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细谱：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解和贡献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14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佚名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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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细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摘 要] 保加利亚社会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革命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该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党的领导人的理论修养和革命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在一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该党产生了像布拉戈耶夫、季米特洛夫这样杰出的革命家，他们的事业在今天也无法否认，是保加利亚历史上的宝贵财富。 保加利亚社会党是一个历史悠久和具有革命传统的政党。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第一，这个党在历史上产生了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1856—1924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1891年他创立了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同时发表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保加利亚有没有土壤》一书，为在保加利亚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 第二，这个党还培育了两位共产国际的总书记：瓦西尔·科拉罗夫（1877—1950年）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882—1949年）。季米特洛夫是世界反法西斯的英雄，他的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的理论被广泛采纳和应用。他们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第三，在20世纪中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时期，保加利亚共产党进行了改革的尝试。尤其是托多尔·日夫科夫（1911—1998年），他提出建立农工综合体、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分开的理论，在当时受到重视。 第四，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历史传统及其对保加利亚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不是历史包袱，而是一笔财富。1989年保加利亚剧变之后保社会党在政坛四起四落，它依然是中东欧一个强大的左翼政党，目前仍拥有60多万选民。 一 马克思主义在保加利亚的传播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保加利亚传入、宣传和确立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保加利亚工人阶级政党成立和发展的时期。保加利亚地处偏辟的东南欧，是落后的农业国。1878年它的部分领土从奥斯曼帝国5个世纪的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1885年南北两部分领土实现统一，从此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保加利亚的产生和传播也像在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是比较早的，所以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立也不晚。早在1891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同时代、同路人的著作就陆续在保加利亚翻译出版了。 完成这项工作的先驱者们就是一批在西欧和俄国学习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在日内瓦、维也纳、柏林、巴黎、圣彼得堡等地学习，并接触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著作，先后在国外和国内成立了多个社会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早期组织的领导人。他们是当时的保加利亚政治精英。正是他们将马恩的主要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翻译介绍到了保加利亚，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1891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诞生，党在纲领和组织章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党频繁更改名称、不断改变自己的纲领、目标以及组织结构，以符合不同历史时期的要求。1938年起改称保加利亚工人党和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1948年正式称保加利亚共产党。1990年又改称保加利亚社会党。党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需要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进步，它不能墨守成规，而应该成为具有活力的政治组织，具有自己短期的、中期的和长期的奋斗目标。党需要“站在符合当代人类文明和科技发展成就的高度，对各个主要历史时期、事件和趋势、成功与失败、缺点和错误做出新的评价，吸取必要的教训”[1]。 早期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的纲领文件中借鉴了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和思想理论，但从来“没有忽视当时保加利亚的政治思想的成就。这就是忠于保加利亚复兴时代的革命民主主义遗产的价值与思想”。[2]尽管从一开始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就分裂为两大派，但他们都力求将获得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和个人的理解与保加利亚的现状向结合，提出具体的奋斗目标和纲领。实际上，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革命派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和改良派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广泛派”）在其后的二三十年里，都是典型的议会党，为国家的立法，特别是制定工人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把争取民主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在一起，都是在保加利亚社会条件下“捍卫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并努力“诠释”马克思主义思想。[3]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欧洲左翼党，并带有自己的民族的烙印”。[4] 保加利亚学者认为，回顾保共走过的道路，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要适应保加利亚的土壤，并在此基础上接受西方或者东方的理论火花。正因如此，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继续深深扎根于民族的生活之中，尽管出现过错误和经历了时间的考验。”[5] 所以，总结一个多世纪以来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的思想和实践时，“应该看到这个时期（党）与保加利亚民族事业的关系，看到进入世界名人之列的党的领导人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看到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民族特点，看到同巴尔干左翼社会运动的有机联系。”[6]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党的领导人的理论修养和革命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党的创始人布拉戈耶夫就是最杰出的一位代表。 二 布拉戈耶夫论社会主义 布拉戈耶夫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也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20年代初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地区著名的革命家。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半岛的社会主义运动。1878年他到俄国求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883年他在俄国成立了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史称“布拉戈耶夫小组”。 布拉戈耶夫把马克思的学说与保加利亚的具体条件相结合，写下了24卷著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抨击了保加利亚党内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以及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1891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一成立，保加利亚资产阶级报刊就攻击社会主义是西欧发达社会的事，在保加利亚既没有土壤，也没有成功的机会。他们还中伤丑化社会主义者吃“大锅饭”，想“破坏家庭”、“共产共妻”。而党内也有人对在保加利亚能不能搞社会主义持怀疑态度。布拉戈耶夫觉得，党从成立之日起，首先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保加利亚有没有社会主义的土壤、能不能开展社会主义运动？于是，就在党成立的同时，他就发表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保加利亚有没有土壤》小册子。 布拉戈耶夫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分析保加利亚社会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指出旧的生产方式开始解体，手工业衰落，农业凋谢，国家通过掠夺公民的财富和国家资源来积累资本。在书中，布拉戈耶夫论证说，保加利亚也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经历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他认为，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保加利亚可以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他在书中还指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应该去研究和认识它；社会主义事业是国际的事业，我国人民需要懂得和发展这个事业；社会主义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向人们传授历史客观进程的知识，向各国人民（包括保加利亚人民）指明了拯救未来的道路。因此，在当代，不懂得社会主义的人，就是愚昧无知的人，就是没有科学知识的人。工人阶级政党应该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领导工人运动为实现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而奋斗。布拉戈耶夫强调说，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的结晶”，“现在的经济制度的发展将帮助我们进入社会主义”。他告诫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信仰和力量的源泉”[7]。 布拉戈耶夫的小册子，既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又纠正了党内的某些糊涂观念。它给了社会主义者以信心和力量，奠定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后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争论仍然是围绕保加利亚有没有社会主义的土壤进行的，并扩展到社会主义理论的其他领域，如经济领域、哲学领域等。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1891年之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部分著作在保加利亚翻译出版，对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成起了燕子报春的作用，那么1891年后布拉戈耶夫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则预示着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运动的春天来了。 所以，保加利亚学者在评价布拉戈耶夫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著作时指出：“这是保加利亚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它代表保加利亚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时代”。这是19世纪末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学说运用到保加利亚社会历史发展的例证”。[8]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不少人夸大了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必须捍卫社会主义的原则，坚持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通过革命建立工人阶级专政。这个世界革命的理论还包括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民警察和红军，剥夺一切生产资料，等等。受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保共党内也出现了不顾具体国情，盲目乐观，主张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政府的苗头。1923年7月14日，共产国际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保加利亚同年6月发生了“法西斯政变”，保共应该与农民联盟共同战斗，“反对法西斯政府”。共产国际还认为，保加利亚的事态发展很可能是欧洲新一轮“革命浪潮”的一部分，出现了建立工农政权的形势。在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后，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等保共领导人决定改变原先不发动武装起义的思想，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但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政府的行动很快失败，近5000名起义者被枪杀或绞死，上万名起义者被捕。从此，共产党被当局宣布为非法，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这时，布拉戈耶夫仍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作为保共的领袖，当时因病住院而没有参加决定起义的中央全会，当党内一些人征询他关于起义的意见时，他并不赞成起义。早在1918年，布拉戈耶夫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了胜利的时候就提醒党不要犯左派幼稚病和沉浸在革命幻想之中。他说，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等待资本主义大国革命的成功。保加利亚是个不发达的小国，它的革命成功3/4依靠外部环境，只有1/4依靠内部的力量。一些小国，如保加利亚、匈牙利和乌克兰的孤立的革命是没有希望成功的。[9]布拉戈耶夫还指出，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成为整个巴尔干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时，才能成功。尽管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但这不是说布拉戈耶夫对社会主义的胜利丧失了信心。相反，直到1924年谢世，他都是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决捍卫者和旗手。 布拉戈耶夫对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是：（1）社会主义不承认绝对真理和理论，而是用每个时代所具有的规律来解释那个历史时代；（2）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它在发展中产生矛盾，而矛盾的尖锐化将使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发展形态无法存在下去；（3）问题不仅仅是改革资本主义，而是应该推翻它。[10]布拉戈耶夫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贫穷而又弱小的保加利亚。在他逝世20年后，他关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在保加利亚变成了现实。 从1919年加入第三国际到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保加利亚共产党一直积极参与国内反对资产阶级君主集团、在巴尔干共产党联盟里和国际上开展反对法西斯进攻和争取统一战线的斗争，并在斗争中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例如，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克勒斯丘·拉科夫斯基代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地区参加了1919年3月共产国际创立委员会工作；赫里斯托·卡巴克契耶夫和佩特尔·伊斯克罗夫是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瓦西尔·科拉罗夫（1922—1924年）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的总书记（1935—1943年）。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国际工会和青年组织的领导工作。特别是季米特洛夫作为布拉戈耶夫的学生，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 三 季米特洛夫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 季米特洛夫于1882年6月18日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15岁起参加革命活动。1923年他领导保加利亚人民发动九月武装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国外。此后，他就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共产国际和苏联过着职业革命家的生活，直到1945年回到保加利亚。 近年来，从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和共产国际解密档案中可发现，季米特洛夫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多有建树，值得肯定。下面，重点介绍他在对待社会民主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等方面，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理论贡献。 关于第一和第二个问题，集中反映在季米特洛夫力图全面改变共产国际陈腐的战略和策略上。1929年4月起，季米特洛夫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西欧局的领导人，指导20多个欧洲共产党的工作。其时，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共产国际占据统治地位。列宁倡导的统一战线思想不但没有贯彻实施，而且被纂改为揭露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手腕。在斯大林和联共(布)控制的共产国际领导人看来，统一战线的策略只不过是进行鼓动和团结群众的一种方法，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甚至把工农政府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同义语”[11]。统一战线的建立被说成是只能从“下面”，同群众结合，而不能从“上面”，同他们的非共产党领导人联合。特别是社会民主党被宣布为主要的敌人，是法西斯的孪生兄弟，与法西斯同种同源，是“社会法西斯”。早在1924年9月，斯大林在《论国际形势》一文中就写道：“法西斯主义是依靠社会民主党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社会民主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它们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12] 波兰共产党深受斯大林的影响，1926年八九月间，在其中央全会上指责毕苏茨基的社会党及其政权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党是法西斯政党，农民党是农民法西斯政党。全会还认为，“波兰当前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3]。 1934年2月27日，季米特洛夫从柏林抵达莫斯科，开始在共产国际中担任领导职务时起，就意识到必须及时转变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重点是揭露法西斯和号召采取反法西斯的统一行动。4月7日，他同斯大林和联共(布)党中央政治局成员举行会见，首次坦诚地谈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法西斯的进攻不仅是针对共产党的，而且也是针对一切民主力量的。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法西斯的、民主的斗争；应当抛弃一切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框框，重新确立列宁关于统一战线的观点；改变对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对它的左翼的敌视态度。他说：“既然我们的学说是正确的，那为什么在决定性的时刻，千百万群众不是跟着我们，而是跟着社会民主党走”。他强调说：“对待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必须采取新的态度”[14]。 1934年6月，季米特洛夫在致斯大林的信中，将他的上述观点概括为三个方面的问题：1、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2、关于统一战线；3、关于共产国际的领导。[15]关于第一个问题，季米特洛夫问斯大林：“1、我们不加区别地把社会民主党比作社会法西斯主义正确吗？2、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条件下都把社会民主党视为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正确吗？3、我们不加区别地把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所有领导人看成是工人阶级的无耻叛徒正确吗？”关于第二个问题，“1、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我们不能把这种策略看做只是揭露社会民主党的一种手段，而不去努力争取工人斗争的真正统一行动；我们应该把这种策略变成开展反对法西斯进攻的群众性斗争的有效因素。2、必须抛弃认为统一战线只能从下而上建立，必须改变认为社会民主党领导都是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关于第三个问题，“必须改变共产国际领导的工作方法，必须认识到，从莫斯科发号施令是无法解决共产国际65个支部的所有问题的，因为它们处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工作。”[16]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很大的勇气，更需要具有较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鉴于他的国际威望，斯大林建议由季米特洛夫来领导共产国际的活动。1935年4月29日季米特洛夫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5月23日他被吸收进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5月28日，他受托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主旨报告，并当选为这个国际组织的总书记。 同年6月下旬，季米特洛夫将“七大”报告草稿《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交给斯大林时，附了一封说明信。他在信中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指出，“改变我们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应当坚决谴责把统一战线看作“仅仅是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手腕”的观点。他还建议“要倡导群众的战斗积极性……不应该宣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垄断地位，这种领导地位只能在斗争中由共产党自己去实现。”[17] 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7月底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报告里，论证了在每个国家和全世界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强调要按照新的方式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在反对法西斯进攻和新的战争危险，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同其他政治派别达成共同行动的协议。 应当指出的是，在当时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达到鼎盛时期的情况下，季米特洛夫领导的共产国际能够作出如此重要的决议，采取新的方针，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七大”的决议实际上是抛弃了共产国际过去一系列宗派主义教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突破。“七大”的决议为各党的政治实践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七大”的路线与联共（布）和苏联的路线明显不合拍。所以，没有过多久，在斯大林的压力下，特别是在苏联同德国1939年8月23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法西斯作为主要的侵略者和国际反动势力的突击队的观点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把法西斯国家和非法西斯国家画上了等号，广泛的反法西斯阵线变成了广泛的人民阵线，主要的打击目标变成了英、法帝国主义。 这种策略上的转变遭到共产国际一些政党的反对。它们对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不理解，甚至采取抵制。于是，斯大林30年代末的大清洗也殃及共产国际。遭受迫害的领导人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和许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如奥地利共产党、德国共产党、爱沙尼亚共产党、拉脱维亚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等。波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全部（除一名政治局委员阿·兰普外）被杀害。德国共产党和奥地利社会党也是损失惨重。这样，联共（布）的悲剧变成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现在有档案材料披露，面对共产国际的遭遇，季米特洛夫多次给斯大林和联共（布）写信，请求他们“宽恕”和“免除”对一些领导人的屠杀。据统计，仅1939年，季米特洛夫就给斯大林和联共（布）写了130多封信阐明自己对杀害共产国际活动家和各党领导人和政治侨民的态度。有史料说，由于季米特洛夫的努力，拯救了部分人免于死亡而遭到流放。[18]但季米特洛夫在多大程度上劝说了斯大林，还有待于更多苏联档案的公布。 此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季米特洛夫提出并制定了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人民民主是一种新的、有别于苏维埃政权的国家管理形式。季米特洛夫1945年回国后，领导党和政府对战后的保加利亚社会进行深刻的革命改造。他特别强调执政党要充分尊重保加利亚的具体条件、特点和传统。他通过祖国阵线实行一种灵活的策略，保留了多党制政治结构和经济中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他继续探索痛苦最小而又符合具体条件的道路。他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不是按照一模一样的刻板公式化的道路，不是完全按照苏联的道路，而是遵循本国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和其他的条件，走自己的道路。”[19] 季米特洛夫对人民民主制度进行了全面论述和高度概括，他说：“人民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是由四个最重要的特征决定的：(1)人民民主国家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绝大多数人民的政权；(2)人民民主国家是过渡时期的国家，其使命是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3)人民民主国家是在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合作和友好中建立起来的；(4)人民民主国家属于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20]季米特洛夫还认为，从人民民主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有一个准备阶段或过渡阶段，而且这个阶段甚至是相当长的，当时一般估计需10—15年的时间，这就是人民民主阶段，“是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阶段”。直到1947年8月，季米特洛夫仍认为保加利亚通往社会主义可以走自己的道路，可以“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21] 但随后的事态发展表明，保加利亚受苏联的影响越来越深，在外部压力下季米特洛夫不得不开始修改自己的观点，并在1948年12月保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迫改变了他倡导和坚持的人民民主思想，强调人民民主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一方面，他承认“人民民主和苏维埃制度是同一个政权的两种形式。它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二战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证明了“人民民主制度的生命力”，除苏维埃政权之外，人民民主制度已经顺利地存在和发展，这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政权的另一种形式。”[22]1944—1947年， 保加利亚对人民民主模式的探索表明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作为一种实践，无疑都是有益的。 应该说，季米特洛夫和东欧其他领导人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与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贡献。但这种宝贵的探索却被扣上“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反苏主义”等帽子而强迫中止，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遗憾。 可以说，随着季米特洛夫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转变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在东欧的推广，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了。1948年以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谈论最多的不是人民民主，而是学习斯大林的著作，学习苏联的“榜样”和“经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越来越得到推崇。 四 日夫科夫的改革思想 在人们的印象中，保加利亚是东欧最紧跟苏联的国家，曾被讥讽为“苏联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日夫科夫也被视为东欧最保守的领导人之一。其实，保加利亚也跟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为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努力探索。从保加利亚近年解密的档案看，日夫科夫同样是东欧一位具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他同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存在不少矛盾。 从1963年起，保加利亚便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当年5月，保共中央全会做出了《关于改组国民经济计划与领导体制的决议》，决定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国民经济的组织、形式和方法。 1964年保加利亚在全国50家企业中进行新体制试点，经过两年实践后，于1966年4月最终形成了《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总则》，开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实施。概括起来，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的基本原则是：实行计划工作新体制、加强经济核算和提高财政信贷体制的作用、劳动报酬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挂钩、建立生产联系与合同关系新组织、加强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对经济更加积极的影响以及对国民经济实行部门领导——建立国营经济联合公司，等等。[23] 1968年7月，保共中央全会提出要严格划分党、政、企的职能，给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党政干部选拔要逐步实行招聘制和选举制，要积极利用市场机制的杠杆作用。 1981年10月，日夫科夫正式提出，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正在接近和融合，并提出了国家是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者，而在经济组织中使用和经营这些财产的生产集体和劳动者则是社会主义财产的经营者。为了贯彻落实社会主义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理论，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管理机制。所以，这年年底，保加利亚将19项单项经济法加以综合，制定为统一的经济管理法规，称为《经济机制章程》[24]。 在整个七八十年代，保加利亚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涉及党政关系、调整和精简机构、下放权力、改革选举制度和干部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等方面。尽管政治体制改革已提上改革日程，但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还不够大胆明确，存在禁区，致使改革经常遭遇阻遏和挫折。 1987年5—6月，日夫科夫访问了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发展的奇迹和人民饱满的精神面貌对他触动很大。他决心提出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加速制定改革战略，走上“彻底改革”的道路。日夫科夫在同年7月保共中央全会的开幕词中大胆提出了下述问题：为什么我们宣称社会主义是进步的社会制度，而这个制度实际上却处于落后的地位；为什么我们在科技进步方面遭到失败；为什么尽管我们做出了承诺，却没有能保证人民达到高水平的生活；为什么我们没有创造出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为什么出现了腐败现象；为什么出现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为什么个人崇拜又卷土重来，其中包括对我的个人崇拜，等等。[25] 接着，保共中央通过了 《保加利亚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总则》，简称“七月构想”。这个文件对保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倡导实施社会主义体制的新模式。“新的模式应该引导使社会变为自治的社会机体，引导取消党的垄断，引导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引导多元化等等。”“七月构想”试图寻找保加利亚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还政于民和“社会主义自治”原则，开始了较为严肃的政治经济改革。“七月构想”还强调，党中央各部门也要进行改组，精简或撤消保共中央的一些部门，甚至还提出了党政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不得由同一人兼任的问题，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10年）的倡议。 “七月构想”中还专门辟有一章来论证，为什么执政的共产党不应该成为国家政权的“一个层次”。改革的目的不是要低估党的作用，而是要使党从国家政权结构中脱离出来，完善政治体制。因为只有这样，最高立法机关、行政和司法权力机关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只有这样，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经济成分的多元化措施才能得到落实。 1987年8月，保国民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开始大规模改组国家机关。国家的部委从23个缩减到11个，把计划委员会和所有主管工业的部合并成一个经济计划部，甚至撤消了在世界各国都不可或缺的财政部。同时，采纳了新的区域划分办法，将全国28个州的建制改为9个大区，以加强地方自治。 日夫科夫本想进行这些变革推动社会自治，增强国家的经济活力和提高政治体制的效率，避免总体危机的爆发，但结果恰恰造成国家和经济管理的混乱，降低了行政工作的效率。不少机构经常改名易牌，干部经常变换工作地点，致使工作人员无所适从。有两三万名干部在机构变动中失去了工作，需要重新安置或培训，引起他们对这种形式主义改革的不满。总之，这些措施未能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反倒增加了社会的紧张和不安。 1987年“七月构想”之后，同年保共中央十一月全会上通过了经济活动条例。1988年举行了全国党代表会议，1988年保共中央十二月全会讨论通过了公司组织法；1989年1月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公布了经济活动第56号法令，允许在任何所有制（国营、合作社、私人、混合经济等）基础上成立公司，开展以发展私有经济为目的的活动。所以，多数人认为，保加利亚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随着“七月构想”的制定而进入高峰期。严格地讲，到1989年，日夫科夫本人已经意识到，保加利亚经济已经出现了“危机”。所以，在1989年10月的保共中央全会上，执政当局不得不正视现实，放弃过去对经济形势的过高估计，称保加利亚正在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但为时已晚。此时，保加利亚政治反对派正在形成，开始向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发难，风云变幻在即。保加利亚政治多元化、经济自由化和社会西化接踵而至。 考察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贡献，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政党，或者一个领袖人物，要对于马克思主义做出贡献：（一）他们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相信和忠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二）他们要在党的生活和工作中善于掌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三）他们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经历了漫长复杂的道路。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值得研究和总结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注释： [1] 见1990年2月保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保加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宣言 政治声明》，载保加利亚社会党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中心编《保加利亚社会党的纲领发展 （文件汇编 1990—2005）》（Програмно развитие на БСП），索非亚，“Графимакс”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2] 保加利亚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中心编《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史研究 1891—1944》（Изслед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я н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България 1891—1944），第1卷，索非亚，“Графимакс”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3] 迪·格奥尔基耶夫—维多洛夫、恰·斯托伊梅诺夫：“马克思的思想和21世纪”，载保社会党机关刊物《新时代》（Ново време）杂志，2008年11月，第11期，第13页。 [4] 保加利亚社会党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中心编《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史研究 1891—1944》，第10页。 [5] 《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史研究 1891—1944》，第34页。 [6] 《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史研究 1891—1944》，第29页 [7] 见《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在保加利亚有没有土壤？》（Що е социализъм и има ли той почва у нас？），特尔诺沃， 1891年。 [8] 科斯塔·安德烈耶夫：《马克思——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的开端 1891—1900》（Маркс——началото на БСДП 1891—1900），索非亚，2006年，第27、28、67页。 [9] 转引自迪米特尔·根切夫：《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和社会党的发展目标》，《星期一》（Понеделник）杂志，2006年第7/8期，第42—43页。 [10]《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史研究 1891—1944》，第69页。 [11] 索波列夫等著：《共产国际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2、223页。 [12]《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46页。 [13] 转引自刘邦义：《哥穆尔卡评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年，第22页。 [14] 多·米切夫：《格·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934年3—7月)》，载《世纪》（Векове）杂志，索非亚，1972年第2期，第34页。又见《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15] 伊斯克拉·巴耶娃：《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20世纪的保加利亚历史人物》，索非亚，《星期一》（Понеделник）杂志，2012年第7/8期，第47页。 [16]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书信集》（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Писма），索非亚，保共出版社，1962年，第265—266页。 [17] 原文见《格·季米特洛夫书信集1905—1949》，索非亚，保共出版社，1962年，第301页。此处转引自斯·斯拉沃夫：《格·季米特洛夫——创造性理论的试验》，索非亚，保科院出版社，1983年，第91页。 [18] 安格尔·维克夫：《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载《克里奥——米莱·库曼诺夫研究员65寿辰纪念文集》(Клио ——Сборнтк в чест на 65-годишнината на ст, с, Милен Куманов)，索非亚，фондация “Арете -фол”出版社，2008年，第685页。 [19] 转引自《困境中的季米特洛夫》，1989年1月24日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Работническо дело）。 [20] 《季米特洛夫全集》(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Съчинения том 14)(第二版)第14卷，索非亚，党的出版社，1988年，第294页。 [21] 详见《工人事业报》(《Работническо дело》)第193期，1947年8月21日季米特洛夫答美国记者问。 [22]《季米特洛夫全集》第14卷，第293页。 [23] 详见《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总则》，索非亚，科学与艺术出版社，1966年。 [24] 详见《经济机制章程》，索非亚，经济出版社，1984年。 [25] 日夫科夫：《日夫科夫回忆录》，吴锡俊、王金柏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61、262页。 参考文献： [1] 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Писма，София，Партииздат，1962。 [2] Коста Андреев，Маркс——началото на БСДП 1891—1900，София，2006。 [3] Център з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 изследвания ：Програмно развитие на БСП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и (1990—2005)，София，“Графимакс”，2008。 [4] Център з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 изследвания ：Изслед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я н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България 1891—1944，т, I，София，“Графимакс”，2008。 [5] Исусов，М. 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жизнен път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 идеи，София，ИК“Христо Ботев”，2004。 [6] 《日夫科夫回忆录》，吴锡俊、王金柏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1月，第8卷，第1期。（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创新工程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