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艾君：“新泛突厥主义”运动及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挑战与应对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31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佚名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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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大致从2007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再度执政并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以来，泛突厥主义获得新动力，相对于之前的泛突厥主义进程（1991年至2005年间），类似现象或可称为“新泛突厥主义”。2009年，土耳其明确以“新奥斯曼主义”作为治国和外交方略，其实是对之前政策的确认，而泛突厥主义正是“新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部分。与此前相比，土耳其与中亚、高加索相关各国互动更加频繁，中亚、高加索各国积极配合，各方合作水平提升；初步具备了机制化的合作平台，进行突厥语国家的多边合作。土耳其政治家不仅用“新奥斯曼主义”凝聚国民，也在争夺中亚、高加索的“大牌局”中，获得地缘文明、地缘政治优势，其影响不断扩大，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现在，俄罗斯、西方国家和土耳其在东欧和中东的激烈争夺必将影响中亚形势，而中亚地区与中国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泛突厥主义也会给中国带来意识形态-文化的挑战、甚至安全威胁。因此，必须深入观察其动态和趋势并积极应对。 关键词 新泛突厥主义；地缘文明；意识形态安全 近年来，在中亚、高加索、俄罗斯伊斯兰地区（如鞑靼斯坦、伏尔加河地区），泛突厥主义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之一，其影响不断扩大，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相对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迅速高涨、其后一度沉寂的泛突厥主义来说，新一轮现象或可称为“新泛突厥主义”。1991年后，泛突厥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运动，持续15年左右，到2005年暂时趋于衰微。标志性事件是中亚爆发了一场半“颜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导致阿卡耶夫总统下台；在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的骚乱被迅速平息），而土耳其积极参与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谴责和制裁，导致关系恶化，影响力受限）。“新泛突厥主义”进程大致从2007年土耳其“正义发展党”再度执政并推行所谓“新奥斯曼主义”政策（2009年，土耳其明确以“新奥斯曼主义”作为治国和外交方略，也是对之前政策的确认），而泛突厥主义正是“新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部分，泛突厥主义获得新动力。土耳其政治家不仅用“新奥斯曼主义”凝聚国民，且用于自我扩张，在争夺中亚、高加索的“大牌局”中，获得地缘文明、地缘政治优势。与之前时期相比，土耳其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更积极、明确；与中亚、高加索相关各国互动更频，中亚、高加索各国积极配合，各方合作水平提升；初步具备了机制化的合作平台，进行突厥语国家的多边合作。 在中亚地区，新泛突厥主义与其他地缘文明（西方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等）形成复杂互动。现在，俄罗斯、西方国家和土耳其在东欧和中东的激烈争夺必将深刻影响中亚形势，而中亚地区与中国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泛突厥主义也会给中国带来意识形态-文化挑战、甚至安全威胁。因此，必须深入观察其动态和趋势并积极应对。 一、“泛突厥主义”：发展阶段及其特点再审视 泛突厥主义是19世纪中后期开始在伊斯兰世界流行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其宗旨是所有突厥语族联合起来（也往往与泛伊斯兰主义思潮紧密合流。迄今为止，泛突厥主义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必须重新审视该现象及其特点，从历史经验中获得某些启示。 第一，泛突厥主义思想及运动乃是帝国主义征服的产物，是一种反抗的意识形态。泛突厥主义本身是西方列强压迫的产物，是突厥语民族为了对抗西方殖民征服而产生的一种思想，具有反西方色彩；同时，泛突厥主义从其起源就不仅仅是突厥语族的现象、土耳其的现象，也是一种国际政治现象。泛突厥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兹亚·乔加勒普（Ziya Goekalp）在《突厥主义原理》中指出，最早提及突厥语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著作是在欧洲。一些在欧洲大学学习的土耳其青年接触了西方学者如孔德、尼采、斯宾塞、傅立叶、斯图亚特·米勒等人的社会政治学说后受到启发。同时，19世纪的西方，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学说泛滥，因而泛突厥主义也是其他思潮刺激的结果。匈牙利犹太裔学者阿米纽斯·瓦姆伯里曾认为，泛突厥主义具有鲜明的反俄色彩。该思想是俄国突厥语族穆斯林提出并输入土耳其的，而首先得到土耳其支持。这样，俄、土两国的突厥语族就在泛突厥主义立场上找到共同点。在帝国主义时代，这种思潮具有积极意义，表明东方民族在政治上走向觉醒，有利于对抗西方列强对东方民族的殖民征服、推动东方民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第二，作为一种政治能量，泛突厥主义在兴起后既用于民族解放，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攻击性、排他性。泛突厥主义思想首先在俄国突厥语族群中得到回应。1843年喀山出现了“札基德”运动，其宗旨是令突厥语族群走向现代化、世俗化，而克里米亚鞑靼人加斯普林斯基成为运动的思想领袖。加斯普林斯基提出了三“统一”原则：思想统一、语言统一和行动统一。这些思想在俄国的喀山鞑靼人、伏尔加河地区、阿塞拜疆和中亚突厥语族中得到响应，并不断充实完善。加斯普林斯基改革土耳其语，清除了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成分，希望将其改造成突厥语族的通用语言，被凯末尔采纳，作为当代土耳其语的基础。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在土耳其上台后，其纲领《统一与进步》首次将泛突厥主义作为政治-外交学说。在一战期间，又有多位泛突厥主义代表继续完善该思想。1923年，兹亚·乔加勒普撰写《突厥主义原理》一书，提出明确的地缘政治构想，堪称运动的纲领。按照其构想，泛突厥主义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土耳其国内确立突厥主义意识形态，限制伊斯兰教对社会和政权的影响；第二步，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泛突厥主义，最低纲领是实现三个突厥语族（传说中的奥古兹汗的后代）国家的联合——即土耳其、南阿塞拜疆、北阿塞拜疆。第三步，即最高纲领——所有突厥语族——包括北高加索各突厥语族、外高加索（阿塞拜疆等）、中亚各族、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族等——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图兰联邦”。一些图兰主义者则主张包括巴尔干、小亚细亚、克里米亚、阿斯特拉罕、伏尔加河地区、喀山、乌法、西伯利亚、蒙古、中国新疆等地。乔加勒普主张政教分离，土耳其国家的发展应建立在西方文明成就的基础之上，为此必须将突厥语族建成统一国家。兹亚·乔加勒普“不仅成为新思想的政论家和文学宣传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流派，成为整个运动的高不可及的中心”。 在“青年土耳其党”的泛突厥主义政策实践中，意图将土耳其帝国的少数民族同化或消灭。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和清洗导致150万亚美尼亚人死去，就是泛突厥主义的极端体现。 从俄罗斯-土耳其-西方这个战略三角来看，在英、俄争夺高加索、中亚地区的过程中，泛突厥主义往往被西方挑唆和支持，用于打击俄国。从19世纪以来，西方既将俄国作为对手、也将土耳其视为东方异类，积极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因此乐于挑动土耳其与俄罗斯的争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泛突厥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杠杆，堪称是西方对俄罗斯植入的政治病毒。当英、俄争夺中亚的“大牌局”结束，俄罗斯、土耳其两大帝国崩溃后，中亚和高加索的突厥语族都成为苏联的民族，泛突厥主义思潮受到压制。1918-1921年，高加索和中亚的反革命分子在泛突厥主义旗帜下反对苏维埃政权（如“巴斯马奇运动”），土耳其的一些泛突厥主义者直接参与了活动。 凯末尔时期土耳其走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并且从1918年开始与苏俄改善关系，因此与伊斯兰保守势力反复斗争，防止泛伊斯兰主义占据优势地位。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国内称为突厥主义）只是土耳其用于凝聚国内族群的意识形态，而不用于对外扩张，避免损害与苏俄的关系。1938年凯末尔去世后，土耳其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变化，一些有泛突厥主义倾向的政治力量开始上升，如“民族主义运动党”。 第三，在“冷战”时期，西方将泛突厥主义视为对苏“冷战”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武器。凯末尔革命后走上西化道路，导致土耳其社会-文化分裂，发生某种世代断裂，到20世纪中期开始某种“伊斯兰复辟”。土耳其精英始终有对帝国的怀旧情结。1969年成立的土耳其民族运动党首次明确表达服膺泛突厥主义思想（该党现在是土耳其议会中的第三大党）。此外，“冷战”开始后，土耳其的战略地位上升，成为美国的军事-战略盟友和北约成员国，与苏联处在敌对、对抗状态，泛突厥主义得到西方支持，通过各种方式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渗透。西方认识到，中亚突厥语族地区乃是苏联“软肋”，试图借泛突厥主义来肢解对手，将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和阿塞拜疆从苏联分离出去。 相应地，泛突厥主义在苏联始终是政治禁区，苏联政府竭力弱化突厥语族，将其分而治之。苏联的辞书将泛突厥主义定义为：“反动的土耳其资产阶级-地主阶层的沙文主义学说，其目标是将所有说突厥语的民族都纳入土耳其政府统治，泛突厥主义者通过伪造历史，证明其提出的所有突厥语族的‘民族统一性’命题和种族优越性”；在1975年版的《大百科全书》中又写道：“一种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反苏、反人民的，是法西斯主义的土耳其变种。泛突厥主义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禁区，遭到苏联政府严厉防范和压制。打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泛突厥主义者”，是苏联历次政治清洗运动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也曾策略性地利用泛突厥主义，支持和推动中国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学者认为，1944年伊犁爆发的“民族主义暴动引发中国边疆危机的事变”，实际上乃是泛突厥主义现象。只是由于中国国内形势迅速变化，由于苏联与美、英共同以牺牲中国在外蒙古的利益作为交换，苏联最终放弃了对分裂运动的支持。实际上，苏联只是在针对中国的时候，将泛突厥主义作为棋子，一次性利用。它顾虑泛突厥主义势力在紧邻中国新疆的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坐大而损害自身，因此苏联不可能帮助中国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实现独立建国目标。 第四，1991年苏联解体后，在土耳其推动下，出现了泛突厥主义狂热。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对于西方的战略地位下降，同时，苏联解体意味着对抗泛突厥主义的堡垒消失，中亚出现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真空。土耳其的雄心迅速膨胀，立即与新独立的五个突厥语族国家建立密切关系，试图充当突厥语国家的“老大哥”。1992年，在土耳其倡导下，召开了突厥国家峰会。1993年成立了突厥语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组织。在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还成立了突厥民族大会，建立起政治组织，定期召开会议，推动泛突厥主义运动。新独立的中亚、高加索国家的态度也对土耳其产生积极影响，使土耳其看到了复活突厥主义的可能性以及建立“大突厥帝国”的历史机遇。厄扎尔等政治精英鼓吹泛突厥主义狂想：21世纪是土耳其的世纪；而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长城的广袤地区都是突厥世界，且新独立国家都将土耳其视为文化中心和历史磁铁。土耳其视所有突厥语族为亲族。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该进程走向低迷。主要是土耳其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其地缘政治构想，中亚国家看到，土耳其的经济实力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强大；土耳其在中亚遭到俄罗斯、伊朗等国抵制；中亚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外交方针发生变化；2005年后，“颜色革命”导致中亚国家与西方关系恶化，而土耳其站在西方一边，希望借“颜色革命”将“亲俄”的中亚领导人替换掉。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平息安集延叛乱之后，土耳其追随西方对乌国进行人权谴责，引起反感；之后，土耳其改变了战略和策略。 二、“新泛突厥主义”：“新奥斯曼主义”的支柱 1991年后，泛突厥主义复兴是地缘政治变化的自然后果，也是土耳其等国推动的结果。短暂平静之后，大致从2007年开始，继续推动新一轮泛突厥主义。标志性事件是“正义发展党”在土耳其执政，提出并确立了“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而泛突厥主义正是新奥斯曼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奥斯曼主义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土耳其，本是土耳其知识分子（“新奥斯曼人协会”）提出的救国改良方案，目的是通过确立宪政来建立公民共同体，团结帝国东部乃至巴尔干半岛各族，复兴帝国。而“新奥斯曼主义”一词最早于1985年由英国学者戴维·贝尔查德提出（也有人认为，艾尔巴康执政时期的土耳其外交已经恢复帝国传统）。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厄扎尔担任土耳其领导人时，新奥斯曼主义的轮廓已经清晰，厄扎尔初步认为应该回归新奥斯曼主义：土耳其将对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范围负责；伊斯兰教可以凝聚土耳其国民和巴尔干半岛的居民，并用新意识形态将其团结在一个国家内。土耳其国内各种意识形态存在竞争：新奥斯曼主义、突厥主义、新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等等，而当埃尔多安及其所属正义与发展党2007年再次执政后，新奥斯曼主义就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新奥斯曼主义的总设计师是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他曾撰写著作《深层战略》分析了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利益，强调土耳其必须加强在巴尔干、近东和北非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作用，积极运用软实力工具（经济援助和文化渗透）。2009年11月底，时任土耳其外长的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发言称，土耳其正在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我们有奥斯曼帝国留下的遗产。我们被称为新奥斯曼主义者。是的，我们是新奥斯曼人。我们被迫从邻国寻找出路，甚至被迫走向非洲”。随后，达武特奥卢进一步解释说，土耳其不限于只实现一种理想：“奥斯曼帝国是我国历史的一部分，伊斯兰教是我国文化的要素之一。西欧方向是我国的历史经验，而突厥主义是主要运动”。即：强调了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突厥主义三种战略思想成分：突厥主义是保存民族自我意识的主要思想，经由这一思想引导突厥语族走向奥斯曼主义。 首先，“新奥斯曼主义”思想是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的结果，也与西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有关。从2000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增速很快，实现了经济腾飞。土耳其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加入欧盟，但因塞浦路斯问题、库尔德人问题、欧洲大国对土耳其的成见等迟迟不被接纳。到2007年初，形势已经明朗：土耳其入盟无望。与此同时，土耳其国内的西化派精英地位下降，主张欧亚主义、民族主义的派别上升。民众认为土耳其多年来为西方提供军事基地，服务于西方的经济—政治利益，而仍未得到平等对待和接纳，因而感到失望、怨愤，成为新奥斯曼主义思想的社会—政治基础。对于土耳其来说，在东方的拓展可能成为对西方外交的筹码，可以展示自己的优势和独特地位；土耳其还希望利用自己跨欧亚大陆的优越位置，成为能源通道，这样，东西方各国都依赖土耳其，与其发展友好关系。 其次，必须强调的是，新奥斯曼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植入的意识形态。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本身就得到美国支持，保罗·沃尔福维茨（Paul Wolfowitz）是该党智囊，且“新奥斯曼主义”与美国制订的“大近东”方略契合。达武特奥卢本人也并不讳言，新奥斯曼主义思想和术语都源自美国，是美国战略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的著作为该构想奠定了基础。美国希望借此软化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凯末尔主义的力量，平衡伊朗，使其担任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发挥作用。从土耳其方面来说，得到西方支持，在中亚和高加索就可获得优势，借美国的西风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但是，当土耳其达到一些目标后，西方也不可能允许土耳其出面建立某种“突厥邦联”；因此，双方只是暂时的战术合作。由于中东乱局、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加剧，土耳其的地位继续上升，西方将更加依赖土耳其。 “新奥斯曼主义”体现了土耳其精英的“帝国思维”——即对土耳其帝国时代记忆的重新唤醒，同时也是土耳其精英应对新的国际局势的地缘政治观念。塞尔维亚学者塔纳斯科维奇认为，新奥斯曼主义是意识形态，更是土耳其的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都具有的历史哲学、文明范式、世界观，他们赞同对当代土耳其的国家定位。由此可知，“新奥斯曼主义”乃是总纲，而“新泛突厥主义”是其分支，是“新奥斯曼主义”的重要支柱。新奥斯曼主义者将巴尔干西部视为传统势力范围、文明认同的根基、乃至当代土耳其的文化发祥地，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尤其是在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中间得到响应。 “新奥斯曼主义”也体现了土耳其精英强烈的大国意识。达武特奥卢认为，过分依赖欧洲和美国导致土耳其外交失衡，损害了国家和地区利益，因此必须捍卫奥斯曼帝国的遗产；依靠软实力将原奥斯曼帝国统治过的国家和地区纳入土耳其轨道；从西方那里将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科索沃、马其顿和保加利亚争取过来；更多地运用软实力：经济援助和民主价值观。土耳其不再充当西方的小伙伴，而是要做欧亚大陆的中心和地区安全的主要力量，在中东、近东、高加索发挥重要作用。土耳其试图恢复奥斯曼帝国的地缘政治版图。达武特奥卢2010年1月8日讲话称，土耳其的当务之急不是成为一个地区大国、而是要成为世界性大国；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历史和外交经验为土耳其成为世界性大国提供了可能。 土耳其希望美国支持其计划。美国将土耳其作为在东方的代理人，尤其希望土耳其在中亚发挥作用，遏制甚至孤立伊朗，挤压俄罗斯和伊朗的战略空间。美国人起初支持土耳其的计划，但是力度不够，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土耳其和俄罗斯改善关系。而在俄罗斯方面，因乌克兰问题而导致俄罗斯-欧洲天然气博弈，令俄罗斯将土耳其作为天然气买家的新选项。土耳其加快与俄罗斯合作的步伐，甚至将其作为向欧洲提出要挟的条件：如果欧盟不接纳土耳其，那么，土耳其将与俄罗斯在欧亚大陆进行紧密合作。为追求市场多元化，俄罗斯建设通往土耳其的天然气管道“南流”；但两国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和冲突：例如，俄、土在南奥塞梯问题上的立场不一致；而俄罗斯不支持土耳其关于库尔德人问题的立场；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俄罗斯支持欧盟（美国希望通过欧盟的机制，将塞浦路斯作为军事基地，而俄罗斯也认为土耳其非法占领了塞浦路斯）；土耳其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竞争激烈。 “正义与发展党”运用国家资源大肆宣传，对青年进行某种奥斯曼精神的灌输。讲述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文艺片《奥斯曼共和国》受到热捧，帝国荣光令国民深感振奋和狂热。土耳其也将奥斯曼主义输出到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尤其是中亚和高加索的伊斯兰-突厥语国家。2010年1月，“正义与发展党”与该国教育部签订关于在土耳其高校倡导新奥斯曼主义的协议，接收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的学生在土耳其高校免费入学。土耳其的做法导致欧洲对其产生疑惧；反过来，土耳其长期在欧洲门外徘徊，也令其更加致力于回归奥斯曼主义。 新奥斯曼主义的重要方向之一是阿拉伯世界。通过加强经济、政治、文化存在，提高土耳其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地位和发言权，扩大势力范围。“阿拉伯之春”对土耳其极为有利。“穆斯林兄弟会”在突尼斯和埃及上台，其宗旨符合“正义与发展党”的精神。叙利亚反对派得到土耳其的军事—政治支持。1990年至2008年，土耳其与非洲国家的贸易额增长了七倍。土耳其为此还宣布了自己的“非洲战略”，与“非洲联盟”等非洲国家组织建立联系，并从2005年起成为该组织观察员国；并着意在非洲建立宗教、文化联系。 在实践中，新奥斯曼主义政策意味着积极介入和干预相关国家，土耳其的政策并非和平，所谓“与邻国零纠纷”政策实际上已经破产。土耳其曾经强调，新奥斯曼主义对西方和俄罗斯不构成威胁；强调与西方和俄罗斯对话，不会走伊斯兰化道路，无侵略性。2008年，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曾提出“与邻国零纠纷”，似乎准备推行和平政策，但很快发生了重大变化。2010年，土耳其制定了《国家安全领域政策文件》，该文件不再提及威胁国家安全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等。.2009年中国新疆爆发“7·5”事件后，土耳其迅速表态指责中国政府，将自己扮作突厥语族的保护者；“阿拉伯之春”之后，土耳其立即表示欢迎。2011年，土耳其强力介入叙利亚问题，称该国局势事关土耳其内政。2011年，埃尔多安前往埃及访问，数千名“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夹道欢迎，俨然视其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同时，土耳其还拒绝将流亡的原伊拉克副总统哈希米交给伊拉克政府。土耳其至今未能在1915年屠杀亚美尼亚人问题上与亚美尼亚达成和解，与阿塞拜疆的紧密关系也导致土—亚关系正常化缓慢；支持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承认科索沃独立；同时，埃尔多安与欧盟的关系也并不顺利。在欧洲看来，土耳其领导人已成为令人不安的独裁者。 泛突厥主义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奥斯曼主义”的重要支柱，二者之间有交叉、也有差别。泛突厥主义强调民族-文化因素，“新奥斯曼主义”强调历史因素，而泛突厥主义是对“新奥斯曼主义”的有力补充。土耳其的多数政党都不同程度地支持泛突厥主义思想，其国内有非常广泛、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例如，“民族主义运动党”是典型的泛突厥主义政党；军中有极端民族主义者、半军事化的民族极端主义集团“灰狼”。泛突厥主义得到许多知识分子认同，他们炮制历史神话，为泛突厥主义提供材料，成为土耳其外交的重要推动力量。土耳其推行的新泛突厥主义政策对中亚、高加索国家的影响很大。 泛突厥主义者试图将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等突厥语族都变成土耳其人，将突厥语族的民族语言在土耳其语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变成通用语言；在此基础上，用土耳其认同取代民族国家认同。1993年，泛突厥主义者为中亚和高加索突厥语族编订的字母与土耳其语字母趋同，但是语言学家表示：这些字母在中亚根本无法运用。2005年，第十二届国际突厥青年联合大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提出：目标是建立统一的突厥人认同；为被殖民的突厥民族和国家恢复历史公正；所有突厥语族都重新命名，加上“突厥”字眼：萨哈人改称突厥-萨哈人，吉尔吉斯人改称突厥-吉尔吉斯人，等等；而任何重审历史的做法都被称为“去殖民化”。 土耳其是泛突厥主义活动的资助者、召集人。土耳其重视对突厥语国家的外交，成立了专门机构。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与突厥语国家的合作机制是突厥语国家峰会，将峰会视为突厥语国家交流国家关系和全球问题的平台。2006年秋，在土耳其召开第十届国际突厥人大会（来自各国的政治家共六百多人与会）以及第八届突厥语国家峰会，发布了共同宣言，号召突厥语国家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黎巴嫩问题上制订共同政策，调解塞浦路斯和纳-卡问题；支持哈萨克斯坦于2009年加入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土耳其加入欧盟；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担任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 土耳其倡议成立突厥语国家联合体，纳扎尔巴耶夫则主张先成立一个长老会（Советастарейшин）。2009年10月23日，在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召开第十次峰会，宣布成立新的制度性机构：突厥国家合作理事会（或称突厥委员会），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并通过了新组织的宪章。签署仪式后，土耳其总统居尔讲话称：该事件具有历史性意义，因为首次出现了联合“突厥世界”的制度性机构。泛突厥主义已有政治对话、协作的平台。 2011年10月，突厥国家合作理事会在阿斯塔纳召开峰会。突厥语国家编订共同的突厥历史课本的构想也已成为现实。但是，认为“突厥语国家同书一部历史、重塑共同突厥价值观”是部分中亚国家——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做出的文化战略选择，这种看法略显片面。 阿塞拜疆是泛突厥主义运动的支柱，更是土耳其在高加索的地缘政治支柱。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和俄罗斯两大帝国解体、高加索的地缘政治形势剧变，导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划界方面留下隐患。苏联时期以国际主义精神为号召，这些危机和矛盾暂时潜伏；到苏联末期，中央的控制力削弱，民族主义势力抬头，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矛盾上升，因争夺纳-卡爆发战争。高加索地区逐渐形成以阿塞拜疆-土耳其-以色列为一方、而以伊朗-俄罗斯-亚美尼亚为另一方的两大政治集团。苏联解体前，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两加盟共和国已宣称：与土耳其“同族、不同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阿塞拜疆精英的泛突厥主义立场甚至超越土耳其，一度主张建立政治联合体，因而阿塞拜疆被称为泛突厥主义试验场。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精英将两国关系概括为“一族两国”，并试图以此为范本，向其他突厥语国家推广。阿塞拜疆“民族民主党”的政治纲领接近土耳其“灰狼”，甚至被视为土耳其“灰狼”的分部。1991年后，以狂热泛突厥主义著称的“高加索灰狼”伊斯康德尔·哈米多夫担任阿塞拜疆内务部长，他曾放言：要建立包括南阿塞拜疆、中国、印度、西伯利亚在内的大图兰，恢复突厥帝国的辉煌。艾利奇别依担任阿塞拜疆领导人期间，几乎以土耳其认同取代了阿塞拜疆认同；阿利耶夫担任总统后延续了这一政策，泛突厥主义在阿塞拜疆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影响巨大。在2006年突厥语国家峰会上，阿塞拜疆号召将一国的问题视为共同问题，这实际上已是政治-军事结盟的主张。 在中亚，泛突厥主义现在主要得到哈萨克斯坦的支持和配合。中亚对于土耳其意义重大。原本伊拉克与土耳其的贸易额巨大，且土耳其从伊拉克收取石油过境费，而追随西方制裁伊拉克导致土耳其损失惨重。失去伊拉克之后，土耳其主要从伊朗和俄罗斯进口能源，新的能源来源地只有土库曼斯坦。由于土耳其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不再紧密，哈萨克斯坦等国成为泛突厥主义在中亚的支柱。 土耳其的文化组织、基金会（如尤努斯-艾姆莱、基雅奈特-瓦克菲等等）承担了外交功能，对中亚进行文化宣传和渗透。土耳其资助一万多名中亚青年到土耳其进修；土耳其的伊斯兰神学院为中亚培养神职人员。不过，土耳其高校的教学水平不仅远逊欧美，也不如俄罗斯名校。土耳其还与中亚国家合办大学、高级中学，自认为教学水平很高。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合办电视频道，一些土耳其影视剧受到中亚国民热捧。中亚的一些文化和公众设施（街道、公园等等）用土耳其名人命名，如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有阿塔图尔克公园（纪念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等等。2014年12月，哈萨克斯坦的一首歌曲被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改头换面地用于选举宣传，宣扬“伟大”的“世界突厥主义”思想。 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具有鲜明的泛突厥主义特色。由于经济下滑、失业率增长（土耳其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很高）、外国投资锐减等，造成社会紧张度增加。土耳其政府资助境外国家（甚至极端组织）的做法引起国民愤怒。一些政党和国民对政府公开支持极端运动表示不满；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深度介入（反对派媒体指出，土耳其政府资助叙利亚叛军，甚至派特种部队支持叛军和“伊斯兰国”），也与土耳其的官方宣传相矛盾。 三、中亚各国与“新泛突厥主义” 土耳其经济在近二十年内迅速腾飞（值得一提的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同中亚国家的合作），这种情况使其在欧亚大陆左右逢源；对于正在探索发展道路的新独立国家来说，土耳其乃是伊斯兰国家走世俗化、现代化的成功范例，其经验值得学习。此外，土耳其的亲西方面目令中亚国家产生联想：与土耳其交好，可以帮助中亚国家与西方世界走近。中亚国家响应新泛突厥主义，既出于语言、文化的亲缘性，也有经济需求——希望获得土耳其的资金和技术；土耳其模式是参考范例，也是意识形态资源，更是外交选项，是平衡其他大国的力量。同时应该看到，现在土耳其与中亚的合作已经具有战略性质（特定情况下也具有实用主义性质），取得很大进展，而泛突厥主义渗透在帮助土耳其推进对中亚政策方面获得巨大优势。 第一，中亚国家的政界和学界乃至普通国民都有支持泛突厥主义的基础。一些政治派别如哈萨克斯坦的“阿拉什”（由努图舍夫兄弟领导，其中之一因其极端活动而获刑）与泛突厥主义思想接近；乌兹别克斯坦的“比尔利克”（该政党出现于苏联末期，克格勃副主席鲍布科夫判断，该组织曾宣扬了纳粹主义思想）、吉尔吉斯斯坦的“埃尔克”（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比尔利克”组织非常接近）、“阿萨巴”等政党对泛突厥主义思想很感兴趣，之前由于他们持极端观点，且主要倚赖一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因而处在边缘地位；但是，由于泛突厥主义影响，这些组织的影响逐渐扩大。2012年9月，哈萨克斯坦的一家网站发布呼吁书：泛突厥主义是突厥国家的顶峰，宣布成立突厥-哈萨克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政党“沙内拉克”。尽管后来无声消失，但却表明一种令人不安的潜流。 一些学术精英试图论证突厥人的共同历史、文化遗产等。例如，哈萨克斯坦史学著作写道：“图兰及其历史始于3500年前，而图兰的历史就是古代突厥人的历史”。此外，一些著作积极评价泛突厥主义思想。如乌兹别克斯坦学者运用历史语言比较法研究二十四史等中国古代文献，通过大规模恢复汉语文献中不同时期对周边民族称谓的古音，认为：实际上从中国的《诗经》时代甚至更早，中国文献记载的周边部落和民族的名称诸如狄（古音tuk,tiek接近于“突厥”的发音）、獯狁以及汉代的大月氏人、唐代文献中的匈奴人、铁勒人等等，都是对突厥人称谓在不同时期汉语音变的结果。由此推论，在中国史书中，周边突厥人的历史贯穿始终，突厥人也有非常古老的历史。从学术意义来看，对古代周边民族族源等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当然，其方法仍显孤立，需要其他方法和材料佐证）。而类似结论在客观上有利于泛突厥主义思想。最主要的是，正如作者前言中所说：“以前时代及其文化的经验可以帮助创造现代生活、制订国家意识形态，更深刻地意识到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必要性”。 第二，土耳其在中亚的存在是全方位的。通常认为，土耳其在中亚主要是一种经济、文化存在，但土耳其以此为依托，也向政治领域稳步渗透。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与土耳其合办的高级中学各有15所以上，在哈萨克斯坦则超过20所；甚至在塔吉克斯坦建了多所土耳其高级中学，当地精英的子女在这些中学上学。土耳其与土库曼斯坦合建大学，并在各州都建分校。土耳其与吉尔吉斯斯坦合建吉-土玛纳斯大学、阿塔图尔克-阿拉套国际大学、丝绸之路国际学校、语言-计算机学习中心等等；土耳其与哈萨克斯坦合建苏莱曼·德米雷尔大学和亚萨维大学，并在南哈萨克斯坦、曼吉斯套等州遍地开花地建设分校，每个分校都附设高级中学。而且，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不少学生来自公检法机关官员、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家庭。这些学校除了教授阿拉伯语、英语、土耳其语，还对当地青少年灌输泛突厥主义思想、宗教激进主义思想。 土耳其与中亚国家也有军事-技术合作。中亚国家认为，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装备优良，军队训练有素。2001年3月24日，土耳其为哈萨克斯坦提供9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乌兹别克斯坦得到了土耳其的步兵战车等装备；土耳其更希望中亚的军人赴土耳其培训，从而确保中亚稳定，并在军界培养对土耳其有好感的人士。 土耳其为美国积极代言，推动吉尔吉斯斯坦与美国合作，甚至希望在吉国建立一个与美军共管的基地。2014年6月美军撤离吉尔吉斯斯坦后，土耳其加紧斡旋：从2015年初开始，土耳其国防部每年对吉国国防部提供100万美元援助，呼吁吉国继续与美国合作，并表示愿意提供土耳其新式装备给吉国，甚至觊觎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 第三，哈萨克斯坦是新泛突厥主义运动在中亚的重要支柱，其他各国与土耳其的合作各有侧重。在涉及中亚国家的各种区域性组织中，缺乏乌兹别克斯坦或哈萨克斯坦的参与，就意味着该组织缺乏代表性。乌、哈都是中亚大国，外交政策相对独立、多元，历来存在竞争，自然也会延伸到意识形态领域。乌国具有强烈的历史优越感。19世纪后半期以后，塔什干曾是俄国突厥斯坦边疆区的中心，在苏联时期也处于中亚核心，甚至乌兹别克语相对其他语言也有种种优势。乌国乃是中亚第一人口大国（乌兹别克族占中亚人口大半），工业潜力巨大；因此，乌国提出“突厥斯坦——我们的共同家园”的倡导，是以该国为中心的再一体化方案。乌兹别克斯坦很少参与多边组织，外交政策似乎缺乏连续性，变化急剧。乌兹别克斯坦曾热议“中国奇迹”、看好“土耳其道路”，后来则改弦更张，倡导“新加坡模式”。2005年安集延骚乱之后，土耳其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迅速恶化。 哈萨克斯坦积极支持泛突厥主义，提高了该运动的分量。纳扎尔巴耶夫是苏联时代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在中亚乃至地区之外都赢得很高声望，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甚至为纳扎尔巴耶夫树立雕像——这种做法极为罕见。有人这样定位：土耳其是突厥世界的西端，而哈萨克斯坦是其东端。哈萨克斯坦驻土耳其大使图伊梅巴耶夫称：纳扎尔巴耶夫在土耳其被视为突厥世界的领袖。土耳其总统居尔甚至称纳扎尔巴耶夫为突厥世界的领导人，这确实“超过了普通客套和外交协议的范围”，表明土耳其对纳扎尔巴耶夫的尊敬，同时也是土耳其的政治策略。没有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的支持，泛突厥主义在中亚难有前景。 哈萨克斯坦始终重视地缘经济因素，注意保持多元平衡外交；既支持欧亚一体化，同时又是泛突厥主义的重要支柱。1994年，纳扎尔巴耶夫最早倡议成立欧亚联盟，与亚·杜金倡导的欧亚主义构想契合，但实际上纳扎尔巴耶夫更希望达成某种俄罗斯-突厥语国家联盟（首都设在喀山）。2013年前后，在普京发表了关于历史上哈萨克斯坦境内并无国家的言论后，在“为国家主权而斗争”的口号下，泛突厥主义成为反对欧亚经济联盟的武器；并且伴随着反俄情绪，呼吁抵制俄国的“帝国野心”。哈国内既有亲西方声音，也有泛突厥主义宣传。许多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面目出现的言论都有泛突厥主义倾向。考虑到俄罗斯推动的再一体化进程与泛突厥主义构想存在竞争，而哈萨克斯坦同时是两种一体化方案的支柱力量，或许就可以认为，哈国的做法是为了左右逢源，并借以保持地缘政治平衡。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多次发表热情洋溢的泛突厥主义言论。2012年10月12日，纳扎尔巴耶夫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哈-土高层商贸论坛上发言称：在地中海和阿尔泰山之间住着我们2亿多同胞。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就会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纳扎尔巴耶夫还表示：“我们生活在整个突厥民族的祖国。自从1861年哈萨克末代大汗被杀，我们就成了俄国殖民地，后来又成为苏联殖民地。在150年时间里，哈萨克人几乎丧失民族传统、习俗、语言和宗教。上苍保护，我们在1991年宣布独立。你们的祖先离开历史上的祖国——突厥汗国的时候，带走了突厥民族的名称。至今土耳其人还把好小伙子称为‘哈萨克’——而我们就是这些哈萨克人。” 土库曼斯坦多年来与土耳其关系紧密。该国史学家宣称，土库曼民族是奥古兹汗的后裔，与土耳其民族有共同祖先。土耳其在土库曼斯坦的建筑、冶金等关键领域都有深刻影响。土耳其总统居尔每年都访问土库曼斯坦，并且表示非常喜欢住在“自己的祖国”土库曼斯坦。不过，土库曼斯坦1995年获得永久中立国地位，无意与土耳其建立类似阿塞拜疆-土耳其那样的特殊关系，也很少参与多边组织，并数次缺席突厥语国家峰会。 一般来说，发展较为顺利的中亚国家并不热衷于“图兰主义”“突厥联盟”之类的蓝图，而是致力于发展民族国家；这样就会坚持国家的独立性，与泛突厥主义保持距离；而经济困难、政治薄弱的国家容易认同泛突厥主义思想，为其敞开大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的亲族在土耳其从商，自然对土耳其推行友好政策。阿坦巴耶夫满怀深情地表示：吉尔吉斯斯坦离土耳其很远，但是每个吉尔吉斯斯坦人都知道，土耳其乃是吉尔吉斯斯坦人的指路明星。 第四，中亚也有不利因素。现在，突厥语国家距离政治一体化还有很多路要走。一个不利因素是：土耳其本身与高加索、中亚国家并不接壤；作为突厥语国家的核心，土耳其经济还不够强大；其发展模式能否被中亚国家效法仍旧存疑；对于合作目标，各国存在分歧。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精英已经开始宣扬“乌兹别克斯坦模式”，哈萨克斯坦则宣扬哈萨克斯坦模式，显示无意于照搬土耳其道路。此外，在突厥语国家走近、加强合作的同时，也出现截然相反的逆进程——与土耳其保持距离。一些中亚人士担心泛突厥主义渗透将导致中亚各族丧失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有哈萨克斯坦人士称：泛突厥主义表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披着经济—文化外衣的帝国野心；还在很早以前，乌兹别克斯坦就因土耳其高中进行伊斯兰主义宣传而将其关闭；俄罗斯将鞑靼共和国的“鞑靼-土耳其学校”更名为“国际学校”，将校领导换成俄罗斯族。吉国分析人士说，土耳其的学校、基金会（苏莱曼基金会、吉雅奈特-瓦克非基金会）散布泛突厥主义。这些基金会资助吉国青少年学习土耳其语，并教授电脑技能，成绩优异者送到土耳其的苏莱曼宗教学院学习；千万青少年每天被灌输奥斯曼帝国的光荣历史；长此以往，吉国恐将沦为土耳其藩属。 甚至土库曼斯坦也发生微妙变化。新派观点认为，土库曼人的祖先不是奥古兹汗，而是与古安息国关系密切。新史观首先表明自己的民族历史更古老，但也否定了与土耳其人的种族亲缘性，而与伊朗存在亲密关系——这种史观将不利于泛突厥主义推进。 在大众心理层面，中亚国民与土耳其公民也并不总是融洽亲近。一些土耳其劳工与中亚当地人产生矛盾，引起当地居民反感。2006年，在田吉兹，土耳其工人与当地同事发生了群殴，起因是土耳其工人和专业人员对哈国同事态度傲慢以及试图猥亵哈萨克斯坦妇女。2014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又爆发了土耳其工人与当地人的群殴事件。哈国相关部门统计，多数违反《劳动法》的情形都发生在土耳其企业。 四、“新泛突厥主义”挑战及其应对 对于泛突厥主义，应该将源自历史-文化亲缘性的亲近、交流与扩张性思潮、运动加以区分。从语言、宗教和文化的亲缘性出发，进而希望走近并加强联系和合作（尤其是高加索、中亚的新独立国家都希望扩大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交往），这是可以理解的，其他国家并无反对的理由。我们的认识应该超越冷战时期的僵化、刻板观念，不能将突厥语族的自发、自然的亲近和交往都视为洪水猛兽。 但是，一些狂热泛突厥主义者的目标始终是实现所有突厥语族（包括没有独立建国的族群）联合，具有意识形态乃至地缘政治方面的扩张性。关于突厥语族历史和现状的解释范式是：今日突厥语族对于“图兰”仍有现实的权利；生活在非伊斯兰国家里的突厥语族长期遭受殖民和奴役，需要解放，而解放的途径就是走向联合；人为地煽动屈辱感和仇恨，对主权国家构成挑战；作为主要的突厥语大国土耳其，一度推行了并非和平的外交政策——何况还有其他势力会恶意利用泛突厥主义狂热，因而理所当然地遭到俄罗斯、中国、伊朗、保加利亚、希腊和阿富汗等国的警惕和抵制——这些国家都有大量突厥语族人口，泛突厥主义思想形成了对所在国的挑战和威胁。即使在突厥语国家内，泛突厥主义也会导致其自身的社会—文化分裂：因为这些国家还有非突厥语族。 第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中国都是狂热泛突厥主义的受害者。泛突厥主义在历史上曾经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西北边陲稳定，对中国造成危害。19世纪后半期，新疆爆发的多次起义都具有泛突厥主义背景，而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两次民族分裂运动也都有泛突厥主义背景。现实中，泛突厥主义主要构成文化—意识形态挑战，特定条件下甚至威胁国家安全。泛突厥主义渗透导致中国突厥语族群的国族认同弱化甚至被蚕食、歪曲（族群认同、突厥人认同乃至宗教认同优先于国族认同），尤其对中国新疆的民族和谐、社会政治稳定构成意识形态挑战和威胁。中国特定族群的人士会将中亚某邻国作为祖国（通常是社会-经济发展较为顺利的同族邻国，并以境外相关国家的成就为骄傲）；将其领导人视为民族领袖；族群认同超越了对国家的感情，而国家认同薄弱。 与泛突厥主义伴生的，往往会出现地方民族主义甚或民族沙文主义，排斥和仇视其他族群，破坏社会政治稳定。2009年6月30日，土耳其总统居尔访华的最后一站到了新疆，新疆大学为其授予博士学位。此后不久，新疆爆发“7·5”事件。对此暴力事件，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称“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中止野蛮行径”，后又指责中国政府，称该事件乃是对维吾尔族的“屠杀”，公然推行了泛突厥主义政策。 第二，土耳其国内始终有“东突”等中国新疆分裂组织的重要背景。民族分裂势力在西方和土耳其得到庇护和政治、财政、意识形态支持（甚至军事支持），许多“疆独”组织和个人在土耳其找到容身之地，土耳其的民间、甚至官方组织为其提供各种物质和资金：如东突厥斯坦基金会、东突厥斯坦民族中心（East Turkistan Ntional Center）、东突厥斯坦团结协会，尤其是泛突厥主义为其分裂活动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其分裂国家的能量大增。 第三，中亚国家有近六十万维吾尔族人，许多人是在不同时期迁居中亚的，在泛突厥主义影响下，一些人对土耳其有亲近感，对中国怀有敌意或成见，同情新疆分裂势力，甚至为民族分裂分子提供庇护。土耳其国内也有不少维吾尔族人，对中国抱有敌意和成见，影响政府政策，更有人则成为民族分裂势力的支持者和背景。 第四，如果把泛突厥主义合作视为土耳其主导的一体化进程，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来说，与俄罗斯倡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等都是竞争性方案，同样会带来挑战。一个突厥语国家的联合体——哪怕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也会改变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 在加入欧盟受挫后，土耳其不断加强与中亚、高加索各国的经贸联系，其在中亚、高加索的活动更加积极活跃。难民潮问题、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事件将使欧洲走向保守化，接纳土耳其成为欧洲成员的可能性更小。随着“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动乱以及美、俄在中东争夺加剧，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变化。遏制“疆独”势力的关键在于中国新疆乃至中国内部，同时也要密切关注高加索、中亚乃至中东、西亚的国际政治进程及其演变。俄罗斯与土耳其和西方国家围绕叙利亚展开的争夺，导致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恶化、争夺加剧，这些趋势导致深刻后果。依据历史经验，西方常常鼓励土耳其推行泛突厥主义，损害中、俄、伊朗的利益。随着美、俄竞争加剧，土耳其对于西方的战略价值大幅上升，西方会鼓励土耳其在中亚、高加索发挥作用。中亚很可能是俄罗斯与西方、土耳其激烈争夺的新战场，将直接关系中国新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面对泛突厥主义带来的挑战，中国应该积极应对。近年来，土耳其与中国有良好的经贸合作，两国贸易额逐年增长，2013年达到282亿美元，2014年达到277亿美元。2010年10月，两国更是上升为战略合作关系。土耳其政界也有人热议：中国-土耳其的时代开始了。这样的良好关系来之不易，值得珍惜。经过多年努力，土耳其政府已在“疆独”问题上调整政策，这些进展值得肯定。但是，对于泛突厥主义渗透以及部分土耳其政客和政治力量敌视中国的态度，也应该有清醒认识。2015年7月爆发的反华游行，凸显了泛突厥主义在该国有一定社会基础，这种势态绝不会在短期内改观。 首先，应该完善并重建意识形态，强化中国突厥语族群的国族认同，解决好中国内部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消除狂热泛突厥主义扩张的社会土壤。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凭借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亲缘性，中国的突厥语族是重要的资源，他们应该成为中国与土耳其（乃至中亚和高加索突厥语民族和国家）之间友好往来的桥梁纽带，而不是用来损害中国利益的手段。土耳其应该认识到，突厥语民族和国家的合作，应该以尊重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为前提，否则都是短视的做法，只会引起对抗和冲突，反过来损害土耳其自身的利益。 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也都有一些对抗泛突厥主义进程的因素。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土耳其矛盾深刻，是泛突厥主义的抵制者；中亚的塔吉克斯坦（该国国民多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属波斯语族，与伊朗保持紧密关系，与阿富汗、伊朗试图建立某种波斯文化共同体或雅利安人共同体）则始终以反对泛突厥主义的堡垒自居，甚至被视为倡导“泛伊朗主义”。从历史经验出发，俄罗斯、伊朗等国都对泛突厥主义运动保持警惕。俄罗斯始终将原苏联地区视为势力范围，在防范土耳其扩张方面已有举措；伊朗也不乐见土耳其在毗邻的中亚、高加索地区占主导性影响。 其次，学术界应该对泛突厥主义加强研究，揭穿、抵制以学术面目出现的泛突厥主义渗透。土耳其和中亚、高加索国家的史学家、政治精英宣扬说，苏联时期歪曲了突厥人的族源，有意令突厥语族忘记过去，应该重写历史。但他们论证的突厥语族的共同起源、历史和文化往往都是政治神话，缺乏学理依据。除了语言、文化之外，突厥语族之间多半并无种族方面的亲缘性。所有突厥语族的族源都非常复杂，与遥远的古代突厥人并无直接关系（即：突厥语族≠突厥人），突厥语族之间的人种特征差异巨大；今日土耳其国民与俄罗斯、中国等国境内突厥语族乃至中亚、高加索突厥语族的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等差异巨大——甚至语言差异也不容忽视。一些民族操突厥语，但却不是突厥人。有人指出：阿塞拜疆人操突厥语，但并无突厥血统，突厥人原本是阿塞拜疆人的侵略者。因而，泛突厥主义运动往往是一场意识形态-社会试验。 最后，应该对一些泛突厥主义狂热予以回击。例如，中国应该加强研究1915年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事件，并重新审视中国在该问题上的立场。1915年奥斯曼帝国屠杀亚美尼亚人事件（据信有150多万亚美尼亚人悲惨死去）成为土耳其背负的十字架。长期以来，土耳其在经济、社会、价值观等方面向西方看齐，加入欧盟是其长期追求的目标。而历史上土耳其的野蛮行径及今日的否认态度损害了自身形象，致使其始终在欧盟门口徘徊，也妨碍其与相关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迄今为止，法国、比利时、瑞士、俄罗斯、加拿大、黎巴嫩、阿根廷、希腊和澳大利亚等国通过决议，承认1915年事件。2006年10月6日发布的《土耳其进展报告》中，欧盟希望土政府就大屠杀问题与亚美尼亚和解。2006年12月15日，就在“入盟”谈判前两天，欧洲议会通过了谴责大屠杀的报告，要求土耳其承认历史事实。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决议，承认1915年屠杀事件，并决定在巴黎竖立一尊六米高的雕塑，纪念死难者。甚至土耳其的盟友（美国、以色列）也敦促土耳其承认历史事实。美国有四十多个州承认1915年大屠杀，每年4月24日前后，美国政府都对亚美尼亚族群发表讲话。2009年4月，美国总统讲话称：不仅与美国的亚美尼亚人站在一起，而且也“怀着友好、团结的感情和深深的尊敬，与所有亚美尼亚人站在一起”。以色列允许亚美尼亚裔举行纪念活动，也有人主张承认大屠杀事件。 大屠杀记忆是亚美尼亚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部分，甚至也是亚美尼亚对外政策的参考值——承认大屠杀事件的国家通常都是亚美尼亚的友好国家，还有一些国家顾及土耳其立场，则不予承认。作为历史问题，1915年事件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作为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则变得非常敏感。中国应在非官方立场上，就1915年大屠杀问题对亚美尼亚予以同情和支持。首先，这是出于道义考虑。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也曾苦难深重，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与1915年事件类似，日本与土耳其在相关问题上的态度相似。因此，中国对待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问题的立场应该参考其他国家在相关问题上的做法，这是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外交方面赢得尊重的重要方面。亚美尼亚人曾是泛突厥主义的受害者，而中国的道义支持会赢得亚美尼亚人民的感谢；同理，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也能得到更多支持。其次，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利益向高加索延伸；而亚美尼亚有一定的资源禀赋和科技潜力，且对华友好，其对中国的意义继续上升。鉴于伊朗、俄罗斯与亚美尼亚关系良好，中国还可在高加索与俄罗斯和伊朗紧密合作。美国有一百五十多万亚美尼亚族裔，许多人在经济、科学等方面取得成功。中国的道义支持将使亚美尼亚裔成为重要的友华力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对抗泛突厥主义侵袭方面，中国和亚美尼亚有共同利益。中国应该加强与亚美尼亚科研机构（科学院、大屠杀博物馆等）的合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可与亚美尼亚方面展开文化交流，就大屠杀问题召开国际性研讨会。当然，现在中国与土耳其经贸合作紧密，土耳其的分量比亚美尼亚重，中国应该保持对土耳其外交的灵活性。作为“历史牌”，1915年事件乃是意识形态武器库中的储备武器。如果土耳其政府在支持“疆独”方面走得很远，就可以用来敲打和牵制该国的狂热政客，迫其改正错误做法。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二期、摘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平台” 作者简介 侯艾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北京邮编：1000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