出一种符合中国传统及环境的，能够与现代国际环境接轨的“进步形态”来付诸实践。具体来说，就是“站在乡土观上，扬善俗而抑恶俗，基于此整备法制，团结全国并使之作为民众生活安全的基础，保障乡村生活之安全，进而由各省走向全国，再与国际社会磨合调齐”。 可以说，长野的社会运动观，乃至“亚洲的共通原理”，实际上是从对中国社会传统及现实的观察中产生的。同时，它并没有仅仅止步于中国问题，而是进一步与其农村自治论结合，反过来向日本社会引进。在这一视角下，日本与中国的共生关系得以在“与西方的对抗、对西方式剥削的排斥、向东方式传统社会形态回归”的农本主义问题上被重新构筑，并作为一种“原理”来支撑他所谓“中日团结”的亚洲主义理论构造。而且也可以认为，长野或许正是期待日本率先实现这一“理想”，以巩固其“指导”中国的“盟主”地位。 虽然长野对中国的民众运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甚至将其高度评价为反帝国主义、反阶级剥削、要求生存权的义举，但其思想中依然能够看到不少问题。尤其是他批判中国排日情绪及抵制日货的言论，与其他亚洲主义者并无任何区别。例如，他同样将排日运动的原因归结为英美的煽动，认为“英美人煽动排日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妄图借排日势力打倒亲日派，让亲英美派掌权；二是为了恢复那些被日本所侵蚀的经济地位。”显然，长野并没有看到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刺激下迅速发展的中国民族主义。更没有认识到，作为日本民族主义“扩大版本”的、强调国权主义的亚洲主义将与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必然冲突。结果，他的亚洲主义不过是一种以农本主义为原理基础的，要求重构东洋传统社会的幻想而已。 （三）对秘密结社的共鸣 长野将以往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原因归结为专制政治、政治腐败，“地方政治太过恶化，官僚四处剥削，判定案件时又贿赂横行、擅自决断，导致无辜人民无处倾诉内心不平。不得已才依靠秘密结社（自卫运动）与之对抗”。他进而又将其组织特征描述为：“因遍布全国范围，故若成为其成员，无论前往何地均可受到同伴食宿招待，抑或是做了坏事被捕时，因捕吏中有其同伴而得以脱逃。为图此方便，参加结社之人大批增加，范围也随之越发扩大。”基于此，他又按地域类别逐一介绍了秘密结社的具体情况、他们与官府的关系、传播方法、教义、团结要素、他们对外行动基准、起源、组织、保密方法和社会地位等。 长野在考察中国的社会组织时，为何要对秘密结社的情况做如此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呢？或许理由是颇为简单明了的：对他来说，秘密结社运动乃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民众自治运动的“原点”。其活动样式及遭遇的各种问题，势必将为日本国内正在进行的农本自治运动提供直接的参考。尤其是，农本自治论中曾提及的“村内自卫……与其他村镇合作，在衣食住等物质及交通与灌溉方面相互协作”等内容，显然是以中国秘密结社的组织形态为原型的。 此外，书中还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的秘密结社进行了分类。例如，从结社性质看，包括利益团体、劳动组合团体、纯匪贼团体、政治团体等；从起因看，包括受官府压迫、职业利益和政治目的等；从组织结构上看，包括“在牢固统制下共同从事集团生活（农业、贩卖盐铁、运粮等）”，“平时分散于各地从事各种职业，仅以一定之帮规互通联络、彼此联结”，等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最后一项分类。长野认为：这两种“组织内部的阶级观念，均颇为薄弱。”这似乎与其“农业是唯一不剥削剩余价值的产业”的主张存在着微妙关联。也就是说，“农村自治”本身就类似于阶级观念淡薄、共同从事集团生活的中国民间结社。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以东洋传统社会的特征为基础，与西方近代完全相异的，阶级观念薄弱的，带有“东洋性、精神性、农村性、乡土性、协同性、共存性”的民众自治运动，应该成为农本主义的核心，进而作为“中日团结”、亚洲主义的原理与根据。 然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长野思想中的国权主义要素绝不可能在中国古代秘密结社的思想理论中找到。而且，中国与日本原本在社会文化传统上就存在差异，故其农村社会构造组织也好，秘密结社的具体情况也好，都必然是大不相同的。 总之，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长野的农本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从对中国传统与现实的观察中发源的，将民众作为出发点又包含了国权主义思想要素的，与“国本农本主义”紧密关联的“自治农本主义”。他的亚洲主义思想，则无疑是富含近代日本亚洲主义消极特征的东西。它之所以带有消极性格，一方面是因为亚洲主义本身就是日本精神主义的扩大版本，另一方面亦是因为长野内心根深蒂固的国权主义思想在作祟。两者至少可以从阶级意识、中国观和社会运动观、对秘密结社的共鸣这三个方面来加以具体把握。由此，作为日本精神主义“扩大版本”的亚洲主义与作为“变种版本”的日本农本主义，在长野身上体现出了更为紧密融合的关联性。可以说，长野的思想无非就是反对模仿西方近代国家路线，谋求以“东洋社会传统”来改造国家的，要求反近代、反西方的，对内主张农本主义，对外主张亚洲主义的一种思想混合体而已。它是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中“封建残余”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本文作者刘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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