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至隋代邗沟早期运道变迁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1:11:38 中国社会科学网 刘涛 参加讨论
| 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筑邗城，开邗沟，连通江淮。邗沟是中国开凿最早的人工河道，也成为大运河的起始河段，并沿用至今。邗沟在历史上多次改道，其中隋代以前的早期运道变化最大。大体而言，早期邗沟运道经历了邗沟旧道、建安改道和隋山阳渎三个阶段，运道形态由人工河道串联自然湖泊逐渐演变为采用人工河道，运道线路大致由曲折变为平直。 吴王夫差开辟邗沟旧道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长江和淮河。《左传》哀公九年载：“吴城邗，沟通江淮。”邗沟又名中渎水、合渎渠、山阳渎，是吴国为北上争霸中原而运送军资的水运粮道。北宋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引《吴越春秋》云：“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掘江通淮，运粮之水路也。”《左传》杜预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邗沟南端为临长江的邗城，北端为滨淮河的末口。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原，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史记·六国年表》载：周慎靓王二年（楚怀王十年，前319），“楚城广陵”，广陵之名始见于此。可见，邗城位于广陵城东南，广陵城在今扬州城北。《史记·越世家》载“楚威王伐越，尽取吴旧地”，此时邗城已属楚。 邗沟北端为末口，即入淮之口。末口在淮阴，即北神堰。清人胡渭《禹贡锥指》云：“山阳县西有山阳渎，即古邗沟。其县北五里之北神堰，即古末口。”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在淮安府北五里，今废。” 开凿初期的邗沟运道，由广陵至邵伯入艾陵湖，经过武广湖（后名武安湖）与绿阳湖之间，注入樊良湖，又由樊良湖东北引出，经过博芝湖、射阳湖，西北出夹耶入淮。艾陵湖位于邵伯东七里，武安湖位于江苏省高邮市西南三十里，绿阳湖位于高邮南三十里，樊良湖位于高邮北二十里，博芝湖位于江苏省宝应县东六十里。夹耶地望不详，应在淮阴不远处。《汉书·地理志》：“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太平寰宇记》：“广陵县邵伯埭有斗门，在县东北四十里，临合渎渠有小渠，阔六步五尺，东去七里，入艾陵湖。”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引唐人李吉甫所编《元和郡县志》：“合渎渠在江都县东二里。昔吴王夫差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下掘深沟，谓之邗江，亦曰邗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今谓之官河，一谓之山阳渎。”《水经注》对此记载最为详尽：“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注樊良湖，旧道东北出博芝、射阳二湖，西北出夹耶，乃至山阳矣。” 概言之，当时的邗沟从广陵城下经人工运道向北到邵伯，邵伯以北有武广、陆阳二湖，邗沟从二湖之间通行，注入樊良湖，此段也是人工运道。注入樊良湖后，利用自然湖泊为运道。然后，再经人工渠道，汇入射阳湖。在射阳湖穿行后，再经人工运道，经夹耶抵达末口入淮。这就是《水经注》所谓邗沟“旧道”。邗沟“首受江于江都”，是南引江水北流入淮的。在黄河未夺淮入海之前，苏北一带还没有受到黄河泥沙淤积的影响，地势南高北低，故邗沟之水得以北流。 可见，邗沟旧道系利用江淮之间的自然湖泊，以人工渠道相连接，故而运道弯曲。为了利用樊良湖和射阳湖自然水面，邗沟运道向东北绕行至射阳湖，再向西北经夹耶至末口入淮。选择这个大迂回线路，显然是为了利用江淮间的一连串天然湖泊，既减少运河开挖长度，又有利于水位调补。 东汉建安年间开辟邗沟西道 为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湖泊，邗沟旧道从广陵向东北屈曲，绕行射阳湖后入淮。这虽然减少了开凿河道的工作量，但运道弯曲漫长、通行不便，水路与陆路不相并行互补。东汉建安二年（197）陈登任广陵太守后，为改变这一局面，开辟了邗沟新的运道。 邗沟此次改道的详细情况，史书未予记载。《水经注》引曹魏时人蒋济《三州论》，保留了相关信息。曹魏黄初六年（225）八月，魏将伐吴，尚书蒋济作《三州论》加以劝阻。《三国志·蒋济传》：“济表言‘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水经注》引《三州论》曰：“淮湖迂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登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清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马濑，白马湖也。”《水经·淮水篇》：“淮水又东，过淮阴县北，中渎水出白马湖，东北注之。”即是说，邗沟运道以人工运道“穿沟”经白马湖抵达淮河。 所谓“淮湖迂远”，指的是邗沟旧道屈曲东向绕行射阳湖的不利情况。因为水路迂远，所以“水陆异路”，水路远而陆路近。当时，由樊良至博芝，由博芝至射阳，中间人工渠道淤塞不通，加之旧道迂远，所以必须改道。有鉴于此，陈登“穿沟”，于白马湖滨开凿水道，以人工运道连通樊良湖与白马湖，仅“百里”即可由白马湖达樊良湖。《水经注》引《三州论》短短数语，将陈登改道一事包举无遗。 白马湖位于江苏省宝应县北十五里，樊良湖位于高邮北二十里，二湖并不相连，其间尚有津湖。陈登即似由津湖“穿沟”。东晋谢灵运《西征赋》叙述由长江至淮河的运道云：“发津潭而迥迈，逗白马以憩舲，贯射阳而望邗沟，济通淮而薄甬城。”津潭即津湖，又名界首湖，在宝应县南六十里。由宝应白马湖至高邮樊良湖百五十里，也与所谓“百里渡湖”大概相当。 陈登改道之前，邗沟运道由博芝出，经射阳湖后至淮河。陈登改道后，改由出津湖注白马湖，由此形成了新的邗沟运道。相对于邗沟旧道东向迂回，陈登所改的运道也被称为邗沟西道。陈登“穿沟”之后，邗沟运道南北通达。《魏志·张辽传》：“孙权复叛，帝遣辽乘舟与曹休至海陵临江。”既是“乘舟”，则说明由淮到白马湖，由白马湖到津湖，由津湖到樊良湖，由樊良湖经邵伯到广陵入江或东至海陵的运道，舟行畅通。建安改道后，晋宋及隋朝开皇年间以前，由淮河至长江皆由白马湖、樊良湖至广陵入江，运道大致稳定，仅局部小有变迁。 晋穆帝永和年间（345—356）以前，邗沟由江都故城入江。此后，因运河水少，航运不通，需从江水上游引江水入运河，邗沟遂改道向西，至今江苏省仪征市入江。《水经注》云：“自永和中，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埭，引江水入埭六十里至广陵。”这条线路自仪征引江水入欧阳埭，由西东行，六十里至广陵，即仪扬运河（又称真州运河、仪征运河，1958年改名仪扬河）的前身。 据《水经注》载，晋哀帝“兴宁中，复以津湖多风，又自湖之南口沿东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后行者不复由湖”。可见，为避免往来船只为风浪所侵害，兴宁年间（363—365）又从津湖的南口起，沿津湖东岸，开凿二十里人工运道，到津湖北口，往来船只，改由人工运道行走。这是江淮运河有湖堤之始。 陈宣帝太建五年（573）北伐，以徐敬成为都督，引船由广陵自樊良湖下淮河，仍然沿用陈登开凿的邗沟西道。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开辟山阳渎后，邗沟西道遂废弃不用。 隋朝开辟山阳渎 《隋书·文帝纪》载文帝开皇七年（587）夏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资治通鉴》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隋朝所开的邗沟，与以前以人工运道连接自然河湖的做法不同，皆以人工开凿而成，体量较大，规制统一。 隋文帝开山阳渎，不再按照东汉建安年间邗沟西道由邵伯而樊良湖，而改道由扬州茱萸湾向东至宜陵镇，北达樊汊入高邮和宝应境内的山阳河以达于射阳。《嘉庆扬州志》于江都茱萸湾云：“在城东北二十里。”于山阳沟云：“在城东北三十里，一名山洋浊，又名山阳渎。隋文帝开皇七年扬州开山阳渎以通漕，即此。”于山洋河云：“在城东北六十里，濒宜陵镇，一名山阳河，南接江潮北至樊汊，达高邮界。”于高邮山阳河云：“在州东四十五里，南通樊汊镇，接江都山阳河界，北至三垛桥子口入射阳湖。” 在隋朝所开山阳渎中，扬州到宜陵镇一段的运道沿用了运盐河运道。《太平寰宇记》云：“广陵茱萸沟在县东北一十里，西从合渎渠，东过茱萸埭七十里至岱石湖入，西四里对张纲沟，入海陵县界。”南朝人阮升之《南兖州记》云：“吴王濞开此沟通运，至海陵仓。”可见，宜陵的山阳河由西汉吴王刘濞开通，专以从海陵运盐，并非南北通行之路。隋文帝时，开始沿此运道入樊汊，以通往来。 宜陵至山阳一段运道则是隋朝对之前的邗沟运道重修而来，且多为人工运道。《太平寰宇记》载：“淮阴县山阳渎即古之邗沟，旧水道屈曲，多设梁埭。隋文帝重加修掘通利焉。”《资治通鉴·开皇开山阳渎》注云：“春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山阳渎通于广陵尚矣。隋特开而广之耳。”但《资治通鉴·大业开邗沟》注云“春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此亦因故道也”，则误以为隋所开之山阳渎为吴邗沟之故道。 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陈宣帝太建五年北伐，徐敬成为都督，乘金翅自欧阳引埭上溯，由广陵自樊良湖下淮，仍沿用东汉建安年间广陵太守陈登开凿的邗沟西道。十五年后，隋文帝之所以重修邗沟运道，并不是因为邗沟西道不可用，而是与隋朝平定陈朝的策略有关。《隋书·贺若弼传》：“高祖受禅，阴有并江南之志，访可任者。高颎曰：朝臣之内，文武才干，无若贺若弼者。”《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济江。先是弼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置于渎内。陈人觇之，以为内国无船。”这也是何若弼所献“平陈十策”之一。“渎”，即开皇七年新开之山阳渎。但由宜陵樊汊所开的山阳渎，主要基于平陈的军事需求，未能充分考虑自然条件的限制，所以旋开旋淤。《读史方舆纪要》引《元和郡县志》云：开皇七年既开茱萸湾，“仁寿四年复开此以通漕。” 清人方浚颐曾说：“江去淮三百六十里，沟于春秋，渠于汉，水断于晋，渎于隋，河于唐，皆运河也。”此语高度概括了唐代以前江淮运河1500余年河道、水利的变迁。形成于春秋时期的邗沟，几经演变而成山阳渎，成为运河的基本形态，也奠定了大运河的基础。诚如方浚颐所言，无论邗沟河道和形态如何变迁，其连接江淮、沟通南北的作用始终没变，“皆运河也”，在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该运河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9日05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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