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骅： 19世纪中叶俄国进步舆论对中国时局的反应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31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佚名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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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俄两国建交60周年。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经过100多年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前景。俄国人民同样经过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了1917年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及其各族人民，对中国人民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其间两国关系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两国内部也发生了不同情况的变化，但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始终没有中断。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两国人民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和共同的美好理想。长期以来，无论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两国人民特别是先进人士一直相互关心，相互声援。从19世纪中叶俄国进步舆论对当时中国时局的反应可以充分看到这一点。 19世纪中叶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动荡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继续加强对我国的侵略和掠夺，并变本加厉地向我国倾销鸦片。为此，英、法殖民主义者于1856—1860年对我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企图进一步扩大侵略权益。清政府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对外继续妥协退让，对内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得国内社会和阶级矛盾日趋加剧。人民不堪忍受，不得不揭竿而起。1851—1864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它持续了14年，波及18个省，最后在国内外反动派的联合围剿下遭到失败。 俄国社会对当时的中国时局相当关注。尽管总的来说掌握的材料不多，特别是缺乏第一手资料，但是俄国的各种报刊和有关的著述还是对中国时局作出了不少反应。它们的信息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些著述和新闻报道，以及俄国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和旅行者等人提供的见闻和评论。当然，这些反应因各个报刊和撰稿人的政治倾向不同而各异。本文仅就俄国的进步舆论，特别是革命民主阵营的代表和先进的文化界人士，对当时中国时局的反应作一些介绍和评述。从这些反应可以看到，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不管当时中俄两国政府的关系怎样，两国人民的心是相连的。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和斗争所表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是应当长留史册的。 一 俄国进步舆论严厉谴责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认为它不仅大量掠夺中国的财富，而且严重摧残中国人的身心。 早在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俄国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在其名著《俄语中的外来语袖珍词典》的“鸦片”一词的释文中，先是引述了一位英国作家对他在君士坦丁堡见到的鸦片吸食者的描写：“他们的行动病态，语无伦次，精神委靡，双目滞钝，脸部表情古怪而吓人。”然后接着写道：“像这种情况在中国见到的更为过之而无不及。在那里，几十万人在受着鸦片的致命性毒害。……鸦片贸易将是英国在人类历史的记载上永远磨不掉的耻辱。在当今主持正义和人权的法庭严禁一个民族或国家觊觎另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独立主权的时代，一个在智力发展的阶梯上站得比其他民族高的有教养而文明的民族，竟然手持武器，迫使一个外国政府允许它有对其整个民族进行肆意毒害和摧残的权利，这岂不是既不可思议和令人吃惊，而又极其恶劣吗？”1 在俄国革命民主派的机关刊物《现代人》杂志上，可以读到不少愤怒谴责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和鸦片贸易的文章。例如，著名的革命民主派政论家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奥布鲁切夫在他的《中国与欧洲》一文中写道：“我们认为，鸦片贸易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它是这个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不能为之辩护，也不能对它宽恕。我们认为它的本质是赤裸裸的下流勾当。”2 185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A罗切夫的著作《关于英国的实情和关于它在全球扩张的传闻》。该书面世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作者在书中对英国在中国、印度和加拿大推行的殖民主义政策，特别是对英国在中国的鸦片贸易和暴力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强烈的抨击。书中说：“在与中国的冲突中，英国毫不犹豫地选择各种手段，不管它们是如何地残酷无情和不可容忍。可以说，它从来没有表演得如此地不加任何掩饰。”3 需要指出的是，这位作者是自由派报纸《圣彼得堡新闻》和君主制度的喉舌《北方之蜂》报的撰稿人，不能称得上是当时的进步人士。可是《现代人》却利用该书的影响来进行自己的革命宣传。在1854年12月号和1855年1月号的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两篇评介该书的文章。书评肯定了作者对英国当局的揭露，同时强调指出：“鸦片贸易使中国每年失去大约100万人口。英国人的目标是要在精神上摧残和肉体上灭绝被它征服的民族，为此它不择手段。作者（指罗切夫）对此感到义愤填膺。”4 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伊万·冈察洛夫在1852—1855年间曾以叶夫菲米·瓦西里耶维奇·波将金海军上将的秘书身份乘坐《巴拉达号》战舰考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好多个国家。回国后，他将旅途见闻写成了一部游记，先以报告文学形式在各杂志上发表，1858年成书出版。作者在上海目击了英国通过鸦片贸易对中国进行的掠夺和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横行无忌，以及中国人民的反抗。作者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记述了他亲眼见到的情景。 冈察洛夫以愤慨的心情写道：“鸦片夺走了中国人的茶叶、生丝、金属、药材、染料，榨干了中国人的血、汗、精力、才智和整个生命！英国人和美国人冷漠无情地攫取这一切，大发横财，对已经开始沉寂下去的惯常的谴责不予理睬。听着这种谴责他们毫不脸红，而且互相推诿。……性好奴役他人的英国民族，把厚颜无耻视为英雄本色。只要能够发财，管它倾销的是什么，就是毒药也在所不惜！”5 冈察洛夫还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傲慢无理进行了无情的痛斥，同时对中国人民受到的侮辱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写道：“整个来说，英国人对待中国人以及其他人民，特别是对受他们统治的属国百姓，即使不是残酷无情，也是专横、粗暴、冷酷而又轻蔑的，使人看了就觉得痛心。他们不把这些人当作人看，而是当作一群供人驱使的牲畜。……他们从不掩饰对中国人的轻蔑。”接着他具体讲述了一个名叫斯托克斯的英国军官对中国人的傲慢行为：“有一次，我们和他一起散步。一个中国人在前面走着，由于没有发现我们在他的身后，好长时间未能让路。斯托克斯伸手揪住他的辫子，不客气地把他拖向一旁。中国人先是一怔，接着面有愠色，却强作笑脸，目送着我们。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中国人更谦和、温良、彬彬有礼的了。”6 众所周知，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很关注中国。他曾多次提到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兴趣，说他“对中国人民的特性及其生活方式一直怀着极大的尊敬”7。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时他正在西欧一些国家游历。这是他第一次出国访问。所到之处年轻的托尔斯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很多阴暗面，从而开始对资本主义感到失望。他在以旅居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写成的短篇小说《琉森》(Люцерн)（发表于1857年）中，在揭露资本主义的自私本性的同时，对当时英国军队在中国的暴行进行了谴责。他写道：“英国人又杀死了1000个中国人，因为这些中国人不想花钱买任何东西。”8 他在1857年4月30日的日记中也表示了对英国军队在中国的侵略的愤怒之情。他写道：“（在报上）读到了英国人在中国的极其恶劣的行为，便与一个英国老头争论起来。”9 二 俄国进步舆论对英、法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行为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对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19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现代人》杂志的领导人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严正地谴责了英法联军对中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在1860年3月号的《现代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政治评论》中写道：“渤海的冲突触及到了英国人的自尊性。他们无法忍受，便组织了远征军，进入了战争，虽然自己感到，战争是不道德的和破坏性的……而中国人在战争中是无辜的。”10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文章中援引了一大段英国下议院议员布赖特在讨论给远征中国的军队拨款时的发言。布赖特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中最不道德的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是英国人用借口和挑衅挑起的“一个欺骗”，而第三次战争（指1859年发生的那次战争）也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行动”11。当然，布赖特只是站在激进反对派的立场对政府提出批评，并不是出于对中国人的同情与支持。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利用他的言论来发表自己不能直接说出来的看法。我们知道，在沙皇政府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下，这种做法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使用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法国殖民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也进行了同样的揭露和批判。他在1862年2月号的《现代人》上发表的《政治评论》中谈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国远征军司令蒙托邦将军。众所周知，蒙托邦是掠夺和焚毁圆明园的罪魁祸首，后因侵略中国有功，被拿破仑授予“八里桥伯爵”称号。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这位将军是一个庸才，但他在指挥对中国的远征中大发横财。……据说，将军在中国抢走了价值200万法郎的财宝，而将其中价值10多万法郎的财宝占为己有。”12 俄国进步舆论真实报道了中国官场的落后腐败和中国劳动人民所受的苦难，认为这是导致太平天国起义的主要原因。 上面提到的奥布鲁切夫写的《中国与欧洲》一文中指出：饥寒交迫的中国人“经常倒毙在大路上。而官吏们对这种现象根本无动于衷。可以说，人的生命没有一个地方像在中国那样不值分文。即使是在比较好的年成，大多数人民还要靠吃野狗、死驴和老鼠肉度日”。作者还把中国的脚夫和俄国的纤夫类比。他写道：“旅行者对中国脚夫们的力气感到吃惊。如果和我们的纤夫相比，那么他们所承受的痛苦显得更为深重。”13 1857年《现代人》发表的一篇题为《传教士古克笔下的中华帝国》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穷人的数量很大……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像在这个帝国那样有如此人口众多的贫民阶层……这或许就是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原因。它正在中国不断蔓延，并且在人民群众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14 《俄国言论》杂志在1861年1月号发表的一篇时评中写道：中国官场的“专横、欺骗和行政礼仪的虚伪达到了极端鄙俗可恶的程度”15 。《俄国言论》还把中国皇帝与罗马教皇相比：“他们两者都维护旧时的习俗，而这在现今秩序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两者都认为自己比世界上所有统治者还要强大。……庇护九世和咸丰都不能容忍新事物。他们根据自己的想象立法，既不承认时代的要求，也不接受被统治人民的合理愿望。”16“中华帝国如此迅速地溃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统治本质。一般来说，东方的政权是建立在宗教无为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人民的生活中没有很深的基础。它可以很快地崛起，也可以瞬刻间崩溃。”17 《俄国言论》在抨击中国政府的同时，对中国人民寄予了深厚的同情：中国皇帝和他的近臣们“只有一个愿望，只要北京保全和平安，便意味着整个帝国太平无事。即使其他城市遭到进攻，成千上万的百姓牺牲，他们也漠不关心，只要不碰着他们”18 。英国《泰晤士报》曾为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辩护说：“我们进攻中国不仅是为了被侮辱了的人权，而且还是为了给谋杀复仇。”对于这种妄言，《俄国言论》反诘道：“你们是在惩罚谁？显然是可怜的士兵和无辜的百姓，而负有责任的政府却安安稳稳地待在北京。无论是咸丰帝，或是他的近臣，都听不到落在大沽炮台的枪炮声，也见不到阵亡的数千不幸的士兵。”19 三 俄国进步舆论和先进人士对中国农民运动表示了热烈的支持，同时希望并号召俄国农民也能同样揭竿而起。 在1858年的《现代人》上，发表了俄国著名东方学家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别列津的题为《中国与欧洲的关系》的文章。文章以大量的篇幅（约占13页）正面介绍了太平天国的各种文稿和传单。在这些文件中起义领导人洪秀全号召农民坚强勇敢、团结一致、不惜牺牲地起来斗争。起义组织者向农民发出了如下的战斗号召：“你们还要沉默多久？”“为什么你们不勇敢地投入战斗并凯旋？”“如果你不参加起义，那么你把自己算作什么人民？”“让所有的人都拿起钢刀和利剑，杀死所有的妖魔鬼怪！”20 文章在介绍了太平天国的文件、传单和口号以后，开始分析为什么起义具有如此大的规模。在作者看来，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者在自己的学说中加进了共产主义的教义。因为大多数人民是穷人，所以造反派很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这些群众，不会失去什么，但有可能赢得很多”21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人》杂志发表别列津这篇文章的政治意图。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告和战斗口号，与当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所散发的号召农民起义的秘密传单的内容是相互呼应的，而后者是不能在杂志上公开谈论的。所以，《现代人》在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的同时，也利用它来进行了自己的革命鼓动22 。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俄国革命民主派的领军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太平天国运动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支持。沙皇政府深恐这一运动的影响加剧俄国农民的斗争，因而千方百计地封锁有关的消息。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却认为这一伟大事件必须让俄国人民知道。他在1856年第8期《现代人》上发表了《中国革命之解释》一文。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立场。文章相当详尽地介绍了运动初期的情况。他写道：“从1850年10月至1853年3月，太平军辗战各地，经常击溃朝廷的军队，占领一个个城市，但是没有固定的地盘。他们从南到北，经过广西、湖南、湖北，于1853年3月19日在南京这个南方的都城，杀死了两万守城官兵。从此他们有了自己的地盘，包括中国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并一直占领至今。占领镇江是他们得以控制大运河，同时也自然地控制了长江流域几百英里的地方。除南京外，武昌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掌握在起义者的手中。”23 尽管缺乏第一手资料，但作者关于太平军最初的进军路线和运动迅速发展的描述基本上是正确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起义的原因是“旱灾、役病、地震、战火、掠夺——一句话，所有由自然或社会原因引起的灾难”。作者还强调指出：“尽管由满人主宰的政府从未在中国受到欢迎，但是与英国不幸的战争则是引发暴乱和骚动的重要原因。”24 在文章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称太平军领导人洪秀全为“按照信念行动”的人，怀着“复兴中国的希望”，并确信起义必将取得胜利。作者写道：“如果太平军确实是为独立而战，那么他们一定会成功。……起义者的有利因素，一是他们的初战告捷，二是满人的残酷统治。”25 车尔尼雪夫斯基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并且特别警告沙俄政府：不许干涉中国！ 半年以后，在1857年第2期《现代人》上，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发表了一篇关于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文章。他主要通过俄国在北京的传教士提供的材料来分析这次农民运动。他写道：“明朝的末代皇帝是崇祯。他在位近17年，此后就发生了决定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结束了他的统治，也结束了他的生命。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崇祯过分轻信周围的宠臣，同时也由于被他们所压迫的人民的苦难。”26 一些俄国学者正确地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中国农民战争的关注是与他准备在俄国发动农民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革命民主主义政论家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舍尔古诺夫在1865年写的一篇长文《中国的文明》中指出，中国人民由于深受专制制度压迫和沉重税收负担以及缺乏自由而不得不起来反抗。他在文章中叙述了太平天国起义的进程，同时指出：这一运动“显示了一种生命之光。它如果不是现在，那么是在或迟或早的不远的将来，将指明国内取得成功的改造的一条真正的道路。这是拉塞尔勋爵，或是热布中校都无法指出的道路。他们只会训练中国皇帝的士兵按欧洲方式进行操练和射击”27 。 舍尔古诺夫在文中揭露了欧洲殖民者的真面目。他写道：“欧洲说，须要结束旧的中国，并使它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欧洲同时又进行反对太平军的战争并支持旧中国政府。这个政府已经明显地无力在国内建设良好的制度。欧洲说，中国人自己无法苏醒并依靠自身力量获得新生，但是欧洲同时又反对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太平军。”28 由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和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奥格廖夫主办的俄国革命民主派的国外刊物《钟声》报，主要关注的是俄国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在它的版面上读到某些有关中国时局的反应。赫尔岑在1859年4月的一期《钟声》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英国的殖民侵略时愤怒地写道：“公正地说，我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和波斯可以被不受惩罚地受到欺凌。”29 一年多以后，赫尔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中国内部搏动起活生生的力量，而它们又是团结一致和健康有力，那么它们早就该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了。”30 赫尔岑不仅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身上，而且对中国复兴的前景充满信心。他在1862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面对着太平洋，不能说一个小时以后它不会涌起惊涛骇浪，同样也不能说像中国或是日本那样的国家会永远继续闭关自守的生活方式。保不准在什么时候，一小块酵母会掉进千百万沉睡的人群之中，催醒他们走向新的生活。”31 太平天国运动在乌克兰族的伟大诗人塔拉斯·格里哥里耶维奇·舍甫琴科的日记中也有所反映。1857年，他从流放地回来的船上，偶然读到了一篇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文章，然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在船长室的地板上我捡到一张揉皱了的旧报纸，是老相识《俄国残疾人报》。由于闲着无事，便读起了上面的一篇小品文。文中谈到中国的造反者，谈到他们的领袖洪（秀全）在进攻南京前的讲话。讲话的开头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魔鬼们能把我们怎么样？这些长得肥肥的官老爷都是供屠宰的牲口，只配给我们的天父——至高无上的领袖和唯一的真神作祭品。’……”紧接着舍甫琴科写道：“什么时候能够对俄国的大贵族大声地说出同样的话呢？”32 显然，诗人是把中俄两国受压迫农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了。 四 俄国先进人士在谴责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和对太平天国运动热情支持的同时，也批判了西方学者宣扬的种族主义思想，并对中国的古老文明和悠久历史作了高度的评价与赞扬。 大概从19世纪初期开始，在欧洲盛行一种种族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们在遗传上的体质特征与性格、智力和文化之间有着一种因果关系，因此一些种族天生就比其他种族优越。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这种思潮不断泛滥，并且为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俄国进步舆论认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平等的，都有其独立存在的权利。俄国进步舆论在批判种族主义和谴责西方殖民者对中国侵略的同时，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明表示了高度的尊重和赞扬。 早在19世纪4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鼻祖维萨利昂·格里哥里耶维奇·别林斯基就在一篇书评中指出：“我们尊敬的作者认为，鉴于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完全孤立发展的国家，因此它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在世界历史上有一席之地。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绝对不能苟同。……难道像中国这样伟大的国家，可以被历史所无视而不与它建立任何关系吗？”33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种族主义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黄种人和白种人都是同样的人种。他们的所有外表特征都不是本质的，与他们的智慧和性格没有任何联系。他在《论种族》一文中写道：“无论如何不能认为，白种人和黄种人是两个不同起源的人种。中国人和我们都来自同一群祖先。他们不是一类特殊的人，而是与我们同一类的人。……我们从中国人那里看到的各种特点，并非中国人所独有，而是人们在这个历史与社会状态下所共同具有的品质。”34 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赞赏中国人的勤劳。他说：“中国人非常热爱劳动，并且很容易满足。这是他们普遍的性格。他们的先人很早就过着定居的生活，以自己的劳动为生，不依靠掠夺。他们深受压迫，并且相当贫穷。”35 在谈到中国的历史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中国历史与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在同样的状态下具有同样的特征。”36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示坚决反对当时一些史学家所谓的中国历史“停滞不前”论。他说：“这是一种谬见。中国的生活从来没有停滞过，正如欧洲和其他的国家一样。”“翻开中国历史，算一下在这段时间里中国遭受了多少次外族入侵。中国历史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因外族入侵而使得一系列的文明遭到破坏。在每次破坏以后，中国人都复兴了过来，或是恢复到原先的水平，或是超过它。”37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中国古老的文明作了高度的评价与赞扬。他写道：“近代欧洲开始认识中国的时候，它可能从中国人那里引进的不是某些看得见的发明，而是他们对于一般概念与习俗的经验和教导，好像曾经从古希腊和罗马引进的那样。在17世纪，甚至直到18世纪的第三个四分之一时，有相当的根据显示：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学生。作为例子，只要举出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就足够了。在他们所写的不少文章中，洋溢着对中国文明恭敬和近乎崇拜的感情。”接着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道：“中国文化中什么东西吸引着像莱布尼茨和伏尔泰这样的人呢？”他回答说：“莱布尼茨主要对中国书面语言强有力的逻辑性为之神往；而伏尔泰则主要钦佩中国人的理性，认为中国人在评估事物和各种关系时是根据他们是否适宜和有利，而不是按照繁琐哲学或是唯心主义的准则。”38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伟大的中国文明将对全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毫无疑问，中国民族很快将在欧洲的制度、习俗和概念的影响下开始改造自己的生活。但是，是否同样也可以确信，欧洲也将以受到中国文明的强大影响作为交换呢？当一个有着比今天所有的文明民族的人数总和还要多的民族参与到创建人类生活中来的时候，那么，按照自然规律，可以期待这个工作会进行得更富有成效。中国人将成为欧洲人有益的合作者，像在欧洲一个民族的工作永远对其他民族的进步有益一样。这将是一种为建立服务于今日欧洲文明的发展的新的文明而进行的新的工作。”39 我们高兴地看到，将近一个半世纪前，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的预言，今天已经成为现实。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展，伟大而悠久的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和与其他各个文明的相互交流不断扩大，而中华文明本身也因从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世界各民族文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而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注释： 1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哲学和社会政治著作》（Филосовки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Петрашевцев，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莫斯科1953年版，第291页。 2 弗·亚·奥布鲁切夫：《中国与欧洲》（В.И.Обручев，“Китай и Европа”），《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1861年第LXXXV卷。 3 A罗切夫：《关于英国的实情和关于它在全球扩张的传闻》（А.Ротчев，Права об Англии и сказания о расширении владении ея во всех частях света），圣彼得堡1854年版，第189页。 4 《评A罗切夫〈关于英国的实情和关于它在全球扩张的传闻〉》（Рецензия на сочинение АРотчева “Права об Англии и сказания о расширении владении ея во всех частях света”），《现代人》1854年第XLVIII卷。 5 伊·亚·冈察洛夫：《巴拉达号三桅战舰》（ИАГончаров，Фрегат Паллада），莫斯科1949年版，第41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0—461页。 6 伊·亚·冈察洛夫：《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俄文版，第410页；中译本，第458、459页。 7 《托尔斯泰全集》（Л.Н.Толстой，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第80卷，莫斯科版，第90页。 8 《托尔斯泰全集》第5卷，第23页。 9 《托尔斯泰全集》第47卷，第125页。 10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第8卷，莫斯科版，第73—74页。 11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73页。 12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611、612页。 13 弗·亚·奥布鲁切夫：《中国与欧洲》，《现代人》1861年第LXXXV卷。 14 《传教士古克笔下的中华帝国》（“Кита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по описанию миссионера Гюка”），《现代人》1857年第LXIII卷。 15 Г. Б：《时评》（Г.Б.，“Обзор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событий”），《俄国言论》（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1861年第1期第2册。 16 《时评》，《俄国言论》1860年第11期第2册。 17 《时评》，《俄国言论》1860年第11期第2册。 18 《时评》，《俄国言论》1860年第12期第2册。 19 《时评》，《俄国言论》1860年第11期第2册。 20 伊·尼·别列津：《中国与欧洲的关系》（И.Н.Березин，“Китай и отношение к нему Еврпы”），《现代人》1858年第LXXII卷。 21 伊·尼·别列津：《中国与欧洲的关系》，《现代人》1858年，第LXXII卷。 22 Ф. 别列柳布斯基：《太平天国起义和〈现代人〉的革命鼓动》（Ф.Беле、любский，“Восстания тайпинов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агитац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新世界》杂志（Новый мир）1953年第3期。 23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莫斯科版，第758—759页。 24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758页。 25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759页。 26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524页。 27 《尼·瓦·舍尔古诺夫文集》（Н.В.Шелгунов，Сочинения）第1卷，圣彼得堡1895年版，第113页。 28 《尼·瓦·舍尔古诺夫文集》第1卷，第113页。 29 亚·伊·赫尔岑：《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他的一本书》（А.И.Герцен，“Джон стюарт Миль и его книга”），《钟声》（Колокол），1858年4月15日。 30 亚·伊·赫尔岑：《战争》(А.И.Герцен，“Война”)，《钟声》（Колокол），1859年6月1日。 31 亚·伊·赫尔岑：《终结与开端》（А.И.Герцен，“Концы и начала”），《钟声》（Колокол），1862年11月1日。 32 《塔·格·舍甫琴科文集》（Т.Г.Шевченко，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第5卷，莫斯科版，第158页。 33 《别林斯基文集》（三卷本）（В.Г.Белинский，Сочинения в 3 томах）第2卷，莫斯科1948年版，第234、235页。 34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823页。 35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823页。 36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8卷，第824页。 37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891—892页。 38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895—896、897页。 39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9卷，第896页。 （原文载《世界历史》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